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各朝代人才选拔制度的演变过程？

上古先秦时代：子承父位，或者由官员寻访贤人任命。\x0d\秦代：实行郡县制，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员。\x0d\汉代：实行察举制，由地方官每年推举各地德高望重的人才做官。\x0d\三国曹丕时期：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按照人的出身和等级身份选拔官吏。\x0d\隋代：开创科举制，采用分科考试的办法任用官员。\x0d\唐代：大大拓宽科举考试范围，选用贤能。\x0d\明清时期：延续了考试制度，但考试内容限于八股文

秦以前主要是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选拔制主要有察举制、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察举制实行于汉代；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存在的时间最长，从隋朝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明代起，科举制的考试方法又产生巨大变革，改用八股方式衡文取士。历代小说以及人们对科举制的诟病，大多不是针对科举制本身，而是针对明清以后的八股文取士。 荐举制，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察举”“选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这种制度始实行于汉代。当时，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分封制度逐渐被废，与分封制配套的世袭制度也无法再延续下去。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从民间选拔人材。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诏举“孝悌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汉文帝曾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察举制”在武帝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汉武帝下令由丞相、列侯、刺史、藩国守相等从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武帝时代才真正完备，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这些科目，统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其中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特科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征辟，又称“辟除”，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汉代高级官员选用属员的制度。中央行政长官如三公、地方官如州牧、郡守等官员，可自行征聘僚属，任以官职。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即中央的公府辟除和地方的州郡辟除。 公府辟除主要是指由三公以及太傅、大将军府所进行的任用属吏的情况，而其中以丞相之权为最大。公府辟除后，经过试用，对有才能者或举荐或察举，使之出补中央官职或外长州郡，所以公府的属吏虽位卑而权重，出仕升迁一般都比较迅速。此外九卿及其他中央官长虽然也可自行辟除，但与公府相比，则远非时人所重。 汉代的地方州郡长官亦具有辟除之权。早在西汉初年，郡守即可以自除掾属，甚至连职位的设置都可以酌加变更；州的辟除出现于西汉后期；东汉以后，刺史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辟除之权则变得相当之大。他们自辟佐吏，并通过推荐或察举，使之进入中央任职，或为地方长官。 不论是公府辟除，还是州郡辟除，一般来说，对被辟除者的资历都不加限制，只看才学，为官为民者皆有，而且去留自便，是当时比较自由得仕宦途径。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有气节之士可以辞去，对于不应召者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在舆论上要受到非议。 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公卿以能招致贤才为高，而俊才名士也以有所依凭为重。东汉时直接征聘名望之士担任中央高级官员。魏晋南北朝主要以九品中正制取士，但征辟制并未废止，仍是士人特别是士族名士入仕的重要途径。 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中，征辟作为一种自上而下选任官吏的制度，地位仅次于察举。 征辟是汉朝封建统治者为搜罗人才、以加强统治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征辟制的推行，有利于破格擢用人才。尽管由此入仕者的数量不多，但它通过皇帝征聘和高官辟除的方式给予应征者以特殊礼遇，可以使得一些本不愿为官的硕学名儒之士加入到封建统治阶层中来，而且统治者也可以籍此沽得求贤之名。所以征辟作为对察举制的补充，它和察举一起构成了汉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察举、征辟制的主要弊端是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特别在东汉时，由于政治腐败，官僚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僚中私人权势的增长。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征聘制不属常制，但辟召制却有进一步发展之势。中央王朝的诸公、位从公及开府仪同三司，地方的都督、开府将军、州郡长官，均可辟召长吏掾属。被辟而应召者是辟召者的故吏，两者结成主从依附关系。在长期分裂动荡的形势下，辟召制对统治集团内各政治派系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隋统一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规定凡九品以上官吏皆由吏部任免。隋唐皇帝和朝廷大臣仍可征召名士大儒为官，地方长官也可自行辟聘，但不多见。宋代各路安抚司、转运司、知州等，可自选官员，称奏辟或辟差、辟置，似为征辟制的变种。明清皇帝直接选任官吏，称为特简，形式上似乎仍是征辟制的遗存，实际上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消灭的一种特权现象。 二、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于篡汉前夕的延康元年（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家世官位高低）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六至九品为下品）三类。在德才与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叫“计资定品”。所谓“状”，乃是中正官对士人德才的评语，一般只有一两句话，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这是对东汉后期名士品评人物的制度化。陈群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实际上是和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南辕北辙的。设立九品中正制，就是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曹氏父子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在选官制度改革问题上，之前“唯才是举”的措施对世家大族势力造成了不少抑制、打击，然而世家大族势力不断膨胀发展的客观形势又使曹魏不得不予以正视，只好转而与世家大族达成妥协，设置由中央委任的中正官去掌握地方选举，而中正官又都由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兼任，这样，世族渗透进选举，中央政权权和世族势力在选拔人才这个问题上，矛盾开始缓和，士族开始逐渐垄断大权。曹丕采纳九品中正制的建议，除了为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九品中正制本身的确有其可采之处。九品中正制刚设立之初，除了照顾世家大族的利益外，也的确包含了“唯才是举”的精神，选举人才时品状并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贤任能以更好的维护其统治的作用。 其主要内容为： ①先在各郡、各州设置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②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③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④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3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不完全是，战国之前，官员（非职事官）任职主要是世袭，即所谓“世卿世禄制”。李悝改革后，开始实行依军功授爵（此时还是职爵一体、文武一体），商鞅改革后军功爵制逐渐盛行。汉武帝时察举制成为选才的主要方式，此外还有征辟，即征召社会上有名望之人，这两种可以说是你指的推荐，此外还有荫官，东汉时察举制成为定制，改为一年一次。魏文帝试行九品中正制，由中央派人到各个地方担任中正官，对当地人定品，只有获得品级的人才有资格备选，消除了察举制的弊端（此后的变异偏离了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此制度的终结以炀帝设立进士科截止，其后逐层考试之制逐渐成为定制。此外，历朝历代还设有国家学府（名称不一），学生考试合格之后也会授官。在科举制实行之后，察举制也并未完全废除，只是不再是主要的选才渠道。

