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后来又为什么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

黎元洪为都督,实为借势而为之临时举措武昌之役猝然而起,革命党标志性人物无有一人在武汉三镇,且革命党内派系有别,推举黎为都督,实乃一时之需。

孙中山回国的时候，正是袁世凯重新掌握清朝军政大权，各地革命军正面临几乎弹尽粮绝、而袁世凯北洋六镇大举围攻的危机关头。革命也需要钱啊，当时各支起义军都以为孙中山募集了海外侨胞的巨额捐款，而且有能力获得洋人的支持，因此才拥立孙中山为民国首任大总统。但实际上，由于海外华侨因资助他孙中山搞武装革命起义屡战屡败，对其信心难免产生动摇，故孙中山募款并不顺利，在武昌起义打响之时，他所获寥寥。不过历史也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忙中出乱，让名不副实的孙中山成了民国的创立者、首任大总统。

1,相传尧帝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种古代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

2 王位世袭制

从禹的儿子启开始，禅让制的惯例被破坏，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的“天下为公”为奴隶社会的“家天下”所取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历史的进步，其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3 察举制秦朝以后，封建的选官制度有了发展。汉武帝时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其内容包括地方察举和皇帝征召等，其中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各方面人才的涌现是汉武帝时期出现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

东汉时期继续实行察举制，但前后有所变化。初期主要依据人才在地方上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势力开始恶性膨胀，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后期，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居面。

4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选官制度。三国时开始实行，隋唐时被废除。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打破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使汉代的察举制度无法继续实行下去。曹操为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曹丕当政时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具体做法是：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州的中正官，察访士人，评列九品，作为官吏除授的依据；中正评定士人，家世、才能并重。曹魏后期，尤其到了晋朝，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选拔人才的途径。由于中正官一职为世家大族所垄断，选官任人唯看门第家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等级森严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加速了魏晋以来士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5 科举制第一，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和完善。<1隋朝兴起：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使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隋炀帝时开始设立进誓愫闷，科举制形成。<2唐朝完善：唐太宗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取士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

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明显区别是选拔官吏不再以家族名望而是以考试成绩为依据，选官的权力不在地方而是收归中央。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的一大进步：它抑制了门阀世族势力，扩大了官吏来源，实质上反映了隋唐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制虽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但它仍然是地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第二，宋朝科举制的发展。宋代科举制比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殿试成为定制和“糊名法”的实行，采取的名额也比唐朝大大增加了。科举制的发展为地主阶级各阶层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也进一步扩大了北宋的统治基础，还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第三，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变化。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文章格式为八股文，不能随意发挥。八股取士的实质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是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清末戊戌变法曾改革科举制，废八股，改试策论。科举制在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存在了近一千三百年，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

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清，选任方式以科举为主，以“考试”为标准，用人权完全收归中央。从选拔上看：隋唐实行开科取士，隋炀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拔各级官员的主要方式。全国各地的士子不用通过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经过公开的逐级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士子在通过逐级政府和中央的笔试之后，要由吏部再进行面试，内容是考察“身、言、书、判”即身体容貌、言语应对、书法笔迹和判词书写。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见识才能。大致说来，科举考试由礼部考才学，吏部考能力。明朝中期出现八股文，这是一种严格的排偶分股的应考文体，考生易于掌握格式，评卷标准也较为客观。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立废之争，朱元璋就曾一度下诏停止科举，但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超过科举的有效选官方式，所以，不得不在停科举九年后再次恢复。科举制度以相对公正、公平、公开的形式选拔和收揽人才，为整个政治机体输送新鲜血液，在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任用上看：地方主官仍然由中央统一任用，这一点一直未变。变化的是，取消了地方主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地方官不能再自行任命属下官员，所有进入流品的地方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用，《文献通考》中记载，隋朝时“海内一命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辟署之事”。从隋朝起，地方主官的用人权被中央收回。

