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化理论与近年汉语语法化研究进展 汉语语法基础知识

　　语法化理论是对语言演变现象的研究，语法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语义、语用变化。语法化的研究对象从最初的词向句子、篇章拓展，同时，语法化机制主要包括语义演变机制和句法演变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化研究在四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即历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语法化与语言类型学研究相结合，普通话与方言语法化研究相结合的思路以及语义地图模型的运用，但是，汉语语法化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系统性不强和理论研究滞后等问题仍值得关注。

[关键词]语法化；语法化机制；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219－05

曹爽(1977－)，女，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河南焦作　454000)

语法化研究是当前国内外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语法化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语法化”一词是1912年由法国语言学家梅耶最早提出的，但中国传统语言学在此之前已有了语法化研究的传统，元代的周伯琦在《六书正藕》中说“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体现了朴素的语法化思想。沈家煊的《“语法化”研究纵观》开始将语法化理论引入中国，此后，刘坚、文旭等相继发表文章介绍国外语法化理论的相关成果。随着语法化理论的引进和发展，近年来，语法化及相关问题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总结语法化研究的成就和经验，分析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将进一步推动汉语语法化研究发展。本文选取和汉语语法化研究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梳理。

一、语法化的本质和研究对象

(一)什么是语法化

最早提出“语法化”术语的梅耶指出：“语法化指语言中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他将语法化看成是一个历时的过程或现象，后来的许多关于语法化的讨论都是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展开的。如Kurylowicz提出：“语法化指词汇语素演变为语法语素，或从较低的语法地位跃进到较高的语法地位(即从派生构词成分变为屈折构形成分)的过程。在分析语中，主要指实词／语素虚化以及虚词／语素变得更虚。”这个定义将虚词／语素更虚列入语法化，扩展了梅耶的语法化内容，也更加准确，被誉为“迄今为止，最经典的定义”。

国内的沈家煊、江蓝生、吴福祥也均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沈家煊将“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视为语法化；江蓝生认为：语法化包含“词汇的虚化和短语的词汇化”；吴福祥认为：“典型的语法化现象是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语或结构式变成无实在意义、仅表语法功能的语法成分，或者一个不太虚的语法成分变成更虚的语法成分”。以上有关语法化的阐释，表述虽有差异，但他们都认为语法化属于语言的历时演变过程。当然也有从其他角度阐释语法化的，如Levinson以共时的角度指出：“语法化是在语言的词汇、词法／句法、语音等方面用编码来区分语义”。Hyman从语用的角度认为：语法化是“语用结构经过约定俗成变为语法的过程”。

在这三类定义中，目前通行的是历时角度的阐述，共时和语用角度的解读并不被广泛使用。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在语法化这一概念中，学界的认识主要有：从历时的角度看，语法化是一种历时变化过程；从共时的角度看，语法化是语言演变的一种现象或结果。实际上，语法化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历时发展过程，研究语法化应该将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

在语法化的演变过程中，词义首先要发生变化，即词汇意义、语法意义的虚化和淡化，而这种意义的变化需要一个具体的上下文和结构来支持。因此，语法化实际上就是把那些表达具体意义的语言形式拿来，在特定的语境中用于表达语法意义。也就是说，语法化本质上是一种语义一语用变化。

(二)语法化的研究对象

由上面的术语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语法化的研究对象这一问题，学界的共识是实词虚化、虚词更虚是典型的语法化现象。随着语法化研究的深入，语法化的研究对象也在不断扩展。说到语法化的研究对象，就不能不提到词汇化。词汇化现象也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关于“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即一种观点认为词汇化是语法化的反例、逆过程，因此，词汇化不属于语法化，如Ramat、李健雪等。另一种观点则与此相反，认为“不能将词汇化狭隘地理解为完全是语法化过程的一种逆过程”。江蓝生、刘丹青等都把词汇化作为语法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笔者认为：语言的演变既有语法化又有词汇化，汉语中的短语、词组等句法结构经过长时间的频繁使用，在逐渐凝固为词的过程中，不仅其原有的词义发生了偏离，而且凝固的过程中也需要一定的语境制约，实质上也是一种语义一语用变化过程，因此，词汇化也是语法化的一部分，语法化的研究中应包含词汇化。

