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的官员都有那些人

1、鄂尔泰

鄂尔泰（1677—1745年），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清朝中期名臣，国子祭酒鄂拜之子，与田文镜、李卫并为雍正帝心腹。

雍正帝驾崩，与张廷玉等同受遗命辅政，担任总理事务大臣，历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管翰林院掌院事，加衔太子太傅，充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总裁，赐号襄勤伯。

乾隆十年（1745年）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谥号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乾隆二十年（1755年），坐胡中藻狱，被撤出贤良祠，鄂尔泰著有《西林遗稿》。雍正帝编著的《朱批谕旨》，收有《鄂尔泰奏折》，汇集了他在云贵广西总督任上的奏疏。

2、刘统勋

雍正二年（1724年）中进士，历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要职。刘统勋官至宰相，为政四十余载清廉正直，敢于直谏，在吏治、军事、治河等方面均有显著政绩。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猝逝于上朝途中，乾隆皇帝闻讯慨叹失去股肱之臣，追授太傅，谥号文正。

3、高斌

高斌（1683-1755年），字右文，号东轩，奉天辽阳（今辽宁辽阳市）人。清朝中期外戚大臣，慧贤皇贵妃之父 ，著名水利专家。

高家原为汉族，为内务府包衣。其女受宠册为乾隆嫔妃后，抬入满洲镶黄旗，赐满姓高佳氏。雍正元年（1723年）起，高斌历任内务府主事、苏州织造、广东布政使、浙江布政使、江苏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江宁织造、江南河道总督，官至吏部尚书、直隶总督、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务。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卒于任上，终年72岁。追授内大臣衔，谥号文定，命与靳辅、齐苏勒、嵇曾筠同祭于河神祠，入祀京师贤良祠。

4、傅恒

傅恒（约1720—1770）字春和，富察氏，高宗孝贤纯皇后之弟，满洲镶黄旗人。乾隆时历任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等职，授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平叛伊犁统帅，谥文忠。撰写《钦定旗务则例》、《西域图志》等书。

5、舒穆禄·舒赫德

舒穆禄·舒赫德（1710-1777年），字伯容，号明亭，满洲正白旗人，礼部侍郎徐元梦之孙。雍正六年（1728），由笔帖式授内阁中书。乾隆中，先后参赞筹办大学士傅恒军务，征讨金川；参赞将军兆惠军务，征讨厄鲁特各部。

参赞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军务，逐捕阿睦尔撒纳；参赞副将军富德军务，援讨霍集占，屡次被削官夺职。乾隆三十三年(1768)用兵缅甸，仍为参赞大臣。后宣抚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镇压王伦起义。三十六年，擢伊犁将军、户部尚书。

三十八年，晋武英殿大学士，兼管刑部事务，充国史馆四库全书清字经馆总裁、正白旗满洲都统。三十九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是年，领兵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因功加三级，得云骑尉世职。四十一年七月，任文渊阁领阁事。四十二年，充蒙古源流临清纪略正总裁。四月，卒。谥文襄。

参考资料：

清世宗，名爱新觉罗·胤祯（公元1678年12月13日－1735年9月28日），康熙皇帝第四子，康熙病死后继位，为清代入关第3帝。在位13年，传说为侠女吕四娘报家仇所暗杀，终年58岁；一说为正常死亡，葬于河北泰陵（今河北省易县西）。

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毕竟是封建皇帝，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他的继位为帝，也存在很大疑点。

雍正的主要功绩有

摊丁入亩。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在对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谈起雍正，就会想到他的继位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

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允�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雍正后来所讲康熙弥留前遗命传位雍正的情形，仔细推敲，矛盾甚多。如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允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

由于雍正夺位篡立，激起了皇族内部的集体抗争，除皇十三子允祥以外，雍正的其他兄弟大多反对雍正继位。胤禵是争夺皇位的对手，被从前线调回，永远禁锢。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是雍正的死对头，雍正痛恨入骨，将二人迫害致死。皇十子胤（礻+我)和皇三子胤祉、胤祉的儿子弘晟均被永远囚禁，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贬秩，连雍正的亲生儿子弘时也不满其父的作为，竟站在八叔胤禩一边，被雍正处罚致死。据朝鲜的记载，雍正上台，被杀的宗室、官员达数百人。连康熙身边一位照料皇帝起居的内务府官员赵昌，在康熙死后也立即被杀，引起举朝震惊，这大概是赵昌太了解康熙去世和传位的真相，因而得祸。康熙生前长住畅春园，死后葬在东陵，而雍正长住圆明园，别建西陵，似乎要远远躲开父亲。须知雍正的迷信思想很浓厚，如果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就会有这类悖于常理的举止。雍正后来似乎也愧恧不安，乾隆说:�胤禩、胤禵"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将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这是不是雍正受到了良心谴责的内心表露呢

