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卫视是凭借什么火出圈的？

以往的河南卫视也是平淡无奇的，但是今年不一样了，继《唐宫夜宴》整体实力爆红后，河南卫视开播的中国传统节日系列产品之端午特别策划——《端午奇妙游》再度霸屏各大网站。

近几天大伙儿都是在夸——河南如何那么美？！河南如何那么有文化？！

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河南台的这次晚会，基本上所有普通出国。没有流量小生，没有砸钱的大制做，没有枯燥乏味的致词，和嵌入的广告宣传，相比如今各种各样晚会的难堪假唱视频，艳妆的蛇精脸，及其娘里娘气的小鲜肉明星装萌

河南台这次短短的40分钟的演出，基本上摄像镜头前的每一帧都能够用来当墙纸。云蒸霞蔚的动感造型艺术，重获新生的沉寂风韵。男生有男生样儿，女性有女性样儿。凭着本身的文化内涵更新了观众们的审美观水准，网民们高喊：河南真“中”。

开场一段2分钟的水中中国风舞蹈《洛神水赋》舞蹈家化身为“洛神”惊艳出场，或挥袖翩翩起舞，或拨裙旋转，或铿锵有力，或娉婷袅娜，水随扇舞，衣袂翩跹。综艺节目最先拉响头炮，立刻受欢迎各大网站，观众们震撼于洛神之美。乃至还“惊扰”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根据本人互联网帐户，夸赞河南电视台的综艺节目。“难以想象的漂亮！像白天鹅一样翩翩飞舞，像一只机敏的中国龙。《洛神水赋》，河南卫视的一支水中舞蹈演出。”

因而，它并不是一台晚会一个综艺节目一夜成名的小故事。它令人坚信，每一个辛勤耕耘的全过程，都对得起上一个金石为开的结果。为何这档晚会能那么火？这几年，在我国的综艺节目综艺节目形状升级换代迅速。从益智类网上博彩类到大牌明星真人秀节目类、从初入职场类到婚恋交友类、从亲子游类到竞演类，在不上二十年的时间，在我国的综艺节目综艺节目花式持续翻修。但接踵而来的是机械设备剽窃和拷贝海外原创、单一化比较严重、艺术创意不足、主要表现当地文化艺术内容不够等难题。

河南卫视的取得成功，也表明可以爆红并并不是运势，自媒体时代下的中华传统文化怎样“破壁料理机”，实际上是有总流量登陆密码的。出色的综艺节目不一定追求完美大制做、高费用预算、流量小生，只需认真把握住中国中华传统文化之美，一样能作出各大网站夸赞的好综艺节目。此次端午节，河南卫视选用好多个真人版出境的唐代普通漂亮**姐，来串连起全场晚会。让晚会不仅拥有故事类，挑战性，也有了逻辑性主线任务，好像一部结合了各种各样造型艺术的古装剧，大面积即视感，一瞬间捉人目光，带大家领略到了大唐官府中原文化艺术的风采和特点。

和当下以内敛为美丽的小鲜肉明星产生明显比照。使我们充足体会到数千年前中华男子汉的勇敢、豪爽和巍然气场！再看皇宫里这些古代仕女图和墙壁画，一群佳人，在宫廷里，在圣宫中，翩翩飞舞，跳出来了大唐官府自信心，也舞动了世界文化的自信心。

文化艺术兴则中国国运兴，文化艺术强则中华民族强。今天的世茂国风，也早不会再是以往的舍本逐末，只是一种精神实质，也是一种大国文化兴起的自信心。用自主创新的精神实质让东方美学承传下来，经久不衰它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当做的事儿。扬祖先之浩气，振中华之雄威，腾巨大之躯体，挺中原之铮铮铁骨，展阳刚之羽翼，愿吾辈多多的勤奋。

中国矿大是从河南理工大（焦作工学院）分出去的

1909年2月25日，清政府河南交涉局与英国福公司签订《河南交涉洋务局与福公司见煤后办事专条》，其中第八条规定：“路矿学堂，议定本年春季开办。”

1909年3月1日，英国福公司按上述条款规定，创办焦作路矿学堂。田程为首任监督（校长），设矿务学门，首批招收学生20人。

1915年5月7日，英国福公司与华商中原公司合组福中公司，学校更名为河南福中矿务学校，归外交部河南交涉署直辖。

1919年，学院易名福中矿务专门学校。

1921年，学校易名福中矿务大学。

1931年，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易名为“私立焦作工学院”。学校成立校董会，河南省主席刘峙任主席。

