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屈求伸·张献忠假降

以屈求伸·张献忠假降

明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军在军事上屡受挫折。李自成部在川北梓潼遭到官军伏击，损失惨重;张献忠冒充官军的旗号奔袭南阳，被明总兵左良玉识破，计谋失败，张献忠负伤退往湖北谷城;罗汝才、马守应、惠登相等几支农民军也相继失利，且分散于湖广、河南、江北一带，各自为战，互不配合。张献忠在谷城，处于官军包围之中，势力孤单，加上经过十余年的战争，农民军的粮饷很难筹集，处境十分恶劣。张献忠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利用明朝高叫“招抚”的机会，将计就计。崇祯十一年春，张献忠得知陈洪范附属在熊文灿手下当总兵，大喜过望，原来陈洪范曾救过张献忠一命，而熊文灿的拿手戏则是以“抚”代“剿”。于是，他马上派人携重金去拜见陈洪范，说：“献忠蒙您的大恩，才得以活命，您不会忘记吧!我愿率部下归降来报效救命之恩。”陈洪范甚是惊喜，上报熊文灿，接受了张献忠。此后，张献忠名义上受“抚”，实际上仍保持独立自主。熊文灿要他把部队裁减为二万人，由明朝给饷，张献忠却说他的部下都是壮士，裁了可惜，愿以全军从征，请给十万饷。熊文灿无可奈何。他还把军队分屯于四郊，与老百姓混合居住一起，控制了谷城全境;他还在那里加紧训练士兵，因此，有人怀疑他还准备反叛，要熊文灿先下手为强，进行军事镇压。但熊文灿一心想在“抚”字上收奇效，立大功，没有对张献忠采取行动。等一切准备就绪，张献忠便于次年五月在谷城重举义旗，打得明朝官军措手不及。(《明史·张献忠传》)

武则天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改革家。她在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以超人的魄力，无畏的胆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对唐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参预朝政时期的改革

在唐高宗统治时期，武则天参预朝政20余年，帮助唐高宗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和提高行政效率而进行的。改革的内容包括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以及对官制进行局部调整等。

《氏族志》是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成的一部关于士族等级的书。唐太宗修《氏族志》的目的,是为了打击那些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旧门阀,扶植那些在唐朝建立和统一过程中立有战功,在“玄武门之变”中支持自己的谋臣猛将,以巩固李氏王朝的统治。事实上,《氏族志》问世之后,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氏族志》成了维护元老重臣和达官贵人利益的工具，也成了阻碍“寒族”晋升的一大障碍。当时,庶族势力发展很快。不少人在经济上发了迹,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但仕途多为士族控制；有些人虽然通过科举入仕,也常常“挠不得进”,因而反感《氏族志》。这样,对唐高宗来说,就有了修改《氏族志》的必要。武则天此时虽已显达,但究其门第,不在《氏族志》之内。因此,修改此书,更是武则天的愿望。所以,武则天帮助唐高宗下达了修改《氏族志》的命令。《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四年六月载:“丁卯(22日),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族以军功致位五品,预士流。时人谓之‘勋格’”。《唐会要》卷36也有类似的记载。从表面上看,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只是用不同的标准重新划分了士族的等级,实际上它对统治阶级各个阶层的地位作了一次大调整,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限制了唐初以来士族官僚的权势,维护了新兴官僚贵族的利益,为庶族地主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之后，武则天又帮助唐高宗对官制作了一些调整：如显庆元年(656),置骠骑大将军。龙朔二年(662)二月,废尚书令。总章二年(669)二月,令同三品入衔。永淳元年(682年)七月,置州别驾;令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以平章事为名。又如，龙朔二年(662)二月,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相为萧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名。在铨选方面,针对“承平既久,选人益多”的状况,制定新的铨选制度。总章二年(669),根据裴行俭的建议，设长名姓历榜,分铨注法,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按照“身”、“言”、“书”、“判”四条标准录取人才。兵部课试,考骑射及翅关、负米。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派遣,令都督选择土人补授。凡居官以年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仪凤元年(676)八月,又设置了“南选”。为了改善民族关系，大量吸引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和邻国酋长作官。如龙朔元年(661)在吐火罗、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多以其渠帅为刺史、县令。

此外，武则天还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改革主张。史载，上元元年(674)十二月，武则天上表,“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秦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覆;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廪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进阶申滞。”唐高宗下诏贯彻执行。象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通过这些改革，理顺了社会关系，维护了“贞观之治”的成果，使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新的发展。

