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汉朝,魏朝,唐朝时期重要选官制度选官主要标准?

　　汉朝选官制度：察举制；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魏朝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分为九个等级，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中正指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的等级由他们评定。魏文帝曹巫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正式设置九品官人法。曹王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220年)由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

　　唐朝选官制度：科举制；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国家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从隋朝以后的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为止。

　　历史没有假设，多尔衮不死，也未必能当皇帝。

　　公元1655年，是为大清顺治十二年。正月，副理事官彭长庚评价多尔衮说：“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十二年正月。)当时，正值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际，这番话对多尔衮来说，应该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此时，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声势浩大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还有如日中天的大清朝，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逐鹿于中国大地上，已经接近最后大决战的前夜。致使皇太极身后的权力继承变得格外敏感而关系重大。倘若处置不当，为争夺皇位而发生内斗的话，这个政权的前途就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本来，按照推举制原则，就能力、威望、地位与实力而言，多尔衮最应该被推举为最高权力继承人。偏偏此时的情形已经与努尔哈赤死后大不相同。经过皇太极十七年经营，如今的大清早已不是当年的后金。从人性的层面考察，当年，当所有大小贝勒在代善的带领下，拥戴皇太极即皇帝位，誓死效忠，并全体匍匐在他脚下三跪九叩首时，这一切改变就已经行进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之中了。

　　此刻，在组织结构、决策与施政程序、政策法令、思想观念上，大清政权已经深深地汉化了，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大明帝国的缩微版。为此，皇太极生前亲自统领的两黄旗大臣，坚定主张必须由皇太极的儿子继位。他们之中有八个人，聚集到三官庙盟誓，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惜以生命相搏。其中，还有人指名拥戴豪格。这就使事情变得异常棘手。

　　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夭折的三个之外，豪格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比他的十四叔多尔衮还大三岁。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天聪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入关伐明时，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的宁锦援兵发生激战，豪格勇悍异常，一直冲杀到了护城壕边上，令明军大溃。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战略关系上，他眼光独到，认为大明是需要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并颇有创见地建议，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清史稿》列传六，诸王五。)在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在王公贝勒中几乎绝无仅有。

　　豪格与多尔衮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譬如，那颗传国玉玺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不过，叔侄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情谊。豪格对多尔衮好像也并不服气，或许和他年龄比多尔衮大有关。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多尔衮自请死罪，豪格的表态就很有意思。他说：“多尔衮是亲王，我也是亲王，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为主帅。既然他失策犯了错，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这其中，很是别有一番滋味。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豪格有什么特别的关照。豪格曾经三次被降职和罚款处分，有一次是因为和岳托两个人在一起发牢骚，泄漏了皇太极的谈话机密，被皇太极抓住；第二次是因为有个家伙想拍他马屁，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嫁给他，他不治那个马屁精的罪，结果，被父亲皇太极治了自己的罪；第三次就是因为锦州战役，和多尔衮一起被处分。三次被处罚之后，他和多尔衮一样，又凭借战功或出色表现恢复了原来的爵位。

　　到皇太极去世时，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尔衮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为皇位继承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经成为多尔衮不得不顾忌的力量。

　　另外一个因素肯定也在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着潜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两黄旗的八位重臣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位。史书记载说，两黄旗八大臣的中坚人物、精兵护军首领“图尔格等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遂调动三个牛录的精兵，全副武装“保护”住了宫门，致使形势变得剑拔弩张。(《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尔衮离开三官庙时所看到的情形。

　　当情绪、情感性因素充分发酵、膨胀到爆炸的临界点时，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时，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方才可能运用理性，化解危机。多尔衮一生之中吊诡之处甚多。但在此时，他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品质。

