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先进哪些内容具体表现了孔子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

儒家的伦理传统在中国的传统里是最重要的一种传统，它是中国人典型的伦理学传统。孔子儒家开创了“内圣外王”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有别于孔子之前的以“儒”为职业的儒家，也有别于道家和佛家的伦理传统，更有别于西方伦理传统。孔子伦理 道德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尺度，以 “天地君亲师”为动力。其中，“仁”的内涵十 分丰富，从《论语》中“仁者爱人”、 “无求生 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言论可以看出， “仁” 是一种高尚的精神道德境界和宝贵的思想情操，也是一种个人对于他人及群体的价值取向，所以， “仁政”成为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模式，为政以德，取信于民，勤政爱民，节用恤民，与民共忧，等等，都可以说是施行仁政的最基本的要求。

孔子伦理思想源于远古氏族血缘宗亲观念,并从西周礼制和宗法观念中全面继承了三代的伦理遗产。孔子创立儒家伦理思想的目的是为其恢复三代政治理想和"克己复礼"服务的,也是为了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治理乱世的伦理约束机制。因之,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精神实质是"亲亲而尊尊","敬上而尊长"。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孝""悌""忠""信";其伦理思想的基本关系框架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孔子伦理思想的价值体系是从"亲亲"的目的出发,注重血缘关系和宗法礼制的传统原则,从维护"尊尊"的目的

"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德治也是孔孟儒学大力提倡的政治主张，后来儒家把这种德治思想进行了发挥与弘扬，对传统政治影响巨大。"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便是历代王朝政教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

下文为卫君翰所作，见地甚为透彻。

孔子的德治思想有以下几个重点来反映：

1德治并不排除法治。

子路篇：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媵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意思是贤人相继治理国事，也要到百年之后，才能感化残暴之人，达到废除刑罚的境界。换句话说，那百年之内当然还是须要刑罚的。

子路篇：…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指罪与刑必须适当，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既然如此，刑罚，而且是适当的刑罚，还是须要的。

尧曰篇…不教而杀谓之虐…。从另一角度来看，教而后杀就不算虐了。

里仁篇…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是说君子敬畏刑法，小人贪图利益。

宪问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如怨于社会国家时，若不以刑罚报之，何谓直？

2德治是主观的理想，还须其它很多客观的环境配合，才能达成。

2-1时间——德治的教化，是得花费相当时间的。同前例，子路篇：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善人为邦也要百年时间。同篇中：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意指如有圣人为天子，也要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使仁道行于天下。

2-2人民的生活情况——子路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和冉有一齐到了卫国，孔子见卫国人烟稠密，便说：这里人口真是众多啊！冉有问到：治理国家时，当人口多了以后，我们还能为他们作些什么呢？孔子说：改善大家的生活，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使人民的生活富裕之后，还能为他们再作些什么呢？孔子说：那就是要开始教育、教化他们的时候了。由此可知使人民丰衣足食，也是想要施行德治的基本条件之一。

2-3政治制度——德治和法治是指治国的方法，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制度则指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可采不同或相同的治国方法。

如前所述，德治的教化是得花费相当时间的。因此一个可长可久又稳定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须的。以孔子当时君主制度的背景而言，想想看善人为邦百年，那必定是要经由好几位贤人持续接力式的努力才能作到的。

综言之，孔子的德治思想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养民步骤 庶——＞富——＞教

治国方法 法治由重而轻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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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由轻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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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 长久稳定合理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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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特点是方便，收效快速；德治的优点则是：在早期可使法治的效果增加，中后期则可减少治国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民众理性且快乐。故孔子的德治思想在早期增加了法治的成份，在中后期则加重德治的份量，并慢慢将法治成份减到最低，最终的目的还是使民有耻且格。这也是义（宜）的表现之一吧！

义，"义者，宜也"（《中庸》），便是"适宜"的意思，后来则代指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尊循的最高原则和应当追求的最高道德；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这概念出现得很早。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

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对它进行了反复讨论。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有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思想。

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孔子一方面继承了春秋中期晋国大夫丕郑、里克的观点，也认为"义以生利"，所不同的是孔子强调行义要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认识到利益是使老百姓安定的重要因素，治国安民不能忽视利益的取得。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

一言以蔽，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义利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了。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道德取向。

尽人皆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去规范，也就是如何让它'理性'。而我们完全可以鉴借孔子的"重义轻利"来近行调节。

孔子的义利观显然是大题目，不才所学甚浅，故再引卫君翰兄一文，该文观点新颖，见地颇深，今摘录如下——

举一些论语中的例子，简要说明一下孔子思想中的义及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的主张非要怎样不可，也没有一定反对的事情，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

这章直接说明了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不是固定的，而是会改变的。

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闻义不能徒…是吾忧也。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是我害怕忧虑的啊。

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徒义…知道义了之后便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

以上这两章说明义由知而来，而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变化。

里仁篇，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一切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另解为自己心中容易产生怨恨）

