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3月从都柏林回上海已一年有余。
如今女儿Carol马上就要当妈妈了,欧洲的那个家对我而言变得更为重要,也更让我期待与牵挂。
去年年初,我去了爱尔兰的都柏林,跟女儿Carol和她先生Tadi一起过中国新年。
刚到都柏林时,Carol特意请了三天年假时间,以一个电视新闻人的独特视角与方式,带我迅速浏览了都柏林的市中心及周边小镇。
大到历史地理人文,小到城市交通规则,让我对这个城市样貌有了一个粗略印象与大致了解。
慢节奏地生活,高效率地工作,Carol说:这就是都柏林。
一个一天中四季天气变换最多的城市;
一个众多知名作家(萧伯纳、王尔德、叶芝、乔依斯)出生及生活过的城市;
一个聚集了最多全球知名科创公司(Facebook,google、Intercom、Airbnb)欧洲总部的城市…
壹 |Rathgar小镇
都柏林有很多迷人的小镇,Carol和Tadi的家就位于其中的Rathgar小镇上。
刚到那会儿,沿着家附近四处走走,恍若有种置身于英剧小镇的感觉,甚是魔幻。
成群结队的天鹅在湖中高傲地摇曳着;街上的陌生人不时地跟你微笑着打招呼……
放学的孩子们穿着短裤,在瑟瑟的寒风中行走。在英国和爱尔兰,孩子出生后都要接受冬泳训练,并要求在大寒天穿短裤。
每扇不同颜色的门后面似乎都隐藏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
据说爱尔兰被沦为英国殖民地时期,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英国下令每家每户都要将门漆成黑色,以示悼念。民众为反抗英国统治,于是家家户户都将门漆成五颜六色的。
贰 | 一家叫“Bark”的小书店
Rathgar小镇上有家小书店,名叫“Alan hanna's Bookshop”,它还有一个名字叫“Bark”。
这是我去镇上邮局给朋友寄礼物时发现的。淡蓝色的门框及Bark这几个字最先吸引了我,便进去逛了逛,买了几本童书。
看到我在店内拍照,书店主人面带温怒地上前告知:需要事先征得同意才能拍照。
于是第二天,特意拿了本自己的书《每个妈妈都是创意家》及几个中国结再次上门送给店主,以示歉意。
店主将我的这本书放在店门口的书架上,笑着说:看来我得学点中文,我便当即教他说了一句“你好”,他边学边关照一旁的伙计一块儿记,以防我下次来店内“突击检查”,哈哈哈哈
住在Rathgar的那段日子,我常常会去光顾这家书店。
书店并不大,四面高高矗立着的书柜、开放式的员工办公区域,店主自己则站在门口的一张桌子旁,或看书、或做事,跟普通购书者毫无异样。
既然取名为“Bark”,顾名思义就是书与咖啡吧的结合,有些类似中文中“书吧”的意思。
我请店员为我推荐一款爱尔兰特色的茶,他将茶盖一一打开,让我逐个闻了闻。
当闻到这个“Put the cat out“时,一股清香的薄荷味扑鼻而来,我毫不迟疑地选了它,店员见我这么喜欢,便将茶的名字写在了我的小本上,并告诉我买茶的地方……
这是一壶好喝、且留有余香的茶,就如同这家书店包装袋上那两句极有意味的话。
正面写着:“我们在书中迷失自我”;
背面则写着:“我们同时又在这儿发现自我”。
叁 |家门口的儿童乐园
这是我们家对面的一个儿童乐园,第一次是Tadi和Carol带我来的。
这个儿童乐园看上去比较原生态,不像平时在城市中所看到的那样鲜艳、醒目,很多像是我小时候玩的游戏设施,非常简单。
说实在的,除了Carol小时候我带她去儿童乐园玩,之后几乎就再没去过,而且也从没想过会去玩这些乐园中的设施。
在Tadi的鼓动下,我玩了其中几样,比如荡秋千、跷跷板、或坐在像旋转木马一般的转椅上、又或者坐在轮胎上顺势往下滑,上上下下来回滑动…
就这样玩着玩着、转着转着,儿时的天真快乐似乎都转了回来,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最最纯粹、最最简单的快乐!
