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习俗是民选产生首领，耶律阿保机是如何巩固统治地位的？

如何巩固？其实很简单，就一个字，“打”；两个字，“武力”。

其实辽史看起来挺难受的，由于成书时间过于仓促，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整个不到一年，而且总裁官脱脱作为大元丞相，本来就要应付各地此起彼伏的义军，实在是力不从心。

所以辽史在二十五史中的评价一直最低，主要的毛病是详略失当，该记的缺失，不该记的又过于啰嗦，本纪、列传、表志中可能都有涉及。

但作为至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辽史，其史料价值还是毋庸置疑的。

辽史中本身对耶律阿保机接位、巩固汗位、登皇位的记载虽然都有涉及，但都嫌过于简略。

不过从《辽史》，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的记载中，也能大略还原出大概，让我们对这个曾经称雄中国北方的大国一窥全貌。

实际上，从史书中的记载来看，所谓的民选产生首领，只是原始部落时期向国家转化过程中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契丹的民选和后来蒙古诸部的推选、女真诸部的推选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在华夏正统记载中，其实我们有更久远的例子，即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黄帝、炎帝、颛顼、帝喾乃至尧舜禹的相互禅让，其实与契丹所谓的民选推举首领非常的像。 

比如，炎黄子孙，黄帝曾经“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其实也是战争，然后为天子。

但是禅让制到了大禹时期，就终止了。事实上，大禹先是将帝位让给皋陶，皋陶死的比禹还早；后又让给根基不深得益，益既无威望也无实权，禹的儿子启就此多了王位，在之后，这种所谓的禅让制就终止了，即有德者（其实是实力强者）居之变成了世袭制度。不服？不服灭了你。于是启顺手灭了起兵反抗的有扈氏。

其实辽太祖过程真的差不多。

当阿保机从痕德堇可汗的手中接过契丹汗位，在曷鲁等一番劝进之后，第二年耶律阿保机就取消了推举制，即皇帝位。

事实上，我们在开篇就说了，耶律阿保机维护统治地位的方法就是一个字，“打”。但是打野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契丹诸部对阿保机的挑战主要有所谓的“诸弟之乱”和“盐池之变”。

据辽史：“五年…五月，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安端老婆粘睦姑告密，阿保机赦诸弟；

“六年冬十月，剌葛破平州，还，复与迭剌、寅底石、安端等反”，又反了。这次是硬碰硬，阿保机“次七渡河”，诸弟各遣人谢罪。阿保机再赦诸弟。

七年诸弟反，在晋王李克用的帮助下，阿保机再次平叛。

该年第迭剌哥图为奚王，又反了。这次阿保机终于忍不住了，平叛以后拘禁迭剌哥，将其统帅的部队分散给其他手下，夺了权。

结果这边平叛迭剌哥之乱，那边那个不安分的弟弟剌葛又反了，还打出了“天子旗鼓”。当阿保机追击平叛的时候，剌葛来了个出其不意，派遣手下寅底石偷袭行宫，差点将阿保机的老巢给抄了。幸好耶律阿保机娶了个好老婆，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断腕太后“述律平”。这个女人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奋力反击，将剌葛所自制的天子旗鼓抢了过来。

这次打得很苦，最终走投无路的剌葛投降，阿保机还是没杀他，只是给他改了个名，“暴里”，但这次阿保机开了杀机，“有司上诸帐族与谋逆者三百余人罪状，皆弃市”。

诸弟之乱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但是诸部又开始挑战。这次阿保机以退为进，佯装让出可汗之位，去帝号，但是占住了“盐池（今河北省滦南县境内）”，其他诸部要吃盐，拿东西来换。这种垄断生意使得耶律阿保机越来越富。而他的老婆回鹘人述律平出了个主意，邀请其他七部前来赴宴讲和，设了个鸿门宴。当七部到来之后，伏兵杀出，七部首领全部了账。借此机会，阿保机的帝位才算稳定下来。 

所以说，阿保机保住帝位并不容易，实际上是充满了挑战。幸亏阿保机并不好杀，或者也怕杀戮太多引起太多的反抗，所以诸弟尽管多次反叛，他都没有痛下杀手，对于诸部也是只诛首恶，算是没有让契丹分崩离析，这份心胸还是让人颇为佩服的。 

