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1902—1997),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人。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是山西省***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共青团太原地委书记,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中共天津地委第一、第二、第三部委(区委)书记,地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组织部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工人部部长、代理书记,唐山市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城工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1945年8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48年12月~1955年6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49年9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1949年10月,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常务理事。1949年11月~1955年4月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主席。1951年2月~1966年5月任北京市市长。1951年7月~1956年11月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校长。1951年10月,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1952年1月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52年~1953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
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54年9月~1959年4月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1954年起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6月~1966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59年6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9年7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兼任代秘书长。1989年4月任全国李大钊研究会名誉会长。1990年5月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一届名誉会长。
1994年1月被推举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二届名誉会长,同年起任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历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五届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1962年5月2日,在朝鲜接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1964年10月5日,被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授予一级沙瓦德拉
王家勋章。1983年6月28日,被秘鲁议会授予秘鲁议会大十字荣誉勋章。
1997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与‘懋’的同音字有 髦, 昴,牦
郎宝信1917年4月4日生于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为谋生计,曾当过学徒,买过报纸,当私学教员,河北省银行的行役。“七七”事变后于1938年4月考入华北人民自卫军抗日军政大学(吕正操部),同时入伍,毕业后分配到华北人民自卫军军医处任指导员,八路军占据新城县后到白沟镇小高村抗日小学教书,1939年初任冀中五分区政府教育助理、秘书,同年7月加入中国***,1940年8月任中共冀中五分区委宣传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1940年底到晋察冀边区冀热察区党委党校学习6个月,后分配到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任巡视员。1941年秋派往平北抗日根据地——昌(平)延(庆)联合县和龙(关)赤(城)联合县开党员训练班,亲自讲课,对平北抗日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1941年12月随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长张明远到平北坝上视察工作,平北根据地建立不久,对敌斗争艰苦,缺乏干部,毅然留平北工作,任龙崇赤联合县委民运部长兼八、九两区区委书记,同时还兼任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1943年5月,为尽快恢复在敌人“扫荡”中摧毁的根据地,到三区兼任区委书记,很快恢复了工作。1943年8月在平北地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了段苏权将军“群众工作深入,民主作风好,网罗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有成绩”的大会表扬。
1945年6月任中共沽源县委书记。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朱总司令向人民军队下达了向日军大反攻的命令,郎宝信带领县委的干部战士,决心运用党的政策威力,不等不靠,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用自己的力量,解放沽源、宝昌地区,
在郎宝信的领导下,县委机关分三路向日伪猛扑,郎宝信率部于8月13日收复了宝昌镇(当时为伪宝源县政权所在地),宝昌、沽源两县宣告光复,从而使平北抗日根据地向北扩大至太仆寺旗境内,实现了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中国军队靠自己的力量两次收复宝昌、沽源(第一次是吉鸿昌将军所率领的抗日同盟军收复的)。收降日伪军总计达1200多人,当时我方兵力单薄,收降数十倍伪军是个难题,为安全计,命令伪军驻扎在离城十里的地方,先一律卸下枪栓,把子弹、枪栓放入麻袋内先运进城内后,才准伪军进城赤手受降,接收1200多名伪军及武器,武装了察北骑兵师六个中队,支援了多伦县大队两个排,组建了宝源县大队三个中队,对坚持党在察北地区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察北各县除康保、宝源两县外,大都是苏蒙联军出兵解放的,康保收降不成功,伪军发生哗变。察北骑兵师、宝源县大队后演变为察哈尔骑兵第三师,参加了开国大典。)
