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清朝统治的根本保证

在中国仕绅阶级看来，清政府在事件中对联军势力无能为力，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总督在事件中擅自违令行动，事后反而得到褒奖。各地督抚开始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统一集权的态势开始解体。十年后，南方革命党反政府的活动激进化，团结各省新军于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违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独立或观望。最终袁世凯进逼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得以肇建。

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为中部总部的灵魂人物，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淅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 。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运动升级，清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抽调包括湖北新军在内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弹压暴动风潮 。这一事件对湖北影响很大，前往四川的湖北新军部队是革命党人占多数的新军三十二标，但是他们拒绝到四川，准备在进军荆州和宜昌的路上杀掉大臣端方。被居正阻止 。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1911年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寓所集会，以为湖北新军主力调走后，武昌空虚，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鉴于对形势的共识，刘复基建议如果此刻发动起义，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都应该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进行合作，“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同心协力，争取胜利 。9月23日，湖北境内最有影响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宣布合并，大家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第二天召开干部会议，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起义时间定为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9月24日，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 。

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 。革命党人决定10日夜里第一次集合点名，在营房发动军变。当时，他们仅有20颗子弹，所需武器要靠夺取楚望台军械库 。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熊秉坤称“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有骚动声响。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等与清方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其中共进会员程正瀛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打响“首义枪声” 。

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 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瀓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

推举的都督是黎元洪。

武昌起义是指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辛亥革命。武汉辛亥革命军政府旧址现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兴建铁路作为一种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确立的 ，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自甲午战争结束到1911年，清王朝共建铁路4936公里，占近代中国所修铁路将近4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新政时期建设而成。但主要依靠外资资助修筑的就长达4029公里，约占总长度的81% 。但是作为回报，帝国政府不得不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这就导致了中国利权的严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鸿章在世时还是不无遗憾地说道：“目下经费难筹，必借洋款。 ”

1903年12月2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 。各省绅商随之掀起规模巨大的收回路权运动，这种行动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更大的共鸣。粤汉铁路于1900年承包给美国永兴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士以美国商人违反合同为由，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转而自己修筑，此举得到张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绅王先谦从中周旋，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赎回原先由美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废除了与美商签订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在这个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工作也先后付诸实施，要求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承办权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并实际收回了一批筑路权，铁路商办运动进入高潮时期 。在此后4年间，全国在15个省创设了18个大型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 。

清末商办铁路虽然资本匮乏，但是在国人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之下，均设置了严格的受款规定，坚决拒绝外资、不招洋股、不借洋债，故而必须进行大量的民间融资。铁路建设费用极大，一时间又筹不到足够资金，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协助，一时“租股、派股”盛极全国各地 。湖北咨议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项，其中包括对各房主以其两月房租收入购买股票，开设铁路**，不用外国技师以节省经费。并进而决定由各府县分担股额，各县从五万元到十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购股，由此合计可达四百二十余万元。他们进而估计，湖北各地的商会、军人会、及其他团体，均深受舆论刺激，分担股份不成问题，估计可达二千数百万元 。但当时一些社会舆论也认识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资对办铁路无益，“反以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发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优。 ”盛宣怀 、梁启超 也持此种看法。商办铁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资金短绌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存在经营不善、贪污挪用、亏损严重的问题。铁路建设领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蔚然成风，商办铁路公司的铁路建设就成了无全盘规划的“圈地运动” 。 面对铁路国有化的世界趋势 ，在商办铁路公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清政府试图将实行铁路国有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确定下来。1908年中央政府借规划全国铁路之名，下令切实勘查各省商办铁路的工程款项，已经流露出把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意图。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不单是政府层，国内大舆论也开始呈现出实行铁路国有的趋势 。曾经引领国人成功收回路权的张之洞此时也在修正自己的铁路建设融资理念。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帝国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草约，总计借款为550万英镑，利息5厘，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粤汉与川汉铁路。在当时，这一草约的签定并没有引起政府所担心的过于猛烈的反对声浪。民间舆论也有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迹象。随着津浦铁路、沪杭甬铁路、湖广铁路的借款基本洽谈完成，拒款运动已发生明显转向，在这种隋况下，报章开始公开讨论铁路外债的可行性问题 。1911年初，盛宣怀在度支部尚书载泽的支持下接任邮传部尚书一职后，更加快了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正式发布“铁路国有”上谕（全文 ）。5月13日，长沙市面就出现保路揭帖，次日长沙发生万人游行请愿，18日，第一次衙门请愿爆发；在川汉线已动工的湖北，盛宣怀为强夺股权，下令停工，引发宜昌商人、民众聚集抗争，清廷调集军队弹压，双方发生冲突，死伤20多人，这是保路运动的第一次流血事件。6月16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在成都召集川汉股东临时大会，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东达2400名，次日，闻讯而来的各界学生、市民使与会人数达到4000以上 。

