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朝军事分界线的由来是在二战结束时,苏联和美国同时在朝鲜半岛派有驻兵。
双方在签署驻防协议时,因为时间紧张的关系,美军一名参谋急中生智在北纬38度线上划分了这条军事分界线。
38度线以北为苏军占领区,以南为美军占领区(与瓜分德国类似)。
后因朝鲜战争爆发,在五次战役后,南北双方在38线南北两侧各占有一些区域,签署停火协议的时候以实际占领区的分界线重新划分。
以至于现在的分解线不再是一条直线。
由于朝鲜战争最后签署的是停火协议,严格意义上讲双方的军事对峙还没有结束,朝韩双方互不承认对方的 是合法 。
所以,该军事分界线不是国界。
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时,过去通过军功、养士选拔人才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汉代逐渐确立了察举、征辟等选人任官途径。
察举
察举又叫作荐举,是三公九卿、地方郡国守相等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所谓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平民或下级官吏推荐给朝廷,授予他们官职或提高其官位。察举是汉代选官的一种主要做法。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曾诏令诸侯王和地方郡守察访民间德高望重的人,把他们推荐给朝廷。汉文帝以后,这种察举的办法逐渐形成制度,但是并没有固定的举行时间。一般多是在发生了自然灾害,或出现日食、地震等情况时,皇帝表示引咎自责,同时诏令朝廷百官和地方郡国荐举人才。
在汉代,察举不一定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察举的范围和名目都由皇帝决定。例如有时只规定在某些郡国或只限于丞相、御史大夫等部分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还有的时候是由朝廷派人到地方去进行察举。
察举的名目有很多,如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悌力田、茂材异等、孝廉、直言极谏等,有时也要求荐举勇武而熟知兵法或掌握某种技艺的人。后来,“孝廉”逐渐成为察举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名目。被荐举的孝廉一般是先担任郎官,作为皇帝待从,然后再转迁为尚书、侍御史、县令等官。
汉代被荐举的人,须先试任一年。如果能够胜任职守,则可转为正式官员。若不胜任,就要被撤换,而且推举他的人也要受到处罚。
汉文帝时,开始采用策问的办法考察被荐举者的才干学识。到汉武帝时,这种策问考试,比较普遍地实行起来。具体做法是:首先由皇帝提出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称为策问;然后把这些问题依照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密封起来;最后让被荐举的人任意抽取问题回答,叫作射策。朝廷根据他们回答的成绩分派官职。例如当时的儒学今文经大师董仲舒被举为贤良文学,于是汉武帝向他提出策问。董仲舒在射策中极力宣扬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思想,受到汉武帝的赞赏,立刻任命他为江都王的相。
东汉初年,光武帝曾下诏强调要以“四科”辟士,这是指选拔人才应该掌握的四方面标准。在这些标准中,首先是思想道德要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即所谓“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其次是文化水平高,即“学通行修,经中博士;”第三是“明达法令,足以决疑”,也就是要熟悉法令,并以之判断是非;第四是“刚毅多略,遭事不惑”,这是要求办事果敢和善于处理各种难题。光武帝要百官们用这四方面的标准来考察、推荐人才,不仅表明了他具有高明的政治见识,而且对于加强封建统治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征辟
在汉代,由皇帝直接聘请人来做官称为“征”,由官府聘请人来任职叫“辟”。
被皇帝征召到朝廷来任官的,多是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闻名于世的人。例如夏侯胜以善说礼服,被征为博士;疏广因精通《春秋》,被征为博士。汉武帝初即位时,著名的辞赋家枚乘已经年老,但汉武帝仍征召他到长安来。史书记载,皇帝在征召某些年老体弱的人时,常常用“安车蒲轮”、“束帛加璧”等礼仪。所谓安车,是指一种能够比较安稳地坐在其中的小车。蒲轮是指用蒲草捆裹车轮,可以减小颠簸震动。这些都表示皇帝格外优礼之意。被征召的人,有时可授予很高的官职。杰出的科学家张衡,由于他精通天文、历算,善为机械巧作,东汉安帝先征召他任郎中,以后又升迁为太史令。
两汉时期,官府的掾史等低级官吏,可以由长官自行聘请。这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府的长官自己请人到官署内做僚属、任职办事的做法叫辟或辟除。在汉代,被皇帝征召做官的人,数量毕竟很少,而被官府辟除为官吏的人则比较多。
