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是怎样走上仕途道路的？

郑成功，生于天启四年（1624年），卒于康熙元年（1662年），本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县石井镇人。天启四年（1624年），他出生在日本长崎平户岛千里滨。传说，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其父翁翌皇为泉州人）游海滨时在一块海石上生下了他，这块海石被日本人称为郑公石（亦作诞儿石），至今尚存，成为平户的名胜古迹之一。郑成功出生后，他的母亲望子成材，给他取了个乳名叫福松。他懂事后，母亲就教他认识汉字，还给他讲中国大地的山川风物，使他从小就向往着美丽可爱的祖国。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小名一官，字飞黄。他早年跟随一个商人做生意，来到日本贩卖货物。当时，日本是德川幕府主政，政治腐败。郑芝龙与另一名中国商人颜思齐等密谋起事，反抗德川幕府的暴政，事机泄露，遭幕吏搜捕。郑芝龙、颜思齐等各驾船而逃，漂流到台湾，登陆筑寨定居。他们推举颜思齐为首领，联合当地高山族人，分部耕种渔猎。郑芝龙的弟弟芝虎、芝彪、芝豹和郑氏族人都从泉州入台，漳、泉一带的贫苦人民也纷纷而至，一时聚众达数万人。他们与高山族人民一起，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把台湾西部平原开发成丰饶富庶的家园。天启五年（1625年），颜思齐病死于台湾，众推郑芝龙继任首领。郑芝龙积极发展海上贸易，并控制通往日本和南洋群岛的航道，向往来的商船征收税银。明王朝当时把他们看成“海盗”。他们屡次与明朝官军发生冲突。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朝招抚，他不但控制了北港为中心的一带地区，而且控制着整个台湾海峡，成为“威权震七闽”的一个显赫人物。郑芝龙为维持沿海治安、攻打“海盗”和荷兰殖民者的走私商船，屡次建功，受到明廷的重用和提拔，做到总兵官。这时，他怀念留在日本的妻儿。就在郑成功七岁那年，郑芝龙派弟弟郑芝燕把妻儿从日本接回了故乡。

郑成功“风仪整秀，俶傥有大志”。他眉高眼长，声音洪亮，长得神采飘逸，聪慧健美，富有凝重威严的气质。郑芝龙一见到自己这个阔别七年的头生子，心情格外喜悦和欣慰。他把儿子视为“国之栋梁”，给他改名为森。因感于自己起于行伍，未读诗书，便让儿子住在安平镇（今晋江安海），以重金聘请一位很有名望的私塾先生教他读书。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老师常给他讲述古代英雄豪杰的故事，以及屈原、岳飞、文天祥的诗词，使他少年的心头，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郑成功读书颖敏，才思过人。他不但勤奋攻读诗书，还刻苦练习驰射武艺。在老师的启迪之下，由于他勤学苦练，学业大有长进，十一岁时就写得一手好诗文。有一回，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命题是：《洒扫应对》，郑成功立即挥笔写下了“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的警句。大意是说，王师征诛邪恶，犹如荡涤扫除；尧舜贤明谦让，犹如进退应对，从而道出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老师阅后，“惊其用意新奇”，不禁拍案叫绝，称赞郑成功是“少年奇才”。

郑成功性喜《春秋》，尤爱孙、吴兵法。他关心天下兴亡与民生疾苦，立志成为一个具有文韬武略的爱国志士。传说有一次，郑成功在《孙子兵法》书上走笔题写了“挥尘谈兵效古之英豪，究心天下封侯非所愿”，他的叔父郑鸿逵看到后大喜，连声称赞他：“有志气，有出息！”说他将来必定是一匹驰骋天下的千里驹。

十五岁时，郑成功中了秀才，考取南安县学生员。二十一岁进入南京太学，成为国子监生员。当时著名学者钱谦益把郑成功纳为弟子，对他颇为器重，特地给他取了个“大木”的别号。先辈王观光一见郑成功，就对郑芝龙说：“你的儿子是个英武之才，绝非你所能比的。”南京有识之士见了郑成功，也都惊叹说：“这是位奇男子，骨相非凡也！”他们一致赞扬郑成功是济世雄才，非只科场中人。

就在郑成功二十一岁这一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最终在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彻底崩溃。三月，李自成统率大顺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五月，清兵入关，占领北京，九月迎顺治帝福临进京。从此，满族统治者便在窃取明末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当明王朝被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推翻后，明朝的一些文臣武将和地主绅士即聚集江南，为恢复他们昔日的地位而继续顽抗。他们先后拥戴朱家皇室的藩王，建立起南京福王政权、浙江鲁王政权、福建唐王政权和湖广、西南地区的桂王政权，史称这几个政权为南明政权。

