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杜月笙受到了不少邀请，为什么最后他选择去了香港

1949年，败北的蒋中正在去台湾前，召见了杜月笙，再三邀请他去台湾。可是却遭到杜月笙的婉言谢绝，那么他为何不愿意去台湾呢？

（杜月笙剧照）

说起来，杜月笙和蒋中正的交情要追溯到1922年。

当时的杜月笙，已经是黄金荣的得力膀臂，在青帮中也颇有威望。

而蒋中正是个有志青年。他在加入同盟会后，为了筹资，在上海办了个证券交易所。结果，由于上海金融千变万化，没有经验的蒋中正，很快就亏了个底朝天。不光赔了本，还欠了不少外债，成天被人追债，非常狼狈。

无奈之下，蒋中正走了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的门子，正儿八经地写了拜贴，拜到当时势力如日中天的黄金荣的门下，做了他的徒弟。

黄金荣看蒋中正生得仪表不凡，认定他是个大有前程的人。再加上也要给虞洽卿几分面子，所以他便摆了酒宴，把那些债主请来，表示蒋中正是他徒弟，谁要是要债就找他黄金荣。那些人哪里敢惹黄金荣，所以这事也就一笔勾销了。

也就在那个时候，作为黄金荣身边最得力的心腹，杜月笙认识了蒋中正。

黄金荣好事做到底，帮蒋中正消灾后，又送了200块大洋给蒋中正做盘缠，让他奔美好前程去了。

斗转星移，杜月笙靠着过人的能力和威望，渐渐超越了黄金荣的势力和影响，成为上海青帮名符其实的大佬。

1927年，宁汉分裂后，杜月笙为了支持蒋中正，联合黄金荣和张啸林，组建了黑帮性质的中华共进会，不光阻挠工人复工，还非法逮捕我党进步人士及工人，并诱杀了在工人中威望极高的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最终导致革命受挫。

（黄金荣剧照）

有功的杜月笙，因此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器重和信任，并被委任北伐军总司令少将参议。从此，杜月笙和蒋中正往来更为密切。

为了洗白身份，有了国民党官衔的杜月笙，又有计划地开办银行、实业等生意，并积极投身地方公益事业。

1931年，国家动荡又逢天灾人祸，国民政府受到了百姓诟病。

为了支持蒋中正和国民政府，杜月笙成立了水灾急赈会。在他的努力下，通过社会各界，竟筹得261万元款项，其中他自己捐资50多万，可谓帮助政府解了燃眉之急。

对于杜月笙的良苦用心，蒋中正感动万分，于是亲笔题写了“乐善好施”的赠词。

由此，人人都知道杜月笙和蒋中正关系深厚。他的地位和身份，也跟着水涨船高。不久，便在众人的推举下，担任了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副会长等职务。

对于国民政府推行的全民活动，杜月笙亦是举双手赞成和响应。比如当时国民政府看到鸦片猖獗，于是发起禁鸦片运动，杜月笙本来也有鸦片瘾，但他积极响应号召，硬是戒掉了吸食多年的鸦片。

1936年12月，蒋中正在西安遭到张学良的强行扣押。杜月笙听说后，焦急万分，他又是个视兄弟如手足的人。所以他联络上海各界有影响力的人，以上海地方协会的名义，联名致电张学良。希望他能以国家大局为重，放蒋中正回南京。甚至表示如有顾虑，他愿意亲赴西安做人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中正回到南京。杜月笙又第一时间赶到南京，探望蒋中正。

杜月笙的深情厚意，让蒋中正再次感动。临走时，执意和他合影留念。

1937年沪淞会战，杜月笙为了抗日，不光动员青帮弟子积极投身抗日，还组织后援会，为前线物资做出了保障。

除此外，杜月笙还与戴笠合作，为军统搜集情报和人才，并参与了多起刺杀汉奸的行动。

上海沦陷后，不少有名望有影响力的人，在日本人的诱哄下，出任伪职，供他们驱使。但日本人数次登门邀请杜月笙任职上海市长一职，都遭到他的婉言谢绝。为了避祸，杜月笙带着家人转移到了香港。

就算到了香港，杜月笙依然以红十字副会长的身份，四处募捐筹款，积极支援抗战。

（戴笠剧照）

1945年，抗战胜利，自觉为抗战出钱出力的杜月笙，一心想担任上海市市长一职，于是他借戴笠之口，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了蒋中正。

杜月笙回上海前夕，听闻国民政府大张旗鼓地为他准备了欢迎仪式，心情无比高兴。然而就在他抵达上海之际，却有随从打探到，上海市市长和副市长的职位已另有其人，更糟糕的是，原定的欢迎仪式，被各种“打倒流氓头子杜月笙”“坚决严惩黑势力头子杜月笙”等标语取代。

