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实行什么制度统治国家

晋朝本身承接了东汉晚期至曹魏期间的割据局面，地方上世族影响力远超帝王。如司马氏本身就是世族权臣，控制曹魏朝廷，最后篡魏自立。所以司马炎在篡魏得手后，为免其他世族、权臣效法，便分封了各宗室成员为王，在地方上作为维护皇室的力量。同时又颁布“占田令”，限制世族拥有田地的面积和数量。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西晋后期世族骄奢攀比之风兴起，由于未能解决政风腐败、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与外族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

晋朝重视任用那些得民心,有忠义名声,往往出身寒素的人,不是局限在豪门显贵中任用人才与此同时,晋朝任用豪门中嫡宗的子弟晋朝对于爵位的控制更重视,因为当时还是实封,要是豪强家族获得实封的民户,必然会造成豪族势力的更加扩充,那朝廷制订的限制豪强佃户食客的政策就会形同虚设,这些豪门对中央权威和影响力就会构成威胁因此,司马氏在用人上就更倾向寒素

在统一战争中,主要的执行者张华王浚唐彬都是爵位很低的寒素出身,3人都仅是关内侯,这样战后封赏县侯连升三级能显现封爵优厚,比让郡公县侯统兵更能招抚人心

在晋朝出现了地位很高权势很大,往往爵位却是很低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晋朝政治的特点,也是司马氏这样不大的著姓能有效统治的政治基础像陆玩是兴平伯陆纳没爵位,两人都是司空,仅陆晔是公爵

司马氏这样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在封建社会要是宗室不是强族,难以保障世袭封爵的安全,即使开国封爵的祖先忠于司马氏,不能保障儿孙能忠诚,前代功臣不到三代所剩无几的情况对晋朝教训影响很深,过度封爵也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晋朝的外戚也都理解朝廷的这项政策,外戚几乎没有郡公县公封爵的,王濛父子没爵位,何准子孙辞让县侯,很多辞让封爵居低爵,或干脆不要爵位爵位低的外戚往往也被重用,像胡奋仅是夏阳子,但是任尚书仆射,何冲封的爵位更低,仅是都乡侯,但实际权势在有晋外戚中,罕有匹敌,执掌朝政10多年,后来的桓温集团就是依靠他发展起来的

西晋时选拔官员仍依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当时世家豪族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势力在中央做官的,多是世家豪族;做各州郡大小中正的,大多也是世家豪族所以,大小中正品第人物,只重门阀,不论才智,全凭个人的好恶,对政府完全不负责任

西晋时期,反对“九品中正制”的人很多,一方面表示世族业已控制了选举,而司马氏的政权既以世族为中心,自然不能反对这种制度或阻止这种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制度事实上已为门阀所利用,以巩固其既得的利益

东晋以后,门阀形式已经凝固,士庶以血缘区别的理论业已建立,所以,反对者也越来越少了东晋沿两汉旧制,察举孝廉秀才,初期征召试用,以示慰勉后则诏定考试,并规定了严格的赏罚制度,若不中科者,除本人受到禁锢外,所在州郡官员也要受到惩处

政治制度

统治阶层

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中原名门望族与江南的土居氏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中原氏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南方土居氏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氏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氏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公元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公元三八五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 公元三九八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瘐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侨置州郡

北方士族南渡，大都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同行。这些流民，随同豪强大族南下，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依附人口，分散南下的也多被豪强大族所兼并。

这些南下的人们，起初大都不上户籍。后来，东晋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便在流人集中的地方，用他们原籍的名称，侨置州、郡、县。侨人单立户籍，称为侨户。 侨户最初享受不为国家纳租服役的优待，后来即使纳租调也比一般编户轻些。

侨州、郡、县的设置，主要是照顾南迁世家豪族的利益，一则为他们做官增加了位置，二则他们控制大量户口而又不纳租服役，其政治、经济利益都得到了照顾

经济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北方劳动人民不断南迁，既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南北劳动人民相互学习、辛勤劳动，是江南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首先表现在农业上，垦田面积日益增多，耕作技术有很大改进，牛耕已经普遍推行，粪肥也在推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麦、菽等北 会稽贵族风流

方作物开始在江南种植。三吴地区的农业尤其发达，水利工程的兴修很受重视。人们在河道建立堰闸以控制水位，旱则开启，引江水灌溉；涝则关闭，避免泛滥成灾。又筑堰围湖，开垦出土壤肥沃、产量很高的“湖田”。因此，三吴成了江南粮食的主要产区。

其次表现在手工业，冶铁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与冶唐（今湖北武昌），除兵器外，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创杂炼生鍒法，即把生、熟铁混杂冶炼，反复锤打，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养蚕缫丝技术大见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蚕茧一年收获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收获八次。国家专门设立锦署，使丝织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江南河流纵横，为适应经济、军事的需要，造船业特别兴旺，既能制造载重2万斛（约2千吨）的大船，又能制造速度很快的舰只。其他如制瓷、造纸、漆器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水平。经济的发展促进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和会稽（今浙江绍兴）是东晋的两大中心城市，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繁荣，成为各地农产业、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另外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科技文化

