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为政举措

善用人才 统一中国建立汉朝之后，刘邦以文治理天下，征用儒生，诏令天下，广泛求贤。即位的同年6月，刘邦在洛阳的南宫开庆功宴，宴席上，他总结了自己取胜的原因：“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 ”

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季布和丁公他们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领兵几次将刘邦打败，丁公也领兵追击过刘邦，但最后放过了他。刘邦做皇帝后，记恨季布打败过自己，就把他抓了起来。但想到自己也需要他这样的忠臣来辅佐，就不再记仇，不但放了他，还封为郎中。 丁公是季布的舅舅，他听说季布这样给过刘邦难堪的人都能释放做官，他这个曾对刘邦有恩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没想到，他却被刘邦抓起来。刘邦对众人说：“丁公做项籍的将领时不忠，就是他这种人使项王丧失了天下。”刘邦下令处死了丁公，还在军中示众，警示大家要做忠臣，不要学丁公。 定都关中 刘邦定都长安是因为一个叫娄敬（因被赐姓刘，又称刘敬）的士卒的提醒，娄敬从山东赶来见刘邦，说刘邦得天下和先前的东周不一样，所以不应该像东周那样以洛阳为都城，应该到关中定都，这样便可以在秦地固守险地，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张良同意娄敬的建议，他说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退可守，攻可出。刘邦听了表示同意， 于是很快将都城迁到了长安。 地方区划 刘邦接承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同时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律刑法。 法律思想 在平定天下后，刘邦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取消秦朝“严刑峻罚”的做法，废除连坐法及夷三族，提出了“德主刑辅”。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宽柔相济，严松相当的统治效果。

刘邦命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即“汉律九章”。这是在战国时期李悝所制订的《法经》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基础上补充了户律（户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赋税征收）、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备）和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牧和驿传方面），一般所说的汉律就是指《九章律》。刘邦重用叔孙通整理朝纲，叔孙通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为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分封异姓王 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他也没有敢对自己的皇位掉以轻心。他在设盛宴招待英布等大臣时，曾经对在场的父亲刘太公夸耀说：“原先您老经常说我是无赖 ，没有赖以生存的赚钱之道，没有二哥能理家治业。如今我做了皇帝，您看在是二哥的财富多，还是我的财富多呢？ ”不过在享受的同时他也采取措施对皇权进行了巩固。

第一个让他不放心的就是在各地的异姓王。他们都有兵将，有的还有三心二意。第二个问题就是其他将领，为功劳大小和赏赐的多少争斗不止，如果安抚不当，就会投奔那些异姓王作乱。还有原先六国的后代也不能掉以轻心。在中央，丞相的权力对他这个皇帝也构成了威胁。刘邦从做了皇帝，到最后病死，中间有八年时间，基本上都用在了解决这些让他不放心的问题。

他先收拾的是韩信。在公元前201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 刘邦问怎么办，大家说发兵讨伐。但陈平却反对，他说楚国兵精粮足，韩信又善于用兵，发兵很难取胜。他建议刘邦以巡游云梦为借口，让各诸侯王都到陈县（今河南淮阳），到那时韩信一定会来，然后再抓他问罪。 刘邦依计行事，果然将韩信抓住了。韩信听到对他的指控，大声喊冤：“古人说的果然不错：‘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平定，我这样的人也早就该烹杀了。”刘邦将韩信押到了洛阳，但又没有明确的证据，便释放了他，但降成了淮阴侯。这使韩信怀恨在心。

第二年，韩信谋划让陈豨在外地反叛，使刘邦亲自前去平叛，然后自己袭击留守都城的太子和吕后。但还是事情败露。吕后采用了萧何的主意，将韩信诱骗入宫抓捕，最后被斩于长乐宫钟室，留下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成语。