原来，蒋中正不愿意杜月笙势力做大，因此针对杜月笙，刻意打压。

1946年，蒋中正表态，上海市参议会议员由民众投票选举。

杜月笙强打起精神，不惜出钱出力，动用种种关系，又让徒弟们四处活动，准备竞选参议会议长一职，并想借此机会东山再起。

在拉选票的过程中，蒋中正公开放话，绝不支持杜月笙。

在杜月笙得到最高票数后，蒋中正却已经内定了议长名单。

杜月笙明知斗不过政府，只得发了个公开声明，以“身体羸弱，不堪担当重任”为由，推托了议长一职，好歹算是拣回了点面子。

那些军政要人，见杜月笙已不再是蒋中正身边的红人，大家也对他冷落起来，离了军政界的支持，昔日风光的杜月笙，也就不复存在了。

对于蒋中正的所作所为，杜月笙既不满又寒心，他曾愤然说：“蒋中正拿我当夜壶，用完就丢床下了。”

1949年，内战进入尾声，国军败局已定。蒋中正得到情报说，我军派人找过杜月笙，表示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希望他能留在上海。于是蒋中正召见了杜月笙，并极力邀请他携家眷同往台湾，共图大业。

但杜月笙却以哮喘发作，不适宜台湾潮湿天气为由婉拒了蒋中正。

蒋中正当然不希望杜月笙最后会站到我军这边，所以旁敲侧击，想逼杜月笙去台湾。

杜月笙其实早就想好了退路，他也知道在帮助蒋中正的时候，做过不少恶，担心会遭到清算。但蒋中正对他的所作所为，也让他看透了蒋中正的绝情，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去香港。

（参考史料：《杜月笙传》）

民国时期，张学良曾深深依赖毒品，后凭自己的坚强意志成功戒毒。

张学良是著名的爱国将军，曾经也是一个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所在的东北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也成为了众人辱骂的对象。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得张学良不得不吸食更多的鸦片来缓解自己的压力，时间一久，他对鸦片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

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了戒毒令，张学良的戒毒也不得不提上日程。可戒毒之路又怎么会轻松，才过了两天，张学良就已经很难忍受了，他满体打滚，毒瘾上来时甚至用头去撞墙，于凤至担心这样会撞坏了脑袋，于是就去找一位日本军医，希望医生可以帮帮张学良。

那位日本军医一来二话不说就给张学良打了一针，这一针十分有用，张学良立马恢复了精神，全家人都非常开心，以为已经把鸦片给戒了。

可谁都不知道这针里的东西可是比鸦片更毒的吗啡，打了针后的张学良鸦片是不抽了，可一天不打吗啡更加难受，当他们知道那是吗啡时，那名日本医生早已经逃回日本了，为了让张学良振作起来，只能每天坚持打吗啡，因为吸鸦片都已经没用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33年的3月份，他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并宣布要到上海戒毒所戒毒。

张学良根据一位外国医生的建议开始戒毒。外国医生告诉张学良只有狠心，才能彻底戒除毒瘾，于是他们将张学良捆在床上，无论他如何挣扎呼喊都不予理会，直到他没有力气去挣扎。

这种痛苦的戒毒方式持续了大约一个周，张学良也昏迷了一个周，但是值得高兴的是，张学良最终戒毒成功了。

扩展资料：

张学良晚年回忆说，那种滋味就是肉外面没有皮。

1932年，张学良下野，准备游历欧洲，在出发前，听从宋子文的建议，准备戒掉吗啡，他把自己绑在椅子上，先是服用一种药，使人睡眠，醒来之后就是挣扎，人很难受，张学良在戒毒之前，曾经交给副官一把枪说，谁要是敢来给我送药（吗啡）或是松绑，当场枪毙。

整整七天七夜，张学良不断挣扎、尖叫，终于借调了毒品，同时他的两位夫人，也戒掉了毒品。

张氏家族有吸食鸦片的传统，张学良的父母都曾经吸食鸦片，但后来都戒掉了，所以说，张学良戒毒，也有家族的影响。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一致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宋子文、瑞纳等人飞赴西安为营救蒋介石展开周旋，为蒋介石掌管情报机构的大特务头子戴笠亦随同前往。

在一次见面时，张学良语带讥讽地向戴笠说出了文章开头那段话，戴笠长期为蒋介石掌管情报机构，他深谙人情世故，每见蒋介石都毕恭毕敬地尊称“校长”或“领袖”，“信仰领袖、效忠领袖和服从领袖”是他时刻挂在嘴上的原则，因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故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

但西安事变发生前，戴笠却毫无察觉，他没能及时向蒋介石发出预警，存在严重失职。张学良在众人面前以讥讽的语气戳他的痛处，令他十分难堪，他嗫嚅半晌回答说：“我们从来不对副司令您做特务工作啊。”