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语法化的研究范围更是打破了词的层面，句子、语篇、语用，甚至典型的概念结构、事件结构等的语法化演变都成了语法化的研究内容。笔者认为：虽然词汇的语法化，即实词虚化、虚词更虚是典型的语法化现象，但是，语法化研究并不仅限于此，除了词汇语法化以外，语法化现象还应该包括句式结构、语用结构等的语法化。

二、语法化的机制

所谓语法化的机制是指促成语法化的原因和条件，语法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多年来，语言学界对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Hopper等学者认为：语法化产生的机制主要是重新分析和类推。Bernd等学者认为：语言的语法化涉及四个相互联系的机制，即去语义化，语义内容的流失；扩展，用于新的语境；去范畴化，其源头形式的形态句法特征的丧失，包括独立的词的地位的丧失(附着化、词缀化)；语音减损。Bybee指出：虚化的机制有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

国内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基于汉语实际，提出汉语语法化过程中的机制和因素。刘坚等提出词汇语法化有四个重要因素：词义变化、句法位置改变、重新分析、语境影响。张谊生认为：汉语副词虚化的机制包含结构形式、语义变化、表达方式、认知心理。刘丹青提出了语法化进程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现象。

同期待汉语答案

虽然知道问的是汉语 但是因为正好在复习这个的英语所以贴一下:

6“语言”与“言语”的联系与区别。

Langue & Parole

(by De Saussure)

Langue: the linguistic competence of the speakers (the abstract linguistic system shared by all members of the speech community) Social; Essential

Parole:the actual phenomena or data of linguistics (the realization of langue in actual use) Individual; Accessory /Accidental)

For de Saussure, Langue is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in linguistics

11、同化

Assimilation: a process by which one sound takes on some or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neighboring sound

Regressive assimilation（逆同化）

Progressive assimilation（顺同化）

概数助词“来”的语法化演变动因与机制探析

我们发现，概数词“来”语法化的动因主要是语言接触和频率效应与重复，其语法化的机制包括隐喻与转喻以及竞争机制。以下是我JL为大家分享的关于概数助词“来”的语法化演变动因与机制之论文范文。

摘　要：“来”是现代汉语中的基本词汇，使用频率很高，用法错综复杂。本文基于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对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概数助词“来”的形成和发展状况进行分析，通过数据统计和语料分析的方式寻找其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本文对概数助词“来”的深入挖掘，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概数助词产生条件和发展的认识，也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概数词语教学提供一些依据与思路。

　关键词：来 语法化 动因 机制

　一、引言

前人时贤对“来”的语法化做了较多的研究。如吕叔湘(1957)认为概数词“来”最早应该产生于“以来”。太田辰夫(1987)认为“来”至唐代不仅可以表示位置上的靠近，也可以表示心理上的。曹广顺(1995)、江蓝生(1995)、蒋冀骋和吴福祥(1997)讨论了助词“来”和事态助词与动态助词“来”的语法化轨迹。王国栓(2003)对比了“来”和“去”的语法化脉络。石毓智(2003)认为动趋短语受双音节化趋势、共现频率、紧邻句法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我们认为现有研究多从起源的角度探讨动趋式结构的语法化，对概述助词“来”的语法化路径和动因研究还有所欠缺。本文基于北大古代汉语语料库，针对概数词“来”的形成与发展系统探讨其语法化演变动因与机制。

　二、概数词“来”的形成与发展

(一)概数词“来”的形成过程

学界一般认为概数词“来”源自“以(已)来”(吕叔湘，1957;太田辰夫，1958;江蓝生，1984)。我们通过语料库调查发现：先秦时期，“来”作为时间方位词多出现在“以(己)来”中，且前多用“从、自”加以辅助，表示从一个时间点开始的一段时间。放于小句句末，不同于“来年、来岁”等。如：

(1)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十诸侯，自斗伯比以来，未之失也。(《国语卷十八·楚语下》)

在汉代以后的文本中，“以来”表现出两种趋势：一是“以来”的使用频率增加;二是“介词……以来”使用频率降低，可以单独使用“时间+以来”表示一段时间，这就为后来概数词的产生提供了结构上的条件。由“以来”可以省略为“来”，最早可见于南北朝，至唐五代已经变为普遍现象，与“以来”共用。如：