第二天,阳光明媚。我独自去了儿童乐园,坐在板凳上速写了这幅我眼中的儿童乐园。
肆|喝酒,我只喝Guinness
刚到都柏林的第一个周末,Carol和Tadi就带我去了当地最著名的Temple酒吧街,并向我推荐了一款爱尔兰国酒-Guinness黑啤,这可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大黑啤品牌哦。
喝第一口时就爱上了,尤其是最上面那层泡沫,口感绵密,像巧克力一样。
此后每次喝酒都喝Guinness,Carol说我几乎可以当Guinness代言人了。
说起Guinness这个享誉全球的知名黑啤品牌(中文翻译为“健力士”),大多数国人可能并不太熟悉,但说起《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则几乎无人不晓。
其实,《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最初就是为了提升Guinness品牌知名度而诞生的。当时的公司执行董事休·比弗爵士因为跟同伴争论世界上哪种鸟飞得最快,从而意识到,如果有一本书能为这类争论提供答案的话,既能帮人们找到喝酒时的谈资,还能卖出更多的酒,这本书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最早雏形。
这就是位于都柏林的Guinness酒厂,据说当年公司创始人阿瑟·吉尼斯爵士以每年45磅的价格租下了这个场地,租期为9000年。
其实,参观Guinness酒厂原先并不在我计划内。那天上午去参观爱尔兰国家博物馆,走出博物馆,站在门口石阶上,远远就看到了对面那个熟悉的竖琴标志,这便是Guinness酒的标志。
在爱尔兰,竖琴不仅是一种特色民族乐器,而且其国徽及硬币背面都印有竖琴图案,其重要性便由此可见。
整个酒厂共有7层楼。最顶层的圆形酒吧内,凭门票可以领取一大杯Guinness酒,边喝边360度眺望观赏都柏林城市全貌。
伍|在都柏林过新年
去都柏林时正值中国新年前夕。走在街上,几乎都忘了春节这茬儿了,但只要走进市中心的亚洲超市,马上就能感受到一股浓郁的过年气氛。
这里是都柏林最大的亚洲超市。
除销售中国食品外,也卖一些印度、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食品。
这里一棵大白菜要卖到195欧元,约折合成人民币16元左右;一盒绿豆芽105欧元,约折合成人民币8元左右
亚洲超市就好比是上海的“进口食品超市”,所以价格贵一点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在这儿买的第一件食品是老外们绝对不吃的鸡爪和鸭掌,随后用上我千里迢迢从上海带过去的糟卤汁做了一大盘的糟鸡爪和糟鸭掌,以解Carol的“思乡”之馋。
这是亚洲超市旁边的一家粤式烤鸭店。
小年夜那天,我特意来这儿买了Tadi最爱的烤鸭,并特意让师傅按照北京烤鸭方式片皮儿,然后又在亚洲超市专门买了卷饼及甜酱和北京烤鸭酱……
店主得知我从国内过来,还专门给我打包了一些烤鸭壳,以便熬煮白菜粉丝汤。
刚到都柏林的第三天,Carol就带我去了当地著名的福满楼中餐馆吃火锅,说是为我洗尘,我知道主要是因为Carol自己想念火锅的味道了。
据Tadi透露,他们每次想念中餐时就会来这儿饱餐一顿火锅……
大年夜那天,我们一家,Tadi的妹妹丽雅和她先生Sila,还有几位朋友一起就在这家火锅店聚餐,过了一个地道的除夕之夜。
虽说吃的是中式火锅,餐桌边上的电视中播放的也正是春节晚会,不过第一次在异乡过春节,还是有种不一样的感觉,很特别。
这次去都柏林,我特地带了些大红灯笼、中国结、老鼠吉祥物等过年用的装饰品,当然还包括红色洒金纸挂轴和毛笔。
大年夜那天,我们仨一起在宣纸挂轴上写了个大大的“福”字,为疫情中的祖国祈福:
但愿红色能够驱赶走“年兽”的侵袭……
大年初二,我们仨饶有兴致地去参加了当地举行的中国新年集市。
除了传统的中国民间手工艺制作及美食,其印象最深的则是一些当地华裔孩子的乐队演奏,包括当地一家专业舞狮队的表演。
锣鼓喧天、乐声悠扬,整个现场的热闹气氛绝不亚于上海的过年氛围。
陆|Bushy Park 灌木林公园
对我而言,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往往更偏重关注于这个城市的人文内容。
所以,刚到都柏林的第一个周末早晨,当Carol和Tadi提议带我去附近一个名叫灌木林公园(Bushy Park)时,我并不以为然。
Bushy Park是一个四周布满了原始绿色灌木丛林的开放式公园,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并没什么特别,但慢慢的,当你漫步在这片纯天然、未经雕琢过的自然景观与荒野中,便会情不自禁地被这种壮观、开阔的美而深深吸引。
一路上听Tadi讲小时候,妈妈带着他和妹妹去森林里采蘑菇的趣事,其中Tadi说到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 “让灵魂在自然中呼吸” 。
这是公园内的一片天鹅湖。看见有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天鹅湖边,Tadi和Carol告诉我,这就是将来他们想给孩子的一个纯自然的生长环境,这也是他们搬迁到这儿的一个很大原因。
走到半路上,突然看到几只小松鼠在不停地跳跃着,Carol和Tadi惊喜地去追逐,随后相伴坐在湖边,静静地聆听四周发出各种美妙的自然声音。
他们说:嘘,不要说话,不要拍照,用耳朵听,用眼睛看……但我还是忍不住用手机拍下了这个镜头:他俩安静地坐着,聆听周围自然声音时的一个背影。