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可谓日理万机，为使“兵谏”达成目的，他有太多的事要考虑，神经时刻处于紧绷状态，但即使这样，见到戴笠时他仍不忘出言讽刺，似乎不这样难平他心中的一口恶气。

张学良为什么要讥讽戴笠使他在人前下不来台？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时，戴笠的情报为什么全线“失灵”？西安事变中严重失职的戴笠，为什么反倒更受蒋重用？

本文中，我们就来一一厘清这些疑问。

戴笠深受蒋介石器重，他领导的特务组织除了以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对付***，还以渗透、收买、窃听等方式严密监视蒋介石军队中那些非嫡系，非中央军部队的一举一动，以防止他们对蒋介石存有异心，对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更是重点监视。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为全面掌握张、杨两部动态，戴笠煞费苦心，他在张、杨的部队中，甚至在张、杨的身边以钱权、美色为诱饵收买了很多耳目，安插了很多特务。

东北军刚入陕之时，西北军对东北军冷眼相对，双方之间时有摩擦，两军相处并不愉快。这些摩擦不断被反映到张学良和杨虎城那里，张、杨之间一度也产生了误会，关系曾十分紧张。这些情况戴笠全都掌握，而这也正是戴笠所希望看到的，他授意手下想办法扩大、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的矛盾，以使蒋介石更好地控制他们。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现了戴笠对他们的监视以及对所部的大肆渗透后，对戴笠恨之入骨。张学良知道戴笠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才敢这么做，所以他对戴笠手下的特务活动一直是暗气暗憋，采取忍耐的态度，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西安事变发生前，戴笠手下特务在没有通过张学良的情况下，就将张学良身边的人抓了起来，还抓了东北大学几个学生领袖，特务的越发嚣张令张学良大为恼火，他盛怒之下下令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将戴笠手下的特务们暴打了一顿，将特务搜罗的那些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张学良本人的情报通通收缴，张学良此举等于扇了戴笠一个耳光。

此后特务们收敛了许多，从事特务活动时也更加小心翼翼，但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监视却一刻也未停止。

正是因为对戴笠手下无处不在的监视和特务活动感到非常不满，张学良见到戴笠时才出言讥讽他，才有意让他难堪，以一出心中的那口恶气。

其实，张学良虽语带讥讽，但说得也是事实。西安事变发生前，“神通广大”的戴笠确实没有发现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三点多，戴笠才得到手下的报告，才得知西安发生兵变，蒋介石下落不明。

事前不知情，事后情况不掌握。西安事变前后戴笠所领导的情报机构成了摆设，信息闭塞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戴笠深知，张、杨兵变蒋介石遇险，自己推脱不了责任，难辞其咎。

张学良和杨虎城逐渐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分歧如果持续下去或逐渐加深，就正好趁了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一方面借“剿共”来削弱他们的实力，另一方面，蒋介石也乐于看到他们彼此间内耗，这样有利于他利用矛盾来各个击破。

为了不让蒋介石的阴谋得逞，张、杨逐渐走近，关系越来越好，两人开始想办法麻痹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双方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做法，有意制造一些矛盾对立事件演给特务们看，对手下人之间的一些相争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

西北军和东北军之间摩擦不断，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也时常说些对对方不满的话，这些情况都被戴笠的耳目看在眼里，并汇报给戴笠。戴笠对和东北军、西北军有关的情报非常重视，相关情报汇集上来后都由他亲自作出综合判断，重要的情报要立即上报给蒋介石。

戴笠不断收到张、杨不和的情报，时间一长他就信以为真，认为“强龙”和“地头蛇”会争斗不休，甚至越斗越凶。却不知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在演戏。更想不到张学良和杨虎城暗中在酝酿惊世之举。

张、杨在“兵谏”前曾有不少动作，比如双方频繁见面协商，行动前几日东北军和西北军都进行了一些调动，对“提蒋”做了相应的部署。对于这些调配部署，戴笠安插的那些特务和耳目竟毫无察觉，也没有相关的信息被上报给戴笠。

戴笠曾从其他渠道得到过一些信息，他曾向手下核实，结果被告知那些都是没有实据的传闻，说张、杨并无异动。

12月12日下午三时，在南京的戴笠接到手下从西安发来的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看到这份电报戴笠一下子被吓傻了，清醒过来后戴笠如坐针毡，他频频向西安秘密电台呼叫，希望可以探得蒋介石的消息。可他发出的呼叫均如泥牛入海，没得到一丝回应。

戴笠彻夜未眠，焦躁不安地等待西安方面发来的消息，直至次日，他从媒体上看到蒋介石被抓的消息，之后他才得到手下报告：张、杨异动，校长被押，情况不明。

自己领导的特务组织信息竟然比媒体还滞后，这令戴笠感到无比的羞愧，令他感到无地自容，这是他从事情报工作以来最大的失败，他不理解自己煞费苦心建立的情报网为什么会全线失灵。