　　两年后，当多尔衮已经成为摄政王时，曾经对满清亲贵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昔日太宗死时，没有确立继承者，诸王、贝勒、大臣都寄希望于我，他们跪着请求我来继位，我说：你们要是这样说，我就要自刎，誓死不从，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多尔衮在此所说的，可能大体是事实。几年以后的顺治九年，清算多尔衮时，那些拥戴他的人谈到了当时的情景：多尔衮的哥哥英王阿济格、弟弟豫王多铎和一批王公贝勒、高级将领确曾跪在多尔衮面前，请求他当机立断继承大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死心塌地拥戴皇子的就是两黄旗那些人，而甚至在两黄旗中，也有重臣拥戴多尔衮。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尔衮，不必畏惧两黄旗。(《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事实上，精明强干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双方的实力对比：两白旗全部拥戴多尔衮，两黄旗中，也有两位重臣支持多尔衮。而豪格虽然号称和硕贝勒，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兵力却只有七个牛录，尚不足半个旗，加上誓死拥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队仍然不到两个整旗。(《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有两红旗拥戴的代善态度暧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继承，被皇太极从莽古尔泰兄弟手中夺来的正蓝旗情况不明，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则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继位，一面又说需要和多尔衮商量。

　　在这种实力分布中，双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势禁，都产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多尔衮若欲令智昏，强行继位，势必遭到激烈反弹。其后果无法预料。很有可能像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一样，经过反复自相残杀之后，飞快地烟消云散在那广阔无边的山野大漠之中。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五天，在大清帝国后继皇帝的推举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局。应该说，上述情形是这个结局的重要原因，这个结局则是上述情形的逻辑后果——会议在今日沈阳故宫的崇政殿举行，诸王大臣们列坐于大殿的东西两门房。会议一开始，两黄旗八大臣中的索尼与鳌拜便率先提出，应立皇子继位。多尔衮厉声叱责他们没有资格先说话，勒令他们退出会场。

　　随后，英王阿济格与豫王多铎提议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未置可否。多铎即声称：“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诏里的。”

　　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个人。”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死前，可能至少在口头上确曾有过遗诏。多尔衮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反驳多铎的同时，顺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选人之列。

　　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如果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应该立他。”代善也够狠，仿佛不经意之间，便堵死了多尔衮的路。

　　豪格说：“我福小德薄，不配担当大任。”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会场中的多铎不再讲话，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多尔衮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的有道理，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之后，我们即行归政。”

　　多尔衮的提议，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立即获得通过。大家按照惯例共同盟誓，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效忠皇帝，绝无异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在清代官方史书上失载，所以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无从查考。有一位朝鲜人质写的秘密报告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这位人质是朝鲜国王的世子，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满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游十分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辛，并不定期地撰写“秘密状启”报告给本国政府。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密级很高的内参、情况简报或间谍收集的情报。他曾经参加了皇太极的丧礼，上述事迹便保留在此人留下的《沈馆录》一书卷六“沈阳状启”中，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一种说法，认定当时推举福临的人是济尔哈朗，而不是多尔衮。不知此说从何而来，想必不是信口一说。

　　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推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显然与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政治权力传承中的深层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贝勒们盟誓之前，镇国公艾度礼便表示“二王强迫我们盟誓，我心里实在不服，不过是表面顺从，主人年纪太小，我觉得很不爽”，“二王掌握权力，也不合我心意”。然后，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焚告上天。(《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未。)

　　另外两个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开始出来活动，试图推翻既成事实。这两个人一个是代善的儿子硕托，一个是萨哈廉的儿子即代善的孙子阿达礼。他们二人在诸王公贝勒已经对天盟誓，但小皇帝福临还没有举行仪式登基之时，动员大家推翻成议，拥戴多尔衮。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是代善出面，告发自己的一子一孙违反誓约，最后，二人被毫不容情地处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安全阀与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历史上，在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许多分裂、仇杀与消亡都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在几大政治势力的形格势禁之下，特别是在汉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多尔衮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此时，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黄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来到三官庙聚会，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辅佐幼主”。(《清史稿》列传三十六，索尼。)福临继位后，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衮靠拢，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极度郁闷。此种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时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遗诏不止一份，也非首次公开

近来，雍正皇帝是否篡位的问题，又一次成了公众与媒体的热点，起因是辽宁省档案馆“首度”展出了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的“康熙遗诏”：“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继皇帝位”，有媒体据此给出了答案：“没篡位。”