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史称隆武皇帝。郑芝龙因为手下有十几万军队，并积极拥立朱聿键，被封为“平国公”。郑成功随父亲一起上朝，隆武帝见他少年英俊，器宇非凡，非常高兴，特赐他以国姓朱，改名成功，号明俨，封忠孝伯，为御营中军都督，赐尚方宝剑，以驸马一样的礼仪待他。从此，民间都尊称他为“国姓爷”。

郑成功对隆武帝的恩宠与器重感恩不尽，忠心不二。当隆武帝敕谕宣布要统率大师，御驾亲征时，郑成功向他发誓道：“臣受国恩，义无反顾，臣当以死报陛下。”后来，他父亲郑芝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产，与汉奸洪承畴相勾结，想投降清朝，郑成功发现这一情况，又立即向隆武帝奏告：“陛下当自为计。”隆武帝看到郑芝龙已不可靠，便对郑成功寄予希望，委以重任，于顺治三年（1646年）命辅臣傅冠及郑成功督兵守永定关，以拒清兵；后又敇命郑成功佩招讨大将军印，镇守仙霞关；建昌告急时，又命郑成功速发精兵两千进驻铅山，以为声援；三月，为防清兵进入南昌，催郑成功等速出分水关，以复江西省；四月，铅山告急，又命郑成功、傅冠速约各镇鼓锐前进，以巩固崇关。此外，隆武帝还依靠郑成功筹措兵饷器甲，并于这一年的六月，授予他全权，回漳、泉招募兵将。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清廷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率师往征福建、浙江。七月，清兵大举进攻福建，郑芝龙拥兵数十万，“舳舻塞海，粮饷充足”，却不进行抵抗。八月，唐王逃往汀州被俘杀，九月，清兵攻入福州。郑芝龙已退据安海（即安平镇），尚有楼船五百多艘，但他已决意投降清朝。郑成功哭谏力阻，他就是不听，独自北上降清。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在清兵突至安平时不幸被辱，登上城楼，投河自尽。清将贝勒博洛迫郑芝龙致书郑成功，劝其投降。郑成功正在南安丰州潘山看士兵操练，接到父亲诱降的来信，愤慨不已，立即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郑成功愤父降清，痛母惨死，又值隆武覆亡，他俯仰身世，悲愤交集，决心弃文就武，矢志抗清，以图力挽狂澜，恢复明朝。他携所着儒巾蓝衫，跑到南安孔庙，哭焚儒衣，以敬谢先师，并跪地四拜仰天道：“（成功）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惟先师昭鉴之。”从此，他自认为是明朝臣子，自称“罪臣朱成功”，怀孤臣孽子之痛，起兵南澳，进据金、厦，用招讨大将军印，以桂王永历为年号，遥奉明正朔，在东南沿海展开抗清斗争。

满族有什么风俗习惯

服饰

满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其服饰高雅华丽，在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中独树一帜，并对中国的服饰文化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

由于寒冷的生活环境和射猎生活的需要，过去满族人无论男女，均多穿“马蹄袖”袍褂。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以后，“旗人”的装束，便成为“旗袍”（满语称“衣介”）。

清初，旗袍的式样一般是无领、大襟、束腰、左衽、四面开衩。穿着既合体，又有利于骑马奔射。出猎时，还可将干粮等装进前襟。这种旗袍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无领。努尔哈赤为统一衣冠，曾厘定衣冠制，规定“凡朝服，俱用披肩领，平居只有袍”。即常服不能带领子，只有入朝时穿的朝服方可加上形似披肩的大领；二是在窄小的袖口处还接有一截上长下短的半月形袖头，形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绾起来，冬季行猎或作战时放下，使之罩住手背，既起到了类似手套的保暖作用，又不影响拉弓射箭，故又称之为“箭袖”（满语称之为“哇哈”）。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放哇哈”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定动作，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先将马蹄袖弹下，然后再两手伏地跪拜行礼。

旗袍的外面还习惯套一件圆领、身长及脐、袖长及肘的短褂。因这种短褂最初是骑射时穿的，既便于骑马，又能抵御风寒，故名“马褂儿”。清初，马褂儿是八旗士兵“军装”，后来在民间流行起来，具有了礼服和常服的性质，其式样、面料也更加繁多。满族人还喜欢在旗袍外穿坎肩。坎肩一般分为棉、夹和皮数种，为保暖之用。样式有对襟、琵琶襟、捻襟等多种。