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可能出于矫诏篡立。这样说并不是要抹煞他的历史功绩，应该说封建统治者骨肉相残是经常发生的。封建社会中，即使一个英明的君主也往往要用阴谋手段和残酷斗争来夺取和巩固统治，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努尔哈赤都有屠兄弟、杀儿子、逼父亲的行为，雍正并不是个例外。他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勤于政务，洞察世情，以雷厉风行的姿态进行整顿改革。雍正统治十三年是清朝统治的重要时期，承上启下，为以后乾隆时期的繁荣盛世打下了基础。

　　爱新觉罗·胤祥(1686—1730)，清康熙帝第十三子（实为22子），满洲正蓝旗人，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所生，努尔哈赤裔孙。弟兄间，惟与雍亲王胤禛关系最密。胤禛继位，即封为和硕怡亲王，总理朝政，又出任议政大臣，处理重大政务

　　少年时代

　　胤祥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月初—日，自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13岁的胤祥第一次跟随皇父去盛京谒陵后，直至四十七年九月一废太子事件发生前整整10年间，康熙帝只要离开京师，无论去哪里，必将胤祥带往。仅此即足以说明，康熙帝对他是另眼相看的。胤祥在雍正年间作为皇帝最得力助手的种种表现，也充分表明他除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外，还颇有办事才力，善于协调人际关系，是一难得人材。这应是胤祥为康熙帝所青睐的主要原因　胤祥能文能诗，书画俱佳。康熙四十一年，玄烨南巡，皇太子胤礽、皇四子胤禛、皇十三子胤祥随驾。某日，玄烨在行宫召集大臣和皇子们研习书法。不仅亲书大字对联当场展示，还邀请众人观赏皇四子胤禛和皇十三子胤祥书写的对联，据说，诸臣环视，“无不欢跃钦服”。如此惊叹的举动，自然有阿谀逢迎的成分，但两位皇子擅长书法确是事实。这一年，胤祥17岁，如果不是心里有底，玄烨又怎么会让他同皇兄一起当场献技呢？胤祥继承了满洲人的传统技艺，骑马射箭样样精通。有记载提到，他“精于骑射，发必命中”。有一次出巡狩猎，一只猛虎突出林间，他神色不动，手持利刃向前刺之。见者无不佩服他的神勇。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前后，皇八子允禩的老师何焯在给家人的信中，也提到十三殿下为皇帝所钟爱者，前途无量。不足20岁的胤祥受到皇父的器重，连供职清廷的汉族文人也一清二楚。但在第一次废太子时，胤祥不知因何缘故受到牵连，失宠于康熙，终康熙之世，既无重用，也没有受封。

