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3)

黔娄字子贞，一字贞正。少好学，多所讲诵。性至孝，不曾失色于人。南阳高士刘虬、宗测并叹异之。仕齐为编令，政有异绩。先是县境多猛兽暴，黔娄至，猛兽皆度往临沮界，时以为仁化所感。

徙孱陵令，到县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娄忽心惊，举身流汗，即日弃官归家。家人悉惊其忽至。时易疾始二日，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利，黔娄辄取尝之，味转甜滑，心愈忧苦。至夕，每稽颡北辰，求以身代。俄闻空中有声曰：「征君寿命尽，不复可延。汝诚祷既至，政得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娄居丧过礼，庐于冢侧。

梁台建，黔娄自西台尚书仪曹郎为益州刺史邓元起表为府长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宝山积，元起悉分与僚佐，唯黔娄一无所取。元起恶其异众，厉声曰：「长史何独为高」黔娄示不违之，请书数箧。寻除蜀郡太守，在职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娄身营殡敛，携持丧柩归乡里。

东宫建，以中军记室参军侍皇太子读，甚见知重。诏与太子中庶子殷钧、中舍人到洽、国子博士明山宾递日为太子讲五经义。迁散骑侍郎，卒。弟于陵。

于陵字子介，七岁能言玄理。及长，清警博学，有才思。齐随王子隆为荆州，召为主簿，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子隆代还，又以为送故主簿。子隆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于陵与夬独留经理丧事。永元末，除东阳遂安令，为人吏所称。

梁天监初，为建康狱平，迁尚书功论郎，待诏文德殿。后兼中书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马。旧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时于陵与周舍并擢充此职。武帝曰：「官以人清，岂限甲族。」时论以为美。累迁中书黄门侍郎，舍人如故。后终于鸿胪卿。弟肩吾。

肩吾字慎之，八岁能赋诗，为兄于陵所友爱。初为晋安王国常侍，王每徙镇，肩吾常随府。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王为皇太子，兼东宫通事舍人。后为安西湘东王录事、谘议参军，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简文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简文与湘东王书论之曰：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事阐缓，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模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杨、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昔贤为非，若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唯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覆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章横流，一至于此。

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相思不见，我劳如何!

及简文即位，以肩吾为度支尚书。时上流蕃镇，并据州拒侯景，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喻当阳公大心。大心乃降贼，肩吾因逃入东。后贼宋子仙破会稽，购得肩吾欲杀之，先谓曰：「吾闻汝能作诗，今可即作，若能，将贷汝命。」肩吾操笔便成，辞采甚美，子仙乃释以为建昌令。仍间道奔江陵，历江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封武康县侯。卒，赠散骑常侍、中书令。子信。刘虬字灵预，一字德明，南阳涅阳人，晋豫州刺史乔七世孙也。徙居江陵。

虬少而抗节好学，须得禄便隐。宋泰始中，仕至晋平王骠骑记室、当阳令。罢官归家静处，常服鹿皮袷，断谷，饵术及胡麻。齐建元初，豫章王嶷为荆州，教辟虬为别驾，与同郡宗测、新野庾易并遗书礼请之。虬等各修笺答而不应命。

永明三年，刺史庐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测、宗尚之、庾易、刘昭五人，请加蒲车束帛之命。诏征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书通意，虬答曰：「虬四节卧疾病，三时营灌植，畅馀阴于山泽，托暮情于鱼鸟，甯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

虬精信释氏，衣粗布，礼佛长斋，注法华经，自讲佛义。以江陵西沙洲去人远，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诏征国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昼有白云徘徊檐户之内，又有香气及磬声。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遴。

之遴字思贞，八岁能属文。虬曰：「此儿必以文兴吾宗。」常谓诸子曰：「若比之颜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称之。时有沙门僧惠有异识，每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儿。」握手而进之。

年十五，举茂才，明经对策，沈约、任昉见而异之。吏部尚书王瞻尝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谓瞻曰：「此南阳刘之遴，学优未仕，水镜所宜甄擢。」即辟为太学博士。昉曰：「为之美谈，不如面试。」时张稷新除尚书仆射，托昉为让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笔立成。昉曰：「荆南秀气，果有异才，后仕必当过仆。」御史中丞乐蔼即之遴之舅，宪台奏弹，皆令之遴草焉。后为荆州中从事，梁简文临荆州，仍迁宣惠记室。之遴笃学明审，博览群籍，时刘显、韦棱并称强记，之遴每与讨论，咸不过也。