当我们走到一片树林中,他俩不约而同地说要给我拍照,我像往常一样拒绝了:不要拍我,拍出来不好看。可这次Tad却一再强调说:No, Rainbow, 你看上去要比你实际年龄年轻很多,我们想要留住你现在的样子,将来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看到你在每个不同时期的年轻模样。
或许是最后那句话打动了我,于是乎,我不由自主地爬上了这棵树桩,还在上面摆了个Pose,留下了我这几年来可以说几乎是唯一一张自己主动去拍的照片。
柒|一个带有魔幻气味的古老大学
每次出行一个新的城市,到这个城市中的一所大学去走走、看看似乎已成了一种习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个大学往往代表了这个城市的文化精髓。
这次在都柏林毫无例外地走访了一个带有魔幻气味的古老大学: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该学院由伊丽莎白一世创建于1592年,与英国的剑桥、牛津大学齐名。
其中《格里佛游记》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剧作家奥利弗·歌德史密斯,包括爱尔兰第一任总统道格拉斯·海德等都出自这所著名的爱尔兰学府。
径直走入学院内被称为“Theatre”的阶梯教室内停留片刻,在学生们疾速打字的背景声中,聆听学院教授现场授课。
因为我的“闯入”而引起学生一片骚动。经教授一番风趣调侃后随即又回复到平静之中,让我得以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重新做了回学生。
最后,忍不住偷偷走上讲台,面对空无一人的教室,假装自己就是一位授课者,似乎又回到了我过去十年中曾经授课的场景,有种特别奇妙的感觉!
捌|一座只有在**中才能看到的图书馆
与大英图书馆及牛津大学图书馆并称为“欧洲三大图书馆”之一的Old Library,坐落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内。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就是在这儿取景拍摄的。
沿着木梯拾阶而上,“哇”,几乎每个人都发出了长长的赞叹声:一个只有在**中才会看到的最古老的图书馆便矗立在面前。
此时,所有形容词都不足以描述你眼前所看到的这个庞大建筑物,唯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魅力。
这座建于1592年的古老图书馆内藏有大量珍贵著作,最为著名的要数9世纪时由凯尔特修道士绘制的“凯尔斯书”(The Book of Kells)。
这部源于中世纪早期教会发展黄金时期的书被誉为爱尔兰古代历史上最为完美的手抄本,它用拉丁语记录了当时的艺术、宗教、文化等发展情况。
手稿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关于古书籍装帧部分,其装帧过程及手法与中国的古籍装帧虽有不同,但极其类似,让你不得不感叹人类的共同智慧所在。
除凯尔斯书卷外,馆内收藏的另一部珍贵手稿“杜罗之书”也同样享有盛名,据说它比“凯尔斯书”还要早一个世纪。
玖|直接去美术馆上艺术课程
在都柏林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常会独自一个人去当地的美术馆、博物馆,还有图书馆待上一天,其中爱尔兰国立美术馆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在爱尔兰国立美术馆中观摩画作时偶遇的几拨学生,既有Boy School(男校)的小学生,也有当地几所中学的高中生,令我没想到的是还有一些智障儿童……
直接去美术馆上艺术课程是当地学校艺术课程内容之一。
学生们在馆内讲解员的引导下,或驻足欣赏,或了解作品背景……
爱尔兰圣三一大学2023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98。
学校简介:
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创办于1592年,是爱尔兰首屈一指的大学,也是一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学,在全世界排名第98名400多年来,都柏林圣三一大学无论是在国际认可的高质量教育品质上,还是科研成果上都保持着全球领先水平。
美丽的校园坐落在都柏林市中心,是爱尔兰排名最高的大学,也是来自艺术和人文科学,商业,法律,工程,科学和健康科学等18,0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家园。
学校课程:
圣三一在新学期开始前及学期间提供学术英语课程。该英语课程对母语为非英语的同学特别有帮助。这些课程专注于训练学生的学术英语写作及口语,帮助学生做好用英语完成作业的准备。
圣三一大学的语言课程Pre-SessionalProgramme开放给本科生和研究生申请。语言课程结束之后,学生不需要再重考雅思,只需通过学校内部考试即可。
课程是小班授课,老师来自于圣三一大学语言中心,他们都是EAP教学方面的专家,旨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英语的能力,
从办学实力来看,圣三一大学办学实力也是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学校资源丰富,师资力量雄厚,各类科研活动频繁,可以为学生提供先进的教学资源和便利的学习环境。
每天4小时,每周20小时教学及额外的自习活动,共10周的在线沉浸式强化学习!大家会发现课程结束后,自己不论从英语能力到未来本科/硕士课程衔接上(包括学术论文写作,如何做好Presentation,如何跨文化交流…)都非常受益!