除了韩信，其他诸侯王如彭越等人也被消灭，只剩下了长沙王吴芮。

对于其他将领，刘邦也颇费心机。开始，刘邦先是分封了萧何等二十余人官职，但众将领因为互不服气，争功不止，刘邦就没有封官。一次，在洛阳南宫，刘邦看见众将坐在沙地上不知在说什么，问身边的张良怎么回事，张良说他们在谋反。刘邦问为什么，张良说怕他以后不会封他们高官。刘邦又问怎么办，张良就问他最恨的人是谁，刘邦说是雍齿，因为他虽然功劳多，但太张狂，自己曾经想将他杀掉。张良听了就让他封雍齿为侯，这样，大家就觉得被刘邦记恨的雍齿都能受封，他们就更不用着急了。于是，刘邦大摆庆功宴，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当场命丞相和御史抓紧时间草拟论功行赏分封的名单。张良的计策果然奏效，众将的心都安定了。

对于六国的后裔，刘邦则将他们和地方的名门望族共十几万人全部迁到关中居住，置于中央控制之下，消除了后顾之忧。 强化皇权 关于丞相的过大权力，刘邦通过把萧何下狱来打击削弱相权。在刘邦平定了黥布叛乱回到长安后，萧何提议把上林苑开放，让百姓去耕种，因为上林苑基本上已经荒芜，并不是养兽供皇帝狩猎的地方。刘邦一听就恼了，硬说萧何拿了商人的贿赂，所以才替他们说话，借百姓之名为商人牟利。 刘邦将萧何关进了监狱，几天后，有大臣问丞相犯了什么罪，刘邦却为自己狡辩说：“原先李斯做秦国的丞相，凡是功劳都归始皇，不好的事都由自己承担。但丞相萧何却接受了商人的贿赂，替他们求我开放上林苑，刁买人心。因此要治他的罪。” 通过打击元老功臣萧何，刘邦在削弱相权的同时将皇帝的权力提高了。 注重文化 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鄙视儒生。称帝以后，他认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诗》、《书》没有用处。 陆贾说：“马上得到天下，能马上治天下吗？” 刘邦于是命陆贾著书论述秦失天下原因，以资借鉴。

刘邦建立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等。 “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刘邦开创的汉朝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文化，即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制度。在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对儒家文化又产生了影响。 祭祀与尊孔 汉二年刘邦的《重祠诏》云：“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刘邦认为“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

刘邦被父老乡亲立为沛公后，就知道“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

涂山是夏朝兴起之地，刘邦过涂山，“命立禹庙以镇涂山”，从此，历代官府和黎民百姓便有了祭祀大禹之所——涂山禹王庙。有庙而发展为有祭祀大禹诞辰的农历六月六涂山禹王庙会。由一年一祭的庙会又发展为一年三祭大禹的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禹会诸侯会期）、六月六日（禹诞辰）、九月九日（登高怀古、庆祝丰收）的三次庙会。

汉十二年（前195年）十二月刘邦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猪、牛、羊三牲各一）祭祀孔子。刘邦在回京师长安的路上，专程到曲阜以隆重的“太牢”礼仪祭孔，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临孔庙祭孔的君主，开了帝王祭孔的先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统治者掌握政权后，儒学的价值在社会的变革中得以充分体现。 早年的刘邦不喜劳作，确有游手好闲的无赖之嫌，但他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剑而取得天下建立大汉基业，因为刘邦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与人友善，喜欢施舍，善交游，为人大度，心胸豁达，素有大志，能仗义行事，勇于承担责任，有领导才能。成功在于“能斗智时决不斗力”且情商高的刘邦知人善任具有高超的用人、驭人的领导能力即帝王权术。汉皇千古一英雄，休笑当年马上功。试问后来为帝者，谁人曾出范围中。楚强汉弱，可是战争的结局是楚败汉胜。

刘邦采取的宽松无为的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到后期，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是真正统一中国的人，可以说他是汉始皇，创造汉民族的人。刘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的统一起来，而且还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集起来。他对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决定性的贡献。他在汉初制订的英明国政，不仅使饱受战乱的中国得以休养生息，还开创了以后“文景之治”的富裕与奠定了汉武反击匈奴的坚实基础。

刘邦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的政治制度和对后世的安排使大汉延续了长达四百余年的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王朝。他的一套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为后世统治者所沿用刘邦开创的大汉帝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令后世国人景仰与怀念，他本身也另后世众多的人所怀念歌颂。 《史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葬长陵。”