而作为有清一代“时装”的满族女式旗袍，则多有发展。当初在北京等地曾盛行“十八镶”的做法，即镶十八道衣边才算好看，样式也变成宽袍大袖；辛亥革命后，旗袍样式由肥变瘦；在20世纪30代初受西方短裙影响，长度缩短，几近膝盖，袖口缩小；30年代中又加长，两边开高衩，并突出曲线美；40年代又缩短，出现短袖或无袖旗袍，外为流线型。继后，衣片前后分离，有肩缝和装袖式旗袍裙等。用料广泛，棉、毛、丝、麻和各种化纤衣料均可。旗袍除有长、短袖之分之外，还分皮、棉、单、夹数种，便于在不同季节穿用。经过不断改进的旗袍，一般样式大致为：直领，窄袖，右开大襟，钉扣绊，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侧开叉；讲究做工和色彩搭配，大多在领口、袖口和衣边上绣有各色图案的花边。如此既衬托出女性身材之美，又显得文雅大方。具有东方色彩的旗袍现已成为中国妇女普遍喜爱的中式服装。

旗袍和“旗头”、“旗鞋”等搭配起来，就构成了满族妇女典型的传统服饰装束。

“旗头”指的是一种发式，也称发冠。类似扇形，以铁丝或竹藤为帽架，用青素缎、青绒或青纱为面，蒙裹成长约30厘米、宽约10多厘米的扇形冠。佩戴时固定在发髻上即可。上面还常绣有图案、镶珠宝或插饰各种花朵、缀挂长长的缨穗。“旗头”多为满族上层妇女所用，一般民家女子结婚时方以为饰。戴上这种宽长的发冠，限制了脖颈的扭动，使身体挺直，显得分外端庄稳重，适应于隆重场合。

“旗鞋”款式独特，是一种高木底绣花鞋，又称“高底鞋”、“花盆底鞋”、“马蹄底鞋”等。其木底高跟一般高5－10厘米左右，有的可达14－16厘米，最高的可达25厘米左右。一般用白布包裹，然后镶在鞋底中间脚心的部位。跟底的形状通常有两种，一种上敞下敛，呈倒梯形花盆状。另一种是上细下宽、前平后圆，其外形及落地印痕皆似马蹄。“花盆底”和“马蹄底”鞋由此而得名。除鞋帮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外，木跟不着地的部分也常用刺绣或串珠加以装饰。有的鞋尖处还饰有丝线编成的穗子，长可及地。这种鞋的高跟木底极为坚固，常常是鞋面破了，而鞋底仍完好无损，还可再用。高底旗鞋多为十三四岁以上的贵族中青年女子穿着。穿这种高底鞋走起路来显得姿态优美。老年妇女的旗鞋，多以平木为底，称“平底鞋”，其前端着地处稍削，以便行走。

满族的帽子种类较多，主要分为凉帽和暖帽两种。过去，满族人常戴一种名为“瓜皮帽”的小帽。瓜皮帽，又称“帽头儿”，其形状上尖下宽，为六瓣缝合而成。底边镶一约3厘米宽的小檐，有的甚至无檐，只用一片织金缎包边。冬春时一般用黑素缎为面，夏秋则多用黑实地纱为面。帽顶缀有一个丝绒结成的疙瘩，黑红不一，俗称“算盘结”。帽檐下方的正中钉有一个“标志”，称“帽正”，有珍珠、玛瑙的，也有小银片、玻璃的。相传这种帽最早始于明代初期。因其为六瓣缝合，取“六合”，即天地四方“统一”之意，故盛行起来。满族入关以后，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取其“六合统一”之意，开始戴用此帽，而且颇为流行。现在，在有关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电视、电视剧中，我们仍能经常看到它的影子。

早期满族男人多穿双脊脸的叫做“大傻鞋”的一种便鞋。鞋面多用青布、青缎布料。鞋前脸，镶双道或单道黑皮条。鞋尖前凸上翘，侧视如船型。妇女除“旗鞋”和平底便鞋（平底鞋鞋面上皆绣花卉图案，鞋前脸多绣有“云头”）外，还有一种“千层底鞋”。“千层底鞋”用多层袼褙做鞋底，故得此名。鞋面多为布料，一般不绣花卉等图案，多在劳动中穿用。

