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皇帝列表（李家历史上有58人当过皇帝）

根据《中华姓氏通史李姓》和正、野史记载，在中国历史上有李氏称帝王者共计58人，雄居百家姓氏之首。 李氏王朝与四邻各国交住的历史见证建立的政权，它们是大成、西凉、凉、吴、魏、唐、楚、后唐、南唐、大蜀、西夏和大顺等大小政权。这些政权的建立与兴衰，都给中国历史的进程，增加了无比丰富而生动的多姿多彩的一页，给后人留下许许多多的千古绝唱。本版曾翻阅并收集了李氏十二政权的一些资料，准备陆续上传，以供李氏宗亲尝阅，并为李氏寻根问祖提供一些历史线索。当然，这些史料均属粗线条，诚恳期望李氏专家、学者、贤士及读者为本版上传的资料，给予斧正和补充，使其李氏各代王朝史料更加丰富完整。

李氏第一政权——淮南王李

李宪 （？－30年），中国农民起义首领，新朝、东汉初期武将。豫州颖川郡许昌县人。新末后汉初群雄之一，自称淮南天子。

新朝王莽时代，李宪为卢江郡属令（相当于都尉）。王莽统治末期，江贼王州公军势10数万，王莽任命李宪为偏将军讨伐，李宪击破王州公。更始元年（23年），新朝灭亡，李宪割据卢江，自称淮南王。建武3年（27年），李宪自称天子，置公卿百官，支配下9城，拥10数万军势。建武4年（28年）秋，汉光武帝刘秀亲征寿春（九江郡），派遣扬武将军马成讨伐李宪，包围他的驻地舒城（卢江郡）。围城战持续1年以上，建武6年（30年）正月，舒城陷落。李宪逃走，途中被部下帛意所杀。李宪一族，悉被诛杀。

《后汉书卷十二 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李宪者，颍川许昌人也。王莽时为庐江属令。莽末，江贼王州公等起众十余万，攻掠郡县，莽以宪为偏将军、庐江连率，击破州公。莽败，宪据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称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为天子，置公卿百官，拥九城，众十余万。 四年秋，光武幸寿春，遣扬武将军马成等击宪，围舒。至六年正月，拔之。宪亡走，其军士帛意，追斩宪而降，宪妻子皆伏诛。封帛意渔侯。 后宪余党淳於临等犹聚众数千人，屯灊山，攻杀安风令。杨州牧欧阳歙遣兵不能克，帝议欲讨之。庐江人陈众为从事，白歙请得喻降临；于是乘单车，驾白马，往说而降之。灊山人共生为立祠，号“白马陈从事”云。”

大成国---李特

(五胡十六国之一)

大成国，又称成汉（306～347）。两晋之际的五胡十六国之一。巴賨贵族李雄所建，李雄是巴氐族人。都成都，盛时有今四川东部和云南、贵州的各一部分。历五主，共四十四年。

西晋末年，秦、雍二州连年荒旱，略阳、天水等六郡賨人和汉人等不得不流徙至梁、益地区就食。他们入蜀后，由于地方官吏的贪暴和政府限期迫令流民还乡，流民领袖、略阳賨人李特等利用流民的怨怒，于301年在绵竹(今四川 德阳北）聚众起义。李特及其弟李流死后，特子李雄继领部众，攻下成都，据有益州。304年李雄称成都王，306年改称皇帝，国号大成，都成都。334年雄病死。兄子李班继位。同年雄子李期杀班自立。338年特弟李骧之子李寿杀期自立，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343年寿死，子李势继位。347年东晋桓温伐蜀，李势兵败出降，成汉亡。

298年，略阳、天水等6郡流民数万家十余万口，过汉中转入益州就食。益州刺史罗尚逼迫在益流民限期出境，官吏趁机劫掠流民财物，激起流民反抗。流民拥cong（阴平，“宗”下加“贝”）人李特为首领，设立大营，聚集20,000余众。李特和弟李流自称大将军，部众皆各封以官号。302年李特克雒城，次年击破郫江防线，蜀郡太守举少城降。罗尚联络诸村堡攻流民军，李特阵亡。

李特死后，其子李雄领导流民军继续作战，控制了成都以北大片土地。303-12月，李雄率军攻入成都大城。304-1 0月，流民拥李雄称成都王。306-6月，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史称“成汉”。成汉开疆拓土，疆域东到建平（今湖北境），北到汉中、仇池（陕、甘南部），西到汉嘉（今天全）、沈黎（今汉源），南到宁州（今云南省境）。李雄在境内广设郡县，为政宽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经济有所发展，百姓富实，西蜀出现当时南、北方不曾有的太平局面。334年雄病死，兄子李班继位。同年雄子李期杀班自立。335年，李雄死，子、侄争夺帝位，以兵戎相见。338年，李寿夺取政权，改国号汉，年号汉兴。李寿死，李势继位。其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加之僚人反抗和遭受天灾，成汉国势日蹙。343年寿死，子李势继位。346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次年3月克成都，李势逃至晋寿（今广元市）而降

李雄统治时，战事稀少，政刑宽和。赋税也较轻，男丁每年纳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数丈，绵数两。这是成汉全盛时期。李雄死后，宗室间为争夺帝位不断发生内乱，安定局面破坏。李寿父子统治时务为奢侈，大兴土木，滥施*威，致使上下离心，百姓不满，在东晋进攻下迅速灭亡。

