二战时德国为什么能以一敌众？

这个主要跟一战有关。因为一战，德国是战败国。而西面的英、法则是战胜国，东面除了复国的波兰、取代了沙俄的苏联，其它几乎都是原奥匈帝国解体后的一众小国（比如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等），他们（无论是东面还是西面的邻国）几乎与德国都是敌对的关系。而作为二战的发起者，德国要想对外扩张，就必须得“以一敌众”，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斯大林格勒城内的激烈巷战

崔可夫中将指挥的第62集团军和舒米洛夫少将指挥的第64集团军受领了保卫斯大林格勒市区的任务。9月13日，德军攻入市区，双方展开巷战逐街逐楼逐屋反复争夺。斯大林格勒变成了一片瓦砾场，城中80%的居住区被摧毁。在满是瓦砾和废墟的城中，苏联第62集团军顽强抵抗，在城中的每条街道，每座楼房，每家工厂内都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攻入城中的德军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尽管德军对伏尔加河东岸进行频繁的轰炸，但是苏军还是从那里得到了不断的补给和支持。刚刚赶赴城中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德军的主要战术是各兵种联合作战，非常重视步兵、工程部队、炮兵和空军的地面轰炸的协调。为了对抗这种战术，苏军指挥官采取了贴身紧逼的策略，尽量将己方的前线与德军贴近。这样导致了德军的炮兵部队无法发挥远程攻击的优点。德军把这种看不到敌人的城市防御战称为“鼠战”（德语：Rattenkrieg），甚至开玩笑说“即使我们占领了厨房，仍然需要在客厅进行战斗。”

在城中的制高点，一座名为马马耶夫冈的小山丘上，发生了最为残酷的战斗。两方军队不断地交替占领这片高地。苏军在一次反攻中，竟然在一天之内牺牲了1万名士兵。对火车站反复争夺达13次之多。在一个大粮食仓库里，两军的士兵非常接近，甚至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声，经过数个星期的苦战，德军不得不从这个仓库撤走。在城中的另一个部分，由扬科夫·巴甫洛夫指挥的一个小分队占据了城中心的一座公寓楼，并顽强地进行抵抗。士兵们在大楼附近埋设了大量地雷，并在窗口安设了机枪，还将地下室的隔墙打通以便通讯。这座顽强的堡垒后来被苏联人骄傲地称为“巴甫洛夫大楼”。

由于德军无法看到战斗结束的迹象，便开始调遣包括600毫米迫击炮等重装甲部队开入城内。然而在伏尔加格东岸的苏联火炮部队将德军置于其炮火笼罩之下。而城中的红军防御部队仍然利用废墟进行战斗。由于城内布满了高达数米的瓦砾堆和废弃建筑，德国的坦克部队毫无用武之地，而且即使坦克能够前进，也会遭遇在楼顶的苏军反坦克武器。

此外，苏联的狙击手非常成功地利用废墟作为掩体，给德军造成了极大伤亡。最为成功的一名狙击手Zikan到11月20日为止已经击毙了224个敌人。而日后成为好莱坞**《兵临城下》中的主人翁瓦西里·扎伊采夫（Vasilly Grigoryevich Zaitsev）。另外一名狙击手也创造毙敌149人的纪录。

对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来说，斯大林格勒战役都是事关成败的关键一战。苏军指挥部将战略重点从莫斯科转移到了伏尔加河地区，并且调动了全国所有的空中力量支持斯大林格勒。两方部队的指挥官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德军的指挥官保卢斯得了眼部肌肉痉挛的疾病，而崔可夫也在不见日光的地下室司令部也忍受着湿疹的病痛，以至于不得不将自己双手完全包扎起来。

经过3个月血腥的战斗，德军终于在11月份缓慢地推进到了伏尔加河岸，并且占领了整座城市的80%地区，将留守的苏联军队分割成两个狭长的口袋状。此外，伏尔加河开始结冰，导致苏联不能再通过船运送补给品给城中守军。尽管如此，马马耶夫高地附近的战斗和北部城区的工厂地带的战斗依然非常激烈。其中， 红色十月工厂、 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的战斗为全世界所知晓。当苏联士兵与德军进行枪战的同时，工厂内的工人就在侧旁修复损坏的坦克和其它武器，有的时候甚至就直接在战场上修理武器。坦克由工厂的工人志愿兵驾驶。这些坦克往往直接从兵工厂的生产线上开到了战斗前线，甚至来不及涂上油漆和安装射击瞄准镜。德第6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的副官在这一天的战地日记中写道：“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市民的支援下实施反攻击。市民们也拿起了武器，表现得非常英勇。在战场上可以看到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他们那已僵硬的手还握着步枪和手枪。在被击毁的战车驾驶舱里，坐着被打死的工人。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从未见过”。11月11日，德军最后一次企图攻占该市，并在街垒工厂以南冲到伏尔加河岸，但其攻势已成强弩之末。