二 临朝称朝时期的改革

唐高宗死后，武则天开始临朝称制。文明元年(684)九月，改元光宅,大赦天下。同时下令改变旗帜,服色和文武百官的称谓；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这一做法引起了部分宗室成员和“皇唐旧臣”的不满,发生了徐敬业的叛乱。武则天以铁的手腕派兵平定了叛乱。一年以后,社会趋于安定,武则天下诏“复政于皇帝(睿宗)”。唐睿宗奉表固让,武则天继续临朝称制,直到载初元年(690)。这一时期，武则天的改革是围绕着改朝换代进行的。

（一）、广开言路。垂拱元年(685)二月,武则天下制:“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击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垂拱二年(686)三月,又令巧匠鱼保家作铜匦四枚,共为一室,“四面置门”,分别为青、红、白、黑四色,置于朝堂,以收天下常人表疏:青匦在东,名“延恩”,告“养人及劝农之事者”投之;白匦在西,名“伸冤”,有“欲自陈屈枉者”投之;黑匦在北,名“通玄”,献“谋智者”投之。令正谏大夫、补缺、拾遗一人充使,于朝堂知事者,“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并进”。“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

（二）、扩大仕途。首先,使“常举”制度化,坚持每年开科取士,不以任何借口停止贡举。其次,调整取士科目。重点发展进士科,适当发展诸科,降低明经科的地位。与此同时，扩大制举，缩短制举时间，扩大录取人数。为了进一步搜罗人才,武则天还创立了殿试。载初元年(690)“二月,辛酉(14日),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此外，武则天还采取了破格用人的办法。垂拱元年(685)五月,“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不论是现任官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有才干,都可毛遂自荐,以求进用。在扩大仕途的同时，武则天也很注意对官吏的培养。为此,她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撰写《臣轨》一书,从十个方面对臣下提出要求，其中心思想是要求臣僚成为德才兼备、忠君爱民的人。

（三）、加强法制。武则天在临朝称制时期，曾派人重新删定了律令格式。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是约法省刑。她说:“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无为,业光邢措”。由于《永徽律疏》本身“得古今之平”，因而修改时大抵依旧,“惟改二十四条”。对于格式,则根据便于时而堪为当时行用的原则作了较大的变动,编成了《垂拱式》二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垂拱式》二二卷。由于武则天的主导思想正确,加上删修官韦方质、王守慎等精通法律,因而垂拱格式,“议者称为详密”，施行之后,颇见成效。武则天本来是痛恨酷吏的，但当她的权位受到威胁时，便开始使用酷吏打击政敌。这种变化,史书中或多或少有所披露。如《旧唐书·刑法志》载:“则天临朝,初欲大收人望”,“然则天严于用刑,属徐敬业作乱及豫博兵起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重用酷吏,以诬告、通供、诛杀等办法对付政敌,手段是残酷的。但这对武则天来说却十分重要。封建史学家说:武则天因酷吏以自肆,天网一举,而坐移唐鼎，“卒笼八荒”。武则天的亲信大臣朱敬则也说,武则天开告端,重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这些评论,从不同角度夸大了酷吏的作用,但无疑重用酷吏是武则天走向皇帝宝座的重要一步。

（四）、布政维新。在打击政敌的同时，武则天在洛阳修建了“明堂”，并下诏说:“时既沿革,或没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阐明“自我作古,用适于事”的思想,将大享明堂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并在永昌元年(689个正月，举行了大享明堂的活动。在大享明堂之后,武则天进行了一系列“惟新活动”。如改羽林军百骑为干骑,牢固控制禁军，改正朔，优待阵亡战士家属，整饬风俗，制礼作乐，改革文字等。此外，还利用宗教，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史载,“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闫浮提主,唐代合微,”。又说:“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薛怀义等人巧妙地将佛教旧经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所撰经疏突出了神皇受命于天的主题,因而武则天看后十分满意,立即颁布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时间,东起渤海,西至葱岭,南抵交趾,北迄大漠,人们都在谈论神皇受命的话题。

（五）、改唐为周。载初元年(690)九月,神都洛阳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以武承嗣和李旦为首的文武百官,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数万人请求武则天改朝换代当皇帝。于是,武则天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纲”,准备改朝换代的礼仪。九月九日,武则天在洛阳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大宥天下,咸与维新”。五天以后,群臣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乃降皇帝(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令依旧名轮,徒居东宫,其俱仪一比皇太子。”至此,“武周”取代了“李唐”。武则天戴皇冠,穿龙袍,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正因为武则天足智多谋,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嬴得了大多数的支持,慑服了少数反对派,才使改朝换代得以顺利进行。以女子登皇位,“不出宫闱”而易社稷,并且保持了社会的安定,这是前所未闻的奇迹。陈子昂所谓“伏惟圣神皇帝陛下阐元极,升紫图,光有唐基,以君周室。不改旧物,天下惟新,皇王以来未尝睹也。”并非夸饰之语。登基大典结束后,在群臣的一片呕歌声中,武则天举行了尊崇武氏的活动:立武氏七庙于神都。不久,“改置社稷于神都”,作为“大周”的象征。接着,又改左右羽林军为左右羽林卫,加强神都的军事力量,形成居中御外的形势,以保障神都的安全。