1911年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 1911年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9月中旬，端方抽调了1/3湖北新军军力取道宜昌，进入四川，武昌登时空虚，

革命党人趁机在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并一举成功。消息传出，四川清方势力土崩瓦解。11月8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21、22日，广安、重庆先后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和蜀军军政府，川东南57州县宣布响应武昌起义。11月27日，成都无血开城，“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旧八旗驻防城挂牌，同一天，远在资州的端方被起义的第八镇军官刘怡凤等，击杀于资中大东街禹王宫 。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杀于皇城“明远楼” 。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虽然赵尔丰招致了一定的民怨，但在其死后也因其生前功绩得到了民众的惋惜 。 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运动升级，清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抽调包括湖北新军在内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弹压暴动风潮 。这一事件对湖北影响很大，前往四川的湖北新军部队是革命党人占多数的新军三十二标，但是他们拒绝到四川，准备在进军荆州和宜昌的路上杀掉大臣端方。被居正阻止 。

1911年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寓所集会，以为湖北新军主力调走后，武昌空虚，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鉴于对形势的共识，刘复基建议如果此刻发动起义，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都应该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进行合作，“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同心协力，争取胜利 。9月23日，湖北境内最有影响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宣布合并，大家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第二天召开干部会议，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起义时间定为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9月24日，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 。 1911年10月8日晚，蒋翊武被捕，后跳出巡警署围墙逃跑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不幸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湖广总督瑞澄闻听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 。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就义。三烈士的牺牲，让武汉革命党的情绪已经是箭在弦上 。但是，从后来的处理看，湖广总督瑞澄并不想扩大事态。10月10日，瑞澄即向中央政府报告事件经过，并邀功请赏 。瑞瀓甚至采纳了很多拥护政府的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 。瑞瀓的处理办法与10月19日的上谕（全文 ）精神是一致的 。

1911年10月10日早，梅宝玑到新军工程营，对工程营的革命党说彭、杨、刘就义了，谎称革命党名册被搜走，武昌城门关闭，瑞澄将按照名单抓捕革命党 。此时军中传言“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当天，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更加证实了传言的真实性。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 。而在当时政府公署的往还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说法。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京师已经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 。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 。革命党人决定10日夜里第一次集合点名，在营房发动军变。当时，他们仅有20颗子弹，所需武器要靠夺取楚望台军械库 。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熊秉坤称“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有骚动声响。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等与清方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其中共进会员程正瀛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打响“首义枪声” 。

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 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瀓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与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立即将军校学生组织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炸毁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 1911年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清政府发出“剿办”武汉“革党”上谕（全文 ） ，陆军大臣荫昌率湖北周边的清军及北洋新军陆续压向武汉 。

1911年10月14日，武昌起义后第四天，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 。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派袁世凯的亲信阮忠枢持诏前往洹上劝驾。当晚， 洹上经过一场激辩之后，袁世凯决定奉诏出山 。15日，致函奕劻复命 。16日，拜折谢恩， 并致函内阁，提出了八项要求。然后南下督师。袁在拜折复出之初，自认为尚有控制局势的能力 。袁世凯曾多次公开表白自己对解决辛亥危机的方案是实行君主立宪 。许给革命党方面的条件也是实行君主立宪，责任内阁。由他本人出任内阁总理 。未南下之前，袁世凯就招刘承恩到彰德，筹谋“招抚”革命党 ，并派亲信蔡廷干随刘承恩到武昌进行议和试探，条件就是君主立宪。奉了袁世凯之命的蔡廷干极力陈说共和政体的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 。

1911年10月18日起，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展开了10余天的“汉口争夺战”。在汉口争夺战中，起义军虽取得“三战三胜”的刘家庙大捷。然而，由于前线指挥官的渎职,加上围攻汉口的清军兵力日趋加强，终使汉口于11月1日陷于清政府军。正当汉口危急之际，黄兴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11月3日，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并立即部署汉阳战事。然而，由于起义军“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机关枪和野炮”等原因，27日，汉阳失陷，黄兴即于当日离汉赴沪。自此起，湖北革命党人转入御守武昌阶段 。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坚定地站在清政府一边。1911年10月中下旬，由陆军省主持、三井物产等三家公司组成的“武器出口组合”出面，日本政府卖给清政府大量武器。