1933年，焦作工学院根据教育部规定，改科为系，设置采矿冶金系和土木工程系。

1936年5月，焦作工学院调整系科，采矿冶金系分为采矿系、冶金系，土木工程系分为路工系、水利系。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爆发，学院西迁陕西。

1938年7月，教育部决定将焦作工学院与北平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合组成立国立西北工学院。

1946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焦作工学院在河南洛阳关林暂行复校。

1949年9月，焦作工学院迁回焦作，更名为国立焦作工学院。

1950年1月，焦作工学院划归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领导。

1950年3月，华北煤矿专科学校并入焦作工学院。

1950年9月，焦作工学院根据燃料工业部的通知，改名为中国矿业学院。

1951年2月，中国矿业学院主体迁往天津，原校址继续办学。

1958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批准建立焦作矿业学院，中共焦作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张超兼焦作矿业学院院长。

1959年3月，焦作煤矿学校并入焦作矿业学院。

1959年9月，焦作矿业学院归属煤炭工业部领导。

1961年10月，郑州煤炭工业学院并入焦作矿业学院。

1995年4月5日，经国家教委批准，焦作矿业学院恢复焦作工学院校名。

2004年5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焦作工学院更名为河南理工大学。

1，河南属于葡萄牙的北京领区，因此可以通过河南外办代办或者通过外交部指定的在京的代办机构直接在北京办理。如果是通过河南外办代办，那么应该让公证处密封公证书并开具给外办的介绍信。如果不通过外办，而是通过在京代办机构代办，则不必密封公证书，亦不必开具介绍信。直接提提交公证书即可；

2，葡萄牙大使馆接受英文译文的公证书，但是不受理体检和户籍公证书的认证；

1月16日，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2023宏观形势年度论坛暨第四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推动共同开放，为深化合作共赢创造机遇。

谢锋说，开放是共赢的，打开大门的中国和张开怀抱的世界都从中获益良多。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七国集团贡献率的总和。

谢锋说，开放是双向的，不能一边要求别人开放，一边关上自己的大门，这种做法自相矛盾，损人不利己。竞争应该是公平的、合理的，是你追我赶，而不是你死我活。一些国家为了赢得竞争优势，动用国家机器，霸占金融、科技资源，违背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大打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芯片战、规则战，企图压制和剥夺对方发展权利，这是不正当的，也是见不得阳光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是地缘博弈工具。将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人为阻断科技交流合作，最终只会造成科技进步的停滞和自我封闭落后。封上别人的门，也将堵死自己的路。西方战略界、商界、学界的有识之士对此看得越来越清楚，他们反对“脱钩断链”的声音正汇聚成越来越强大的声势。

谢锋说，近期，中国因时因势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打开开放大门，不仅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铺平道路，也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能，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国在疫情严重时加强管控，一些国家要求中国开放；中国开放人员往来后，它们反而对中国无理设限。中国老百姓对此很不理解、很有意见。这些国家到底想干什么？对于那些不顾科学事实，大搞政治操弄，对华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国家，我们开展对等反制理所当然。

延伸阅读

媒体：反击防疫歧视性政策，中国向日韩“开炮”

中国放开新冠防控措施后，许多国家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严格的入境措施。针对他国缺乏科学依据的政策，中国在1月10日开出反制第一枪——外交部连发“韩国、日本公民暂停赴华短期签证”的通知，可谓是针对他国在防疫政策中歧视中国公民的反击令。

韩国政府1月10日对中国发出的反击令表示遗憾。

1月10日，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自即日起，中国驻韩国使领馆暂停签发韩国公民赴华访问、商务、旅游、就医、过境以及一般私人事务类短期签证。上述措施将视韩国对华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取消情况再作调整。”

近日，韩国要求自中国的游客在入境后一天内接受核酸检测。从1月5日起，来自中国的旅客必须提供登机并抵达韩国前48小时内进行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还有24小时内的快筛检测证明。抵达后，他们将进行另一次测试，持有短期签证的人，将在一天内在特别指定的地点测试，韩国公民和居民将在其居住地隔离观察。