三、治理大周时期的改革

“大周”政权的建立,打破了千百年来男子专政的局面,同时也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动荡。不少士大夫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拥护武周政权,也有许多士大夫抱残守缺,对武周政权怀有敌意。为了巩固武周政权,武则天忧劳天下,励精图治,推行并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

其一、统一思想。

儒家思想中,没有女人可以当皇帝的说法,但它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维护统治极为有利。所以武则天在当上皇帝后,便着手利用儒家学说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别贵贱,正名分,调整最高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在太宗、高宗统治时期,乃是李氏一统天下,李氏为宗室。武则天当皇后、皇太后时期,其娘家武氏为外戚,而武则天称帝后,改变了李武二家的“名位”。李家原来享有的皇位,拥有的“宗室”、“太庙”和“陵寝”,现在都要由武氏予以代替。皇位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天授元年九月九日“革命”以前,睿宗居于皇位,九月十五日,武则天称“皇帝”,降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降皇太子成器为皇孙。宗室就是皇帝的宗族。“革命”前,宗室是李渊一系。“革命”后,天授元年冬,武则天“封建”亲戚,广树“宗枝”：追封伯父武士让为楚僖王,士逸为蜀节王;异母兄元庆为梁宪王,元爽为魏德王。封元爽子武承嗣为魏王,元庆子武三思梁王。封众父兄子皆为郡王。改唐为周前,李氏有宗庙和陵寝。改唐为周后,武则天下令在首都洛阳立武氏七庙。长寿二年追尊三世祖先,并对其陵墓的称谓也作了相应的变动。

武则天认为，利用儒家思想，提倡礼乐是很有必要的，因而积极制礼作乐,借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方面的活动很多,除经常性的享祀明堂外,还有置七宝,封神岳和铸九鼎等。“七宝”本来是佛教的七种宝物。唐制,天子有八玺,即神玺,受命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玉为之。“神玺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受命玺以封禅礼神,皇帝行玺以报王公书,皇帝之玺以劳王公,皇帝信玺以召王公,天子行玺以报四夷,天子之玺以劳四夷,天子信玺以召兵四夷,皆封泥”。武则天即位后,“改诸玺皆为宝”。长寿二年九月又称“金轮圣神皇帝”。披上佛教面纱之后,又做了不同于佛教七宝,但与佛教相联系的七种宝绶,即金轮宝、百象宝、女宝、马宝、珠宝、主兵臣宝和主藏臣宝。“每朝会,陈之殿庭”。以象征自己超迈古昔的权力。封禅历来被认为是帝王的盛典。武则天称帝后,决心登封嵩山, 天册万岁二年腊月十一日,武则天“御金跸,登玉舆,环拱百神,导从群后。遂陵桂萼,攀松磴,跨峥崂而出烟道,排烈缺而班天门”，登上中岳之巅。接着大赦天下。改元万岁登封。自制《升中述志碑》,立于封祀坛为丙地。又令李禅作《大同降禅碑》。崔融作《朝觐台碑》以记封禅之事。“九鼎”是古代象征国家的传国之宝。相传离铸九鼎,以象九州。夏德丧,鼎迁商色。商德衰,复迁洛邑,及周室灭亡,秦欲取之,其一沉于泗水,余八下落不明。一说皆设于泗水彭城。武则天知周鼎难求,乃征铜五十六万余斤,以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重新铸之。神功元年(697)四月,鼎成,令书法家贾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钟绍京分题额鼎,又令画家曹元廊图写各州山川物产之像于鼎上,然后,令宰相,诸王率南北牙宿卫兵十余万人及仗内大牛,白象,自玄武门外作坊曳鼎入宫。“置于朋堂之庭,各以方位列焉。”