图册来源： 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自安阳抵达湖北萧家港，正式出山。同日，奕劻内阁辞职。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军队仍然归其指挥。袁世凯回电须开会选举，否则一纸命令不算。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11月9日，袁世凯派赴武昌的“招安使”刘承恩、蔡廷干到达武昌，数日后带回了黄兴代表起义的革命党人以中国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的信函 。黎元洪 、汪兆铭 都有过类似推举袁世凯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表达 。

1911年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 ，各省代表从武汉移驻南京 。同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 。 1911年12月6日，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 。12月12日，14省代表共39人，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决议于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无洪副之。黄兴坚辞不就，遂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及半月，正副帅位忽又倒置，时人讥为儿戏。而黄兴、黎元洪皆不能来南京赴任 。12月16日，袁世凯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 。12月21日，黎无洪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黄兴再辞 。

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经香港归国，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港迎接。胡汉民劝孙中山留广东，整训军队，举兵北伐。然后“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孙中山坚持前往沪、宁，主持内外大计，说：“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又说：“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报纸纷传孙携有巨款回国，记者问他：“你这次带多少钱来？”孙中山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同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

1911年12月2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计有候选资格者3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他说：“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 ”同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协议。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月2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 。同日，京东发生滦州起义。

1911年1月3日，陆征祥等驻外各使节电请清帝退位 。1月10日，清军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1月12日王公会议，奕劻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载泽、载洵、善耆及恭亲王溥伟反对，并与良弼、铁良、毓朗等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 。1月16日，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袁世凯对隆裕太后讲了法国大革命中法国皇室遭遇的屠杀，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当天，袁世凯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 。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1月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宗社党成员仍竭力反对共和，他们建议隆裕用宫中金银作犒赏向乱党开战。隆裕并未同意 。

1911年1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 。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1月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宗社党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来上朝者寥寥。溥仪在自传里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 。

1911年1月2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内政，不曾参加。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人。

背景

变革之道

　　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

末代皇帝与“皇族内阁”(16张)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 华侨是革命之母。

文化形势

黎元洪像集(10张)1900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在改革势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清朝末年，以八旗、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的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所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馀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组编好的部队已达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革命团体

黄兴像集(10张)革命的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除此以外，还有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中的丈夫团等。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了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赵声、章炳麟、陶成章等。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张有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体制等。　　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之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事(史称“第一次广州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孙中山于1895年在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为《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同盟会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的觉醒。《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衞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同盟会在1907年虽曾一度再次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自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精衞、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 但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馀人。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7月，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会员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 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持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回国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农民、游民、外国人等。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的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经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向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　后来组织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很早就同新军建立了联系。

1909年，囚于上海“丙牢”的梁钟汉被清当局判刑三年，押至汉川原籍监禁。梁钟汉利用家居之便，让家人施以钱财，贿赂汉川的县知事和狱吏，得到特殊宽待。梁钟汉坐牢不戴镣铐，单独居住，白天可以接待探监的客人，晚上可以出狱走动。心怀大志的梁钟汉利用这难得的“自由”机会，抓紧在汉川进行反清起义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他一是耐心细致地进行策反宣传，鼓励县城防队长余治平率队反正，参加汉川起义；二是部署胞弟梁耀汉与妹夫黄警亚，以维护地方治安为由，在马口镇组建自卫队，积蓄起义力量；三是派遣其妻张荫兰和汉川学生岑伟生与武汉和上海的革命党人联系，并遣岑伟生找上海革命党人运回一批炸药，交给在武昌念书的张荫兰，再让其转运回汉川马口镇梁家，秘密制造炸弹，以备起义之用。