　　怡亲王

　　胤祥和雍正早年的关系，虽然没有太多史料可寻，但可以肯定兄弟俩是亲密无间的。雍正在自己的诗文集里提过胤祥幼时由他亲自教授算术。“忆昔幼龄，趋侍庭闱，晨夕聚处。比长，遵奉皇考之命，授弟算学，日事讨论”每逢塞外扈从，兄弟俩“形形相依”。当康熙出巡只带他们其中一个扈从时，即使短暂分别，两兄弟也会诗书往还。雍正还把他和十三弟往还的诗收在诗文集中，因而胤祥才有少数诗作留下来。　任繁任艰，干才卓著　在康熙皇帝去世的第二天，入承皇位的胤禛便任命胤祥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又将他从闲散皇子破格晋升为和硕怡亲王。在十几年遭受冷落之后，得到雍正如此厚待，胤祥自然竭全力报效，以偿知遇之思。　雍正初政，胤祥迅速成为雍正的台柱。其理事之才绝非常人能及，识人之明达，手段之老练，完全不像个从未与政的皇子。这也坚定了雍正继续重用他的决心。康熙晚年，经济、军事、浮税、刑狱等均已出现危机，哪一件都极为棘手，并非得到新皇帝倚重信任的人就一定能搞好的。像胤祥能同时治理那么多棘手的国家大事，却均井井有条的，在历代能臣中实属罕见。初年到三年，胤祥担任总理事务大臣、处理康熙、孝恭丧事，总管会考府、造办处、户部三库、户部，参与西北军事的运筹，办理外国传教士事务，三年底，会考府解散、总理大臣卸任，除了继续以前的各项兼职外，加议政大臣，总理营田水利、管圆明园八旗禁军，胤禛藩邸，陵寝事务，加秘密进行的军需运输活动和对进军漠北的军事谋划，还要承担皇帝临时交办的审断案件，代行祭祀等诸多差务，可谓职任繁多，综理万机。雍正帝曾经十分感慨地说；“朕实赖王翼赞升平，王实能佐朕治平天下。咸谓圣王贤臣之相遇数千百载而一见，今且于本支帝胄之间得之”。胤禛、胤祥兄弟君臣之间的至诚相托和忠心以报，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不多见的。　（一）雍正元年，胤祥受命总理户部。该部所司直接关系国计民生，而且事务繁多，头绪复杂，康熙末年以来积存的许多弊端都亟待解决，胤祥自上任伊始，便勤奋理事，不稍懈怠。首次清理过去遗留的旧案，由于数量颇大，胤祥打破以往常规．采取规定限期和奖励勤勉相结合的办法，将几千宗旧案都理出头绪。当时中央新设会考府，专门负责审核财政出纳，办理清查亏空、收缴积欠的事务。胤祥深知此事至关重要，遂尽职尽责，认真办理。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稽核、驳回不符合规定的奏销项目近百起，有效地防止了滥支舞弊的浪费现象。同时，又查出户部亏空银250万两，经奏请皇帝，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情况，采取诸如直接查抄；把亏空官员的职位全部冻结，“如限内交完，伊等应升之缺听其升转”；以类似于分期付款的方法逐年减扣官员奖金等方式分别加以解决。对一些与造成财政亏空有直接关系的王公亲贵也毫不容情，连敦郡王胤誐、履郡王胤裪等人都被勒令变卖家产清还亏欠。有人因此责怪胤祥过于苛刻无情，然而也正是凭着这种不徇情姑息的认真态度，他才较好地贯彻了雍正皇帝旨意，使亏补欠还，整顿财政取得显著成效。　此外，胤祥在蠲免诸省不合理赋税、整顿两淮盐务等许多方面也都有不凡的建树，为了制止各地官员在税收赋敛中任意加派，中饱私囊，胤祥疏请取消加色、加平等积弊，减轻了百姓的额外负担，也限制了官吏贪污受贿之风。成为雍正初年治理经济方针最得力的支持者和执行者，为财政状况的好转和国库日渐充盈做出了重要贡献。胤祥善于理财，总理户部短短几年，减了不少省份的浮税，国库却翻了倍，不但解决了康熙留下国库空乏的危机，并且为雍正筹措调度西北用兵的庞大军费。很多人只知道康、乾盛世，其实康熙晚年政务和国库都成了烂摊子。雍正接位时，国库只存银八百万两，到雍正八年却高达六千两百多万两。胤祥死后雍正九年打了西北大仗，最后留给乾隆的还有三千四百多万两库银。　（二）治河患、兴水利，是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的国家大计之一。雍正三年冬，胤祥受命总理水利营田事务，他不避风寒，经过一冬春的实地勘查，从疏通河道，筑堤置闸，开引河，开挖入海直河，到区域田土疆界，开挖沟渠，他都详细规划，制成水利图进呈。经奏准，设立了营田水利府，将直隶诸河分为四局管辖。胤祥亲临指导，修河造田，辟荒地数千里，募民耕种。还聘请南方农民教种水稻。一年初见成效，数年之后，使京畿灾荒洼涝地区，变成了千里良田。水灾相对减少。雍正五年（1727），直隶水稻丰收，北方民间不习惯吃稻米，胤祥奏请政府拨款按价收买，以鼓励农民种水稻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胤祥还注意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当他得知“江南水道，自河淮而外，多致浅塞。”每到雨季，河水泛滥成灾，他又奏请修复江南水利，虽未能亲自前往，他依据属下水利人员提供的资料，指导规划，也收到了可喜的成效，东南数十州县河流疏畅，获灌溉之利。　雍正赠胤祥的诗中有这样一句：“经理度支需赞画，畴咨水土奏丰穰。”