武则天封中岳,铸九鼎,无疑有宣扬天人感应,搞个人崇拜的意思。但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还要数接受尊号一事。改唐为周后,群臣屡上尊号。武则天批准群臣所请,称“圣神皇帝”。意思是说,她和以前的封建帝王不同,不是一般的平庸之辈,乃是具有圣明和神威的皇帝。长寿二年九月九日,称“金轮圣神皇帝。”借佛教“金轮王”之义,说自己就是象金轮王一样圣明的皇帝。三年五月十一日,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年(695)正月初一,称“慈氏越古金轮王圣神皇帝”;九月九日,又称“天册金轮在圣皇帝”。从“圣神皇帝”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地位愈来愈崇高。此外,还有树立天枢的活动。延载元年(694),诸蕃酋长慕义,献钱请立天枢于瑞门之外,以记武则天的功业。证圣元年(695)四月一日,天枢成,武则天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武三思制颂文,纪武则天功德,以黜唐颂周。“悉镂群臣,暮酋名氏其上”。天枢立。“万国”会,群臣赋诗,皇帝临观,可谓盛况空前。这实际上也是统一思想的一种手段。

其二、重用贤才。

武则天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曾重用过酷吏,并造成了恐怖的政治气氛。但武则天深知酷吏的危害,她只不过是把酷吏当作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旦这个目的达到,势必要限制酷吏的势力。事实也是如此。改唐为周之初,因政局尚未稳固,武则天仍在使用酷吏,但武则天并没有让酷吏掌握朝廷要职。武周政权巩固后,武则天立即“尊时宪而抑奉臣,听忠言而诛酷吏。”先后杀掉了索元礼、周兴、傅游艺、王弘义等人。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又发布了一道诏书,减大理丞、废秋官(刑部)狱,禁止为官残滥,表示“将使三千之罪,永绝当年;岂惟数百之刑,仅宽于昔代”。神功元年(697)元月,武则天又将最大的酷吏头目来俊臣送进了坟墓。至此,酷吏便退出了武周的政治舞台。

在抑制酷吏的同时,武则天通过多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搜罗人才,让那些有经邦治国才能的贤能之士居要职,任宰相,掌中枢,协助她治理武周天下。为此，她进一步发展科举制,令贡举人停修《道德经》，改学《臣轨》，更新考试内容，“广搜遗逸”。使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她还经常要求臣下自荐并推荐人才。天授二年十月,“制官人者咸令自举。”鉴于许多名士不愿自荐的情况,武则天特别强调推荐,把荐举人才作为官员的一项任务。证圣元年诏:“其长才广度,沈迹下僚,据德依仁,韬声幽闭,怀辅佐之器,乏知己之容,宜令京官职事五品以下及刺史,上佐、县令量各准状荐举”。有时武则天还特别要求某些大臣荐举人才。如圣历元年令宰相荐尚书郎,其后,令雍州长史薜季昶择僚吏堪为御史者。长安四年,令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并要求“务取得贤之实,无贻滥吹之讥”。对于“非举其士”者,予以贬责;对于“荐若不虚”者,则予以褒奖。由于武则天通过各种渠道鼓励荐举人才,又不限门第高下、富贵贫贱,也不限种落族属,离亲远近,;求之恒如不及”,因而选司空前忙碌,以至出现了“多士如林”的局面。对于选拨出来的人才,武则天皆“量才授职”，委以重任。

为了使各级官员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武则天向他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仅如此,还加强左右肃政台的力量,常派使者对官吏进行督促检查。对于无所作为或不称职的官吏,及时予以贬逐;对于政绩卓著的官员,则大力进行提拔。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许多有才能的人都被提升到重要的职位。武则天所任用的宰相,绝大多数都是有才华的人。姚崇、韦安石、狄仁杰等人就是如此。武则天用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成见,皆以是否称职为标准。中唐名相陆质说武则天“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荐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些评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其三、劝课农桑。

武则天认为：“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家足人足,则国自安焉”。她将所撰农书《兆人本业记》发给诸州来京的朝集使,颁行天下，以境内农田状况作为奖惩官吏的标准,还采取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在边远地区实行屯田。在屯田方面，娄师德、郭元振等人的成绩十分显著。娄师德“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镶和籴之费”。武则天慰劳说:“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返灵(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夏(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运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郭元振在凉州五年,军威大振,屯田积谷，发展生产,使“牛羊被野,路不拾遗”。除了在陇右等地区实行屯田,武则天还注意兴修水利。她统治时期,地方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就有十九项水利工程。与此同时,均田制也继续得到推广。武则天还比较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光宅元年(684)改少府监为尚方监,分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治等五署;改将作监为营缮监,掌营构宫室房屋,制作砖瓦等。当时采矿业很发达。除国家开采外,亦允许私人经营。规定“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对商业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

