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简介 贾谊的后世纪念

1、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2、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3、贾谊故居又名贾太傅故宅、贾太傅祠，位于长沙市解放西路与太平街口交汇处，始建于西汉文帝年间。汉武帝时期，由皇帝敕命修缮贾谊故居，从明朝成化元年始，形成祠宅合一之格局。湖湘人民极重视对故居保护，历代毁建相继，均以贾谊井为中心，原址不变。现贾谊故居为1998年重修，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景点有：门楼、贾谊井、贾太傅祠、太傅殿、寻秋草堂、古碑亭、碑廊等，有《贾谊生平事迹陈列》。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行文幽抑哀惋。正如作者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可见作者是在这种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并将此情寄之笔端。而司马迁自己也同样是才高气盛，因忠而遭受不幸，所以他表面上写屈原、贾谊，实际上也在写他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也正是由于作者把自己悲愤不平之感倾注在本传上，才使得本篇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的特色，这就是一边叙事，一边议论抒情。如本传开头两个自然段是叙事，但讲到屈原被疏之后，作者忍耐不住开始一大段议论抒情，对屈原人格，对《离骚》精神的评论，都是非常准确的，如“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之语。

屈原被放逐，贾谊有很多很好的改革措施不被文帝所接受，竟被他贬谪到长沙，其遗憾超过屈原。他们两人在坎坷遭遇上极为相同。两人有着相同的政治遭遇。两人都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功业意识和英雄意识。

贾谊的《吊屈原赋》描写了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对屈原深深的同情，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

在《史记》中，贾谊与屈原同传，而同传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怀才不遇。空有一番报国之志，有想法有能力，但却不被理解，只能郁郁寡欢，被后人千百年同情。

贾谊写过《吊屈原赋》，以极其哀痛之心替屈原抱不平，而所有人都知道，他这里存在着自己的幽情。其实，贾谊还是有所不同的，那就是汉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才干，而更可悲的是汉文帝也不能为贾谊做主，因为朝中执政的功臣看不上贾谊，皇帝虽然欣赏，也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层面上。

读贾谊传，知道汉文帝一直惦念贾谊，有的时候甚至希望贾谊在外地做官消磨意志、熬光才气。可是，见面一看，贾谊依然才气十足。

如果贾谊的才华消失了，文帝的自责之心会淡一些，可真实的贾谊让文帝更加痛苦。因为，如今的皇帝依然不能有所作为。文帝与贾谊见面，迫不得已，只能“不问苍生问鬼神”。

扩展资料：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

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深受庄子与列子的影响 。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

参考资料：

-贾谊

凤凰网-隐于《吊屈原赋》中的幽情：贾谊与屈原有何共同之处？

一般来说，我们对贾谊的了解，多少都是以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为基础的。

司马迁把贾谊和屈原合为一传，言下之意，贾谊和屈原一样的忠诚，但是也一样的冤屈。所以后来李商隐写《贾生》的时候还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但实际上，贾谊的仕途沉浮乃至人生悲剧不能说是完全是客观条件或者时代环境对他压抑的结果，他自己起码要担一半的责任——因为贾谊这个人，以一个政治家的标准去衡量，他的素质是有明显陷的。

贾谊是汉文帝一手培养并且提拔起来的，要了解贾谊这个人的缺陷，我们必须首先要知道汉文帝的特点以及他的人才培养思路。

汉文帝的特点，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弱势皇帝

汉文帝本来是没命当皇帝的。事实上，在吕太后去世以后，刘姓藩王联合在京的功臣宿将发动政变，迅速诛灭了吕氏家族。瓜分胜利的政治蛋糕的时候，藩王当中作接班人呼声最高的是齐哀王刘襄，因为他本人和他的两个弟弟刘章、刘兴居都在这次政变当中立下大功。可是推他上去坐庄，在京执政的这帮功臣宿将们不同意。因为这样一来会打破政治生态的平衡，让话语权大大倾向刘姓藩王，功臣们的政治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于是借口齐王母家太恶，把他否了。可是否了他，到底还是要一个姓刘的来做皇帝，于是挑了当时的代王刘恒。对齐王兄弟来说，刘恒是高祖的儿子，是他们的叔叔，他没有理由反驳，而对功臣们来说，因为代王的母亲不受高祖刘邦的重视，所以连带这个儿子的势力也比较弱，可以掌控，就这样刘姓藩王和功臣宿将达成妥协，刘恒上台了，就是汉文帝。