《汉纪》：“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奋剑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王。龙行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宇。八载之间。海内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极。上古已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无以建业。非命无以定众。或以文昭。或以武兴。或以圣立。或以人崇。焚鱼斩蛇。异功同符。岂非精灵之感哉。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斯之谓乎。故观秦项之所亡。察大汉之所兴。得失之验。可见于兹矣。太史公曰。夏政忠。政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以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秦不改文酷刑。汉承秦弊。得天下矣。”

《汉书》：“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郦食其：“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

魏豹：“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髃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

高起、王陵：“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

韩信：“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言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陆贾：“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皇帝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

司马迁：“然王迹之兴，起於闾巷，合从讨伐，轶於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

荀悦：“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奋剑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王，龙行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宇。八载之间，海内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极。上古已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

曹植：“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自身亡徒。招集英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惑秦宫而不出，窘项座而不起。计失乎郦生，忿过乎韩信。太公是诰，于孝违矣。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鸩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赵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祸乱？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傥之节，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又其枭将尽荩臣，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流巨勋而遗元功也。不然斯不免当世之妄。”

曹冏：“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集之众，五年之中，遂成帝业。自开关以来，其兴立功勋，未有若汉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理势然也。”

刘邵：“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刘渊：“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

石勒：“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

司马昱：“高祖则倜傥疏达，魏武则猜忌狭吝。”

李世民：“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庆流子孙者，此盖任得贤臣所致也。”

司马贞：“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沛公。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龙变星聚，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功。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氾水即位，咸阳筑宫。威加四海，还歌大风。”

苏轼：“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

苏辙：“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何去非：“汉太祖挟其在己之智术，固无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敬仰刘邦，故兼姓刘氏；又以萧何助刘，故变其母族、后族为萧氏。

范浚：“夫以高祖权略智数，揽英豪而驱御之，盖真王霸才，虽羽百辈不敌也。”

朱元璋：“惟汉高祖皇帝除嬴平项，宽仁大度，威加海内，年开四百。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项羽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然，承以柔逊，济以宽仁，卒以胜之。”

毛泽东：“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汉太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约瑟汤恩比：“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太祖刘邦。恺撒未能目睹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文明的兴起，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一、 刘邦的战力评估

自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从他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在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

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豨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豨时分析道：“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受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陈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二、 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

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昂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昂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昂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昂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隐而微，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去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昂虽然不是最厉害的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昂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昂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讨伐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等于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如果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此年正月的劝进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情理上不通。应该考虑汉欲加之罪的情况。代地的情况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而汉定天下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而从张苍事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有点乱。《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扶佐也未可知。《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就让樊哙定代地，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都死于战事，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被汉诛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余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汉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

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齐就有吕泽、陈豨等人的功劳，基本上都划归了韩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

总而言之，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刘邦的杀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当一个朝代以人为本，懂得知人善用，更能不拘一格的提拔人才，哪怕这个朝代暂时并没有太强悍的实力，但也会为将来的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与现代一样，每一个国家的未来靠的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而决定这一点的是每个朝代或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人才。由此不难看出，人才选拔制度潜在的成为了国家发展的强心剂。

古代的选拔人才制度是众所周知的科举制。但是，对于汉代来讲，还没形成科举制，那么汉代著名的察举制度在一定程度却极具代表性。虽然，汉代的陨落与外戚误国、良臣无法权衡朝政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察举制给汉代带来的鼎盛与优越，以及后世的认可，甚至超过了之后历代王朝的科举制度。正所谓“德为先，能者上，行为善”，高瞻远瞩的用人眼光成就了汉代不可磨灭的辉煌。

西汉地图

一、察举制产生背景

汉代帝王中，西汉的众位帝王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尤其是对于社会最底层有志之士的挖掘。追其根本与汉高祖刘邦曾经的经历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由此，他也更加懂得顶层社会的卧虎藏龙。

西汉初年，为了迅速稳定根基不稳的新朝代，汉高祖要求各地方与边境地区纷纷举荐贤才，史称“求贤诏”，这也是察举制的雏形。在此之后，汉惠帝时期也曾发布“孝悌力田”的诏书，都为后来的察举制出台打下基础。汉文帝也曾两次下诏书向全天下招募贤才，更是促进了察举制的建立。