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是夏启用武力变更为世袭制的，契丹诸部的选举制度其实很类似，到了阿保机这里也是用杀戮制止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在阿保机平叛的过程中，后兄萧敌鲁有大功，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由于辽国后世皇后基本姓萧，所以宰相也基本为萧姓，其实也是阿保机维护帝位的一个有趣的插曲。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蒙古大汗的汗位传承，自打成吉思汗那时候开始，就是推举制的。1219年，成吉思汗准备挥师西征。他与皇后们话别，也遂皇后说：“诸皇子中，嫡出的共有四人，主上千秋万岁后，应由何人承统？您顶柱般的御体一倒，象群雀般的国民由谁来管？”成吉思汗叹道：“虽是妇女，也遂的话是对的。世上没有长生不老之人，是到了确定后嗣的时候啦。”成吉思汗当下召见诸子及胞弟，议定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

不过，成吉思汗虽然表达了他希望窝阔台做自己继承人的愿望，但事实上谁能做汗，还是要由蒙古的忽里台（即诸王及贵族参加的大会）推举决定。所以在成吉思汗死后、王位空缺的两年内，拖雷监摄国政。1229年秋，蒙古宗王和重要大臣便正式举行选举大会。大会争议了40天，分成两派，一部分人主张推举拖雷做大汗（这实际上就是反对成吉思汗的意思，但支持者还是很多），另一部分则支持窝阔台。在此时刻，察合台投下关键一票给了窝阔台，由此奠定大局。

1246年，窝阔台死后谁来继承这个汗位？同样是忽里台大会，诸王、贵族都到和林来参加大会。诸王中，“长子西征”统帅拔都威望最高，但是他不愿意支持窝阔台的儿子贵由，却又没有别的人选，所以只能托辞有病，拒绝赴会，让自己的弟弟过来参加。而这一次大会的推选结果，确实是选了贵由做大汗——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蒙古贵族还立誓道：“只要你（指贵由）的家族中还留一个哪怕是裹在油脂和草中的人，我们都不会把汗位再给别人。”

贵由死后，拔都便以长支宗王的身份发飚，他遣使邀请宗王、大臣，到他在中亚草原的驻地召开了一次忽里台，在会上他极力称赞蒙哥能力出众，应当即位，而窝阔台后人，已经没有继承汗位的资格（因为违背了忽里台大会的宗旨，限定了继承人）。所以最终这次大会的结果，是拖雷的长子蒙哥成了大汗。

也正是这一次大会，造成了窝阔台、察合台两家与术赤、拖雷两家的对立。蒙哥于是又遣使邀集各支宗王到斡难河畔召开忽里台，最后在1251年再度选举，蒙哥终于获得多数票，成为广受认可的蒙古大汗。

所以说，从成吉思汗开始，窝阔台、贵由、蒙哥都是忽里台大会选举的结果，这是蒙古人认可的首领产生模式——但是，忽必烈不是这样的！

此时，忽里台大会仍在发挥其作用，但忽必烈，却没有经过任何大会的推选，便自称大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好比是当初的启，在父亲禹死后自立为国君，开启了中国式父死子继的时代）。忽必烈这么做，当然是违背了蒙古的传统政治规则的，察合台、窝阔台两系以及蒙哥的儿子们，都支持阿里不哥继承。1260年的忽里台大会，最后选举出来的蒙古大汗，就是阿里不哥。而拔都后裔那边，同样对阿里不哥表示支持，譬如说金帐汗国稍后的钱币，就是刻着阿里不哥的名字。惟有伊儿汗，貌似对忽必烈有所支持。

双方征战的结果，却是阿里不哥输给了忽必烈。也就是说，忽里台大会选举制输给了皇帝继承制。但是，虽然忽必烈赢得了战争，却没能赢得全体蒙古人对他的认可。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系，都与元朝开始各奔东西，甚至是与元朝关系最好的伊儿汗，事实上也走上了独立之路——换句话说，蒙古汗国的共同体机制，由此土崩瓦解、不复存在！

　　历史没有假设，多尔衮不死，也未必能当皇帝。

　　公元1655年，是为大清顺治十二年。正月，副理事官彭长庚评价多尔衮说：“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十二年正月。)当时，正值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际，这番话对多尔衮来说，应该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此时，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声势浩大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还有如日中天的大清朝，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逐鹿于中国大地上，已经接近最后大决战的前夜。致使皇太极身后的权力继承变得格外敏感而关系重大。倘若处置不当，为争夺皇位而发生内斗的话，这个政权的前途就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本来，按照推举制原则，就能力、威望、地位与实力而言，多尔衮最应该被推举为最高权力继承人。偏偏此时的情形已经与努尔哈赤死后大不相同。经过皇太极十七年经营，如今的大清早已不是当年的后金。从人性的层面考察，当年，当所有大小贝勒在代善的带领下，拥戴皇太极即皇帝位，誓死效忠，并全体匍匐在他脚下三跪九叩首时，这一切改变就已经行进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之中了。