首先要纠正的是，这件康熙皇帝遗诏并非“首度”公开，它也远不止一份，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起码就收藏有两份，并且在2005年、2010年公开展出过，当时众多媒体也同样炒作过一番，并以此证明雍正继位合法；而更早在2002年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陈列馆就展出过这件遗诏，并一直常年展出，我也曾得以亲见。这件遗诏曾于2009年借展于台北故宫，当时大陆、台湾众多媒体也据此称雍正皇帝得以“平反”。十多年来，围绕康熙皇帝遗诏的炒作已经起码有三四次了，每次的论点、论证方式均大同小异，即以此遗诏证明雍正皇帝继位是合法的。

遗诏不能证明雍正是否篡位

现存海峡两岸的康熙遗诏有多个复本，它们都并非康熙皇帝临终前亲自手书，也不等同于现代法律意义上的遗嘱，只是他去世后继任皇帝用以昭告天下、宣示继位合法性的公告，这件汉文本长达一千余字的遗诏，主要内容来源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皇帝病重时公布的已经准备十年的上谕，只是加上了最关键的由谁继位的内容。

同样，以此件遗诏中没有“十四子”被篡改“于四子”来当作雍正皇帝合法继位的证据也非常可笑。这一极其拙劣的传说，是雍正皇帝的政敌—康熙皇帝的皇八子、九子府中被流放的太监一路散播的，不仅无视在正式政府公文中“於”、“于”并不通用，清朝皇子一定要称“皇某子”，而且遗诏还有满、蒙文本，且正本是满文本。它只能忽悠对清宫制度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但这个传说一直被众多媒体不厌其烦、煞有介事地反复津津乐道。

这件遗诏无法证明雍正皇帝篡位与否，因为无论是否篡位，在继位后命人撰写这种遗诏都是轻而易举的；而且无论篡位与否，写这种官样的遗诏，绝不会犯以“于”代“於”的低级文字错误。因此，用这件遗诏以及其中有无文字篡改来证明继位的合法与否，完全是缘木求鱼。但这种思维即使某位宋史权威也有过，他曾断言，宋太祖没有遗诏是宋太宗篡位的重要证据，而事实上，宋太祖的遗诏明明保留在《宋大诏令集》与《宋会要辑稿》中，但这与雍正皇帝继位一样，有无遗诏并非继位合法与否的证据，因此这种论证是没有意义的。

康熙为何不再立太子

既然遗诏不能证明篡位与否，那么雍正皇帝到底是否篡位？

康熙皇帝早在21岁时就模仿汉制，改变了传统的八旗王公推举制，立当时尚在襁褓的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对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培养；在三次亲征时，皇太子即留守京城处理日常政务。胤礽的皇太子一当就是三十多年，而康熙皇帝也步入晚年，一些大臣展望未来，形成了以皇太子为中心的利益集团，父子间的关系越发紧张，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出现了谋逆行动而被废。

皇太子位一空，就招致康熙皇帝众多成年儿子们的觊觎，引发旷日持久的立储之争，为了平息儿子们的激烈争斗，康熙皇帝甚至一度复立太子，但父子间的互信已经完全丧失，仅一年后太子再次被废，此时康熙皇帝对太子彻底死心：“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经过两次废太子的风波，康熙皇帝鉴于诸皇子“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如果另立太子，必然又会导致争斗，甚至威胁到他本人的安全，因此在余下的十多年中，他不再立太子。

但毕竟要选择一位继承人，自第一次废太子后，康熙皇帝的身体大不如前，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紧迫，大臣为此也非常焦急，担心他突然去世，因此不断催促他早立太子。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他又一次病倒，召集群臣公布了他自废太子后就准备好遗嘱，实质是对他一生的总结。他向群臣表明“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但他始终不明确心目中的继承人，只透露：“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令尔等永享太平。”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自己当时也不知道继承人是谁，还需要慢慢观察；二是即使他知道也不会公布，因为这会让继承人成为矛盾的焦点，可能会成为废太子第二，因此他只恳求大臣们念他是五十余年的太平天子，“惓惓叮咛反复之苦衷”，能让他平安度过晚年。

康熙选择了秘密立储

康熙皇帝仿效汉族的太子制度彻底失败，从深层次讲，是汉族制度与满洲旧制之间的冲突导致的。

清朝开始没有预立皇位继承人的习惯，而是在皇帝去世后由王公贵族推选，择贤而立，有竞争性，并且按照传统，皇家子弟均参与军国大事，这个传统并非预立太子就能一下废除的，因此太子成为众矢之的，被兄弟们拉下马也不奇怪。