苏军红军反攻的“铁钳攻势”

在围城期间，协助防卫B军群侧翼的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部队都要求其指挥部增加援助。例如匈牙利第2军团（装备和训练都很落后）负责防护斯大林格勒北部200公里长的地带。这使得其战线拉得非常狭长，甚至在有些地段，只有一个野战排来防守整整1-2公里的防线。而苏军在伏尔加河南岸保留了几个攻击点，这对B军群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然而，希特勒过于关注攻城本身，拒绝了侧翼部队提出的增援要求。为此，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弗朗兹·哈尔德表示了忧虑和异议，结果，希特勒便在9月底将其撤职，任命库尔特·蔡茨勒（Kurt Zeitzler）为新一任参谋总长。

9月2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司令为罗科索夫斯基中将)，东南方面军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到了秋天，负责斯大林格勒地区总体战略的红军统帅朱可夫开始在城外的南北两侧大规模集结兵力。德军的北侧是由装备落后并且斗志不强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军队组成的。朱可夫的策略是将德军继续牵制在城内，然后通过打击德军虚弱的外侧来将德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市区。这次战略的暗号是“天王星行动”，这与针对德军中央军群的“火星行动”相呼应。

1942年11月19日，苏联红军开始实施天王星行动。由瓦图京大将（Nikolai Vatutin）指挥的主攻部队包括整整3个军团（第1近卫军团，第5坦克军团和第21军团），一共由18个步兵师，8个坦克旅，2个摩托旅，6个骑兵师和1个反坦克旅组成。在进攻的前夕，罗马尼亚部队似乎已有所察觉，不断向总部要求增援，但是遭到德军总部拒绝。负责防卫德军第6军团侧翼的罗马尼亚第3军团，由于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并且缺乏精良装备，仅仅在战斗发起一天之内便被苏军粉碎。

11月20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南部发动第二轮攻势。负责防卫该地区的罗马尼亚第4军便首当其冲遭到了攻击。主要由骑兵队组成的罗马尼亚人迅速被歼灭。此后苏军迅速向西推进，并于2日后在卡拉赫城区会合，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约25万德国、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部队以及部分克罗地亚军队陷入了这个包围圈中，同时也包括城中尚在战斗的数万苏军士兵。德军第六集团军只有约5万人的部队被分割在包围圈之外，苏军投入开发的新式武器：喀秋莎火箭炮(绰号[斯大林的管风琴],外观是集束多炮管彷佛管风琴)，卡秋莎火箭炮可以在一部机动车辆上同时发射多达48枚的火箭弹，这种武器在摧毁敌军的坦克方面有着近乎完美的表现。

11月30日，希特勒在一次公开演说中表示决不会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德军指挥部急于让德军在包围圈西部取得突破，然而德军空军司令戈林却声称空军有能力通过“空中桥梁”为第六集团军提供补给。一年前在迭扬斯克包围圈中的成功空运纪录使得德军将领依然幻想通过强大的空军运输力量来维持第六集团军的战斗力。然而两次空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规模的不同。第六集团军几乎相当于普通德国集团军的两倍，另外，同时被包围的还有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一部分。事实证明德国空军根本没有提供如此大规模部队的供给的运输能力。在克里特岛战役后，德国空军的实力一直未能得到恢复，而且其每天300吨的运输上限也无法满足每天500吨的需求。但希特勒仍然支持戈林的计划，并且再次强调被围困的部队决不能投降。

空投计划很快就遭受失败。严酷的天气条件和苏军强大的防空炮火使得德军的空中桥梁无法得以维系。据统计，德军只得到10%左右的所需物资，而且这些运输飞机还要从包围圈中运送伤病员回到后方。第六集团军渐渐感受到饥饿的威胁。

