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临死前的严监生这篇短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比起他大哥和王家两兄弟，严监生就算是好的了。这一部分我觉得吴老先生也不是着重要批判他什么，只是以他为线索，通过他一家的事，衬出了严贡生和王德、王仁作为读书人却表露出的淋漓尽致的万般丑态和恶行。严监生扶正二房，在那种情况下其实也无可厚非，因为就算不为了赵氏，为了他那仅有的独苗儿子也算是合情合理。作为得益人的严监生和赵氏也没有说忘恩负义，赵氏感恩戴德，严监生也心存愧疚，时常念及已故妻子的好。最后临死望着灯芯不能释怀，与其说是对他吝啬的一种讽刺，倒不如理解为通过这样一个场景，格外突出了他即使谨小慎微、勤俭持家如此，却最终一家的命运也难逃天命和严贡生毒手这样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惨。封建时候的母凭子贵，赵氏在还有儿子的时候也算是堂堂正正、名正言顺，失去了儿子一下子就孤立无援了，立嗣被严贡生欺凌，家产被严贡生横刀夺去，赵氏的最终命运也是充斥着无奈和凄惨。严监生虽然比不得杜少卿这类万里挑一的才人君子，但是作为普通的一个读书人，比起严贡生这样的大奸大恶之徒又好了许多。我觉得，吴老先生笔下，对严监生的同情和某些方面的肯定，是要大于所谓讽刺的。

《儒林外史》通过对儒林文士生活和精神状态的现实主义描写，绘制出一轴色彩斑斓的士林人物长卷。它以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为中心，站在俯视整个封建文化的高度，对科举制度统治下的儒林群像和儒林心态作了深刻的剖析，既是一部儒林丑史，又是一部儒林痛史。不仅如此，作者还提出了儒林群体的命运这一历史的课题，孜孜不倦地探求儒林的真正出路。因此小说的思想内容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科举制度的严峻批判；二是对理想人生的热切追求。

首先是通过三类否定性的人物形象，全面批判了科举制度弊端和功名富贵观念。

1 第一类是儒生形象，这类人物最具典型意义，也写得最为成功。其中有热衷功名、利禄熏心的腐儒，如周进、范进，他们老实平庸，懦弱猥琐，思想麻木之极，知识贫乏之极，一生匍匐于科举制下，精神也受其毒害和摧残；有虔诚相信八股举业和封建礼教而自害害人、中毒毒人的迂儒，如马二先生、王玉辉，一个视举业为神圣不可侵犯，诚心诚意地四处宣扬举业至上，一个真心笃信礼教，自觉以礼律己，他们既是封建思想的传播者，更是受害者；还有原本纯朴善良却被八股制腐蚀而最终蜕化变质的陋儒，如匡超人、牛浦郎，他们精神堕落、道德败坏、廉耻丧尽，正是功名富贵的颓风熏染的结果。

2 第二类是官绅形象。他们是科举制度的直接产物，出仕则大多为贪官污吏，处乡则大多为土豪劣绅，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前者如王惠、汤奉，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压榨百姓，贪婪成性，作威作福；后者如严贡生、张静斋，通过科举特权，交通官府，鱼肉乡邻，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这样，作者就把科场批判与官场批判、政治批判结合起来，既在更深层次上揭露科举制度的腐败，又提高了全书的思想价值。

3 第三类是名士形象。他们苦苦谋求的是“异路功名”的终南捷径，实为科举制度的派生物。这些人不走八股正途，貌似风雅，实际上不过是一些闲得无聊的纨绔子弟，名落孙山的科场士子，搔首弄姿的斗方诗人，招摇撞骗的帮闲篾片，他们装腔作势，攀附权贵，在骨子里对功名富贵依然念念不忘。作者通过湖州莺脰湖盛会、杭州西湖诗会、南京莫愁湖高会几次集中亮相，揭露了这些假名士的无耻丑态和肮脏灵魂。