经过两次废太子的挫折，一向乾纲独断的康熙皇帝既不愿意恢复满洲的传统，将立储大事交给王公贵族决定，也不可能再次仿效汉制立太子，因此他别无选择，只好选择了秘密立储，即在自己去世前才会宣布继承人选。

毫无疑问，选择一名合格的继承人是康熙皇帝晚年考虑的头等大事，当时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首先是皇子中仅有的三位亲王，即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皇五子恒亲王胤祺，以及一位后起之秀—皇十四子胤禵。胤禵于康熙五十七年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以“大将军、王”的名义出征青海，成为一颗上升的政治明星，并成为皇八子党的新希望。

雍亲王之子弘历，深得康熙喜爱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丁酉，公历1722年4月27日，“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请上幸王园进宴”，《清实录》对这一天的记载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但这是决定历史的一天，“王园”即是由康熙皇帝赐名的圆明园。这一天康熙皇帝应儿子胤禛的邀请赴宴，在圆明园中的牡丹台第一次遇见了胤禛的儿子弘历。年近古稀的祖父一见年方10岁的孙子，非常喜爱，竟于13天后第二次赴圆明园，并将弘历带往宫中亲自教育、抚养。康熙皇帝有一百多个孙子，此前只有废太子的嫡长子弘皙有过这样的经历。

65年后，乾隆皇帝弘历深情回忆当年他在祖父面前背诵《爱莲说》，并解释文义，深得祖父喜爱；甚至在与大臣讨论军国大事时，康熙皇帝也特地让弘历随侍旁听学习；康熙皇帝又让皇子胤禧教他射箭，胤禄教他火器，并经常带他去打猎，弘历不负所望，各方面均表现优秀。康熙皇帝特意召见弘历的生母，连声称她“有福之人”，并对在宫中抚养弘历的温惠皇贵妃称：“（弘历）是命贵重，福将过予。”康熙皇帝还特地要了弘历的八字，看后非常欣喜，在上面批示：“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里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位在位超过60年的皇帝，什么人才能“福将过予”？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说，康熙帝以前还有所犹豫，那么一个英武可教的孙儿自然会激发“自幼尝以英杰自许”的他的惺惺相惜，这可能促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当时胤禛已经44岁，在当时已经不算年轻。皇位继承是最重要的问题，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康熙皇帝自然会考虑到更长远的未来。当然弘历只是胤禛得以继位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本人深获父亲的赏识。胤禛幼年时由父亲亲自抚养，这在康熙皇帝的诸多皇子中非常罕见；他多次代表父亲承担祭祀大典等重要任务。同时，他的竞争对手、同母弟胤禵与康熙皇帝极为痛恨的皇八子关系非常亲密，属于政治上的同盟者，他们是废太子胤礽的死敌，而康熙皇帝一心想保全胤礽的性命，因此他不可能将皇位传给皇八子党的成员。

雍正合法继位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刚从塞外回到京城的康熙皇帝又赴南苑行围打猎，十几天后感到身体不适，于十一月初七日回到了畅春园，并让胤禛代行冬至南郊大祀。几天后，他的病情恶化，于凌晨召诸皇子与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继皇帝位。”随后胤禛从南郊赶回，一天内三次请安。

另据朝鲜使者的记载，康熙皇帝在临终前还召见过大学士马齐，还嘱咐“胤禛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且他当面要求胤禛丰衣足食供养废太子、皇长子，并且要封废太子的嫡长子、他所钟爱的孙子弘皙为亲王。这些都在后来得以实现：雍正皇帝刚继位9个月，即“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宫最高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弘皙则在康熙皇帝去世第二天封为郡王，六年后成为同辈中的第一位亲王，比已经被秘密立为皇太子的弘历晋封亲王还要早五年。