累迁中书侍郎，后除南郡太守。武帝谓曰：「卿母年德并高，故令卿衣锦还乡，尽荣养之理。」转西中郎湘东王绎长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梦前太守袁彖谓曰：「卿后当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后牛奔堕车折臂，右手偏直，不复得屈伸，书则以手就笔，叹曰：「岂黥而王乎」周舍尝戏之曰：「虽复并坐可横，政恐陋巷无枕。」后连相两王，再为此郡，历秘书监。

出为郢州行事，之遴意不愿出，固辞曰：「去岁命绝离巽，不敢东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闻妻子具，孝衰于亲，爵禄具，忠衰于君。卿既内足，理忘奉公之节。」遂为有司奏免。后为都官尚书、太常卿。

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有一器似瓯可容一斛，上有金错字，时人无能知者。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一种，镂铜鸱夷榼二枚，两耳有银镂，铭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种，金银错镂古鐏二枚，有篆铭云：「秦容成侯适楚之岁造。」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有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其第四种，古制澡盘一枚，铭云：「初平二年造。」

时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录其异状数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帙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也。」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除诸葛亮、关羽、曹操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为理想的“明君”形象来塑造的。然而,现代的相当一部分读者、研究者对刘备形象却评价不高,甚至颇有非议。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备形象是“苍白无力”的。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罗贯中塑造刘备形象的得失,是一个关系艺术价值的问题。

一、明君枭雄,一人两面

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

作为“明君”,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

就“仁德爱民”而言,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而争取到了人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刘备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杀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补充道:“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在他于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

就“尊贤礼士”而言,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年已47岁、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满怀诚意,三顾茅庐,恭请年仅27岁、无名无位、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留下千古美谈。隆中对策时,诸葛亮称赞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并非虚言。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之后,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信任有加;刘备称汉中王,兼领益州牧,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伐吴,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后,黄权无法退还蜀中,又不愿投降东吴,只得率兵降魏;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对此,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时由衷称赞道:“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另一位名士,荆州零陵人刘巴,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当曹操南征荆州时,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刘巴却归顺了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欲与刘备抗衡;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这一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交差,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拒绝了,远远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为恨”;后来,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他又一再劝阻;直到刘备夺得益州,刘巴才表示归顺。而对这位刘巴,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进攻成都时,他就号令军中道:“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刘备称汉中王,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这些,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特别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临终之时,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还是陈寿在《先主传》末的评价比较公允:“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

作为“枭雄”,史书记载也不少。所谓“枭雄”,意思是“骁悍雄杰的人物”。刘备出身于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没有曹操、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为“赘阉遗丑”,虽然家庭名声不及袁绍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既有权势,又家资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进入仕途),也没有孙权那样继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盘,几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乱,群雄并立之时开创江山,没有几分骁悍之气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枭雄”恰恰是刘备的一大特色,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定评。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刚去世,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便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建安十四年(209),当刘备至京城见孙权时,周瑜曾上书孙权,亦称刘备为“枭雄”,主张将其扣留于吴。次年,周瑜卒,临终前上书孙权,又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这种骁悍之气,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冒险精神。刘备从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经常亲冒矢石,不避艰险。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轻,他动辄“力战有功”,“数有战功”,固属必然;赤壁之战时,面对生死存亡之机,他“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争夺汉中之役,他已59岁,手下兵多将广,但在“矢下如雨”之际,仍亲当矢石,奋勇向前,便可见其冒险精神,至老弥笃了。彭羕背后发牢骚时称他为“老革”(犹言“老兵”),正是反映了这一特点。二是机变权略。建安元年(196),兵败投奔他的吕布趁他与袁术相攻之机,袭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吕布求和,屯驻小沛,可谓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吕布被擒杀后,他随曹操至许都,可谓暂栖虎穴。建安四年(199),与曹操对食论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饰震惊之情,可谓随机应变。随后以截击袁术为名,离开许都,从此摆脱曹操控制,可谓见机而作。凡此,均可见其机变权略。三是坚忍不拔。在汉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刘备屡遭挫败,有时甚至败得很惨;但他从不灰心丧气,而是败而不馁,折而不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每每转危为安,终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抓住历史机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时候、某种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杀张裕之事。张裕原为刘璋从事,刘备入蜀与刘璋相会时,曾与张裕互相嘲弄,裕因刘备无须,戏称其为“潞涿君”(谐“露啄君”之音)。刘备因其不逊,积怒在心。后因张裕私下对人说:“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这确是大为犯忌之言,刘备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诛之。诸葛亮上表询问为何要将张裕处死,刘备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这就有些强词夺理了。尽管这种霸道行径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刘备毕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专制性。