还有一种很有特点的鞋，叫乌拉（靰鞡）鞋，多为满族百姓冬季穿用。用牛皮或猪皮缝制，内絮靰鞡（乌拉）草，既轻便，又暖和，适于冬季狩猎和跑冰。

住行

满族早期多依山傍水而居，以方便和适应他们的生产生活习惯。满族农村房屋正房一般为三间或五间，坐北朝南便于采光，均在东端南边开门，形如口袋，俗称“口袋房”，便于聚暖。东西各有厢房，配以门房，这便构成通常所说的四合院。房屋多为起脊砖瓦房，俗称“海青房”。房柱皆插地，门向南开，高大宽敞。房内正对门一间谓堂屋，又称外屋，设厨灶锅台、水缸，灶通西内室火炕，火炕，满语称“土瓦”。从堂屋西墙开门为里屋，为南、北、西三面构成“万字坑”或“蔓枝炕”。满族尚右，西墙供祖宗牌位。西炕为窄炕，不住人，下通烟道。南北对面炕。上铺炕席，或糊炕纸刷油。炕梢置衣柜，柜内装衣物，柜上叠置被褥、梳妆用品。夜间长辈居于西屋南炕，北炕分居兄弟子媳。就寝时，头朝炕外，脚抵墙，对防寒和呼吸新鲜空气颇为适宜。墙壁多贴有纸画。为御北方寒冷，有的还建有火地。屋外西山墙头砌有圆形烟囱（满语称为呼兰），高出房檐数尺。烟囱根底有窝风窠，以挡逆风。南北墙上有窗，窗户纸糊在窗棂外，多“高丽纸”，纸上淋油或盐水，免得为雨雪淋湿脱落。窗棂及门上亮子窗棂构成各种图案，美观牢固。窗户分上下两扇，上窗可用棍支起通风。房梁上常悬有悠车，婴儿放在悠车里。炕上摆有长方形的炕桌，吃饭时围桌盘膝而坐，暖和方便。桌的左右铺有毡褥子以待宾客。房棂、椽、栋多有雕花油彩。厢房则设碾房和仓库（满语称哈什）。房外四周环砌围墙。院内东南竖“索伦杆”，杆上有锡斗，杆下放三块石，称为“神石”。杆后是一面用砖砌成的壁墙，墙头饰有雨搭。

过去，城中的富贵人家多住四合院。四合院大门多为三间屋宇式建筑，正房三至五间，东西厢房一般也是三至五间，四周围以砖墙，门房两侧设有石礅，称为上马石。有的四合院分为前后两院。满族的这些民间居所式样，大部分保留在东北的满族聚居区。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除很少一部分人建房仍保留传统建筑方式外，绝大部分已建造成更为宽敞明亮的现代式房屋。

为适应山区和林海雪原居住环境，满族聚居地区的传统交通工具主要有马车、爬犁、独木舟和桦皮船等。爬犁（满语称法喇）是雪上交通工具，将两根树干用火烤后弯成弓形，上端翘起，贴地部分宽约1米半，上面铺板或做成箱式，驾以马、牛，载人载物极为轻便。目前只在较寒冷的北部山区偶尔使用。满族的水上交通工具最早是独木舟（满语称威呼），由粗大原木凿空而成，可容数人。还有一种桦树皮船，制作较为麻烦。先做龙骨，里外附上桦树皮，一人可以扛着行走。相当轻便。现在已经不多见，被现代船只所取代。

礼仪

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满族人见面或拜见客人，有各种礼节，其中有打千礼、抚鬓礼、拉手礼、抱见礼、半蹲礼、磕头礼等。其中，打千礼、抱见礼、磕头礼主要为男人所用，其他则用于妇女。打千礼用于晚辈对长辈、下属对长官，形式为弹下箭袖，左膝前屈，右腿微弯，左手放在左膝上，右手下垂，并问安。抱见礼是平辈之间用，晚辈对长辈也可用，不过晚辈要抱长辈的腰，长辈抚晚辈的背，等等。现在，有些繁琐的礼节已被简化。

满族尊老敬上的传统更为明显。晚辈每日早晚要向父、祖问安，途中遇长辈人要让路，吃饭时长辈先坐先吃。满族重感情讲信义，对宾朋真诚相待，有客人必设宴招待，所允诺之事必全力去做。

满族传统的婚姻仪式较为复杂，大致经过通媒、放定、纳彩、过箱、迎亲、拜堂、拜祖、分大小、回门等程序。

通媒即由男方家请媒人向女方家求婚，两家都同意后便放小定，即男方家赠如意或钗钏诸物为定礼。然后是定婚，即选择吉日，男方家及其亲戚往女家问名，女家设宴款待，男方家长致辞求婚，女方家则推谢再三，男方家坚持求婚，女方家同意后，才算定下婚事。此时男方要拜女方家神位及其长辈。定婚后要过礼，也是选择吉日，男方家送衣服、绸缎、羊、鹅等礼物。男方家还要赠银两钱财。此时要议定婚期。进入迎亲阶段，女方家在婚期前一天陪送嫁妆，俗称“过箱”，新郎要往女家致谢。迎亲时，新郎在迎亲队伍的陪伴下赶着彩车迎亲，在途中两车相错时，新娘的哥哥将新娘抱上新郎家的彩车，俗称“插车”（由于各地区满族风俗不同，也有新郎与迎新队伍直接到新娘家迎亲的。还有的地方有"旗俗不亲迎"之说）。新娘至新郎家，换车乘轿，花轿落地，新郎要虚射三箭。新娘蒙红盖头下轿，与新郎站在事先摆在院中的天地桌前，向北三叩首，俗称拜北斗，即拜天地。拜完后撤天地桌，新娘进入临时搭的帐篷，谓之坐帐。坐帐时“开脸”，换头型。坐帐后，新娘跨过马鞍进洞房，新郎用秤杆揭去盖头扔到房檐上。夫妻饮交杯酒，吃合喜面、子孙饽饽，众人闹洞房。在婚日当天晚上，新郎新娘要拜祖宗。婚后第一天，新娘给夫家亲戚装烟敬茶，拜宗族，认明辈分，谓之分大小。一般在结婚三日之后，夫妻同回女方家，拜见娘家人并拜祖宗。婚后一个月，新娘回娘家住一个月，谓之住对月。到了这时，婚娶仪礼乃告结束。

