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东阳马生序》是明代文学家宋濂创作的一篇赠序。在这篇赠序里,作者叙述个人早年虚心求教和勤苦学习的经历,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自己借书求师之难,饥寒奔走之苦,并与太学生优越的条件加以对比,有力地说明学业能否有所成就,主要在于主观努力,不在天资的高下和条件的优劣,以勉励青年人珍惜良好的读书环境,专心治学。
《送东阳马生序》翻译如下:
我年幼时就非常爱好读书。家里贫穷,无法得到书来看,常常向藏书的人家求借,亲手用笔抄录,计算着日期按时送还。冬天非常寒冷,砚台里的墨汁都结了冰,手指冻得不能弯曲和伸直,也不放松抄录书。抄写完毕后,便马上跑去还书,不敢稍微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有很多人都愿意把书借给我,于是我能够遍观群书。成年以后,我更加仰慕古代圣贤的学说,又苦于不能与学识渊博的老师和名人交往,曾经赶到数百里以外,拿着经书向乡里有道德学问的前辈请教。前辈德高望重,门人弟子挤满了他的屋子,他的言辞和脸色从未稍变得缓和。我站着陪侍在他左右,提出疑难,询问道理,俯下身子,侧着耳朵恭敬地请教;有时遇到他大声斥责,我的表情更加恭顺,礼节更加周到,不敢说一个字反驳;等到他高兴了,则又去请教。所以我虽然愚笨,但最终获得不少教益。
当我外出求师的时候,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行走在深山峡谷之中。隆冬时节,刮着猛烈的寒风,雪有好几尺深,脚上的皮肤受冻裂开都不知道。回到客舍,四肢僵硬动弹不得。服侍的人拿着热水为我洗浴,用被子裹着我,很久才暖和起来。寄居在旅店里,旅店老板每天供应两顿饭,没有新鲜肥嫩的美味享受。同客舍的人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用红色帽带和珠宝装饰的帽子,腰间挂着白玉环,左边佩戴宝刀,右边挂着香囊,光彩鲜明,像神仙一样;我却穿着破旧的衣服处于他们之间,但我毫无羡慕的心。因为心中有足以快乐的事情,所以不觉得吃的、穿的享受不如别人。我求学的辛勤和艰苦就是像这个样子。如今我虽已年老,没有什么成就,但所幸还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承受着天子的恩宠荣耀,追随在公卿之后,每天陪侍着皇上,听候询问,天底下也不适当地称颂自己的姓名,更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呢?
如今的学生们在太学中学习,朝廷每天供给膳食,父母每年都赠给冬天的皮衣和夏天的葛衣,没有冻饿的忧虑了;坐在大厦之下诵读诗书,没有奔走的劳苦了;有司业和博士当他们的老师,没有询问而不告诉,求教而无所收获的了;凡是所应该具备的书籍,都集中在这里,不必再像我这样用手抄录,从别人处借来然后才能看到了。他们中如果学业有所不精通,品德有所未养成的,不是天赋、资质低下,而是用心不如我这样专一,难道可以说是别人的过错吗!
东阳马君则,在太学中已学习二年了,同辈人很称赞他的德行。我到京师朝见皇帝时,马生以同乡晚辈的身份拜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文辞很顺畅通达,同他论辩,言语温和而态度谦恭。他自己说少年时对于学习很用心、刻苦,这可以称作善于学习者吧!他将要回家拜见父母双亲,我特地将自己治学的艰难告诉他。如果说我勉励同乡努力学习,则是我的志意;如果诋毁我夸耀自己际遇之好而在同乡面前表示骄傲,难道是了解我的人吗?
作品原文:
《送东阳马生序》
宋濂〔明代〕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予者哉!
词句注释:
东阳:今浙江东阳市,当时与潜溪同属金华府。马生:姓马的太学生,即文中的马君则。序:文体名,有书序、赠序二种,本篇为赠序。
余:我。嗜(shì)学:爱好读书。
致:得到。
假借:借。
弗之怠:即“弗怠之”,不懈怠,不放松抄录书。弗,不。之,指代抄书。
走:跑。
逾约:超过约定的期限。
既:已经,到了。加冠:古代男子到二十岁时,举行加冠(束发戴帽)仪式,表示已成年。
圣贤之道:指孔孟儒家的道统。宋濂是一个主张仁义道德的理学家,所以十分推崇它。
硕(shuò)师:学问渊博的老师。游:交游。
尝:曾。趋:奔赴。
乡之先达:当地在道德学问上有名望的前辈。这里指浦江的柳贯、义乌的黄溍等古文家。执经叩问:携带经书去请教。
稍降辞色:把言辞放委婉些,把脸色放温和些。辞色,言辞和脸色。
援疑质理:提出疑难,询问道理。
叱(chì)咄(duō):训斥,呵责。
俟(sì):等待。
卒:终于。
箧(qiè):箱子。曳屣(yè xǐ):拖着鞋子。
穷冬:隆冬。
皲(jūn)裂:皮肤因寒冷干燥而开裂。
僵劲:僵硬。
媵人:陪嫁的女子。这里指女仆。持汤沃灌:指拿热水喝或拿热水浸洗。汤:热水。沃灌:浇水洗。
衾(qīn):被子。
逆旅:旅店。
日再食:每日两餐。
被(pī)绮绣:穿着华丽的绸缎衣服。被,同“披”。绮,有花纹的丝织品。
朱缨宝饰:红穗子上穿有珠子等装饰品。
腰白玉之环:腰间悬着白玉圈。
容臭:香袋子。臭(xiù):气味,这里指香气。
烨(yè)然:光彩照人的样子。
缊(yùn)袍:粗麻絮制作的袍子。敝衣:破衣。
耄(mào)老:年老。八九十岁的人称耄。宋濂此时已六十九岁。
幸预:有幸参与。君子指有道德学问的读书人,另译指有官位的人。
缀:这里意为“跟随”。
谬称:不恰当地赞许。这是作者的谦词。
诸生:指太学生。太学:明代中央政府设立的教育士人的学校,称作太学或国子监。
县官:这里指朝廷。廪(lǐn)稍:当时政府免费供给的俸粮称“廪”或“稍”。
裘(qiú):皮衣。葛:夏布衣服。遗(wèi):赠,这里指接济、给予。
司业、博士:分别为太学的次长官和教授。
非天质之卑:如果不是由于天资太低下。
流辈:同辈。
朝:旧时臣下朝见君主。宋濂写此文时,正值他从家乡到京城应天府(南京)见朱元璋。
以乡人子:以同乡之子的身份。谒(yè):拜见。
撰(zhuàn):写。长书:长信。贽(zhì):古时初次拜见时所赠的礼物。
辨:同辩。
夷:平易。
归见:回家探望。
“谓余”二句:认为我是在勉励同乡人努力学习,这是说到了我的本意。
诋(dǐ):毁谤。际遇之盛:遭遇的得意,指得到皇帝的赏识重用。骄乡人:对同乡骄傲。
作品赏析:
此篇赠序是宋濂写给他的同乡晚生马君则的。作者赠他这篇文章,是以勉励他勤奋学习,但意思却不直接说出,而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中引申而出,婉转含蓄,平易亲切,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硕德长者对晚生后辈的殷切期望,读来令人感动。