当然，以上这些叙事，很多来源于雍正皇帝主导编纂的《圣祖仁皇帝实录》，因此未必客观，但好在康熙皇帝为孙子弘历算命的记载，来源于国立故宫博物院发现的原始档案，朝鲜使者的传言来源于《朝鲜李朝实录》，这些都不是雍正皇帝可以控制的信息，后者还得到了事实证明，因此可以有很大把握地判断，雍正皇帝的继位，正是康熙皇帝本人的意愿，是合法的，根本不需要一份官样文章的遗诏作为证据，而篡位论者却没有任何可靠的直接证据证明他们的论点。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准确地复原历史，但起码可以给出一种更符合基本逻辑的描述，而不是只围绕着无关紧要的遗诏团团转，十多年来一次次地炒作，但辨别事实与论证能力却没有进步。试想，媒体如果在发表这一新闻前简单地搜索一下，就会知道这仅是一个重复多次、了无新意的陈旧故事；如果多采访几位清史专家，有两个以上可靠的独立信息来源，而不是只听一面之词，也不会下如此草率的结论。一般人通常没有时间与能力去辨别真假良莠，为了猎奇而一次次地复制转发，不能给这个社会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与思维能力的训练，因此新闻的核实才更加重要，因为它是陈陈相因、以讹传讹传播的源头。现代社会不患信息太少，而患信息太多，它们大多是这一类被无数次复制转发的冗余信息，而真正原创的、有价值的信息与观点却少之又少，并且常常被淹没在冗余信息的海洋中。近十多年来，“康熙遗诏”一次次被“发现”与炒作的故事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体现。

幼时经历

元太祖成吉思汗正确译为成纪司汗，意为成立纲纪主司四海的皇帝可汗，包罗特意为包姓包侕之金贬称孛儿只斤氏，名铁木真正确译为铁钼真，意为铁钼金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年，后因父亲被杀，所部就分散了。经不断努力，联合札木合以及父亲的安答脱斡领勒，重组奇源贬称乞颜部，最后慢慢发展以至统一蒙古。当时，今中国北方区域处在女真金朝统治之下。大漠南北草原各部各自独立，互不统属。金朝对其实行“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

1146年，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汗被金熙宗以“惩治叛部法”的名义钉死在木驴上。蒙古部落联盟曾经组织了多次反抗斗争，他们的几代先人为此付出了鲜血与生命。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出生的铁木真，自然也将对金国的胜利看作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奋斗目标。

他一直把这个仇恨记在心里，正是这种几代冤仇导致了草原内外的长期征战，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夫人出身于弘吉剌部，同蔑儿乞人赤列都结亲。1161年秋，蒙古乞颜部首领也速该在斡难河畔打猎，发现了途经蒙古部驻地的诃额仑。他在几位兄弟的协助下，根据当时的“抢亲”传统，打败了蔑儿乞人，抢来了诃额仑夫人，于是诃额仑成为也速该的妻子。

第二年，也速该生擒塔塔尔部首领铁木真兀格，恰好这时第一个儿子降生了。为了庆祝战争的胜利，也速该给自己刚出生的长子取名“铁木真”。铁木真9岁时，父亲被铁木真兀格之子札邻不合毒死。也速该死后，俺巴孩汗孙泰赤兀部的塔里忽台乘机兴风作浪，煽动蒙古部众抛弃铁木真母子，使其一家从部落首领的地位一下子跌入苦难的深渊。

十三翼战

铁木真18岁时，昔日仇敌蔑儿乞部的脱脱部长又抢走了他的妻子。铁木真向蔑儿乞部开战，打败了蔑儿乞人。1184年前后，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可汗。

铁木真称汗引起了雄心勃勃的札木合的忌恨，札木合结合塔塔儿、泰赤兀等13部向铁木真发动了“十三翼之战”。这是铁木真一生所经历60余场战争中唯一一次战败。

统一部落

随着自己力量的不断强大，铁木真开始向杀害父祖的敌人寻仇。击败主儿乞部，杀其首领，部将木华黎父子投诚。后木华黎成为铁木真的第一名将，封太师国王，让他独当一面地经略中原。

草原各部贵族害怕铁木真的崛起，推举札木合为“古儿汗”，即众汗之汗，誓与铁木真为敌。他们组建12部联军，向铁木真和克烈部发动了阔亦田之战。札木合率领的乌合之众经不住铁木真王汗联军的猛烈打击，不到一天就土崩瓦解，札木合投降王汗。随后铁木真进攻塔塔儿部，其首领札邻不合服毒自杀，塔塔儿部另一首领也客扯连投降。铁木真追击泰赤兀部，在指挥作战中被泰赤兀部将射中脖颈，生命垂危。第二天清晨，泰赤兀部众向铁木真投降。