写的确实是实情。雍正朝前期，胤祥以主要精力整顿财政和发展生产，成效显著。为雍正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提供了物质条件。　（三）选武官是兵部武选司的职责，是兵部最重要的权力，然而事实上，雍正七年以前全国中低级官吏（三品以下）的铨选权不在兵部，而在怡亲王。　雍正朝时期，怡亲王主管的内务府全面包揽了武器的制作事项，不要说兵工两部，连内阁对内务府造办处制作实况，也无从测知。产品包罗万象，从打钉到铸造大炮一应俱全，五年正月初一日，怡亲王命造“威远将军”铁炮十尊，先话样，“我府内有威远将军炮一位，尔要来将尺寸作法记明，照样造十位。再查废炮内，有此样炮无有？富宁安说过有子母炮架样子，尔向他问明，何样作法？与造办处所做炮架样式同否？尔做一炮架样并炮样，俟我回来时看。遵此。”然后不厌其烦地指示：“此样甚好，着照样做。其圈与挺子比此样要纯厚，楞子亦要浑实些。”最后还要拉去卢沟桥试炮。又同年正月二十二日，西安进竹营炮，怡亲王着照样，但须减轻，郎中海望启奏：“此炮皮薄，若再轻些，惟恐不能保重。今欲将炮膛做径一寸八分。”怡亲王即虚心接纳建议。雍正六年正月三十日怡亲王谕：“着将子母炮续造一百位。”铁炮需配炮车，七年闰七月初三日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造车处已造成炮车三千四百辆，……尔再造六百辆。”又如七年闰七月，怡亲王着做腰刀一万把，赏出征军人用。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命制作鸟枪一千枝，腰刀二千把，大小刀二千把。等等　此外在天津建立海军一事，雍正也交与怡亲王负责。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和硕怡亲王胤祥等议覆：“查天津之海，东接盛京、朝鲜边界，南通福建、浙江等省，实海路之要口，京师之重镇。陆路虽设绿营汛兵，而海防更属紧要。（略）再，官兵驻扎地方，亦奉旨派出大臣，前往相度，毋庸再议外，将此所派兵丁，令八旗满洲、蒙古都统等，于各该旗余丁内挑选堪学习操练者，每满洲旗分各派两百名，设立三佐领。蒙古旗分，每旗挑选五十名，设立一佐领。照依左、右两翼，立左、右两营。至水师兵丁，火器最为紧要，应将此兵丁俱设为炝手。再，天津附近京城，其管辖官兵，应设副都统一员。此所设副都统，应于现任副都统内钦点一员。铸给信印，令其总管。（略）仰请皇上于汉侍卫绿营官内，拣选熟练水师者，多赏数员，分拨八旗教习。此所派出教习官员，俱令各食现任俸禄。俟教习三年后，特遣大臣查验。如果学习熟练，即将教习官员交部议叙，以应升之缺即用。（下略）”　雍正为了对准噶尔用兵，于雍正七年（1929）六月，设立军需房（即军机处的前身），命胤祥主其事，胤祥参予了作战规划，他对路程得远近，山川得险易了如指掌。更重要得是他及时有效地保证了转运军事供应，不仅理财有方，而且调度得宜。数以千万计地军需，概出于国库，没有向民间另行摊派。胤祥经常采取让晋商秘密购办军需的方式，和雍正及地方政府配合默契，从没出过差错。 “挽输数年，海内未尝知有用兵之事。”　西北用兵一事，从雍正四年开始就在秘密筹划，看往来奏折，非常有趣。雍正四年想入兵西藏，当时怡亲王去办水利，没在北京，雍正也没商量，就在给岳钟琪的朱批里吐露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于是岳钟琪进呈了一份入兵计划，雍正还廷议讨论通过了，结果怡亲王一回京就给否了，雍正又赶紧给岳发旨纠正。　怡亲王在北京，雍正突然想到一个用兵的办法，和众大臣商量，大家齐声称赞，只有怡王说说：“此言不足恃”雍正说：“朕深以王言为是”然后发文岳钟琪讨论，岳钟琪说根据当地情况，皇帝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并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多看法和怡亲王相同，于是雍正朱批：“朕偶有此意，廷臣皆以为然，唯怡亲王与卿论同，所以谕问，所议甚是。”　雍正六年七月十三日，岳钟琪就军需问题上折雍正。　朱批：交部议奏，本上有旨，所奏军需、造枪二折，暂留中。今日怡亲王家中有点私事，待王行走时，将事情交与王后，下回奏折来批。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岳钟琪上折。折子到北京时怡亲王已亡故。　朱批：怡亲王仙逝，朕之痛惜苦衷实非墨之能谕，朕方寸既乱而兼乏枢机运筹之助……（于是召岳钟琪回京面谕，从此大军暂停进剿）　（四）此外，胤祥负责例如欧洲传教士、朝鲜属国的外交事宜，葡萄牙大使来京，即住在怡王府交辉园。　捷克数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严嘉乐从北京寄给兹维克尔的信（1727年11月28日）中这样写道 “1726年10月16日皇帝的十三弟和硕亲王告知在京的欧洲人：为葡萄牙专使来华，皇帝命令从我们中派几个人出城恭迎专使进京，皇帝同时让我们带给专使御赐的食品……　10月19日和21日这位十三王爷召德里格先生和我进王府，在深夜领我们进他的房间，表现了对我们特殊的恩崇。