全文分三大段。第一段写自己青少年时代求学的情形,着意突出其“勤且艰”的好学精神。内中又分四个层次。第一层从借书之难写自己学习条件的艰苦。因家贫无书,只好借书、抄书,尽管天大寒,砚结冰,手指冻僵,也不敢稍有懈怠。第二层从求师之难,写虚心好学的必要。百里求师,恭谨小心。虽遇叱咄,终有所获。第三层从生活条件之难,写自己安于清贫,不慕富贵,因学有所得,故只觉其乐而不觉其苦,强调只要精神充实,生活条件的艰苦是微不足道的。第四层是这一段的总结。由于自己不怕各种艰难,勤苦学习,所以终于学有所成。虽然作者谦虚地说自己“未有所成”,但一代大儒的事实,是不待自言而人都明白的。最后“况才之过于余者乎”的反诘句承前启后,内容十分丰富。首先作者用反诘的语气强调了天分稍高的人若能像自己这样勤奋,必能取得越自己的卓绝成就。同时言外之意是说自己并不是天才,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绩,都是勤奋苦学的结果。推而言之,人若不是天资过分低下,学无所成,就只怪自己刻苦努力不够了。从下文知道,马生是一个勤奋好学的青年,他只要坚持下去,其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所以这一句话虽寥寥数字,但含义深厚,作用大,既照应了上文,又关联了下文,扣紧了赠序的主题,把自己对马生的劝诫、勉励和期望,诚恳而又不失含蓄地从容道出,表现出“雍容浑穆”的大家风度。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写当代太学生学习条件的优越,与作者青年时代求学的艰难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反面强调了勤苦学习的必要性。“日有廪稍之供”云云是与上文生活条件之苦对比,“有司业、博士为之师”云云是与上文求师之难对比,“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云云,与上文借书之难对比。通过对比,人们很清楚地看出当今太学生在读书、求师、生活等几个方面,都比作者当年的求学条件优越得多,但却业有未精,德有未成。最后用一个选择句式又加一个反诘句式,强调指出:关键就在于这些太学生既不勤奋又不刻苦。这又是对上段第四层的照应。
以上两段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勤苦学习的重要性,虽未明言是对马生的劝励,而劝励之意自明。然而文章毕竟是为马生而作的,所以至第三段便明确地写到马生,点明写序的目的,这就是“道为学之难”,“勉乡人以学者”。因为劝励的内容在上两段中已经写足,所以这里便只讲些推奖褒美的话,但是殷切款诚之意,马生是不难心领神会的。
宋濂为人宽厚诚谨,谦恭下人。此文也是一如其人,写得情辞婉转,平易亲切。其实按他的声望、地位,他完全可以摆出长者的架子,正面说理大发议论,把这个青年教训一通的。然而他却不这样做。他绝口不说你们青年应当怎样怎样,而只是说“我”曾经怎样怎样,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去和人谈心。不仅从道理上,而且从形象上、情感上去启发影响读者,使人感到在文章深处有一种崇高的人格感召力量,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缩短了与作者思想上的距离,赞同他的意见,并乐于照着他的意见去做。写文章要能达到这一步,决非只是一个文章技巧问题,这是需要有深厚的思想修养作基础的。
其次,作者在说理上,也不是凭空论道,而是善于让思想、道理从事实的叙述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在事实的叙述中,又善于将概括的述说与典型的细节描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使文章具体实在,不仅在行文上简练生动,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在说到读书之难时,作者在概括地叙述了自己因家贫无书,不得不借书、抄书,计日以还的情形后说:“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细节描写,就使人对作者当初读书的勤奋及学习条件的艰苦,有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具体感受。理在事中,而事颇感人。这也是此文使人乐于赞同并接受作者意见的又一个内在的原因。
创作背景:
公元1378年(明洪武十一年),宋濂告老还乡的第二年,应诏从家乡浦江(浙江省浦江县)到应天(今江苏南京)去朝见,同乡晚辈马君则前来拜访,宋濂写下了此篇赠序,介绍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学习态度,以勉励他人勤奋。
作者简介: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汉族,浦江(今浙江浦江县)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他的代表作品有《送东阳马生序》、《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等。
葛洪养生方法概述:归潇峰
道教作为一个重生贵生的宗教,对生命洋溢着极大的热情,为了实现长生成仙的终极目标,延年度世成为历代高道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葛洪作为魏晋时期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对养生方法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著有《抱朴子》内外篇、《肘后备急方》、《神仙传》等。葛洪不仅是神仙道教的奠基人,作为一名“兼修医术”的道教代表,对后世的中医学、药物学、免疫学、传染病学都有不同程度的启迪。本文主要通过梳理《抱朴子·内篇》中的养生方法,力图从另一角度来呈现葛洪对道教养生学的贡献。
一
葛洪作为“兼修医术”的道教学者,不仅撰写了《肘后备急方》、《玉函方》等医学著作,更希望借此方便百姓治疗疾病,这种思想体现了他对社会大众的深情关切。葛洪认为,人的身体是易伤难养的,一旦有所损伤就很难及时康复,因此如何“养身”就显得尤为重要。葛洪从“治未病”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不伤身”来减少疾病的发生。因此他提出了“生活养生”的观点,而“不伤”、“适度”则成为葛氏“生活养生”的基本原则。葛洪指出:
才所不逮,而困思之,伤也;力所不胜,而强举之,伤也;悲哀憔悴,伤也;喜乐过差,伤也;汲汲所欲,伤也;久谈言笑,伤也;寝息失时,伤也;挽弓引弩,伤也;沈醉呕吐,伤也;饱食即卧,伤也;跳走喘乏,伤也;欢呼哭泣,伤也;阴阳不交,伤也;积伤至尽则早亡,早亡非道也。(《内篇·极言》)
如果一个人去做自己力不能及的事,或是过度的喜悦悲哀,就会有所损伤。平时饮食过饱、饮酒过度,或是睡觉休息不适时,也容易损伤身体。因此,葛洪认为,只有懂得养生、摄生的人,才会起居有常、饮食有节,才会懂得调节筋骨的方式, 知晓调和营卫、预防疾病的方法,明白节宣劳逸的重要性,了解“忍怒全阴”、“抑喜养阳”的道理。只有如此才能减少疾病的产生,从而减少对身体的伤害,也就更易于实现“尽享天年”的人生理想。
如果只避免这类“伤因素”来预防疾病、保重身体是远远不够的。“伤因素”可以避免,但日常中的许多必要行为却无法避免,其中有些行为还会对人身体造成的伤害。养生应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据《内篇·极言》所载:
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伤心,甘多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谓久则寿损耳。(《内篇·极言》)
对大众而言,日常的养生法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衣着要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更换,做到寒凉增衣,暑热解衣;其次,不能到极饥极渴时才去饮食解渴,而饮食时又不能过饱,解渴时又不可过多;第三,食物的口味方面,应注意五味的搭配,不能过度偏好。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肝属木,其味为酸;心属火,其味为苦;脾属土,其味为甘;肺属金,其味为辛;肾属水,其味为咸。若过度偏好一味,则导致五味不平衡。正如《素问·五脏生成篇》所说:“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这“五味之伤”正是遵循着五行五脏之间的生克化制而产生的病理表现。因此五味一旦有所偏颇,便会产生五脏互伤的情形,最终导致神离精散、阴阳决离。第四,行为上要掌握“适度”的原则,凡事不可过度,否则必有损伤。这里所指的唾、行、听、视、坐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行为。如果长时间的行步、视听、坐卧而不注意休息,那就很容易产生疾病。《内经》中说:“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素问·宣明五气论》)这里的久视、久卧、久坐、久立、久行,就是行为过度劳累的表现,因此任何行为只要持续过久便容易积劳成疾,伤及人身。可以说,过度劳累是疾病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葛洪从“不伤”、“适度”两个基本原则出发,力图描绘出一个饮食有节、起居有度、不伤不损、劳逸结合的“摄生者”的形象,希望通过“摄生者”的养生原则,以此来强调生活养生的两个原则对人身保健的重要性。葛洪对“生活养生”的细致说明,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过度或者持久的行为都可能对人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是劝诫我们要注意的良好习惯的养成,有良好的习惯,才能有强健的身体,最终才能祛病远疾、养生延年。
二
葛洪不仅从生活上来指导百姓如何养生,作为神仙道教的奠基人,他更多的从修行方法上来论述养生方法。纵观《抱朴子·内篇》所记载的养生术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行气与导引。
“行气”这个词是葛洪首先提出来的,根据任继愈先生的定义,“行气”亦作“食气”、“服气”、“炼气”,指呼吸吐纳及导引等养生方法的内修功夫。因此,葛洪所述的“行气”之法,实际上就是指呼吸吐纳的方法。据《内篇》所载:
初学行气,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自耳闻其气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
夫行气当以生气之时,勿以死气之时也,故曰仙人服六气,此之谓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时,其从半夜以至日中六时为生气,从日中至夜半六时为死气,死气之时,行气无益……又行气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鲜之物,令人气强难闭。又禁恚怒,多恚怒则气乱,既不得溢,或令人发欬,故鲜有能为者也。(《内篇·释滞》)
这里所介绍的是关于行气的准备工作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首先,饮食情绪方面应该少食生冷不洁、肥厚油腻、鲜美可口的食物,同时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做到不愤不怨,不恚不怒,否则就容易导致气机不畅而难修行气。这就要求我们行气之前应该“不多食”、“禁恚怒”、“ 多静少躁”。其次,修习时间方面,应在“半夜以至日中六时”,中医认为,午夜子时至日中午时,是阳气渐生渐长之际,属于“生气”之时,对行气者而言,此时行气能吸纳天地的阳气,对身体大有裨益;而“日中至夜半”为“死气”之时,即使行气也无功效。如果已经做好了前期准备,那么之后便开始学习行气之法。修行者先以鼻吸气而后闭气,心中默数,然后缓慢的从口中吐出。呼吸时应该注意气的轻、缓、匀、长,遵循吸多呼少,细腻无声的原则。对于行气的功效,根据《内篇·至理》所述,可分为两方面,内可以“养身”,能治百病、辟饥渴、延年命,外可以“却恶”,能入瘟疫、禁蛇虎、止疮血,即总结为“内以养身、外以却恶”。功效中的“延年命”是行气的最终目的,同时也是养生所要追求的人生目标。葛洪说:“今导引行气,还精补脑……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内篇·至理》)通过行气将人体内外之气相互交汇,实现以气养心、以气养形,最终实现延年益寿的理想。