　　此刻，在组织结构、决策与施政程序、政策法令、思想观念上，大清政权已经深深地汉化了，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大明帝国的缩微版。为此，皇太极生前亲自统领的两黄旗大臣，坚定主张必须由皇太极的儿子继位。他们之中有八个人，聚集到三官庙盟誓，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惜以生命相搏。其中，还有人指名拥戴豪格。这就使事情变得异常棘手。

　　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夭折的三个之外，豪格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比他的十四叔多尔衮还大三岁。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天聪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入关伐明时，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的宁锦援兵发生激战，豪格勇悍异常，一直冲杀到了护城壕边上，令明军大溃。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战略关系上，他眼光独到，认为大明是需要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并颇有创见地建议，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清史稿》列传六，诸王五。)在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在王公贝勒中几乎绝无仅有。

　　豪格与多尔衮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譬如，那颗传国玉玺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不过，叔侄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情谊。豪格对多尔衮好像也并不服气，或许和他年龄比多尔衮大有关。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多尔衮自请死罪，豪格的表态就很有意思。他说：“多尔衮是亲王，我也是亲王，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为主帅。既然他失策犯了错，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这其中，很是别有一番滋味。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豪格有什么特别的关照。豪格曾经三次被降职和罚款处分，有一次是因为和岳托两个人在一起发牢骚，泄漏了皇太极的谈话机密，被皇太极抓住；第二次是因为有个家伙想拍他马屁，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嫁给他，他不治那个马屁精的罪，结果，被父亲皇太极治了自己的罪；第三次就是因为锦州战役，和多尔衮一起被处分。三次被处罚之后，他和多尔衮一样，又凭借战功或出色表现恢复了原来的爵位。

　　到皇太极去世时，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尔衮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为皇位继承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经成为多尔衮不得不顾忌的力量。

　　另外一个因素肯定也在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着潜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两黄旗的八位重臣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位。史书记载说，两黄旗八大臣的中坚人物、精兵护军首领“图尔格等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遂调动三个牛录的精兵，全副武装“保护”住了宫门，致使形势变得剑拔弩张。(《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尔衮离开三官庙时所看到的情形。

　　当情绪、情感性因素充分发酵、膨胀到爆炸的临界点时，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时，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方才可能运用理性，化解危机。多尔衮一生之中吊诡之处甚多。但在此时，他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品质。

　　两年后，当多尔衮已经成为摄政王时，曾经对满清亲贵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昔日太宗死时，没有确立继承者，诸王、贝勒、大臣都寄希望于我，他们跪着请求我来继位，我说：你们要是这样说，我就要自刎，誓死不从，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多尔衮在此所说的，可能大体是事实。几年以后的顺治九年，清算多尔衮时，那些拥戴他的人谈到了当时的情景：多尔衮的哥哥英王阿济格、弟弟豫王多铎和一批王公贝勒、高级将领确曾跪在多尔衮面前，请求他当机立断继承大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死心塌地拥戴皇子的就是两黄旗那些人，而甚至在两黄旗中，也有重臣拥戴多尔衮。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尔衮，不必畏惧两黄旗。(《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事实上，精明强干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双方的实力对比：两白旗全部拥戴多尔衮，两黄旗中，也有两位重臣支持多尔衮。而豪格虽然号称和硕贝勒，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兵力却只有七个牛录，尚不足半个旗，加上誓死拥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队仍然不到两个整旗。(《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有两红旗拥戴的代善态度暧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继承，被皇太极从莽古尔泰兄弟手中夺来的正蓝旗情况不明，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则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继位，一面又说需要和多尔衮商量。

　　在这种实力分布中，双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势禁，都产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多尔衮若欲令智昏，强行继位，势必遭到激烈反弹。其后果无法预料。很有可能像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一样，经过反复自相残杀之后，飞快地烟消云散在那广阔无边的山野大漠之中。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五天，在大清帝国后继皇帝的推举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局。应该说，上述情形是这个结局的重要原因，这个结局则是上述情形的逻辑后果——会议在今日沈阳故宫的崇政殿举行，诸王大臣们列坐于大殿的东西两门房。会议一开始，两黄旗八大臣中的索尼与鳌拜便率先提出，应立皇子继位。多尔衮厉声叱责他们没有资格先说话，勒令他们退出会场。