(2)小人母年华百岁，包疾来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世说新语·术解》)

(3)是知虑之与伏，古来通字，误以为宓，较可知矣。(《颜氏家训》)

(4)妾见厅前枯井，三二年来无水。(《敦煌变文选》)

以上“来”都可译为“以来”，这是“来”虚化为概数词比较关键的一步。至唐代，“以(已)来”的`使用范围扩大，不再单指时间段。

(5)远公也不归旧寺，相去十里已来，于一峻岭上，权时结一草庵。(《敦煌变文选·惠远外传》)

例(5)中的“已来”表示区域、地方范围;例(6)中的“以来”指人或事物，表示人或事物的范围。可见“以来”的应用范围扩大，可以表示时间、地点、人物等。

在中古汉语中，概数词“来”有六种组合位置：“数词+来”“数词+量词+来”“数词+来+量词”“数词+量词+来+名词”“数词+量词+来+形容词”“数词十来+名词”。在近代汉语前期，概数词“来”的位置还没有确定，除了“数+来+量”自使用之初数词为十以上以外，其他格式对前面数量词并没有要求。

唐以前，概数词有“许、约、余”以及用数词相连表示一个约数。而自概数词“来”产生后，与“许”有共同的语法功能，《行记》中“许”的用例多于“来”，表明“来”正在兴起。宋以后，助词“许”逐渐衰落，“来”便逐渐取代了“许”，成为近代汉语中常用的一个概数词。

在语义上，余光中(1999)认为“来”表示“多”。《入行记》：“骑马军二百来，步军六百来想计骑步合千人。”只有“来”表示“多”，才可以理解“合千人”。江蓝生(1984)认为，概数词“来”在近代汉语里最初只表示不超过某个数。《洛阳花木记·说郭》：“每株上只留花头四枝已来，余者皆可截”，先限制所留为“四枝”之内。

可以看出，“以来”是表示某个范围以内，所表范围向一端延伸。同“以来”具有同样语义功能的“来”也表示某个范围以内。后因“来”的使用逐渐代替了“许”，“来”开始附加了“许”的语义，从原来只向一端发展变为向两端扩展，开始表示“左右”义，可兼表示略多或略少，这是“兼并”了“许”的原因。

由此可解释现代汉语中对“来”理解的分歧原因。有些地区使用的“来”认为是“少”，有些地区认为是“多”，有些地区认为是“左右”。这些分歧源于近代汉语中“来”在各地方言中的虚化程度不同。

(二)概数词“来”在近代后期的发展变化

近代后期，概数词“来”在句法位置和句式的选择上都有了很大发展。首先，句法位置逐渐确定。“数词+来”“数词+量词+来”存活的时间并不长。宋以后，“来”同“以来”分工明确，除了可以共同表示一个时间段，如“几年来”以外，表示概数的带有“来”字的词组必须让名词或量词煞尾，不能把“来”放在最后。如：

(7)两个同伴多不上二十来年纪，他们多不是清白之人。(《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

(8)我自出家来，与人写经写疏，得人衬儿，积有百来金。(同上)

在近代汉语中，“数+名”格式，如“三百金”是成立的，因此在加入概数词“来”以后也依然成立，但是随着汉语量词的发展，数词直接与中心语搭配的情况减少。清代文学中，我们已经难见到这种格式。至清末，概数词“来”的使用在句法位置上逐步稳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清代文学作品中，“数+来+名”结构对后面名词已经有了限定。在表示概数时，“来”后的名词仅限于“人”和表示时间的“天、年”。如：

(9)平儿采了一枝芍药，大家约二十来人传花为令，热闹了一回。(《红楼梦》第六十三回)

(10)不到十来天工夫，他便接连着奉了两个札子，……(《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回)

近代初期的汉语中，除了“数+来+量”格式以外，其他格式中的数词可以是个位数、多位数、末尾为零或者不为零，即对数词并没有限制。下面仅对近代汉语中稳定后的句式结构进行考察。

(11)十五来年，你偷我二百七十贯钱。(《警世通言·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12)邓门上一见雕镂精工，爱不释手，登一登分两，有二十来两重。(《文明小史》)