泰赤兀部的覆灭，铲除了铁木真进一步统一蒙古各部的巨大障碍，而其几员部将如神箭手哲别、纳牙阿等却成为铁木真征服天下的得力助手。后来远征西辽消灭屈出律的是他们，第一次在西征中哲别和速不台作用最为特殊，追赶摩诃末苏丹的是他们，活捉秃儿罕太后的是他们，败罗斯基辅大公的也是他们。

1202年秋，铁木真集中兵力，消灭了其宿敌塔塔儿部。1203年秋，铁木真袭击了一直与自己争战不休的王汗的金帐，王汗父子被打败。1204年，铁木真征服乃蛮部。

王汗只身一人想投奔乃蛮部，在乃蛮边界被边将当作奸细杀死，其子桑昆身死异乡。

强大的克烈部被灭，铁木真占据了水草丰美的东部草原——呼伦贝尔草原。蒙古草原上只剩下乃蛮部还有力量能够与铁木真对抗，败于铁木真之手的各部贵族先后汇集于乃蛮汗廷，企图借助太阳汗的支持夺回自己失去的牛羊和牧场。但草原人民并不希望部落林立的局面重演，而未经战阵的“太阳汗”也不堪一击，经过纳忽崖之战，乃蛮部被其彻底消灭。

崛起扩张

1206年春天，蒙古贵族们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大会，诸王和群臣为铁木真上尊号“成吉思汗”。但晚清以前，元、明及清中前期的汉文史集中，并无上尊号”成吉思汗“的记载，元史太祖本纪记载诸王群臣为上尊号“成吉思皇帝”。同时代南宋彭大雅编《黑鞑事略》记载也记载为成吉思皇帝（“其主初僣皇帝号者小名曰忒没真僣号曰成吉思皇帝”），彭是南宋出使蒙古联络夹击金朝的使臣。元代李志常《长春眞人西游记·卷上》也记载为“诏曰成吉思皇帝敕眞人邱师”。1998年发现的元代银质鎏金文“盐山圣旨牌”亦书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西方的史集中则记载为成吉思汗，并传入中国，导致自晚清时始汉文史集中（如《海国图志》、《蒙兀儿史记》、《蒙古纪事本末》，《新元史》等）出现两者并用或者独用成吉思汗的记载。正式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这是蒙古帝国的开始。遂颁布了《成吉思汗法典》，是世界上第一套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成文法典，建立了一套以贵族民主为基础的蒙古贵族共和政体制度。

成吉思汗立国后，势力益盛，实行千户制，建立护卫军。开始对外发动大规模征服战争。经二十余年与西夏的战争，屡创西夏军主力，迫西夏国王乞降，除金朝西北屏障以顺利南下攻金。六年，亲率大军伐金，开始了为时24年的蒙金战争。首战乌沙堡（今河北张北西北）获捷；再战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西北）、会河堡（今怀安东南），歼灭金军大量精锐；又战怀来（今属河北）、缙山（今北京延庆），大败金军十余万；重创金军于东京（今辽宁辽阳）、西京（今山西大同）、居庸关等地。后不断改变战法，分兵三路攻掠中原腹地及辽西地区。

成吉思汗九年（1214年）三月，集兵大都（今北京）城下。料一时难以克城，遂遣使逼和，迫金朝奉献岐国公主、金帛和马匹，引兵退出居庸关。六月，以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而“违约”为藉口，乘金人心浮动及憋军哗变降蒙之机遣部将三摸合拔都、石抹明安率军，会合降蒙乣（jiǔ辽、金、元时代对被征服北方诸部族人泛称）军进攻中都，以围城打援和招降之策，于次年五月克城。为适应攻城需要，成吉思汗采纳部将建策逐步建立炮军，攻城以炮石为先。后来攻城作战，一次用炮即达数百座，迅即破城。同时，为吸取各民族的先进技术四处掠夺工匠艺人，一城即掠数万。随后建工匠军，设厂冶铁制造兵器。在通信联络上创建“箭速传骑”，日速数百里，军令传递和军队调遣速度增快。善于发挥骑兵之长，有“蒙古旋风”之称。