根据杨玉辉教授《道教养生学》的说法,导引是指通过肢体的锻炼为主要形式,同时与意念、呼吸等方法相结合的修炼方法。葛洪的《内篇》基本总结了所有的导引术式,如伸屈、俯仰、行卧、倚立、徐步、吟息等,同时还提出了如熊经、鸟伸、龟咽、鸢飞、蛇屈、猿据等新的导引术,但未记录具体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导引是动静相合的养生术式,在练习时应结合行气之法,两者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以呼吸吐纳的行气为“静功”(属心神),以肢体锻炼的导引为“动功”(属身形)。形神相依,动静相和,因此导引之动便能通利关节,强壮筋骨;导引之静便能收纳身心,调理气机。
抱朴子云:“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内篇·微旨》)通过行气吐纳、屈伸导引,达到以气养心、以气养形的“形神统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能够收心纳意,强健体魄,培育正气,祛病远疾,延年度世。
三
如果说,行气导引属于外在的物质性养生,那么宝精守一便是内在的精神性养生。所谓“宝精”就是珍惜自己的精气,使精气封固而不泄;“守一”是指将自己的意念集中在某个部位,相当于全神贯注在一个地方。宝精和守一是葛洪养生方法中内在精神性养生术式的典型。关于“宝精”的问题,散见于《内篇》中,抱朴子云:
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惟有得节宣之和,可以不损。(《内篇·释滞》)
又患好事之徒,各仗其所长,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人不可阴阳不交,坐致疾患。若纵情恣欲,不能节宣,则伐年命。善其术者,则能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阳,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令人老有美色,终有所禀之天年。(《内篇·微旨》)
精气神是人体的基本物质,早在《太平经》中就提出了通过对人体内部精气神的修炼,达到治身养生的目的。中医认为:“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其中构成人体的部分称为“生殖之精”,又称“先天之精”, 是生殖的根本,具有繁衍后代的功能;维持生命活动的部分是“水谷之精”,也称为“后天之精”,是从饮食物中摄取的营养物质,这些物质是维持生命活动和机体代谢所必不可少的。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先天是后天的根本,后天又能充养先天。因此,古代的中医名家都十分注重保护人体之精,葛氏也不例外。
葛洪认为宝精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是过度重视宝精的问题,而断绝一切房事。如果阴阳不交,那就违背了人的正常生理需求,便会导致气血壅滞,使疾病产生而不能长寿,这样对健康反而有害;另一方面,过度轻视宝精的重要性,一味的恣情纵欲,纵欲不节,使真精耗竭,最终折损年命。所以,宝精的关键就在于做到“节宣之和”,才能还精补脑,阴阳互补,终享天年。
宝精的养生法是葛洪从中医角度提出的,而作为另一个内在的精神性养生法—守一,则更多的从道教教义的角度来阐释。葛洪认为“玄”或“一”是与“道”相对等的,它们都是天地万物的始祖,都能孕育天地,生养万物。正如庄子所说:“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庄子·在宥》)这里庄子就提出了“守一”的观点,“守于一处”使得体内阴阳之气的处于和谐的状态,而葛洪的守一方法则更多的强调形神关系。葛洪说: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枝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内篇·至理》)
葛洪为了说明“形是神的物质基础”,通过堤与水、烛与火两个比喻来说明形与神的关系。如果堤岸不固、蜡烛不存,会导致水不能留,烛火不能燃;反之,若只有堤岸、蜡烛而无流水、烛火,那二者也会变的黯然失色。因此葛洪十分重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葛氏认为形体的过度劳累会导致神散气竭,肯定了形体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道教对生命的重视和身形的关怀。同时更应注意到无形的之物—神。神是生命的核心,是一切生命活动主宰,因此如何调和形神关系,真正实现“形是神的物质基础,神是形的生命表现”,这是葛洪所要思考的问题。基于此,葛洪关于“神与形”的养生方法也随之产生,即曰:守一。
守一是指将自己的意念精神集中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从定义来看,守一似乎更侧重精神对形体的作用,而并非注重形神的相互作用。葛洪所谓的养生其实包括了外在的形体养生和内在的精神养生,而大部分的养生方法,都是以外在的形体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守一是以内在精神性养生为出发点,通过“形须神立、形者神宅”的辩证关系来达到形神共养、内外兼备的目的。
《抱朴子·地真》云:
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约食,一乃留息;白刃临颈,思一得生;知一不难,难在于终;守之不失,可以无穷。
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并思其神,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隐之显之,皆自有口诀,此所谓分形之道。(《内篇·地真》)
这里涉及到“一”的概念,所谓“一”,意即从无形之道中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与“道”相似。天师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将“一”直接定义为“道”,曰“一者道也”。所以“一”就是道,“一”是道的别名。葛洪受玄学的影响,将“玄”、“一”与“道”直接对等,认为它们是天地万物的始祖,都能孕育天地,生养万物。