真正将察举制度形成汉代人才制度的帝王是汉武帝。当时的大臣董仲舒提出“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并由汉武帝正式确认，要求全国各地的官员都积极加入到举荐贤才的行列中，把选拔人才的制度固定下来。

虽然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很多方面还不是很完善，但是，以举荐为主的人才选拔制度已经建立，之后的历代统治者根据现状不断做出调整，但是，察举制以举荐为核心的理念并没有改变。

到东汉顺帝时期，由于官吏把持，察举不实。对于察举制的调整越来越倾向于考试复核制度，察举制的核心理念开始发生倾斜，同时，这样不断变动也为科举制的出现埋下伏笔。

汉武帝

二、察举制具体内容

察举制最核心的理念是把国家下设在各个地区的官员一并变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渠道，建立起人才输送管道，进一步拉近了底层有志之士与朝廷的距离。由此，察举制是自下而上的官员选拔，地方官员要根据乡里评议以及自身的考量，选拔出所在职能地区的人才，再将其推荐到中央，最后由中央考察再进行任命。在察举制刚刚确立时，国家人才奇缺，察举“孝廉”和“茂才”的人才都是直接授予官职的，之后，为了防止官僚系统膨胀对于人才选拔产生偏颇才逐渐加强了人才的复核工作。

根据汉代制定的举荐人才的时间节点，察举制被分为特举特科以及岁举特科两大类。其中，特举特科并没有固定时间要求，最重要的科目分为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明经、明法。岁举特科则有着固定的选拔时间，并且，主要的科目分为“孝廉”和“茂才”。

“ 孝廉”是“孝子廉吏”的简称。这一项人才选拔开创于汉武帝，也算得上汉代察举制的先河。“孝廉”的选拔则是全民性的，在职官吏与普通选拔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益，只要符合察举制要求的德行标准，就可以被举荐为“孝廉”。在汉武帝初期，孝廉“”名额规定为每个地区每年两人。东汉时期， “ 孝廉”的选拔政策进一步放开，按照各地人口比例来分配，偏远地区还会进一步放宽。

汉代推崇“孝、廉”

“茂才”原名秀才，东汉避刘秀讳，改称“茂才”，“茂才”相对比“孝廉”，选拔的是更加具备专业素质的人才。所以，要求的标准也比“孝廉”要高很多。西汉时期，“茂才”还属于特举特科范畴。东汉时期，此科目才改为岁举科目。但是，“茂才”的选拔数额没有“孝廉”广泛，一旦通过察举制，授予的官职也比孝廉的官职高出很多。

贤良属于特举特科范畴，选拔的人才十分有限。从此项目的重要性来看，贤良是汉代统治者随机选拔人才、针对性补充人才的有效措施。尤其在东汉时期，灾害面前，能够为朝廷献计献策、解救疾苦的人才都算是贤良。

除此之外，察举制还规定了一些专业性较高的人才选拔，被统称为“异科”。比如，司法方面的人才叫做“明法”，儒家经学方面的人才叫做“明经”，军事方面的人才叫做“勇猛知兵法”，最特别的还要属精通阴阳灾异的人才，叫做“道术”。当然，察举制还可以随时根据国家的需要临时设立选拔科目挖掘人才。

汉代选拔察举制选拔

三、察举制对于汉代的推进作用

一些后人对于汉代察举制的评价并不高，在他们看来，并没有完全标准的制度确立，对于考核人才有失客观性。如果要评判察举制的优劣，一定要放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看。

经过历史变迁，汉代发展的全过程都证明了察举制最适合汉代社会各方面百废待兴的发展需要，也是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尺度放开选拔人才的一次大胆尝试。

从推动汉代发展的层面上讲，察举制度有效的推进了汉代社会的发展。从要求各地官员积极举荐有志之士来看，扩大选官范围对于促进社会稳定、缓和各阶层矛盾效果明显，参与国家政治不再局限于高不可攀的贵族、官僚，由底层百姓选拔而来的官员，提出的政治意见会更加针砭时弊。