1911年10月11日上午，汉川襄河码头迎来了一艘艘从汉口开来的木船，人们奔走相告：“武昌新兵起义，起义军占领了省城！”得知这一消息后，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梁钟汉立即在狱中通知余治平响应起义。下午，汉川县商会会长毛玉成及县城士绅代表至狱中请梁钟汉出狱，主持大计，余治平率全体反正官兵在牢门外列队迎接梁钟汉，并护送至县衙大堂。梁钟汉在大堂上发表了起义演说，宣布了起义纪律。此时，梁辉汉、张荫兰、黄警亚等人也率领马口起义部队千余人赶到县城，迎接梁钟汉回马口镇。梁钟汉回马口镇后，即召开大会，率众向十八星旗行鞠躬礼，众人剪掉辫子，同饮庆功酒。会后，梁钟汉深恐县城有变，又带领一部分队伍连夜赶往县城，召集城内革命同志和商绅代表在高等小学内开会，正式宣布起义，成立汉川军政分府。众人推举梁钟汉为民军总司令，研究确定了军政分府组成人员名单。分府机构健全完善，有参谋黄警亚、参谋主任黄干臣、秘书长李圣高、军需主任谭质臣、稽查主任梁远达、副官张殿臣，并任命了张荫兰、梁辉汉等人的职务，又派专人前往武汉向湖北军政府负责人黎元洪、吴兆麟、蒋翊武等报告起义和组建汉川民军的情况。此时，正值10月11日午夜，距武昌首义的时间不到24小时。因此，从时间上来看，汉川起义是全国响应武昌首义的第一次大起义，梁钟汉是中华大地上高举十八星红旗响应“武昌首义”的第一人。但是，汉川起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是汉川起义后的第二天清晨，县城防队长余治平悄然离城出走，城防队哗然，经梁钟汉对城防队士兵做思想政治工作，才安定了军心、民心；其二，在宣布起义的当晚，有少数起义人员结伙抢劫了富商胡元兴的财产，引起民心不稳。梁钟汉经查明真象后，为维护起义军的声誉，果断地枪毙了“抢犯”，严明了军纪，维护了社会治安；第三，起义之初，经费缺乏，军无粮饷，士气不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梁钟汉迅速发动汉川县城和马口镇的富商士绅捐财助军，梁钟汉的老家“梁兴茂”带头捐献两罐银子，带动其他富商踊跃捐款，终于解决了起义军的粮饷问题；其四，起义之初，武昌军政府派张卿云率十几名“老兵”来汉川帮助训练新兵，梁钟汉去汉阳兵工厂领取枪支弹药时，汉川的新兵与武昌的老兵发生了摩擦，引起了“内讧”，致使县城百姓人心惶惶，关门闭户。梁钟汉得知后及时赶回，处分了无端滋事的新兵，平息了“内讧”，安定了民心。

一桩桩突发事件，一道道险恶难关，都被梁钟汉化险夷。当时，最使他难于对付的不是“内忧”，而是强敌压境的“外患”。因为清军协统刘温玉正率领五营精锐之师，从襄阳开抵仙桃镇，准备进攻武汉，刘温玉在仙桃扬言，“踏平汉川，直捣武昌。”当时，敌强我弱，只有打败骄横一世的刘温玉，才能保住汉川，保卫武汉。面临来势汹猛的清兵，梁钟汉集合部队，他向起义军讲述了“火烧赤壁”的往事，激励士兵树立战斗必胜的信心。梁钟汉这样讲述道：“火烧赤壁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周瑜以五万兵力打败了曹军八十三万之众，曹操败走华容，请求关公饶命。历史说明，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以少胜多，以弱克强，是完全可能的。三国赤壁之战，就是先例。古书记载，湖北有三个‘赤壁’。一个在嘉鱼，那是真赤壁，一个在黄州，那是苏东坡的文赤壁，还有一个在我们汉川，就是眼前的赤壁，我把它叫做‘武赤壁’，这是先知的预言，上天的启示。只要我们有勇气有智谋有决心，一定可以宁丁败刘温玉的骄兵骄将，取得襄河赤壁之战的胜利。”

梁钟汉的演说，鼓舞了士气，振奋了军心。起义军人人磨拳擦掌，个个跃跃欲战。梁钟汉不是一介莽动的武夫，他深知“遇强智取”的兵法，胸有良谋。原来，仙桃与汉川同处襄河下游，相距很近，两地军民来往频繁，关系密切，而且人心思汉。在清军顺河东下的时候，两地城防队就签有“联防”抗敌的协议。清军到达仙桃镇时，没把汉川民军放在眼里，他们只顾享乐，疏于设防。梁钟汉挑选了部分官兵，潜入仙桃，与城防队联系，当一切安排就绪，梁钟汉便于10月23日内外夹攻发起猛攻。那日，大火与枪声、杀声一片，扑向清军营房，在醉梦中惊醒的骄兵骄将猝不及防，仓惶逃命，汉川民军的“敢死队”紧追不舍，投掷的炸弹在败军中不时爆炸，更使清兵溃不成军。败兵逃到麻洋潭，又遭到京山起义军的堵击，清兵死的死，降的降，刘温玉收拾不住这些残兵败将，只好落荒而走，带着几个亲兵狼狈地逃回了襄阳。