守一之法又分为“守真一”和“守玄一”。守真一能使修炼者进入思神存真、与神相通的状态,得长生之根。长生之根的要义在于“少欲约食”。少欲是指减少欲望,可使我们变得清静质朴,淳朴至善;约食是指适度饮食,能保证身体健康,疾病不生。守玄一是引导修炼者进入“玄览”内观的状态,得分形之道。分形之道就是“金水分形”。道教认为,通过“金水分形”可以见到自身的三魂七魄,如果修炼者不被魂魄所制,则可不衰不老,所以分形之道就是统摄魂魄之术。分形之道关键的在于“三一”,即从形体(一)分形而见魂魄(三七)。通过守玄一就实现了从“一”到“三”的转变,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不受魂魄所制约,不衰不老。不论是长生之根的“守真一”,还是金水分形的“守玄一”,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求“百害却焉,年命延矣”。
葛洪从中医理论和道教哲学两个角度出发,分别论述了宝精、守一两个内在的精神性养生方法。通过对形神关系的重视,一方面希望通过形神之间的转换将内在的养生功效外显于形体,进一步肯定了内在养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内在养生的强调,以此告诫人们要注意养护形神,只有形神俱健,才能真正实现“内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内篇·微旨》)葛氏通过形神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内外统一,最终进入了形神兼修的养生佳境,实现了延年度世、终享天年的养生目标。
四
道教作为一个传统宗教,养生方法的构建始终围绕长生成仙而展开。为了实现得道成仙的终极目标,历代高道做了许多尝试性的探索。葛洪作为一名神仙道教的理论家,一方面从“忠孝和顺仁信”等儒家纲常出发,希望通过引导群众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使提高修养成为得道成仙的通路;另一方面通过服食丹药来直接实现长生成仙,因此金丹药饵为历代修炼者所尊崇。金丹药饵作为独特的养生方术,葛洪正确的认识到了二者的特殊性,故在《金丹》、《黄白》、《仙药》等篇中做了不同程度的阐述。他说:
余考览养性之书,鸿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内篇·金丹》)
如果金丹不能实现长生成仙,那么古往今来就不会有神仙存在,因此服食金丹是成仙的重要方法。葛洪认为,这些矿物药石通过长时间的加热会产生变化,而且烧的越久变化就更加奇妙,同时所提炼出的物质(金丹)是不会腐坏的。葛氏从类比推理的角度出发,将物质的属性推及到人,认为人服用了这种不腐的金丹,最终也会不老不死,永葆身形。正基于此,葛洪十分注重金丹的特殊性,故在《内篇·金丹》中存留了许多金丹的文献史料。第一,丹法的记述,所谓丹法是指金丹大药炼制的方法。这里记述了赤松子丹法、石先生丹法、崔文子丹法、墨子丹法、玉柱丹法等三十余种,而且有的还介绍了原料、炼制时间以及制作过程。第二,丹药的说明,是指对丹法所炼出的丹药进行解释说明。如《金丹》篇中记载的饵丹、柔丹、伏丹、寒丹、九转之丹、九光丹等。这些丹药由于原料、制作工艺存等方面的不同,最终导致功效也不尽相同,但都可以“服之得仙”。
葛洪在梳理这些丹法与丹药的同时,记录下了炼丹过程中发生的化学现象。如《内篇·金丹》云:“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这里的丹砂其实就是硫化汞(HgS)。因此它的化学反应是:
HgS+O2→Hg+SO2 Hg+S→HgS
丹砂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生成水银(Hg)和二氧化硫(SO2),由于水银有亲硫性,因此与硫磺化合形成硫化汞(丹砂),此时的丹砂呈黑色,由于丹灶却属于密闭容器,黑色的丹砂随着温度的变化就升华为晶体状的硫化汞,此时的硫化汞(丹砂)便呈赤红色,外观与原先的丹砂并无区别。
又如《内篇·黄白》中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曾青就是硫酸铜(CuSO4),那么这个化学反应是:
CuSO4+Fe→FeSO4+Cu
通过曾青与铁的化学反应,将铜从硫酸铜(曾青)中析出,使铁取代了铜,因此铁表面会镀上一层红棕色的铜。由于铁表面已经是铜,所以这个置换反应就中止了,但内部还是铁,故曰“外变而内不化”。
葛氏对金丹术的梳理,体现了道教对长生成仙的不懈努力与追求。通过葛洪对炼丹著作的整梳,一方面详密的记载了许多丹法与丹药,收集了失传的炼丹著作,为研究炼丹术的发展提供了文献史料;另一方面通过整理丹书,将形而上的丹道理论转化为形而下的炼丹技术,为丹药的炼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推动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葛洪从类比推理的角度出发,宣扬金丹是长生成仙的捷径。由于逻辑上的不严密造成了荒谬的主观推论,最终导致金丹养生的不科学性。作为一名医药学家,葛洪在诊断疾病和整理文献时,形成了一套自己特有的用药习惯,构建了一种以草木药物为主的养生方法,称为“服饵”。所谓服饵就是指服食由草木药物所组成的药饵。抱朴子云:
理中四顺,可以救霍乱,款冬、紫苑,可以治咳逆,萑芦、贯众之煞九虫,当归、芍药之止绞痛,秦胶,独活之除八风,菖蒲、干姜之止痹湿,菟丝、苁蓉之补虚乏,甘遂、葶苈之逐痰癖,括楼、黄连之愈消渴,荠苨、甘草之解百毒,芦如、益热之护众创,麻黄、大青之主伤寒。(《内篇·至理》)
葛洪根据百家医著作中出现的且方便易得的药物进行了部分罗列,同时与病症一一对应。通过对药物的简单罗列,不仅方便了自己对药物的记忆与学习,而且也方便患者对药物的选择与使用。这种行为体现了葛氏严谨的医学态度。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将这种严谨的态度发挥的淋漓尽致,第一,注重“辩证论治”是指对同种病症的进行分类,通过区分病证以增强药物治疗的针对性。如在治寒热诸虐方中,将疟疾分为温虐、瘴虐、劳虐等并附方剂三十余首;第二,注重“多方对证”是指多首方剂针对同一病证,实行多方剂治疗,扩大了疾病治疗的途径。如治患胸痹痛方,方剂六首;治卒大腹水病方,方剂十七首。
《抱朴子·仙药》云:
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役使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行,众妖并辟。(《内篇·至理》)
