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的简介

包公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包拯，民间又称包青天、包公。生于999年，卒于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今安徽合肥市肥东县），北宋 天圣五年（1027）进士。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于乡里。

宋景佑四年（1037），包拯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宋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馀。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於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侍制”。

包拯 - 生平事迹

包拯蜡像

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官场生涯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更合适、恰当的官职。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包拯

包拯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邓超饰包拯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负担为前提。

刚正不阿

京剧包拯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包拯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

维护法制

京剧包拯脸谱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中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包拯庙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

包拯 - 仕履表

天圣五年（1027年）：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不赴），监和州税（不赴）。

《包青天》之包拯

景佑四年（1037年）：大理寺丞，知天长县。

康定元年（1040年）：殿中丞，知端州。

庆历三年（1043年）：监察御史里行，勾当东排案司。

庆历四年（1044年）：监察御史，权度支判官，三司户部判官。

庆历六年（1046年）：京东转运使。

庆历七年（1047年）：直集贤院，工部员外郎，陕西转运使。

庆历八年（1048年）：刑部员外郎，河北转运使（未及上任），三司户部副使。

皇佑二年（1050年）：天章阁待制，兵部员外郎，知谏院。

皇佑四年（1052年）：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

皇佑五年（1053年）：知扬州（后知庐州）。

至和二年（1055年）：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嘉佑元年（1056年）：刑部郎中，右司郎中，知江宁府（后权开封府）。

嘉佑三年（1058年）：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

嘉佑四年（1059年）：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

嘉佑六年（1061年）：给事中，礼部郎中（后礼部侍郎），三司使，枢密副使。

嘉佑七年（1062年）：礼部尚书（五月卒赠）。

包拯 - 包公祭墓

包公墓全称包孝肃公墓园，位于合肥市内包河南畔林区，与包公祠紧紧相连。整座墓园面积1200平方米。包拯病逝于北宋嘉七年(1062年)，次年由开封护丧归葬在今合肥市东郊大兴集。1973年建于此，1988年竣工。墓园内迁安了包拯及其夫人、子孙的遗骨。包公曾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故有“不肖子孙，不得入墓”的传说。墓园由主墓区、附墓区和管理区组成。主墓呈“覆斗型”，墓室内安放有包拯墓志铭和2．4米长的金丝楠木棺，棺内安放包拯遗骨。北侧是附墓区，有包拯夫人董氏及其子、媳等墓5座。整个墓园庄重肃穆，寓包拯禀性峭直、刚毅之意。主要建筑上置有中国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刘海粟、启功、溥杰等撰书的楹联。

包拯 - 包氏家族与遗迹

据墓志铭载：包拯先有三妻张氏、董氏（有一子包繶但他婚后两年染病身亡），并后与随嫁之待婢孙氏纳为妾室并生下一子包綖（1058年，包綖由包繶之妻崔氏取名包授），妻被包拯遗送回家，因为包綖，家族得以繁衍；包公另还有两位女儿。另董氏于1068年病逝于合肥，与包拯合葬；崔氏则于1094年去世，享年62岁。

他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病殁于开封，谥号孝肃，妻子董氏把生前奏议底稿交付至门生张田辑录成《孝肃包公奏议》(即《包拯集》)传世，次年归葬合肥并由宋枢密副使吴奎立下墓志铭（现存安徽省博物馆），墓地曾于1199年由淮西路官员重修，但于文革时期1973年3月因当时革命委员会征地被强行“迁坟”破坏，而另一相关古迹“包公井”原址亦抢救未果，于1986年成为在合肥四中的一幢五层楼宿舍。

包拯 - 世人评价

京剧脸谱

包拯以廉洁公正、不攀附权贵著称，故民间称其包青天及包公，就任开封府尹期间，办案既明查又暗访，执法既严谨又不失人情，令正义得以顺利伸张之余亦导人向善。

开封府公堂门前右边前有一鼓，逄有重大冤情之时，不论大小人物一经击鼓鸣冤，包青天定必升堂开审，喊冤者可直接向包大人陈述冤情；而传说包拯审案不分昼夜：日审阳间，夜审阴间；并流传多个审案故事传颂后世，著名的有《铡美案》、《狸猫换太子》、《乌盆案》等。另古代小说《七侠五义》亦以其为主人公。因其大公无私，拥有一副铁面如墨的脸孔以镇慑佞臣，额上挂有一弯苍白明月，故亦有“包黑子”称号，坊间传说中包拯死后成了神明“马国公”，故现在称的“马国公”就是包公本人。