古代地方官员选任制度对政治的影响

地方官的选任，不仅仅是一项文官管理制度，它关涉到整个政治的兴亡存废。从秦始皇废除封建，建立郡县后，中国的政治问题，从结构上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其中地方官的选任事关政治结构稳定与否的大问题。用好的用人方法用好人，则政治稳定，国家强盛；反之，则陷入分裂与争战，这是被漫长的历史发展无数次证明了的，可以说，地方官的选任制度是政治发展的生命线。

首先，大一统既是传统治理的前提也是目的，地方主官由中央选任，是实现大一统国家的客观要求。

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吏治发展中，地方官员的选任制度不断演变，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地方主官一律由中央任免。秦始皇结束封建割据的局面，海内一统，地方设置为郡、县两级，郡、县主印官郡守和县令都由中央任免，成为定制，以后历代尽管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地方官权力也时有伸缩，但地方主官一直由中央任命。之所以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必须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有一套由中央统一安排的人事组织体系。中国的特点是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区域间的差别较大，给大一统的实现带来挑战；但如果不实现大一统，四方割据，各自为政，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杀伐争夺、混乱黑暗的灾难之中。要想保证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稳定，关键问题，是要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体系，在用人上，要由中央统筹安排，特别是作为执政根基的地方政权，其人事任免要由中央掌握。

其二，大一统的维护，要由中央的权威宏观调控，避免陷入地方性。从汉代起就有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限制，就是说本郡县的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一方面是防止本族本亲的地方势力坐大，利用国家政权合法施暴；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各地方之间相互隔绝，不能很好的融合，陷入狭隘的地方性。为了增强不同区域间的融合、交流和发展，保证大一统的局面得以维持，就要推行全国范围内选才，异地为官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只有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下才能得以实现。

其三，大一统政权的存在，要求国家权力能有效制约地方势力。地方官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是政令下达和民情上达的关键环节，必须脱离地方豪强势力，并对其进行制约。中国古代的基层组织往往是在血缘和地缘结合的情况下建立的，人们依靠土地为生，很少迁徙，乡里组织从结构上讲一般比较稳定，地方豪强容易坐大。如汉代就有“宁负二千石（郡守），无负豪大家”之说。乡间豪族势力如不加控制，往往猖狂：兼并土地、荫庇人口、收养私从，当社会发生动荡时就会由患而生乱，与国家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古代治理中十分强调慎选临民官，一方面是考虑到要对民众进行善治，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对地方豪族势力的控制。

其次，中央权威的树立是社会稳定的保证，中央掌握人事权，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官制。

秦汉地方长官可以自辟僚属，实际上是将地方的部分用人权交给了地方主官。地方主官可以在所管辖的区域内选官，虽然还要经过考试，达到一定的标准，但由于是“自辟”，权力大，很容易使地方主官用自己的亲信组成官府体系，当地方割据时，就成为脱离于中央的职能机构。汉代的削藩、魏晋南北朝的战乱，都是因为地方权力太大，关键是地方有用人权，所用都是自己的人，中央是天高皇帝远的虚制，地方则是现用现管的实利，中央权威受到威胁。

从文官管理制度的角度讲，秦汉地方可以自辟僚属，选用之官虽然属于中央官制系列，但与地方官有更强的依附关系，出现管理的“双轨制”，政行两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隋朝时，中央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了官制。可以说在地方官的选任上，古代社会至隋朝才开始走上中央集权的道路。隋朝推行了两项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彻底加强。一是，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中央用制度化的标准选拔人才，地方大族不能再操纵选举；二是，取消州郡地方官自辟僚属权，由中央在选官后统一任命，升迁黜免依凭于中央统一考核。

用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选官，继以铨选制度量能授官，再以考核制度评定政绩以供进退黜免，完善了统一的文官管理，既保障了中央的权威，又稳定了地方的秩序。

再次，制度化的选官标准，为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提供了高素质的地方官队伍。从历史上看，地方官员的选拔，如果没有具体的、可执行的标准，就会被人为的好恶亲疏所左右，所以，传统治理的经验是选官标准明确化和制度化。凭借个人情感的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容易出错和不稳定的；而制度化的标准则是理性的、公正的和稳定的。