中国新任外长秦刚1月9日与韩国外长朴振通电话，针对韩方近期对自中国大陆入境人员采取临时限制措施表达关切，希望韩方秉持客观、科学的态度。

但韩方没有改变，仍诡辩称，韩国政府加强自华入境防疫的措施有其科学、客观的依据，韩方一直与国际社会公开透明地共用疫情信息，也一直通过外交管道向中方传达这一立场，今后将再次向中方传达上述立场，继续展开密切沟通。

于是，中国在1月10日根据对等原则采取以上措施。

中国发出的通知说的很明确，就是反击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性入境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月3日称：“部分国家采取仅针对中国的入境限制措施缺乏科学依据，一些过度做法更让人不能接受。”“我们对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将针对不同情况本着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

而在1月10日晚20点54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发出类似通知，称“自即日起，中国驻日本使领馆暂停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何时恢复，请候通知。”

网站截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月10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方发布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总体方案和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之后，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事实和本国疫情实际，仍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等措施。我们再次呼吁相关国家从事实出发，科学适度制定防疫措施，不应借机搞政治操弄，不应有歧视性做法，不应影响国家间正常的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23年1月8日起，我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这是自2020年初，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传染病甲类防控措施三年之后，疫情防控政策进行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中国政府做出如此决定是有科学根据的，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第一是病原体的致病力减弱。第二是在大多数人接种新冠疫苗后，中国人的主动免疫水平在明显提升，高危人群的疫苗接种比例也达到了一定要求；第三是我们从用药的手段、对重症救治的一些资源准备等等，从各个方面综合来看，可以进行防控级别调整。

而目前，中国多个省市大部分人已度过新冠感染期，1月10日，中国人口大省河南省就宣布，第一波感染高峰已平稳度过。

说起大土匪，大家自然会想到湘西和东北，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有名的土匪窝，尤其在民国时期，那可是土匪横行。

但其实，很多人却不知道，在中华文明发源之地的中原河南，曾经也出过一个声名显赫的土匪，不亚于东北座山雕和湘西张平，他叫做张庆，绰号“老洋人”。

张庆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人，但却长了一头黄头发，且皮肤比一般人白许多，给人感觉更像个洋人，因此被当地人戏称为“老洋人”。虽然长得像洋人，但张庆的生活待遇却完全赶不上洋人，他家世代务农，可到他这一代，连可耕种的田都已没有，只好靠沿街乞讨为生。

在当时的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各地民不聊生，河南地处四战之地，更是成为军阀们的战场，加上黄河水灾和蝗灾不断，河南百姓生活在一片水生火热之中。

对此，史书上都这样评价：天下之民苦，孰如豫民之苦，天下之事坏，孰如豫事之坏。由此可见河南百姓之悲惨。

在这种背景下，活不下去的穷苦百姓就只能聚在一起造反，抢有钱人的粮食和财富，于是在当时的河南各地，陆续出现大量的农民起义。当然，因为这些农民起义都是失败者，所以他们在史书上都被冠以“土匪”之称，就如同我朝刚开始也是被国民党政府冠以这种称呼。

据统计，在二三十年代，河南省境内有大小土匪400多股，总人数超过10万余人，可谓声势浩大。在这个过程中，生活艰难的张庆也加入到造反的行列，但他的这次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张庆本人也只好偷偷溜回家乡躲避。

恰好当时，冯玉祥正在与河南督军交战，张庆便又趁机聚集了一支300人的队伍，并以此为根基不断扩充队伍，还收拢从战场上逃回来散兵游击。等到冯玉祥击败河南督军后，张庆的队伍已经发展到5000多人，他自称是河南自治军。

当然，对于各路军阀来说，当时河南造反的农民队伍太多，张庆只是其中一个而已，所以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张庆这号人物。但是，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张庆便让几乎所有的军阀都知道了他的大名，并且还逼得吴佩孚这种军阀大佬亲自来对他招安，由此可见张庆之牛逼。

那么，张庆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其实，张庆的做法并不难，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土匪来说，他们都喜欢盘踞一方，然而建立自己的窝点，大块喝酒大块吃肉，就像王伦和晁盖时期的梁山泊，总而言之，没有太太的进取之心，只想着当个山大王逍遥自在。

但张庆却不同，他就如同《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野心家，他没有像大多数农民起义军那样小富即安，而是采取流窜战术，从豫西到豫东再到豫南，甚至还跑到陕西、安徽等地，就如同历史上的黄巢、李自成一样。

