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文章锦绣,为人却耿介切直,放达不羁,以致树敌无数,屡遭同僚诟病和围攻。他的老师晏殊甚至对人说:“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可见,欧阳修在做人上恐怕刻薄有加,宽容不足。但这样一个对同僚刻薄的人,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度,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
举荐曾巩、苏洵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曾巩,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并献《时务策》,表达政见。欧阳修读了曾巩的文章,赏识不已,他在回信中充分肯定了曾巩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曾巩擅长古文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一直埋没于草莽。为此,欧阳修特撰《送曾巩秀才序》,为其叫屈,为其扬名,又把曾巩纳入门下,当成最堪造就的学生,悉心教导。在欧阳修的培养和帮助下, 曾巩于嘉 二
年(1057年)高中进士,从此一鸣天下知。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之所以能够成就如日中天的文名,也得益于欧阳修这位伯乐。苏洵27岁才开始发奋为学,后来进军科场,却连连落榜,性格倔强的他,干脆把自己以前写的文章付之一炬,然后闭门谢客,埋头读书,经过数年磨砺,终于文章大进,下笔千言。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宋仁宗嘉 元年(1056年),48岁的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以文章为“敲门砖”,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说,文章方面,我人微言轻,此事非欧阳修莫属。张方平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氏父子去京城拜访翰林学士欧阳修。其实,欧阳修与张方平曾因政见不同而交怨,一向合不来,但当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并不因为他是政敌推荐的而怠慢,反而击节道:“后来文章当在此!”立即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誉,苏洵从此名动京师。
举荐苏轼
欧阳修发现苏轼的故事,也是一段文坛佳话。嘉 二年,欧阳修出任知贡举,担任这一年礼部省试的主考官。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篇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欧阳修阅。欧阳修读后,眼睛一亮,觉得无论文采还是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但欧阳修的“入室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这场会试,由于采用糊名法,文章属于谁,不得而知。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曾巩所写,担心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便与梅尧臣商量将其列为第二。复试时,欧阳修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赞叹之余,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列为第一名。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后来,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的文才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看到后生才情勃发,年过50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孩童一般,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嘉 二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共录取进士388人,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真可谓群星灿烂。之所以一次考试就能录取这么多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人才,与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这些响当当的人物,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高度概括了他的求才之渴、爱才之切、识才之准、举才之功,称他为千古伯乐,应该不是过誉之词。
摘自《北京青年报》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佑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佑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佑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佑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佑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佑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佑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佑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编辑本段]曾巩(1019-1083)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与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於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