总结而言,圣三一大学在全球大学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其在全球大学排名中的表现稳定优异,发展趋势增长显著,办学实力雄厚,是一所优秀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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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生活
德蕾莎修女的本名是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她是一个出生于鄂图曼帝国科索沃省的史科普里(前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的阿尔巴尼亚裔人, 父亲尼格拉(Nikolla Bojaxhiu)是成功的地方杂货承包商,母亲是Dranafila Bojaxhiu,她是么女,上有哥哥和姐姐(姐姐后来也成为修女)。家中说阿尔巴尼亚语,是天主教家庭,在她所居住的镇上多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仅有少数的天主教徒。
德蕾莎修女很少提到她的童年生活,但她曾说,在12岁加入一个天主教的儿童慈善会时,她就感觉自己未来的职业是要帮助贫寒,15岁时,她和姐姐决定到印度接受传教士训练工作,18岁时,她进了爱尔兰罗雷托修会,并在都柏林及印度大吉岭接受传教士训练工作,三学期后,德蕾莎修女正式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圣玛莉罗雷托修会中学担任教职,主要是教地理。1931年,德蕾莎正式成为修女,1937年5月更决定成为终身职的修女,并依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修女‘圣女德莉莎’(St Theresa)的名字和精神,改名为德蕾莎修女。1940年代初期,德蕾莎修女在圣玛莉罗雷托修会中学担任校长一职,但当时印度贫富差距非常大,校内一片安宁,但校外却满街都是无助的麻疯患者、乞丐、流浪孩童。1946年9月10日,德蕾莎修女到印度大吉岭的修院休息了一年,并强烈的感受到自己要为穷人服务的心,返回加尔各答后,她向当地的总主教请求离开学校和修会,但一直得不到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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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传教修女会
1947年东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加尔各答涌入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大多数都是怕被回教徒迫害的印度教徒,传染病如霍乱和麻疯病没有受到控制,在街头巷尾爆发开来,于是加尔各答的街头,学校的高墙外越来越像是地狱,折磨著德蕾莎修女的心,在不断向总主教以及梵谛冈请求下,1948年,教宗庇护十二世终于给德蕾莎修女以自由修女身分行善的许可。并拨给她一个社区和居住所让她去帮助有需要的穷人。德蕾莎修女马上去接受医疗训练,并寻找帮手,1950年10月,德蕾莎修女与其他12位修女,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称博济会),并将教会的修女服改为印度妇女传统的沙龙,以白布镶上朴素的蓝边,成为博济会修女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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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有一天,德蕾莎要到巴丹医院商量工作,在靠近车站的广场旁发现了一位老妇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德蕾莎蹲下来仔细一看:破布裹著脚,爬满了蚂蚁, 头上好像被老鼠咬了一个洞,残留著血迹,伤口周围满是苍蝇和蛆虫。她赶紧替老妇人测量呼吸及脉搏,似乎还有一口气,她为好赶走苍蝇,驱走蚂蚁,擦去血迹和蛆虫。德蕾莎心想,如果任她躺在那里,必死无疑。于是她暂时放弃了去巴丹的行动,请人帮忙把老妇人送到附近的医院。医院开始时对这个没有家属的老妇人不予理会,但医师在德蕾莎的再三恳求下,便替老妇人医理,然后对德蕾莎说:‘必须暂时住院,等脱离危险期后,再需找个地方静养。’德蕾莎把病人托给医院后,立即到市公所保健课,希望能提供一个让贫困病人休养的埸所。市公所保健课的课长是位热心的人他仔细听完德蕾莎的请求后,便带她来到加尔各答一座有名的卡里寺院,答应将寺庙后面信徒朝拜后的一处地方免费提供给他使用。他们一开始受到印度教区婆罗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德蕾莎修女不是印度人,然而德蕾莎修女不畏反对,依然在街头抢救许多临危的病患到收容所来替他们清洗,给他们休息的地方,其中也包括印度教的僧侣,此举感动了许多的印度人,于是反对声浪就渐渐的平息了。
自从找到这个落脚点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修女们就将三十多个最贫困痛苦的人安顿了下来。其中有个老人,在搬来的那天傍晚即断了气,临死前,他拉著德蕾莎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