上述三类形象，恰如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可见，八股取士制度构成了牢笼一代文人的巨大厄运，功名富贵观念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世风的颓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思索。

其次是通过三类肯定性的人物形象，来寄托作者的理想，反映他不断探索的心路历程。

1 第一类是带有某种叛逆精神的杜少卿和沈琼枝。杜少卿寓有作者的影子，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他鄙薄功名，蔑视权贵；对某些封建礼俗提出大胆挑战，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尊重女性，要求个性解放。在他身上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沈琼枝是一个具有某些新因素的奇女子形象，她敢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敢于同封建势力做坚决斗争，不慕财富，不惧官府，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努力维护妇女的独立人格，闪耀出叛逆思想的光芒。这两个人身上，已初步具有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光彩。

2 第二类是真儒名贤形象，如迟衡山、虞育德、庄绍光等。他们均看重文行出处，淡泊功名利禄，追求合理的道德操守和人格的自我完善，表现出浓厚的原始儒学精神。同时他们又主张以“礼乐兵农”的实学取代空谈性理的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问取代僵化无用的科举时文，真正代表着作者的社会理想。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就是他们企图通过复古手段来挽回世道人心、以传统礼乐来改造现实社会的写照。但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贤人君子也最终难免“风流云散”。

3 第三类是市井奇人形象，有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这四位奇人不受功名富贵羁绊，不受礼法名教束缚，傲骨嶙峋，安贫乐道，既自食其力，又文采风流，追求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表现出尊重自我人格、疏离政治功利、要求个性自由发展这样一些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萌芽。但这些市井细民却又被抹上文人、儒者的色彩，赋予了“琴棋书画”的雅兴，这实际上是作者心造的幻影，是作者为新一代读书士子设计的人生出路。

《儒林外史》是清代现实主义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长篇章回小说，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这本书共五十六回，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

小说从元末明初写起（“楔子”），一直写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幽榜”），前后历时约二百四十八年。正文从第二回开始，故事发生在明代成化末年，上距“楔子”约一百二十年；结束于第五十五回“四客”故事，此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三年，下距“幽榜”二十一年。前后历经一个朝代的兴衰。

扩展资料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

雍正七年（1729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乾隆元年（1736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

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

-儒林外史

　　清代小说为清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高峰阶段。乾隆年间问世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扫之前文学作品中以个别情节和零散篇章讽刺儒林丑态的面貌，代之以通篇极尽讽刺之能事。到清末，它开创的讽刺艺术，已超过了儒林范围，而成为针砭时弊的武器，派生出一系列富有讽刺性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之类，他们“为学步者，无以为后继者”，[1]“鲜有以公之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2]《儒林外史》不愧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其讽刺技巧达炉火纯青之境，方式灵活多变，把讽刺艺术推向颠峰，诸多评论家对此推崇有加，笔者就吴氏因何选用讽刺之法，如何讽刺、讽刺意义何在三方面斗胆汗颜再言之，诚望大家斧正。

一、讽刺之成因――明末清初思潮与政治氛围交媾而生的特殊产物

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礼崩乐坏”，进步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都以自己的著述深入解剖古老衰朽的封建社会，有识之士猛烈抨击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康乾时代，大兴文禁，文化呈颓靡之态，乾隆曾颁诏“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这一特定的时代思潮和政治气候交媾，滋生出含蓄，委婉刺世的讽刺艺术，此其首。

其次，吴氏敬梓少习举业，成秀才，之后其父辞官病死，敬梓不谙生计，生活坠入贫困之境，其间目睹了官僚豪绅徇私舞弊，膏粱子弟平庸昏聩，举业中人利欲熏心，“名士清客”招摇撞骗之象后，察觉到“上层士人”翻云覆雨的嘴脸。“有瑰意与琦行，无捷径而窘步”，思想上开始唾弃功名富贵，不愿成为功名道上的殉难者，对社会的庸俗生活厌恶至极，加之他“灌夫骂座之气”的直率、倔强性格，难容阶级社会的势利观念，促成其对八股取士制度的不满，因统治集团在思想文化领域威慑天下，他只能“戚而能谐，婉而多讽”[3]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气。