导语:苏轼,王安石,唐宋八大家,宋代5个都是欧阳修提携的(算上自己宋代占6个)。宋朝话题继续中,大师兄今次想跟大伙唠唠五大文豪之欧阳修。我猜,大部分人认识欧阳修,是从他的《醉翁亭记》开始的。那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是我们中国人使用率极高的一句话,即便目不识丁的人,也知道。随着对欧阳修的了解加深,渐渐发现,除了超高的文学素养值得敬佩,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闪光点——喜欢提携后生。
事情还得从欧阳修小时候说起,欧阳修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生活一下子陷入了窘境。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欧阳修还有一个叔叔愿意收留他们。娘俩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母亲是大家闺秀出身,没钱请先生的情况下,只能亲自教欧阳修在沙地上读书写字。成年后,欧阳修接连两次科举失败。直到胥偃保举,才“连中三元”。最终取得殿试14名的成绩,又被胥偃招为女婿。欧阳修开启了他的仕途。
兴许是因为自己的坎坷经历,使得欧阳修非常乐于提携后生。他提倡“以才取人”,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保证考试公平,就像现在的公务员考试,追求公平。欧阳修珍爱人才,他只认才华,不会因为你的出身不同,而有失偏颇。流传千古的“唐宋八大家”,其中宋代六人,除了自己,剩下的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均出自欧阳修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除此之外,包括包拯、韩琦、司马光等也都得到过他的赏识与举荐。
欧阳修在王安石考试时是主考官,他非常赏识王安石的才华。欧阳曾把王安石比作李白和韩愈,推举王安石为相。欧阳修虽然在文学上很欣赏王安石,经常发文章吹捧。但是在政治上却不同意王安石的政见。王安石变法时欧阳修站在旧党一边,曾在他管辖的地方坚决抵制青苗法。欧阳修因帮助范仲淹求情而被贬谪,不过变法不久他就驾鹤西去。所以和王安石的矛盾也没有达到白热化程度。
欧阳修在曾巩考试时也是主考官,曾巩出身儒学世家,才学出众,12岁时便写出气魄脱俗的《六论》。他本就是欧阳修门下,一开始,曾巩也是没能考取功名。后来曾巩父亲去世,他只好离京回乡,侍奉母亲,照顾弟妹。临走时欧阳修还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送曾巩秀才序》,充分肯定了他的才华和勤奋治学的态度。他鼓励曾巩,回家以后不可荒废学业,要继续学习,有朝一日终能返京。十年后,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不负欧阳修的厚望,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在欧阳修的举荐下,曾巩的才华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苏轼是跟曾巩同场考试的。当时欧阳修看到有一篇文章写得极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连他这位文学大师也爱不释手,想着要评为第一。但是又以为这是自己的弟子曾巩的卷子,怕给了第一怕遭人议论。旁边的考官看欧阳修纠结的样子,也过来看了下苏轼的文章。看完他说若是此子评为第一,恐怕欧阳修文坛领袖的地位就要易主了。欧阳修暗自开心,想着自己的弟子曾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毕竟是“自己人”,怕被人诟病徇私。最后没有给第一,还是给了第二。后来才知道,原来作者是苏轼。欧阳修感慨这个年青人文章写得这么好,从此欣赏苏轼的才华而对他高看一眼。后来我们都知道了,苏轼的文章诗词被人竞相传颂,果真成为文坛领袖。
欧阳修作为宋代文学家的****,倡导了新古文运动,引发了文坛的文风改革。有了欧阳修的文学观,才有以后的王安石、曾巩及苏洵三父子。没有欧阳修的几次举荐,就没有后来在政坛上举重若轻的王安石;没有欧阳修在学风文风方面的改变,就没有散文大家曾巩;而苏轼即便再有才华,倘若入不了仕,或许也就默默无闻了。身处高位,却愿意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推荐赞赏,不计较个人恩怨,使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千古。欧阳修真乃千古伯乐也。我是热爱传统文化的江南大师兄,如果您愿意,不妨在留言区写下您的高兴,感谢关注点赞,希望与您成为朋友!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卷子的时候被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
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点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一直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
在知道真实情况后欧阳修后悔不已,但是苏轼却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苏轼的大方气度和出众才华让欧阳修赞叹不已:"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意思是这样的青年才俊,真是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啊(成语出人头地就是从这儿来的),并正式收苏轼为弟子。
扩展资料:
欧阳修与苏轼是北宋文坛耀眼的双星。在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是英勇无畏的旗手,苏轼是名副其实的闯将。他们分别团结了一群才华横溢的作家,携手铸造了北宋文学的辉煌。
欧阳修是苏轼童稚时的偶像,读其文,诵其诗,想见其为人,私以为师。嘉祐二年礼部试,欧阳修彗眼识苏文,提拔为进士第二名,虽引起一场风波,亦令科场风气大变。欧、苏年龄相差三十岁,结为忘年交,两代文宗相继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联手创造了北宋文学的辉煌。历史上“欧苏”并称,给后人多方面的启迪。
欧阳修和苏轼都出生在今四川,巴蜀文化启蒙了他俩。欧阳修与苏东坡是北宋诗文好友,他们的关系又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
参考资料1:-欧阳修
参考资料2:-苏轼