　　随后，英王阿济格与豫王多铎提议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未置可否。多铎即声称：“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诏里的。”

　　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个人。”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死前，可能至少在口头上确曾有过遗诏。多尔衮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反驳多铎的同时，顺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选人之列。

　　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如果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应该立他。”代善也够狠，仿佛不经意之间，便堵死了多尔衮的路。

　　豪格说：“我福小德薄，不配担当大任。”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会场中的多铎不再讲话，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多尔衮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的有道理，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之后，我们即行归政。”

　　多尔衮的提议，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立即获得通过。大家按照惯例共同盟誓，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效忠皇帝，绝无异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在清代官方史书上失载，所以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无从查考。有一位朝鲜人质写的秘密报告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这位人质是朝鲜国王的世子，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满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游十分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辛，并不定期地撰写“秘密状启”报告给本国政府。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密级很高的内参、情况简报或间谍收集的情报。他曾经参加了皇太极的丧礼，上述事迹便保留在此人留下的《沈馆录》一书卷六“沈阳状启”中，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一种说法，认定当时推举福临的人是济尔哈朗，而不是多尔衮。不知此说从何而来，想必不是信口一说。

　　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推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显然与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政治权力传承中的深层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贝勒们盟誓之前，镇国公艾度礼便表示“二王强迫我们盟誓，我心里实在不服，不过是表面顺从，主人年纪太小，我觉得很不爽”，“二王掌握权力，也不合我心意”。然后，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焚告上天。(《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未。)

　　另外两个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开始出来活动，试图推翻既成事实。这两个人一个是代善的儿子硕托，一个是萨哈廉的儿子即代善的孙子阿达礼。他们二人在诸王公贝勒已经对天盟誓，但小皇帝福临还没有举行仪式登基之时，动员大家推翻成议，拥戴多尔衮。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是代善出面，告发自己的一子一孙违反誓约，最后，二人被毫不容情地处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安全阀与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历史上，在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许多分裂、仇杀与消亡都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在几大政治势力的形格势禁之下，特别是在汉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多尔衮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此时，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黄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来到三官庙聚会，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辅佐幼主”。(《清史稿》列传三十六，索尼。)福临继位后，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衮靠拢，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极度郁闷。此种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时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说到元朝，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到对这个朝代的陌生，的确，以元朝为背景的电视剧是非常少的，而很多人接触历史都是通过电视剧，虽然它们表现的未必真实，但影响力却是非常大的。元朝虽然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但是统治的时间非常短，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是尽管只有这一点时间，前后却一共出了十一个皇帝，平均下来十年不到就会换一个，这是为什么？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建国97年，却出了11个皇帝，康熙和乾隆两位加起来都一百多年了，可见元朝统治阶级也不算太平。

不过在元朝97年的统治时间里，开国皇帝忽必烈占了24年，最后一位元顺帝占了36年，其余的九位一共占了47年，可见权利的更替是多么的频繁。其中少的一年左右，多的也不到十年，如此激烈的权利争夺背后，是蒙古统治阶落后文化思想在推波助澜。

蒙古人作为中原王超的统治者，其汉化程度几乎没有，撤了忽必烈稍微了解汉子文化，第三位皇帝铁木尔了解一些外，其余的皇帝连汉语都不会说。而且元朝当时还在执行原始的奴隶制度，皇帝对待大臣还像对待家奴一样非常信任，所以大臣们的权利非常之大，甚至已经达到了左右皇帝人选的程度。

元朝没有健全的王位继承制度，也没有采用嫡长子继位制度，而是由长老们推荐产生，因为第三个皇帝铁木尔没有子嗣，导致了之后皇权争夺持续混乱，各种阴谋层出不穷，这是猪元朝皇帝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元朝时期，我国领土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疆土面积最大的朝代了，元朝也是第一个少数民族执政的大一统的朝代，不过元朝的寿命并不长，只有97年，但是在这就是97年间，元朝总共欢乐十一位皇帝，并且要注意的数据是元朝的第一任皇帝在位24年，最后一任皇帝在位36年，其余的9位皇帝加起来在位才38年，为什么元朝皇帝的更替这么平凡呢？是因为寿命太短？但是忽必烈就活到了八十多岁啊！其实元朝皇帝在位时间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元朝并没有实行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选择的是亲中选贤和大汗推举制，因此每个皇族直系后裔都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也是因为这样，元朝的的皇位争夺就更加激烈了。当然，历朝历代的皇位之战都是很激烈，但是因为嫡长子继承制的约束，皇子间的争斗稍微还能得到遏制。元朝在忽必烈的时候就用过了嫡长子继承制，他就将自己的嫡长子立委了太子，但是太子死得早，太子之位就落到了太子的儿子铁穆耳身上，不过后来因为铁穆耳没有子嗣，因此他死后的皇位继承特别激烈。这也死为什么中间这38年就换了9位皇帝的原因。