成吉思汗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指挥攻金战争，自率主力返回蒙古准备西征。

成吉思汗十三年，遣先锋将领哲别灭西辽屈出律势力，扫清西征障碍。

成吉思汗十四年，以西域花剌子模国杀蒙古商人和使者为由，以军事扩张和掳掠财物为目的，亲率大军约20万分路西

征。数年间先后攻破讹答剌（在今锡尔河中游）、布哈拉及撒马尔罕等地。遣哲别、速不台率军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迫其逃至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小岛（后病死）。再命哲别、速不台继续西进，远抵克里米亚半岛；自率一军追击摩诃末之子札兰丁至申河（印度河）。

成吉思汗十九年，班师返漠北。

二十一年，率军10万歼灭西夏军主力（次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正欲集中全力攻金，于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1227年8月25日）在六盘山下清水县（今属甘肃）病逝，年66岁。临终遗嘱：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宋境，联宋灭金。其子窝阔台和拖雷遵此遗策，于窝阔台汗六年（1234）灭金。

领户分封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兵就有权，兵强则国固。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尤其如此。因此，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封功臣、宗室，把在战争中已经实行的千户制进一步完善和制度化，创立了军政合一的千户制，先后任命了一批千户官、万户官和宗室诸王，建立了一个层层隶属、指挥灵活、便于统治、能征善战的军政组织。成吉思汗把占领区的人户编为95个千户，分封给开国功臣和贵戚们，分别进行统治。

《史集》和《蒙古秘史》一一列举了这些千户官的姓名、出身、主要经历以及各千户的组成情况，其中包括78位功臣，10位驸马，有3位驸马共领有10千户，因此当时实际分封的只有88人，这就是蒙古汗国历史上著名的八十八功臣。千户制的建立，标志着部落和氏族制的最后瓦解。这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制度，是蒙古汗国统治体制中最重要的一环。建立特殊功勋的那颜，还被授予种种特权，那颜阶层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治蒙古人民的支柱。这实际上是用战争打败了原来各部的奴隶主和氏族贵族，又重新培植了一个新的奴隶主阶层，这是以成吉思汗所在的黄金家族为主、各级功臣为辅的新的奴隶主阶层。

福神般的怯薛军成吉思汗分封完千户、万户之后，马上着手扩建中军护卫怯薛军。由于怯薛军分四班轮番入值，习惯上称为四怯薛。其中的护卫人员称怯薛歹，偶数作怯薛丹。正在执行任务的护卫人员叫怯薛者，从事宫廷服役的怯薛歹称为怯薛执事。怯薛歹是从万户官、千户官、百户官、十户官及自由民的儿子中挑选，这说明成吉思汗十分注意保障这支队伍的可靠性。成吉思汗规定，怯薛军的主要职责有三项：一是护卫大汗的金帐；二是“战时在前为勇士”，充当大汗亲自统率的作战部队；三是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因此可以说，成吉思汗建立的怯薛军既是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又是一个分管中央日常事务的行政组织，它已发展成为蒙古汗国中枢庞大的统治机构。成吉思汗给了他们优越的地位：怯薛者的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官；怯薛者的从者，地位在百户官、十户官之上。成吉思汗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对维护汗权、巩固新生的统一国家、防止氏族贵族的复活和重新发生内战，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它也是成吉思汗对外进行征服战争的有力工具。

花剌子模

花剌子模讹答剌城的海儿汗杀死了蒙古汗国的499名和平商人，其国王摩诃末又武断地杀死了成吉思汗派去交涉的正使。这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导火线。

如何看待成吉思汗西征，古今中外一直有不少争议。蒙古族是个马上民族，他们在马背上降生，在马背上成长，甚至在马背上死亡。成吉思汗是个马上皇帝，他跨马挥刀统一了蒙古草原，攻下了金朝的中都，又将马蹄所到之处视为自己的领土，掠夺人口和财物，为自己的子孙经营一片理想的领地，这确实是成吉思汗西征的真正目的。