我想下面的事例因该对你有帮助：1陆贽上书“防微杜渐” 唐朝宰相陆贽廉洁守法，别人送他的礼物都拒不接受。唐德宗看到他这样“苛求”自己，觉得有点过分，就劝他说：“卿清慎太过，诸送馈，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陆贽听后上书“防微杜渐”，文曰：“贿道一开，展转滋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壁。”陆贽贵为宰相，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收受鞭靴自是小事一桩，然而他却认为，小礼不禁，大礼必到。拒贿就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实在难能可贵。 2 苏轼讲寓言婉辞厚礼 北宋大文豪苏轼在京做过大官。一日，其乡友带上厚礼想求他帮忙谋个一官半职，并说：“如您不便，劳令弟之驾也行。”乡情不便明伤，苏轼便先给来客讲了一则“寓言”。大意是：某人穷极盗墓，数掘无获，便想去掘伯夷、叔齐之墓，只听伯夷在墓里说：“我是在首阳山饿死的，除了一把枯骨，别无一物，何以如尔愿”盗墓人丧气地说：“那我就挖开叔齐之墓，碰碰运气吧!”伯夷又说：“连我也不过如此，我弟弟就更帮不上忙了!”苏轼的弦外之音是：您的苦衷我知道，但我们兄弟俩都无法帮忙啊!乡友悟知求官无望，只好知趣地带上礼物走了。 3 司马光高悬廉政条幅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入朝做了大官以后，很厌烦官场中公私不分、拉拉扯扯的现象，便写了一帧巨大条幅挂在客厅里，条幅写道：“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中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渝，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吩咐吏人令传人，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奏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作为当朝宰相，在宋代那“尚名好贪”的官场风气里，挂起这样气势逼人的条幅，以示自己做事光明正大，不徇私情，的确令人佩服。 4 于谦“两袖清风朝天去” 以一首《石灰吟》名垂千古的明代著名政治家于谦，曾任兵部尚书和巡抚等要职多年，向来以刚正清廉闻名朝野。当时，外官每年回京述职，多有人携带名贵土特产向权臣国戚送礼，而他却每次都是两手''空空，不凭关系，只凭政绩。从僚有人劝他随风入俗，明哲保身，他不但谢绝了从僚的好意，还令家人挂出一块牌子云：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两袖清风”的成语便由此而来。 5 吴纳金盒题诗拒贿赂 明代诗人吴纳出任监察御史，受命到贵州考察“三司”吏治。返京途中，已走入四川境内，后面追来一位骑士，说是奉贵州三司之命向大人献上黄金百两。吴纳一边戏说“姓吴名纳”就是“无纳”之意，一边取笔墨在礼盒上题涛一首，以示拒受。诗云：“萧萧行李东向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骑士只好将原物并诗带回复命。 6 于成龙严词通报行贿官 清代名臣于成龙在康熙十九年，他刚刚晋升为直隶巡抚，许多趋炎附势之徒便想送礼贿赂他，于成龙都一一拒绝。×××县令因循陋规，在中秋节前夕，向他送上一份厚礼。于成龙大为恼火，严词拒收，并且还特地颁发了《严禁馈送檄》，通报了×××县令送礼的丑事，并明令所属官吏今后如发现逢年过节私相送礼，决不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