在巴賨李氏和六郡大姓领导下，秦雍六郡流民起义演变成为外来大族与土著大族的斗争。外来大族一度势危，由于涪陵大族徐举和青城范长生的归附，才转危为安，建立起成汉政权。李雄称王后，拜范长生为丞相，尊称“范贤”；称帝后，加为天地大师，封西山侯。通过对范长生的优待尊重和对部曲制的承认，两类大族相互妥协，形成联合统治，同时，巴賨贵族间也推行了部曲制。李雄统治时，战事稀少，政刑宽和，赋税也较轻。李雄死后，宗室间为争夺帝位不断发生内乱，安定局面破坏。李寿父子统治时务为奢侈，大兴土木，滥施*威，致使上下离心，百姓不满，在东晋进攻下迅速灭亡。

东晋永和二年(成汉嘉宁元年，346年)十一月至三年三月，东晋安西将军 桓温率军西征，克成都(今属四川)，灭成汉的战争。

东晋建元元年(成汉汉兴六年，343年)八月，李势继成汉主位，骄奢*逸，不理政事，刑法苛滥，加以饥荒，国势更加衰落。永和二年十一月，东晋安西将军 桓温用江夏相袁乔“宜先攻弱”之策，乘机率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司马无忌攻成汉，并使袁乔率2000人为前锋。次年二月，桓温水军至青衣(今四川 青衣江)。李势命右卫将军李福、镇南将军李权、前将军昝坚率大军自山阳(今四川双流东南)赴合水(今彭山双江镇)阻拒晋军。诸将欲在江南(今双江镇以北、府河以西之牧马山区。古人以大江为东流，故以大江之西为“江南”)设伏以待晋军，但昝坚不听，率军从江北鸳鸯琦(今双流镇西北，岷江东北岸)渡江向犍为(今彭山西北，岷江之西)开进。桓温军避开犍为郡城及武阳城(今双江镇北)，间道直指成都南面之白家场、石羊场。昝坚军正好与晋军异途。三月，桓温攻下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南，岷江东岸)，以参军孙盛、周楚率老弱残兵留守辎重，自率步兵轻装向成都进军。李福、李权等回军，李福攻彭模，被孙盛等阻拒，李福败后退走。桓温进军途中与李权相遇，三战三胜，成汉军败退成都。昝坚军在犍为未遇晋军，便从沙头津(今新津南，彭山县北岷江边)渡江还军，待赶到晋军时，桓温已攻至成都南郊，昝坚军不战自溃。李势倾城中守军在成都笮桥(今成都西南南河上)同桓温军激战。桓温军前锋受挫，参军龚护战死，矢及桓温马首，众惧欲退时，鼓吏误鸣进鼓，袁乔乘势督士卒力战，大破成汉军。晋军乘胜直追，火烧城门，李势连夜逃走，至葭萌关(今四川广元西南)，遣使向桓温请降。至此，成汉灭亡。桓温还军时，仍以周抚为益州刺史，镇彭模。周抚经两年扫除成汉残余势力，使蜀地全归东晋。

成汉世系表

始祖景帝(李特) 建初(2) 癸亥 303

秦文王(~流) 建初(1) 甲子(二) 304

太宗武帝(~雄) 建兴(3) 甲子(十) 304

晏平(5) 丙寅(六) 306

玉衡(24) 辛未 311

哀帝(~班) 玉衡(1) 甲午 (十) 334

幽帝(~期) 玉恒(4) 乙未(十) 335

中宗昭文帝(~寿) 汉兴(6) 戊戌(四) 338

后主(~势) 太和(3) 甲辰 344

嘉宁(2) 丙午(十) 346

西凉---李暠

李暠（351年——417年），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郡成纪县（今静宁西南）人。十六国时西凉创建者。400年—417年在位。他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李暠少年的时候十分好学，通诵经史，尤其擅长文章义礼，也精通孙吴兵法，爱好武功，很小时就练就一身好本领。他的性格沉默而敏捷，宽和大度。后凉吕光末年，任效谷（今敦煌县）令。有惠政会沙州（今敦煌）刺史盂敏卒，他被州人推举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封宁朔将军。北凉段业时，仍为敦煌太守，安西将军，领护西胡校尉。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晋昌太守唐瑶联合六郡，推李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李暠乃自立为王，建元庚子，建都敦煌，置官封将，西凉政权自此开始。

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是一个汉族政权，对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仍奉表称臣。为避战乱的中原士民大批移居西凉，这对西凉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李暠为了统一河西，派遣他的重臣宋繇东征凉州，西击玉门，取胜后驻兵玉门一带，广积粮食。他让儿子李让镇守敦煌，派宋繇辅佐，将都城由敦煌迁到酒泉。李暠还亲自率领西凉将士出征，一度打败了北凉的沮渠蒙逊，派人向东晋奉表。为了统一中原，他下令在玉门关、阳关屯田，敦劝农民种好庄稼，多打粮食，以强国富民。在他的治理下，西凉国势日益强盛，重文修武，劝农保境，立侨郡以怀流人，河西一时复盛。“百姓乐业”，“国内安富”。他撰写《诸葛亮训诫》，勉励诸子奋发图治。为了巩固边防要地，他修筑了敦煌的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修筑了西南二围，以威南虏。他在位十七年，死后传位给他的儿子李歆。

李暠决心继承前凉大业，以结束河西的分裂局面，他不仅注重武功，而且崇尚儒学。当时的敦煌，已成为西凉传播儒学的中心。孙繇，刘昞等著名儒生为李暠所器重。李暠本人也是五凉时著名的文学家，写了不少诗。著有《靖公堂颂》《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器赋》等，其中尤以《述志赋》最为著名，九百多字，今仍完整地保存在《晋书•李玄盛传》中，这篇赋在五凉文学中占有光辉的地位。