察举制中，很多科目需要被选拔人才熟知儒家经典学说，换句话说，在当时，只要人才能掌握儒家经典，就很有可能通过察举制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更加的潜移默化引导着国民崇尚儒学，不需要硬性的灌输。

崇尚儒学

察举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多样化的人才会保证国家的稳步发展。对于一些在某一方有着突出建树的人才来讲，硬性的考试制度可能会将这一部分人才拒之门外，最终导致人才的埋没，而察举制却在国家层面上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些人才的留存，意义深远。

除此之外，影响最为深远就是汉代出现的察举制为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因为汉代十分重视察举制也确定了很明确的规定、要求，对于后世选拔人才的制度建立起到了特别好的榜样作用。

四、察举制的利弊同存

看过了察举制度的各方面优势，我们还要清楚的知道，虽然制度如此优越，但是抛开选贤任能、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等种种光环，察举制本身存在着难以突破的局限性。在选士制度中尚属初级阶段、受人为因素影响严重、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简单化特点，再加上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选官制度仍然不可能摆脱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察举制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因为，看似公允的察举制度，真正的选拔权依旧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汉代之所以鼎盛一时，因为统治者对于政局的把握理性、客观。在汉代末年，统治者的无能与重用外戚一样让察举制度发生偏颇，更成为毁灭汉朝的一把利刃。

究其根本，察举制会在明智的统治者手中发挥积极作用，也会在无能的统治者手中成为朝代灭顶之灾。尤其以东汉为例，统治者发现察举制成为了官场徇私舞弊的途径，再度加强复试的重要也已经为时已晚。所以，一个国家，统治者对于人才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才能决定其人才选拔制度是否具备先进性。

人才选拔

结语：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人性启蒙的重要标志，也为后人提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要性。当然，但从人才选拔方式来看，察举制具备了古今所有人才选拔的优势与劣势，开放的核心理念值得后人传扬。与其说，察举制是汉代崛起的法宝，不如说察举制成为了中国发展进程最有效的助推器，值得后人反复研读以及其精髓的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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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华《汉代察举制之以德选官》

· 刘园园《汉代察举制探析》

自从吕雉在茫茫茫荡山中找到了丈夫刘邦，刘邦也感激妻子的辛苦，于是在山里找了一个山谷，盖了一座房子，暂时住在这里，也免去了妻儿四处奔波，饱受相思之苦。当时陈胜起义后不久，东征西征燎原，各地起义呈风起云涌之势。在秦国统治下的郡县，许多当地人为了回应陈胜叛乱，杀害了县令。陈胜的出生地祁县离沛县不远。沛县怕百姓杀自己，又怕陈胜带兵，就忍心投降陈胜，于是找萧何和曹参商量。

萧何觉得不妥，说你作为阿沁的官员，是代表君主守城的。如果你是小偷，你会怎么被说服？说不定还会挑起兵变。不如招募在外逃亡的人，增加装甲，加强防御。这是上策。裁判官觉得有道理，就按照计划行事。萧何也暗示，刘邦素在意料之中。如果他的罪被赦免，召回使用，刘邦一定会感恩戴德，能挡一百。知府觉得有道理，就安排他出面罢免刘邦。

你为什么选择爬山？原来，樊哙和刘邦是姐夫，刘邦娶了吕雉，樊哙娶了吕雉的妹妹齐鲁。范快，沛县人，出身贫寒。早年以屠狗为业。刘邦喝好酒或者狗肉，经常去樊哙那里吃饭。久而久之，两人成了朋友。樊哙当然知道刘邦要去哪里，直奔茫荡山，在刘邦的安乐窝里找到了他，传达了县令对他的赦免，让他回去保卫家园。刘邦来了半年多，就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知府刚给他指了一条明路，何乐而不为？他带着面前的壮士和这里的近百名英雄，一路狂奔到沛县。

刚排到一半，就看到小何和曹参一路磕磕绊绊，问为什么？小贺说，一开始我是想请你回来，大展宏图，做做县长的工作。不想后来县令知道了，怀疑我们叫你回去会夺了城上的杀令，就让人关了城门，全城追杀我，我要被杀了。我们两个赶紧爬出城墙逃跑，一路找你。现在是关键时刻，不如拿下沛县。

