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妈踩油菜花地拍视频，劝阻无效，你遇到这样的大妈会怎么做？

生活中有很多大妈也是非常的强势的，在他们生活中非常的不讲道理，有时候遇到很多事情，不管他们有没有错，他们都不会去听你的。更不可能去跟你说什么好听话的，因为这一类大吗？他非常的强势，在生活中呢如果遇到这样的人，那你也是非常的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样的人他非常的强势，你讲道理也讲不过他，打也打不过他，你又不敢去打他。所以说他们也占了这种优势，对于这种特别霸道得人来说也是非常的无奈。

一、遇到这样的大妈，一定要和他好好的沟通，千万不能发生争执。

二、生活中各类各样的人都是有的，所以说遇到了也是非常无奈的 。

三、遇到了还是要好好的去沟通，这样说不定他们能听 。

什么地地方都有，很多不讲理的人，不管是大妈还是大爷都有好又坏的，也有一些好人，他们非常的温和，但是也会遇到一些特别没有素质地特别的坏，上次我开车就要遇到的一个大爷，他非常的会骂人。一点都没有老人的样子，这是也是让人非常的愤怒。但是呢，他们人年龄大了，你吵也吵不过他，更不能动手去打她，因为它们是非常不讲道理的，如果被他们讹上了，那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遇到这样的人呢，还是要好好的去周旋，不能跟他们硬碰硬。如果跟他们硬碰硬，也许吃亏的还是自己，因为他们非常的强势 。

不管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减，不管遇到了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好好的去跟人家沟通上，遇到了那种比较态度恶劣的那些不能说跟他们去吵架，因为这样的人你也吵不过他，所以说还是要好好的讲话问，做一个文明的人 

网上很火的两大妈吵架，围观的人很多没人制止，人都因为两大妈的动作被逗笑，真是不像打架，像斗舞一样。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好了，就想出去旅游看看外边的世界。特别是年龄大了退休的人。没有什么事做就会去游山玩水。到旅游景区去走走看，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景区内每天接待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有的时候人多了就什么事情都有。有时候难免因为一些小事情发生磕磕碰碰。

最近湖南张家界景区就因为两个大妈吵架而火了起来，本来吵架就是不好的事情，特别是在公共场合，那么为什么两个人吵架旁边的人没有劝架反而是被逗乐呢？还意外的成为了网红，也许这两个大妈也没有想到吵架会是这样的后果。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当时景区里有很多的游客，最开始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也有人劝阻，而且景区的环卫工人还劝两个人”别吵了，再吵就成网红了”，没想到，她的这句话却成了事实。两个人到底因为什么吵起来的不知道，但是却吵的很激烈，穿黑色衣服的大妈胖些，气势上也比较有压倒性，用手指着对方还很有节奏感，一直向前去蹦跳着。穿**衣服的大妈也不服输也很有节奏的用手指点回去。这样你来我往的不像是吵架，更像是斗舞很有魔性。

两个大妈的姿势都很有趣，跟平时看到的吵架场面完全是两种状态，看起来更搞笑，所以两个人吵架的时候旁边的人都在围观。却忘了事情的本质，还有许多人拿出来手机拍下了这个场面传到网上，因此两个大妈成了网红。也是一场比较有个性的吵架，被网友疯传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乐趣话题。

网络上有一个新闻引起了网友的注意啊，就是农村一个地方办酒席，有一个大妈自己家，一盘猪肘子端到了自己的面前。不让他人吃，自己独占了一盘。并且在拍视频的人质疑他的时候，他还口出狂言，觉得自己花钱了我就该吃的。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在农村经常会有一些办酒席的场合，这个时候呢你是需要交钱的，交完钱之后你可以去酒席吃饭。酒席上有很多好吃的菜，有一些不太好吃的菜，往往遇到那些比较贵的比较好吃的菜，大妈就会纷纷争抢这些。这个行为呢，可以说是对也可以说不对，只要增强的过程中大家都能吃到这个行为就还行。但是这个大妈行为是比较过分的，因为她将整盘猪肘子都端到了自己的面前，并且不让别人吃。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他说他自己交钱了，但是别人也交钱了，整个酒席里的任何人都交了钱。大家都有权利吃这一盘猪肘子，并不仅仅只有他能够吃。他独占这一盘猪肘子，可以说是比较自私。遇到好吃的菜应该大家一起分享，你吃一口我吃一口，这样大家才能够都吃到，如果你一个人吃了，那么大家就吃不到这个菜了。现在很多农村人的素质还是不怎么高的。

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其实遇到这种事情主要还是要通过沟通的方式让他把菜还回去。办酒席主要是为了庆祝啊，以及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饭了，并不是为了吃什么，所以没有必要太看重吃了什么以及自己吃了多少。如果觉得自己花钱花的多，你可以不去的，不去就不用花钱了。但是大家又驳不开面子，觉得必须要花钱，花钱就必须吃回来，其实这个想法是完全不对的。

农村的大妈战斗力不亚于一个核武器，谁要是敢惹她那就等于是捅了乡间马路上的马蜂窝，不把你弄成个胖头鱼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同理，你要是制止了她，那就等着接受她的猛烈攻击吧。

一、农村大妈是出了名的不讲理，谁敢去制止她？

你们见过农村大妈吵架吗？要是没看过的就去网络上找一找段子看看，基本上就是那个情况，虽然段子有点儿夸张，但整体来说还是很符合真实情况的，当农村的大妈有这样的战斗力后，谁敢和她说道理？你要是和她说道理，估计她就会告诉你，在农村这个地界她就是道理。

她能够把黑的说成白的，能够把彩色的说成黑白花的，不管你说了啥她都能够找到漏洞然后用歪理来攻击你，这么说吧，农村的大妈应了那句俗语“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碰到了农村的大妈就认栽吧，别试图和她讲道理，你根本就说不过她！全都是歪理。

二、这事儿估计在农村很普遍，毕竟网络上也都曝光过。

声明一下，我绝对不是帮着这位大妈说话，不过在农村这种不吃直接打包的事儿真的很普遍，我曾经去参加农村的一个婚礼，当菜都上好了，典礼也弄完了开始吃饭的时候，当然我没准备吃，这些人就从兜里拿出了各种颜色的塑料袋，装完后再坐下喝两杯饮料，然后就抬屁股走人了。

是的，你没有听错，脑补的画面也没有问题，就是打包带走这么一个过程，基本上每桌都有这个情况出现，所有人好像都习以为常一样，估计这事儿也是常有，这些人都看的习惯不觉得有啥不对了。

最后：

我说句真话，我去农村参加席的时候都不吃东西，只用一次性的杯子弄点儿茶水喝，不是我这个人太挑，而是我觉得有些农村人特别的不讲究卫生，这些吃的不如不吃，免得拉肚子。

我强烈建议您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冷静和理智。使用指头或说出侮辱性的话是不文明的行为，不应该被接受或模仿。如果您遇到了这种情况，您可以这样回复：要求尊重：告诉她您希望她尊重您的感受，并不适合在您面前使用指头或说出侮辱性的话。寻求和解：寻求和解，希望您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离开场合：如果争吵没有解决，并且情况恶化，您可以选择离开场合，以保护自己。寻求帮助：如果您感到不安或担心，可以寻求帮助，比如朋友或家人的支持。请记住，您的安全和健康始终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如果您遇到了任何危险情况，请立即寻求帮助。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