其四、巩固边防。

武则天对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极为重视。有关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事,大都亲自予以处理。她以抚慰和怀柔的准则,对承认武周地位,向往中原文化的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皆予以支持,保护和优待。武则天规定: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所谓“入番”,就是离武周神都较近的,应该来入贡的“蕃国”;所谓“绝域”,就是不受武周管辖的、遥远的国度。对于“绝域”国家,武则天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如果这些国家派使者来,武则天皆予以厚待。对于“蕃入”者,武则天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只要他们各守其土,按期朝贡。如果其国王死了,武则一皆予以册封。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武则天的要求比对“蕃国”要严。所谓严,并不是要求他们在经济上能对中央有多在帮助,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绝对服从中央,各安其地,固守边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武则天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实行了明显的抚慰政策。一方面，广泛吸收少数民族成员参予武周政治。当时少数民族成员在朝廷任职者很多。另一方面，允许少数民族酋长改过、和亲。此外，还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其五、移风易俗。

武则天以女主君临天下,“移风易俗”,使社会生活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风俗习惯展现出新的姿态。在婚姻方面,武则天严格要求嫁娶以时,禁止“别宅夫人”,力图使“内无寡女,外无旷夫”。在丧葬方面,严禁“富族豪家”丧葬逾礼,铺张浪费。故墓形制趋于规整,随葬明器与唐初变化较大,镇墓兽日渐高大凶猛,“唐三彩”大量出现。当时,百官服饰略同上元、文明之制而稍有改作。天授二年二月,朝集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成八字铭。长寿三年四月,敕赐岳牧金字铭袍。延载元年五月,出绯紫单铭襟背衫,赐文武三品以上。至于百姓之服饰,皆随其所欲。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采取了不少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武则天特别强调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放宽了原来限制妇女社交活动的种种清规诫律。凡大朝会,允许命妇与百官杂处。在妇女的服饰问题上,也有很大改变。规定妇女出行,戴帷帽即可。还允许妇女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当时妇女骑马、射箭、穿男人服装,是很常见的事。神功元年,突厥入侵,古元应妻助夫守城,颇有功绩。则天下制对她进行褒奖，封她为“徇忠县君。”万岁通天元年以后,令上官婉儿“内掌诏命,……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使她成为活跃宫中的“女强人”。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妇女的面貌。现在一些学者喜欢谈唐代女子的相对自由解放以及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等等。这种风气的形成,是与武则天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分不开的。

总之，武周时期，武则天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大部分对巩固武周政权、发展社会经济、加强国防力量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国家在其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富裕，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史称其有“贞观遗风”，号称“武周之治”。

能屈能伸 

拼音： néng qū néng shēn

解释： 能弯曲也能伸直。指人在失意时能忍耐，在得志时能大干一番。

出处： 《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举例造句： 这就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冯 德 英《苦 菜 花》第 三 章

拼音代码： nqns

成语注音： ㄋㄥˊ ㄑㄨ ㄋㄥˊ ㄕㄣ

常用程度： 常用成语

成语字数： 四字成语

感情色彩： 中性成语

成语结构： 联合式成语

成语年代： 古代成语

成语辨形： 屈，不能写作“曲”；伸，不能写作“申”。

近义词： 随遇而安、能伸能屈

反义词： 宁折不屈

歇后语： 蚯 蚓 走 路；大 象 的 鼻 子

灯谜： 弹 簧

用法： 作谓语、定语；形容人的性格

英文： flexible

成语接龙：  能屈能伸 → 伸头探脑 → 脑满肠肥 → 肥头大耳 → 耳目一新 → 新陈代谢 → 谢天谢地 → 地大物博 → 博士买驴 → 驴心狗肺 → 肺腑之言 → 言之凿凿 → 凿壁偷光 → 光怪陆离 → 离蔬释蹻