二、讽刺方式灵活多变――笑迂、唾色、谑邪、恶愚、刺伪、讽虚、软骨、丑态、假善

《儒林外史》艺术成就很高，最为突出的则为讽刺，其讽刺形式灵活多样，种类众多。

其一、运用白描手法进行讽刺――笑其迂。

《儒林外史》不事议论，抒情，但凭客观的述事、描写，主观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虽无尖刻、辛辣的讽刺，可诙谐婉讽凸现其中。

在“范进中举”中，作者以客观的态度，描写人物言行，展示内心世界，刻画人物性格，其中对范进“疯态”的描写，最为典型。初听邻人报喜，他道为哄他，嘲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央求邻居“莫误了我卖鸡”，几十年的科场困顿，贫困潦倒形成了他卑微猥琐的心理，他不愿再受人难堪的奚落，当他回到家看到报帖“已升挂起来”，心灵由此震颤。不看便罢，看了之后一发不可收拾。那种似梦刚醒，如痴如醉的神情，包含着多么丰富的酸苦感受。接着，自己拍了一下手，笑了一声，并道：“噫！好了！我中了！”说后，跌倒不省人事，灌水过后，复又醒来，又拍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随后往门外飞奔，掉进泥塘复又大笑，至此，他的确发疯了。小说中反复写他拍手、大笑，笔锋曲折深刻，活活画出其神魂颠倒，亦痴亦狂的丑态。作者以白描的手法，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行动，把一个醉心科举的腐儒描画出来。作者将主观感情融于客观叙事之中，虽无一贬词，但却能使读者在哑然失笑的同时，深感他的可怜、可悲、可鄙。从而不露声色，不着笔墨的鞭挞了八股取士制度的罪恶和整个封建社会的腐朽，因此，全篇的讽刺力量更加显得深刻感人。

其二、运用对比手法，在不经意中强化讽刺效果，让读者体味、感悟蕴含其中的艺术魅力。下面，就从五个方面加以说明。

1见风使舵，首鼠两端（用同一人物前后截然相反的语言行为进行对比――唾其色变）。

周进在馆为先生时，梅玖以“老友从来不与小友序齿”讥讽周进；在周进因长斋而不动荤时，便嘲笑说：“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当周进举业成功后，周进责罚梅玖文章无长进时，他便哀告；“看老先生面子开恩，”称周进为“国子监司业周蒉轩先生，讳进的”。梅玖初交周进，自尊为“老友”，蔑视周进为“小友”，笑他呆，戏弄其年龄已长，进学实乃做梦。后来称其为自己的先生，连名字也不敢直呼，通过这一人物言行的前后变化，把一个见风使舵，满脑子等级观念的受举业毒害者梅玖，活活的画出来，一副变色龙的嘴脸就浮现于读者之面。

王玉辉身中八股之毒，又深受理学之害，他在“饿死事小，失节礼大”的宋儒教条的熏陶下，居然鼓励和赞美自己的女儿自杀殉情。及女儿饿死，他劝说孺人不要哭，并道：“女儿已成仙”，且大笑“死的好，死的好”！他的笑声里充满了凄绝和惨痛，当“制主入祠，门首建坊”时，他因伤心借故出游，山光水色触目，他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在看到船上妇女，他心里哽咽，热泪盈眶。他前前后后的矛盾冲突，实为良心与礼教的对撞，小说讽刺他的虚伪、变态。究其实质，则为八股要义所使然。王玉辉行为、语言的变化，就不留情面的嘲讽科举考试、扼杀学人的真情，泯灭士人的本性。“鼓励自己女儿殉情”是对封建礼教最致命的一击。