道教学者葛洪一方面通过药物来治疗疾病,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终极目标,对药物划分了等级。葛氏根据《神农四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即上药可飞升成仙,中药能修心养性、下药可除疾治病。从长生成仙的角度出发,他认为仙药之上者为丹砂,其次为黄金、白银、石桂、石英等,再次是茯苓、地黄、麦冬、黄连等。因此在《仙药》篇中对天门冬、黄精、五芝、云母、雄黄等十五种药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包括了形态特征、产地品质、入药部分以及功效作用都做了记载和说明。由于金丹养生术所存在的问题,葛洪对丹药的重点从金丹转向了药饵,通过对草木药物的整理与归纳,知晓药物的药性以及适应症,以希望实现祛病养生,长生成仙。
抱朴子云:“虽服草木之叶,已得数百岁,忽怠神丹,终不能仙。”(《内篇·仙药》)金丹与服饵是葛洪养生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求长生成仙。但如果单用金丹或是药饵,仍然是不能成仙得道的。葛洪指出,服饵作为长生之方术,金丹作为成仙之捷径,两者只有相须为用,才能协同增效,以期仙道。值得注意的是,金丹与药饵虽然是古代的养生方法,但由于大量主观的臆断的充斥,认为服之即可得仙,虽然最终未能实现终极目标,但却对化学、药学等领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对金丹而言,这种探索性的炼丹推动了后世化学技术的发展;对药饵而言,对药物的辨别与运用对后世药物学的重大突破给予了启迪。
葛洪作为东晋时期“兼修医术”的道教学者,对道教和医学两个领域都有极为深入的研究,要实现健康长寿、长生成仙的目标,养生成为最佳途径。葛洪以成仙得道的宗教理想为最终目的,结合了以健康长寿的医学理想为主要手段,寻找到了医道之间的共同点,将二者有机结合,并以此为基点实现了医道相通。葛洪通过对养生方法的整理和归纳,实现了长寿与成仙的相统一。通过行气吐纳、屈伸导引外在的养生方法,达到舒活经络,强健筋骨,增强体魄的目标;通过宝精、守一内在的养生方法,使形神相互统一,进入了形神兼修的养生佳境,实现了延年度世、终享天年的养生目标;通过金丹服饵的成仙之法的捷径,最终将长生成仙的终极目标变为可能。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包含了一种较为完整的道教养生学的学科理论结构,可以是道教养生学真正形成的标志。
老子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并将其视之为“道”的最高境界,可谓精辟至极。音乐至最华美反而听起来变得平淡缥缈了,形象至最完美反而变得不着行迹了。做人也要做到最高明,那就是将“与众不同”变成“平庸无能”。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
所谓“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是说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适时表现出虚弱不堪,无法成事的样子,以此来迷惑强大的对手。在厚黑处世中,可以用此计施于强敌,在其面前,尽量锋芒敛蔽,忍住自己想有所表现的欲望,表面上百依百顺,装出一副如睡似病的模样,使对方心生鄙夷,不起疑心,一旦时机成熟,即如闪电般地将对手击败。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猎人想捉住老虎,就装成了一只肥猪,学着猪叫,这样既可引出虎来,又可使其不加戒备,等到时机成熟,再猛然出击,打它个防不胜防。李宗吾认为,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可以先装出软弱无能的样子,使其不存疑心,一旦有机可乘,出其不意,可一举将其降服。三国时期司马懿就是靠这招,最终杀了曹爽。
公元238年正月,魏明帝曹睿病重。在龙榻上,魏明帝拉着司马懿的手,将年仅8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他。司马懿痛哭流涕,发誓效忠。当天,魏明帝死去,太子曹芳即位,史称魏齐王。两位辅政大臣,司马懿德高望重,曹爽则年轻浮躁。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曹爽多次提拔自己的亲信担任京城重要官职。不久,曹爽又奏告小皇帝,说司马懿德高望重,官位却在自己之下,甚感不安,应将他升为太傅。
曹芳应允,将司马懿封为太傅,架空了他的权力。然后,曹爽命尚书省官员凡事要先奏告自己,从而独揽大权。专权后的曹爽一天天骄横自大,像一只急速膨胀的气球。
此时,司马懿却压制住自己的情绪,始终对曹爽保持谦虚恭敬。到了公元247年,曹爽已经基本控制了朝政,京城的禁军也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于是朝中的大事,曹爽就基本上不再同司马懿商量了,偶尔司马懿发表些意见,他也根本不听。
对此,司马懿表现的似乎并不计较,依然表现出谦恭的样子。此后不久,他的风瘫病复发了,便回家静养,不再管事。这一病差不多就是一年。
曹爽开始对他还不太放心,公元248年冬他的心腹李胜将出任荆州刺史,他特地让李胜去向司马懿辞行,观察一下司马懿的动静。李胜到了司马懿府,见司马懿让两个婢女在两旁扶着,才站得起身来招呼李胜,他接过一个婢女拿来的外衣想要穿上,不料手颤颤抖抖,衣服又掉在了地上。
随后他坐下,用手指了指嘴,表示要喝水。婢女就端来了一杯稀粥。他接过粥送到嘴边,慢慢地喝,只见汤水滴滴答答地往下落,弄得胸口上湿了一片……
李胜回到曹爽那里,将司马懿的情形一一禀告,最后说:“司马公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不足为虑。”这样一来,曹爽算是彻底放心了,从此再也不加防备。公元249年正月,皇帝曹芳出城祭扫魏文帝的皇陵,曹爽兄弟也跟随前往,只带了少量的卫兵。
他们出城不久,在曹爽府中留守的部将严世忽听到街上有大队人马跑动的声音,心中起了疑心,马上登上城楼察看情况,他一看大惊,只见司马懿坐在马上,带着一支军队向皇宫的方向狂奔,虽然司马懿已经是白发飘飘,但精神依然矍铄。
最后,司马懿逼迫曹爽自请降职,后又诛他三族,不可谓下手不狠。司马懿通过一场兵变,一举击败了曹爽及其同党,牢牢掌握了政权。他的这一招“虎行似病”,着实给曹爽之流有实权没实力的人上了一课!