宪问篇，子路问成人…见利思义…利益当前必须要想到义。（亦即义然后取）

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见有所得必须要想到义（亦即义然后取）

宪问篇，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公叔文子对于合于义的东西才拿取，所以别人不觉得他真的有拿取。孔子说：这样吗？真是这样吗？言下之意为孔子不太相信公叔文子已经真的做到此一境界了。

述而篇，子曰饭疏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经由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而言只像是天边的浮云一般。意为看看就算了，怎么也不可能会想要去拥有它的。

里仁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了解义，行事也以义为标准。小人了解利，所以行事易追逐利益。

卫灵公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但不至于像小人一样，一旦穷了就放滥横行。意为君子重义，不像小人一般因穷困便无所不取。

以上七章说明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子路篇，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不要只注意小利，只追逐小利就难成大事。意为不因取小利而失大事能带来的大利，这是义。

泰伯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天下有道，就应该表现自己的才能（是义）；天下无道，就应该隐藏起来（是义）。在有道的国家里，贫穷且地位低下是一种耻辱（也是义）；但是在无道的国家里，大富大贵也是耻辱的啊（还是义）。此章充分点出君子应该要能掌握义的原则来决定个人的进退，而非一昧地追逐富贵及利益。请注意孔子并未指出隐之后要作什么，至少他自己就不是单纯的隐居起来，因此这里也还隐藏了一个义。

宪问篇，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原思问孔子何谓耻？孔子回答：在有道的国家里为官领俸，在无道的国家里也还是为官领俸，就是耻了。此章指出在有道的国家里为官领俸是无可厚非的（是义）；但要是国家无道，为官者必须尽全力改变形势，期使无道转回有道（也是义）；如果实在无力回天，则不应继续为官领俸了（还是义）。否则就是耻辱了。

卫灵公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国家有道时出仕为官，国家无道便引退而隐居起来。

先进篇，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所谓的大臣，应该是能以正道辅佐君主（这是义），若发现无法做到这个境界，就应该请辞（这也是义）。

季氏篇，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在职位上必须全力以赴，如果实在做不到就应该请辞。

以上六章说明现实生活中义与利的配合。基于以上的观察、了解，应有下列四点结论：

1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改变的。

2须由知来得到义，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改变。

3合于义的利一定当取，但不合于义的利虽贫不取。

4义和利之间并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义乃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义对利而言，是衡量在这个时间点上，应不应该取这样的利的标准。二者是根本无法比较的。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实现的基本方式即基本手段是礼，而德则是标准，即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孔子提出了最基本的三个标准即忠（君）、义（一般的平等关系之间所遵循）、孝（伦理）------以上纯属个人理解

一、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礼，也就是西周确立的等级名分制度，即“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孔子崇拜周礼，并不是崇拜周礼的外在形式，而是崇拜周礼的伦理精神。在孔子看来，一个知礼明礼的人，必然是信守伦理精神的人。信守伦理精神，遵循“孝悌”原则，“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 学而》）孔子不但崇拜西周礼制的宗法伦理精神，而且还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儒家主流思想，并为之充实了许多新的精神内容。

1、孔子认为伦理精神的生长，要通过“教化”来实现，教化能使人掌握并运用这种传统伦理精神和原则，并能唤起人们的良知和善性，进而达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 学而》）的崇高境界。

2、孔子认为伦理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仁”。这是孔子对西周以来传统伦理学说的最大发展和贡献。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孝悌”“忠怒”为仁，可见“仁”是孔子伦理精神的最高范畴。孔子“仁”的思想包含了其所有伦理思想的内容，但是，仁又不只代表孔子的伦理思想，它还具有着更为广泛的含义和精神，伦理之“仁”仅是其“仁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孔子虽然重视传统伦理精神，旦又不否定传统的宗法制度和礼仪形式，而是通过强调其精神思想来强化和巩固宗法制度与西周礼制的社会政治地位。这种强化过程首先从个体开始，而不针对任何群体。孔子认为通过“克己”、“自讼”、“自省”、“修己安人”等一系列道德教条就可以塑造初大批具有“君子”人格的社会群体，就可以实现“复礼”的目的。这是孔子对西周宗法伦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和推进。

二、简介：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二、全球伦理

　　基督教著名自由思想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又译汉斯·昆）提出全球伦理构想，并倡言：“没有世界伦理，则人类无法生存。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则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则没有宗教和平”[1]。1993年，当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和孔汉思分别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以及“全球伦理宣言”之后，前者有“文明对话论”予以回应，后者则开展出宗教学研究中“宗教对话”的急迫性，由此可见“全球伦理”于当今文化思潮的重要。本节从缘起、要旨特色以及具体内容等方面依序简介全球伦理的思想。

　　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高举理性为榜样，视历史进步为当然，理性、历史、民主、科学不但是积极、现代的象征，更是乐观、进步的代名词。不过，自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时代的演进，理性却突显出其妖魔化的一面，因着战争核武、经济科技、生态环保以及民主体制等等方面所带来的严重负面效应，全球危机不断扩大，现代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孔汉思将之归纳为四个方面：

