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有哪些标杆人物？

国际妇女节代表，创立国际劳动妇女节的主要提议者：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75－1933620），原名克拉拉·艾斯纳，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之一，德国***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女权解放的灵魂人物。1910年8月，蔡特金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倡议以每年的3月8日作为全世界妇女的斗争日，1911年的3月8日为第一个国际劳动妇女节。“三八”妇女节成为世界妇女争取权利、争取解放的节日。

中国妇女节代表，中国第一次庆祝妇女节活动的发起者：

何香凝（18780627-1972091），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民革主要创始人，国民党元老，建立民国的功臣，“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军，也是新中国创始人之一。1924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部会议上，何香凝提议在广州举行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由中央妇女部负责出面发起集会和游行示威。3月8日上午，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广州举行。以此为契机，广东妇女运动逐渐开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

1、党费  

作者： 王愿坚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1934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4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迫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的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呢，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1931年入党的。1932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5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儿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30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儿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侬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做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的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摘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会带累了整个组织。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了门了吧？” 

这一着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儿。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么的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功夫，按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糊糊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又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上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挽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给你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脸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 

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组织反收租夺田等等，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她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断不了问几个问题，末了，她说：“魏政委说的一点也不假，是有困难哪，可咱是什么人！十八年（十八年，指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上刚开头干的时候，几次反‘围剿’的时候，咱都坚持了，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 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她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 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次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 

在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 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 她见我不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目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

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 

“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轱辘轱辘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蘸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摘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地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 

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摘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

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走？快想法隐蔽起来！” 

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为了怕连累了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白匪敲门了。她慢慢地走过去，开了门。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 

她摇摇头：“不知道！” 

白鬼们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眼看着泄气了，忽然一个家伙儿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拨着咸菜，似乎看出了什么，问：“这咸菜是哪来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这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儿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 

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是我听到她最后的一句话。 

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 

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 

黄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缴到党费…… 

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 

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

2、闪闪的红星

作者： 王愿坚 

故事发生在1932年初冬。在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江西，有一个叫柳溪的山村里，居住着几十户贫苦人家。受尽了恶霸胡汉三的盘剥和欺压，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年仅八岁的潘冬子就是穷苦人家一个普通的孩子，他和小伙伴椿伢子天天眺望南山盼望着当了红军的爸爸早日打到柳溪，除掉胡汉三，为被胡汉三残害的奶奶和妈妈报仇。胡汉三闻知红军就要打过南山，惊慌失措，准备仓惶逃命。临走前恶狠狠扬言:就是走，也要杀了冬子母子，斩草除根！ 

村口大榕树下，冬子和妈妈被五花大绑吊在树下。胡汉三恶声叫喊着：“谁家男人要是再敢当红匪，潘家娘俩就是下场！开枪！”千钧一发之时，率先冲进村子的一队红军包围了大榕树。走投无路的胡汉三和几个民团爪牙束手就擒。冬子的爸爸潘行义奔上前，砍断捆绑冬子母子俩的绳索。 

红军浩浩荡荡开进了柳溪村，椿伢子奔来跑去在红军的队伍里却没有看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父亲宋大光。潘行义告诉宋爷爷，椿伢子的父亲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宋爷爷强忍悲痛叮嘱潘行义，不要让伢子知道。 

红军解放了柳溪，久受胡汉三奴役和压榨的柳溪百姓喜气洋洋。鞭炮声中，一副写着柳溪苏维埃政府的木牌挂在了胡家大院前。柳溪成立了赤卫队，冬子妈被推举为妇救会长。 

冬子和椿伢子细妹背起书包和柳溪村大大小小的十几孩子入了列宁小学，年轻的红军女战士柳琴充任了他们的老师。孩子们也手拿红缨枪成立了儿童团，冬子在伙伴们的掌声中，戴上了儿童团长的红袖标。 

胡汉三被关进了自家的地牢，赤卫队队员派人轮流看守，只等公判大会一开，柳溪苏维埃政府就将作恶多端的胡汉三当众枪决。由于冬子的小伙伴胖仔的父亲罗麻子做了“内奸”，胡汉三逃离了柳溪。正带着孩子们做游戏的冬子发现胡汉三逃跑，勇敢地与胡汉三搏斗。…… 