曾国藩说:“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鸟噬人的法术。故做人要内挺内坚,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李白也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可算把这隐藏实力,“虎行似病”刻画得入木三分。
当然。如果装病“装”进了状态,忘了本来的意图,反而被人所乘,那就得不偿失了。一味地厚,一味地忍耐,而忘记了自己的真正目的,那跟厚黑学的出发点就背道而驰了。
富而不奢,富而不骄
富有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当然,这里说的不仅仅是生活物质上的富足,“富”还包括那些在各自领域里取得的成功。人生难得富贵,富贵了要做到“富而不奢,富而不骄”殊为不易,但也正因为其不易,那些真正做到的人才受人们尊敬。
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后,人们在称赞他时总是不吝惜任何褒扬之词,如力学之父、微积分之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等。
牛顿却说:“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我,我自己以为我不过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常常为发现一块比平常更美丽的贝壳而沾沾自喜,对面前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无知。”
正是这种从不骄傲也不炫耀的个性,使他备受尊重,也令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在“小小”的成就面前迷失了自己;也正是这种谦虚、不焦躁的个性让他在发现了万有引力后,在光学及其他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牛顿从来不拿自己的科学成就来当炫耀的资本,也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点继续发现科学原理的线索。无论取得多么伟大的成就,他一直保持着谦虚、清醒。
正是由于这种富而不骄的个性,才让他没有停止自己寻求真理的脚步,才获得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科学成果。
再如,戏曲舞台演出时,很多演员总想“坐中间,当主演”,一旦取得点成就,就耍起了大腕,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但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派”艺术创始人尚小云先生却从不把自己看成大腕,他对每个人都和蔼可亲,照顾同行,而且经常主动要求当配角,给一些年龄比自己小,资历比自己浅,甚至辈分比自己低,艺术成就及社会声望都比自己差的演员配戏,这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20世纪20年代初,弱冠之年的京剧旦角赵桐珊在北平广和楼演出《乾坤福寿镜》时,尚小云特意去观看了一次。其实该剧早已是尚派代表剧目,而且蜚声剧坛,尚小云曾将此剧传授给杨荣环、孙荣惠以及吴素秋等人室弟子。然而看完赵桐珊的演出后,尚小云觉得“失子惊疯”中胡氏的疯癫形态,被赵桐珊演得逼真而且深刻,于是托人说合,凡自己专场演出此剧,就请赵桐珊饰主角胡氏,自己配演丫环寿春。此举使赵桐珊极受感动,也被戏曲界一时传为佳话,因为赫赫名家给一位声誉及成就都比自己差的演员当配角儿,实属罕见。尽管此时的赵桐珊也是一位赫赫名家,而且会戏甚多,所饰人物又都光彩夺目,被人称作“能派”,但与尚小云相比其声誉毕竟有些相形见绌。
正是尚小云这种“富而不奢,富而不骄”的真性情,让他不但被同行敬仰,世人爱戴,也令他自己在艺术上不断进步、精益求精,终成为一代大家。
牛顿和尚小云都分别是自己领域里的泰斗人物,而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成就,与他们“富而不奢,富而不骄”的个性息息相关。他们从不会为了一点点成就便沾沾自喜,不会拿着那点成就四处炫耀,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百尺竿头更讲一步。
得意莫忘形,有酒莫尽欢古人云:“满招损,谦受益。”做人一定要谦虚,不故步自封、不自满,更不能自以为是,要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
谦虚谨慎者很少犯错误,也不易被人利用;聪明伶俐、骁勇悍战的人,一旦飘飘然,得意忘形,那么很容易犯错,从而受到巨大损失。
三国时期,刘备帐下五虎上将之首关羽,乃一代英雄,勇武盖世。但最终却死在了一时的得意忘形之上。
关羽一直最受刘备器重,所以被委以驻守“根据地”荆州的重任。以关羽之勇武,当然谁来攻打都只有吃败仗的份。曹操派曹仁来攻打关羽,反被关羽打败,吓的曹仁固守樊城不敢应战,向曹操求救。曹操急忙派于禁为先锋,庞德为副将,大举七军之兵,来救曹仁。关羽乘八月天气暴雨时节,驻兵襄江之上。等到水涨船高的时候,关羽大军乘着战船从上游直杀入于禁驻兵的下游。大水淹没了于禁七军,关羽大败曹兵,活捉于禁,斩杀了庞德。
关羽水淹七军,志得意满,觉得拿下樊城是轻而易举之事,却没有想到这时孙权正打着荆州的主意。本来关羽一代名将并非莽撞之人,可惜他这次却因为新立战功,得意至极,轻易就上了吕蒙和陆逊的当。
吕蒙也算个为将之才,关羽对他虽并不放在眼里,可也还是提防有加。为了攻下荆州,吕蒙采纳陆逊的建议,装病辞职,回到都城养伤去了。孙权故意派陆逊这个默默无名之辈驻守陆口。这样一来,关羽更是不把东吴放在眼里了。再加上陆逊一到陆口就写信给关羽,对关羽赞赏有加。他在信上说:“您观察敌人的破绽,乘机发兵,亲自率领纪律严明的队伍行军布阵,以很少的兵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战绩堪称伟大。敌人的溃败,对于我们同盟国来说,也得利不少,所以一听到您获得大捷的消息后,我们都大肆庆贺,真想也跟着您一起席卷曹贼,共同辅佐汉室。……我早就仰慕将军的风采,渴望能得到您的教诲。曹将于禁被您擒获,远近的军民都为之欢欣鼓舞,并且认为将军的功勋足以永垂后世,即使是从前晋文公退避三舍、大败楚军的城濮之战,淮阴侯韩信的背水立阵、摧毁赵国的宏图大略,也都比不上您这次大胜的功劳啊……”
关羽见陆逊这么谦虚,便把假话当成了真的,再也不怕东吴的兵力,就把自己的守军调了一大部分到樊城来,准备和曹仁决战。陆逊把这些情况探听得清清楚楚,然后便一一向吕蒙作了报告。于是吕蒙趁夜袭击荆州,大获全胜。关羽就在这种情况下,被人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落了个败走麦城、被俘身死的结果。
骁勇善战、勇武盖世的关羽之所以落得败走麦城,身首异处的悲剧结局,不能不说与他的自视清高、得意忘形有关。事实上也正是他的得意忘形的性格让他拒绝了与东吴的联姻,从而走向了灭亡。自古至今,这种失败的教训数不胜数。所以我们要时时不忘提醒自己,千万不要一时得志便忘乎所以,忘了身后的危险。
屈伸有度,才能进退自如