包拯 - 历史史实

宋史卷三一六包拯传

《宋史》

原文：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後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裴徊不忍去，裏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寻拜监察御史裏行，改监察御史。时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拯共论之，语甚切。又尝建言曰：“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又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当时诸道转运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细故，务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请罢按察使。

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徙陕西，又徙河北，入为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课取於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契丹聚兵近塞，边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刑、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率用牧马，请悉以赋民。”从之。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

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宋史》

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

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奏曰：“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请裁抑内侍，减节冗费，条责诸路监司，御史府得自举属官，减一岁休暇日，事皆施行。

张方平为三司使，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祁罢，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欧阳修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诸官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吏负钱帛多缧系，间辄逃去，并械其妻子者，类皆释之。迁给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枢密副使。顷之，迁礼部侍郎，辞不受，寻以疾卒，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諡孝肃。

包拯 - 民间传说

包拯一生为官大公无私，廉洁严明，受到百姓的爱戴。百姓都把他看作是神的化身，因此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他的传说。

民间传说包拯可审判上至天上的神，下至地狱的小鬼；日审阳，夜审阴；死后还被派往阴间做了阎罗王。可见民间对包拯评价之高。

身世之谜

传说包拯在家排行老三，故小名叫包三，在包三未出世之前，他们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天包三的大嫂洗澡，在澡盆里落下一颗星星，这一颗星星吓坏了他大嫂，她就把洗澡水让给他妈妈，第二年，她妈妈生下了包三，奇丑无比。加上脸又黑且额上一道月亮的胎记，他妈妈认为生了一个怪胎，他妈要求他大嫂把他活埋了，说完就吓晕了过去，而他的大嫂就偷偷地抱走，给人家寄养。

传说落在澡盆中的星星就是文曲星，民间因此说包拯是文曲星下凡。这是关于包拯神化的最初传说。

黑脸的由来

话说北宋末年，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玉皇大帝特派赤脚大仙下凡做皇帝以救治民间疾苦，还答应派文曲星和武曲星辅佐他。

赤脚大仙下凡后投胎就是宋仁宗，但一出生就一直大哭不止，催促文曲星与武曲星赶快下凡。玉皇大帝因此急派二星赶紧下界。

而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是投胎的人，都要到南斗星君处报道，并取一个脸谱下凡。文武二星到南斗星君处报到时，恰巧又遇南斗星君正与北斗星君下棋，无视文武二星的到来。

文曲星等得不耐烦了，就直接从南斗星君身旁装脸谱的乾坤袋，拿了一个脸谱就匆匆下凡投胎。而武曲星耐心的等到南斗星君下完棋后才说明来意，因此南斗星君从乾坤袋中，打算拿个武士脸谱给武曲星，但东找西找就是找不着，只好拿了文士脸谱给他。

文曲星投胎后就是包拯，但因匆忙之间拿走了武士脸谱，因此一出生就是个黑脸，以致遭到父亲嫌母亲弃，而他的嫂子可怜他将他抚养长大，所以包拯都尊称他嫂嫂为「嫂娘」。包拯长大后考中状元，游宫时皇后因为嫌他面黑，特赐他三尺红绫遮面皮。

而武曲星投胎後就是狄青，生得眉清目秀，像一个文弱的书生。但因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而成了宋朝的一员大将，南征北讨屡建奇功。但因长得脸白清秀，难以服众，因此做了一个凶恶的鬼脸面罩戴在脸上，增添几番煞气。

以上内容纯属民间传说并无史实根据。有关包拯的传说数不胜数，此处不一一介绍。其他传说可参考人民教育出版社历代名人传说。

包拯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 [3]  ，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知县。

因父母年迈，包拯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父母。

几年之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直到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才赴京听选，获授天长（今属安徽）知县。

扩展资料

包拯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不畏权贵，廉己恤民，刚正不阿，事必躬亲，勤于政事的官员，他们所到之处惠及一方，在民众中极富声威，深受民众爱戴，在民间素有“青天”之誉。