东汉后期,以门阀世族为代表的大地主贵族,依仗权势操纵了地方选举。这样一来,就同要求参予政治的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发生了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冲突,使得双方在采取怎样的选官制度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九品中正制”就在此时应运而生。
曹丕称帝以后,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就是通过品评,将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朝廷任命中正官到各地主持品评;被评为上等的人士将被推荐到各级政府中去做官。这一制度赋予中正官考察各地士人的权力。在初期,他们在品评人物时也还比较注意人才优劣和舆论的褒贬,使朝廷多少能够掌握一些选官权力。所以沈约在《宋书·恩幸传序》中评论九品中正制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不过,他的评价是指九品中正制的初行阶段,反映了庶族士人向门阀世族争夺选举权力的企图。这里所说的庶族士人,一般是指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在当时,普通劳动者是没有资格参加品评的。所以九品高下,只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差别。
曹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开始发生变化,它很快就被势力雄厚的门阀世族所把持。这些豪门大族世代为宦,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由他们任命或直接担任。在世族们极为注重家世、谱系的情况下,九品中正制也就把门第出身作为品评的惟一标准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从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了豪门世族手中的工具了,反而为他们操纵品评、把持选官大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九品中正制是这一历史时期选官制度的支柱,它可以保证门阀世族在政治上处于优越地位和享有特权。但是九品中正制只是将人品评为九等,作为授官的依据,而朝廷在选人任官时还要借用汉代察举的某些做法来实现。中正官一般是以孝廉、秀才两种名义向朝廷荐举人才。按照习惯,孝廉侧重于品行端正、精通儒家经学,秀才则突出于文学写作才能优异。当然,在凭借门第才能中选的时代,那些被推举为孝廉、秀才的人,未必具有真才实学。在南朝,还有一种“明经”科目。国家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明经科的考试,获得官职。当时的孝廉、秀才多为世族所垄断,但是明经不限门第,所以庶族寒门士人便可以通过明经途径跻入仕途。在北朝,荐举孝廉、秀才时对于家世门第的限制较之南朝要宽些,少数庶族寒门士人也有被选举的可能。随着九品中正制走向衰落,北朝在选举中首先对门第出身的限制呈现出松弛的趋势。
科举考试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存在了1300年。 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和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学考试的是极少数。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其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孙中山称赞其为"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而其辐射一直延续至今,我国现在的干部选拔学生考试等等制度上都可以看出科举的影子
隋朝以前是"九品中正制"和"查举制",其选官也要经过推荐和考试查举制是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查举,原为选拔之意。由丞相、御史、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起于汉初,至武帝时成为定制,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科。是两汉重要出仕途径之一。《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又“元关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宋书百官志》:“汉武帝元年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明史太祖纪》:“(洪武六年)二月乙末,谕暂罢科举,察举贤才。”