蒋介石被扣押后，戴笠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蒋介石的安危关系到他的前途命运，他长期唯蒋介石马首是瞻，他深知如果蒋介石遭遇不测，自己也完了。事态如此的严重，可戴笠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这使他几乎抓狂，蒋介石身处险境更使他如丧考妣。

“复兴社”头目文强曾在回忆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戴笠：

为显示对蒋介石的忠心，戴笠开始了一连串的表演，他首先以黄埔军校全体毕业生的名义，发表了一份“讨张宣言”，戴笠在这份宣言中称：

就在戴笠为蒋介石的安危日夜提心吊胆之时，宋子文突然找到他，宋子文要他同去西安营救蒋介石。接此邀请，戴笠重新看到了希望，他本以泄掉的气又鼓了起来。

危难之时赴险地救主，令戴笠很有一种悲壮之感，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很好的宣传自己的机会。临行前，戴笠将手下召集起来训话，他涕泪交加地说：“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和校长共生死”。

就这样，在蒋介石被抓的第十天，戴笠与宋氏兄妹、端纳等同乘一架飞机到达西安，刚一下飞机，戴笠就遭遇了一个下马威，他被东北军缴了械。

临行前，戴笠对此次西安之行的危险性有过评估，他虽然在人前极力渲染此行的凶险，但他内心之中并不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会对自己怎么样。因为此次赴西安他的身份是南京派出的使者，有道是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张学良对南京派来的谈判代表的安全作出过保证，以戴笠的观察，张学良素来重义守信，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安全应当没有问题。

但刚到西安就被缴了械，令戴笠有些慌了神，戴笠一见到张学良就向张学良哭诉自己被缴械的经过，问张学良自己的人身安全是否有保障？

张学良听后，立即把自己的佩枪赠与戴笠，戴笠接过枪后，一改发表“讨张宣言”时的口气，肉麻地连称张副司令伟大。

张学良对戴笠虽有讥讽，但总体来说。对这位南京派来的使者还是以礼相待，既没有为难他，也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戴笠明显感觉到了张学良的善意，但他却仍极力渲染悲壮色彩，以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

城府深厚的戴笠当晚写下一份遗嘱，遗嘱中说：

这份“遗嘱”堪称戴笠心机的典型体现，戴笠在十分安全的情况下无病呻吟，矫饰造作，极力粉饰自己的忠心和牺牲精神。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自己攫取政治资本，为自己今后登上高位构建垫脚石。

此时，戴笠的表演渐入佳境，但尚未到达高潮，高潮部分是他见到蒋介石以后。

当见到囚禁中的蒋介石时， 戴笠涕泪交加，不能自已，他跪在蒋介石面前痛哭失声，连声咒骂是自己失职才造成“领袖”今天的危难。

戴笠这一精彩的表演，瞬间感动了蒋介石。事变后，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 中提到与其妻宋美龄一起赴西安营救他的是“蒋鼎文、戴笠、 端纳、 子文等四人”，可见，西安事变后，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靠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牺牲精神”，戴笠成功地赢得了“领袖”对他更大的信任与倚重。

戴笠此行西安只有短短的两天时间，在这两天时间里，因为张学良与杨虎城对其极为反感，所以在为蒋介石获释展开的周旋中他基本与张、杨说不上话。

作为一个谈判使者来说，戴笠此行没什么作为。但作为戴笠个人来说此次西安之行却收获颇丰，一来他所崇敬的“领袖”终于获释并仍掌握大权，他的仕途得以延续，二来他借机强化了与“领袖”的关系。

有人评论说，西安事变对戴笠来说意味着个人的凯旋，事变以后， 戴笠被蒋介石认作最可靠、最忠心的卫士。

后来发生的事情世人都知道，戴笠并未因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对他礼遇有加而心怀感激，在蒋介石授意下，戴笠看管囚禁了张学良，将杨虎城一家老小杀害，就像沈醉所评价的那样：

说起张作霖我们都不陌生，他是绿林出身，长期盘踞在东北，成为了东北王，北洋军奉系首领。后来更是入了关，打进了北京，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不过后来因战事不利，准备回到关外，结果在皇姑屯被炸死了。

张作霖有八个儿子，但唯独对张学良宠爱有加。甚至在他死后也是由张学良接了班，这是为何呢？其实道理很简单。

第一，张作霖是绿林出身，虽然是民国了，他也不是皇帝，但他的封建思想很重。张学良是嫡长子，所以张作霖创下的基业，本身就应该是张学良接班，在张作霖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因为他是长子，所以张作霖很待见他，毕竟有了第一个儿子，接班人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他对张学良也十分严格，对他寄予了厚望。所以相比较之下，对张学良更好一些，显然是正常的。