汉文帝在历史上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谦逊，很和蔼，这可能是性格使然，但也不排除和他的处境有密切关联。因为他是一个弱势皇帝，朝廷里的周勃、灌婴，朝廷外的诸多藩王，好多人他都惹不起。坐着皇帝的位置又不具备皇帝的实力和影响，他当然需急切地想要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看中了贾谊。

我们看看司马迁的记载：“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真正急着让贾谊上位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汉文帝，因为他太需要支持者了。可是正是这样非正常的、过于急切的干部提拔方式，造成了贾谊的素质缺陷：那就是年轻气盛，只知道怎么做事，不懂得怎么做人。

贾谊一上来就拿功臣开刀，要更定官制，让列侯就国。要知道这时的丞相就是当年的政变第一功臣绛侯周勃，让他就国不等于剥夺他的政治权力吗？所以周勃和灌婴等人只能联合起来对付贾谊，不但不同意汉文帝任命贾谊作公卿，参与核心权力，而且要把贾谊从中央踢出去。

汉文帝不得已把贾谊贬到长沙王国去做太傅，这不是抛弃他，而是用柔软的政治手腕保护了贾谊。因为长沙国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异性诸侯国，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国家，贾谊在那里暂时淡出一段时间，等风声过了再回来，文帝应该是这样考虑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过了一年多，汉文帝又再次在宣室召见了贾谊。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汉文帝就显得非常谨慎了，不谈论政治性的话题，而扯玄龙门阵。但这个闲谈当中，文帝仍然有考察贾谊的意思，因为谈话结束之后，文帝说了“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这样的话，意思是考察合格。

考察合格就要重新安排工作。文帝在给贾谊安排新工作的问题上是非常用心的，让他做梁怀王刘揖的太傅。梁王这个位置，在文帝一朝非常重要。第一任梁王刘揖是汉文帝最喜欢的小儿子；第二任梁王刘武，是窦皇后最喜欢的小儿子。梁王在当时的地位是事实上的第二储君：因为汉景帝刘启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爹妈都担心他不能顺利接班。以至于后来景帝上了台，窦太后还想让刘武作皇太弟。

我们可以看看汉文帝在这时安排的政治组合，刘启是太子，晁错是太子家令，这是未来的皇帝和宰相的班子。那么梁王刘揖是替补太子，贾谊是梁王太傅，这就是替补皇帝和替补宰相的班子。所以贾谊这个时候实际上悄无声息地又成为了未来宰相的后备人选了！

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不让贾谊直接去做刘启的老师呢？他的名气比晁错大啊！这正是汉文帝政治上日趋成熟的表现：贾谊是在功臣勋旧们眼中有案底的人物，把他放到太子刘启的身边，这个政治信号太敏感了：你们不让我刘恒用贾谊，那我留着给儿子用。这样一来周勃等人难免会猜忌：你收拾不了我们，等你儿子来收拾我们？那他还是别当这个皇帝了吧。——如果贾谊真的做太子家令，刘启还能不能坐稳太子的位置，恐怕都是问题。

我们再把话题挽回来：贾谊在长沙国待了一年，他并没有痛定思痛，总结经验，进而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刚刚坐上梁王太傅的位置，就迫不及待跟皇帝上《治安策》，要皇帝“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功臣们的旧恨都还没消呢，他这又要把刘姓藩王的新仇挑起来！上一回都吃了亏了，这一回汉文帝就只能给他晾在一边，所以司马迁说“文帝不听”。

至于贾谊最后的死，应该说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因为汉文帝也无法预料刘揖会从马上摔下来摔死啊。所以贾谊不是冤死的，如果说有人害了他，也只能说是汉文帝早期对他的溺爱害了他，过早的重用和提拔养成了贾谊少年气盛、不知权变的个性——绝不是杜甫讲的“不问苍生问鬼神”，是汉文帝故意忽视了这样一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李商隐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跟着司马迁起哄架秧子。