他谈起音乐，给我们提了很多问题，像是认真想向我们请教。但由于他国务十分繁忙，再加上这一地区的防治水灾问题，他这异常亲切的学习、谈心，也不得不早早结束了。”　（五）说到明，胤祥审案，堪称善辨真伪。他主持审理大案数十次，每次审理，疑犯口供都会牵连到许多人，胤祥总是慎重从事，不轻下断语。他总结审狱的经验说：审案的原则，先观察其（疑犯的）言语表情以洞悉真伪，假设用诚心去打动他，用合理的推断去折服他，没有得不到实情的。如果一概刑讯逼供，刑杖之下，何求不得？但这又使冤案难以平反啊。雍正称赞他的话是“仁人之言”，命各省有司将此言科成木榜堂署，时时省览。　比如宗扎布原为安王王府长史，康熙五十八年宗扎布驻兰州任副督统，安王托八阿哥让十四阿哥照顾宗扎布，继而时任大将军王的胤禵保举宗扎布为将军，对他格外宠信。后来宗扎布被他的笔帖士石成告发，列举他贪图安逸、玷污职守、违背事理、贻误公务、肆意妄为、扰害蒙古、损毁公事等种种罪行，其中还有说他酒后妄言一条。石成说“宗扎布曾对原员外郎巴特玛曰：而今之世，满洲、蒙古断难兴盛。凡为首辅大臣，皆为汉军，汉人必能兴盛。再，怡王尚为孩子，无知，却将国事交给伊等办理。如此，何以能兴旺，云云。”　此案后交由怡亲王审理，虽然宗扎布被指控说了十三爷的坏话，但是仍然得到了申辩的权利，怡亲王奏报审讯宗扎布案折中提到“宗扎布供石成欲买喇嘛和硕齐之马匹、索取巴保之骡子车故，曾经斥责石成，因而石成挟仇捏报”，“查得，石成所讼宗扎布言十三王年幼无知，办事者皆为汉大臣，蒙古时运已尽，何以能的兴盛一事，宗扎布并不承认，且当日只有石成、巴特玛在场，并无其他听闻之干证。…… 石成、宗扎布、巴特玛三人，互相诋毁，各执原供，并不供吐实情。倘若刑讯伊等，必将忍刑者为是，不能忍着为非，以致无辜而罹于罪。”　（六）胤祥还承办了大量繁杂事务。他处事周密，勤勉不怠，雍正对他极其信任，故委任他的实也多，如管领汉侍卫，督领圆明园八旗守卫禁兵，养心殿监理制造，诸王子事务，雍正旧邸事务，选择雍正陵址等均交给胤祥经营。胤祥竭尽全力，事必躬亲，克尽臣弟之道。雍正夸他办过的实情：“无不精祥妥协，符合朕心。”研究雍正帝的著名学者杨启樵博士近年从内务府的《活计档》中发现了新的资料，揭开雍正皇帝的宫廷生活面貌。《活计档》是宫内大小工务每天每项的详细纪录，非常零碎但纪录完整，内中显示十三爷不仅负责包括烧彩漆、烧珐琅、交代宫廷画家作画，主持地图出版、镌刻雍正宝玺等等事情，连生活小节也为四哥效劳，例如雍正认为灯饰做得不好，眼镜要工匠修改等等，也是胤祥代为张罗的。　胤祥和胤禛兄弟两不仅在政治方向上保持高度一致，在审美情趣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胤祥本人设计品味一流，珍玩器皿，无一不精，是第一等的设计师和收藏家。震钧《天咫偶闻》卷3载，“怡亲王（胤祥）府藏书之所曰乐善堂。大楼九楹，积书皆满。（略）乾隆中，四库馆开，天下藏书家皆进呈，惟怡府之书未进。其中世所罕见者甚多，如施注苏诗全本有二，此外可知。” 在目前的《红楼梦》早期抄本中，己卯本是过录得最早的一个本子，也是出自怡王府（这是第二代怡亲王弘晓）。清宫珐琅彩瓷是中国瓷器中的绝世名品，专供皇室御玩，存世极为珍罕，目前所知海内外公私机构收藏的总数仅400余件。珐琅彩烧制起于康熙朝末年,盛于雍正朝，延续至乾隆中期以后遂成绝响。烧珐琅作坊全国仅在紫禁城内、怡亲王府和圆明园三处，且统归大内的造办处管辖，造办处正是由怡亲王负责。　胤祥在康熙年间就得了叫鹤膝风的病，可能是风湿，也可能是骨结核。之后虽经过调养，但身体状况已经变差。雍正即位后，胤祥承揽了相当多的政务，他儿子弘晓说，自己于晨昏定省之时，常见父亲将“军国重务”带回家料理，“手不停批”，雍正也说怡亲王：“身怀疾恙仍案牍纷纭，批阅不倦，以至朕所不忍。”这使得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胤祥负责替雍正勘探陵园，最初是在康熙陵园附近寻访，第一次选中的地方，居然发现穴中有沙子，虽然雍正一再淡化，只说是未足全美，其实这在风水上是个很大的问题。以胤祥谨慎的性格，应该会非常紧张，于是去远处再次替雍正选陵，这是清皇陵分为东西陵的来由。七年秋冬，他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可还是亲自和高其倬一起翻山越岭，“往来审视”费尽辛苦，胤祥怕烦扰百姓．“常至昏夜始进一餐”。这种身心俱疲的状态加重了他的病势。办完堪选泰陵陵址这件事后，胤祥已经不能经常出现在雍正身边了。八年初，雍正经常派人至交晖园，就某事问怡亲王如何办理，可见在这一时期，胤祥仍然在参与政务。八年二月先农坛的亲耕礼胤祥没有参加（此前他每年都参加），这时候雍正让太医院使刘声芳任户部侍郎，就是让他边给胤祥治疗边向他请教政务。八年三月雍正连下两道圣旨，让别人代理营田和传教士事务。胤祥病后，雍正对他“医祷备至”，他为了宽慰雍正，“旬月间必力疾入见”。雍正八年（1730）五月初四日，胤祥病故，年仅四十四岁。雍正万分悲痛，在八年九月初六的上谕中曾说：“朕因忆吾弟怡贤亲王在日，八年以来诚心协赞，代朕处理之处不可悉数。从前与吾弟闲谈中，每常奏云，圣躬关系宗社至为重大