在这个流窜的过程中，张庆也是号召大家打土豪分田地，于是他的起义军规模也是越来越大，部众达三万余人。尤其是在1922年，张庆攻下安徽省西部的阜阳，当时，阜阳城内有一座军火库。张庆缴获近3000多把步枪、200多万发子弹，甚至还有几门迫击炮，由此他的实力迅速提高，一般的官军已经很难再围剿他。

当然，需要说的是，虽然张庆的队伍大都是穷苦人出身，而张庆也是将不奸不杀作为他们军队的宗旨，但因为他们军队的成分太复杂，又缺乏统一的思想，更谈不上精神武装，其处于上层的***物也都是些没什么文化的穷苦百姓，所以导致其军队的纪律性也非常差，所谓的规矩也自然变为一纸空文。

因此，张庆队伍的所过之处，往往也会造成大量无辜百姓被杀，据记载，张庆在淅川县共杀害4000多无辜百姓，烧毁民房几万间，抢走的粮食、财物、牲畜不计其数，所到之处堪称“沿途暴尸累累”。

后来，张庆的规模越闹越大，已经严重威胁到吴佩孚的统治根基，再加上张庆在一次行动中，绑架了不少外国的传教士、工程师和修女们，这引起外国使节的极大愤慨，他们直接跑到外交部，向外长陈情问责，并扬言如果吴佩孚没有能力剿灭匪患，那么他们将自行调动部队，深入河南剿匪解救人质。

在这种背景下，吴佩孚只好亲自出马，指挥军队对张庆展开大规模围剿。当时的张庆，一方面是过高估算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想着尽快击败吴佩孚，所以他这次没有采取以往的流窜战略，而是主动与吴佩孚正面交锋，于是吴佩孚与张庆之间的鲁山战役爆发。

最终，张庆成功击退吴佩孚的第一次围剿，还将吴佩孚一个团的兵力全部消灭，包括团长马凌云也重伤而死。但是，张庆也是损失非常惨重，3万人的队伍只剩下几千人，可谓是惨胜。

战后，吴佩孚和张庆内部都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吴佩孚集团内部，很多人建议一鼓作气将张庆集团全部歼灭，但吴佩孚却认为代价过大，得不偿失，更何况即便剿灭张庆的匪患，也还会有其他人，所以不如对起义军实行招抚政策，将他们变成替自己效力的正规军。

与此同时，在张庆集团内部，土匪首领们也发生了矛盾，这场战争让很多土匪首领成了惊弓之鸟，再加上他们只剩下几千人，军队凝聚力又不高，接下来一旦战事稍有不利，恐怕就有更多的人会弃械而逃。所以，他们希望答应吴佩孚提出招抚条件，将部队改编为吴佩孚旗下的河南游击支队。

但是，张庆却坚决不同意投降，还准备开枪打死那些准备投降的土匪。结果，土匪内部发生内讧。张庆在混乱中被乱枪打死，剩余的土匪则率众向军官投降，张庆的尸体也被一并交给官军。

据说，当时的带队军官为了抢功，都争先恐后向吴佩孚报告是自己部队击毙张庆，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

这一项要求公务员的报考者必须具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必须具有本国国籍。这里所说的“政治权利”，是个法律术语，指公民依法享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参加国家管理，担任公职和享受荣誉称号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的公民不能报考公务员。因此，因违法犯罪而剥夺公民政治权利的人、因患精神病等疾病而无法行使公民政治权利的人，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非我国的公民，例如外国人、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无国籍人，不能报考我国公务员。

二、拥护中国***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

这一项规定的是报考者必须具备的政治立场。这是我国公务员制度区别于西方文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我国的政治制度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必须拥护社会主义。报考公务员的人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

中国***是我国的执政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是我国社会制度。***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在我国宪法中作了明确规定。因此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公民报考公务员最基本的政治要求。应当注意，要把反对党的领导的人与批评、抨击党的某些组织及其***的错误言行的人严格区分开来；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与批评、抨击现行体制中的某些弊端的人严格区分开来。在这方面，我们已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应当防止有人因报考人对党组织和党的干部提过意见，对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行过批评，就给报考人扣上政治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帽子、剥夺其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资格和权利。