李暠对他的子女教育很严。李暠迁都酒泉，正值鼎盛之期。他以宋繇为右将军，兼敦煌护军，与其子李让镇守敦煌。这时。他手令诫子书，语重心长，情真意切，可视做教子格言。现选录如下：

节酒慎言，喜怒必思，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动念宽恕，审而后举。众之所恶，勿轻承信。详审人，核真伪，远佞谀，近忠正。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丧病，勤省按，听诉讼。刑法所应，和颜任理，慎勿以情轻加声色。赏勿漏疏，罚勿容亲。耳目人间，知外患苦；禁御左右，无作威福。勿伐善施劳，逆诈亿必，以示己明。广加咨询，无自专用。从善如顺流，去恶如扬汤。富贵而不骄者至难也，念此贯心，勿忘须臾。僚佐邑宿，尽礼承敬，宴飨馔食，事事留杯。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

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二月，李暠病逝，其子李歆继位。他未守家训，“繁刑峻法”、大兴土木，“人力凋残，百姓愁悴”，贤臣苦谏不听，母后力阻难进，结果在晋安帝元熙二年（420年）夏偷袭北凉时战死于蓼泉（今高台县西）。酒泉失守，其弟李恂闻此欲保据敦煌，因城破而自杀，李氏所建西凉政权彻底灭亡。

李暠家庭情况

九子

•李谭

•李歆

•李让

•李愔

•李恂

•李翻

•李豫

•李宏

•李眺

•李亮

神话传说

十六国时期的晋隆安元年(公元397年)，敦煌属北凉国领地。胸怀大志的敦煌人李暠，在当地地方势力的拥戴下，担任了敦煌太守。

西凉国创建者李暠的妻子

李暠虽官任太守，但不甘心屈居于他人之下称臣，总想建国立业。有一天，他脱去官服，换上便装，不带随从，腰挂宝剑，身背弓箭，扮作打猎的模样，一个人出了城门，信步在乡间小路上走着。小路上绿树遮荫，小鸟啼鸣，路边庄稼茂盛，郁郁葱葱。李暠正欣赏着田园美景，忽听远处有人高呼：“西凉君，西凉君！”他大吃一惊，心想，我正欲打算建立西凉国，不知是谁喊我西凉君？若让北凉王知道，定会有杀身之祸！这时，呼喊西凉君的声音又起，李暠闻声望去，只见前边斑斑驳驳的树影下，站着一只猛虎，双目眈眈地盯着他。

李暠虽武艺高强，但猛虎挡道，仍不免有些紧张。忙从背上取下强弓利箭，对准老虎就要射出。这时，老虎高声叫道：“西凉君不要放箭！刚才是我叫你，请别疑心，我不会伤害于你。因身负重托，有要事禀告君王。”李暠见老虎口吐人言，事出蹊跷，便将弓箭扔在地上，抱拳施礼道：“我并非君王。不知大王如此呼叫，是何用意？请多多赐教。”

老虎走到李暠面前，点头施礼道：“你有君王之才，将来必当西凉王。大丈夫不能久居臣位，要乘当今乱世纷争，建立西凉国。”李暠说：“在敦煌建国立业，是我的宏图大愿！”“在敦煌只能建国，不能立业。要想西凉国发达兴旺，建国后必须将都城迁往酒泉，才是长久之计。”“为何迁都？”李暠问。“因为敦煌地广人稀，地理位置偏僻，不是福地。迁都酒泉，可以向东扩展疆土，称霸河西。”“请问西凉国能保多少年？”“天机不可泄漏，望西凉君好自为之！”老虎言毕，三跳两跃，眨眼不见了。

三年以后(公元400年)，李暠果然在敦煌建立了西凉国，自立为西凉王。为了完成统一河西走廊的宏愿，五年之后，将国都从敦煌迁往酒泉。在位共十七年。二十年之后，西凉国灭亡在其子李歆手中。

墓地遗址

不久前，在甘肃酒泉市肃州区城西15里处发现的小土山墓葬，最近经有关专家鉴定，认

墓地遗址

为是十六国时代西凉国国王李暠之墓。

被当地村民俗称的小土山，实则为一高大土堆。其西南两面为砾石滩，东北两面为新垦耕地。由于常遭农田灌溉渗水的浸泡，2001年4月，小土山东北角发生意外塌陷，酒泉市博物馆闻讯后立即派人前往调查，确认系一座古墓葬，随后进行了抢险性的清理挖掘工作。这是一座深20米、墓室面积90平方米、墓道长71米的巨大墓葬。整个墓室东西长216米，南北宽1227米，均用青灰色条形砖构筑，分为车马室、贮藏室、甬洞、照墙、石门、通道、前室、耳室、过道、后室等10部分。照墙上的壁画内容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白鹿等，以黑、黄、绿为主要色彩。石门右侧方形砖上的壁画内容为站立的三位侍臣，身体侧向墓门，其中两臣头戴官帽，身着朝服，手持笏板，恭敬等候，似进宫朝拜之意。车马室内遗有一副人体头骨，北耳室内遗有一副无头的人体骨骼。前、后室均为青砖叠砌的覆斗顶，所铺地砖遭早年盗墓者严重毁坏，室内遗有大量草木灰和木炭屑，后室棺床被严重扰乱，南壁有两处盗洞。随葬品所剩无几，只出土了少量的陶豆、陶钵、银簪、银扣饰、鎏金的铜泡钉、铜饰件、铜钉、铁棺钉等器物。