包拯到了开封首都后的传奇故事就此开始便有了后面的传奇断案，著名的断案故事。

民间相传包拯的断案故事有：

《铡美案》、《狸猫换太子》、《乌盆案》、《铡包勉》、《铡判官》 等等。

-包拯

包公审案的故事：

宋朝的时候，有一个穷人叫王五。他有一头驴，他用它运送干柴和木炭，挣钱养家糊口。这头驴是王五唯一的财产，因此王五像爱护珍宝一样爱护它。他不但把这头驴喂得毛色发亮，还亲手给驴做了一个漂亮辔头。

由于他的悉心照料，无论谁见到这头驴，都要夸奖一番。一天，王五牵着驴驮了木炭到小市镇上，他把驴拴在市镇门口外的树上，自己背了一袋木炭去卖。等卖完木炭回来，他大吃一惊，驴还拴在树上。

驴背上的鞍子还是那个鞍子，套在驴嘴上的辔头也是自己亲手做的那个漂亮辔头，可是驴却是一头毛色难看的瘦驴了。王五惊慌失措，东奔西走，到处寻找，可是，自己的驴还是踪影全无。王五又气又恨，懊恼极了。

他想了想，把这头瘦驴牵去告官，可是不知道被告该是谁，最后决定告这头瘦弱的驴。包公来到公堂，开始审理案件。轮到王五时，他把瘦驴牵上公堂，道：“包大人在上，这畜牲不知来自何方，竟敢冒名顶替。”

驴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包公了解了案情，皱着眉头想了想，把惊堂木一拍，大声喊道：“王朝，马汉！赶紧把嘴套给驴套上！别给它吃，别给它喝！把它严严实实地关上三天！到时我再来审它。”衙役们差点儿没笑出声来。

站在法官旁边的那些人，以及站在下面大堂上的那些人当然不敢笑了。衙役们只好遵命，他们把这头瘦弱难看的驴被告关进了空荡荡的圈栏。与此同时，这个消息向四面八方传开了，人们都十分吃惊。

到了第三天，又下令升堂了。这次，到庭听审的不只是几十号人，而是有好几百人了，他们个个都想来看看热闹。包公升堂，他命令衙役们立即把驴牵来。这驴的嘴已陷下去了，脑袋耷拉着，看上去怪可怜的。

包公一拍惊堂木，大声叫道：“喂当差的，把这头冒名顶替的蠢驴打四十大板，要用劲打！”衙役们纷纷拿起板子痛打驴子。足足打了四十下，打得驴子又蹦又跳，放声大叫。末了，包公下令道：“现在把它放了，随它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这头瘦驴三天没吃没喝，又挨了四十大板，受够了惊吓。于是飞奔出了公堂，一下子就不见了。包公随即命令一个差役和王五一起跟踪前去，看个究竟。

王五便和差役去了，跟他们一起去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看热闹的人。他们走了整整十五里路，看到那头驴跑进了某田庄的一户人家，人们跟着走了进去。当然，他们在那里找到了王五被偷走的那头好驴，也捉住了狡猾的小偷。

扩展资料：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

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

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

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

—包公审驴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

包拯的事迹：

他在庐州府做官的时分，有个亲戚犯了法，被人告到官府。包拯依法处置，照样打他一顿板子。有些亲友原本想应用包拯做靠山，胡作非为。这一来，他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后来，包拯调到京城里做官。有个张尧佐，他的侄女在宫内当贵妃。凭这点关系，他竟同时担任了三司使等好几个重要官职。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赋税的官员，包拯以为依照张尧佐的才干，不适合担任三司使，更不适合同时担任几个重要官职。

于是，他一连写了五道奏疏，弹劾这个既有后台、又有势力的大人物。为了这件事，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竟和宋仁宗当面争持起来。在包拯的再三反对下，宋仁宗终于免去了张尧佐的两个官职。

包拯铁面无私，任何皇亲国戚、权贵大臣，都没有方法在包拯那里走路径，通关节，所以，当时传播着这样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人们曾经把他和传说中阴间的阎罗相提并论了。

不但如此包拯本人处处安分守己，而且家里的生活仍旧十分简朴，跟平常百姓一样。他平生最痛恨赃官污吏，包拯的清廉刚直，长期以来不断遭到人们的赞扬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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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後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裴徊不忍去，裏中父老数来劝勉。

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寻拜监察御史裏行，改监察御史。时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拯共论之，语甚切。又尝建言曰：“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