三、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这一项列举的是报考者必须具备的法纪观念和道德品质。国家公务员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利，依法执行公务。他们的言行不仅关系到政府的形象，也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基本权利。因此，报考公务员的人必须具有良好的法纪观念和道德修养。考察报考人的品行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必要时还应由报考人原来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出具证明，提供必要的考察材料。

四、报考省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的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报考市（地）级以下政府工作部门的文化程度由省级录用主管机关规定。这一项规定照顾到两方面因素：一是根据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现状，报考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二是考虑到我国地域间的文化差异，授权省级政府人事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确保市（地）级以下政府部门录用公务员所需文化程度。

五、报考省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的须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考虑到中央和省级政府工作部门担负着宏观管理职能，不仅要求其工作人员具有基层工作经验。这里所说的基层，一般是指各种类型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市（地）以下政府工作部门。但按国家有关规定，某些专业毕业生，如外语、计算机、财会和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中央和省级政府机关工作。

六、身体健康，年龄为三十五岁以下。这一项要求的是报考者的身体善和年龄限制。其中，年龄限制经录用主管机关批准，可适当放宽。报考人的健康状况，需要由医院开具体检验证明。报考人的实际年龄，出示户口登记薄加以证明。这都是正式考试前必须履行的手续。

七、具有录用主管机关批准的其它条件。这一项所规定的情况是指，在上述所列六项基本条件外，还根据拟任职位的要求，规定一些特殊资格条件。如某些经济监督部门要求其录用对象应具备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某公安部门要求其录用对象的身高要达到一定高度等等。这些特殊资格条件，必须经录用主管机关批准才能有效。

《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规定了报考公务员的基本条件。在具体工作中，还有一些否定性条件。凡具有这些否定性条件的人不能报考公务员。它们主要包括：

1、曾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或行政开除处分的；

2、曾因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泄露国家机密等原因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

3、正在接受审查或受过处分未解除的

4、参加与“四项基本原则”相悖的组织或活动，存在严重问题的。

我国公务员制度，对报考公务员的条件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规定内容主要侧重于报考者的基本政治素质，这当然与公务员作为国家权力执行者的具体身份和工作特征相联系。在其它方面，有关机关在遵守基本规定的条件下，必要时也采取较灵活的方式，以便选出更加适合所需填补职位要求的合格的公务员。

怎样报考公务员：

考前一个月出招考简章，从中找到自己要考的适合考的职位，记下部门和职位的代码

现在一般都是先网上报名再现场确认（交费，照相等等）

网上报名时会在专门的网站上注册，然后填写你自己的报名信息，待资格审查通过后即可等待现场确认，若资格审查没通过，在报名最后期限内还可改报其他职位

如果是直接现场报名，就去相应的地点报名，现场填表，资格审查，交费等等

笔试一般为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申论，根据你所报的职位确定你的行政考试是哪类，一般有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前者考行政一，后者考二，有的职位要求加考专业考试，部分职位还要求测试体能，具体职位有具体的要求

考后1个月出成绩，然后出分数线，上线考生留意招考单位的面试信息，上线并不代表一定可以进入面试，面试的人数是根据比例确定的，一般为1：3或1：5

报考的条件一般为大专或以上，35岁以下，这是大范围，根据职位的需要有不用的要求，具体要看招考简章

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平岗镇一带涌现出了许多仁人志士，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平岗苗楼村的苗家树及其长子苗泽生、三子苗九锐父子三人，被称为“苗氏三杰”。

据《河南省睢县地名志》记载，明初苗氏始祖由山西洪洞迁至睢县平岗北2公里处惠济河东岸筑楼建村，称苗楼。苗楼村行政辖属多有变更，明代属锦衣乡犁岗里，清代属平岗社，民国属三区河堤，新中国成立后属二区河堤，1958年属河堤公社，1965年属平岗公社，1984年属平岗乡，1986年属平岗镇。目前苗楼村主要居有苗、张、邵、常、靳5姓，1600人。村区椭圆，东西稍长，聚落面积172万平方米。名人除“苗氏三杰”外，还有中央军委政治学院第一军事教研组原主任苗中勤、原豫皖苏军区三十团政委苗丕一等。