当东晋在江南建国的同时，中国的北方则为鲜卑、羌等少数民族控制着，在历史称之为“五胡十六国”。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们更多的接触到华夏文化，使之与汉民族逐渐发展为同一生活习惯的民族，进而被汉族融合。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北方大体已形成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形式，使中国正式成为具有相似生活习惯的多民族国家。

东晋在文学上却有一定成就，各类诗词歌赋都大盛于东晋。著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而绘画、书法也有颇杰出的成就，如东晋人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都有很高艺术价值。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大都市会稽

学术思想

1956年瑞安丽岙东晋墓出土

东晋在文学上却有一定成就，各类诗词歌赋都大盛于东晋。著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而绘画、书法也有颇杰出的成就，如东晋人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都有很高艺术价值。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由于东晋统治者安于江南，不以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在社会生产上，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下的北方农民和土著农民辛勤劳动，开辟南方广大的山泽荒野，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特点：世族政治，政治制度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晋朝的三省制。

晋朝（266年－420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其中西晋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之一，东晋则属于六朝之一，两晋共传十五帝，共一百五十五年。

3、南北朝

世族政治，社会阶层分为世族、齐民编户、依附人及奴隶 。，不过也扶持寒门以平衡政治势力，并且在南朝梁时萌芽出科举制度。

南北朝（420年—589年）是南朝和北朝的统称。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民族大融合时期，上承东晋十六国下接隋朝，由公元420年刘裕代东晋建立刘宋始，至公元589年隋灭陈而终。

扩展资料：

两晋的行政区划：

西晋政区制度承袭东汉末期的制度，为州、郡、县三级制。于三国曹魏时期有司、豫、兖、青、徐、冀、幽、并、雍、凉、荆、扬十二州，灭蜀汉后分益州置梁州。265年西晋代曹魏后，分雍、凉、梁三州之地设秦州，后分益州地设宁州，后分幽州地设平州。280年灭孙吴后得荆、扬、交、广四州，并将荆、扬两州与原曹魏荆、扬两州合并，共十九州。秦州、宁州曾经废止，后来复置。

291年分荆、扬州地设江州，307年分荆、江州地设湘州，至此共二十一州。州以下分郡、王国。晋武帝防止野心世族篡位，制定分封制，依人口多寡封国诸王，有大国、次国、小国三种类型。但诸王仅得租税，王国如同郡县。诸王的军权，主要来自镇守之地。郡、王国以下为县。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至于公国、侯国，其地位同县。

淝水之战前后东晋疆域变迁图东晋政区袭承西晋，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辖区缩小。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分西晋和东晋两个历史时期。晋朝虽为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两晋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哲学、文学、艺术、史学及科技纷纷出现革新，有些成为独立的学问。当代思想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士大夫纷纷盛行清谈。由于边疆民族带来草原文化，东晋则拥有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双方逐渐展开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

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

后期,魏国大权先后被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把持,最终魏国的权力之杖落入了司马氏的手中。

的祖父司马懿,河内郡温县人,其智慧过人。死后,司马懿历任魏文帝、曹两代总管朝政的重臣,主管军事,统率魏军,同东吴、蜀汉对峙。公元239年,魏明帝死,8岁的曹芳即位,由司马懿和曹爽共辅幼主。曹爽明知司马懿实力比自己强,对自己有威胁,所以,决定除掉司马懿。司马懿见势不妙,声称自己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回乡养病,实际上是韬光养晦,伺隙而动。公元249年,曹爽陪伴魏帝曹芳到洛阳城南的高平陵去祭祀。司马懿利用这一时机,假借皇太后的命令,在都城内发动政变,其长子司马师指挥早已蓄养的3000名敢死队,关上洛阳城所有的城门,占据武器仓库,接管了守卫皇宫的禁军。最后,魏帝迫于司马懿的威逼,只好诛杀曹爽息事。曹魏的军政大权又重新转移到司马懿手中。

公元251年,司马懿病逝,其长子司马师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继续辅政。这时,魏帝曹芳已经成年,他不满司马师专权,与几位大臣密谋要杀掉司马师。由于走漏风声,司马师首先动手,诛杀参与密谋的大臣,曹芳也遭废黜,另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帝。不久,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接任其职,朝廷里的要事都必须经过司马昭之手。随着年龄的增长,曹髦不断成熟,他对司马氏也越发愤慨了。