转眼几个月过去，已到了深秋。潘行义备好了行囊，随部队一起开始了第五次惨烈的反围剿战斗。为了配合红军前线作战，柳溪村男女老幼全都动员起来，胡家大院的苏维埃政府里，人们腾屋挪房，建起了临时红军医院，吴修竹带着担架队进进出出，运送从前线撤送下来的受伤的战士。冬子妈领着姐妹们做起了护理员，给伤员们喂汤喂药。 

冬子和小伙伴们聚在了一起，商量着要给北山里和白狗子打仗的红军叔叔们送食物。当孩子们爬沟翻梁顺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走进深山时，突然看见迎面脚下的山谷里，有一队白狗子踩着泥泞跋涉而来。机智勇敢的冬子带领小伙伴们给敌人设下了“斗笠阵”，让敌人大惊失色，如临大敌，破坏了敌人企图偷袭红军后路的计划，使红军叔叔闻声赶来围歼了敌人，打了一场大胜仗。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就在潘行义养好了腿伤，准备请战再上前线时，接到上级命令，要撤出刚刚创立的柳溪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一道向北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柳琴也和孩子们告别了。 

为给红军补充兵力，党组织决定将柳溪赤卫队一分为二，一部分收编为红六营的一个班，另一部分跟红六营的一个连组成游击支队，驻守当地开展游击战。欢送红军离别的场面既热烈又悲壮！临别前，潘行义送给冬子和椿伢子两颗红五星。 

红军秘密撤离柳溪的消息很快通过中央军的暗探侦察传到了胡汉三的耳朵里。磨刀霍霍的胡汉三,成立了“还乡团”,杀回柳溪，开始了疯狂而又血腥的残酷报复。一进村的胡汉三就派爪牙们兵分几路逮抓冬子妈母子和宋爷爷爷俩，以及其他几个红军和赤卫队员家属。一场血洗柳溪的惨案发生了…… 

天亮后，躲过追杀的红军家属们分开疏散，冬子妈和宋爷爷决定带着红军伤员领着冬子椿伢子细妹上山，寻找游击队，并且留在了游击队的营地里。 

冬子妈入党的申请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就在入党的第二天，冬子妈便在深夜潜入柳溪暗中组织群众给山上偷送军粮，由于罗麻子叛变革命，投靠了胡汉三，在敌人就要包围的生死关头，冬子妈为了掩护群众脱离险境，英勇牺牲！

这两篇短篇小说都出自王愿坚，关于作者：1929年~1991年。中国**编剧、小说家、记者。1929年生，山东诸城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报社编辑，战地记者。1978年任八一**制片厂编剧、文学部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主任、中国**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他的优秀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传记被收入《中国名人词典》和英国《世界名人录》等。

个人简介

愿坚（1929年-1991年）当代作家。山东省诸城人。幼年在家乡读书，1944年7月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1月参加八路军，在部队当宣传员。解放战争时先在部队文工团担任分队长，后来担任报社编辑和战地记者。这期间，写过一些小戏、演唱材料和新闻通讯。相州王氏兄弟作家的两岸人生:生未谋面死未聚

1947年加入中国***。1952年任《解放军文艺》编辑。次年，到福建东山岛采访时，访问了老革命根据地，见到了一些红军老战士、老游击队员和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地下工作者，听到了许多壮丽动人的故事，激发了创作热情。

1954年3月发表了报告文学《东山岛》 ，不久又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党费》和《灯光》 。灯光被选为小学语文六年级第十一课。这篇小说描写女***员黄新在丈夫随红军长征去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并千方百计腌制咸菜作为党费，支援山上的游击队，最后为保护同志和组织而献出了生命。此后又陆续写了《珍贵的纪念品》、《粮食的故事》等作品，1956年出版了短篇集《珍贵的纪念品》和《党费》。1956年至1966年，参加“解放军三十年征文”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这期间，写了《后代》、《亲人》、《七根火柴》和《普通劳动者》等十多个短篇，后出版有短篇集《后代》和《亲人》。