(13)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4)此处安设有铜铁栅栏，栏栅的柱子是四方的，有一尺来宽，一尺来厚，……(《三侠剑》)

(15)老英雄进城找个清静地方，候至二更来天，绕到府狱东墙外。(《三侠剑》)

例(11)～(15)是概数词“来”的五种搭配：“数十来+量”“数+来+量+形”“数+来+量+名”“数+量+来+形”“数+量+来+名”。例(11)不同于现代汉语，数词可以是尾数不为零的数字，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还存在，但使用并不广泛。

例(13)中，“来”前面的概数数词不再像唐五代时期由两个相邻数字组成，而只有“百十”这一个形式，其他词不再使用。十以内的数词选择使用“数词+量词+来+名词”和“数词+量词+来+形容词”的格式，因此可以推断，至清时，概数词“来”的句式对数词有了要求。

　三、“来”的语法化动因与机制

上文对“来”在各个时期的语法现象进行了分析，下文将对其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及机制做探索。

(一)“来”的语法化动因

语言的变化有两个因素：语言的外部与内部环境。针对“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外部的语言接触和内部的高频重复两方面。

语言接触是社会语言学的概念，包括语言与语言之间以及语言内部的接触，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它是丰富语言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来”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受到民族融合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征战，人口流动较大，伴随而来的是语言的融合。“来”在这一时期表现十分活跃，趋向补语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并为其他词性与用法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朝大一统，思想文化开放，全国范围的文化交流频繁，“来”作为概数词至迟在唐朝已确定形成。

再来看高频重复动因。Haspelmath(2001)认为：“一个语法化的候选者相对于其他参与竞争的候选者使用频率越高，那么他发生语法化的可能性越大。”Bybee(1994)也强调语法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重复，促使一个词语语法化进程的必要条件是它具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来”是汉语中的基本词汇，使用频率很高，而高频功能往往成为语法化的始源。

(二)“来”的语法化机制

“来”的语法化过程主要包括隐转喻和竞争两种机制。语法化中的重新分析与类推主要是通过隐转喻实现。以概数助词“来”的形成为例。从“不速之客来”到“两千来年”是一个隐喻引申的结构，但是看不到两个“来”之间的诱导关系，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有连续体的，通过中介转喻实现虚化，即“来”通过中间连续体的过渡实现了从动词向概数词的变化。

竞争机制指“来”与其他具有同一功能的词之间的竞争，与之竞争的词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一般情况下受到使用频率的影响。概数词“来”战胜其他词，巩固自己的用法。概数词“来”经历了“以来”到“以来”与“来”同用到“来”的竞争过程，并最终代替“以来”成为用法较为稳定的概数词”来”。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概数助词“来”的形成和发展，基于数据统计和语料分析探讨了“来”的语法化动因与机制。我们发现，概数词“来”语法化的动因主要是语言接触和频率效应与重复，其语法化的机制包括隐喻与转喻以及竞争机制。“来”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来”具有多种语法意义，其中本文所探讨的概数助词“来”已经与“来”的基本义相去甚远，但不同语义的“来”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来”的功能和意义都存在由实变虚的语法化过程并在其语法化过程中呈现出单向性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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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e，Aspect，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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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4]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5]江蓝生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A]近代汉语探源[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靳丹丹，曾晓舸现代汉语中“来、多”表概数用法的比较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2012，(6)

[7]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吕叔湘再说“来”以及“多”“半”[J]中国语文，1957，(9)

[9]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

[11]石毓智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7

[13]王寅，严辰松语法化的特征、动因和机制——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语法化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4)

[14]吴福祥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1)

[15]邢福义事实终判：“来”字概数结构形义辨证[J]语言研究，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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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结构层面。类比推理亦称“类推”。推理的一种形式。根据两个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或相似，通过比较而推断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的推理过程。类推和结构的重新分析语法化属于语法结构层面，它是从观察个别现象开始的，因而近似归纳推理。它又不是由特殊到一般，而是由特殊到特殊，因而又不同于归纳推理。分完全类推和不完全类推两种形式。