第二、元朝设置了中书省、枢密院等机构，大臣有参与御前奏闻的权利，加上蒙古人不喜欢早朝，皇帝给了很大的权力给宰相，宰相帮皇帝处理政务，这也直接导致了宰相手中权力过大，甚至能左右皇帝，直接威胁到了皇权，元朝后期也出现了大臣夺皇位的现象，皇位更换频繁就再正常不过了。

三、元朝建立后，并没有接受儒家思想，也没有同化汉人，并且很多政策都是针对汉人的。比如汉人杀了蒙古人需要偿命，但是蒙古人杀了汉人只需要赔一头毛驴就行，这导致了蒙古族和汉人之间的矛盾，得民心者得天下，失去国家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支持，元朝皇帝安于享乐，纵欲过度，元朝皇帝活不久是必然的。

雍正的竞争对手、同母弟胤禵与康熙皇帝极为痛恨的皇八子关系非常亲密，属于政治上的同盟者，他们是废太子胤礽的死敌，而康熙皇帝一心想保全胤礽的性命，因此他不可能将皇位传给皇八子党的成员。

遗诏不止一份，也非首次公开

近来，雍正皇帝是否篡位的问题，又一次成了公众与媒体的热点，起因是辽宁省档案馆“首度”展出了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的“康熙遗诏”：“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继皇帝位”，有媒体据此给出了答案：“没篡位。”

首先要纠正的是，这件康熙皇帝遗诏并非“首度”公开，它也远不止一份，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起码就收藏有两份，并且在2005年、2010年公开展出过，当时众多媒体也同样炒作过一番，并以此证明雍正继位合法；而更早在2002年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陈列馆就展出过这件遗诏，并一直常年展出，我也曾得以亲见。这件遗诏曾于2009年借展于台北故宫，当时大陆、台湾众多媒体也据此称雍正皇帝得以“平反”。十多年来，围绕康熙皇帝遗诏的炒作已经起码有三四次了，每次的论点、论证方式均大同小异，即以此遗诏证明雍正皇帝继位是合法的。

遗诏不能证明雍正是否篡位

现存海峡两岸的康熙遗诏有多个复本，它们都并非康熙皇帝临终前亲自手书，也不等同于现代法律意义上的遗嘱，只是他去世后继任皇帝用以昭告天下、宣示继位合法性的公告，这件汉文本长达一千余字的遗诏，主要内容来源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皇帝病重时公布的已经准备十年的上谕，只是加上了最关键的由谁继位的内容。

同样，以此件遗诏中没有“十四子”被篡改“于四子”来当作雍正皇帝合法继位的证据也非常可笑。这一极其拙劣的传说，是雍正皇帝的政敌——康熙皇帝的皇八子、九子府中被流放的太监一路散播的，不仅无视在正式政府公文中“於”、“于”并不通用，清朝皇子一定要称“皇某子”，而且遗诏还有满、蒙文本，且正本是满文本。它只能忽悠对清宫制度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但这个传说一直被众多媒体不厌其烦、煞有介事地反复津津乐道。

这件遗诏无法证明雍正皇帝篡位与否，因为无论是否篡位，在继位后命人撰写这种遗诏都是轻而易举的；而且无论篡位与否，写这种官样的遗诏，绝不会犯以“于”代“於”的低级文字错误。因此，用这件遗诏以及其中有无文字篡改来证明继位的合法与否，完全是缘木求鱼。但这种思维即使某位宋史权威也有过，他曾断言，宋太祖没有遗诏是宋太宗篡位的重要证据，而事实上，宋太祖的遗诏明明保留在《宋大诏令集》与《宋会要辑稿》中，但这与雍正皇帝继位一样，有无遗诏并非继位合法与否的证据，因此这种论证是没有意义的。

康熙为何不再立太子

既然遗诏不能证明篡位与否，那么雍正皇帝到底是否篡位？

康熙皇帝早在21岁时就模仿汉制，改变了传统的八旗王公推举制，立当时尚在襁褓的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对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培养；在三次亲征时，皇太子即留守京城处理日常政务。胤礽的皇太子一当就是三十多年，而康熙皇帝也步入晚年，一些大臣展望未来，形成了以皇太子为中心的利益集团，父子间的关系越发紧张，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出现了谋逆行动而被废。