这些繁杂的婚娶程序在今日满族聚居地区已经简化，并且融合了现代形式。比如插车，演变为男女青年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各自由婚庆队伍陪伴，从自己的家里出发，行进至中途相遇时，两人交换自行车或摩托车，再一同到新郎家。还有拜祖宗，有的地方演变为新人拜双方父母。虽然有变化，但仍然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另外，满族的婚姻仪式因居住地区不同而略有变化，并非完全一致，但主要程序大致相同。

满族的育儿习俗比较特殊。生男在门左挂弓箭，生女在门右挂彩色布条，娘家送一个悠车。生儿三天时，亲朋送贺礼，俗称“下奶”。并举行洗礼，称“洗三”。满月时要请客人来“做满月”，并将弓箭或布条取下挂在“子孙绳”上。百日时，要用从各家要的彩布条编成锁，称挂锁。周岁时要举行较为隆重的仪式，让孩子“抓周”。一般在16岁时，男孩剃发，女孩盘发髻。至今在东北满族聚居区仍然保留“下奶”、“洗三”、“做满月”、“抓周”等传统习俗。

葬俗

满族的丧葬以土葬、火葬为主，土葬和火葬历史都很久远。在满族入关前以火葬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经常迁移。另外，八旗将士在清初战死较多，尸骨不便送回故里，所以多用火葬。满族入关后逐渐发生变化，从火葬与土葬并用发展为以土葬为主。丧葬仪式是，死者临终前穿寿衣，多为长袍、马褂，为单数。屋内停灵，一般在7日之内。用木板做成灵床，头西脚东。灵幡用3尺左右的红布制成，上缀以黑穗，悬挂在院中高杆上。满族人用的棺具形状特别，上部隆起，上宽下窄，称“旗材”。

停灵期内合家举哀，举行祭奠。入殓时棺内放金银等物，贫者用金银箔元宝代替，口含铜钱或玉器，灵具放在院内灵棚内。出殡多选阴历单日，抬灵有16杠、32杠、64杠之分。出殡后要感谢帮忙的人并请吃饭。下葬后，每7天到坟上烧一次纸，连烧7次。百日时要烧百日，周年时要烧周年。满族烧纸是将纸叠成口袋状，俗称烧口袋。清明节要上坟，烧口袋和插佛托。近30年来，满族的丧葬又改为火葬为主。但祭奠亲人的仪式仍然保留了许多古老传统，如清明节烧口袋、插佛托、烧七、烧百日、烧周年等，都依然如故。

禁忌

满族禁忌较多。不允许亵渎神灵和祖宗。比如满族以西为贵，祖宗匣放在西炕上，西炕不许住人和放杂物，不能有各种不敬行为。不许打狗，更禁忌杀狗、食狗肉、戴狗皮帽子，也不允许外族人戴狗皮帽子进家。传说努尔哈赤曾吩咐族人"山中有的是野兽，尽可以打来吃，但是，今后不准再吃狗肉、穿戴狗皮，狗死了要把它埋葬了，因为狗通人性，能救主，是义犬。"从此爱犬、敬犬便成了满族的习尚。另外，满族人不仅不食乌鸦之肉，还有饲喂乌鸦、祭祀乌鸦之俗。

参考资料：

http://wwwe56comcn/system_file/minority/manzu/fengsuhtm

牡丹花礼服历史哪个年代最盛行

中国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夏金元、明清，到近现代，都以鲜明特色为世界所瞩目。

（公元前21世纪之前） 关于衣服的发明，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

中国服饰史

秦汉

（公元前221～公元220） 秦统一中国后，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革。汉代政权巩固，经济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达到成熟期。出土文物反映，这一时期的衣料又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