公元260年五月,曹髦命令宫中宿卫士兵,捕杀司马昭。司马昭派大将贾充率兵将曹髦杀死,司马昭实际掌握了皇权。但社会上还有相当一批人对这一局面很不满意。司马昭一边网罗文人学士,为自己登基制造舆论,一边积极准备征讨三国之中力量较弱的蜀汉。公元262年,司马昭派大将钟会、率兵18万,进军蜀汉。捷报频频传来,魏帝曹奂下诏将司马昭封为晋公,拜为相国,并赐"九锡",即最华贵的车马、王袍似的衣服、乐器、朱红色的门户、有屋檐的台阶、300名卫兵、先斩后奏的刀斧、表示征伐的弓箭、祭祀用的香酒。这九锡是古代帝位更替的前奏,往往先授九锡,再行帝位禅让之礼。第二年,蜀汉灭亡,司马昭因功又封为晋王。

司马炎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制度,司马炎本该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但其父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属于桃符的宝座。"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齐王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祖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又有着一副宽厚仁慈的外表。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同时在许多重臣和历史上废嫡长引起祸乱的事例重压下,司马昭在晚年时只好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位。同年十二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进,司马炎照例多次推让,然后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封曹奂为陈留王。于公元266年农历二月八日,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为西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

建立魏国灭亡的事实,没有使司马炎心里感到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使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公元268年,司马炎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魏武帝当年的风范已是明日黄花。皇帝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不但使百姓处于惨淡的生计之中,而且心理上也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

西晋成立之初,晋武帝为了收拢人心,立即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也都被封为公侯。短短几年时间,晋武帝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蜀汉灭亡不久,晋武帝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

晋武帝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因为晋武帝还看到,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他开始,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国鼎立之时,魏的势力已超过蜀、吴,如以人口计,魏约占全国人口4/7,蜀、吴合占3/7。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后,三国鼎立变成了南北对峙,魏的力量更加强大。晋武帝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灭吴之计",准备出兵灭吴,统一全国。

西晋全国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时,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孙皓命令大臣的女儿要先经过他的挑选,漂亮的入后宫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谈婚论嫁,这使他丧失了大臣们的支持,自毁长城,最终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劝谏他的大臣不但没有受到表扬,反而被他用烧红的锯条残忍地锯下了舌头,其残暴程度与商纣王没有任何区别。孙皓杀人的方法很多,很残忍,像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等。孙皓的残暴注定了吴国要在他手上灭亡。由于孙皓的残暴,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司马炎趁机灭掉吴国。

但是,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反对伐灭吴国,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目前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另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两派意见,针锋相对,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摆在了晋武帝面前：是否出兵灭吴,统一全国？晋武帝也意识到,自秦汉以来,统一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广大平民百姓要求统一,渴望和平。因此,晋武帝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

公元279年,他力排众议,发令讨伐东吴。贾充等人又拼命反对,晋武帝大怒,迫使"充免冠谢罪"。由于贾充位及三公,影响很大,晋武帝为了争取保守派一同伐吴,便委任贾充为讨吴诸军的元帅。谁知贾充"自言老衰,不堪元帅之任",拒绝受命,以此施加压力。晋武帝这次并未发怒,而是很开明地说："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就是说自己要亲自出任元帅。贾充见状,只好领命,出镇襄阳。战争进行到第二年春天,晋军攻下武昌,但吴军主力并未受到重挫,且春水上涨,晋军中又流行疾病,贾充上表请求撤兵,而张华则坚持继续进军,贾充恨得咬牙切齿,要"腰斩张华","以谢天下"。保守派另一要员也跟着奏请治罪张华。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面前,晋武帝毫不推卸责任,明确回答"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拒绝退兵。

晋武帝为了完成灭吴大业,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早在公元270年,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襄阳,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襄阳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襄阳与东吴重镇石城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他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死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对吴军以仁德施加影响的同时,一边在长江的上游益州加强训练水军,建造战船。据说,当时造的船有的大可容纳两千多人,上面可以驰马来往。经过长达七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武帝下令开始向吴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为了克服长江天险,迅速夺取胜利,晋武帝部署五路兵马,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进发。另有第六路兵马,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长江上游的东吴守军,在巫峡80里长的湍急水流中,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的地方,横拉着很多粗大的铁链,以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奔腾的江水漂浮着巨大的竹排猛冲直下,埋在江里的铁锥被竹排拔离江底,完全失去了作用。对待封锁江面的铁链,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用麻油浇灌的火炬,每根有十多丈长,遇到铁链,点燃火炬,熊熊烈火把铁链烧熔断裂。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晋武帝在部署六路兵马进攻吴军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先派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不知是计,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晋武帝后来在评价这一战略时说："令贼孙皓拼死自卫,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军之功。"三百多年后,隋文帝兵分八路,渡江灭陈,也是借鉴了晋武帝这套作战方针。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大诗人在追怀这场战争的情景时写道："王潜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东吴从立国开始,传了四主,共57年而亡。

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察举制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分为九个等级，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中正：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的等级由他们评定。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