1959年，出版了十年作品选《普通劳动者》 。1972年以后，曾多次去长征路上采访。

1974年，与陆柱国合作，将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同名**文学剧本，拍成**后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写作了《路标》  《足迹》 《标准》等十多个短篇，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征途中的一些感人事迹，其中的《足迹》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多取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和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构思巧妙、主题鲜明、富有故事性，并善于抓住典型细节和捕捉人物性格中闪光的东西来表现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写得真切感人。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和**家协会的理事，现在“八一”**制片厂任编剧，于1991年去世。

妇女”一词的使用涉及到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一些女性认为“妇女”一词有贬低和歧视女性的含义，因此不愿意被称作“妇女”。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中性别平等的认知和价值观的变化。在过去的社会中，女性被视为弱势群体，缺乏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因此被称作“妇女”可能被认为是对女性身份的歧视和限制。现代社会中，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因此一些女性可能认为“妇女”一词无法体现她们的平等和自主。此外，语言的变化也是一种文化进步的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使用也会逐渐更新和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尊重女性的选择和权利，尽量使用女性自己认可和喜欢的称谓。

村妇女代表是协助妇女主任开展工作协调村内妇女儿童问题的工作岗位。

村委会一般有专管计划生育方面的妇女代表，村里或发工资补助。协助做好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文化程度一般限制初中以上学历。

同时妇女代表将充分发挥妇女代表作用与密切联系妇女群众有机结合，变“一次性会议代表”为履行一届职责、联系一方妇女群众的“常任代表”。

妇女代表来自妇女群众，代表妇女群众，是各族各界、各行各业的妇女骨干，是开展妇女工作的巨大人才资源。妇女代表联系妇女群众的工作制度，是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创新妇联工作机制、拓宽妇女工作渠道的一种实践探索。

成年女子

妇女 [ fù nǚ ] 

释义：

1、成年女子的通称：妇女干部；劳动妇女。

2、不单纯指已婚妇女，在司法解释中定义14岁以上的女性称为妇女，未满14岁的男女称为儿童。

引证：孙犁 《风云初记》一：“在堤埝拐角一棵大榆树下面，有两个年轻的妇女，对着怀纺线。”

笔画：

近义词：

女子 [ nǚ zǐ ] 

释义：

1、女性的人；泛指女性。

2、女儿。

笔画：

引证：《儿女英雄传》缘起首回：“又是两个绝代女子，一个艳如桃李，凛若冰霜；一个裙布钗荆，端庄俏丽。”

她们都有水一样的柔顺、钢一样的坚强撑起自己的家庭，同时在工作岗位上撑起了 “半边天”。为祖国的发展努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同时，她们也会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得更加温馨、浪漫，更加富有诗意。

宋庆龄：国之瑰宝

“在她那秀丽文雅的外表下，包容着一颗钢铁般坚强的心”，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曾这样赞美她。他还用精致典雅的青花白地瓷来形容她，“铮铮鸣劲骨，落落绘灵姿”。她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妇女的杰出代表---- 宋庆龄。

这个可是费了点劲。

从学生时代起，马玉梅就一直是大同妇女界的代表人士之一，曾一度担任大同县学联会女生部部长。大同光复后，国民党大同当局考虑到马先生在大同知识界、妇女界和回族中的影响及声望，想请马先生出来为其做事，被马先生断然拒绝。事后，又在马先生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暗箱操作，缺席把马先生推举为大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得知此事后，马先生极为气愤，坚辞不干。期间，马先生借助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并利用楚（楚溪春，时任太原绥靖公署大同领导组主任、北区作战军总司令）孟（孟祥祉，时任大同领导组副主任、山西省大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之间权益相峙的矛盾，倾力帮助学友鲍月英女士等大同12寡妇伸冤，终将日伪时期坑害大同百姓，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王珩（孟祥祉姨表弟）缉拿归案，被枪决于大同西门外，为大同民众除了一大祸害，令当地老百姓拍手称快。（参见：《大同今古》2010年第一期巩永成文：我的奶奶肖氏一家）

解放后，马玉梅先生曾当选为大同市妇女代表和大同市回族代表，是中苏友协察哈尔省分会雁北总支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十年内乱期间，马玉梅遭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心身受到严重摧残。1977年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马玉梅先生一向与街坊邻里间相处融洽而和睦，1988年起连续六年被评选为“大同市五星级模范家庭”、“大同市十佳文明家庭”等荣誉称号。