中国服饰史

锦绣衣料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登高明望四海”、“延年益寿”等通幅花纹。此外，绘花和印花织物、朱砂着色织物、超级细薄织物，在河北满城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等处都有实物出土，不仅种类多、式样齐，纺织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汉代法律规定，农民只许穿本色麻布衣,西汉后期允许服用青、绿色。但由于商业发展,许多禁令早为商人打破，帝王穿用的精美锦绣，商人却用来被饰墙壁。《汉书》提到，被买卖的奴婢也穿镶花边的丝履，满头金珠花钗,这与椎髻、穿短衣裤的农民,形成鲜明对照。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581～907)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丝绸工艺隋唐社会中上层和殷实之家做衣服多用丝绸，并经多种工艺处理。①彩锦，是五色俱备织成种种花纹的丝绸。最常见的是成都小团窠锦，常用作半臂和衣领边缘服饰。②特种宫锦，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章彩华丽。有彩绫，或本色花或两色花，用于官服,有鸾衔长绶、雁衔威仪、俊鹘衔花等名目;此外还有孔雀罗、樗蒲绫、镜花绫和织造精美的辽绫等。③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另外还有堆绫、贴绢法,温庭筠词“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即指此法。④泥金银绘画，即用金粉、银粉画在衣裙材料上。舞女衣裙用绣画加工较多。⑤印染花纹，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简单花纹有“鱼子缬”，只作方框形小点子，或作梅花、柿蒂、方胜、网格花纹，多属撮晕绞缬（扎染）类，相当费工。大花五彩多层蜡染、板印，色彩绚丽烂漫，亦称夹缬或撮晕锦，多对薄质纱罗加工，争奇斗胜，使衣着、披帛式样不断翻新。相对贫困的平民百姓虽然也可以用普通的素色丝绸，但麻布类织物仍然是他们主要的衣服材料。

男子冠服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

随着国家的统一,隋唐朝廷都曾参照前朝旧制,改革舆服制度,规定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代朝服尚赤,戎服尚黄,常服杂色。唐代以柘**为最高贵，红紫、蓝绿、黑褐等而下之，白色则没有地位。男子官服,一般是头戴乌纱幞头;身穿圆领窄袖袍衫,衣长在膝下踝上,齐膝处设一道界线，称为横襕，略存深衣旧迹;腰系红鞓带,足登乌皮六合靴。从皇帝到官吏,样式几乎相同,差别只在于材料、颜色和皮带头的装饰。无官的地主阶级隐士、野老，则喜穿高领宽缘的直裰，表示承袭儒者宽袍大袖的深衣古制。普通百姓只能穿开衩到腰际的齐膝短衫和裤，不许用鲜明色彩。差役仆夫多带尖锥帽，穿麻练鞋，做事行路还须把衣角撩起扎在腰间。脚上只限穿编结的线鞋或草鞋。

幞头之制出于北齐，隋唐之初逐步定型。这是一种用黑色纱罗做的软胎帽（一度用木胎），裹在发髻的后部，稍稍突起并微微前倾；帽带两条系于帽顶前部，两条垂于颈后,或长或短,式样有三五种,初尚平头小样,而后渐高。唐开元年间玄宗赐臣下“内样巾长脚罗幞头”，可知长脚式先出宫中,后垂的两条带子或下垂或上举,或斜耸一旁或交叉在后，带形初如梭子，继为腰圆式，中施丝弦为骨。到五代时这两条带子平直分向两边，“软脚”变成了“硬翅”,终于形成宋代的展翅漆纱幞头,俗称乌纱帽。

女装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效尤，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这种始于汉代的套装，在魏晋时期裙腰日高，上衣日短，衣袖日窄；后来又走向另一极端，衣袖加阔到二三尺。隋统一后，上襦又时兴小袖，影响所及，贵族妇女内穿大袖衣，外面再披一件小袖衣，名披袄子。讲究的用金缕蹙绣，听任小袖下垂以为美，竟成一时风尚。唐代长期穿用小袖短襦和曳地长裙，但盛唐以后，贵族妇女衣着又转向阔大拖沓，衣袖竟大过4尺,长裙拖地4～5寸，不得不用法令加以限制。一般妇女穿青碧缬（印花或染花织物），着平头小花草履。

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早期高耸轻俊，后期流行用假发做义髻，便显得蓬松。女鞋一般是花鞋，有平头、高头之分，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线鞋则用彩线或麻线编结而成。鞋的名目有彩帛缦成履、吴越高头草履、重台履、金薄重台履，官服中则有高墙履等。

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这在妇女服装上有明显的反映。唐贞观至开元年间(627～741)十分流行胡服新装，戴金锦浑脱帽，着翻领小袖齐膝长袄或男式圆领衫子,穿条纹间道锦小口裤,腰系金花装饰的钿缕带，足登软底透空紧靿靴；部分发髻上耸如俊鹘展翅，脸上无例外地用**星点点额，颊边画二月牙，或在嘴角酒窝间加两小点胭脂。待到元和年间(806～820)，更发展到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赭黄涂脸，眉作细细八字低颦。五代后期还讲究浓眉上翘的倒晕蛾翅眉，头上满插用金、银、玉、象牙或玳瑁制成的小梳。