光靠德蕾莎及修女们的工作,要救助全加尔各答我垂死者是不可能的,但德蕾莎她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认为人类的不幸并不存在于贫困、生病或饥饿,真正的不幸是当人们生病或贫困时有人伸出援手,即使死去,临终前也应有个归宿,这就是德蕾莎向垂死者传播了主的爱。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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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这所名符其实的贫病、垂死者收容院终于在1952年八月正在成立,当时在入口处挂著一块牌子,上面写著‘尼尔玛.刮德’, 按孟加拉语的意思,就是‘清心之家’。
七年后,德蕾莎的‘仁爱传教会’分别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兰奇设立了两座这样我垂死者收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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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与知名度
1960年代,德蕾莎修女的收容所在加尔各答成为知名的地方,在街头生病、需要帮助的患者都知道这个能够让他们安息的地方,收容所开始急速成长,因人手不足,开始招募世界各地的义工,透过义工的口耳相传,也打开了世界的知名度。1969年,英国记者马科尔·蒙格瑞奇拍摄了一部以德蕾莎修女为主的纪录片《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片中拍出收容所和印度街头惊人的贫穷和无助,以及德蕾莎修女决定终身侍奉最贫穷的人的精神,让许多人相当感动,也让德蕾莎修女变成了世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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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1971年,教宗庇护十二世颁给德蕾莎修女「Pope John XXIII」和平奖;同年的甘乃迪奖也颁发给她,此外还有如1975年Albert Schweitzer国际奖也颁发给她,1985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94年美国国会金牌;1996年11月16日美国名誉公民,和许多大学的名誉学位;1979年的最重要的诺贝尔和平奖,也颁发给她。当时她拒绝了颁奖宴会和奖金。媒体问及她:「我们可能做什么促进世界和平?」。她回答:「回家和爱您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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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恶化与过世
1983年,德蕾莎修女到罗马拜访教皇保罗二世时,心脏病第一次发作。1989年心脏病第二次发作时,她接受了人工心脏的安装,1991年从墨西哥拜访回来之后,得到肺炎,健康日趋恶化。于是她向博济会提出辞职,理由是她已无法像其他修女一样全天照顾病患,在修会的秘密投票下,其他修女和修士都投票希望德蕾莎修女要留在博济会领导她们。
1997年4月,德蕾莎修女跌倒并伤到锁骨。8月时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但健康并没有日渐好转, 1997年3月13日,她退出了博济会,同年9月,87岁时逝世。德蕾莎修女留下了4,000 个修会的修女,超过10万以上的义工,还有在123个国家中的610个慈善工作。印度替她举行了国葬。讽刺的是,同年8月31日,英国的戴安娜王妃车祸身亡,媒体花了整整一个月报导戴安娜王妃车祸和后续消息,而德蕾莎修女的过世则变成报端的小角。
《德兰修女传:在爱中行走》[编辑]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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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和宣福
德蕾莎修女过世之后,被尊敬她的印度人神化,由于天主教进行宣福仪式前,必须要有奇迹的见证记录,德蕾莎修女的奇迹见证纪录来自于一位印度妇女,Monica Besra,她声称自己是德蕾莎修女神迹的见证人,她将德蕾莎修女的照片,放在腹部,癌肿瘤就消失,但她的丈夫却对媒体说,这事实上是她接受医院手术治疗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如此做是受到天主教教会要替德蕾莎修女进行宣福的压力,根据时代杂志的报导,治疗她的医生也受到天主教教会的压力,必须对外声称这是一个奇迹,此罗生门最后没有定案,Monica Besra的丈夫后来也改变说词,将癌肿瘤的治愈称为德蕾莎修女的奇迹。目前天主教教会在等待第二个奇迹以将德蕾莎修女进行到册封为圣徒的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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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垂死者以天主教洗礼
收容所里的垂死者多数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但德蕾莎修女总是敦促工作者们给他们施以天主教洗礼。这个做法引发很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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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行为的动机