　　母妃　庶妃 章佳氏，即敬敏皇贵妃，与玄烨之十三女、十五女同母。　历史上的十三阿哥胤祥，生母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就章佳氏为康熙生儿育女的数量和时间看，她还是挺得宠的。可是在胤祥14岁的时候去世。　关于章佳氏，为满人，并非二月河笔下的蒙古公主。三十一年喀尔喀部落来降的不是公主，而是六公主额驸策棱及其祖母、弟弟。并没有所谓的喀尔喀公主之说，总不能是策棱的祖母罢。　胞妹　十三公主和硕温恪公主（1687年~1709年）和十五公主和硕敦恪公主（1691年~1709年）。十三公主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七月受封和硕温恪公主，下嫁仓津。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因难产去世。十五公主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受封和硕敦恪公主，下嫁多尔济。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归宁，十二月初三逝世。　福晋　做亲王以后，封诰命的有嫡福晋一个，侧福晋三个，庶福晋两个。嫡福晋兆佳氏，尚书马尔汉之女；侧福晋富察氏，佐领僧格之女；侧福晋乌苏氏，头等护卫金保之女；侧福晋瓜尔佳氏，郎中阿哈占之女；格格石佳氏；格格纳喇氏。　子嗣　有子9人，有封爵者5人。　第一女郡主，康熙四十二年生，母为侧福晋瓜尔佳氏；康熙六十年，嫁精奇哩氏萨克慎；乾隆四十一年卒，年七十四岁。　第一子已革贝勒弘昌，康熙四十五年生，母为侧福晋瓜尔佳氏；乾隆三十六年卒，年六十六岁。嫡妻纳喇氏。　第二女郡主，康熙四十六年生，母为嫡福晋兆佳氏；雍正二年，嫁伊尔根觉罗氏福僧格；雍正四年卒，年二十岁。　第二子未有名。康熙四十七年生，母庶福晋石佳氏；康熙四十八年卒，年二岁。　第三女，康熙四十九年生，母为侧福晋富察氏；康熙五十年卒，年二岁。　第三子多罗贝勒品级弘暾，康熙四十九年生，母为嫡福晋兆佳氏；雍正六年卒，年十九岁。嫡夫人富察氏。　第四子多罗宁良郡王弘晈（jiǎo ），康熙五十二年生，母为嫡福晋兆佳氏；乾隆二十九年薨，年五十二岁。嫡福晋西林觉罗氏。　第四女和硕和惠公主，康熙五十三年生，母为嫡福晋兆佳氏；雍正初，抚养宫中。七年十二月，下嫁喀尔喀博尔济锦氏多尔济塞布腾，封今位号。九年卒，年十八岁。　第五子弘[日兄]（kuáng)，康熙五十五年生，母为嫡福晋兆佳氏；康熙六十一年卒，年七岁。　第六子多罗贝勒品级弘昑（qǐn），康熙五十五年生，母为侧福晋乌苏氏；雍正七年卒，年十四岁。　第七子和硕怡亲王弘晓，康熙六十一年生，母为嫡福晋兆佳氏；乾隆四十三年薨，年五十七岁。嫡福晋李佳氏。　第八子绶恩，雍正三年生，母为嫡福晋兆佳氏；雍正五年卒，年三岁。　第九子阿穆瑚琅，雍正四年生，母为庶福晋纳喇氏；雍正五年卒，年二岁。