唐初，妇女沿袭北齐、隋代旧习，骑马出行必用一种大纱帽隐蔽全身，叫作幂，后来发展成帷帽，帽形如斗笠，周围垂网帘至颈，或空出前部，靓妆露面（图9）。至今中国南方农村妇女仍有类似的遮阳帽。盛唐以后，帷帽废除，但都市妇女还有将部分纱罗贴在前额作为装饰的，名为透额罗。

宋辽夏金元

(960～1368)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由于长期争战，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服饰的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宋代政权建立后，博士聂崇义于建隆二年(961)上《三礼图》（图10 ）,奏请重新制订了服制。此后100多年间，又几度加以完善，且对民间多有禁例，“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然而由于宋代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衣服之章，上下混淆”，南宋时已不可遏制。社会上层衣服算是符合常规的，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

宋初统一南方过程中，从长江流域的后蜀、南唐、吴越得到锦绣彩帛达几百万匹。为示威天下，赵匡胤把2万多人的仪仗队用织绣印染的各种丝绸装扮起来,名作“绣衣卤簿”,还绘有图卷,保留下许多宋代官服制度的重要资料。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江浙地区每年上贡花、素罗即达数十万匹；高级丝织物还有紧丝、透背、隔织、绫、锦、绮、縠、缬、绢等。政府又因五代旧制，每年照例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差吏男仆则按规定戴两翅向后上方弯曲的曲翅幞头。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方心曲领”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项间套上圆下方的饰物。

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却改着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

宋代遗老的代表性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明代的老年士绅还常戴用。

劳动人民的衣着变得更短,原因是生产虽有发展,生活却益加贫困。农民和渔夫因而开始被称作"短衣汉子"。

宋代服制的兴废，多与时装的流行有关。从《清明上河图》看，上层人物多穿齐整的袍衫，长可掩足；平民大众则捋袖敞襟、系带裹腿，以便活动。许多服饰在款式，色彩及图案上反映着宋人的崇尚。女装不同于唐风而讲究瘦长，以显苗条；新式的旋袄、胡服等，新颖、大方、素雅。除官员的公服以外，民间一般服装更多地使用复杂而调和的色彩。一般贵族和官僚妇女，衣着虽不及唐时华丽，却配色大胆，已打破唐代以青、碧、红、蓝为主色的习惯；由于清明扫墓必穿白色衣裙，又流行“孝装”,以一身缟素为美。当时衣帽材料始用缬帛（印花丝绸）、销金（加入金线编织的丝织品），花纹突破了唐代对称图案，生色折枝花尤为时尚。这些服饰新风格，常常一面被百官服、命妇服引用，又一面对庶人服、商贾服禁用。南宋末年,表明社会进步的时装被称为“奇巾异服”，却又不断斗美夸丽。

宋时装大体有两类：①传统服装的继承和发展。以旋袄最有代表性，流行也最广泛。其款式与唐代齐膝短大衣式的胡服新装相近。其特色：一是直领，镶一道花边叫“领抹”,多用捻金线彩绣四季翻新花样,谓之“一年景”，绣作者皆出诸寺师姑之手，且设有专市占定东京大相国寺两廊交易；二是对襟，无纽常敞（故又称不对襟），任其露出腰腹围（尚鹅**，称腰上黄）；三是小袖,袖口及腕缩紧,不同于背子（背心）或半臂（半袖）。②周邻少数民族服饰的吸收。以钓墩最有代表性。它是女子的袜裤，没有裤腰，两腿分离，与毡笠、弯头双色鞋及服装间色，都属当时契丹、女真风俗，士庶仿效，无法禁绝。朱熹曾为之感慨：“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可见流行之广而盛。

宋代民间首服也有种种流行。男子流行幞头、幅巾，女子则流行花冠和盖头。妇女发式和花冠，是当时对美追求的重点，最能表现宋代装束的变化。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趋危巧，宋代花冠再加发展变化，通常以花鸟状簪钗梳篦插于发髻之上,无奇不有。简单的,头发做成玉兰花苞式；复杂的，有飞鬟危巧的尖新式、如鸟张翼式，甚至重叠堆砌如一花塔。后一种大概是仿照当时特种牡丹花“重楼子”,用罗帛制作加于高髻之上,后来竟高过3尺,所用角梳也大过1尺2寸。高髻险装风气日盛，不得不用法律限制尺寸，但上行下效，禁令也无济于事，必待新花样出现成风，才能转移先前的爱好。至于后妃公主的凤冠,讲究用金翠珠玉作种种花样,有的用掐丝法表现一大群仙女随西王母赴蟠桃宴故事，名“王母队”，等于把一台乐舞模型安放在头顶，后面还附有两个翘膀，下垂肩际，这种帽子叫等肩冠。还有盖头，是士大夫女眷出门必带之物，以巾蒙首，称幂首巾，南宋尤盛，因朱熹提倡，后人称“文公兜”；婚礼用销金盖头。