小说中写“范进中举”一节，通过胡屠户两次“贺喜”的对比，勾画出他势利的小人嘴脸。第一次“贺喜”带“一副大肠和一瓶酒”，挖苦范进为“现世宝”、“穷鬼”，回家时“横披衣服，腆着肚子”，一副傲慢无礼、目中无人的庸俗样子；第二次“贺喜”则在范进中举发疯时刻，当众人要他打醒范进以治其疯病时，这个平日百般侮辱女婿的他却惶恐不安，以有钱为荣、以富为贵的他，头脑中则是中举者为“天上的星宿”的宿命认识，在众人怂恿、劝说下，他喝酒壮胆后才颤着手打了女婿一下，接着手隐隐作疼，而且巴掌也弯不过来了。同是“贺喜”，态度前倨后恭，截然不同，有天壤之别，这样一比较，就轻松画出屠户庸俗、势利的市侩小人面孔。

2批乌捣亢，一语破的（让反面人物一出场，就一本正经的讲大话或讲假话，然后轻轻一点，就露出蛛丝马迹――谑其奸邪）。

严贡生对范进、张敬斋二人讲高要县汤公“为人廉静慈祥，真乃一县之福”，接着就说汤公到住那日，该县搭彩棚迎接，锣鼓喧天，伞扇蔽日，吹手、夜役一队又一队，如此浩大声势，铺张浪费，“廉”在哪里？“静”在何处？他接着讲“汤父母不喜会客，却凡事关照”他家的二小子进学后，他紧接着叫到后室攀问师出哪门，其矛盾昭然若揭，“凡事关照”戳穿了“不喜会客”的逻辑，“叫到后室攀问”道出了官场的黑暗；严贡生靠“厚贿”巴结权贵，汤“廉静”（汤公）借“问”故在笼络人心，织纺关系网。严贡生边讲边自驳，嘲讽力量入木三分。不信，我们再听听：“汤父母一年下来私敛到手的银两才八千，而前任潘父母却能敛到一万。”只此一句，封建社会官场上的腐败被暴露无遗，严贡生心目中的父母官，就是能接纳他的贿赂，且帮他办事的敛财高手，搜刮民脂民膏成性的贪官，这就是他“廉静”的面孔，“慈祥”的嘴脸。小说采用剥竹笋的方式，一环套一环的扬其“善”然后轻轻一点，漏洞既出。

3弄巧成拙，捉襟见肘（按反面人物的思维逻辑和价值取向推动情节发展，结果闹出笑话，弄出官司――恶其愚）。

权勿用热孝在身，又经不住权势诱惑，急匆匆赴宴，因囊中羞涩，用粗布孝服当了五百钱，又被杨执中的儿子偷去，权杨二位淡薄名利的“名士”因此小事而结下深仇，还不及出游莺腔湖，权勿用因奸拐尼僧而被缉拿归案。娄三、娄四本非名士，却慕贤若渴，其门客清士实为乌合之众：结为至交的张铁臂为骗子；能吟咏歪诗几行的权勿用却是道貌岸然的*邪之徒；杨执中又为伪君子。这一帮“志同道合”者咏诗评价天下道德，闹出许多笑话后不欢而散。牛浦郎因冒名吃官司，牛玉圃逢迎讨好时弄巧成拙被疏远，他便怪罪“世孙”浦郎，把他毒打过后抛入荒无人烟之境，他们这群人，表面上斯文有加，道德文章天下通，心底里实在奸邪不堪、愚蠢有余。

4言不由衷，表里不一（让反面人物的违心行为与真实感情形成矛盾――刺其伪）。

范进“先母见背，尊制丁忧”。他在酒席既不用“银镶杯箸”，也不用磁杯、牙箸，必换了“白颜色竹子筷子”才肯，以此表示孝子情状。但吃起来，却毫无丧母之忧，抢先“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在官方理学规范下的虚情假意，伪善肮脏，令人恶心欲吐，其讽刺力量可透纸背。

再诸如那些嘴脸五花八门的假名士，本来热衷科举，是势利之徒，但碰壁后转而清高起来：利欲熏心者装作不计名利；趋炎附势者却伪装不攀附权贵；不学无术者满嘴诗词文章，借此装潢门面。这些群丑遮遮掩掩、欺世盗名，“总不免有新娘子怕羞”的味道，娄三、娄四便为典型。