在乍冷还暖的初冬，笔者驱车第四次来到平岗，在平岗镇党政办主任王德生和地方文史学者苗家忠的引领下，冒着霏霏细雨，踏着泥泞，深入苗楼采访“苗氏三杰”的事迹。根据县志、党史等相关记载，和66岁的苗楼村支书、苗家树的从孙苗庆勤的细致讲解，察看《苗氏家谱》、苗家树和苗子丰故居及坟茔、苗泽生墓葬、相关遗物资料等，“苗氏三杰”的形象亦逐渐丰满生动起来。

苗家树：兴学救国辛亥志士抗日殉难

苗家树，字伯珊，号铁峰，清光绪六年（1880年）生。自幼勤奋好学，博闻强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之风遍及全国。苗家树考入开封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睢劝学所任劝学员，他与所长徐二先生深入到区、乡、镇宣传新式教育，并在城内肖曹庙（今睢县实验小学处）办了一所高等小学堂，继之又在铁佛寺、苗楼、阎土楼和马庄办了4所初级小学。办学堂无经费，苗家树就四处奔波，政府没收寺庙田产作为学堂开支，触犯了土豪劣绅的利益，他们恫吓威胁苗家树，但苗家树办学堂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苗子丰《纪念我的父亲——苗铁峰遇害周年》）。苗家树常说：“书犹药也，可以医愚。有了知识，青少年才能报效国家。”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苗家树参加了同盟会。他和其师、同盟会会员马变三等率先剪掉长辫子，四处宣传辛亥革命的意义。袁世凯恢复帝制，苗家树和马变三、同事杨作雨响应革命党的号召，在睢县发表讨袁檄文（《河南辛亥革命人物传略·苗家树传》）。袁世凯在全国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三人遭到通令缉捕，马变三被捕入狱被折磨致死，苗、杨远遁逃避。苗家树悲痛地说：“先生为国为民而死，吾终有一日要为老师报仇雪恨。”

1926年正月，睢县红枪会成立，当时苗家树是全县红枪会五大首领之一，开展了“打牛朋”斗争，次年攻克县城并成立了睢县第一个人民政权——睢县治安委员会。其时，军阀吴佩孚部下营长牛朋率部驻扎睢县，和劣绅勾结增捐加税，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苗家树挺身而出，联络睢县的仁人志士，组织农民抗捐抗税，并和杜如珩、罗文彬等共商派代表赴洛阳向吴佩孚请愿。同年，苗家树加入中国***，成为睢县早期党员之一。12月，他送长子苗泽生、次子苗子丰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春，北伐军进军河南时，中共党员江道中到商丘一带执行任务，在商丘县西部郭村被一群土匪扣押，苗家树闻讯将江道中营救出来。后睢县的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苗家树与上级失去联系，他赴开封积极寻找上级组织。1930年，杞县***员吴芝圃与上级取得联系后，多次到苗家树处。苗家树把吴芝圃安排在平岗集山西商人开设的一家杂货铺里，以便开展工作，重建组织（《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3卷·人物·苗铁峰》）。同年8月，中共雎县委员会再度建立，苗家树长子苗泽生为书记。

“七七”事变后，苗家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把自己收买的十几支枪全部拿出来，支持苗泽生组织起一支80多人的抗日武装打击日伪（1989年版《睢县志·苗家林传》，该志将苗家树名字错记为苗家林）。1938年8月，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率部在睢县南马路口同日军激战牺牲后，苗家树赴现场将18名烈士遗体运至平岗，并发动群众捐献棺木，将他们安葬在平岗小学东侧广场上。1939年6月，苗家树去平岗赶集，走到惠济河大桥南端，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汉奸暗杀，时年59岁。2009年9月，苗家树被授予商丘市“3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苗泽生：参加北伐组织抗日情系民政