如果人事选举不能公开进行，就会形成集团利益，进而使人事权不归于公门，而落入私家之手，必然会导致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人事混乱。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则以统一的、客观的、制度化的标准，开放了政权，广泛吸收了人才。统一的测试标准为天下所有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博取功名、进入仕途的机会，也为国家最大限度的制度化吸收人才搭建起一个平台。此外，全国集中考试，降低了政府在人才选拔上的成本。通过集中考试，以制度化的形式使社会精英在同一时间内以最大的可能聚集在一起，以供拔擢，实现最有效的制度化选才。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上看到士人成群结队地进入考场，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公开选拔，广用贤能，也是旷古盛世之所以能在唐朝出现的关键

东汉时期左右北方归属的一战就是官渡之战了，曹操击败了强势的袁绍，也让袁绍一举灭曹，毕其功于一役的计划破产，不过官渡之战之后袁氏集团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从时间上来看，曹操于建安五年赢得了官渡之战，但是到了建安十二年，公孙康斩杀了袁尚、袁熙，曹操才算是彻底消灭袁氏集团，官渡之后，曹操用了7年时间才一统北方，可见袁氏的势力并未在官渡之战遭受毁灭性打击。

曹操的崛起也是令袁绍有些尴尬的，在东汉末，袁绍和曹操是联盟关系，《三国志武帝纪》（初平元年）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

这是在袁绍谋求讨伐董卓前，认为刘协帝位不正，想要再立新君，曹操表示拒绝，也就是说当时袁绍曹操是联合的势力，事先通个气。而且在后来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於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

在袁绍崛起初期，其势力是夹在在袁术、公孙瓒、陶谦三方之间的，曹操是袁绍的铁杆盟友了，谁知随着时间推移，留到最后的反倒是袁绍和曹操。

话说回来，在官渡之战中，袁绍损失到底有多大呢？《三国志武帝纪》得斩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馀级，辎重财物巨亿。

也有记载说斩首八万的，袁绍鼎盛时期，吞并公孙瓒之后，号称拥兵十余万，而在官渡，袁绍是集结了精锐部队，兵力规模大约是10万，这是袁绍的生力军，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感觉上像是大部分被坑杀了。

不过个人推测，当时在官渡之战，袁绍战败前，主要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曹操和淳于琼激战的乌巢，一个是高览、张郃率部和曹洪激战的曹操大本营，当时高览、张郃率领的是主力部队，袁绍企图借曹操攻打乌巢之机，拿下曹操的营寨，只是派遣了轻骑去解救乌巢，结果被曹操击败了，当淳于琼战败于乌巢后，引发了全局大混乱，袁绍在乱军之中逃走了。

曹操所俘获的战俘主要来自这两个战场，高览、张郃听说乌巢失守，是直接投降了的，其所辖部队是精锐，但是淳于琼战败时，乌巢附近的袁军大部分应该是后勤运输部队，剩下的袁军本能应该是逃，所以说曹操坑杀的袁军并不全部是精锐，袁绍此战虽然实力大损，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精锐部队逃回去了的。

《后汉书袁绍列传》绍与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度河，至黎阳北岸，入其将军蒋义渠营。至帐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领相付矣。”义渠避帐而处之，使宣令焉。众闻绍在，稍复集。

得知袁绍从乱军之中逃出来后，溃败下来的袁军是汇集归来的，但是具体多少不清楚，应该不会太多，而且在官渡之战后，曹操也是乘势追击了的，《三国志武帝纪》六年夏四月，扬兵河上，击绍仓亭军，破之。

只是这就没有后续了，在袁绍败退，还活着的那1年多时间（袁绍是建安七年病逝的），记载中曹操只是和袁绍打了这一仗，而翻过来看袁绍呢？《三国志袁绍列传》冀州城邑多叛，绍复击定之。《三国志武帝纪》也是记载了，绍归，复收散卒，攻定诸叛郡县。