陆逊

陆逊

简明历史传记

陆逊字伯言，本名议，吴郡吴人也。世江东大族。少孤，为从祖康纲纪门户。年二十一，历东西曹令史，海昌屯田都尉，领县事。年旱，开仓济民，督农桑。讨会稽山越贼帅潘临、鄱阳尤突，所向皆服，拜定威校尉。权配逊策女，数访世务，逊议以 “平山寇叛，取精锐。”权纳其策。由虚势伏兵，破丹杨费栈，安内患，得精卒数万。建安二十四年，蒙称疾瞒关羽，逊代献骄兵计，军暗渡取荆州，除抚边华亭侯。败詹晏、屈陈凤。破房陵邓辅、南乡郭睦，诱降文布。迁镇西将军，封娄侯。陆逊论治荆州“拔人才、未亲疏。”权纳之。黄武元年，拜大都督、假节。督军五万西陵拒刘，伐谋分兵相机而动。火攻，备军尽殁；伏兵，逊逸待劳。加拜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吴蜀合，捆以外逊主之，权留玺于逊自裁度。皖县破曹休，缴获从辎重。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辅太子。京外上疏：“宽刑罚、忘过记功，以成王业。阻权偏师取夷州。”公孙渊背盟，权欲征，逊陈弊利“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辍；图四海，匪怀细害大。乞息六师，定中夏。”权纳焉。嘉禾五年，逊协诸葛瑾攻襄阳。信韩扁为敌虏。逊佯攻暗退兵，袭江夏附者众。陷魏江夏太守逯式解边害。嘉禾六年，平吴遽乱，定三郡。逊忧吕壹弄权，陈曲直于权。年少丰，开仓济民。逊善赌人，昔言以诸葛恪、暨艳、杨竺终败丧，果应。赤乌七年，代顾雍为丞相。陈 “太子正统，藩正有别，当彼此得所，上下获安。”叩头流血。权不纳，又累遣使责逊，逊愤恚卒，年六十三。孙休时，谥昭侯。

附：陆逊(183-245)，字伯言，本名陆仪，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孙策之婿，三国时期吴国大臣，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陆逊家世为为江东大族。其祖父陆纤官至城门校尉，父亲陆骏，任九江(今安徽寿春东)都尉。陆逊十岁丧父，随其从祖父庐江太守陆康，在其任所读书。后因陆康与袁术不和，唆使孙策攻陷庐江，一个多月后，陆康病死。陆康事先将陆逊与亲属送往江东。其子陆绩尚幼，所以年仅十二岁的陆逊便承担起支撑门户的责任。

孙策死后，孙权继领其众，为将军，“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陆逊年仅二十一岁，应召入孙权幕府，成为孙权统治集团的幕僚。历仕东、西曹为令史；不久出任海昌(今湘江海宁西南)屯田都尉，兼海昌县令。海昌境内连年遭旱灾，他开仓赈济贫民，组织生产自救，缓和了灾情，因此深得民心。

当时吴郡、会稽、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一带也有很多逃户。针对这种情况，陆逊采用查户整顿的方法，将其中的精壮招募为部曲，其他则用于屯田。时会稽有山贼大帅潘临，造反多年，官府无法平定。陆逊便招兵进讨，终将其平定。时陆逊手下已有2000余人。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鄱阳的贼帅尤突作乱，影响甚大，陆逊率军配合奋武将军贺齐将其讨平，斩首数千。陆逊因功被拜定威将军，屯兵利浦。

通过这些战事，陆逊初步显示了出众的军事才能，很受孙权器重。孙权便将孙策的女儿嫁与陆逊，并经常找他商讨治国大策。

时东吴境内的许多山区越族居民据险自守，不服从孙权政权的统治，并不断起事反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陆逊向孙权建议：“方今英雄棋跱，豺狼规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孙权采纳其建议，任命他为右部督。

同年，费栈被曹魏策反，在丹阳煽动山区越族居民起事，充当曹军内应，配合曹军。孙权命陆逊率兵前往征伐。时费栈人多势大，陆逊带去的兵马较少，敌我悬殊。但陆逊采用多插旌旗牙幢、分布鼓角、夜里派人潜入山谷吹号击鼓等疑兵之计，很快击破费栈武装。勒令各山区越族居民迁徙到平原地区，编入户籍，种田纳赋，从中挑选强壮者从军，得精兵万余，使东吴统治得以加强和巩固。之后，陆逊率所得精兵回驻芜湖(今安徽芜湖)。

会稽太守淳于式这时却上表告陆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陆逊返回知道此事后，反为淳于式说好话。孙权也有些不解，问：“式白君而君荐之，何也？”陆逊说：“式意欲养民，是以白逊。若逊复毁式以乱圣听，不可长也。”孙权说：“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孙权对其风范甚为佩服。