　　中国最杰出的女性人物

　　编辑：馨馨

　　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名誉主席，第四、第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革命家、政治家。又名宋庆琳。原籍广东文昌，出生于上海。

　　1913年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孙中山秘书，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后参加中华革命党。1925年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为国共两党衽第一次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她坚持孙中山的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曾被选为国民党第二、三、四、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起，多次发表通电、声明、宣言，揭露和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1927年至1931年在苏联、欧洲期间，参加国际反帝和保卫和平运动，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之一。

　　回国后积极支持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上海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1935年与何香凝等率先响应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后参与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8年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向国际友好人士和海外侨胞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任主席，在解放战争台曾给予中共和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物质帮助。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1949年参加由中共倡议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建国以后，历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会长，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四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委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第一、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

　　曾代表国家多次参加国际性活动，先后被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1981年加入中国***，同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主要著作有《为新中国奋斗》等。1981年5月逝世。

　　蔡畅 ；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原名咸熙。

　　1915年入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求学，1916年毕业留校任教，1919年与向警予共同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和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参加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国***正式党员。

　　1924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翌年回国，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会副书记，并在何香凝领导下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兼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北伐时期，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兼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上海、香港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在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1928年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白区工作部部长兼妇女部部长，江西省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参加了举世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妇女部部长。

　　1941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后任书记。194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提出妇女工作以生产为中心的新方向，纠正了王明在妇女工作领域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错误，开辟了妇女运动的崭新局面。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筹建东北解放区妇女联合会，指导东北土地改革中的妇女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书记。同年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1948年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常委、女工部部长。同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

　　1949年春，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是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90年9月11日逝世。

　　何香凝：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著名政治活动家、画家。原名谏，又名瑞谏，别号双清楼主。广东南海人，生于香港。

　　1897年与廖仲恺在广州结婚，1902年变卖妆奁资助丈夫留学日本，同年冬相继东渡。1903年春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预科，后转入女子师范学院预科，同年结识孙中山。

　　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同年9月介绍廖仲恺加入该会。1906年入目白女子大学博物科，1908年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毕业后由日返港，随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举家赴日本。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积极参加讨袁（世凯）和护法运动。1920年起在广东任“出征军人慰劳会”总干事。1924年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改组中国国民党。

　　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并任妇女部部长、广东省政府委员，主持广东妇女工作，创办“罢工妇女读讲习所”，发起组织“援助海丰农民自卫军筹备会”、“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妇女运动讲习所”、“中国各界妇女联合会”，支援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进行反蒋斗争。

　　1935年与宋庆龄等率先响应中国***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担任全国各界救国会理事。抗日战争时期，响应中国***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从事抗日民主运动。“皖南事变”后发表宣言，严斥蒋介石策动内战的阴谋。1947年参与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从事反蒋独裁活动。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一、二、三届名誉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擅长诗词和国画。有《何香凝诗画集》。1972年9月逝世。

　　陈慕华 ； 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汉族，浙江青田人，高中文化。1938年6月加入中国***。

　　1938年至1945年先在延安抗大学习、后任三分校训练部军事佐理员、延安留守兵团警备五团参谋、兵团司令部教育科参谋、兵团军事研究室研究员、延安联防司令部后勤部家属招待所所长兼指导员、后勤部经建处秘书，1945年至1950年任热河军区司令部一科参谋、东北铁路总局机关政治协理员、穆棱煤矿工运特派员、东北铁路保育院院长、中长铁路中央医院副院长，1950年至1971年任东北铁路政治部宣传组组长、铁道部政治部宣传组副组长、国家计委交通局副处长、处长、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套设奋局副局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三局副局长，1971年至1988年任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全国托幼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旅游领导小组组长、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理事会理事长、中国银行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1988年至1993年任第六届全国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银行董事会名誉董事长，1993年至1998年至今任第八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银行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是第五、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彭佩云；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汉族，湖南浏阳人，1946年加入中国***、1945年参加工作、大学文化。