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维护世族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东汉末,曹操当政,施行“唯才是举”。至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采吏部尚书陈群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九等),每十万人举一人,由吏部按等选用,授予官职,谓之“九品官人法”。三国魏齐王曹芳时,司马懿当政,于各州设大中正,用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原则以“家世”为重。从此,形成“上品无寒门同,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亦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杈的工具。本来这种制度也是可行,但是问题在与执行的关身上。很容易变质从而产生偏差,《晋书刘毅传》:“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乃上疏曰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壮。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又“由此论之”选中正而非其人,授权势而无赏罚,或缺中正而无禁检,故邪党得肆,枉滥纵横,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成为必要,科举制度出现了
从白寿彝先生所说,这是一个自举和荐举的问题,隋朝以前,士子们首先要获得地方官员及垄断乡里的世族豪门的推荐,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而考试只是用来决定授予官职的高低。所以,选举权掌握在地方官员及世族豪门的手里。隋唐实行科举制后,举子们可以不经地方官员和世族豪门的推荐,自己带着一种叫做“牒”的身份证明材料直接去报名,只要身份证明合格,即可参加考试。。《新唐书·选举志上》有较具体的说明:“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制度执行人的腐化和专制化是科举兴起的必然
隋朝科举分明经,进士两科唐朝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学一直以来,科举制度给我们的印象是进士高与秀才,但是在唐朝,秀才科要高与进士科,不过好象从来没有人考上过,。《旧唐书·职官志》说:“秀才有唐以来无其人。”到高宗的时候就给废止了说到这里不能不说考试的人的来源,唐朝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类,又有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虽然层次不一,收取的学生的来源不一,限制学生人数不一,但是总的来说是为了统治者阶层服务的地方上设置相应的学校,也收录不同数量的生员入学学习,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学业有成,自向州县求举,经考试及格,由州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这些是科举的主要来源乱了,回头明经和进士两科乃是"士人所趋"的科目,因为唐朝大部分的官员来自与这两科,所以非常鼎盛此外又有"制举"一科,乃是皇帝特试进士及第以后要在大雁塔上留名,是为雁塔题名,当然这是闲谈,我是陕西人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在宋朝分进士,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九科,在这里说一下学究,因为一般称呼老顽固的时候就是这个词,唐代取士,明经一科有“学究一经”的科目;宋代简称“学究”,为礼部贡举十科之一。应学究试者,专重记诵,未必通晓文义,故有才思之士,皆重进士科而轻学究。《新唐本选举志》:“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宋史选举志一》:“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公(王安石)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指王安石撰《三经新义》)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尔。”和宋朝并列的辽金两朝分别说一下,辽代科举至988年才行贡举其规制“颇用唐进士法取人”,就是说,辽代的科举制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举制度的。最初每冬只放进士一二人,1012年后逐渐增加取士人数,每科录取50到70人左右。取士人数最多时,达一百三十余人。进士分甲、乙两科,最初只设乡贡、礼部试二级。