纵观历史,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为的开国之君,差不多都有几分骁悍之气。从汉高祖刘邦到唐太宗李世民,从宋太祖赵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称为枭雄。而在封建时代,枭雄与明君并非截然对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侧面。从公认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吗

二、强此弱彼,有得有失

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时,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同时根据封建时代广大民众对政治家的选择,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

首先,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1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语,见第11回)。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20回)。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35回)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7年之久。在他辗转奔走的前半生中,这算是时间最长、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备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批评,一面把人才置于战略的高度,努力求贤;一面更加重视争取民心,为重新崛起准备条件。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第41回)。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同上)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三国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庞统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尤其是对他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的描写,更是具有典范意义。

历史上的徐庶,归属刘备的时间不算长,除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外,在政治、军事上发挥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云:“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曹公来征……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而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一见徐庶,便坦诚相待,拜为军师,委以指挥全军之责。在先后打败吕旷兄弟、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应允。分别的前夜,“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刘备又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宴罢,仍“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骑马远去,刘备还立马林畔,“凝泪而望”,甚至“欲尽伐此处树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36回)。这些描写,尽管主要是为“走马荐诸葛”和“三顾茅庐”作铺垫,却足以见出刘备求才之诚,爱才之深,颇具艺术感染力。对于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信任与倚重,《三国演义》更是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历史上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仅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演义》却以两回半的篇幅,精心设计,反复皴染,将“三顾”的过程写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刘备初见孔明,便屈尊“下拜”;听罢隆中对策,先是“避席拱手谢”,继而“顿首拜谢”;乍闻孔明不愿出山,当即“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及至孔明答应辅佐,又不禁“大喜”。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细节,把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渲染得淋漓尽致。诸葛亮出山以后,《演义》又充分突出其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竭力强调刘备对他的高度信任与倚重。我在《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中分析道: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历史上的庞统,在刘备领荆州牧后归之,开始“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后经鲁肃、诸葛亮荐举,“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演义》则在史实的基础上,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写庞统刚投奔刘备时,刘备以貌取人,仅命其为耒阳县令;一旦得知庞统半日了断百日公务,刘备立即自责:“屈待大贤,吾之过也!”及至看了鲁肃的荐书,听了诸葛亮的评价,刘备“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荆州”,并“下阶请罪”,遂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第57回)。如此虚己待人,不能不令贤士感动。这种君臣遇合,鱼水相谐的关系,乃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对于刘备的枭雄色彩,《三国演义》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写,或者来个移花接木。最明显、最容易被人想到的例子是“鞭打督邮”。按照《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和裴注的记载,历史上鞭打督邮的本来是刘备。事情的经过是:由于朝廷下诏,要对因军功而当官的人进行淘汰。正在当安喜县尉的刘备担心自己用鲜血换来的官职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邮来到安喜县,准备遣还刘备;刘备前往馆驿求见,督邮却称病不见;刘备一气之下,带人闯入馆驿,将督邮捆起来,绑在树上狠狠打了一顿;然后解下自己的印绶,挂在督邮的颈子上,扬长而去。历史上的刘备原本号称“枭雄”,性格刚毅,此时又年轻气盛,受到欺辱时自然不愿忍气吞声,这样做也并不奇怪。但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了把刘备塑造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张飞头上,这样既不损害刘备“宽仁长厚”的形象,又有利于突出张飞性如烈火、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可谓一举两得。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刘备枭雄性格的四个主要特点,《演义》着重表现了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对其机变权略也有所表现,这里不作详论。如此安排,自然是为了有利于突出刘备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弊病:其一,强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其二,过分淡化刘备的枭雄色彩,无形中降低了刘备作为刘蜀集团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这位历尽艰辛的开国明君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