克里斯多弗·息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认为,德蕾莎修女的组织的目的是以信仰的方式倡导受苦,而不是帮助有需求的人。在1981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您是否在教导穷人应该忍受苦难?”德蕾莎修女回答道:“我认为,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与受难的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我认为,穷人受苦会对这个世界更有帮助。”
查特基(Chatterjee)说,德蕾莎修女以“穷人的帮助者”的形像出现,误导了公众。在她最大的收容所里,也仅有二、三百人。加尔各答的另一清教慈善组织,上帝的集会,每日发放18,000份免费餐,远远多于德蕾莎修女全部收容所发放数量的总和。
查特基说,德蕾莎修女的许多机构只传教而不做任何慈善活动。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八所设施未收容任何人,全部经费都用于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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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护理的质量
1991年,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编辑罗宾·福克斯博士访问了加尔各答的“垂死者的家”发现,许多服务的修女和志愿者没有任何医学知识,但却要常常做医疗决定。他们也不区分“可医治”与“不可医治”的病人,而前者可能处于由于感染而死去的危险中。另外,他们严重缺乏麻醉剂,使病人不得不忍受剧痛。他们用过的针头只在温水中洗一下。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德蕾莎修女自己有医疗需要时,她会去美国、欧洲、印度的有名望的医院获得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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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的去向
德蕾莎修女的前雇员们、及前修女苏删·希尔兹(Susan Shields)称,德蕾莎修女不允许她们买医疗器械,而是将捐款转入梵提冈银行作为一般用途,即使捐赠者特别注明将捐款用于慈善行为。
除了法律要求的有关部门,德蕾莎修女从不向公众提供她的组织的财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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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兰修女祷文
最亲爱的主:让我在今天以及每一天,从你的病人身上看见;并在照顾他们的同时服侍。
纵然你将自己隐藏那些急躁、斤斤计较、蛮不讲理的人背后,让我仍然看得出是;并且欣然地说:‘服侍你是何等的甜蜜。’
主啊!赐我这种洞悉的信心,我的工作便永远不致沈闷,每次鼓励、开解那些可怜的受苦者,我必寻得无尽的喜乐。
啊!亲爱的病者,你于我是何等的可贵,因你代表了基督,能够服侍你是何等的权利。
主啊!让我觉悟这高尚召唤的尊严及其责任,不要容许我因冷漠、麻木或不耐烦而令这职份蒙羞。
神啊!当降卑成为耶稣,我的病,恳求也容许我的诸般错误,只看我内心的动机,就是在每一个病人身上爱及服侍。
主啊!增添我的信心,在此刻及以后,赐福我的努力及工作,诚心所愿
可贵的腔调
当席尔瓦闪电般地冲顶,攻破意大利队的大门,我想,冠军所属已定,欧洲杯也该落幕了。至于4:0的横扫,恐怕再高明的赌徒也赌不着这个结果。
西班牙队,上届欧洲杯冠军、世界杯冠军。他们张扬吗?疯狂吗?西班牙人都没有,从教练博斯克到每一个队员,低调得让人赞叹,让人信服。
都说,低调就是腔调。可真正有腔调的球星又有多少呢?而在西班牙,我可以排出一串很有腔调的球星甚至巨星。卡西利亚斯、哈维、伊涅斯塔、席尔瓦、法布雷加斯、布斯克茨、阿隆索、皮克、佩德罗、马塔、托雷斯……想想吧,切尔西队中场主力马塔,始终坐在板凳上,直到决赛终场前才上场了几分钟,他有过一句怨言吗?同样是切尔西队的主力前锋托雷斯,出场时间也不多,却尊重教练,任劳任怨,就是这一两年在切尔西队面对各种非议,依然冷静,苦苦煎熬,这需要多大的定力啊!
我最为欣赏3个西班牙人:哈维、伊涅斯塔和有着一张中国人面孔的席尔瓦。我不知看了多少年多少场西班牙队的比赛,可从来不见他们恶意犯规,从来不见他们“五斤吼六斤”,纵是被人恶意冲撞,也只露一丝苦笑,绝不会推搡争吵,更不会大打出手。厉害啊,这种沉着、冷静、从容、自信,足以摧毁对方的心理防线。
论球技,这3个人都是顶级的,哈维是灵魂,伊涅斯塔和席尔瓦是攻击手,被称为“影子前锋”。3人的传切配合,以及禁区前的小范围穿针引线,更是世上无敌。欧足联技术总监罗克斯伯勒点评伊涅斯塔,说他不仅踢球富有创造,而且很有想法,是攻势足球的杰出代表,还说伊涅斯塔很谦虚,是个品德高尚的球员。
当西班牙队夺冠、伊涅斯塔被评为本届欧洲杯最佳球员时,他感言道:“对我而言,最佳球员奖是额外的惊喜。这个头衔并不表示个人的价值高于整体,仅凭个人的出色表现无法获奖。随队征战欧洲杯已是无上荣誉,根本没奢望获得MVP,这种别人投票决定的奖,再讨论也没意义。而且,我怎么跟梅西比啊,他一个赛季进了70多个球。”低调是什么?低调乃是大度、谦虚、宽容、不骄不躁……说到底,低调是一种文化品位,是一种职业修养,更是一种做人的境界。老教练博斯克说得也好:“有些批评你不必在意,有的甚至是有价值的建议。”话精细,理也精细,像极了西班牙队的风格。
只在半场练球
一个记者看完巴西队的训练课后,采访他们的主教练:“你们怎么只在半场练球?”
主教练回答:“练半场就够了,反正踢来踢去都是在别人的半场里。”
记者又看了中国队的训练课,然后好奇地问中国队的主教练:“你们怎么也只在半场练球?”