到1036年十月,巡兴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张俭的建议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为题,试进士于廷,廷试亦成为辽之科举制度。辽代约开贡举56次,所取状元可考者53人。不过没用,辽规定,契丹人不许应试,而且进士真正做官的,几乎没有。“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对辽来说,科举是个摆设金就和辽不一样了,金太宗初年,十一月开科取士,第二年二月、八月又连续两次开科考取进士,可见金是比较重视科举的。“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这话说的中肯金代科举开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刚开始不固定。自天会五年后方转入正常,三年一试。初分南、北两选,以词赋、经义取士,后合并为一,设进士科和女直进士科,前者分词赋、经义两科目取士,后者以策论取士。金共开科约40次,分乡试、府试、会试、殿试4级再说元,蒙古人厉害的很,开国有近五十年的时间废止了科举制度,1314年,元朝重开科举,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而且要"凡二十五岁以上,乡里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通晓经书,德行有素者,经地方官从所辖各族户中推举后,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蒙古人厉害的大大的除隋的考试是由中央直接考以外,历朝都是由礼部来控制的
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差不多,放在一起玩明清的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前的预考,由县里考试,中第者为生员,又叫秀才或庠生这是大概,成绩最好的是廪生,其次是增生,新入学的称为附生乡试由省里考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又称秋闱,中第者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和春闱中第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考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又有国家特考,第一年或两三年由地方送年资长久的廪生入国子监,肄业的称为岁贡。逢国家庆典进贡的生员称为恩贡。每三年各省学政就本省生员择优保送中央参加朝政合格的称为拔贡。乡试取入副榜直接送经国子监的称为副贡
希波战争的一些事
希波战争,是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以雅典、斯巴达为领袖的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在东地中海地区所进行的一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较量。当然,战争的胜负并不足以说明文明的优劣,而且古代文明也不能以此优彼劣来评价。战争从公元前500年小亚西海岸的希腊人城邦米利都发动爱奥尼亚诸城邦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开始,到公元前449年希波双方缔结和约为标志,断续延绵达半个世纪之久,可谓是古典世界的一场巨大持久战。
1波斯第一次远征希腊
波斯帝国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兴起于伊朗高原的西南部,作为古代东方奴隶社会发展到帝国阶段的后起之秀,它一开始就以征战见长,具有强烈扩张性。进行掠夺在波斯人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勇武"被看成是"一项最大的美德"。
波斯凭借一支强大的军队,东征西伐,从公元前546年至525年其王居鲁士和冈比西斯先后攻占了小亚细亚的吕底亚、新巴比伦、中亚、埃及,控制了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建立了领土广阔,地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公元前522年,更具勃勃野心的大流士上台,他进行了有名的军事改革,把全国划分为五大军区,每个军区辖若干行省。常备兵包括步兵、骑兵和海军。军队指挥官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
军队的精锐部分由波斯人组成,称为"不死队",始终保持一万人的员额缺员时立即补足。在帝国境内,波斯人的主要职业就是当兵。据色诺芬说,波斯国王颁发奖赏的时候,首先约请那些在战场上显身扬名的人,因为如果没有人保家卫土,耕种多少亩地都是没有用的。除了波斯人组成的军队,大流士还广泛使用由各征服民族的成员组成的军队,其最高指挥官由波斯人担任。为了密切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保证军队的迅速调动,大流士继像亚述人那样,修筑道路、设置驿站,使帝国境内道路四通八达。