　　最倚重的皇十三弟怡亲王胤祥逝世。雍正悲痛欲绝，亲临其丧，并辍朝三日痛悼之。封谥为“贤”，明配享太庙。诏令怡亲王名仍书原“胤祥”，以志思念。命将御书八字加于谥上。恤葬从优，建祠于京西白家疃正阳门内东顺城街，改所居府为贤良寺，以祈冥福雍正帝在诸兄弟中，为确保王位，严厉打击其政敌，唯独对怡亲王允祥恩宠有加，情同手足生死与共。先后推崇其为“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乾隆时期，又定为世袭罔替“铁帽子王”。由此可见，雍正与胤祥的关系远远超出普通的君臣关系 ，更非一般兄弟王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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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珅

和珅（1750年7月1日—1799年2月22日），姓钮祜禄氏，原名善保，字致斋，自号嘉乐堂、十笏园、绿野亭主人，满洲正红旗，清朝中期权臣、商人。

2、李鸿章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fú]，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之一。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3、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4、张之洞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

5、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张之洞

-左宗棠

-李鸿章

-曾国藩

-和珅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七，康熙驾临京城郊外的畅春园。十三日戌刻（晚十点左右），康熙皇帝驾崩。经过隆科多、年羹尧等文臣武将一连七天的秘密筹划与鼎力相助，皇四子正式登基坐殿，这便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雍正登基后，尽管仍潜伏着各种威胁，但他公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对先皇葬仪的办理。

早在康熙十五年，康熙皇帝就下旨在北京以东125公里处昌瑞山顺治孝东陵东南一里左右的地方兴建自己的寿寝。经过六年的紧张施工，到康熙二十年营建完成。初葬孝诚、孝昭皇后，二十八年葬孝懿皇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康熙的梓宫被安奉在景山寿皇殿。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当朝臣僚恭拟康熙皇帝的陵名九字进呈新即大位的雍正皇帝，雍正亲自刺破手指，以指血圈定景陵二字，于是康熙陵寝定名为景陵。至三月二十七日，康熙的梓宫由寿皇殿发引，四月初二日梓宫抵达东陵陵区，暂安放于景陵隆恩殿。九月初一葬于景陵地宫。随康熙陪葬的还有孝恭仁皇后（雍正生母）、敬敏皇贵妃。

尽管雍正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弑兄屠弟、兔死狗烹，并把与其敌对的皇子们先后诛杀、充军、发配戍陵的行动，但反对派关于他玩弄阴谋，篡夺大位的传言，仍然此起彼伏，从未中断。在关于他阴谋篡位的众多传说中，最著名的一个是说，康熙生前留有传位十四子的遗诏，被雍正把十改成于，从而变成了传位于四子（后经史家考证，此说不太可信，因为当时遗诏要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随着这些传说的散布，在民间神秘地掀起了反清复明的暗流。而雍正别出心裁地跑到北京以西的易县独自建造陵墓，又为他的篡逆制造了口实并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雍正即位后，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开始想起建造陵寝一事。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陵寝事务。允祥等臣僚率领术士们，先在归葬顺治与康熙两位皇帝的马兰峪的昌瑞山脚下选择吉地，但没有选中相宜的地方。后来选中了九凤朝阳山，离孝陵、景陵不远，风水甚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但后来精通堪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但这帮臣僚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却久久找不到佳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雍正开始命怡亲王允祥和汉大臣高其倬舍弃京师以东，到京师西南一带山脉采卜。允祥等人受命后，经过多处勘察，至易州境内的太平峪，兴隆庄一带发现了万年吉地，并回宫竭力向雍正荐引。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蒙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览奏之后，也认为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

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雍正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而私下却在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125公里的遵化县马兰峪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125公里的易县境内的清西陵。清朝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分为两大陵区，东、西二陵区相距250公里。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曾费尽心机、历尽风险得到皇位的雍正，刚刚坐了十三年皇帝，便驾崩于圆明园，后葬于易州泰陵地宫。