教练回答:“练半场就够,反正踢来踢去都是在我们的半场里。”
赢在“不是第一名”
2012年1月10日,日本女足队长泽穗希获得“2011年FIFA(国际足球联合会,简称‘国际足联’)最佳女足球员”殊荣,风光登上“世界第一”的顶端,引来万千羡慕的目光。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超越了中国足球标杆式人物孙雯的泽穗希,尽管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在队里,她却从来不是第一名。
带领日本女足拿下世界杯冠军的主将竟然不是第一名,你或许认为这样的结论不可思议,但她本人确实亲口承认过。泽穗希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我就是个各方面都很平均的球员。”此言一出,大家都觉得这不过是她的谦虚之辞。然而综合多个渠道的消息,泽穗希所言不假。
据了解,在日本女子足球队集训期间,时常会对选手进行运动测试。结果显示,不论是持久力、瞬间爆发力、速度和弹跳等,泽穗希都不是最好的选手。在这些项目中,她没有十拿九稳拿第一的项目,当然,她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弱项。所以,虽然在任何单项测试中她都不是第一名,但是她的综合能力却是全队最强的,因而才够资格当选队长。
从2001年国际足联设立“最佳女足球员”奖项以来,10年间只有3人获奖,近5年更是由巴西“一姐”玛塔垄断。“不是第一名”的泽穗希,却能攀上世界第一的巅峰,同时也是史上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选手。有人称,这是泽穗希运气好。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其实道出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木桶原理”。尽管其他人都拥有更长的“木板”,但泽穗希却将自己最短的“木板”修炼得比其他人都好,如此一来,她便顺理成章地“装了最多的水”,也最终成为佼佼者。
泽穗希,这位所向披靡的“足球女王”用她的故事告诉我们,“不是第一”也照样能赢,而且还能赢得更为漂亮和精彩,关键在于你是否具备优秀的综合实力。
贝克汉姆的特别之处
在商业社会中,“青春饭”是一种普遍的职业模式,其核心是收入和身体状况成正比。
足球运动员就是典型的“青春饭”模式,明星球员收入最高的时候往往也是其竞技状态和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一旦技能和身体状况下滑,他们的收入也会直线下降。不过,大卫·贝克汉姆却是个例外。从竞技层面看,他一直不属于顶级球员之列,但他却是目前全球最赚钱的足球运动员。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贝克汉姆年收入4600万美元,位列足球运动员收入榜单之首。
那么,贝克汉姆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实际上,自从2007年转会后,贝克汉姆就已经远离一流的职业联赛了,但公众特别关注的赛事,他从未缺席。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界杯以及伦敦申办2012年奥运会期间,贝克汉姆总能以各种吸引眼球的方式参与其中。此外,社交网络的兴起也让他稳固了与粉丝的关系,其Facebook上目前拥有1823万粉丝。
职业球员的收入来源除了工资、奖金,大部分还是来自于赞助商。贝克汉姆聪明地将自己的职业能力转化为个人品牌,这一品牌让人想到的不仅仅是足球,还有时尚与潮流。在与瑞典零售商H&M的合约中,贝克汉姆成为一款内衣产品的合伙人,而不只是代言人。
虽然球技很好,但足球从来不是贝克汉姆的人生主线,挖掘和放大自己的商业价值才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无论是去无法保证主力位置的皇马,还是转会洛杉矶银河,或者是向媒体售卖婚礼和孩子的报道权,维持影响力和商业回报率都是他优先考虑的因素。
贝克汉姆与其他球员最大的差别是其制造潮流的能力。无论是多变的发型还是遍布全身的文身,抑或是各种代言,他总能引发关注和热议。贝克汉姆如同耐克那样的运动品牌一样,不是在售卖产品本身,而是在倡导时尚潮流和生活方式。
正因为这些与众不同的竞争力,贝克汉姆的“青春饭”才吃得更久。
可爱的英格兰球迷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我正在进行十分漫长的旅行:北京——香港——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香港——伦敦——都柏林——北京。
我要说说在都柏林的感受。
第一个是抵达时的感受。从伦敦希思罗机场起飞,来到爱尔兰上空时,我乘坐的飞机缓缓下降,穿越了清晰可见的爱尔兰大地,重新来到了大西洋上空,然后飞机开始掉头,海水和阳光的相互映照,让我看见了爱尔兰在大海里展示出来的带弧光的美丽海岸线。飞机阶梯般地接近海水,蓝色的大西洋深不可测,巨大的宁静突然间令我感动。
我步出都柏林机场时阳光明媚,可是来接我的人却手持雨伞。驱车前往住所时,看到很多人都手持雨伞行走在阳光里。我还没有到达住所,天空瞬间阴沉了,大雨倾泻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经历都柏林的晴转雨和雨转晴的生活,灿烂阳光和阴沉大雨不断互相传递接力棒。我想起了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的描写,他这样写道:都柏林的天气就像婴儿的屁股一样没个准头,一会儿屎来了,一会儿尿来了(大意如此)。