可以看出来袁绍在战败后的1年多时间里，主要做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收拢败兵，一个是平定各地叛乱，而曹操则没有趁官渡之战的大胜之威，一路北上歼灭袁氏集团，而且很有可能，在袁绍平定那些反叛袁氏的势力时，曹操也没有出兵干预，这就让人联想到一个问题。

官渡之战袁绍的确血亏，损失大部分精锐部队，同时浪费了大量的钱粮，但是袁绍毕竟是坐拥四州之地，又是四世三公的世家子弟，《后汉书袁绍列传》记载，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只要袁绍活着，袁氏就还有号召力，短时间内再次组建可以和曹操硬拼的10万规模野战部队不显示，不够临时征调人力，用于防守曹操的进攻是完全可办得到的，也就是说，官渡之战后，袁氏集团虽然无力主动进攻曹操，但是被动防御还是能做到的，远远没有到彻底失败的地步。

随着袁绍平定各地叛乱，只要能够安稳的休养5至8年，袁绍依旧可以逐步恢复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尴尬的是袁绍在建安七年病逝了，这是袁氏集团的一个分水岭，袁绍的病逝影响要比官渡战败恶劣的多，袁绍病逝，给袁氏集团留下了两个“毒瘤”。

一个就是再也无人也已压制各方势力，袁绍是当时袁氏集团中唯一一个可以令各方臣服的人，由于袁绍崛起的太快，占据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四州，他不可能只凭借袁家四世三公的身份优势就令各地臣服，所以袁绍必然要拉拢四州的士族豪强，而这些士族豪强各自又有利益冲突，所以私下里是暗中较劲。

《后汉书袁绍列传》官度之败，审配二子为曹操所禽，孟岱与配有隙，因蒋奇言于绍曰：“配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怀反畔。”郭图、辛评亦为然。绍遂以岱为监军，代配守邺。《三国志袁绍列传》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己害，缘绍素意，乃奉尚代绍位。

袁绍新败，他手下的谋士不图如何为袁氏恢复实力，而是抓住任何一次机会搞垮自己的对手，对于各方士族来说，他们一直在打两场仗，一场是袁氏集团内部夺权之战，另一场才是袁氏集团的对外战争，而且前者又很重要，因为事关自己的生死，毕竟袁氏败了，这些世家大族完全可转头新主，能够为袁氏尽忠的人不是太多。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袁绍要将自己的儿子分派到各州，掌管各州军政的一个原因，当时其属下谋士都力谏，“老大，你不能这样搞啊”，不过袁绍只是表面上敷衍几句，“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什么能不能的，说白了，还不是袁绍深知危难时刻，能够帮自己的还是自己的儿子亲戚。

不过袁绍活着的时候，大家还是能够听从袁绍的，但是袁绍一死，袁绍那几个儿子没有一个能够令各方信服，所以更多的是成为各方势力推举出的一个利益代表，很快就把袁氏集团瓜分了，官渡战败后，作为一个整体的袁氏集团还不担心被曹操灭掉，可是现在就要害怕了。

袁绍死后留下的第二“毒瘤”就是这三个不争气的儿子了，不知道当时袁绍的想法是什么，未及定嗣，袁绍死前没有明确要传位给谁，或许是袁绍知道如果自己立了任何一人，结果都是很快就会引发袁氏内部的清洗行动，任何一个儿子上位，都会铲除另外两个，袁绍忌惮内斗造成实力损耗而让曹操捡便宜，所以一直犹豫，直到死都没有明确谁来继承袁氏家业。

但不管怎么说，结果都是袁绍儿子之间的权力争夺爆发，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己害，缘绍素意，乃奉尚代绍位。谭至，不得立，自号车骑将军。由是谭、尚有隙。