出师前争吵

出师之前，成吉思汗诸子之间发生了一场察合台关于术赤的出身与汗位继承问题的争吵：术赤是不是成吉思汗的亲生骨肉，并非当时争论的焦点，其关键在于究竟由谁继承汗位。能否使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是成吉思汗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这场冲突中，成吉思汗确定三子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主要就是从政治稳定和个人才能方面考虑的。同时它说明当时蒙古汗位的继承还没有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而是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末期推举制的痕迹：从嫡子的“贤者”中选拔继位者，最后由库里台大会予以确认。正是这种汗位继承制度，导致了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皇族的皇位之争。

术赤是长子，当时关于他是不是成吉思汗亲儿子的争论，使成吉思汗不想让术赤继承汗位而导致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察合台是孛儿帖生的二儿子，打起仗来不失为一个勇士，有不服输的性格。不过他鲁莽、好斗、残忍，成吉思汗知道他不是继承自己事业的材料。窝阔台是老三，论战功和勇敢他都不如两个哥哥。可是他比两个哥哥聪明，能体察成吉思汗的心思，为人也随和，不参与兄弟之间的争斗，从不对继承汗位表现出任何热衷。正是这一点，使他得到成吉思汗的信赖，并把汗位传给了他。

扫清边界中间突破

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进攻采取了“扫清边界，中间突破”的战略。花剌子模的新都撒马尔罕在不花剌以东，旧都玉龙杰赤在不花剌西北。国王驻新都，母后秃儿罕驻旧都。成吉思汗首战的目标是攻取讹答剌等边界城市，同时亲率中军进攻不花剌，目的在于避实击虚，从中间突破，切断花剌子模新旧二都之间的联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场战争打得最激烈的地方就是讹答剌城，海儿汗最后被活捉。成吉思汗为了给被杀的商队和使臣报仇，融化了银液灌在他的眼睛里。

摩诃末国王之死花剌子模在当时相当强大，国王摩诃末苏丹号称世界征服者。中东地区和相邻的欧洲诸国都十分惧怕他，连斡罗思的不少公国，也常常被他们袭扰，以致花剌子模的集市上常常有斡罗思人被拍卖。摩诃末不可一世、目空一切，他除了对母后有所忌惮之外，将西辽人、乃蛮人全不放在眼里。对于蒙古人，开始他知之甚少，太后的兄弟海儿汗贪财害死了蒙古商队，他并不赞成，也不知情，但因为太后支持国舅，他也只得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蒙古的使团。当时他真的相信那是一群野蛮的异教徒，骑着像兔子一样矮小的马，根本不堪一击。他第一次在西辽边境同哲别率领的蒙古小股部队遭遇的时候，才领略了蒙古人的战斗力。

面对着蒙古大军的进攻，摩诃末国王拒绝了集中兵力决战的建议，分兵把关、城个自为战，导致被动挨打。而当蒙古大军日益逼近时，他又放弃都城和天险，率众逃跑，从未组织过一次像样的抵抗。根据成吉思汗的命令，蒙古名将哲别、速不台率军追击摩诃末。成吉思汗要求他们要像猎犬一样咬住自己的猎物不放，即使其躲入山林、海岛，也要像疾风闪电般追上去。躲入山林的秃儿罕王后被迫投降了，逃往海岛的摩诃末也悲惨地死去。

摩诃末死后，哲别、速不台又挥军北上，进入钦察草原与斡罗思地区。因术赤与察合台意见不合，玉龙杰赤久攻不下。成吉思汗命令窝阔台为前线指挥，最后才攻下玉龙杰赤城。不可一世的花剌子模被消灭了，钦察骑兵和斡罗思诸公国也一败涂地，古印度河、伏尔加河一带成为激烈争夺的战场。花剌子模的王子札兰丁率领残部进行抵抗，在八鲁弯之战中一举消灭了近3万蒙古兵。但花剌子模大势己去，札兰丁被成吉思汗围困在申河边上，最后突围逃往印度。

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

汉武帝在完善察举制的同时，还建立了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才能又不肯出仕的社会贤者、隐居高士、学者名流。

征召制、察举制与“公车上书”制相互配合，汉武帝网罗了大批人才。其中察举制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办了太学，作为古代朝廷最高学府，配合察举制 收罗天下人才，培养人才，笼络天下儒生，统一天下思想，利于统治。

至于特点；无非就是讲解和传播 儒家。开设的课程就是

《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