大流士改革以后,军事力量更为增强,西进之势更为紧张。公元前514—前513年,他率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欧洲,远征西徐亚人却失败而归。
但他占领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截断希腊与黑海的交通,在此留下一部分军队,由将领美伽巴佐斯率领,屯驻在色雷斯。大流士妄想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不以仅仅逼近希腊门户而为满足,他要征服希腊半岛,希波战争是在所难免的。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米利都等希腊城邦不堪波斯的统治发动了反抗波斯统治的暴动,这却成了希波战争的导火线。当时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向斯巴达和雅典求援,没有海外利益,又没有海军力量的斯巴达以路程太远为由拒绝了,雅典派出20艘军舰和与米利都曾经是同盟者的埃列特里亚派出5艘军舰联合到达小亚细亚,但被波斯军所败,援军只好回国。公元前497年,波斯集中兵力围攻米利都,到公元前495年被攻陷。接着别的希腊城邦也再次沦为波斯殖民地。不久,大流士又以雅典和埃列特里亚援助米利都为借口决定武力进攻巴尔干希腊。
公元前492年,波斯派马尔冬尼斯率海陆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沿色雷斯海岸海陆两路进军希腊半岛,开始第一次远征希腊。
但是波斯海军航行至亚陀斯海角时,遭遇暴风。据希罗多德描述,这次损失相当惨重,"许多船舶被吹得撞到亚陀斯山上面去了。据说,毁坏的船只总数达300只,失踪的人数有两万多人"。陆军也遭到色雷斯人的袭击,死伤很多,波斯只有撤军退回亚洲。
第一次远征的失败并未让大流士死心,他一面命令加紧建造新的战舰和船只,一面进行外交恫吓,要求希腊献出"土和水"。不少城邦慑于波斯*威而屈从,但雅典把波斯使者抛入深渊,斯巴达则投之于井以让其自取水和土。于是战端又起,大流士决定发动第二次远征希腊的战争。
2波斯第二次远征希腊与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派其甥阿尔塔弗涅斯率大军乘600艘舰船,由以前的雅典僭主希庇阿斯当向导,向巴尔干希腊进发。波斯军队在占领那克索斯后,进达优卑亚岛,迫使卡里斯托斯降服。进而围攻埃列特里亚,遭到顽强抵抗,但终因叛徒出卖而被攻陷此后,波斯军乘船来到雅典东北的马拉松平原,登陆扎营。消息传到雅典,雅典立刻向斯巴达求援,并组织一万重装步兵急赴马拉松应战。前来援助的有普拉提亚的重装步兵一千人,斯巴达虽决定援助但不能及时出兵。而波斯海陆兵员总数在五万以上,其中还有希腊人最为畏惧的精锐骑兵队。
雅典,以一万公民之旅迎战,不啻以卵击石,但雅典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公民以死卫国的昂扬士气外,其重装步兵无论在战备和战术上都是第一流的:战士皆着头盔铠甲,左手持盾,右手握矛,以密集队形冲刺;而波斯步兵则是轻装,只有籐盾护身,并且是在各地强征入伍,士气涣散;在地形上,希腊人布阵于山麓,波斯则扎营于山下平川地带,希腊军有居高临下之利,若主动进攻便于长驱直入,迂回包围。
另外,率兵到达马拉松的雅典十将军,推举雅典名将米尔太德为战斗的总指挥。米尔太德的祖先是雅典著名的显贵家族。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的叔父老米尔太德在庇西特拉图当僭主的时候是雅典很有势力的人物。公元前524年老米尔太德曾任执政官,他因与庇西特拉图不睦,便招集一批人,到色雷斯建立了一个殖民地。
米尔太德的父亲客蒙是雅典的大富翁,曾用同一队马在奥林匹亚赛会上三度赢得塞车的胜利。米尔太德本人也当过雅典的执政官,后来成了在色雷斯的殖民地赫尔松涅索斯的僭主。他娶了色雷斯的国王的女儿赫格西皮列为妻。
由于长期生活于色雷斯地区,米尔太德对波斯军队的虚实与战术特点有所了解,合乎知己知彼的要求。波斯方面则只带着被逐出雅典数十年且不熟悉军事的希庇阿斯。应战之前,米尔太德对士兵和司令部同僚作了热烈的演讲,他说,雅典将披上奴隶的枷锁,还是永远保存其自由,关键就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米尔太德特别选定了波斯骑兵夜间放马于北面沼泽,受阻而不能返回的最好时机,在清晨向波斯军队发动猛攻。
他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和波斯军队惯于中央突破的特点,排出传统希腊方阵,把重装步兵重点布置在两翼,中央兵力较弱,只有数列厚度。战斗一开始,雅典军队的中央部分突入敌军阵地后又且战且走,让波斯主力尾追,然而雅典军的两翼很快就突破对方的阵线,迅速插向敌军纵深,形成包围封合之势,把首尾失援并被分割包围的波斯军打得狼狈逃窜,伤亡惨重。
这时,迟到的波斯骑兵虽冲入战场也由于阵营已乱而无所作为。因此经过几小时的激战,雅典军获全胜,俘获战舰七艘,打死波斯士兵6400人。溃败的波斯军窜上舰船,离岸南逃,波斯第二次对巴尔干希腊的入侵终于以失败告终。雅典人在战地为阵亡的192名勇士建陵合葬,世代垂念,陵墓至今仍屹立于马拉松平原之上。