皇太子位一空，就招致康熙皇帝众多成年儿子们的觊觎，引发旷日持久的立储之争，为了平息儿子们的激烈争斗，康熙皇帝甚至一度复立太子，但父子间的互信已经完全丧失，仅一年后太子再次被废，此时康熙皇帝对太子彻底死心：“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经过两次废太子的风波，康熙皇帝鉴于诸皇子“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如果另立太子，必然又会导致争斗，甚至威胁到他本人的安全，因此在余下的十多年中，他不再立太子。

但毕竟要选择一位继承人，自第一次废太子后，康熙皇帝的身体大不如前，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紧迫，大臣为此也非常焦急，担心他突然去世，因此不断催促他早立太子。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他又一次病倒，召集群臣公布了他自废太子后就准备好遗嘱，实质是对他一生的总结。他向群臣表明“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但他始终不明确心目中的继承人，只透露：“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令尔等永享太平。”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自己当时也不知道继承人是谁，还需要慢慢观察；二是即使他知道也不会公布，因为这会让继承人成为矛盾的焦点，可能会成为废太子第二，因此他只恳求大臣们念他是五十余年的太平天子，“惓惓叮咛反复之苦衷”，能让他平安度过晚年。

康熙选择了秘密立储

康熙皇帝仿效汉族的太子制度彻底失败，从深层次讲，是汉族制度与满洲旧制之间的冲突导致的。

清朝开始没有预立皇位继承人的习惯，而是在皇帝去世后由王公贵族推选，择贤而立，有竞争性，并且按照传统，皇家子弟均参与军国大事，这个传统并非预立太子就能一下废除的，因此太子成为众矢之的，被兄弟们拉下马也不奇怪。

经过两次废太子的挫折，一向乾纲独断的康熙皇帝既不愿意恢复满洲的传统，将立储大事交给王公贵族决定，也不可能再次仿效汉制立太子，因此他别无选择，只好选择了秘密立储，即在自己去世前才会宣布继承人选。

毫无疑问，选择一名合格的继承人是康熙皇帝晚年考虑的头等大事，当时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首先是皇子中仅有的三位亲王，即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皇五子恒亲王胤祺，以及一位后起之秀——皇十四子胤禵。胤禵于康熙五十七年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以“大将军、王”的名义出征青海，成为一颗上升的政治明星，并成为皇八子党的新希望。

雍亲王之子弘历，深得康熙喜爱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丁酉，公历1722年4月27日，“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请上幸王园进宴”，《清实录》对这一天的记载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但这是决定历史的一天，“王园”即是由康熙皇帝赐名的圆明园。这一天康熙皇帝应儿子胤禛的邀请赴宴，在圆明园中的牡丹台第一次遇见了胤禛的儿子弘历。年近古稀的祖父一见年方10岁的孙子，非常喜爱，竟于13天后第二次赴圆明园，并将弘历带往宫中亲自教育、抚养。康熙皇帝有一百多个孙子，此前只有废太子的嫡长子弘皙有过这样的经历。

65年后，乾隆皇帝弘历深情回忆当年他在祖父面前背诵《爱莲说》，并解释文义，深得祖父喜爱；甚至在与大臣讨论军国大事时，康熙皇帝也特地让弘历随侍旁听学习；康熙皇帝又让皇子胤禧教他射箭，胤禄教他火器，并经常带他去打猎，弘历不负所望，各方面均表现优秀。康熙皇帝特意召见弘历的生母，连声称她“有福之人”，并对在宫中抚养弘历的温惠皇贵妃称：“（弘历）是命贵重，福将过予。”康熙皇帝还特地要了弘历的八字，看后非常欣喜，在上面批示：“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里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位在位超过60年的皇帝，什么人才能“福将过予”？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说，康熙帝以前还有所犹豫，那么一个英武可教的孙儿自然会激发“自幼尝以英杰自许”的他的惺惺相惜，这可能促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当时胤禛已经44岁，在当时已经不算年轻。皇位继承是最重要的问题，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康熙皇帝自然会考虑到更长远的未来。当然弘历只是胤禛得以继位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本人深获父亲的赏识。胤禛幼年时由父亲亲自抚养，这在康熙皇帝的诸多皇子中非常罕见；他多次代表父亲承担祭祀大典等重要任务。同时，他的竞争对手、同母弟胤禵与康熙皇帝极为痛恨的皇八子关系非常亲密，属于政治上的同盟者，他们是废太子胤礽的死敌，而康熙皇帝一心想保全胤礽的性命，因此他不可能将皇位传给皇八子党的成员。