又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当时诸道转运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细故，务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于是请罢按察使。

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徙陕西，又徙河北，入为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课取於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契丹聚兵近塞，边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

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刑、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率用牧马，请悉以赋民。”从之。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郑公三疏，愿置之坐右，以为高抬贵手。

又上言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凡七事；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尝建议无事时徙兵内地，不报。至是，请：“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郡，设有警，无後期之忧。

借曰戍兵不可遽减，请训练义勇，少给餱粮，每岁之费，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赋，则所给者多矣。”不报。徙知瀛州，诸州以公钱贸易，积岁所负十余万，悉奏除之。以丧子乞便郡，知扬州，徙庐州，迁刑部郎中。

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复官，徙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

人民网-包拯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

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

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

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

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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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1、巧答典客

包拯出使辽国时，辽国命馆伴对包拯说：“你们不久前在雄州（今河北雄县）城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

包拯说：“你们的涿州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开便门呢？”那个人便无言以对。

2、清正廉明

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今广东肇庆）时。当时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

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

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三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包公掷砚》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蓝本创作的。

包拯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盘剥灾民的罪行的事迹，被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包公戏《陈州放粮》。

民间渲染加工成开封府尹、钦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赈，剧中涉及国舅们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护包公、包公怒铡皇亲国戚、成功放粮赈灾等等，演绎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

-包拯

宋仁宗时期，宋仁宗深知宋朝存在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冗的危害。为解决这些问题，宋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任命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杜衍任枢密使，富弼和韩琦为枢密副使，主持改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包拯

　　新政的实施使得当时朝廷中很多大臣都忙着站队：要么支持改革，成为改革派，要么反对改革，成为保守派。当然还有一些大臣正在装死，他们既不支持改革，也不反对改革，改革和这些人无关。那么，名垂千古的一代名臣包拯包青天对庆历新政是什么态度呢？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包青天和范仲淹有着同样的理想：那就是希望宋朝变得更好。所以范仲淹才会挺身而出，力促改革，实现自己的理由，包拯才会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留下包青天的美名。

范仲淹

　　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之所以能一起主持改革，是因为他们都是有同样抱负的人。因为有同样的抱负，他们才会相识相知，结为至交好友。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讲究缘分的，包拯却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没有缘分。包拯自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后，因为要尽孝道，使得他在10年的时间里只在家乡为官，也使得他错失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结识并深交的机会。直到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的仕途才进入正轨，先后任天长知县、端州知府，后于庆历三年（1043年）十一月被保守派人物王拱辰举荐，进京任监察御史里行。至此，包拯才第一次进京为官，也正好赶上庆历新政。

韩琦

　　从包拯在庆历三年（1043年）之前的经历来看，他既非范仲淹等人的旧识，又不是范仲淹等人推荐或提拔的，他又怎么会是改革派的人呢？我想，如果包拯早些年能与范仲淹等人结识，我相信他可能也会是改革派的中坚人物。

　　那么，包拯是经王拱辰举荐，他算是保守派吗？恐怕也不算。王拱辰举荐包拯的原因是觉得包拯是个人才，仅此而已，与政治斗争无关。包拯进京是任职监察御史里行，所谓的里行，其实并非朝廷正职，只是监察御史的助手而已，协助监察御史干些杂活。简单地讲，当时的包拯就是个官场菜鸟，没人会看得上包拯。庆历新政是一帮神仙打架，跟包拯也没有关系。王拱辰如果真是想为保守派增加实力，肯定会举荐包拯任更高的职位，包拯虽经王拱辰举荐，但与王拱辰结交并不深。不过，宋仁宗广开言路，即便是小小的监察御史里行，包拯也有权力向宋仁宗上奏书，以达上听。后来，包拯升为监察御史，说话就有分量了。

富弼

《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三年）：（十一月）癸酉，太常博士李京、殿中丞包拯并为监察御史里行，中丞王拱辰所荐也。

　　包拯先给庆历新政先唱了反调，即上书《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对范仲淹等人希望往地方派按察使的做法提出意见。范仲淹等改革派为力促地方改革进行，曾建议宋仁宗，加大向全国各地派遣官员的力度，即朝廷派辅臣到全国各地任按察使、转运使等职位，按照旨意实施改革方案。这些辅臣或官员统称监司。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朝廷能通过这些辅臣更好地控制和管理地方事务，这也是宋朝时的一贯做法。但缺点是，这些朝廷的辅臣可能并不了解地方实际情况，不能因地制宜，会对地方事务横加干涉，可能反而使事情变得更糟。包拯担心的是这些辅臣的品性，认为这些辅臣必须由有才能的、廉明的官员担任，才能造福一方。