刘邦听了，自己听了，一路往沛县去，一路商量商量。到了城门口，城门紧闭，萧何建议城里的人，很多不服县令的，不妨投到城里去，说服那些好事者杀了县令，起来反抗。于是萧何写了一本书，说：“天下有秦久之患。时至今日，虽然长辈们都效忠佩灵，诸侯们也一起崛起，现在的图佩。今天裴的总刑令，如果你选择了你的孩子，你就可以把他们立起来，以满足诸侯，那么你的家族就完蛋了。否则父子两个都是杀头，无所作为。”意思是现在诸侯联手了，肯定要攻沛县。还不如杀了县令，在子弟中立一个有威望的来响应诸侯，这样才能保证一家人的安全。

刘邦看了之后说，写得好。他把信绑在箭上，走到城门前喊道：“城里的兄弟们，请读读这封信，这样可以救城里最年轻的。”说着，把箭射向城楼。卫兵们赢得了那封信并读了它。消息传开了。城里的卫兵和长老们相信了刘邦的话。他们一窝蜂地跑到县衙，居然做了县令，然后打开城门欢迎刘邦的队伍进城。

刘邦攻下沛县，一兵一卒，可见开得好。但是，这群人肯定是有头的。大家推荐状态最好。刘邦谦虚地说，当今天下大乱，英雄辈出。如果不处理的话

所以大家都推举刘邦为头，立他为沛公。然后在吉日，沛公举行就职典礼，祭祀黄帝和蚩尤，制作专门的红旗，杀祭旗，挂遍全城。就职演说后，刘邦任命萧何为丞，为仲涓，樊哙为舍人，为太仆，任敖为公客。官印盖完之后，刘邦又在沛县及周边地区招兵买马，撤回两三千人，在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布置文武，聚集兵马，攻打胡灵、何方两县。然而入侵不久，刘邦母亲去世，刘邦召回众将，回到凤翔，先服丧。这一年，刘邦四十八岁。

高祖开四百年汉朝基业，这是中国历史上，在大统环境下，第一个长治久安的时代；奠定了中国的主体名族――汉族的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布衣出生的普通人，打破了三皇五帝以来的皇权和贵族垄断，真正践行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这是我最佩服刘邦的地方。

那么刘邦究竟厉害在哪里，我觉得有这么四条。

首要一条那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刘邦早期实力薄弱时，一直是韬光养晦，藏匿锋芒。雍齿反叛，刘邦丢了根据地，不得已投奔项羽，寄人篱下，忍气吞声住在马厩，无一句怨言；鸿门宴上，明知以身试险，但还是要从容赴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一席话消解了项羽的戒心，为自己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第二条，慧眼识英，用人不疑。刘邦曾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可不只是说说而已。韩信曾有胯下之辱，陈平亦有盗嫂之嫌。在他手下都能获得高位和信任。与项羽相比，简直不是一个层次。

第三点，大度能容，宰相肚里能撑船。雍齿曾经数次叛变，而且囚禁过刘邦的妻子吕雉和老太公，期间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和羞辱。但是刘邦最终还是没有杀他，还封了候给他，让他享尽荣华；韩信在刘邦被敌军围困数钱重的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发兵救援，而是和刘邦要一个假齐王。若是一般人还不气的火冒三丈，可是刘邦确是天选之人，不光给了他，而且给了个真齐王。在战局由为关键的的时刻，为大将军吃了定心丸。

最后一点，实用主义，不达目的不罢休。有次刘邦兵败逃亡时，驾着马车，车上有夏侯婴，后面追兵马上就要赶上了，刘邦想都不想，就把两个孩子踢下了马车，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们在车上，他就逃不了。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从起兵到最后加尊九五，刘邦舍弃了很多东西，美色诱惑可以拒绝，人格尊严可以丢掉踩几脚，一切都不是阻碍，一切都为了通往未来的路。

四十七岁起兵，三年灭秦，四年灭项，四年时间建立一个王国，成为一个雄主，这是等闲之人难以做到的。刘邦究竟厉害在哪儿？总结一下，王道，以德服人；霸道，以力服人。王霸兼用。这是刘邦厉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