而在另一面，苏军在不断加强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而且开始缩小包围圈的行动。12月份，德军第57装甲军组织的企图从南部解救被围部队的“冬季风暴行动”遭到了苏军的成功阻击。赫尔曼�6�1霍特指挥的援军，离斯大林格勒仅距廿五公里即无法再推近。苏军发动反击将其击退150～200公里。迫使德军统帅部最后放弃解救被围集团的企图。从而为歼灭被围于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俄罗斯严酷的冬季开始展现其恐怖的威力。伏尔加河面的冰层逐渐变厚，因此苏军可以更加便利地补给己方部队。而包围圈中的德国人却消耗了所有取暖的燃料和医疗用品，每天都有数千名士兵死于饥饿、严寒和营养失调。一些军官试图说服保卢斯不顾希特勒的命令而迅速突围。但是保卢斯害怕背上违抗军令的罪名，因此坚持按兵不动。

1943年1月，苏联红军发起了又一轮攻势，代号为“木星行动”，试图突破顿河地区的意大利军防线，并攻取罗斯托夫。如果这次行动成功，德军南部集团军的余部将被完全围困在高加索地区。苏军虽然始终未能接近罗斯托夫，但是这次行动迫使德军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相隔250公里以上的距离。事实上，第六集团军已经完全失去了增援。

德国日本战败国为什么迅速崛起

德国和日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按道理，在世界各国的打压的制裁下，两国的实力和经济应该会跌入低谷。但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在战败之后又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了。

那么这是为何呢？其实原因很想简单，除开他们本身实力就很强之外，再就是拥有着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要知道如今现代很多国家里都还没有几个能够实现完整工业体系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不然也不会胃口大开，想着单挑整个欧洲和亚洲，想要建立新的体系。

其次就是为了能够抑制住苏联，德国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人的扶持。西德被北约所扶持，东德则是被华约所扶持，日本则是被美国所扶持，另外美国还免掉了日本人很多的赔款。战后美国针对西德的马歇尔计划可谓是给西德的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德国迅速复活了过来。

援欧的马歇尔计划计划性的输血，是德国能够规划性以及大规模战后重建的基本要素。德国发动战争所造成的国际债务使得货币体系基本崩溃了。而日本与德国都是冷战时期的前线所以肯定会受到帮助，不然如何牵制和对峙呢？

再就是战后英法两个又陷入到了殖民地当中去了，忙着自己手底下殖民地的那些事情，而日德两个就是顺势而上。德国和日本完全没有顾虑，埋头一心一意发展就是了。

而且战后德国和日本没有在国防方面用太多钱。不像苏联，在军事上花钱太多，努力秀肌肉。而德日就一门心思的发展科技和教育上，在加上本身底子也不错，所以崛起的速度也很快。