仙桃大捷，结束了“襄河赤壁之战”，显示了梁钟汉卓越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也打出了汉川起义军的威风。梁钟汉因而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襄河游击总司令”。

这时，湖北军政府任命季雨霖为安襄郧荆招讨使，11月24日，设行署于仙桃镇。季雨霖统率汉川和京山的起义军，驰骋襄河沿线，南下荆沙，北取襄樊，光复了鄂中、鄂北广大汉士，保卫了大武汉。梁钟汉受命出任襄阳府知事，镇守鄂北。不久，季雨霖率大军北伐，直取南阳，刘温玉被迫投降。当大军正欲“一鞭直渡清洛河”的时候，忽闻清帝退位，南北议和，民国成立，季雨霖、梁钟汉乃班师回武昌，部队改编为“第八师”，季雨霖任师长，梁钟汉任大元帅府高级顾问，后被选为湖北省议会议员。当时，梁钟汉敢于直言，与詹大悲、赵鹏飞合称议会“三大炮”。 1913年(民国二年)，袁世凯阴谋篡国。他一上台就大肆铲除南方革命势力，鄂督黎元洪也暗通袁世凯，迫害武汉革命党人。梁钟汉与詹大悲、季雨霖、刘英、熊秉坤、彭监九、陈少武、蔡济民、吴醒汉、丁仁杰等革命党人被迫逃往汉口日租界。黎元洪为置革命党人于死地，要日本领事“引渡”革命党人。为避免不测，日本领事护送他们登上日本“岳阳丸”轮船，直达南京、上海。　梁钟汉到达上海后，即出任宝山县长，协助居正防守吴淞炮台。不久，南京局势吃紧，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出走，由何海呜继任，梁钟汉调任总司令部总参议兼财政主任。一次，梁在出城采购军粮时，被袁军炮弹击伤。后来南京、上海相继失守，“二次革命”失败。梁钟汉赴往日本，谒见孙中山，参加了孙中山新建的中华革命党，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党湖北西路总司令，回鄂起兵讨袁，途经上海，被袁军密探诱捕，关进法租界巡捕房的芦家湾监狱。幸经孙中山及时营救，才未被引渡杀害。从此，坐过中国清王朝省牢、县牢的梁钟汉，又关进了法国人的“西牢”。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在上海“西牢”囚禁三年的梁钟汉被保释出狱，穷居上海。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为了拉拢南方革命党人，派人持聘书和银元来沪，聘请梁钟汉为总统府参议兼湖北省政府参议，月薪800元。800元钱，这在当时乃为不菲的收入。然而，梁钟汉不为所动，毅然南下广州，就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谘议，后改任参军。1917年，梁钟汉奉孙中山之命回鄂，举行“护法”起义。他在汉口租界一旅馆内，召集辛亥革命的旧部和族弟族侄，传达孙中山的指示，决定再度回汉川马口镇举行起义。

回到马口镇后，梁钟汉以自家的“梁兴茂”住宅大院为据点，四处搜集枪支弹药，制造炸弹，训练兵士，一举消灭了镇上的民团，补充了起义军的枪支弹药。接着又乘胜领兵直扑汉川县城。由于负责内应的邹幼云被县知事王绳高杀害，梁钟汉久攻不下，只得引兵西上，准备与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及鄂军石星川的第一师会合。黎、石两人曾宣布脱离军阀，拥护“护法”。对梁钟汉的登门来访，石避而不露面，梁钟汉只得与黎天才会师，共同组建了湖北靖国军，由黎天才任总司令，梁钟汉任梯团长，兼任各省靖国军联军前敌总指挥，转战川东鄂西。

就在梁钟汉离开汉川引兵西上与黎天才会师之时，汉川县知，事王绳高率兵来到马口，以“梁兴茂”是“匪窝”之名，将梁兴茂的住宅大院及“根本祠”全部焚毁，把梁兴茂的各处商店抢劫一空。此后，富甲一方、全力支持辛亥革命的“梁兴茂”留下败瓦颓垣，满门孤儿寡妇，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