鲁迅曾经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这个话，从前我一直觉得是个非常积极的正面评价。但看明白这篇《贾生列传》之后我发现鲁迅其实是说了两个意思：《离骚》是诗，诗歌是言志的，说白了就是必须要表达出鲜明的主观感情来。司马迁因为含冤入狱，发愤著书，所以《史记》当中的很多文字都是饱含深情的，这是他的优点。

但同时，历史学家对事实的研究必须要守住客观中立的立场，掺杂太多的个人感情会让他的判断发生误差的。司马迁写这篇传记为贾谊鸣冤，就有这个问题。贾谊并不冤，至少不像司马迁乃至后来的杜甫说的那么冤。

西汉是单靠军事斗争建立起来的，第一次就遇到了很多问题。汉代通过分封制肯定英雄。当初和高祖刘邦一起征服天下的143位英雄，都被封为侯。史书明确记载，册封大典时，有相应的誓约，即“使黄河如一地区，使泰山如一尾，国将长存，而苗民”。

几乎所有跟随刘邦平定天下的功臣，除了肖恩，都决心退位，成为新朝廷的重要大臣和辅佐皇帝的核心力量。清代史学家赵翼将其概括为汉初政治中的“布衣总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群体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概念，但它在现实政治中也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皇权对英雄的依赖，既是过去的功勋，也是对现实政治的保障和支持。相对而言，新王朝想要统治当今世界。虽然其竞争对手已被淘汰，但治理的任务同样艰巨。汉高祖大风阁有句话，“安得Xi世守方思”，这绝对是新朝的头等大事。环顾四周，皇帝只能信任英雄。

但是，战争是一个特殊时期。与和平时期相比，战时是短暂的，政策是暂时的。甚至加强内部团结，重视内部共享，都是战时的权宜之计。如果把所有战时政策都用在和平建设时期，会严重阻碍国家的转型。而英雄群体过于注重自身实力，往往无法适应国家的转型。他们甚至阻止了皇帝改革国家的倾向。

汉文帝的故事可以说明英雄政治对皇帝的制约。英雄稳定了刘的天下，阻碍了家族势力的发展。汉朝又回到了刘的家里。温蒂的当选是英雄的想法。原因是温蒂久居长安，即使当了皇帝也很容易控制。文迪只能适应这种宫廷环境，把头发藏了很久。如果文帝和大臣们意见不合，通常是文帝妥协。

这种政治局面在西汉延续了很长时间。比如《后汉书》作者范晔认为云台二十八不会被光武重用，因为他吸取了西汉的教训。汉高祖以后，“把萧武和他爹拉下马，是公职吗？故劣绅之堵，圣人之能补洞，私民在世有推脱之恨。”。范晔还讨论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即英雄群体已经成为他人发展的障碍。士绅通常指的是士大夫，由于英雄群体的阻挠，他们总是愿意为国家鞠躬尽瘁。智者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只能平庸的混日子。朝廷里的达官贵人都有天下之德，那小官吏当然要抱怨了。

范晔的理论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在这方面，贾谊是典型的。《史记》，贾谊和屈原的解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天赋。有志气，有想法，有能力报国，却不被理解。千百年来，他们只能郁郁寡欢，只能得到后人的同情。贾谊写《吊屈原赋》，为屈原感到委屈和痛心。大家都知道他在这里有自己的感受。其实贾谊不一样，就是皇帝中国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华。更悲剧的是，中国皇帝无法为贾谊做主，因为朝鲜的执政英雄看不上贾谊。皇帝虽然欣赏贾谊，但也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层面。看过贾谊的传记，我们知道，中国的皇帝总是怀念贾谊，有时甚至希望贾谊去外地做官，杀其志，忍其才。然而，我们相遇的时候，贾谊依然才华横溢。如果贾谊的才华消失了，文帝的悔恨会减轻，但真正的贾谊会让文帝更加痛苦。因为现在的皇帝还是什么都不会。文帝见了贾谊，他

汉武帝是西汉英雄政治终结的转折点。汉武帝时期，广泛采用从社会上选拔人才参政的政策和制度。监察制度是由董仲舒提出、汉武帝采纳的一种选官制度。规定20万人口以上的县每年获得一个检查名额，40万人口以上的县获得两个名额。汉武帝为什么要采用新的监察提拔制度？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英雄的政治衰落，需要一个更有活力的官员选拔制度来代替。