另外朝鲜战争的爆发让日本人发啦一笔横财，为美国人提供运输以及装备等等。后来的越南战争，日本在这里也发了一笔财。而且日本不论是在哪个方面，总是非常勤快，这也是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德国著名教育家鲍尔生（FriedrichPaulson）称哈勒大学“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是欧洲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哈勒大学的前身是一所骑士学院，1694年哈勒大学正式开办并得到国王的支持。虔敬派和理性主义者是哈勒现代化倾向的发起者和促进者。虔敬派产生于17世纪后半期，针对新教路德派重理性主义及追求宗教形式的做法，更强调实际信仰和感情信奉而不是繁文缛节 的宗教学说。虔敬派重视教育，其主张大多体现在由神学家弗兰克（August HermannFrancke，1663—1727）所进行的教育改革之中，正是弗兰克突破了盛行的神学正统观念。托马西乌斯（ChristianThomasius，1655—1728）代表了温和的理性主义倾向，是18世纪早期主要的大学改革家之一。他扫除了盛行的政治和基督教法则中形式主义的偏见和迷信，试图将绅士教育迫切要求的知识（包括骑术、击剑、外语和新科学）与国家对文职人员教育的正式要求结合起来。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言人、哲学家沃尔弗（Christian Wolff，1679—1754）拆除了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经院哲学的障碍。以上三人都曾在哈勒任教，正是他们发起了哈勒大学的现代化运动。 托马西乌斯被称为“哈勒大学的第一位教师”和新大学学术的奠基人，也是一名哲学家和“启蒙运动”的代表，有“启蒙运动之父”之誉。他曾在莱比锡大学讲授法学和哲学，1688年初出版一本嘲讽传统大学制度的杂志，认为“大学的许多知识是无用的、卖弄学问的，并隐伏在过时的教学方法和一种废弃的语言之下”。他反对穿传统大学的长袍以示标新立异。由于在宗教问题上与丹麦皇家牧师发生争执，其作品遭到丹麦政府的焚毁，丹麦政府要求萨克森政府采取措施处罚他的傲慢。最终，托马西乌斯被莱比锡大学开除，不仅失去了出版自由，甚至受到起诉乃至监禁的威胁。1690年，他逃到柏林，受到当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欢迎。1692年，国王准许他到哈勒骑士学院给普鲁士贵族青年讲授逻辑学和法学。在国王和虔敬派的支持下，托马西乌斯将骑士学院升格为大学，并于1694年获得正式特许状。在新的大学里，作为哲学教授和法学部主任，他废弃了中世纪大学传下来的经院主义课程，使哲学脱离神学而独立。他亲自讲授哲学、德语演说、法理学和自然法则学等课程。他最先采用德语讲课，打破了拉丁语在大学讲课中的垄断地位，显示了启蒙思想家的民族意识。他在讲课中强调实际知识和现实生活，重视对生活有用的科学的运用，使大学教育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他希望他的学生日后成为国家法学界的有用人才，即有才干的启蒙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哈勒大学成为德国18世纪新文化思想的指导中心。后来，先前驱逐他的萨克森政府想请他回莱比锡，并答应给他加官为枢密顾问，但遭到他的拒绝。他一直到死都在哈勒坚持自己的进步信念。腓特烈大帝将托马西乌斯与莱布尼茨相提并论，认为在现代人中，对德国人民的启蒙和教育贡献最大的，就是这两个人。 弗兰克自1691年起直到1727年逝世，一直在哈勒任教。他最初讲授东方语言，后来讲授神学，是德国大学最先讲授虔敬主义神学的人。1695年，他在哈勒创办了孤儿院和一系列教育机构，注重培养具有虔敬信仰的和实际生活所必需的智能的基督教徒。 沃尔弗被誉为启蒙哲学大师，“启蒙运动的真正奠基人”，他深受莱布尼茨的影响。除1723～1740年任教于马堡大学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哈勒任教，主要讲授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史家认为，正是沃尔弗“帮助哈勒大学成为德国主要的近代大学”。作为启蒙哲学家，沃尔弗和托马西乌斯一样用德语写作和讲课。他甚至说：“我们的语言用于科学比拉丁语好得多，而且用纯粹的德语所作的表述，若用拉丁语听起来声音便极粗野。”沃尔弗是创建现代哲学体系的第一人，这种现代哲学是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鲍尔生说，在康德哲学取得统治地位之前，沃尔弗和他的学生支配着德国的大学和德国的一般教育达半个多世纪。 在以上三人的努力下，哈勒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第一个发祥地，从前的旧大学都须以教会肯定的教条为教育原则，教授不能触犯之，神学和哲学教学如此，法学和医学教学同样如此。哈勒采纳了现代哲学和科学，成为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最早基地。古代语言和文学不再像在传统大学那样被强调，课程呈现出功利主义色彩，这或许是普鲁士政府热心支持它的主要原因之一。托马西乌斯、弗兰克、沃尔弗以及其他教师用本国语而不是拉丁语讲课。科学教授、“燃素论”的创始者施塔尔（ErnstStahl，1660—1734）也首先强调科学知识的实际运用。哈勒成为普鲁士文职人员的重要的训练基地。 从哈勒大学1694年创办到1728年，不少于18208名学生进入哈勒学习，人数多于任何其他德国大学。在哈勒创办的最初十年中，它招收的贵族青年也多于其他机构。贵族青年主要学习法学，他们给大学带来了较高的声望。 哈勒大学在18世纪已成为德国境内最重要的大学，甚至成为欧洲大陆最严格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学习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影响十分深远，其他大学开始以哈勒为榜样，其中最卓著的是1737年开办的哥廷根大学。

（一）讲究秩序的民族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讲究秩序的民族。接触过德国人、或是去德国观光访问过的人对此都有深刻的印象。在德国大到空间、地、建筑物，小到家庭主妇外出购物都被事先安排得井井有条。维持秩序的标志牌和禁令牌随处可见，事无巨细都有明文规定，并要求人们严格遵守，等等。如商店的营业时间是有严格规定的，一般店员早7时左右上班，擦拭门窗、整理货物，8时开门营业，中午不休息直到下午6时关门。从星期六下午2时起，各商店停止营业，星期天关门休息。这一营业时间各商店都要严格遵守，不得超时营业。