1946年撤城以前,为应对新的斗争形势,郎宝信组织全县干部,彻底清理了自己内部队伍,对当过伪警长以上的人员和思想动摇者一律热情送客、做了清洗,部队充实了一些翻身农民,这样就避免了叛变流血事件的发生,因而受到察北地委的称赞。地委副书记苏克勤说:“你(郎宝信)进攻时勇猛前进,使敌人不知所措,运用党的政策威力,迫使敌人投降。撤退时,彻底清理内部消除隐患,防止了投敌叛变的发生,是值得称赞的。”在自卫战争中,郎宝信带领宝源县大队、张宝联合县支队坚决打击敌人,歼灭张家口坝上地区四股反动地主还乡团,保卫了翻身农民的胜利果实,并参与指挥了两次攻打平定堡的作战活动,全歼国民党察北收编司令杨永兴(杨锡壶)部千余人,致使坝上人民有“狼(郎)吃羊(杨)”的革命故事的流传(1997年沽源县广电局长陈珍带沽源摄制组拍摄了《永远的郎政委》的纪录片,真是再现了“郎”吃“杨”的革命故事)。
1947年11月,郎宝信在独石口受到傅作义部骑兵十四纵队包围,突围时警卫员被俘,自己的腿被敌人的马刀砍伤,后到詹大南将军独立第五旅养伤。1948年,辽沈战役前夕,郎宝信任多伦县委书记,参与了解放多伦的战役部署,全歼敌两千多人,后担任多伦市委书记,在作战部队撤退的情况下,带领县大队及全城群众坚守多伦城。此役是冀热辽解放区在自卫战争中解放的第一个县城。多伦的解放,使“冀热察”与“冀热辽”连成一片,实现了两大区(华北与东北),两大省(热河与察哈尔)的军事联络,为解放周边各县创造了有力条件。
平津战役中,郎宝信带领多伦县担架团、多伦县大队参加了新保安战役的阻击和抢救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郎宝信以察北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同月,察北专区爆发鼠疫时成立了防疫指挥部,郎宝信负责秘书长(相当于总指挥)工作,指挥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以及广大民兵建立了三道封锁线,控制了疫区人员的逃窜,迅速控制了疫情,并带领苏联鼠疫防治队和东北防治队以及中央派来的防疫专家深入疫区防治,很快扑灭了疫情,受到中央卫生部的赞扬,在之后的两年中,郎宝信在张家口地区积极开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宣传和建设,被评为河北省卫生模范,河北省主席林铁为其颁发了奖状。
1952年12月张家口地区组建后郎宝信任张家口地委第二副书记,1953年6月5日总理周恩来签发任命书,调任河北省卫生厅政治副厅长,任职后兼任河北省卫生厅党总支书记,主管党务、财政、人事工作。为贯彻中医政策曾写文章批判当时卫生部副部长王斌违反中医政策的言论,在健康报、河北日报登载。并支持省卫生厅厅长段慧轩(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在河北省成立卫生工作协会,团结广大中医,支持他们开办联合诊疗所,增强了中医业务的提高并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作为经验向全国推广。与此同时,郎宝信还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北戴河疗养院”的医疗设施建设工作,为中央领导在北戴河办公、开会提供了医疗保障(1954年7月底,陈云和李富春在北戴河疗养院主持修改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1958年4月郎宝信任张家口医士学校校长(仍兼任河北省卫生厅党组副书记至1959年3月),大跃进时,把中专张家口医士学校升格为张家口医学院(后为张家口医学专科学校),郎宝信任张家口医学院院长,为解决房子、设备、师资、用地等问题做了很大努力,经多方联络协商,将原沙岭子康复医院改为第二附属医院,扩大了实习基地。在面对各种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曾提出领导与教师和学生实行“五同”的办学理念,即“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娱乐”,自上而下形成师生之间心心相印,教书育人,教学相长的局面。由于在“大跃进”中全国高校盲目扩大招生,教学质量直线下降,60年代初,国家开始整顿,“大跃进”中升格的各大高校纷纷“下马”,张家口师院、张家口工学院等高校停办整顿,在此期间,郎宝信等校领导为保留这所医学高校做了很大努力,最终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支持,1962年,张家口医学专科学校划归河北省教育厅领导,成为张家口市区内唯一的省属高校。
文化大革命中郎宝信受到审查,三次被揪,三次解放,是张家口市受批判、挨斗争最多的人。(注:1967年曾被造反派批斗的郎宝信又被推举担任过张家口医专的革委会主任,但很快又被打倒,抄家。1974年在段苏权将军的亲自关照下,郎宝信担任了张家口师专的革委会副主任,主管后勤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郎宝信任张家口师专校长,为师专的发展积极努力,做出一定成绩,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当时,为解决外语系师资问题,郎宝信不怕个人承担风险,从劳改队引进一名刑满释放人员,系英国经济特务,叫陆湘清任教,当时河北省教育厅和高教局不批,而以临时工录用,该人后被评为师专英语系教授,并担任英语系主任,业务上是当时河北省的知名人士。为提高办学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郎宝信积极争取为师专教师提供培训和深造的机会,同时,切实关心教师的生活,特别是为当时的青年教师解决了住房困难等。在落实政策的工作中,郎宝信与校党委书记祝庆理一道投入到师专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中,为“文革”中受批判和冲击的同志恢复了名誉。
1981年郎宝信调回张家口医学专科学校任党委书记,积极进行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身体力行肃清“左”的毒瘤,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当众摘掉了被诬陷者的帽子,该平反的平反,该道歉的道歉,该退赔的退赔,该安排工作的安排工作,从而使师生员工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并带领学校各系领导干部到外地医学高校参观学习,交流、积累办学经验,积极争取办学经费与科研设备,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升格为本科医学院打下了基础。
1982年12月,张家口医学专科学校升格为张家口医学院,郎宝信任张家口医学院党委书记。自1958年郎宝信担任张家口医士学校校长,到1959年担任张家口医学专科学校校长,再到1982年担任张家口医学院党委书记,见证了这所医学院校从中专到大专再到本科的全过程。1983年底,郎宝信响应党的号召申请离休。离休后任张家口医学院离休老干部支部书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张家口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授予“医政岗位三十载,无私奉献为人民”荣誉称号。行政9级。
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儿子:
李葆华:(1909-2005),男,汉族,曾用名赵升阳、赵振声,化名杨震。1909年10月2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931年5月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1925年冬参加革命工作,大专文化。1921年入北京孔德学校学习。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4月在父亲李大钊被杀害后,根据组织指示,在进步人士帮助下到日本,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31年6月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到上海,参加上海留日学生会、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上海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开展的反日爱国斗争。1932年4月到北平门头沟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参加了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工作。6月任中共北平门头沟区支部书记。后曾历任中共河北省委京东特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京东特委书记。1935年4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6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驻京东特委代表。1936年5月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1月调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后曾历任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工委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党内刊物《战线》负责人、省委党校校长,晋察冀边区委员会组织部长、常委兼区委党校校长、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参加了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0年到延安,曾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工作。1942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曾任中央党校第三支部书记,贺龙同志政治秘书。1944年春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委员、组织部部长兼分局党校校长。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1948年起任中共北岳区党委书记兼北岳军区政委和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党校副校长,校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1948年12月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至1951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8年2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长、党组小组书记,水利部副部长、党组小组书记、党组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3月至1961年2月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59年12月起)。其间:1949年11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56年8月至1958年2月兼任森林工作部副部长。1954年12月、1959年4月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届、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1年2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1962年2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6月至1962年9月兼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2年7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安徽省政协主席,1962年9月至1967年4月兼任南京军区第六政治委员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安徽省贫下中农协会主席。1966年至1973年“文化大革命”只受迫害。1973年9月至1977年12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1973年9月至1977年11月任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党校省干班党支部书记,1977年11月至1979年1月任贵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1978年1月15日至1982年4月15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1978年1月起)。1979年12月被推举为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5月被委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理事。1982年6月当选为中国钱币学会名誉理事长。1982年5月退居二线。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均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女儿:
大女儿:
李星华:1911年11月,星华出生于乐亭县大黑坨村,与母亲赵纫兰生活在一起。1918年夏,跟母亲到北京,从此在父亲身边,一边帮助母亲料理家务,一边上学。1927年4月,与父母一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抓捕,在狱中关押20多天。出狱第二天,竟是父亲壮烈牺牲之日。自此辍学照顾母亲和弟妹。1931年复学。1933年4月,为父亲公葬奔走。5月,母亲病故后,在艰难中挑起生活重担。1937年在中法大学毕业。1940年与弟妹一起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教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郁愤成疾,双目失明,1979年病故,终年68岁。
小女儿:
李炎华: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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