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为保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英勇奋战,以弱小的兵力战胜强大的入侵者,成为世界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这一空前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整个希腊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斗志,而雅典孤军应战独抗强敌,大大提高了它在希腊各邦的威信。以雅典为榜样,许多动摇观望的城邦开始转而积极主战,为日后希腊联军的组成打下了基础。希腊人也正是从此战役开始了拯救自己文明的斗争,这次战役为日后希腊人战胜波斯人打下了基础。
3波斯第三次远征希腊的战前备战
大流士得知第二次远征希腊又失败了,感到非常恼火,但他还是不甘心失败,积极筹划准备第三次远征。希罗多德说:"他于是立刻派遣使者到一切城市,命令他们装备一支军队,要他们每一个城市提供远比以前为多的船只、马匹、粮饷和运输船。由于这些通告,亚细亚忙乱了整整三年(即从公元前489年至前487年),精壮的人们都给征入了讨伐希腊的军队并且为这件事作了准备。"但正在准备过程中,公元前488年大流士死去,其子薛西斯即位后,继承父志,积极继续作远征准备。
据说薛西斯建立了包容骑兵、陆军、海军的强大远征军。希罗多德甚至说:"除去那些巨川大河之外,哪一条河的水不是给他的大军喝得不够用呢。"为远征后大军有足够粮秣,薛西斯在他即将远征的途中,包括整个色雷斯沿岸,设置了许多贮备粮秣的兵站基地。他还为远征顺利通过赫勒斯滂海峡,建造了横渡赫勒斯滂海峡的索桥,用绳索连锁桡船,又为稳住连锁船只而在海中坠下了许多巨大的锚,桥面上铺实树枝,桥两侧设有栅栏,既稳固又便于人马通行。
薛西斯征集建立了多民族组成的,服装和兵器各异的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杂牌军,只参加远征的士兵足有20多万。他还组建了强大的骑兵和战车兵,由沿海民族组成一支相当庞大的舰队。海军的主要部分是三列桨舰船,据希罗多德报道共1207艘。薛西斯就是率领这支庞大的军队远征希腊,刮起另一场战争飓风。
4希腊人的战备工作
正当波斯帝国积极备战,暴风雨即将来临前夕,雅典却围绕怎样对抗波斯,展开了激烈斗争。以阿里斯帖德为代表,力主陆上卫国,要建立强大陆军;以特米斯托克利为代表力主海上卫国,要发展海军。最终特米斯托克利胜利,提出了加强雅典海上势力和建造新舰队的海军纲领。
(1) 特米斯托克利建立雅典海军
特米斯托克利是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当时雅典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的父亲涅奥克列斯虽然富有,但不属于最显赫的望族。
公元前493年,特米斯托克利当选为执政官时,就考虑到加强海军对于雅典的重要性,开始增建比雷埃夫斯港的防御设施。特米斯托克利的巨大历史功勋在于,他能正确地认识,马拉松战后雅典的国内外形势,在复杂的斗争中,善于利用各种有利因素,推动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增强国力的政策,使雅典变成拥有强大海军的海上强国。
他巧妙地利用雅典人与拥有强大海军的近邻埃基那的敌对关系,说服了公民的大多数,在公元前480年,把劳里温新发现的丰富银矿的收入用于建造军舰。这样,到波斯再次入侵前,雅典已经拥有当时希腊诸城邦中数量最多的新式军舰,总数达200艘左右。
在特米斯托克利倡议和主持下建造的雅典军舰共分两类,一类是战舰,也即"长舰";另一类是供运兵和军用物资的运输船。此时建造的军舰主要为三列桨舰船,每舰有170名划桨手,分上、中、下三层配备划桨手。舰船头角包以黄铜用以冲撞敌舰。在舰上还设有小桥,在与敌舰接舷后可将小桥搭在敌船上,舰上的重装步兵便可以上冲入敌船,与之展开白刃战。后来的罗马海军也采用了这种接舷战术。
(2) 希腊军事防御同盟初步形成
希腊世界城邦既小又多,单以一两个城邦是无法与波斯帝国时对抗的,于是各城邦使者穿梭往返于各城邦之间,为建立一个反波斯同盟、团结御侮,保卫自己家园而奔走,参加反波斯同盟的城邦共有31个,特别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强国联合起来,对以后的战争胜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雅典自特米斯托克利主持建立强大舰队以后,一跃成为爱琴海上第一流的海上强国。特米斯托克利把雅典从陆上防卫波斯转为海上防卫是很有远见的。如果说未来的第三次希波战争中希腊的胜利是某种意义上海军的胜利,那么雅典组建强大海军的改革使雅典海军赢得了战争,而且为战后在希腊世界称霸奠定了基础。
但是雅典海军强大了,陆军的作用则相对降低了,于是在未来战争中,就需要有别的陆军强邦的协同作战,斯巴达勇敢的陆军,正好补其不足。
反波斯军事防御同盟,以斯巴达为马首是瞻,斯巴达人占据了陆军统帅职位,还占据了海军统帅职位。
这与特米斯托克利的团结御侮为重,说服雅典人,奉斯巴达人为最高统帅有关。但雅典在战争中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逊于斯巴达,这也可以从战后雅典称霸希腊世界看出来。
辽金之战谁才是真正的得益者?