第二，张学良小时候的就很聪明，很早便开始在军中服役，在十九岁更是进入了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就担任了张作霖卫队上校旅长。之后，张学良长期跟着张作霖，几次关键战役中都有他的身影，渐渐地他手里有了兵，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况且，张学良在军中的影响是很大的。要知道虽然当时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头领，但奉系里面派系也很多，很多人更是蠢蠢欲动，张作霖那老一辈的几个老哥儿们更是野心很大，而张学良作为新派的****，威望是很高的。如果张学良都镇不住这些人的话，那么其他儿子显然更没有这个能力了。

第三，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张学良与他的二弟就差了七八岁，而张作霖被炸死的时候，二儿子也刚刚过了20岁，虽然他也曾在日本留学，但显然很青涩，完全没有那个能力接班。

张学良接班后，内部并不稳定，很多人根本就不服他，在他们眼里，大帅的角色应该由资历最深、威望更高的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来担任。可见，如果不是张学良接任，换成任何一个其他兄弟的话，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张作霖死时并没有明确谁接班，但谁都知道这个位置非张学良莫属。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奉军诸将想拥戴接替张作霖的其实并不是张学良，而是另外一个人，此人名叫张作相。

由于名字与张作霖相近，再加上手中握有大权，有不少人便想当然地认为，张作相是张作霖的亲兄弟，属于“关系户”。事实上，虽然两人名字相近，平常也都以兄弟相称，但却并没有亲缘关系。张作相能在奉系中身居高位，也全都凭自己的品行和能力。

（张作相剧照）

那么，张作相的品行出众在哪里？他为何能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戴呢？

1881年，张作相出生在锦州义县。由于家境贫寒，张作相只读了三年私塾便辍学治家。16岁那年，他的一位族兄被土匪杀害，为了躲避灾祸，张作相便流落到奉天打工。在那段打工岁月里，张作相常常因为衣衫褴褛而遭人欺辱。张作相深感世道不太平，他发誓一定要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被欺负。

1901年，他将杀死族兄的仇人解决后，落草成了一名强人。也是在那一年，张作相又带领着20多人，到新民府八角台村投奔了张作霖，双方组合成了一支拥有200人的“保险队”。

在后来的战斗中，张作相曾不顾自身危险，从枪林弹雨中救出了张作霖。两人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07年，张作霖与马龙潭、吴俊升、孙烈臣、张景惠、冯德麟、汤玉麟、张作相七人结拜为盟兄弟。

在张作霖部被清政府招抚后，张作相先后担任了哨官、管带。民国成立后，他又从团长一路晋升为旅长、师长、总司令、吉林省省长。

不过，张作相却并不是一个十分看重权力的人。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期间，张作相曾三次拒绝晋升。

（张作霖剧照）

第一次是在1919年，张作相担任第27师师长时，张作霖想将他晋升为东三省巡阅副使，但被张作相以官职太高为由拒绝。

1921年处，张作霖任命张作相为黑龙江省督军，张作相却建议让吴俊升出任该职务。他认为：“兴权年长于我，资历也比我更深。只有待人公正不徇私情，才对我们的事业和前途有好处。”

同年5月，张作霖想让张作相担任热河都统，结果又被后者拒绝。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作相的谦让拒绝，绝不是惺惺作态。在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之后，奉军内部公推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想让他来接任张作霖的位置。但张作相拒不就任，他力荐27岁的张学良继承父亲的位置，自己则全力辅佐。

并且在私下里，张作相还曾对张学良说：“小六子，你坐上去放心干，我们都会支持你。于公来说，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可以用军法处置我们。但在私下里，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你不好好干，我会在没人的时候抽你耳光。”

除了高风亮节外，张作相还是一个具有远见和大局观的人。

1924年，张作相出任吉林省长。后来张作霖曾令东三省种植鸦片来筹措军饷，但张作相却力劝张作霖放弃这一举措。

张作相在任期间，大力选拨人才，打击匪患，积极整顿财政，吉林年年收入均有增长。同时，他还将收入的盈余投入了公益事业的建设中，比如积极修建铁路，创办吉林大学等，无一不是眼光高远的举措。

（郭松龄剧照）

1925年，郭松龄率部反奉失败后，吴俊升、汤玉麟、杨宇霆等力主将郭松龄所部“一网打尽”。而张作相却劝张作霖“万不可株连”。在遭到众人反对之后，张作相痛哭着说：“如果非要杀他们，那就先杀我张作相吧。”

最终，在张作相的苦劝之下，奉军避免了自相残杀，最大的程度地保留了实力。

张作相凭借自己宽广的胸怀、过人的远见以及高风亮节的品质，得到了军队和百姓的一致认可。他在东三省威望极高，有着忠厚长者的美誉。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作相还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怀。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身为吉林省主席的张作相正在锦州料理父亲的丧事，吉林省事务由参谋长熙洽代理。熙洽最终出卖吉林，成为了卖国贼。张作相对此非常愤怒，但却已经无济于事。