西凉王陵

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和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到现场考查后认为，小土山墓葬与其周边分布的已考古墓葬群一样，属魏晋时期的墓葬。只是该墓规模宏大，结构独特，墓道宽阔，并有附属建筑，带有地面宫殿式建筑色彩，墓主人不会是一般的贵族。在河西发现魏晋时期如此大的墓葬，至少是“王”一级的墓。从墓门壁画砖上所绘内容来看，反映的也是“王”与“臣”的地位等级关系。而在酒泉的历史时空中，称“王”的只有西凉王李暠。李暠是汉代前将李广的第16代世孙，又是唐朝李世民的世祖，唐王朝在修撰史书时，追谥他为“兴圣皇帝”。公元400年，李暠控制了西域，建国西凉。公元405年，李暠自敦煌迁都酒泉，他发展军屯、提倡民垦、励精图治，把酒泉变成了河西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据史书记载，公元417年2月，李暠病死“王葬建世陵，于酒泉西15里”。小土山墓葬所处位置与史书记载相吻合。专家们通过对墓葬特征、周边环境、地理位置等考察论证后认为，小土山墓葬就是西凉国王李暠之墓。

历史评价

李暠一生“通涉经史”，“玩礼敦经”。尤善于文学，是五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著有《靖恭堂颂》、《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等，以《述志赋》最为有名。

李暠还重视儒学，珍惜人才，知人善任，四方许多有为之士纷纷前去投奔。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阚駰，经济学家宋繇，教育学家刘昞等，都是在李暠的重用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使敦煌成为传播儒学的中心，形成中国历史上五凉文化的鼎盛时期。

李暠执政后广开言路，积极振兴文化教育。在他统治的西凉境内，当时好多文人名流，都投靠于他，被他重用，一时群英齐集敦煌，在学术上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形成了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的兴盛时期。李暠不仅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文学家。

大凉国---李轨

隋朝末年，军阀割据四方，民不聊生，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一些隋朝官员和地主豪绅纷纷纠集力量，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此时的李轨也召集本郡知名人士曹珍、梁硕、安修仁等共商大计。大家共推李轨为首领，于大业十三年（617），率兵攻入内苑城，逮捕了隋官谢统师等，结束了隋朝在凉州的统治。李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次年冬，即唐武德元年（618），李轨正式称帝，立儿子伯玉为太子，设置百官，史称大凉政权。金城薛举见李轨自立，遣兵进攻凉州，李轨派兵阻击于昌松（今古浪县），全歼薛举之兵，并乘胜追击，先后攻克了张掖、敦煌、西平（今青海西宁市）、罕（今临夏市）等地，河西五郡尽归大凉政权。

唐高祖李渊 为统一大计，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遣使前来与李轨结好，玺书上称李轨为“从弟”。李轨也派其弟李懋入朝进贡谢恩，被封为大将军，遣还凉州，以示信任。李渊又遣使持节拜李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唐使到达凉州时，李轨已正式称帝。为麻痹唐朝以争取时间，李轨听从左仆射曹珍意见，效法古代向上国称臣而不取消帝号的做法，在上书李渊的书中称自己为“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表示不接受大唐封号。李渊大为不满，将李轨信使拘押，并令吐谷浑出兵进攻大凉。正在这用人的关键时刻，李轨听信谗言，毒死吏部尚书梁硕，造成人心叛离；又听信巫婆胡言乱语，大量征术筑玉女台，糜费很大；此时，凉州又遭灾荒，饿殍遍野，而李轨轻信隋朝降官之言，封仓停赈，致使朝野内外，人心背离。由于开国功臣安修仁与在长安为官的安兴贵系亲兄弟，且往来不断。安兴贵对李轨政权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主动向李渊提出出使凉州说降李轨，并制定了如不能说降就就地擒拿的策略。安兴贵到凉州，李轨拜他为左右卫大将军，并问其保全凉州之策。安兴贵乘机劝说李轨顺应潮流，归附唐朝。李轨非但不接受，而且怀疑他是唐朝的说客。安兴贵见不能说降李轨，就与安修仁密谋以武力解决。安氏兄弟在凉州颇具威望，他们发动少数民族兵马包围了凉州城。

李轨被迫率兵出战，败入城中，登上城头观望，安兴贵大声喊道：“大唐使我来擒李轨，不从者诛三族！”李轨一看大势已去，便携带妻子登上玉女台欲自尽，安修仁冲上玉女台擒获李轨，装入囚车，送往长安。武德二年五月，李轨被杀于长安。

李轨从起兵到被杀，前后不到三年，形势急转直下，转胜为败，政权倾覆，又招杀身之祸，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全局观念，不具备治国之才略，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且不能审时度势，明辨是非，正确处理内外关系，又枉杀忠良。终于使昙花一现的大凉政权灭亡，在凉州历史上闪现的帝王光芒迅急熄灭。

武则天是谋篡李唐的皇位才当上的皇帝。

光宅元年（684年）二月，李显打算任命韦皇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裴炎力谏，李显生气地说：”朕即使把天下都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还在乎一个侍中吗？”武则天以此为借口将李显废黜为庐陵王，并迁于房州，转而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

武则天临朝称制，自专朝政。同年九月，徐敬业、徐敬猷兄弟联合唐之奇、杜求仁等以扶支持庐陵王为号召，在扬州举兵反武，十多天内就聚合了十万部众。

武则天谋夺李唐的社稷，翦除唐朝宗室，引起了诸王的不安，他们想要起兵对抗。还未有共识的时候，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垂拱四年（688年）八月于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举兵。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豫州（今河南汝南），以呼应李冲。