5正反对照，伪情毕露（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与一些名士清客格格不入，时时冲突、碰撞――虚其名）。

书中一开始就出场的人物王冕，他重操守轻名利，不慕功名利禄，一心孝敬父母，安贫乐道，坚守母亲临终的嘱咐，终生不仕。这样恬淡平和的人生态度，与虚伪做作等劣性十足的范进老爷的“孝母”情状形成鲜明的对照，又与热孝在身却当掉粗布孝服准备宴游的权勿用形成强烈反差。企求科举者，人格尽失，道德沦丧，人性泯灭；不慕功名利禄者，人格尊贵，身心康健，品行端庄。正与反两类人物在小说中交锋碰撞、冲突，美与丑不言而喻，是“名副其实”还是“名不副实”，不点自明。

其三、夸张变形，讽刺之功效力透项背――软其骨。

《儒林外史》采用夸张的手法写科举制度对举业中人的毒害至深，以至于使其精神失常，神经分裂，灵魂扭曲，以此极尽讽刺之能事。小说开篇不久就描写了年过花甲，屡试不第，受尽折磨、屈辱，精神失常的周进。他苦读、应举、落榜；再苦读、再应举、再落榜。周而复始的痛苦折磨他，单调乏味，令人生厌的生活情调耗费掉他的青春，英年早暮，满脑子的幻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强烈碰撞：他愈是急于跨进科举的门坎，举士考试的结果愈使其大失所望，当他到省城要看剧院，“方到天字号，就撞死在地”，及看到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贡院”“号板”寄托了他的满腔希望，凝聚着他的心血，难怪他“只伏着号板哭个不住”，“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这种百感交集，完全丧失自我控制能力的情况实属愚拙、凄楚。更让人哑然失笑的则是“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一回，范进历尽艰辛，终成大事时竟喜极发疯，他在科举道上，不惜以生命作为赌注，二十岁到五十四岁忍气吞声，唯唯诺诺，过着清贫苦寒的日子。三十多年的折磨、煎熬、打击，使他的灵魂已陷于囹圄，呈现憔悴、痛苦的麻木愚钝状态，一旦孜孜追求，朝思暮想的希冀变成现实，他已无力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心理丧失了平衡，导致其疯癫，这种含笑的喜剧夹杂着带泪的悲惨。小说写这两个人物，皆用夸张的手法，让人物扭曲变形：一个“大哭”不止，一个“大笑”不停；一个“吐出鲜血”，一个“吐出白沫”；一个“撞死在地”，一个“昏厥”不省人事。科举考试对读书人的毒害如此深重，其痼疾就被摆到光天化日之下，作者不做评论，让读者揣情玩味自说是非曲直。

其四、通过细节与个性化语言的描写，让人物的本性见山露水――讽其贪迂。

书中的马二先生是为举业而空耗终生的悲剧人物，为迂腐儒生的典型。他把举业看成人生的光明大道，不仅自己孜孜以求，而且逢人便讲举业的事：言孔子的举业观，以至孟子、汉人、唐代、宋人的为官论，道出举业做官的实质。马二先生资助匡超人，并教导文章作法，讲“举业为政事，中举，中进士，即刻光宗耀祖，像《孝经》所言：‘显宗扬名’，才是大孝。那害病的父亲（匡超人的父亲有疾）睡在床上，没有吃东西，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音，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不难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他如此无聊，精神空虚，性格迂腐，思想僵化，本身不觉悟，还要以此毒害别人，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就把这个醉心功名，形容寒酸的儒生刻画得淋漓尽致，以其言揭其弊，讽刺寓于其中。