《苏东坡传》:真正的成熟,是与苦难握手言和
“人生缘何不快活,只因未读苏东坡”,这几句诗写尽苏轼的一生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写道:“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大概就是对苏东坡最好的诠释。
苏轼二十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中年以后,从北到南,却是接连被贬,直到被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就是这跌宕起伏,四海飘零的一生,却被苏轼过得有模有样,有滋有味。
身处顺境,他能享受最好的,能讲究
身处逆境,他能承受最坏的,能将就
这份豁达和修养,让我们这些后来人,不由得一赞三叹。
从学士到农夫
在仁宗嘉祐二年,苏轼考中进士,在参加考试的三百八十多人里名列前茅,很多人穷尽一生,也未必能进士及第,可那年,苏轼才只有二十岁。
欧阳修对他的文章赞赏不已,但是因为误认为是好友曾巩所写,为了避免闲话,把他列在了第二名。
考中之后,考生要修书一封,感谢恩师,苏轼也不例外,欧阳修读完苏轼的信后,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他甚至还对自己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之后,无人再谈论老夫”。
欧阳修的推崇,让苏轼很快就名动京城,他一下变得炙手可热,人们争相传诵他的文章,私下里人们找他题字,宴会上歌女找他填词,人们以为东坡手里会一直握着笔,写他的锦绣文章,谁料想,不久之后,笔被搁下,他被迫抬起犁头,从学士变成了农夫。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为在一篇谢表中对新法多有不满,因此被新党构陷,寻章摘句,竟然被罗织成欺君罔上的死罪。幸得高太后求情,王安石声援,苏轼才侥幸逃得一死,被贬黄州。
苏东坡带着一家老小在黄州落脚,黄州是一个穷苦的小镇子,过去优渥的生活自此绝缘,从云入泥,心理落差之大,外人着实无法想象。
因为生活拮据,他不得不开垦荒地,自己种粮食吃,建筑房屋、自己打井、移栽树苗,筑造水坝,俨然老农一般。
这是苏轼这一生第一次下地务农,他顶着太阳耕田、插秧、灌溉,以前手里拿着精致的毛笔,书写的是众人称颂的文章,如今却是扶着沉重的牛犁,在山野中耕田。
他写道: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但是,他却并没有被生活打倒。他很快接受了现实,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农夫。看到地上冒出麦苗,他会欢喜的像个孩子,看到稻穗饱满,他会得意满足。
东坡田里耕作,越来越觉得自己像当年避世隐居的陶渊明,他甚至把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编成一首歌,然后教给一起耕作的农人来唱,他自己拿着小棍,在牛角上打着拍子,和大家一起唱,一时间,山野之中到处是欢声笑语。
从羊肉到猪肉
宋代宫廷规定:“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
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时每天宰羊280只,到宋神宗时虽引进猪肉消费,但一年仍要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而猪肉只用掉“4131斤”,不及羊肉的零头。至于一般的士庶贫寒,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是宴请贵客的时候,才能咬咬牙买来尝尝鲜。
猪肉因为寄生虫和味道的原因,不受大家的喜欢,只有下层劳苦人们才会买来吃。
苏轼在京城时,无论是皇家的赏赐,还是宾客宴请,吃的都是上好的羊肉。
在黄州,因为甚是贫穷,苏轼根本买不起羊肉,没办法,他只能选择吃猪肉。
他说: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因为当时猪肉并不好吃,所以苏轼煞费苦心,开发了新的做法,他饶有兴趣的写下《猪肉颂》:
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馅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如今,东坡肉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美食,而东坡那份乐观的精神,也鼓舞着在逆境中前行的每一个人。
最好的砚台,最坏的书房
苏轼诗词绘画无一不精,在艺术上的造诣可谓登峰造极,正因如此,他自己对砚台十分讲究,他一生收集了很多名贵的砚台,比如,苏轼曾经用的一方端砚,呈瓦形状,色如猪肝,中有冰纹,敲击有铿锵之声,犹如石磬,正上方雕着一个独角兽,面如狮,下巴有须,五爪登云,二目观日,可谓精美绝伦,并且还有藏宝篆书小印,可谓价值连城。
曾经的苏轼,写诗作文一定要匹配最好的砚台,他在这方面的讲究也是当时大部分文人不能比的。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以62岁高龄被放逐到海南岛,海南地处蛮荒,文教不兴,在历史上从未有人科举及第,于是苏东坡身体力行,办教育、开学堂。很多人听说苏东坡在海南授课,不远千里追到海南,跟随苏轼学习。
而当时,苏轼的砚台大多都已经遗失,他甚至连一个像样的书房也没有,很多书都只能靠他自己手抄,当地又闷又热,他经常汗流浃背地抄书,一抄就是大半天,汗水浸透衣裳,他也毫不在乎。
他能用最好的砚台,却也能用最坏的书房。
在他离开海南不久,海南的姜唐佐就举乡贡,苏轼兴奋地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对于一个蛮荒之地,完成了科举的零突破,确实称得上是“破天荒”了,时至今日,海南依然留存着东坡村、东坡井、东坡路、东坡帽甚至还有东坡话。海南人一直把苏东坡当成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
这就是苏轼!他可以是挥毫泼墨名动京城的苏学士,也可以是早起晚归,扶犁耕田的东坡居士。能在京城享受羊肉,也能在黄州做他的猪肉。他能对砚台精益求精,却也能在简陋的书房完成对海南的文化开拓。
他能享受命运的馈赠,也能承担命运的打击,无论好的坏的,他都能变成生命里的风景。这大概就是苏轼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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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重文轻武之先河。纵观整个北宋时期,文人的待遇好过历史上的任何朝代。然而才华横溢的苏轼在如此社会环境之下,依然难展胸中抱负,终身怀才不遇,这又是为何呢?