苗泽生，又名久润，苗家树的长子，1901年生。自幼勤学，青少年时代先后就读于睢县高等小学堂和淮阳第二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苗泽生正在省立淮阳第二师范上学，他积极参加罢课、游行示威。1926年冬天，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派于秀民到睢县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2月，于秀民派苗泽生等5名农运骨干，以武装农民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国共合作时期在武昌召开的河南省农民武装代表会议（1989年版《睢县志·人物·苗泽生》）。会上，他听了毛泽东等人的讲话。会后，苗泽生又被介绍到恽代英主办的军事政治训练班学习。其间，他还经常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听报告。1927年3月，苗泽生由郭景尧介绍加入了中国***。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在农讲所的苗泽生和二弟苗子丰当即报名参加北伐，被编入政治部特别政治大队，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同乘一辆装甲车到驻马店下车（《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第3卷·人物·苗泽生》）。他们肩负发动群众、做好侦察接应工作的任务，辗转回到睢县。到家后未及停留，苗家树即让兄弟俩去杜土楼一带找于秀民汇报工作，以便迎接北伐军、组织农民武装占领县城。苗泽生和队员们宣传发动，有效地配合北伐军开展了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苗泽生在家乡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1931年春，在吴芝圃的领导下，苗泽生与郭景尧、姜郎山重新组建中共睢县委员会，他任县委书记，曾领导全县教职员工向国民党教育当局进行索薪斗争。1932年秋，苗泽生和姜朗山被叛徒出卖，同时被捕。1937年年底，苗泽生获释后，在父亲的帮助下，组织抗日武装，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汉奸，先后两次袭击驻河堤岭日军、奔袭辛庄寨大土匪李朝建等。后来，苗泽生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先后编入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三支队、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苗泽生皆任中队长。在反扫荡的1940年，苗泽生任睢杞太农民自卫团团长，他带自卫团与睢杞太独立团经常配合行动，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起到主力部队左右手的作用。之后，任睢太大队大队长、中共蒙城县委直属书记兼秘书、睢太办事处主任等职。1943年再次被捕，脱逃后失掉党的关系。

1945年，党派苗泽生和李苏波到商丘做张岚峰的工作，规劝张岚峰站到人民一边。此后，他调至豫皖苏军区情报处和豫皖苏军区政治部，先后任情报处处长和军法科长。1948年经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批准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苗泽生先后在商丘、开封、周口等地负责民政工作，卓有成效地做了很多实事（《周口革命老区·苗泽生》）。1956年5月，苗泽生出席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接见。1985年离休后，为撰写党史、军史积极提供资料。1988年在商丘病故，归葬故里苗楼，省、市领导为其召开了追悼会，中央军委领导张震、王幼平等赠送敬挽和花圈。

苗九锐：投笔从戎从政基层驻外大使

苗九锐，苗家树的三子。1919年生，启蒙在苗楼，10岁进平岗，学习成绩突出。自幼受大哥苗泽生、二哥苗子丰影响，一心想当兵，在被济汴高中录取后，又悄悄报考了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终因父亲反对告吹。高中期间参加河南支持北京学生的“一二·九”运动。高中毕业，恰逢“七七事变”，他拟去北平考大学的愿望落空，只好返回家乡睢县。翌年春，到淮阳参加国共两党合办的特殊工作人员训练班。

1938年5月，苗九锐正式参加由***领导的睢县抗日游击队，属新四军序列。9月，西渡黄河，在西华县杜冈与彭雪枫、张震率领的东进支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先后任中队长、连长、营教导员（1989年版《睢县志·人物·苗九锐》）。新四军东渡黄河时，苗九锐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他从游击战到正规战，从小战斗到参加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进军大西南、解放西藏，在新四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服役20年，曾任中共睢县县委书记、睢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冀鲁豫军区豫东纵队团政委、第二野战军团政委，由连、营、团级升为副师级。后来为了支援西藏建设，他脱掉了军装，离开了人民解放军部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大学分校政治处主任、中共西藏工委秘书长、拉萨市市长、铜陵市市长（《中共睢县党史资料选编》第2册）。

1960年5月，苗九锐调外交部工作，历任部党委办公室主任、国内工作处处长、机关党委和监委书记等职。1971年9月被派往国外，先后任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总领事、中国驻乍得大使馆大使和驻喀麦隆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驻外大使苗久锐》，载《睢县文史资料》第5辑）。作为新中国驻卡拉奇第一任总领事，苗九锐对解决如何缩小中巴贸易差距、加强两国关系做出了贡献。在非洲任乍得大使，1978年他促成了乍得总统马鲁姆访华。李先念副总理与马会谈发表了联合公报。在任驻喀麦隆大使期内，中喀派团互访多次，喀民盟政治书记萨莱克访华，李先念副总理接见。中国派出代表团访喀更受到热情接待。他参与全过程陪同，促进中喀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1984年11月离任回国，喀麦隆保罗·比亚总统设宴为其饯行，并授予他“大将军”勋章。回国后，苗九锐离休，结束了连续13年的外交生涯。著有《忆往昔——苗九锐回忆录》。2012年4月，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