在德国有着严格的交通法规，路上各种各样的路标清晰醒目。高速公路旁的蓝色路标夜间在路灯的反射下，很远就可见到。标志地铁的蓝色大型字母U(U-Bahn)的标志牌高悬空中，百米之外便一目了然。不夸张地说，对于一个外国人，只要识得各种交通标志牌，不用张口说一句德语，即可游遍德国各个城市。这些标志牌已成为维护德国交通秩序的重要手段。

德国的公共交通以守时著称，不光是飞机，火车也以安全正点闻名于世，就是公共汽车也有自己的运行时刻表，必须按点行驶。居民只需在家查准时刻表，按时到站上车，不需提前到站候车。汽车即便提前到达，也会等到正点发车。德国汽车司机可称得上是遵时守刻的模范，作为乘客也必须按规定购票乘车，如果违反，将受到严厉的罚款惩处。德国汽车都为无人售票车，乘客要按汽车交通图上指示的票价在自动售票机上买票。买票时，你一定要弄准所乘车的票价，否则一不留心，在自动检票机上少打一个票孔，一经查出，一律要交数十马克的罚款。德国人对于法规执行起来说一不二，其原则性是最强的，讲不得半点情面。

德国人有一样东西总是随身携带的，那就是记事本。德国人凡事都记录在本上，他们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伸手掏记事本，一个习惯用语就是：请稍候，让我看看记事本。记事本人人都有，大到公司经理，小到中学生、家庭主妇，人手一本。在德国办事务必提前预约，方可成行。德国人做事必先制订计划，就是家庭主妇外出购物也都是先列张购物单。一对夫妇如打算出国旅游，那么他们可能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制订旅游计划了。他们会先打电话向各旅游局询问报价、服务项目、．游览日程等情况，然后进行比较。选择好委托的旅行社后，还要亲赴该旅行社详谈，直至一切准确无误，旅行计划输入电脑。接下来还要就所去．国家的人文地理、语言等做一番了解。这样一个一年后才付诸实行的旅游计划早早就被安排得井井有序。由此可见德国人办事的计划性及严格认真的态度。

(二)严肃沉稳 不尚浮夸

和德国人初交，他们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显得呆板而沉重。接触长了，你就会觉得德国人待人接物虽严肃拘谨，但态度诚恳坦直。如果你在街上向陌生的德国人问路，他会热情地、不厌其烦地为你指点迷律。如果他也不知道，他会替你去问别人，或不辞劳苦地陪你走上一段，直至你明白为止。 在公共社交场合，德国人显得非常拘泥形式，不擅长幽默。他们一板一眼、正襟危坐，做事谨慎小心，一切按规矩和制度行事。

但在私人交际圈中，德国人也会无拘无束地与朋友聚会，他们可以丢开自己经理、官员的身份，用小名称呼朋友，与朋友坦率地谈论生活中的烦恼。德国人十分喜爱欢乐场面，也利用一切机会举行娱乐活动，但此时还是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缺少真正的放松。 德国人办事认真仔细，责任心极强，对工作不能有一点儿敷衍塞责，一旦出现马虎失职，那只有请你另谋高就。德国有句俗话"公务是公务，烧酒归烧酒"，私下烟酒不分的朋友，办起公事来却公私分明，不讲一点儿私情。德国人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不徇私情，就像一部机器，严格而冷峻。 德国人具有强烈的"实事求是"的意识，注重实际、不尚浮夸。德国人的住室朴实无华，整齐大方。各种生活用品，如门、锁、开关、衣架、玻璃、灯罩等都牢固结实，注重实用，宁肯失之笨重，决不虚有其表。对一座建筑、一件家具、一套设备似乎都讲究百年大计，讲究内在质量，就如同德国人办事一样注重脚踏实地、绝不夸夸其谈。