无独有偶，唐高宗击败孙昌戊己的“冠龙集团”后，也加强了科举制度中的选官制度。汉武帝时期大力推行孝廉制度，而唐代的科举制度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展开，一个王朝的盛世正在酝酿。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全诗56字，毛泽东建国后读史之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首联是总冒，概括了贾谊的一生。特别强调其年少多才、壮志未酬这两点。按，贾谊是西汉大政论家和大文学家，所著《过秦论》三篇，详尽分析秦王朝统一中国及其二世而亡的原因，为汉文帝提供政治改革的借鉴，其文气盛言宜，文采斐然，开千古史论之先河。《论积贮疏》指陈朝廷积贮不充，是不安定因素，强调驱民归农的重要性。贾谊写出这些传世的大作时，多大年纪呢？不过二十三岁。那样年轻，就有治国的才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廊庙才”）。真是人才难得。据载，贾谊为博士，汉文帝或有咨询，诸老博士欲语不能，而年纪最轻的他却能专对，所以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然而，当文帝二年（前178）贾谊将进一步被提拔“任公卿之位”时，却激起朝中大臣一致的反弹。参与攻讦贾谊的，有平定诸吕、拥立文帝的元老级重臣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问题就严重了。文帝不得不作出让步，贾谊终竟被贬谪到长沙，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文帝七年（前173）贾谊被召回长安，任命为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不幸的是，在四年后（前169）的一天，梁怀王因朝见皇上，途中不幸坠马而死，这一场飞来的横祸，彻底终结了贾谊的政治生命，不到一年，他就在抑郁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怎么不是“事堪哀”呢！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颔联上承“廊庙才”，展开铺叙。贾谊文章，在汉初为第一。除了前面提到的《过秦论》、《论积贮疏》外，在贾谊被召回长安的几年中，他又曾多次向王朝上疏，建言献策，写下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这篇长文一反“天下已安已治”之说，指出当时种种社会隐患，如不及时消除，则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随时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毛泽东称其“胸罗文章”，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文才，而是说有经世致用之才。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贾谊具有何等军事才能，但治国与用兵这两件事往往连类而及。“兵百万”一语的出处，来自西夏人语范仲淹：“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名臣传》）。当然，还有一种讲法，是说贾谊文章，当得起百万雄兵，相当于“一支笔当三千毛瑟枪”那个意思。“胆照华国树千台”，乍看不知所云。细读《陈政事疏》，方知所谓“树千台”，乃指疏中提出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意思是当时各大诸侯王势力膨胀已成隐患，分封更多的诸侯以削弱各大诸侯国的实权，才能巩固中央集权。汉制，封国设三台，“千台”乃极言分封诸侯国之多。毛泽东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肯定贾谊“众建诸侯”的意见，是古人咏贾生的名篇中没有说过的话。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颈联上承“壮志未酬”，为贾生抱屈。上句说贾谊如此杰出，却并未赢得汉文帝的真赏。说句公道话，汉文帝对贾谊的破格任用，已算得上非常的恩典了，所以王安石有“谁道君王薄贾生”之慨。汉文帝有汉文帝的难处，一个皇帝要作出重大决定，势必听一听身边人和大臣的意见。《文选》李善注引应劭《风俗通》说，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忠奸不能互容，邓通进谗，导致文帝对贾谊的疏远。所记虽不见于《史记》、《汉书》，当有一定根据。何况还有周勃、灌婴这样的耆旧重臣也站在对立面上，叫文帝怎么办才好呢。“受疑猜”，指当时反对派加给贾谊的两条罪名，一条是“专欲擅权”，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条是“纷乱诸事”，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尾联“千古同惜”指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贾谊命运的一致评价，表达了毛泽东对谗言佞臣的痛恨之情。在最后“空白汨罗步尘埃”一句中，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贾谊之死的慨叹和惋惜，认为贾谊虽然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选择投江殉国的归宿表示不以为然，然而贾谊最终也没有超越屈原的愚忠，因梁怀王堕马之事而忧伤不止，终于忧郁过度而死，同于屈原的投江，还是步了屈原后尘。毛泽东在这里哀其超凡的才华徒然空耗殆尽。

参考资料：

1、 藏书网七律·咏贾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