三、多重视角,成功形象

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研究者的批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意见。我们不妨对此略加讨论。

批评之一:“形象苍白”。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刘备形象的血肉不够丰满,个性化特征不强,显得比较苍白。确实,与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刘蜀集团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刘备形象是给人比较单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其一,作为一位“明君”,尽管《三国演义》对刘备的描写大多以史籍记载为基础;但从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到,在“仁德爱民”与“尊贤礼士”两大特征中,其“仁德爱民”的历史依据和生活依据其实还相当有限。这就是说,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而言,刘备的“爱民”,更多的是一种愿望,一面旗帜,甚至是一种姿态,一个口号,而实实在在的行动,真真切切的利益却并不太多。算一算刘备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马倥偬,东奔西走:赤壁大战前,接连不断地征战,接二连三地挫败,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篱下,他基本上没有真正拥有一块巩固的地盘。赤壁大战后,建安十四年(209)始称荆州牧,拥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领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进攻刘璋,经过两年征战,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与孙权争荆州,二十二年(217)又与曹操争夺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据有汉中,但不久便失去荆州,损失头号大将关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称帝,七月便率军伐吴,次年遭到惨败,再过一年病卒。可以说,他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实践“仁德爱民”的主张。再进一步说,即使他有足够的机会,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其“爱民”也只能是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不可能真正达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艺作家对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难以在小说中把刘备的爱民写得足够生动感人。

其二,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除此之外,在刘蜀集团诸人物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乃是关羽。至于刘备,虽系刘蜀集团的领袖,却主要是承担“明君”的道义责任,而少有富于个性的言行举止。这样的刘备形象,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给人以“扁平”的感觉。

其三,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作者有意强化刘备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枭雄色彩,不仅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使他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这样,要想把刘备形象塑造得象诸葛亮、关羽、张飞那样活灵活现,就难乎其难了。

应该说,罗贯中在塑造刘备形象时,因过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艺术的辩证法,结果欲益反损,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充分彰显。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在缺乏足够的艺术积累的情况下,罗贯中能把刘备形象写到如此程度,已属难能可贵。只要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三国戏、《三国志平话》中的刘备加以比较,便应该肯定罗贯中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批评之二,“长厚似伪”。持此看法者不少,影响也很大,对此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

其一,目的与手段、功利追求与道德向往的矛盾,使刘备难以避免“似伪”之举。作为一代英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刘备要想兴复汉室,统一全国,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据者都像陶谦那样以礼相让,就只能夺取版图于他人之手。既要夺取,机巧权谋都是少不了的。试以取益州为例。早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制定了“跨有荆、益”,伺机两路北伐的战略方针①,这关系到刘备集团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奋斗目标。而在占据荆州之后,刘备对是否夺取益州曾经有过疑虑:

(庞)统曰:“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

事情很清楚:刘备要么坐守荆州,不再进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而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那对刘备集团将是大大不利。所以刘备采纳了庞统的意见。而在益州真正夺到手时,面对刘璋这位软弱无能而心地还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刘备不可能毫无内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65回)这正反映了政治领袖人物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常有的矛盾心态。为了争取人心,他们可以爱民,可以敬贤,却不可能对竞争对手处处“长厚”。这里无法完全避免诈伪,但如果一概斥为“诈伪”,就未免太偏激了。

其二,《演义》对刘备爱民的描写,确有过头失真之处。如第41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不禁大恸,这是合乎情理的,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作品紧接着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这就太过头了,反而显得不真实。作者一心想美化刘备,但夸张过分,却反而造成了“似伪”的不良效果。

其三,《演义》第42回写赵云将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后人对此时有讥刺,民间甚至有“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的俗语,似乎这也是诈伪。其实,在古代争夺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在遭受当阳之败时,“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演义》的描写,可以说是这一史实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异,乱世英雄与普通百姓的选择不同,对此不宜作简单化的负面理解。

 太平广记:卷第八神仙八

　刘安阴长生张道陵

　刘安

　汉淮南王刘安者，汉高帝之孙也。其父厉王长，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尽以封长子，故安得封淮南王。