武则天分遣丘神勣、魏崇裕击之。李冲起兵七日败死。九月，越王李贞兵败自杀。武则天想尽除李氏诸王，使周兴等展开审讯，逼迫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国公李撰、东莞郡公李融、常乐公主等自杀，他们的亲信也被杀死。

同年，武则天命令面首薛怀义率一万多人，毁乾元殿，建明堂。花费近一年时间后，明堂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阔三百尺。共三层，上为圆盖，有条九龙作捧著的姿态。上有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称为“万象神宫”。

明堂既成，又命薛怀义铸大像，大像的小指也可以容纳数十人，于明堂北起五层高的天堂来收纳大像。建宫的花费达到以万亿计，政府财政为之枯竭。

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命人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号称在洛水中发现，献给武则天，武则天大喜，命其石曰“宝图”。

之后武则天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自立为帝，定洛阳为都，称“神都”，建立武周王朝。

扩展资料：

晚年经历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笃，卧床不起，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侧。宰相张柬之、崔玄暐与大臣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交结禁军统领李多祚，佯称二张谋反。于是发动兵变，率禁军五百余人，冲入宫中，杀死二张，随即包围武则天寝宫，要求武则天退位。

武则天被迫禅让帝位与太子李显，随后徙居上阳宫（洛阳禁苑之东）。李显上武则天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武周一朝结束。二月，唐朝复辟，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皆复旧制，复称神都为东都。

神龙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705年12月16日），武则天在上阳宫的仙居殿病逝，享年八十二岁。遗诏省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并赦免王皇后、萧淑妃二族以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三人的亲属。神龙二年（706年）五月，与高宗合葬乾陵。

--武则天

皇帝这个称呼，在中国，无疑是妇孺皆知的。不过，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里面还有哪些花样？却并不完全为一般人所通晓。

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了六国（齐、楚、燕、韩、赵、魏），自以为功业千古无匹，天下也从此大定。面对如此重大的胜利，“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他命令群臣商议给自己加一个尊号。习惯于谄媚奉承的臣僚们都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王，泰王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号，号为皇帝。他如议。”从此，中国历史上便开始有了皇帝这一尊称。

由此可见，“皇帝”一词，原是合三皇与五帝的尊称而成的。三皇、五帝是传说中中国远古时代的明君，据说都是圣哲而大有功德于人的。但他们到底是谁？说法就很不一样了。上文《史记》列天皇、地皇、泰皇。《索引》谓泰皇当即人皇。孔安国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吴、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又有说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还有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而五帝却是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六人，原因是“德合五帝座星者称帝”，“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不同的说法还有好些。赵翼在《陔余丛考》里曾广为考证，结论是“去占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卷十六《三皇五帝》）其实，正因为他们都是理想的人物，所以能任凭人们臆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极为神圣的王者，是后世人君功业道德的典范与楷模。从皇帝这一尊称的字义上看，“皇”，《说文解字》说是大之意。《白虎通》说：“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帝，《说文解字》说：“谛也，王天下之号也。”郑玄注《周礼·月令·大雩帝》说：“帝，上帝也，乃天之别号。”《白虎通》说：“德象天地称帝。”《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郑玄注《中候敕省》说：“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又《坤灵》说：“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谛也，言天荡然无心，忘于物我，公平通远，举事审谛，故谓之帝也。”（卷七）其实，帝原是殷人所崇拜的最高神祗。据郭沫若考证：“卜辞中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而殷人也同时把祖神或氏族神称为帝；死去的先王也称帝，与上帝相对而称为下帝。“因为上下本是相对的文字，有上帝，理所当然的也可以有下帝。”（《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发展》）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引苏辙《古史》说：“《商纪》有曰：‘自夏、殷以来，天子杂称帝。至夏，去帝号称王，与殷、周为三王。’按《礼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则自商以前，生曰王，立之主曰帝，非是生称帝也。”（卷二）可知帝原只限于祖神。这种习惯，至少到战国时已发生变化。公元前228年，已日渐强大的秦昭；襄王野心勃勃，自称西帝，遣使立齐王为东帝，欲约与共同伐赵。齐澹王接受力、代的意见，在称帝二日后又自行取消。秦王感到孤立，也只好取消帝号，复称王。这时的帝，已明显地不限于祖神。所以《史记集解》引蔡邕的说法：“上古天子称皇，其次称帝，其次称王。秦承三王之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为号。”从此，“皇帝”就成了中国封建最高统治者独有的尊号。

在习惯上，皇帝又称天子，即天帝之子。这不单表明了其政权是神授的，同时又表明了他是神种，原是不同于凡民的。周人已把王称为天子。《尚书·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礼记·曲礼》：“居天下曰天子。”这一称呼一直为后世所承用，但解释却又有所不同。高承《事物纪原》卷一释“天子”一词说：“《说文》曰：‘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春秋元命苞阳：‘安登生子，人面龙颜，始为天子。’《帝王世纪》曰：‘神农氏之母有峤氏，名安登，则帝王之称天子，自炎帝始也。”’这是从感生说的角度来进行解释的，大概多盛行于民间的传说。另一种就是汉儒的天命有德说。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认为：“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祜而子之号称天子。”皇帝执行天之所命，以至德而君天下，故天祜而子之。这里强调了皇帝的德行和职责。《吕氏春秋》说得更明显：“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樱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本生》）王莽也说过：“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这种解释自然留下来一个大漏洞，因为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皇帝并无德行和功业可言。所以《白虎通》就干脆武断地声言：“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诀》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卷一）一句话，只要是作了皇帝，就不管他是多大的一个混蛋、白痴、匪徒、无赖，他便都是受命于天来统治人民的，人民对他便只有俯首服从，至诚叩拜的权利，否则就是违犯天意。获罪于天，无可待也，谁还敢有半点不恭呢？