(三)、勤劳整洁的德国人

德国人具有勤劳整洁的生活习惯，一般人家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起居室整理得井然有序、一尘不染。德国的家庭主妇爱洁成癖，她们早晨送走丈夫和孩子之后，便换上工作服，开始一天最有意义的工作：清洁宅院。她们会跪在地上，将每一个旮旯角落都擦洗一新，即使请清洁工和花匠帮忙，主妇们也往往跟班劳动，直干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方心满意足。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美观、清洁的家，这是每一个德自主妇的最大愿望。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走在德国的乡村、城镇，美丽的花园小别墅随处可见。德国人对住房的要求极高，拥有一套单独宅院的住房是普通德国人毕生奋斗的理想。人们平日辛勤工作，积攒钱盖房，为自己和子孙后代营造一处宽敞、体面、舒适的住房被视为人生完美充实的标志。 德国人勤奋工作、埋头苦干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受雇于人的职员身上，就是高级官员和大企业家也不例外。德国式严格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也决定了他们和散漫作风格格不入。有一位美国教师对德国进行长期观察后，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对美德儿童作了这样的比较：在一个雨过天晴、阳光明媚的日子，一位美国小姑娘会被明媚的阳光所吸引，在外面玩上一会儿再读书；而一位德国小姑娘则会在做完作业之后，再出去玩。先工作，后娱乐，这就是德国教育。人们只有在辛勤劳动之后，才有权力享受生活。

(四)遵纪守法的民族

有一个笑话：在半夜12时开车，看见红灯还停车的，全世界只有德国人。这一方面说明德国人在遵纪守法方面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同时也说明德国是一个执法严格的国家。 在德国，人们视遵纪守法为最高伦理原则，人们普遍存在着求稳怕乱、安于现状、自满自足的心理。这一心理的形成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的。 纵观德国的发展历史，历次改革或革命可以说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从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德意志到独裁者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极权和独裁导致下层百姓普遍存在着一种"顺从精神"或称"臣仆意识"。盲目服从、驯服地跟随统治者，就像德国历史剧中描写的"官吏们既已作出决定，皇上也已首肯，服从就是我们的天职。贯彻帝王圣旨，想必无上荣耀。"

战后德国在西方大国的推动下，走上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道路，德国人的民主意识得到了加强。人们主动参与政治生活，自由发表个人见解，那种顺从的臣仆意识虽已被摆脱，但长期历史沿袭下的一些心理仍存在于德国人的性格与意识中。在企业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一切按规章办事，缺少灵活性和主动性；职工们以服从为天职，而领导者则以是否服从命令、遵纪守法作为衡量职工好坏的标准。这也是形成德国人拘泥、呆板性格的原因之一。 德国人受地形、气候的影响，各个地区的人们在性格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北德人就比较开放，特别是汉堡人地处港口城市，见多识广，但也有些排外，对外地人或外国人显得不那么热情好客。相反，南德人，特别是巴伐利亚人地处内陆山区，思想较为保守，但为人朴质、热情、乐于助人。从总体上说，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团结守纪律的民族，他们在公共场合礼让老弱妇孺，不打闹喧哗，讲究公共卫生，对别人也不喜欢在背后说长道短。德国人很维护国家的声誉，尽管在大选时，各政党间相互攻击、揭短，但对外很少发表对本国的不满之词。

在德国，习惯上结婚之后丈夫的姓便成了夫妻双方共同的姓，即妻子婚后改用夫姓。如英格·施莱尔**同保罗·韦贝尔先生结婚，女方便随夫姓，被称为英格·韦贝尔。不过德国的法律规定夫妇双方可自行决定姓从哪方，可姓丈夫的姓，也可姓妻子的姓，而且在选用对方姓的同时，也可把自己的姓置于双方共同姓之前，如上面提到的那对夫妻，妻子可改英格·施莱尔-韦贝尔，或丈夫改用保罗·韦贝尔-施莱尔。

唯意志论特点是公开拒绝科学，宣扬神秘主义。把意志自由和道德现象看作不受客观规律和社会环境制约的东西，用意志自由来解释宇宙和人生的各种问题。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价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尼采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精髓，反映了现代意识的觉醒。

对人生价值的积极肯定，引发了人们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重新定位人生；对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否定性批判，开启了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对理性的批判，对传统的否定也存在着片面性，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欣赏的一面。

扩展资料

意志也是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肠胃、利爪、肌肉、性器官都是意志促使生物发展出来的。理性是意志的奴仆和工具，如没有理性的动物照样生存得很好，人之初并无理性可言，只是后来需要体现意志时意志才造出了理性。但理性是不可能认识到世界的本质的，直觉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

叔本华研究过印度哲学，受印度佛学影响较大，认为科学和哲学在意志领域达到了极限，只有依靠神秘的洞察力才能领悟到意志的本性。因此人的最高目的是以禁欲为起点，尔后忘我，最后忘掉一切，进入到空幻境界，这样才能超脱生存意志及其一切烦恼。

——唯意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