提起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就不得不提到盛名在外的“苏门三大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均位列唐宋八大家,可见其文学造诣之深。这其中,又以苏轼的才华最盛,盛名最隆。他出自书香世家,在其父苏洵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便接触诗词曲赋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在加上父亲的谆谆善诱,苏轼在青年时期便展现出了极高的文学才华。同时他还喜好交友,常常与朋友饮酒赋诗,游历山水,养成了豁达开明的性格。
苏轼游山玩水的潇洒时光止于他二十一岁之时即嘉祐二年(1057年)。是年其父苏洵带领苏轼以及弟弟苏辙进京赶考。在考试中苏轼的文章得到了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从此步入仕途。
说到苏轼的这次赶考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考官欧阳修的学生曾巩也参加了那次考试,由于考官不可以看到考生的性命,因而当欧阳修拿到苏轼的文章时觉得文采飞扬,才思敏捷,一时间竟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欧阳修将篇文章定位第二名。当事后得知此文乃是苏轼所作之时,欧阳修大感意外,对苏轼十分赏识。苏轼仕途开局绝对称得上一帆风顺,家族久负盛名,自身才华出众,又有当朝重臣欧阳修的赏识。然而即便如此,苏轼的仕途依旧十分不顺。究其原因,皆在于以下几点:
才华横溢惹人妒忌
北宋所在的北宋时期,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文人地位最高的时期。在欧阳修的大力举荐下,年轻的苏轼登上了北宋的朝堂,欧阳修对苏轼十分欣赏,尝赞其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欧阳修的赏识使得苏轼名声大噪。苏轼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在朝官员的神经。此时的北宋朝堂之上,名家大儒比比皆是,他们各个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文人往往都是自傲的,面对一个资历浅薄的苏轼,他们大都将其看成了“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苏轼若能谨言慎行,明哲保身也还能求得一席之地。然而,自幼养成开明豁达心境的苏轼,却并不会这些官场权术,在官场之上,苏轼全然是一个新手。他盛名虽隆,在入朝之后却始终没能得到重用。而他耿直和不拘小节性格,也为他今后的仕途埋下了隐患。
突遭变故朝局大改
苏轼初入朝堂之时,虽未被重用,但当时政风相对清明,朝堂之上党派互相倾轧也没有那么严重,因此他那段时间苏轼过得还算是潇洒自在。但随着两件重大的变故,苏轼的仕途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就在苏家父子名噪京城之时,家中传来噩耗,其母病逝。苏轼与其父其弟一同回乡奔丧。至嘉祐四年十月(1059年10月)回到京城。回京之后的苏轼在嘉祐六年举行的(1061年)“三年京查”期间“入第三等”,被授予大理评事一职。就在苏轼准备大显身手之时,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对其影响颇深的父亲苏洵去世,于是刚刚回到朝廷的苏轼再次扶灵还乡,守孝三年。而这三年时光朝局已然大变。当初极力支持苏轼的欧阳修在王安石变法的大潮之中被迫离开了京城。再次回到京城的苏轼眼中见到的再也不是那个平和的朝廷了。
然而,朝局的改变并不能磨灭苏轼的傲骨,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但苏轼依旧是那个敢于直言的青年才俊。他上书痛陈新法弊病,据《宋史苏轼传》记载:“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此番言论直指当朝宰相王安石,并因此触怒了王,于是遭到排挤,最终不得自请离京,离开了这个“陌生之地”。
直言忠谏屡被打压