后来他的盟兄弟张景惠做了“伪满洲国”总理大臣，曾多次想要请他出山为日本效命，但都遭到了张作相的拒绝。日本方面在多次请求无果后恼羞成怒，将他父亲的坟墓炸毁，但却依然无法动摇张作相的决心。

1933年，张作相隐居到天津，不再参与军政事务。但在1936年张学良被关押后，张作相却又一次出山，为解救张学良而奔走。

1949年，张作相因病逝世。

（

参考资料：

《奉系军阀全书》）

张作相（1881年——1949年），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字辅忱，祖籍是直隶深县，爱国的抗日人士。

张作相在吉林任职时，主张“保境安民”，尽管与日本人存在接触，但对于民生却贡献不少。他修建吉敦铁路，还有大量的柏油马路，重视教育事业，今天著名的吉林大学就是由他创办的。

第一次接触张作相时，还以为他是张作霖的兄弟。当然，他也的确是张作霖的兄弟，不过不是亲兄弟，是结拜兄弟。

张作相出身草莽，于1901年开始投靠张作霖，并逐步成为张作霖最信任的左膀右臂，不断得到重用。

1907年，张作霖和张作相等8人，歃血结盟，成为结义兄弟。当袁世凯招安张作霖并任命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后，张作相也得以出任第27师步兵旅长。

1919年2月，张作相出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校长，同时还兼任奉天警备司令，他一步步成为了奉系军阀内的实力派，可见张作霖对他的信任程度有多深。

1925年，郭松龄的反叛被张作霖平定，随即处决了郭松龄夫妇。但是，对于如何处理其他参与反叛的高级将领，成为奉系内部争论的焦点。当时，张作霖倾向于全部处决。

为了避免奉系的进一步分裂，张作相违背老大的意愿，旗帜鲜明地表示，郭松龄已死，其余人员一律不再追究。在他的争取下，张作霖和奉系的元老们最终妥协，维护了奉系的统一和稳定，也为他赢得了足够的人望。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与小日本闹僵之后，由北京返回东北时，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成重伤。随即被送回大帅府，不久后就身亡，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为了稳定东北局势，当务之急就是尽快选出主政东北的继承人。

1928年6月18日，从天津秘密返回东北的张学良，立即出面临时主持大局。一边紧锣密鼓的操办张作霖的葬礼，一边召集所有的奉系元老和军政要员开会，商讨现今的局势和下一步的方向。更主要的议题，则是确定新的东北王。

经过几天的闭门磋商，最终在6月23日，各方达成初步意向：一、恢复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职务。二、张作相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新的东北王。三、究竟对日本采取何种态度，有待于进一步协商。

但是，在7月2日的东三省最高联合会议上，张作相坚辞不受，并主动推举张学良为新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至此，东北正式进入了张学良的少帅时代。

张学良主政后，张作相依然忠心耿耿，全力辅佐。私底下，他曾对张学良讲：“于公，你是我的统帅，我若不服从，你尽管用军法惩处；于私，你是我的侄子，你德行有亏时，我就抽你耳光。”

1931年，小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作相正在家乡料理父亲的丧事。所以，没能及时阻止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任由小日本占领东北，事后他悲恸不已。

眼见日军铁蹄攻占东北后，开始向热河扩张，张作相对张学良的行径十分失望，宣布脱离奉系，离开军界，举家迁往天津居住。

1948年10月，解放军解放锦州时，张作相被误俘，受到了解放军的礼遇。经征求本人意见，解放军派车送其返回天津居住。

平津战役前夕，南京政府为了拉拢他，又委任张作相出任国民政府的国策顾问，令其前往南京就职，后来老蒋还亲自邀请他同去台湾。张作相不敢公然违抗，一直虚与委蛇的推托，始终未曾前往，一直待在天津，直到解放。

1949年，张作相病死于天津，终年68岁。

回答完毕！

参考资料：

《辅帅生平》

《奉系江山》

辽沈战役时，解放军曾经抓到一个“俘虏”，林帅和罗帅听闻后，当面道歉，并且明手下护送其至天津。这个人就是张作相，他是张作霖的把兄弟。

张作相是张作霖的把兄弟，东北军的二号人物。看名字和张作霖挺像，不过两个人不是亲兄弟，只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张作相这个人深得张作霖的器重和信任，在东北军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张作相早年投靠张作霖也是因为家境贫寒，受不了恶霸的欺负，打死仇人后才投靠的张作霖。张作霖敬重他是个汉子，于是便将其收留。后来张作相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张作霖便委以重任。张作相也不负所托，为东北奠定了工业基础，比如修建铁路、公路、自来水厂等，而且他让东北财政由亏转盈，并且创办了吉林大学，发展东北教育事业。这些都是东北军迅速崛起的重要基础。