　时诸王子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唯安独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兼占候方术，养士数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内书》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黄白之事，名为《鸿宝》，《万毕》三章，论变化之道，凡十万言。武帝以安辩博有才，属为诸父，甚重尊之。特诏及报书，常使司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

　尝诏使为《离骚经》，旦受诏，食时便成，奏之。安每宴见，谈说得失，乃献诸赋颂，晨入夜出。乃天下道书及方术之士，不远千里，卑辞重币请致之。

　于是乃有八公诣门，皆须眉皓白。门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阍人，自以意难问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长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义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士扛鼎暴虎横行之壮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无驻衰之术，又无贲、育之气，岂能究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钩深致远，穷理尽性乎？三者既乏，余不敢通。」

　八公笑曰：「我闻王尊礼贤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毕至。古人贵九九之好，养鸣吠之技，诚欲市马骨以致骐骥，师郭生以招群英。吾年虽鄙陋，不合所求，故远致其身，且欲一见王，虽使无益，亦岂有损，何以年老而逆见嫌耶？王必若见年少则谓之有道，皓首则谓之庸叟，恐非发石彩玉，探渊索珠之谓也。薄吾老，今则少矣。」言未竟，八公皆变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丝，色如桃花。

　门吏大惊，走以白王。王闻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台。张锦帐象床，烧百和之香，进金玉之几，执弟子之礼，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羁锁事务，沉沦流俗，不能遣累，负笈出林。然夙夜饥渴，思愿神明，沐浴滓浊，精诚浅薄。怀情不畅，邈若云汉。不斯厚（厚原作原，据《云笈七签》卷109引《神仙传》改）幸，道君降屈，是安禄命当蒙拔擢，喜惧屏营，不知所措。唯望道君哀而教之，则螟蛉假翼于鸿鹄，可冲天矣。」

　八童子乃复为老人，告王曰：「余虽复浅识，备为先学。闻王好士，故来相从，未审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画地为江河，撮土为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龙，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隐蔽六军，白日为暝；一人能乘云步虚，越海凌波，出入无间，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 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变万化，恣意所为，禽兽草木，万物立成，移山驻流，行宫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铅为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乘云驾龙，浮于太清之上。在王所欲。」

　安乃日夕朝拜，供进酒脯，各试其向所言，千变万化，种种异术，无有不效。

　遂授《玉丹经》三十六卷，药成，未及服。

　而太子迁好剑，自以人莫及也。于时郎中雷被，召与之戏，而被误中迁，迁大怒，被怖，恐为迁所杀，乃求击匈奴以赎罪，安闻不听。被大惧，乃上书于天子云：「汉法，诸侯壅阏不与击匈奴，其罪入死，安合当诛。」

　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县耳。

　安怒被，被恐死。与伍被素为交亲，伍被曾以奸私得罪于安，安怒之未发，二人恐为安所诛，乃共诬告，称安谋反。天子使宗正持节治之，八公谓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发遣王。王若无此事，日复一日，未能去世也。」

　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至今人马迹犹存。八公告安曰：「夫有借之人，被人诬告者，其诬人当即死灭，伍被等今当复诛矣。」于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问云，王仙去矣。

　天子怅然，乃讽使廷尉张汤，奏伍被，云为画计，乃诛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

　汉史秘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后世人主，当废万机，而竞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后自杀，非得仙也。

　按左吴记云，安临去，欲诛二被，八公谏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虫，况于人乎。」安乃止。又问八公曰：「可得将素所交亲俱至彼，便遣还否？」公曰：「何不得尔，但不得过五人。」安即以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还。吴记具说云：安未得上天，遇诸仙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

　武帝闻左吴等随王仙去更还，乃诏之，亲问其由。吴具以对。帝大懊恨，乃叹曰：「使朕得为淮南王者，视天下如脱屣耳。」遂便招募贤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为公孙卿、栾大等所欺。意犹不已，庶获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实有神仙也。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也。（出《神仙传》）

　阴长生

　阴长生者，新野人也，汉皇后之亲属。少生富贵之门，而不好荣贵，唯专务道术。闻马鸣生得度世之道，乃寻求之，遂得相见，便执奴仆之役，亲运履之劳。鸣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别与之高谈，论当世之事，治农田之业，如此十余年，长生不懈。