语言的起源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各种的假设都没有实证做辅佐，相关的发展也没有直接的历史痕迹。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语言起源问题居然成为哲学和宗教学探究的热门课题。为了使“语言的起源和演化问题”消失，一些进化论者选择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巴黎语言学协会于1866年发布禁令，要求停止任何与语言起源和演化有关的讨论。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难度。从上世纪30年代起，考古学家、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等，开始进入语言学家们放弃的学术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具有科学意义的进展。事实上，即使在21世纪，语言的起源仍然是进化理论中最重要的障碍之一。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对语言的起源兴趣浓厚，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语言的起源是迄今为止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关于语言在何时何地起源有很多假设，这些假设的数量几乎与此领域中学者的数量一样多。另外，语言起源的其他学说包括神授说、手势说、感叹说、摹声说、劳动说、契约说、突变说、渐变说、本能说等依然是“空中楼阁”，探究简直“原地踏步”，完全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语言是人类社会中功能强大的一种技能，通过一些特定的编码符号，将你的想法传达给他人，同时通过这种编码符号了解别人的想法。语言还是连结和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信息的强大工具，还可以通过语言，将各种想法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通过语言来实施某些行动，说服、诱导甚至是欺骗他人。如今，全世界这种特定编码的语言大约有7000多种。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都有语言的存在，所有的语言都拥有全方位沟通人类经验和体验的功能，没有哪一种语言比任何其他语言“更好”或“更优越”。研究人类进化的科学家认为，20万年前，当现代智人在非洲崛起时，可能已经有语言存在了。不过，人类语言是如何演化成7000多种语言的，这一直是个谜团。

直到最近100多年，由于现代科学的兴起，语言学才被用来与其他学科进行类比分析，但有关语言起源的种种假设却总是扑朔迷离。而近年来，分子人类学者们有关人群迁徙和分化的分析，似乎正在接近这个谜底的答案。单一生成也是母语理论支持者的偏好，与非洲之外的理论相关。基于今天所说的大量语言以及早期祖先的位置多样性，多元理论家反对这种单一的起源。由于学者尚未提供第一个口语单词的具体证据，因此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哪种理论是正确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支持起了“非洲单一起源说”，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将人类的起源看做是一部上古时期的《出非洲记》。通过基因研究以及统计分析，科学家们认为绝大部分非洲之外的现代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非洲。据说大约在5万年前，人类生活的地点集中在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离开了非洲，漂洋过海，来到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形成了现在的人类分布体系。如果人类的起源在非洲，那么人类语言的起点很可能也在非洲。在到达世界各地之后，人们根据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的变化，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语言。

前不久，新西兰心理学家昆廷·阿特金森博士研究称，人类语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西南部地区，时间大约在15万年前洞穴艺术开始阶段。这种判断的依据是非洲各地方言往往含有的音素较多，而南美洲和太平洋热带岛屿上的语言所含音素较少；一些非洲方言音素超过100个，而夏威夷当地土语音素仅13个，英语的音素46个。阿特金森博士认为，一种语言离非洲越远，它所使用的音素就越少。

中国科学家周海中教授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曾经指出：解决语言演化问题的难度不亚于破解物种演化之谜的难度；语言演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自然现象，还是人类心智发展和历史文化演变的结果；由于语言的起源与变化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外界的影响，从而增加了语言演化问题的复杂性。周海中教授的这一学术观点道出了语言演化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为广大语言探索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迪。

言语（Speech）是人类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沟通方式，所以理解言语的起源能引发对语言更深刻的认识。近60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由于喉头的下降而导致的声道延长是言语出现的第一步。由于这一特征在解剖学上被认为是现代智人所独有的，该理论将语言的发展限制在过去20万年。但有一研究团队最近证明，至少在2000万年前，早期人类就可以发出对比元音，作为言语的基础。该团队主要研究者、法国科学家路易斯·波伊博士表示，语言是一种神秘的特性，是人类物种的基本特征和独特之处；了解它在进化过程中是如何出现的，与了解我们这个物种如何出现以及世界的起源一样重要。

语言的起源与演化谜题至今尚未破解，仍属于科学上的千古之谜；哲学与宗教学都可以直接以猜想言之凿凿，但科学需要证据，可惜我们尚未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语言到底是如何起源又如何演化的，当然追求未知谜题的过程才是人类文明得以进化的根本，而对语言谜题的探索同时也可能有助于认识人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