如上所述，皇帝是盛德的美称，天子是对皇帝其人的神化。所以习惯上也把“圣人”作为皇帝的尊称。他的命令称圣旨，他的指示称圣谕、圣训。其他如圣衷、圣虑、圣德、圣恩、圣览等，表明他的一切思想、行动，无不是神明至圣的。尽管尊贵到了极点，但他还是并不满足，还要给自己加上许多荣誉词藻堆砌起来的所谓尊号。“人主尊号，自汉哀帝用士之说始有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三·甲集《尊号》）唐朝、宋朝的皇帝每逢庆典大礼时，在有意无意的导演下，群臣都争先恐后地请给皇帝上尊号，或称徽号。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帝，上尊号为“圣母神圣皇帝”，以后又陆续加“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唐玄宗演的这种闹剧就越加无聊。他所受的尊号之一是“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多达十六个字。宋太祖的遵号之一：“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多达二十个字。宋高宗更多达二十四个字。这完全是虚伪的自我吹嘘，也是无聊的自我安慰。宋神宗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得比较清醒。他曾下诏：“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业层时制名，用配其实，何必加崇以自饰哉！秦汉以来，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他指出，上尊号这类作法，都是虚文烦礼讲宜罢去，“自是终身不受尊号”（《挥麈录》卷一）。这样的例子是很少见的。

尊号之外，每一个皇帝又有各自的谥号、庙号和年号。

谥号是老皇帝死后，继位者赠送给他的称号。《白虎通》说：“谥者，何也？谥之为言弓池，引列行之迹也。所以进劝成德，使上务节也。”《通典》引《五经通义》说：“谥者，死后之称，累生时之行而谥之。善行有善谥，恶行有恶谥，所以为劝善戒恶也。谥之言列，陈列其行，身虽死，名常存也。”所以，《乐记》说：“闻其谥，知其人。”可见其意原是根据死者生前的行谊，作出一个高度概括和简练的盖棺论定，以彰有德而劝善，贬失道而戒恶。老皇帝死了，除了营丧葬之外，加谥就是一桩大事情。先由“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还，素服称天命以谥之”。之所以特别去南郊，因为那里是皇帝祭天的地方。群臣给死去的皇帝上谥号，从人臣之义来说，无疑应该尽可能地掩恶扬善，以褒美死者。但是，据说谥法又是关乎礼制的大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必须谨守客观公正的原则。到祭天必去的南郊，就是要特别表明谥号的公正性，“明不得欺天也”。这样作的潜台词就是说，南郊告天的谥号是无可怀疑名副其实，可以质证于天的。谥，始于周代湘传是周公的定制。《史记·周本纪》：“西伯崩，谥为文王。”秦始皇即位，发布制书说：“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辞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省得后人对自己说三道四，这种作法很合乎秦始皇的性格。汉代又恢复了这一制度，以后一直为历代所沿用。在正常的皇位继承情况下，嗣皇帝对死去的父兄奉谥，肯定是谥美的颂词，所谓的公正，明是骗人的。如果是亡国之君，或者继位的人原是政敌，必得恶谥，这也便是情理中的事了。皇帝的谥号一般是一个字，也有两个字的。据《谥法解》：“经纬天地、道德博闻、学勤好问、慈惠爱民、愍民惠礼、赐民爵位”者皆曰“文”，如汉文帝、唐文宗者是。“刚强直理、威强敌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夸志多穷”者皆曰“武”，如汉武帝、唐武宗者是。“在国遭忧、在国逢祸乱方作、使民悲伤”者皆曰“憋”，如晋愍帝者是。“好内远礼、去礼远众“者皆曰”“炀”隋炀帝、金炀王者是。这里面确实微合褒贬。得到一个恶谥在历史上便留下千古臭名，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对皇帝也有警戒的意思。

和谥号相近的还有一个庙号，即皇帝祖庙——太庙里的灵牌号。《事物纪原》谓“盖其事原于虞舜，而备于商人”。“汉世因之，西京有太宗、世宗；东京有显宗、肃宗”（卷二）。古者称祖有恭而宗有德。《史记·孝文本纪》集解引应劭曰：“始取天下者为祖，高帝取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颜师古则指应说为非是，而认为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唐高祖的庙号是“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帝”。唐太宗的庙号是“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帝”。宋神宗的庙号多达二十个字。习惯上，人们仅取前二字，称高祖、太宗。明朝人于慎行说：“本朝庙号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为过谥。惟年号不更；及主上御临，不上尊号。此唐、宋所不及也。”（《毂山笔麈》卷二）