　同时共事鸣生者十二人，皆悉归去，唯长生执礼弥肃。鸣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将入青城山中，煮黄土为金以示之。立坛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经》授之，鸣生别去。长生乃归，合之丹成，服半剂，不尽（《云笈七签》卷106引《阴真君传》无尽字），即升天。乃大作黄金十数万斤，以布惠天下贫乏，不问识与不识者。

　周行天下，与妻子相随，一门皆寿而不老。在民间三百余年，后于平都山东，白日升天而去。著书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尽论，但汉兴以来，得仙者四十五人，连余为六矣。二十人尸解，余并白日升天。《抱朴子》曰：「洪闻谚书有之曰：『子不夜行，则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间不有学道得仙者？」

　阴君已服神药，未尽升天，然方以类聚，同声相应，便自与仙人相集。寻索闻见，故知此近世诸仙人数耳。而俗民谓为不然，以己所不闻，则谓无有，不亦悲哉。夫草泽间士，以隐逸得志，以经籍自娱，不耀文采，不扬声名，不修求进，不营闻达，人犹不能识之，况仙人亦何急急，令闻达朝阙之徒。知其所云为哉。

　阴君自叙云：「汉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仙君神丹要诀。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为真人，行乎去来。何为俗闻？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气导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闻道，此是要言。积学所致，无为合神，上士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为不然，能知神丹。久视长安。」

　于是阴君裂黄素，写《丹经》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黄栌之简，漆书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置蜀绥山。一封缣书，合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当有所传付。

　又着诗三篇，以示将来。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汉世。紫艾重纡，余（余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独好道，而为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苍霄，乘龙驾浮，青要（要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清黄晟刻本——以后简称黄刻本——青要作青风）承翼，与我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消遥太极，何虑何忧，傲戏仙都。顾悯群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几，泥土为俦，奔驰索死，不肯暂休。」

　其二章曰：「余（余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之圣师，体道之真，升降变化，乔、松为邻。唯余同学，十有二人，寒苦求道，历二十年，中多怠堕，志行不坚，痛乎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归贤。身没幽壤，何时可还？嗟尔将来，勤加精研，勿为流俗，富贵所牵。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寿同三光，何但亿千。」

　其三章曰：「惟余束发，好道德，弃家随师，东西南北，委放五浊。（明抄本委作悉，浊作经）避世自匿，三十余年。名山之侧，寒不遑衣，饥不暇食，思不敢归，劳不敢息。奉事圣师，承欢悦色，面垢足胝，乃见褒饰（褒饰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遂受要诀，恩深不测。妻子延年，咸享无极。黄白已成，货财千亿，使役鬼神，玉女侍侧。今得度世，神丹之力。」

　阴君处民间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张道陵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费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鹄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

　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

　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轮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新草除圂，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

　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罚刑，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罪，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

　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其药，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其所居门前水池，陵常乘舟戏其中，而诸道士宾客，往来盈庭巷（巷原作盖，据明抄本改）座上常有一陵，与宾客对谈，共食饮，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采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较，转其首尾，而大途犹同归也。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

　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其说长短形状。至时果有赵升者，不从东方来（明抄本无不字）生平未（未原作原，据明抄本、陈校本改）相见，其形貌一如陵所说。陵乃七度试升，皆过，乃受升丹经。

　七试者：

　第一试，升到门不为通，使人骂辱，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

　第二试，使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升接床。明日又称脚痛不去，遂留数日。亦复调戏，升终不失正。

　第三试，升行道，忽见遗金三十瓶，升乃走过不取。

　第四试，令升入山彩薪，三虎交前，咬升衣服，唯不伤身。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

　第五试，升于市买十余匹绢，付直讫，而绢主诬之，云未得。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吝色。

　第六试，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又以私米遗之。

　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敢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升一人乃曰：「神之所护，何险之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掷，投树上，足不蹉跌，取桃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援，不能得返。于是乃以桃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升。陵乃以手引升，众视之，见陵臂加长三二丈，引升，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之。升食桃毕，陵乃临谷上，戏笑而言曰：「赵升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唯升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唯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堕陵前。

　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升长二人笑曰：「吾知妆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升、长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而乃没于云霄也。

　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试，以度赵升，乃知（知原作如，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其志也。（出《神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