陆逊虽然在早期活动中初露锋芒，但并不甚为人知，直到建安末年，吴、蜀争夺荆州时，他才脱颖而出，成为吴军一位杰出的后起之秀。荆州地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与孙刘联军为争夺荆州，进行了著名的赤壁之战。战后，刘备刘备占据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孙权占据了江夏郡和南郡南部。刘备占领荆州大部分地区，既阻碍孙吴势力向西扩展，又威胁着孙吴侧翼的安全，成了孙权的一块心病。从此，吴、蜀争夺荆州的纠纷越闹越大。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八月，蜀前将军关羽水淹魏七军，生擒主帅左将军于禁，乘胜围攻败退樊城(今湖北襄樊)的魏征南将军曹仁，一时威震华夏(参见樊城之战)。魏王曹操采纳丞相司马司马懿、曹椽蒋济的建议，利用刘备拒不归还所借荆州，吴蜀联盟出现破裂之隙，派人劝说东吴孙权抄袭关羽后方，并许诺把江南封给孙权。驻军陆口(今湖北蒲圻西北)的东吴大将吕蒙认为，关羽素怀兼并江南的野心，是对东吴的很大威胁，建议孙权趁机消灭关羽，以解除后患。孙权采纳其计。

闰十月，为隐蔽企图，吕蒙称病返回建业，途经芜湖，陆逊前去拜见。陆逊对吕蒙说：“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吕蒙说：“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陆逊：“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吕蒙大惊，但为不泄露军机，便说：“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经此番交谈，吕蒙发现陆逊是可用之才。后吕蒙拜见孙权，孙权问谁可以替他在陆口指挥，吕蒙极力推荐陆逊，并说：“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即拜三十六岁的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代替吕蒙。

陆逊至陆口，即写信给关羽，书中写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廪良规。”又说：“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参见城濮之战)，淮阴拔赵之略(参见井陉之战)，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陆逊利用关羽骄傲自大的弱点，在书中以卑下的言辞写信吹捧关羽，赞赏他的功德，表示自己对他的仰慕，并且表示绝不与关羽为敌。

关羽看信后，甚为轻视陆逊，愈发大意，完全丧失对东吴的警惕。把留守后方、用于提防东吴的军队调至前线，全力对付曹操。这时，关羽虽然在前线取得节节胜利，但他的后方却危机四伏。关羽不善团结部下，引起部下的不满。留守江陵、公安的将领糜芳、士仁因军资供应不及时，关羽声言要惩治他们，糜芳、士仁不堪忍受，顿生异心。这些情报，陆逊都了如指掌。

陆逊见破蜀时机已经成熟，立即上报孙权，孙权即命吕蒙与陆逊同时分道攻取荆州(参见江陵之战)。吕蒙率军攻打公安、江陵。陆逊则长驱直入，十一月，陆逊率军直下荆州公安、南郡，被孙权任命为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其它据点长吏和蛮夷酋长都望风而降。接着，陆逊又派将军李异、谢旌等率3000人攻蜀将詹晏、陈凤。李异率水军，谢旌率步兵破蜀军詹晏等，俘陈凤。又率军大破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秭归大族文布、邓凯等招聚夷兵数千人，企图抵抗吴军。陆逊再次令谢旌攻讨文布、邓凯，二人逃走，蜀军任以为将。陆逊派入前去诱降，文布率众而降。陆逊指挥的吴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占领了秭归枝江、夷道，守住了峡口，堵住了关羽退回西蜀的大门。当关羽得到消息，勿勿忙忙从樊城撤军的时候，公安、江陵已经被糜芳、士仁献给了吴军。蜀军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疲于奔命，军心动摇。关羽只得领兵退守麦城，十二月，关羽率少数骑兵从麦城突围逃窜，被吴将潘璋部司马马忠擒获，斩首。

陆逊前后斩获招纳蜀军数万人，孙权即拜陆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镇抚荆州。

时荆州新定，陆逊即上书孙权：“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孙权纳其言。

建安二十五年(220)冬，曹丕篡汉称帝，改元黄初。翌年(221)四月，刘备也在蜀中称帝。与此同时，孙权移镇于鄂，改名武昌。陆逊主张延纳刚刚返回荆州的士人，以扩大孙吴政权的影响，孙权采用了他的意见。

蜀章武元年(221年)，刘备欲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刘备不顾诸葛亮、赵云等群臣劝谏，决意伐吴，命驻阆中的车骑将军张飞率部前往江州(今四川重庆)与主力会合，张飞却为部将刺杀。七月，刘备令丞相诸葛亮留成都，上将赵云在江州为后军督，亲统大军沿江东进(参见夷陵之战)。

蜀大军压境，孙权与刘备媾和遭到拒绝，乃与曹魏修盟，曹魏趁势离间孙、刘，八月，封孙权为吴王。孙权遂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统率朱然、韩当、徐盛、潘璋、孙桓等部5万人抗拒蜀军，派平戎将军步骘领兵万人镇守益阳(今湖南益阳地区)，以防止武陵(湘西、黔东、鄂西南)少数民族助蜀。