年号则是皇帝在位的纪年号。这是汉武帝时候创行的。不过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却存在疑问。《资治通鉴》在公元前140年始系“建元元年”。胡三省注引贡父曰：“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实年号之起在元鼎（前116），故无封既元则始有诏书也。”（卷十七）赵翼则认为“帝至元狩（前122）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记其岁月也。”（《廿二史札记》卷二）汉武帝以后，皇帝皆有各自的年号。年号通常为两个字，如“贞观”、“洪武”、“康熙”。也有三个字的，如王莽的“始建国”，梁武帝的“中大同”。还有四个字的，如武则天的“万岁通天”、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古人言数不说“一”肥“一”说成“元”。所以建年号称建元，改年号称改元。按古礼，“君薨，世子即位，既逾年而后改称元年”。《白虎通》的解释是：“缘终始之义，一年不可有二君，故逾年即位，所以系民臣之心也。”（卷一《爵》）当年改元就带有对其前任皇帝的否定之意，所以是非礼的。一个皇帝可以有好多个年号，随他的心意，一改再改三改。武则天就是玩弄改元游戏的惯手，有一年内三次改元的。年号所取，或来自儒经、佛典，或出于迷信、祥瑞和喜庆；也有的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贞观”、“至元”，都是出典有据。“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就是“元鼎”改元所自。老耄的武则天，齿落更生，于是改“天授”为“长寿”。宋高宗建元“建炎”，是因为相信火德中微，他希望余烬重燃。宋哲宗改元“绍圣”，“圣”指的是神宗，“绍圣”就是表明自己亲政后要绍奉神宗的变法路线。徽宗即位之初，调和党争，以求得政局的稳定，故建元为“建中靖国”。第二年，蔡京用事，政局又发生变化，改元“崇宁”，“宁”者，神宗的年号“熙宁”也，等于公开宣布再要按变法的路线办事，大兴党狱。宋孝宗受掸，建元“隆兴”，其意为“务隆绍兴”，“绍兴”即高宗的年号，以此来表示他对高宗的孝敬与感激。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建元年号是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的集中表现。”（第二册，第47页）总体讲，这是不错的。

这样，每一个皇帝既有生时的尊号，又有各自的年号，死后还有谥号、庙号、陵号，称呼相当复杂。习惯上，在唐以前，我们对他们都以谥号相称，如汉武帝、隋文帝。唐、宋、元、明时期，通以庙号相称，如唐太宗、宋太祖、明成祖。到了清朝，又以其年号相称，如康熙、乾隆。约定俗成，已没一定的标准可循了。

有的皇帝在百无聊赖之中，还喜欢玩点别号、雅号之类。汉灵帝喜欢擐甲驰马，行阵三匝，自称为“无上将军”。刘来后废帝喜欢微行，自号“李将军”。陈后主自称“无愁天子”。唐玄宗号“三郎”。宋徽宗迷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王晨明皇大道君”、“都天教主”。宋高宗署其室曰“损斋”。明武宗自号“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别号“锦堂老人”。他还取个回回名字叫“沙吉敖A”，藏名“领占班丹”，蒙古名“忽必烈”。明世宗自号“天地钓叟”，又号“尧斋”，穆宗号“舜斋”，神宗号“禹斋”。清康熙帝号“体元主人”，乾隆帝号“十全老人”、“信天主人”、“古稀天子”等。这也算是趣闻，可供谈助。

皇帝的自称也有专用的词，叫“朕”。“朕”，原来的意思就是“我”。屈原《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秦始皇始规定“天子自称曰朕”。这个字开始成了皇帝的禁脔。

臣民对皇帝有很多称法，曰陛下、曰万岁、曰乘舆、曰上、曰至尊等等。蔡邕《独断》说：“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用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及群臣士庶相与言殿下、阁下、执事之属，皆此类也。”（卷上）《事物纪原》渭此自秦始，“《史记》秦李斯议事始呼之耳”。（卷一）“上”，蔡邕说：“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马迁记事，当言帝，则依违但言上，不敢渫读言尊号，尊王之义也。”（《独断》卷上）“乘舆”，蔡邕说：“乘舆出于律。《律》曰：敢盗乘舆服御物，谓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谍读言之，故托之于乘舆。乘，犹载也；舆，犹车也。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官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或谓之车驾。”（《独断》卷上）“万岁”则原是一种庆贺时的欢呼。春秋时，有一位梁康王，自以为武功可称霸主，每天“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之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天下之人谓之桀宋”（《资治通鉴》卷四），卒至于国破身亡。这个宋王可算得上爱听臣民万岁不离口的昏君。据赵翼考证，这个词，“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犹俗所云万福、万幸之类耳！因殿陛之间用之，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久之则莫敢用也”。（《陔余丛考》卷二一）以上称呼多用于书面或比较正式的场合。至于百姓口语之间，西汉人称皇帝为“县家”、“大家”，东汉人称“国家”，魏晋间称“官”、“官家”；皇帝也往往以之自称。晋人又称之为“天”；北朝称“家家”。唐时称“圣人”、“大家”、“天家”、“宅家”、“官”。宋人称“官家”、“官里”。“大家”。辽、金称“郎主”。元人称“皇上”。《水浒传》里直呼“皇帝老倌”，明时径称“老头”，则已带有一点愤懑不平之气，看来恐涉不恭了。