张作相不仅得到张作霖的信任，也深得东北军的敬重。张作相对名利看得很淡泊，张作霖每次要给张作相更高的职务时，张作相都婉言谢绝，并且推荐东北军其他人担任。在郭松龄叛变后，张作相也建议张作霖不要处罚太多的人，以免影响东北军的团结。

在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面对东北军推选他当东北军首领的时候，他断然推辞，并推举张学良就任。此后，张作相专心辅佐张学良，并且帮助张学良解决了很多难题。

抗战爆发后，面对蒋的不抵抗，张作相内心失望，于是便将儿子送到红军。他的儿子叫张廷枢，后来奉命组建游击队，并成为游击纵队的司令员，积极抗战，打击日寇。

此外，由于张作相在东北的声望和地位，日本人多次请他出山，在伪满洲国担任高官。但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张作相坚决不答应，保留了民族气节，这点也值得尊敬。

张作相虽然是奉系军阀出身，但是他具有民族大义，在东北军的时候就为东北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抗战爆发后，他又把儿子送到抗战第一线，积极支援抗战。面对日本的威逼利诱，他又大义凛然，坚决不做汉奸。这些高风亮节的行为，无怪能赢得林帅和罗帅的尊敬。

参考资料：

《吉林省督军兼省长张作相》

题主：张作霖和张作相是什么关系？

答案：兄弟关系。

看过电视连续剧《少帅传奇》的观众都知道，东北军阀张作霖与日本人势不两立，日本人看不顺眼了，在铁路线上炸死了大帅张作霖，他的其中一个弟弟张作相情绪特别激动，要找日本人报仇呢。

张作霖，少帅张学良的父亲，人称张大帅，识字不多，但粗中有细，用毛笔签字总要留下特殊的记号，想模仿他签字是万万使不得的。

而少帅张学良，字汉卿，有则谜语就以少帅为素材，谜面是“囚禁张学良”，猜元代戏曲家，大家不假思索，就道出“关汉卿”三字，原来就是少帅取的字在卖关子。少帅因父亲先逝而与蒋介石合作，被收编后继续坚持抗日。而蒋介石呢，叫嚣“攘外必先安内”“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指***员)，不得民心，少帅才有了与西北军杨虎城将军携手的一幕，蒋介石被张、杨二人活捉在骊山脚下，不得不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史称“西安事变”。此举，让少帅名垂千古，虽然之后杨将军被秘密杀害，少帅也被长期软禁，又有了《张学良与赵四**》的故事，但是，这国共第二次合作首推少帅之功(第一次合作指孙中山先生邀中共人士加入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少帅的叔父张作相，在剧中扮演抗日的急先锋，为兄长大帅报仇，为侄子少帅效劳，至理至情。再看“霖”字与“相”字，其实也有一定的联系，是啥呢？木字旁，前者双木，后者双木不成林，木对目，区分兄长与小弟，这也是家族前辈们的取名方法，一辈人有个一致的辈分，“作”字辈，另外一字也要考虑其连贯性，这里就以木字旁为核心。举个例子，一赵姓人家传字辈，有五兄弟，就有可能用金木水火土/仁义礼智信或一二三四五、甲乙丙丁戊什么的，赵传仁、赵传义、赵传礼、赵传智、赵传信就从老大叫到老五。

因此，从简单的两个人物名“张作霖”“张作相”，可以由博大精深的汉语学文化，推断出很多实用的东西。当然，少帅的两位先辈，对中国革命有功， 历史 不会忘记他们的。

据考证，《新青年》的创刊者之一李大钊与少帅也是一家亲，这国共 历史 的研究更扑朔迷离了。感谢题主之问，和大家神侃了这么多，牢记 历史 ，不忘国耻，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光荣，伟大！振兴中华，大家任重而道远！

1910年农历九月初九日，张作霖携手在剿灭蒙古陶克陶胡的战斗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七位哥们，来到洮南关帝庙结拜为盟兄弟。按年龄为序，大哥马龙潭、二哥吴俊升、三哥冯德鳞、四哥汤玉麟、五哥张景惠、六哥孙烈臣、老七张作霖、八弟张作相。

张作霖的盟兄弟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汉族，奉天省海城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今辽宁省海城市）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自幼出身贫苦农家，后投身绿林，势力壮大，清政府无力征剿，就将其招安。张作霖协助清廷剿灭杜立三等土匪势力，后又消除蒙患，维护国家统一，逐步提升，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号称“东北王”，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在位期间曾多次抵制日本人的拉拢，拒绝签订卖国条约。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行驶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逝世。