　　空有科学，却无智慧来预防科学研究被误用；空有技术，却无宗教力量让高效能的大型科技不可预知的危险受控制；空有工业，却无环保来抵御持续扩张的经济；空有民主，却无道德来制衡有权势的个人和团体巨大的利益。[2]

　　这现代性的危机正是全球伦理缘起的最重要原因。由于当代从经济生态乃至工业技术所产生的种种负面现象，已经不仅仅是其内部问题，根本上却是政治、道德的败坏所致。因此，“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伦理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这个世界上不再存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甚而互相斗争的伦理学地带，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才有一个生存的机会”[3]。时势所趋，孔汉思着手起草“全球伦理宣言”，于19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中提出，并获得了参加会议的六千五百位宗教界人士大多数的签署认同。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成立“普遍伦理计划”，扩大层面，从国际政治、宗教文化、商业经济等方向持续推动全球伦理的理念[4]。

　　缘起既明，全球伦理的要旨又为何？本质上来说，全球伦理并非新兴的意识形态，不是超越所有宗教的统一教，也不是所有宗教的混合体，其提出之意义更不在于取代各宗教的传统伦理，反之，全球伦理只是全体人类得以生存的最基本价值标准，其要旨不外乎为“一种基本共识，对于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改变的准绳以及个人态度的基本共识”[5]。若缺乏这种共识，我们的社会迟早都会陷入混乱，为独裁所宰制，人类因此必将步入绝望之境。

　　至于全球伦理基本共识的特色则与“心灵”和“宗教”有关。消极地说，全球伦理要求不重复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内容，不要政治性的声明，不要对行为是非的道德说教，不是哲学性的论说，也不要狂热的宗教文告。不过，从积极面而言，全球伦理除了必须能获得共识、具自我批判的精神、与现实相关、明了易懂之外，还必须渗透到一个较深的伦理层面，即“不管伦理在特定范畴的后果如何，伦理主要是关注人的内在领域，良心的层面，是关于‘心’的，而不是直接显露于政治权力所施行的制约”[6]。其次，全球伦理的积极意义更表现在必须具有宗教性的根基之上：“我们肯定在各宗教的教导中，可以找出核心价值的共通点，而这些共通点就是全球伦理的根基”[7]。顺此，孔汉思在考察世界各大宗教教义之后，得到了六项共通的伦理特点，分别是“人的利益”、“基本人性的原则”、“理智的中庸之道”、“金科玉律”、“符合道德的动机”以及“思想境界与确定目标”[8]。而若从“人性”和“金律”的共通点发挥，即开展出了全球伦理的具体内容。

　　全球伦理的基点是本于人性的尊严，“面对全人类，我们宗教和道德的信念要求每一个人都应受到人道的对待”[9]。由于伦理乃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关系，然在现今，一如往昔，世界上无数的男女仍受到非人性的对待，其生存的机会和自由被剥削，其尊严被践踏，因此，以人道为本共处共存成为全球伦理最基本的要求。从这种对尊重人道最起码的要求出发，在世界各大宗教文明之中，都可以归纳出并发现到一处全然相同的共鸣点，这就是称之为“金科玉律”（Golden Rule）的伦理条目，以儒家传统而言，即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类金律“不仅是有前提的、有限的，而且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无条件的准则；一种面临极其复杂的境况时完全可以实施的东西”[10]。此类金律成为了全球伦理不变价值的一项最普遍的原则。进而言之，从这金律为起点，又可以衍生出指导人类具体行为的四项实践准绳，用孔汉思自己的语言加以描述，即是：

　　一、对于非暴力文化与尊重生命的许诺；

　　二、对于团结文化与公正经济秩序的许诺；

　　三、对于包容文化和真诚生活的许诺；

　　四、对于平等权利文化和男女伙伴关系的许诺。[10]

　　显而易见的，这四条内容都是各大宗教和文明共通持有的基本道德戒律，传统而言分别即是“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和“不邪*”，以儒家的观念来说，则代表了“仁、义、信、礼”等伦理规范。这四项应用现代语言加以描述的实践准绳便是全球伦理的具体内容。从这四个角度来观察，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的重重危机，不论是国际政治的冲突、经济利益的不均、社会价值的崩溃，乃至人性良心的沦丧，都不出“杀、盗、*、妄”四重范围，这表示人类生存的种种负面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另一方面，由于这四项实践原理皆为各大宗教文明共通的道德资源，这使得以此四项原则为具体内容的全球伦理，确确实实具备了普世依循、四海皆准的价值和意义，足以成为全人类行为与处事的有效规范。

　　由上可知，全球伦理的实质及其在当代的必要性，主因在于“没有世界伦理，则人类无法生存”。犹如一个家庭没有伦理，则无法和乐相处，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基本的伦理共识，社会秩序结构势将逐渐败坏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