然而,即便是离开京城苏轼依旧没能逃过新党人的打击。元丰二年(1079年),这一年苏轼调任湖州,任知州。按照北宋的规矩,新官到任后都要上表感谢皇帝的恩德。苏轼也不例外,在上任之后,他作《湖州谢表》一封送与朝廷。然而就是这看似普通的例行公事,却在朝堂之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这篇上表中,有这样几句:“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就是这样几句看似普通的话,在极注重暗喻的古代官场,
却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原本僵持不下的新旧两党间的平衡。新党将苏轼的文章歪曲解释,认为其妄自尊大,污蔑朝廷。为其安上了足以杀头的大罪。
真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苏轼刚刚上任三个月便被朝廷押往京师。这便是著名的北宋“乌台诗案”。因为苏轼的
才华之高,盛名在外,新旧两党都不断有人站出来为其说请,最后,连当初排挤苏轼的王安石也站出来为苏轼说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被变贬黄州,此事也成为了苏轼一生中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转折点。
但苏轼的仕途并未就此终结。
元丰八年(1085年), 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大力打击新党人物,司马光等守旧派势力再度抬头。苏轼也在这时再度被召还朝。旧党执政后尽废王安石之法,苏轼认为新发并非全为糟粕,还是可以有多保留,遂再次上书批判了旧党中的腐败现象,此举再次使苏轼惹祸上身。旧党开始极力排挤苏轼,最终,又落得个自请外调,之后再没踏入朝堂。
总结:
纵观苏轼的仕途,他有一身才华,却不习为官之道,他的身上总有着一股浩然正气。新党有失就痛陈其失,旧党有弊便直言其弊,从而招致双方的仇恨。使得自己不得不远离朝堂。然而,这些排挤与打压都没能击垮苏轼,他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俊才,依旧有着豁达的心性以及刚正不阿的品格。纵然人生不如意,也终没能折其傲骨。
“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宋代科举,分州试,省试,殿试。宋仁宗时期省试又分三场:先考策,次考论,再考诗赋。欧阳修主考的是省试里边的“论”。
苏轼才情卓绝,不拘一格,写起论来,天马行空,不按常理出牌,且言之有物。而欧阳修又是喜欢这种风格,不提倡循规蹈矩,或者堆砌华丽词句的,“方时诡异之弊胜”,就是指那时候的人写东西喜欢寻章摘句,却意思空洞乏味,晦涩难懂。
可以看出来,宋史这段话是捧着苏轼在说,因为他不单单记录了欧阳修在主持礼部殿试考“论”时,把苏轼文章错判为曾巩所作,曾巩是他的学生,为了避嫌,故排为第二名,实际按欧阳修的意思应该是第一名。而且为了表明欧阳修对苏轼的喜爱,他甚至写信跟人说:“苏轼这么牛叉的人出来了,我应该避开才是。”这话不管意思是谁会抢谁风头,欧阳老对苏轼的推崇和喜欢可见一斑。
再强调一句,欧阳修把苏轼排在第二名,不是指省试的第二名,而是省试考论的第二名,省试的第一名是林希。至于苏轼,想必是排不上名次的。
“方时诡异之弊胜”,欧阳修认为这是弊,但是别的考官未必如此想,不然也不会强调这一句,苏轼也不至于会不见名次。
到了殿试,苏轼更是连甲科都没进,这个也不能怪仁宗皇帝,皇帝不可能每张卷子都看,名义上他是主持人,但他也仅是露个面,巡视一下,然后翻阅一下,下面各个考场的考官推荐上来的卷子。前面说的会试第一的林夕,仁宗就特意看了他的卷子,开卷两句话“天监不远,民心可知”。让他很不高兴,还没当官呢,就语带警告,仁宗不发一言,下边也就领会圣意了。至于,苏轼的文章,仁宗未必会看到,下面的考官直接就给定了。
后来状元是一个叫章衡的人,他文章中前面两句写的是“运启元圣,天临兆民”。可叹世间事蝇营狗苟,沧海桑田,唯马屁二字,不穿。这一年的龙虎榜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马屁虽不穿,但历史来说,总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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