二，张作相

张作相（1881—1949），字辅忱，奉天锦州义县（今锦州凌海市班吉塔乡杂木林子村）人，张作相少年家道贫寒，当过泥瓦匠。张作相一族兄被土匪所杀。他将杀死族兄的仇人打死后投入绿林为匪。后率二三十人的队伍投奔当时在北镇一带活动的张作霖匪伙，在北镇桑林子一带组织地方保险队。

张作相曾于枪林弹雨中只身救张作霖出重围。两人结下患难之情，形同手足。1925年，张作相代任吉林军务督办兼吉林省长，晋升陆军上将。张作相在吉林任职期间，创办吉林大学，修吉敦铁路，兴办自来水，铺筑柏油马路，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修筑吉海铁路。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东北军将领经东北三省议会联合会推选张作相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坚持不任，而推让与张学良，自己甘居副职辅佐。“九·一八”事变后，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下野隐居天津。1949年3月，张作相患病逝于天津。

他俩拜把子。其实我们大家没必要把东北的那些事儿当作 历史 来研究来看。首先来说他们都是土匪起家。个性鲜明而作为不大，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军。不甘心如此，也想学曹操来个协天子以令诸侯。把他们称为军阀一点也不为过。只不过在民族大义上面没忘中华优秀男儿的本色。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其他军阀李宗仁。闫西山等，还知道某某民生。而东北那帮人只知道撸钱。自己口袋里放点，打仗用了太多，也就是他们称霸天下的雄心，用掉了太多的东北民力。当然反过来说了，如果不是如此，老郭也不会反他，当然也就是他当土匪的这种经历和她的性格。促成了他在日俄两大帝国的夹缝中游刃有余，并且能壮大自身。我们看看前几年四川抓那个黑 社会 ，相比较之下，是不是有些相似？张作相，是最拥护张作霖父子的一个人。他比张景惠强了千百倍

张作霖和张作相是拜了八字的兄弟。

张作霖与张作相没有血缘关系，非亲非故，只是名字重合两个字罢了。两人不是亲兄弟，但是，他们两次结拜，胜似亲兄弟，一辈子互相扶持，互相提携，感情很好。

张作霖出生在奉天省海城县， 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海城市； 张作相出生在奉天省锦州义县， 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锦州凌海市班吉塔乡，虽然两地距离很近，但是隔着一条辽河，所以，两地居民来往并不是很密切，他们两个也不例外， 年少时天各一方，谁也不认识谁。

但是， 他们两个出身相似， 都是出生在贫困家庭，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两人分别投奔了不同的绿林之中。

1900年，张作霖先是在岳父赵占元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民团，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头目，次年，他辗转投入到八角台，赖于原来的八角台头目张景惠主动让贤，张作霖当上了八角台民团的团练长。同年，张作相为族兄报仇，打死仇人，落草为寇。

落草期间，张作相听说八角台的张作霖为人仗义，遵章守纪，很守规矩，决定带着20位绿林好汉投奔张作霖。

初次见面，张作霖看张作相的名字与自己重合两个字，很是高兴，非常喜欢，就这样，两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结为兄弟， 此时，张作霖26岁，张作相20岁，作霖为哥，作相为弟，自此，两位情同手足，感情很好。

在当时土匪横行的年代，自然少不了打仗。在一次作战中，张作霖被对方包围，难以脱身，子弹不停地射在身旁，情况十分危急， 张作相见状，左冲右突，冒着枪林弹雨救下张作霖。

从此，张作霖和张作相感情升级，形影不离，互相扶持，彼此信任，后来，他们接受点编，从地方民团摇身变为正规军，张作霖当上了管带，也就是营长，张作相做了张作霖的前哨哨官。

1907年， 张作霖与马龙潭、吴俊升、孙烈臣、张景惠、冯德麟、汤玉麟、张作相8人 结拜为盟兄弟。1927年， 在张作霖提议下，他与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孙传芳、张宗昌、韩麟春、褚玉璞等 再次结拜为盟兄弟。 但是，张作霖和张作相算是二次结拜，相较于其他盟兄弟，感情更为深厚。

后来，张作相随张作霖一路升迁，直到坐上了东三省保安副司令，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就是其结拜兄弟张作霖。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后，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了紧急大会，几乎是全票推选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也就是接张作霖的班，当时公推书和印信都送到了张作相面前，但是，张作相认为，奉军是张作霖一手缔造的，东三省又浸染了太多的张作霖的血汗，自己不能侵占，所以， 他就婉言拒绝了，同时，他力荐27岁的张学良继承父业，自己全力辅佐。

张学良那，对张作相也很敬重， 称他为老叔、辅帅， 张作相让二夫人花福田认了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为 干女儿， 自此，叔侄二人关系十分紧密。

这也算是张作相与张作霖感情的延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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