严监生骂他哥哥时说：“像我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在熟肉店里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也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这些话，如怨如诉，骂的是严贡生，主要表现的却是严监生自己。这个临死还为了两根灯草直伸着指头不肯断气的细节，就活灵活现的刻画出他守财奴的性格，在他的言语中亦跃现了出来，为了让小妻扶正能拿出重金贿赂王家弟兄，平日竟买四个钱的肉哄小儿子，其吝啬本性在只言片语中就一览无余。

其五、通过外形描写达到讽刺的目的――丑其态。

周进“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无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开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这寥寥几笔，连用三个“旧”字就已写出人物生活的困顿，着一“破”字，可谓神来之笔，写出举业道上苦苦扎挣者“四体不勤”的特性。“红”“黑”“花白”三个词描写色彩，惟妙惟肖的勾画出周进不伦不类的衣着特点及委靡，颓唐的精神状态。

范进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衣服也烂了，又跌跌撞撞的扯破了好几块，这些外貌形态描写，画出醉心功名者狼狈不堪的丑态，作者的好恶感情融入其里。

其六、侧面烘托，实为揭露与鞭策――假其正。

关于科举制度的虚伪性，作者从侧面给以深刻的揭露，最突出的是对“优贡”的描写。被学政“题了优行贡入太子肆业”的，却是一个在赌场中抽头，替人当枪手，替人造假文书，并且忘恩负义，反复无耻的匡超人。另外还有一个哄吓诈骗，无恶不作的严贡生，也恬不知耻地对王家弟兄自称“前任学台举了第一优行又替弟考出了贡”。作者把书中最恶劣的两个人同“优贡”这个名目联系起来，这个制度的虚伪就窥一斑而见全豹了。以上两人因何举业有成，科举考试的弊端便不言而喻，鲍文卿受向知县委托巡场时所见就能揭示其本质。考场上“有替人代笔的”，“有传递作弊的”，“有丢纸团的”，“有装作出恭而在墙上挖洞接文章的”。这几句描写出童生参试的场面，暴露出科场考试的混乱与黑暗，从侧面揭露了科举取士如同虚设，难怪乎地痞，恶棍亦能跻身士人行列，像潘三找匡超人为别人替考索取银两之事就不足为怪。

三、讽刺意义及其影响――谑群儒、刺科举、针砭社会

《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盖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终乃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5]这段文字高度概括的写儒林人的穷形尽相，表明作者憎爱分明的情感：全书戏谑那些“媚人”“骄人”“下人”和“傲人”；歌其“地上一层”为社会中坚。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应为一体，“功名富贵”致使诸人相去甚远、千差万别。作者笔锋直指科举制度，用娓娓道来的深沉加以讽刺。

在科举制度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文人读书人跋涉在科举的漫漫征途上，人格受到扭曲，形成卑劣、猥琐、虚伪、变态、迂腐、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范进、周进等受害者只是个案，他代表着许许多多文人共同的命运，造成的原因为社会。“秉持公心，指�时弊。”[6]其讽刺不再是针砭某个人，而是对整个社会的揭露。

书中极力张扬官僚缙绅蛮横粗暴、飞扬跋扈的本性。王惠为官后就迫不及待地吸膏吮血鲸吞若噬，掠脂斡肉；汤知县披上“廉静”的外衣，谋官敛财。手段残忍至极；地方缙绅严致中“卖猪”“霸猪”的行径极为野蛮，更令人义愤填膺，鄙夷不屑的是他嫁祸船夫，赖掉船资的做法。官绅勾结，鱼肉百姓。作者批判的利剑直指封建统治秩序。

《儒林外史》就是通过描写那些追逐名利，丧失天良，道德沦丧的人物，折射一个时代的罪恶，抨击物欲横流导致道德失范，精神虚无的社会现实。这种讽刺批判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清代后期问世的四大谴责小说，就是例证。讽刺笔法遂成为针砭社会的武器。

注释：

[1]郭预衡・古代文学史[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15。

[3]清・吴敬梓・移田赋[A]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M]

[5]清・闲齐老人・《儒林外史序》[M]

[6]中国文学名作欣赏，科学出版社，2000。

贾永新，中学教师，现居甘肃静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