这是给了曹操机会的，所以他抓住了袁氏集团内部出现裂痕之际，发动了在一次的主动进攻。只是这次曹操出兵很有意思，《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七年）谭自号车骑将军，屯黎阳。秋九月，公征之，连战。谭、尚数败退，固守。

《三国志袁绍列传》谭军黎阳，尚少与谭兵，而使逢纪从谭。谭求益兵，配等议不与。谭怒，杀纪。太祖渡河攻谭，谭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谭，恐谭遂夺其众，乃使审配守邺，尚自将兵助谭，与太祖相拒於黎阳。大战城下，谭、尚败退，入城守。太祖将围之，乃夜遁。追至邺，收其麦，拔阴安，引军还许。

结合来看的话，就是在袁尚被扶立已成事实的前提下，袁谭虽然不满，但是也不能说什么，他没有停留在邺城，而是领兵在外，而且还是抵御曹军进攻的前线黎阳，在面对曹军大兵压境之时，袁谭屡屡催兵增援，袁尚害怕其借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就自己带兵去前线了，虽然两人不合，不过在抗击曹操这件事情上还算是一条心。

在面对曹操此次进攻中，袁尚袁谭两兄弟虽然一度战败，但是还是抵抗住了曹操进攻的，按照记载，曹操这次进攻已经打到了邺城，“追至邺，收其麦，拔阴安，引军还许”，但是曹操没有攻下，只是割了邺城附近的麦子，就撤军了，是什么让曹操到了邺城还无功而返呢？是袁尚袁谭两兄弟的“固守”，一个分裂的袁氏集团依旧可以抗住曹操企图的毁灭打击，如果袁绍活着的话，或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此战之后，或许曹操也认为北方袁氏集团依旧是块硬骨头，所以想要快速扩张底盘提升实力的曹操，把眼光放在了荆州刘表的身上，《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八年）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公之去邺而南也，谭、尚争冀州，谭为尚所败，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谭遣辛毗乞降请救。

曹操已经发兵出征了，想必当时刘表已经开始备战了，但是袁尚袁谭见曹操南下，外部压力减轻，“有劲没地方使”的两人是玩了命的内讧，而且是生死之争，争夺的是袁氏的正统地位，这给了曹操绝佳的机会，袁尚袁谭这次内斗，又是袁氏集团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这给了曹操很好的一次机会彻底解决袁氏集团。

面对曹军再次来袭，袁尚袁谭已经连表面上的联合都做不到了，本来嘛，两人都杀红了眼，什么袁氏基业都是扯淡了，保命是第一位的，尚闻公北，乃释平原还邺。而与此同时袁谭在做什么呢？他在被袁尚背后捅刀子，公之围邺也，谭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

最终袁尚援救邺城的行动也失败了，自己逃亡中山，尚败，还中山。谭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众。袁尚的战败，直接的结果就是邺城的失守，尽获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邺城一丢，袁氏集团统治的就彻底崩塌了，而且在各方势力已经厌倦于为袁氏内斗而搭上自己了，袁尚部将屡屡投降，东平吕旷、吕翔叛尚，屯阳平，率其众降，封为列侯其将马延、张顗等临陈降。

此后曹操在北方就是一路顺风顺水攻占各州郡了，除了征讨乌丸那次发生险情之外，曹操剿灭袁氏集团就没什么艰难险阻了，直到最后，公孙康送上袁尚袁熙的人头。

总的来说，官渡之战，袁绍虽然大败，但是只要他能多活几年，袁氏集团依旧有休养实力，再度和曹操争斗天下的资本的，即便是袁绍死后，袁氏集团仍然拥有四州之地，只要袁氏内斗不严重，曹操还是没机会，只不过曹操是被天命选中的人，屡屡给曹操创造机会，天下也就成了曹家的。

1、东山再起的典故出处是《晋书·谢安传》。指的是东晋的谢安重新出山做官的故事。因为谢安久居东山（当然不是海南的东山岭），所以称为“东山再起”。

2、谢安东山再起

公元383年八月，苻坚亲自带领八十七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向南的大路上，烟尘滚