说起征服世界的蒙古人,人们一般会把这个民族的崛起归功于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诚然,铁木真的军事才能让蒙古人走上了历史舞台,而为蒙古人腾出漠北舞台却是在蒙古部落之前就兴起的契丹辽国与女真金国。正是这两个民族的兵戈相向,让北中国的蒙古高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地缘政治真空地带,从而给了蒙古人走上舞台的绝佳机会。
1、契丹人的蒙古高原:
公元11世纪时,整个蒙古高原都从属于横空出世的大辽帝国。辽朝发源地所在的上京临潢府在蒙古高原东部的科尔沁草原附近,因而与漠北有着相同的游牧习俗,也十分容易得到蒙古高原上游牧部落的认同。
当时的辽国人在建成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设置了镇州、防州、维州三座边防城市,以镇州(又称可敦城,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并直接派遣契丹官员与军队镇戍,甚至开辟屯田,对漠北进行直接行政管理,有效管辖阻卜、白鞑靼与乃蛮等部落。
当时,处在今天鄂嫩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东南面的萌古部(后来的蒙古部)曾经在在辽大康十年(1084)向辽国纳贡称臣,成为名义上的大辽属部。其中,成吉思汗的四世族祖必勒格被辽国升号“详稳”(即想昆,大部族官)。在辽国统治时期,由于契丹人强大的武力威胁,包括蒙古部落在内的草原诸部并没有称王称霸的实力,都处在辽国的政治军事影响之下。
2、金辽乱世:
12世纪初,随着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强势崛起,一个纯粹的东北渔猎民族政权对辽国政权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反征服。1123年,辽天祚帝流亡夹山(内蒙古大青山),金朝占领了东京、中京与上京三大都城,将辽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消灭殆尽。
公元1124年冬,当时遁入内蒙的辽天祚帝又重新召集西北契丹军队以及草原各部力量意图反扑,当时的草原各部摄于契丹威望依旧发兵相助,而辽国军队在武州(今山西神池)又再次被击败,天祚帝于次年被俘。
此战之后,辽国在西北方面的军队也全部覆灭,同时也彻底丧失了漠北各部落的向心力。曾经在契丹威望下凝聚在一起的漠北部落瞬间成为一盘散沙。
3、西辽与金的夹缝:
在漠北一片散沙的当口(公元1125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曾经西至可敦城,会见了漠北的十八部王众。然而,耶律大石并没有依靠这些漠北部落进行反扑,而是敏锐地发现到契丹人在漠北的威望已然不再,于是在获得万余精兵之后向西寻求根据地。
九年之后,当西辽向金国发动复仇战争,再次跨越漠北时,发现这里“行万余里无所得,牛马多死,勒兵而还”。由此可见,以西辽为号的契丹人已经丧失了对漠北的控制力。
金朝方面,从白山黑水起家的渔猎民族对于漠北高原本就缺乏兴趣与同化能力。当辽国再西北方面的统治崩溃之时,金朝恰恰正在进行对南方宋王朝的全面战争,也难以对北方草原进行全面整合。因为对南宋的战争断断续续,西北方向又有西夏钳制,金国人对于漠北草原的无力感愈发强烈。于是,金王朝选择了对蒙古高原进行远程遥控而非直接统治的策略。
正是在这个辽金都难以对蒙古高原进行管控的时间节点,孛儿只斤·合不勒(成吉思汗的曾祖)在蒙古草原上趁机自立。 1127年,蒙古周边部落推举他为蒙古部长,遂称“合不勒汗”。
这个独立的蒙古力量的崛起虽然遭到了金朝的敌视,但是金朝并不能尽全力消灭这股力量,反而多次被其击败,丧城失地,即使派出后世扬名的金兀术也无可奈何。于是,1148年,金主只能册封合不勒为蒙兀国王,承认漠北的相对独立状态。
虽然蒙古帝国的崛起比合不勒蒙古国还要晚了数十年之久,但它的建立却表明了蒙古高原崛起的大势。在辽金双方的地缘战略真空状态下,一支蒙古式部落的崛起早已成为了必然,成吉思汗只是顺应了这场大势,成为了时代的英雄。
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是一道高大、坚固而连绵不断的长垣,用以限隔敌骑的行动。长城不是一道单纯孤立的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主体,同大量的城、障、亭、标相结合的防御体系。
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自西周时期开始,延续不断修筑了2000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总计长度达5万多千米。
扩展资料
自秦汉至明清,长城沿线的许多关口成为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系统民族交易的场所或中心,有的逐渐发展成为长城沿线的重要城镇。
长城既保证了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又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补充提供了场所和方便;又起着调解两种经济,使农、牧业经济朝着主辅相互配合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长城不单纯是曾起过将两种经济、文化分割开来的作用,还曾担负着将两种经济、文化紧紧系在一起的重任。
长城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并非简单孤立的一线城墙,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长城沿线的隘口、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连接成一张严密的网,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这个体系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蔽等多种功能,并配置有长驻军队的点线结合防御工程整体。
人民网-北京的长城从哪里来?
-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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