雍正合法继位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刚从塞外回到京城的康熙皇帝又赴南苑行围打猎，十几天后感到身体不适，于十一月初七日回到了畅春园，并让胤禛代行冬至南郊大祀。几天后，他的病情恶化，于凌晨召诸皇子与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继皇帝位。”随后胤禛从南郊赶回，一天内三次请安。

另据朝鲜使者的记载，康熙皇帝在临终前还召见过大学士马齐，还嘱咐“胤禛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且他当面要求胤禛丰衣足食供养废太子、皇长子，并且要封废太子的嫡长子、他所钟爱的孙子弘皙为亲王。这些都在后来得以实现：雍正皇帝刚继位9个月，即“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宫最高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弘皙则在康熙皇帝去世第二天封为郡王，六年后成为同辈中的第一位亲王，比已经被秘密立为皇太子的弘历晋封亲王还要早五年。

当然，以上这些叙事，很多来源于雍正皇帝主导编纂的《圣祖仁皇帝实录》，因此未必客观，但好在康熙皇帝为孙子弘历算命的记载，来源于国立故宫博物院发现的原始档案，朝鲜使者的传言来源于《朝鲜李朝实录》，这些都不是雍正皇帝可以控制的信息，后者还得到了事实证明，因此可以有很大把握地判断，雍正皇帝的继位，正是康熙皇帝本人的意愿，是合法的，根本不需要一份官样文章的遗诏作为证据，而篡位论者却没有任何可靠的直接证据证明他们的论点。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准确地复原历史，但起码可以给出一种更符合基本逻辑的描述，而不是只围绕着无关紧要的遗诏团团转，十多年来一次次地炒作，但辨别事实与论证能力却没有进步。试想，媒体如果在发表这一新闻前简单地搜索一下，就会知道这仅是一个重复多次、了无新意的陈旧故事；如果多采访几位清史专家，有两个以上可靠的独立信息来源，而不是只听一面之词，也不会下如此草率的结论。一般人通常没有时间与能力去辨别真假良莠，为了猎奇而一次次地复制转发，不能给这个社会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与思维能力的训练，因此新闻的核实才更加重要，因为它是陈陈相因、以讹传讹传播的源头。现代社会不患信息太少，而患信息太多，它们大多是这一类被无数次复制转发的冗余信息，而真正原创的、有价值的信息与观点却少之又少，并且常常被淹没在冗余信息的海洋中。近十多年来，“康熙遗诏”一次次被“发现”与炒作的故事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体现。

察举制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中央推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官制度。汉高祖开察举制度的先河，而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汉武帝则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它不同于先秦的世袭制和隋唐时的科举制，其主要特征是由地方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制渐趋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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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确一点，西晋灭亡之后，东吴早就灭国三十多年了，所以当时江东的世家大族并不认为自己仍是东吴子民了，而且，东吴统治后期，君主残暴无道，西晋又压顶而来，内忧外患之下，这些世家大族的第一反应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是效忠于某个朝廷，更何况还是东吴这个已经腐朽无救的朝廷。

南北朝与两晋时期，世家大族的能量非常之大，西晋灭亡之后，也是琅琊王氏帮助司马睿东渡过江建立东晋的，所以当时说的王与马共天下并不是虚言。我们熟悉的王羲之，王献之也都是琅琊王氏的佼佼者。当时的世家大族可以说垄断了王朝的教育和管理权，底层寒士想要晋身管理层非常困难，当时的选官制度就是推举制，被世家大族把持。

而且之前东吴的统治者孙权一直在打压江东士族，支持寒门崛起，这损害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江东的世家大族想延续往日的荣耀，甚至是想家族继续辉煌下去，是支持新的政权好呢，还是效忠旧政权是一目了然的事情，毕竟他们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也确实如此，经历了多番政治博弈之后，随东晋南下的北方世家大族跟江南的世家大族都进入东晋朝廷为官，他们又可以互相牵制。