　　1945年至1947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社会系、南京金陵大学外文系参加“民主青年同盟”，1947年至1949年在清华大学社会系学习并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地下党总支委员，1949年至1950年任清华大学党总支部书记，1950年至195？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学校？部工作科干事，1953年至1959年任北京市委高等党校委员会常委、办公室主任，1959年至1964年任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大学组组长市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委员，1964年至1966年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1966年至1973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后下放劳动，1975年至1977年在北京大学政治部宣传组工作，1977年至1978年任北京化工学院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至1979年任国家科委一届负责人、1979年至1982年任教育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党组成员，1982年至1985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5年至1987年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87年至1988年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兼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1988年至1993年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至1998年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务院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1993年至1997年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1998年3月任现职。

　　钱正英；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汉族，浙江嘉兴人。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肆业，1941年加入中国***并参加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9年至1942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并参加上海地下党，任大同大学群众团体党团成员、工学院分党支部书记。1942年至1945年任淮北区党委机关文化教员，淮北泗五灵凤县中学浍南分校教员、党支部书记，淮北行署建设处水利科科长。1945年至1948年任苏皖边区水利局工程科科长，华东军区兵丫部交通科科长、前方工程处处长。1948年至1950年任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党委书记。1950年至1952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1952年至1967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67年至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4年至1988年任水利电力部、水利部部长，党组书记。1988年至今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康克清；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妇女运动卓越***，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政治活动家。江西万安人。

　　1926年加入中国***青年团，任万安罗塘湾妇女协会常任秘书，万安县巡视员。1928年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与朱德结婚。

　　1931年转为中国***党员。1932年在江西瑞金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政治指导员。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侯补委员。同年10月至1936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草地，历尽艰辛。她与朱德同志一起同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6年任红军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赏学习。先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组织股长、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晋东南妇女救国会主任。是中共七大代表。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五届常委，第二届书记处书记，第三届副主席，第四、第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全国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主任，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会长，宋庆龄基金会主席。是中共第七、八、九、十、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常委，第五、第六、第七届副主席。1992年4月23日逝世。

　　邓颖超；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原名邓文淑，又名邓咏通、邓湘君，曾化名为逸豪等。祖籍河南光山，生于广西南宁。

　　幼年丧父，靠母亲行医、教书过清贫的生活。1919年“五四”运动时，响应同在天津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郭隆真的倡议，参与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被推举为演讲队队长，带领队员在街头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并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参与和组织 领导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

　　1920年秋到北京师大附小任教员。1923年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1924年参与组织中国社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初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中国***员。同年与周恩来结婚。在大革命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两广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曾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侯补中央执行委员。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在上海党中央机关从事秘密工作，后到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局秘书长，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中共驻重庆、南京代表团成员，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妇女参加抗战和民主政治运动，并与各界妇女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救护收容逃难到后方的儿童。曾当选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并曾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进行不懈的斗争。

　　1945年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侯补中央委员。同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副书记。1946年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国民党当局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在重庆、南京、上海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1947年回到延安任后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9年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建国后，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四届妇联名誉主席，全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对外友协名誉会长。

　　曾当选为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委员，第六届主席。1992年报7月平均12日逝世

　　吴仪；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部长。汉族湖北武汉人，1962年加入中国***，同年参加工作，北京石油学院石油炼制系炼油工程专业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1956年至1962年在西北工学院国防系、北京石油学院石油炼制系炼油工程专业学习。1962年至1965年任兰州炼油厂车间技术员、政治部办公室干事。1965年至1967年任石油工业部生产技术司生产处技术员、1967年至1983年任北京东方红炼油厂技术员；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副总工程师、副厂长。1983年至1988年任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党委书记。1988年至1991年任北京市副市长。1991年至1993年任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93年1997年任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部长，党组书记。1997年至1998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部长，党组书记。1998年至今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国务院国务委员。

　　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在侯补委员、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

　　何鲁丽；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汉族，山东菏泽人，民革成员，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大学文化，副主任医师。

　　12岁随父何思源（当时的北京市市长）来京。1952年至1957年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7年至1984年任北京儿童医院住院医师，北京市西城区儿童医院住院医师，北京市第二医院主治医师、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1984年至1988年任门市西城区副区长。1988年至1996年北京市副市长、民革中央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是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八届四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增选为副主席，第七届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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