古语有云:“小不忍则乱大谋。”自古英雄都是屈伸自如之人,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有进时,也有退时,若只知道进,不懂得退,所有的大事业都要半途而废。所以,自古就有“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之说。
唐高祖李渊就是个最会屈伸之道的人。他从不意气用事,总是能审时度势,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所以,李渊才能在隋朝末年天下纷争、群雄并起的乱世之中,乘势而起,由弱变强,最终统一全国。
李渊做山西、河东抚慰使时,奉命缉捕盗贼。一般的盗贼李渊自然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但对北方的突厥部落他却是无能为力,因为突厥拥有铁骑,民众又善于骑射,李渊是屡战屡败,这令他大伤脑筋。
后来,李渊被封为太原留守时,突厥竟然用数万兵马多次冲击太原城池,李渊命人率兵攻打突厥,却几乎全军覆没。后来还是用了疑兵之计,才勉强退了突厥兵。突厥还支持和庇护郭子和、薛举等人起兵闹事,令李渊更是防不胜防。
在如此威逼之下,很多人都觉得李渊肯定会怀着满腔的仇恨与突厥一决生死。不料李渊竟派谋士刘文静为特使,向突厥曲节称臣,并表示愿意把“美女、玉帛”全部送给突厥可汗。
众人看到在受如此大辱的情况下,李渊居然做出这种屈节让步的举动,都感到是莫大的耻辱。但李渊却“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对部下说,虽然屈节让步有辱尊严,但只有做到能屈能伸才可以成为大丈夫,才可以成就一番大业。
根据当时的天下大势,李渊已经下定决心起兵反隋。可要起兵成就大业,只有向西进入关中,才有号令天下的可能。但要西进关中,太原是一个万万不能丢失的根据地。
要如何才能既入关中,又保住太原呢当时,李渊手下一共只有三四万人马,就算全部驻守太原,也难以应付突厥的侵袭,更不要说再西进关中了。唯一的办法只有采取和亲政策,让突厥拿些好处。所以,李渊不惜屈节让步,向突厥称臣,再与之约定,平定京师之后,土地归李渊,美女、玉帛全部都归突厥。
唯利是图的突厥既有好处可拿,自然愿意与李渊修好。由于李渊的屈节让步,在攻打关中的过程中,他从突厥那里得到不少资助。突厥可汗一路给他送了不少马匹士兵,加上李渊购买了大量马匹,很快就建立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队伍。
虽然,很多人对于李渊当时的屈节让步行为不齿,但在当时情况下,李渊的选择可以说是明智的。它使弱小的“李家军”既平安地保住了太原,又顺利地西进打下了关中,并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忍一时之辱成万世功业,没有一点气量胸襟很难成大事。自古英雄多磨难,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若不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屈常人之所不能屈,就不会成常人之所不能成,功常人之所不能功。只有把眼光放到最远,胸襟包住天下,能做到屈伸有度,才能在茫茫人世之中做到进退自如,成就一番大事业。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意思是了解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才能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最后取得胜利。战争如此,生活也如此,做到知人,正确地评价别人,不抱偏见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自古就有“知人者智”的说法;而尤其难得的是知己,不夸大自己、不小看自己,真正做到正视自己。所以拥有这种品质的人往往也会受到人们的尊重。
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年轻时,管仲家穷,鲍叔牙家比较富有,但是他们之间彼此了解、相互信任。管仲和鲍叔牙早年合伙做生意,管仲出很少的本钱,分红的时候却拿很多钱。鲍叔牙从不计较,他知道管仲的家庭负担大,还问管仲:“这些钱够不够”
有好几次,管仲帮鲍叔牙出主意办事,都把事情办砸了,鲍叔牙也不生气,还安慰管仲说:“事情办不成,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好,而是因为时机不好,你别介意。”管仲曾经做了三次官,但是每次都被辞退,鲍叔牙对人说不是管仲没有才能,而是因为管仲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管仲参军作战,却临阵逃跑了,当别人都在嘲笑管仲怕死时,鲍叔牙却没有,他知道管仲是因为牵挂家里年老的母亲。
后来,管仲和鲍叔牙都在齐国当了官。当时齐国很乱,王子为了避祸纷纷逃到别的围家。管仲辅佐在鲁国居住的公子纠,而鲍叔牙则在莒国侍奉另一个齐国公子小白。
不久,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杀,国家没有了君主。公子纠和小白听到消息,急忙动身回齐国,想抢夺君位。管仲带人截击公子小白,然后准备用箭射死他,谁知箭正好射到小白腰带上的挂钩,小白装死骗过管仲,逃回齐国。
因为有内应,小白得以先入齐都,做了国君,史称齐桓公。当年,鲁国进攻齐国,齐桓公发兵抵御鲁国军队,同年秋天,齐军打败鲁军。安定下来后,齐桓公想让鲍叔牙做齐国丞相,并想杀掉管仲以报一箭之仇。谁知鲍叔牙却说:“我有幸追随您,您终于做了国君,您尊贵已极,我已经无法使您更加尊贵了。
您若只想治好齐国,现在有我鲍叔牙也就够了;可您若想成就王霸之业,非得用管仲不可。管仲治理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就能强盛,这样的人是不可缺少的呀!”齐桓公不同意,他说:“管仲当初射我一箭,差点把我害死,我不杀他就算好了,怎么还能用他”鲍叔牙仍是不遗余力地劝说齐桓公。
齐桓公终于被鲍叔牙说服了,把管仲接回齐国。管仲回到齐国,当了丞相,鲍叔牙甘心做管仲的助手。在管仲和鲍叔牙的合力治理下,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鲍叔牙死后,管仲在他的墓前大哭不止,想起鲍叔牙对他的理解和支持,他感叹说:“当初,我辅佐的公子纠失败了,别的大臣都以死誓忠,我却甘愿被囚困,鲍叔牙没有耻笑我没有气节,他知道我是为了图谋大业而不在乎一时之间的名声。生养我的是父母,但是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但俗话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很多人并不能受到赏识。但做人可以没有识人之智,却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没有“自知之明”是自古以来的“人之患”,做人必须克服此患。人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身份的变化,正确评估自己,准确定位,真正做到“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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