皇帝既享有至高无尚的尊贵，他的名字也便是同样尊贵的。大概从东周时代开始，社会上开始有了避讳的礼俗。《礼·曲礼》：“入门而问讳。”《疏》：“讳，主人祖先君名。”（卷三）所谓生曰名，死曰讳。尊卑有序，以讳为首，因此受到特别的重视。最初避讳原本只限于死去的祖先名讳，而且，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讲究原是有限度的（《陔余丛考》卷三一《避讳》）。后来却益形泛滥。不单生人之名称讳，甚至同音也讳，偏旁也讳，形近也讳。南朝时的士人特别讲究这一套。如果有人在言谈中触及他祖先的名字，他便要像挖了他祖坟一样，痛哭流涕而起。晋、六朝，以至唐、宋，无不以避沣著为律文。《唐律》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答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卷十）官僚的名字如果与官称相犯，政府还可以特为他改任别职。官场如此，私家亦然。李贺名晋肃，致人们认为他不应该应进士考试，因为“晋”与“进”同音。在所有文书之中，皇帝的名讳都用改字来避免。汉高祖名邦，旧史中凡邦字都以国字来替换。汉文帝名恒，于是恒山被改名曰常山。汉宣帝名询，因此，战国时的大思想家苟卿也大触霉头，被改作孙卿。汉光武名秀，秀才便改称为茂才。晋憋帝名业，建业（今南京）从此改称为建康。隋文帝的父亲名忠，朝中的一大批官名也因此改订：郎中去中字，但作郎；侍中改恃内；中书改内史；殿中御史改殿内御史；御史中丞也被撤消。唐太宗名世民，故凡言“世”皆改“代”，“民”改“人”，民部改称为吏部。老百姓的名字如果有犯御讳的都必须更改，甚至姓也得改。石晋的高祖名敬瑭，于是令将姓敬的都改为姓荀或是姓文。宋高宗名构，于是连姓勾的人，或仍其字而更其音，或增加金旁作钩，或增加丝旁作，或加草头作苟，甚至改作近形的句字，还有便是在勾后加一个字，改作复姓勾龙，也有干脆把勾龙的勾去掉，成了单姓龙；更有改龙为缑，弄得面目全非。宋钦宗名桓，与“丸”音近，举子应考作诗，韵脚用了丸字的，都遭到黜落。唐人修史，对前代人名有同御讳的，便不书其名而改书其字；或者便径将所犯的字删除，成了单名；或者以文义来改用另一个字。元、明以后，其禁稍宽，讳字往往以缺笔划来表示。在那个时候，要记住并注意这一大批讳字确是不容易。一些常用的字，这也讳，那也讳．文字上会产生很多麻烦。皇帝们也不能不考虑这一点，所以皇子取名时多用生僻的难字。汉宣帝原名病已，他发布诏书改名，说：“闻古天子之名，虽难知易讳也。其更伟询。”试看康熙的一大群儿子：胤裎、胤礽、胤祉、胤禛，等等，都是难认少用的僻字。民问文书行用，省去了许多避讳的麻烦，这样命名，也算是皇家的功德。

名讳之外，拥有无上权威的皇帝，往往出于个人的、难于索解的避性与迷信，又任意规定出一些可笑而且荒唐的禁忌。前秦的越厉王苻生，长相颇滑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他对这个生理缺憾怀着阿Q式的敏感，在言淡文书里，“残”也讳，“缺”也’韦，“偏”、“只”、“少”、“无”、“不具”等都成了大讳，误犯而致死的人不可胜数。北周宣帝字文赘让儿子作皇帝，自己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不许臣民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涉及这些字眼的都改掉，姓高的人改姓姜，高祖父改称长祖父。南朝的宋明帝刘，晚年更加猜忌残虐，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字为“”，以其似祸字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宋徽宗迷信道教，明令禁止天下百姓以君、玉、圣天、上、龙、皇等字命名，凡有的或删或改。臣僚的表章中，对危、乱、倾、覆等类字眼也必须回避。“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句，本是语出儒典，但是因为“哉”与“灾”同音，所以也不准引用。他曾御笔亲诏：“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并宇伯阳，及谥聃。见今士庶多以此为名字，甚为读侮，自今并为禁止。”（《能改斋漫录》卷十三）元朝政府明令在奏章中有一百七十多个字必须回避，其中除病、苦、凶、祸、灾、危、乱等不吉祥的字眼外，亡、妄、望、忘，司、四、死、斯，誓与逝，都因同音关系在回避之例。元仁宗延祐元年始规定“除全用御名、庙讳不考（？）外，显然凶恶字样，理宜回避。至于休、祥、极、化等字，不须回避’（《元典章·礼部·礼制一进表》）。明太祖在字音、字义上胡牵乱扯，大兴文字狱，是大家所常道的。笔儒徐一夔进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句，他看了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廿二史札记》卷三二）一位姓张的学正上表，中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句，他也大怒，说“此老还谤我，以‘疆道’（与强盗音近）：二字拟之。”立即派人把他抓来。张从容申辩说：“臣有一言，说毕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许杜撰，务出经典。臣谓‘天下有道’，乃先圣孔子之格言；臣谓‘万寿无疆’，乃《诗经》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谓臣诽谤，不过如此。”太祖听了无言以对，良久，曰：“此老还嘴强，”竟令去，不问。左右相谓曰：“数年以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立斋门录》卷一）清朝的文字狱则多带一些民族仇视的成份，其手法之极尽牵强附会，任意罗织，上纲上线，则是与明太祖没有二致的。

历史上的皇帝还有一些更荒诞莫名的禁忌。唐朝皇帝姓李，所以，连鲤鱼也禁止捕食。宋徽宗时，谏官赵致虚上书说：皇上的生辰为壬戌。戌属狗，所以不应该杀狗。徽宗立即准允，公告全国，屠狗者有厉禁。明武宗生肖属猪，又朱、猪音同。正德十四年，止式下诏：“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野获编》卷一；《癸已类稿》卷八）此诏一出，城乡民众赶紧将所养的猪贱价出卖，成为千古一大奇闻。明世宗忌讳也很多。当时北方鞑靼为患，他每写“夷狄”两字必极小；会试卷中见到有“夷”字就大为震怒，欲置重典。还有，北齐文宣帝禁取虾蟹蚬蛤之类，唯许私家捕鱼。这只能认为是一种怪避，无法令人索解。人各有喜好与恶忌，甚至是某种迷信与怪避，这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些发生在普通人身上，顶多只是一个笑话，而一旦发生在皇帝身上，就可能成为殃及万民的政治问题。这也是中国皇权政治下的一种特有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