滚，步兵、骑兵，再加上车辆、马匹、辎重，队伍浩浩荡荡，差不多拉了千把里长。

过了一个月，苻坚主力到达项城（在今河南沈丘南），益州的水军也沿江顺流东下，黄

河北边来的人马也到了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从东到西一万多里长的战线上，前秦水陆两 路进军，向江南逼近。

这个消息传到建康，晋孝武帝和京城的文武官员都着了慌。晋朝军民都不愿让江南陷落

在前秦手里，大家都盼望宰相谢安拿主意。

谢安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身士族，年青的时候，跟王羲之是好朋友，经常

在会稽东山游览山水，吟诗谈文。他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名望很大，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挺

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宁愿隐居在东山，不愿做官。有人推举他做官，他上任一个多月，就不

想干了。当时在士大夫中间流传着一句话：“谢安不出来做官，叫百姓怎么办？”

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才重新出来做官。因为谢安长期隐居在东山，所以后来把他重

新出来做官这样的事称为“东山再起”。

苻坚强大起来以后，东晋的北面边境经常遭到秦兵的骚扰。朝廷想找一个文武全才的将

军去防守边境。谢安把自己的侄儿谢玄推荐给孝武帝。孝武帝把谢玄封为将军，镇守广陵

（今江苏扬州市），掌管江北的各路人马。

谢玄也是个军事人才。他到了广陵以后，就招兵买马，扩大武装。当时有一批从北方逃

难到东晋来的人，纷纷应征。他们中间有个彭城人叫刘牢之，从小练得一身武艺，打仗特别 勇猛。谢玄派他担任参军，叫他带领一支精锐的人马。这支人马经过谢玄和刘牢之的严格训 练，成为百战百胜的军队。由于这支军队经常驻扎在京口（今河苏镇河市），京口又叫“北 府”，所以把它叫做“北府兵”。

这一回，苻坚率领百万大军进攻东晋，谢安决定自己坐镇建康，派弟弟谢石担任征讨大

都督，谢玄担任前锋都督，带领八万军队前往江北抗击秦兵，又派将军胡彬带领水军五千到 寿阳（今安徽寿县）去配合作战。

谢玄手下的北府兵虽然勇猛。但是前秦的兵力比东晋大十倍，谢玄心里到底有点紧张。

出发之前，谢玄特地到谢安家去告别，请示一下这个仗怎么打法。

哪儿知道谢安听了像没事一样，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我已经有安排了。”

谢玄心里想，谢安也许还会嘱咐些什么话。等了老半天，谢安还是不开腔。

谢玄回到家里，心里总不大踏实。隔了一天，又请他的朋友张玄去看谢安，托他向谢安

探问一下。

谢安一见到张玄，也不跟他谈什么军事，马上邀请他到他山里一座别墅去。到了那里，

还有许多名士先到了。张玄要想问，也没有机会。

谢安请张玄陪他一起下围棋，还跟张玄开玩笑，说要拿这座别墅做赌注，比一个输赢。

张玄是个好棋手。平常跟谢安下棋，他总是赢的。但是，这一天，张玄根本没心思下棋，勉 强应付，当然输了。 下完了棋，谢安又请大伙儿一起赏玩山景，整整游玩了一天，到天黑才回家。 这天晚上，他把谢石、谢玄等将领，都召集到自己家里，把每个人的任务一件件、一桩桩交代得很清楚。大家看到谢安这样镇定自若，也增强了信心，高高兴兴地回到军营去了。那时候，桓冲在荆州听到形势危急，专门拨出三千名精兵到建康来保卫京城。谢安对派来的将士说：“我这儿已经安排好了。你们还是回去加强西面的防守吧！”

将士回到荆州告诉桓冲，桓冲很担心。他对将士说：“谢公的气度确实叫人钦佩，但是

不懂得打仗。眼看敌人就要到了，他还那样悠闲自在：兵力那么少，又派一些没经验的年青人去指挥。我看我们准要遭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