第二个感受来自我在都柏林遇到的传说中臭名昭著的英格兰球迷。我先说说一场比赛,我和一位翻译,还有几位爱尔兰作家在都柏林的酒吧里观看爱尔兰和西班牙之间的16强淘汰赛,著名的U2乐队就是从这家酒吧发迹的,这里的球迷比较文雅。由于爱尔兰在小组赛中的出色表现,我的几位爱尔兰同行对他们球队的前景开始想入非非。结果是爱尔兰队出局,我的爱尔兰同行们十分泄气;他们的朋友,一位西班牙女士则是兴致勃勃。午餐时,那位西班牙女士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嘴唇上一片繁忙景象,说出的话是她吃下的食物的几十倍。那几位爱尔兰作家始终礼貌地微笑着,仿佛十分欣赏她的言辞表演,其实未必。
英格兰在首轮淘汰赛中轻松取胜,挺进八强。在都柏林度假的英格兰球迷身穿英格兰队队服,欣喜地在大街上喊叫并且唱着歌跑起来。我看见一个胖子背着另一个胖子跑来,后面还跟着几个胖子。我走过几条街道以后,更加可爱的情景出现了,一群英格兰胖子背着胖子跑来了。被背着的胖子们神情轻松地哇哇大叫,负重奔走的胖子们则是苟延残喘的模样。
这个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一想到英格兰球迷时,便是一群奔走的胖子。同时也给予我错觉,似乎英格兰球迷都很肥壮。
我在都柏林的行程结束后,乘坐飞机前往伦敦,再转机返回北京。一群身穿英格兰队服的球迷和我一起登机。飞机在都柏林起飞前,英格兰和巴西的八强赛已经打响。飞机结束爬升,刚刚平飞,机舱服务开始时,机长通过机舱广播告诉乘客,英格兰1:0领先巴西,欧文进的球。机舱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身穿英格兰队服的球迷们纷纷离开座位,从裤兜里摸出钞票,买来啤酒,然后互相干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热闹的飞行,这群英格兰球迷把空中的飞机当成了地上的酒吧。直到机组人员出来制止,他们才想起自己正在万米高空,一个个回到座位上,面带好学生的笑容,安静地坐在了那里。
后来机长没有再报告比赛进程。我觉得应该是在降落伦敦的'时候,英格兰输掉了比赛。我现在想,如果当时机长报告了比赛结果,那么我们的飞机在降落时有可能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
英格兰球迷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著名的“足球流氓”,有关他们纵火斗殴的报道常常见诸报端,而我印象中的英格兰球迷却是十分可爱。为何要将英格兰球迷首选为世界级“足球流氓”?这可能是媒体的作用。在热爱足球的国家里,都有纵火斗殴的球迷。问题是,世界媒体已经习惯了在英格兰球迷身上找碴儿,从而让其他国家的“足球流氓”常常逍遥于舆论之外。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当时的董事长兰姆先生对我说:
“你知道什么是媒体吗?”
他坐在家中的沙发里,舒适地伸出食指,向我解释:“比如你的手指被火烧伤,如果媒体报道了,就是真的;如果媒体没有报道,就是假的。”
刷漆的绿茵场
经常看欧洲联赛的球迷,往往会被英超西甲等联赛的球场所吸引。但有时候,人眼看到的一片碧绿碧绿的草皮仅仅是个假象,它们是用绿色油漆刷出来的。不信拉齐奥主场刷油漆的丑事就被曝光了,一个主队球员还因为过敏而被提前换下。
拉齐奥当天拥有一个完美的开局,斯库利在第7分钟和第18分钟连进两球,早早为主队锁定胜局。现场数万拉齐奥球迷都以为一场屠杀在所难免。令人失望的是,球迷等来的不是进球,反而进球功臣斯库利在第52分钟时提前被换下场。更让人琢磨不透的是,离开球场时的斯库利表情有些痛苦和郁闷。但从比赛进程来看,他没有受到大的侵犯,也没有拉伤的迹象。
斯库利为什么早早下场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拉齐奥主帅雷亚对这次诡异的换人进行了解释。原来斯库利的下场是因为皮肤过敏,而导致皮肤过敏的原因,居然是在草皮上刷的油漆沾染了皮肤。雷亚还透露说,可怜的斯库利回到更衣室时,脸已经“红得像一条大虾”。
罗马,意大利首都。奥林匹克体育场,意甲豪门罗马和拉齐奥公共的主场。这个举办过1960年奥运会和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球场,为什么会闹出这样的笑话过度使用。一般来说,一个足球场两周会被使用一次,但因为罗马和拉齐奥的主场都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所以它每个星期都要承办比赛,再加上欧洲赛事和国内的“杯”赛,球场的草皮不堪重负。为了保证电视画面的美观,球场的工作人员只能动歪脑筋,将光秃秃的球场草皮用绿色油漆刷绿。
其实这并不是奥林匹克体育场的专利。2003年,AC米兰和国际米兰公共使用的主场圣西罗球场(也有叫它梅阿查球场)也干过这事,结果球员们的白球裤没多久就变绿,这引来了客队球员的强烈抗议,最终圣西罗球场只能放弃这一做法。没想到过了8年,这样的闹剧再一次在意甲赛场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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