关于雍正的死因，因史书没有记载，讳莫如深，因而不免使人疑窦丛生，传闻颇多。来自民间的传闻一是被吕四娘刺杀身亡，并将雍正的头颅割掉带走，臣僚们在为其入葬时，铸了一个金头安在雍正的尸身上，以此算完尸入葬了。一是中毒丧命，当天下午雍正尚在圆明园宫中与臣僚议事，晚间忽然暴病而亡

雍正驾崩后，皇四子弘历奉遗诏继承大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乾隆皇帝。乾隆登基，对雍正的暴卒之因没有查问，以后历朝对此都讳莫如深，不能详考。要彻底解开这一悬案或要亲眼目睹雍正是否以金头组合全身而入葬，只有打开雍正本人的泰陵才能真相大白。而这泰陵本身的来历又是一个历史谜团。

关于这个谜团，民间的传闻是，雍正自畅春园改诏夺嫡、阴谋篡位，随之又弑兄屠弟，不免心中有愧，死后怕受到先皇康熙的降罪责罚，因此决定另选陵址，竟不顾祖制，跑到北京西郊的易州独自建起陵寝来。这样远隔几百里的康熙就对他无可奈何了。是耶，非耶？还有待历史学家继续考证。

自从雍正打破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丧葬制度而埋骨于京西易县境内后，登基不久的乾隆也跟随其父，派臣僚在西陵区域选择万年吉地。当吉地选好后，乾隆却突然改变主意，又派臣僚到东陵选择。

乾隆七年，大学士三泰、果毅公讷亲、户部尚书海望，会同钦天监监正进爱等进入东陵区域勘察地形。数日后相得胜水峪龙盘虎踞，星拱云联，允协万年之吉。乾隆览过绘图后，甚是满意，并诏旨于第二年二月初十日动工兴建。至此，清王朝丧葬规制的长河，在雍正朝拐弯之后，又在这里改道分岔。长河的主流从此一分为二，一条支脉流向东陵，另一条流向西陵，从而形成了中国历代王朝葬丧史上的独特规制和景观。如此做法的思想脉络和内在干系，主要的是乾隆考虑到，若从自己之后起，历代皇帝都葬于西陵，那么东陵必然有香火渐衰，冷清无助之感，日久定会荒废不堪。为兼顾东西两陵的盛衰，才做出了这一抉择。关于这一点，乾隆在六十一年（1796）将皇位让于其子嘉庆时，在十二月二十日的谕旨中说的很是明了。

乾隆的诏谕除说明他将寿宫选在东陵的原委外，还做了兆葬之制的硬性规定，即若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父在西陵，则子在东陵。也就是说雍正在西陵，乾隆应在东陵，而乾隆在东陵，他的儿子则在西陵，他的孙子应选东陵，以此类推，不可违旨。当这个东、西二陵兼顾的设想出台后，乾隆惟恐哪位不肖子孙像他父亲那样独出心裁，东、西二陵都不选，另立门户，再选出个南陵或北陵，这样他设想的兆葬之制势必被打破，造成老虎拉碾——乱了套的混乱局面。为此，他又专门做出规定，非东即西，不能再随便另选陵址，这样就断了后世不肖子孙别出心裁的念头。所有这些，在体现了乾隆顾全大局的同时，也完全可窥到他当时在处理这类事务上的良苦用心。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驾崩于养心殿，卒年八十九岁。他的驾崩当属一个八十九岁老人精气血脉耗干后的正常死亡。这是继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关东建国，世祖顺治入关统治中国以来，六代帝王在奔赴黄泉路上的第一次平常事，也是整个大清王朝近三百年历史进程中，少数几个没有在死亡情结上留下悬案的帝王之一。

嘉庆四年九月十五日，乾隆梓宫入葬东陵胜水峪被称为裕陵的地下玄宫。随其付葬的有后妃五人，分别是孝贤、孝仪两位皇后，慧贤、哲悯、淑嘉三位皇贵妃。就其付葬人数而言，与康熙陵相同，是为数不多的。只是令乾隆本人以及随他入葬东陵的后世子孙想不到的是，他的中途易辙和这道谕旨的下达，使他们在一百年后，共同迎来了陵寝被盗，尸骨被抛的厄运。而当这种厄运到来之后，世人不免做出种种假想，假如乾隆当年葬入西陵，他的子孙也效仿而做，是否还会有一百年后东陵被盗的凄惨景观？乾隆是否会同他的子孙如今天人们看到的清西陵的主人一样，安然无恙地就寝于地下玄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