而且严格意义来说，不是东吴帮助司马睿建立的东晋，而是江东的世家大族为了自己的利益，帮助了东晋。其实说到底还是为了利益而来。并且他们得到了相应的报酬。东晋士族门阀越发猖狂，士族的名声在民间甚至是可以超过皇帝的，东晋的皇帝存在感不那么强也是这个原因。士族门阀的铲除一直到唐朝才得到解决，唐朝开始科举选官之后，寒门才有上升的唯一途径，而这个途径把原来的士族门阀彻底摧毁了，因为双方天生对立。

我们都知道汉朝是在推翻秦朝大一统局面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建立的过程中历经数十年的战乱，所仰仗的基本都是市井屠狗之辈，诸如萧何、张良治世之才却是少之又少。

所以，汉朝在建立之初便面临着人才缺失的局面，这对于新兴政权的生存也是极为不利的。基于此，出台一套能够有效维护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显得极为迫切。

西汉文帝十五年，汉文帝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博纳以言”。至此，贯穿汉朝数百年历史的察举制选官方法雏形孕育而生。

▲（汉文帝画像）

之所以将它此时期的察举制称为雏形期，是因为其程序设计仍不够规范严谨，如颁布察举召令的时间不明确，荐举的科目没有明确规定。察举制真正意义上成为汉朝较为完备的选官用人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

史料记载，汉武帝在位时曾下诏要求各郡的地方长官每年需要在本地向中央举荐一名孝子和廉吏，未定时定量完成者将受处罚。察举制在人才选拔的时间和数量也由此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

除此之外，汉武帝时期的察举制在科目上分为常科和特科两类：

所谓常科，即“岁举常科”，每年按科察举的科目，总体来讲分为：孝廉科、茂才科、察廉科、光禄四行科。其中孝廉科是按照在家做孝子，在外做廉洁官吏的标准来考察人才的科目，也是常科四科中最为重要的一科。茂才即秀才，为避汉光武帝刘秀讳而改为茂才。

所谓“秀才”，即优秀的人才。在汉朝，能够举秀才，一般都会社会地位较高者。根据史料记载，在汉代每年举秀才的人数仅为二十人左右。所谓“察廉”，顾名思义，检查官员为官是否廉洁，这一科目的主体是官员，主要运用于对官员的考核，属于汉朝职官队伍建设范畴。

而“光禄四行科”是指由光禄勋主持的对官员四种品行考察的科目。四种品行分别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此科目与察廉科相辅相成，从养成士风和监察士风两个方面来对在任官员进行考察升迁。

特科与常科不同的是没有固定的时间，通常情况下是皇帝依据特殊需要而采取的临时决议。在实施程序中采取由皇帝进行策问的方式。察举特科中又分为：贤良方正科、文学科、明经科、明法科、至孝科、有道科、勇猛治兵法科、阳阴阳灾异科等，其中前四科是察举特科中最为重要的四科。在策问中通过者，一般都会被视情况而破格升迁。

▲（汉武帝画像）

总而言之，汉朝的察举选官制度，客观上是符合当时政府迫切寻求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尽管其以“孝”“廉”未标准的选拔方式，很难对国家的建设起实质性的作用，但却为后世的考试选拔官员方式提供了十分有效的借鉴作用。

除了察举制这一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之外，在汉朝还有一些作为补充性的选拔制度：太学、征召、任子、自荐等。

汉武帝时期所设立的太学。其相当于如今的大学，由政府创办，但在当时只有此一所。在太学中学校的学生，考试毕业后分为两等：甲科与乙科。甲科出身为郎，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侍卫。乙科出身为吏，由中央委任至地方任职。

征召则是指皇帝通过特殊征聘的方式选拔社会中有名望且品学兼优的人士，被征召的人士往往都会成为皇帝身旁的顾问，同时视情况而被授予官职参加政务。在汉代，征召的范围比较宽，有些人并不是冲着官爵而来，而是通过此途径来发挥自身的才能，如张衡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任子制与世卿世禄制有点相似，汉代政府对现任官吏的子女采取恩荫世袭的授官方式。这当中有一定的标准，即受封官员为两千石，且任职时间需满三年，在满足这些要求后，其子女中可有一人出任类似官职。

自荐制则为一种由下往上自我举荐的选拔方式，这种选拔方式没有一定的标准，自荐人一般都是以上书自陈的方式博得政府和皇帝的认可，最终谋取官位。在这当中，大多数自荐人都会自我吹嘘，过分标榜，真正有才能的少之又少。所以这种人才选拔方式并没有得到过多的运用。

总体来讲，汉朝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以察举制为主，其贯穿于整个汉朝历史。在察举制之外，还有着许多形式多样且较为灵活的选拔制度，它们的出现反应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