包拯谏宋仁宗

　　包拯的担忧不无道理。实际情况是，范仲淹等人为了深化改革，减轻改革的压力，必须提拔和重用那些支持改革的官员，这就导致范仲淹不能公平公正地选拔官员。虽然范仲淹的改革方案也有关于澄清吏治方面的措施，但旷日持久，无法为眼下的改革提供足够可用的人才。范仲淹本人也非常谨慎地选择派往地方的按察使，甚至曾因为过于严格导致富弼的担忧。但问题是，当所有人选都由范仲淹一个人或改革派做主指派的话，这种方式毫无公平可言，会被别人诟病。

包拯谏宋仁宗

《五朝名臣言行录》：宋范仲淹为相，锐意改革吏治，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勾去。富弼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 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当这些辅臣的选拔和派遣不公正时，一些品性不好的官员就有可能被任用，并被派往地方，反而会祸害一方。所以，包拯强调“苛细矫激之辈, 屏而不用”。范仲淹是在庆历三年十月开始要求派按察使的，可见包拯的这封奏书是在他任监察御史里行时提交的，那时说话没什么分量。其实包拯只是就事论事，对改革派的一些政策进行查遗补漏，但此时正是紧要关头，包拯的上奏反而会得到一些保守派的支持，转而用来攻击改革派，这就是政治斗争的可恶之处。

包拯谏宋仁宗

　　包拯提出的建议，宋仁宗也不能忽视。宋仁宗作为皇帝，他担忧的事情是辅臣的权力太大，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这些辅臣偏偏大多数又都是改革派提拔的，这就表明改革派通过这些辅臣控制地方。这种做法会使得改革派的权力无限加大，对皇权构成威胁。

　　庆历四年（1044年）下半年开始，范仲淹、韩琦等人纷纷被贬出京城，新政逐渐被废除，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也落下帷幕。包拯却在庆历五年（1045年）春再向宋仁宗上奏书，名为《请依旧考试奏荫子弟》，即建议宋仁宗通过考试的方式录用官绅阶级的子弟。包拯的建议和范仲淹新政中的“抑侥幸”等相关措施相符合。范仲淹早在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上奏给宋仁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就已指出宋朝的恩荫制度造成官僚滥进的情况很严重，使得官僚集团子弟垄断官位，并提出限制恩荫制度的意见。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新政实施后，最早实施的正是官员的政绩考核和升迁的相关措施，对恩荫制度进行加以限制，同时提出推行以考试的方式录用官绅阶级子弟的政策。

宋仁宗让包拯当三司使

　　当庆历新政已失败、保守派正在得意之时，包拯却不合时宜地上奏，重谈新政的一些措施，这种做法显然会激怒保守派的人。这也反衬出包拯跟所谓的保守派并没有瓜葛，而他此时重提新政中一些措施，理由很简单，这些措施如果执行，对宋朝是有帮助的。

宋仁宗与曹皇后

　　只是包拯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理由有几点：1保守派刚刚击败改革派，怎么可能会允许新政卷土重来？保守派肯定会极力反对。2宋仁宗已下诏废除新政，如果再重提新政，那岂不是打脸宋仁宗。3就算宋仁宗采纳包拯的意见，谁来负责实施？能做这事的人都被赶走了。包拯跟范仲淹不一样，他只是监察御史，其职责是监察朝廷中的各种事务，他只提意见，却不提实施方案。在古代，一些言官提出的建议，如果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事务或政策实施，皇帝恐怕不大愿意听取，原因就是言官只提意见却不提实施方案。例如包拯在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作为使者辽国，曾前后两次提出建议，要求朝廷要操练军队、挑选能征将领，应对宋辽边境突发事件。宋仁宗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做？所以包拯的奏书就这么石沉大海。

宋仁宗

　　由此可以看出，在庆历新政中，包拯既不是改革派，也不是保守派，更没有装死。他只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提出自己的意见，至于是否会激怒改革派和保守派，或者是他人怎么想，这些包拯从未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