当蜀军4万进攻巫(今四川巫山)、秭归(今属湖北)时，陆逊采取主动后撤，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相机破敌的方略，令部将李异、刘珂退至夷陵、猇亭(今湖北宜都北、长江东岸)一带，把数百里峡谷山地让给刘备，以使蜀军战线伸长，露出破绽。

吴黄龙元年(蜀章武二年，222年)正月，刘备求胜心切，派将军吴班、陈式督率水军深入夷陵地区，封锁长江两岸。二月，亲率诸将自秭归，经崎岖山道，进至夷陵一带，坐镇猇亭督师。蜀军从巫峡至夷陵沿路扎下了几十个大营，还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率江北诸军进抵夷陵以北与江北吴军相拒，并监视魏军动向，以防袭击；命侍中马良部进驻武陵郡，策应反吴投蜀的少数民族首领沙摩柯部，威胁吴军侧翼。

不久，刘备派前部督张南率兵围攻驻守夷道的孙桓。吴军诸将请求陆逊派兵增援，说：“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陆逊知夷道城坚粮足，有意让其牵制蜀军，而坚持不予分兵。便函回答说：“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后孙桓见到孙权，谈及此事时说：“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当蜀军频繁挑战，吴将皆急欲迎击时，陆逊耐心劝止，坚守不出，欲使蜀军师老疲惫。陆逊说：“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太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逐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敝耳”(《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九》)。诸将不解，以为陆逊畏敌，各怀愤恨。

有些老将和贵族出身的将领不服约束，陆逊则绳之军纪，严加制止。并说：“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刘备在山谷设伏兵1000人，令吴班平地扎营，企图诱吴军出战。为陆逊识破，仍不与战。但诸将却都要出击，陆逊说：“此必有谲，且观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刘备见此计不成，便率8000伏兵从谷中撤出，陆逊说：“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两军相持半年之久。时至盛夏暑热，蜀军无法急战速胜，兵疲意懈。蜀水军又奉命移驻陆上，失去水陆两军相互策应的主动权。蜀军深入敌国腹地，延绵数百里山川连营结寨，因战线过长，运转补给发生困难。

六月，陆逊决定适时转入反攻，上书孙权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都说：“攻备当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陆逊说：“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己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陆逊先攻蜀军一营，但交战不利。诸将皆埋怨道：“空杀兵耳。”陆逊则说：“吾已晓破之之术”(《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命令将士持草一束，先以火攻破一蜀营，遂令诸军趁势发起进攻，迫使刘备西退。张南从夷道北撤，被朱然、孙桓南北夹击，战死。陆逊命水军封锁长江，孙桓扼守夷道，将蜀军分割于大江东西，遂行各个击破。吴军继施火攻，火烧连营40余寨，蜀军死伤惨重，蜀将杜路、刘宁投降，都督冯习及沙摩柯被杀。刘备败退至马鞍山，依险据守。陆逊即集中兵力，四面围攻，蜀军土崩瓦解，被歼数万。刘备趁夜突出重围，后卫将军傅彤战死。刘备逃奔秭归，令在险道上焚烧铙铠，以阻塞吴追兵道路。蜀军“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可见蜀军损失之大，失败之惨。

吴军获胜后，诸将这才对陆逊大为佩服。孙权闻后，说：“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陆逊则说：“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孙权听后，对陆逊的博大胸襟更赞不绝口，加拜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为江陵候。

当刘备逃往白帝城时，部将徐盛、潘璋、宋谦等各自上书，要乘机进攻蜀国。孙权征询陆逊的看法。陆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陆逊为防曹魏乘机袭吴，仅派李异、刘珂部追踪刘备至南山(秭归南岸山)，而未行大举追击。黄权部被吴军截断归路，被迫降魏。不久，魏军果然发兵攻吴，但已无机可乘。

夷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后发制人、疲敌制胜的著名战例。作为吴军主帅的陆逊统观两军主客观态势，确定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后发制人，相机破敌的战略。并充分利用地势及天候等有利条件，巧施火攻，一举击败蜀军。大获全胜后，又适时停止追击，使曹魏无隙可乘，战略全局运筹周密，堪称用兵奇略。

刘备收集败将残兵，退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后，大为惭恚，说：“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并于次年四月病亡。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即，由诸葛亮辅政，诸葛亮仍采取联合的策略，与东吴和好，恢复了吴蜀联盟。凡吴、蜀关系处理，孙权都先征求陆逊意见；给蜀的文书，也先给陆逊看，有意见陆逊可代改后再发出。孙权还专门�%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