辽、西夏、金服饰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

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此外，黑龙江阿城金代贵族墓出土的男女服装中，还有一种前面连腰、后面敞开的分裆裤，裤口还附有可套于脚心的环带（制式恰如现今的健美裤），前腰高及胸部、上有肩带,后附背带3对,可以结束在胸前,形制与江陵马山战国楚墓出土的绵袴非常相似，也许还与《汉书》提到的多带“穷袴”有关联。

当时北方民族男子发式一般髡发，即剃去顶发，余发散披或结辫下垂耳旁。有身份或交纳大量驼马财物的，才许可拢发裹巾，巾式类似唐代幞头。

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经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芝麻官”俗语即由此而来。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如《中兴四将图》画像中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身边家将的便服，已与金人男服无大区别。

元代服饰元代于延祐元年(1314)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圆领紧袖袍，宽下摆、折褶、有辫线围腰）、戴笠子帽。

元代长衣通名为袍，其式样在北方男女区别并不大，但材料精粗贵贱，却差别悬殊。高级大官服多采用鲜明红彩织金锦，且沿袭金制从花朵大小定品级高低，下级办事人只许用檀褐色罗绢。平民一般禁止用龙凤纹样和金、彩，只许用暗色纻丝。至元二十二年还令“凡乐人、娼妓、卖酒的、当差的，不许穿好颜色衣”。由于禁令限制，反而促使劳动人民因地取材创造了种种不同的褐色，多达四五十种名目，后来还影响到帝王衣着破例采用褐色。

发式，汉族男性变化不多，北方的汉族女性较前简化。蒙古族男性则把顶发从额前垂下一小绺或留作桃形，余发编成大环或麻花状，垂在耳边，帝王也不例外；女性多挽发髻，贵族加戴姑姑冠（罟罟冠），高到二三尺（图11）。帝王尤喜爱各式帽，俱用精美珍贵材料做成，缀珠玉以示尊贵。

元代纺织物有纳石矢金锦、浑金搭子、金段子、兜罗锦、三棱罗、大绫、小绫、南绢、北绢、木锦布、番锦布……种种名目。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前一代的华服变成后一代的贱服，历史上并不罕见，是改朝换代影响服饰变化的一种必然现象。元代的服装制度与辽金相似。

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明清

(1368～1911)明清两代的服饰面貌有较大差异。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

明代服饰明代政权建立后，曾力图消除元代蒙古族服制对汉族的影响，“悉命复衣冠如唐制”，但当务之急是安定社会、发展生产，未能真正贯彻。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才确定了许多主要服饰。由于明代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推广植棉，棉布得到普及，普通百姓的衣着也得到了改善。

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样式近似唐代圆领服而尺寸宽大，盘领右衽,两侧各多出一块,称“襬”（摆）；衣料多用纻丝或纱、罗、绢，但颜色、花纹有别。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cm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图12)。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

明代官员的主要首服沿袭宋元幞头而稍有不同。皇帝戴乌纱折上巾，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官员朝服戴展翅漆纱幞头，帽翅长达1尺2寸；常服戴乌纱帽。入冬以后，皇帝还赐给百官毛皮暖耳，很象后世的耳套，平民不准使用；同时有披肩、围脖等御寒用品。受到诰封的官员妻、母，也有以纹、饰区别等级的红色大袖礼服和各式霞帔。此外，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当时出现一种长身背心，状似士兵的罩甲，故名马甲，在青年妇女中尤为流行（图13）。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不得用大红、鸦青、黄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后者留传下来，俗称瓜皮帽，系用黑色绒、缎等制成。

清代服饰清王朝取代朱明，即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清代官帽与前朝绝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图14）。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

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炫耀财势的繁琐装饰重于艺术表现的特点。按规定，绫罗绸缎此时已不再是官僚富户的专用品。

清代一般男子服饰有所谓京样高领长衫，腰身、袖管窄小，外套短褂、坎肩（背心），头戴瓜皮小帽，手持“京八寸”小烟管，腰带上挂满刺绣精美的荷包、扇袋、香囊等饰物，可算是时髦打扮，北京一带尤盛。很多地主、商人就如此装束。

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1662～1735)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或达1尺多，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多至十几道，有“七姐妹”、“十三太保”、“十八镶绲”诸名，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图15），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近现代

（1912年以来）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

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剪去辫子，改穿西装。1912年，民国政府首先颁行《剪辫通令》，随后参照西洋诸国服饰制度发布《服制条例》；20年代末，政府又颁《服制条例》，主要规定男女礼服和公务人员制服。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①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②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百废待举，人民致力国家建设，服饰崇向简朴实用。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