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州花鼓戏的表演具有载歌载舞、轻松活泼的艺术特点。歌舞与剧情结合紧密,有的戏的主要情节都是以歌舞形式出现。
衡州花鼓戏的表演有浓厚的歌舞色彩,如《采莲》、《刘海砍樵》、《磨豆腐》等里边的划船、砍柴、磨豆腐等动作,都是根据实际生活加以提炼和美化的舞蹈动作,还有一些戏的主要情节都是通过歌舞来表现的。另外一个表演特色就是表演非常细腻,甚至夸张,在《蓝桥会》中名旦张秋生扮演蓝瑞莲,与小生相遇时,抖开手巾,羞答答遮住半边脸,却从指缝中暗送秋波,二人分手时,她低眉回首,眼泪簌簌而下,演得活灵活现,十分真实感人。衡州花鼓戏的唱腔是很有地域特色的,受师道音乐和佛教音乐影响,曲调很活泼,用呐子和锣鼓伴奏,衡州花鼓戏主要有呐子牌子、川子调、小调三种主要声腔,并有少数杂腔,音调高亢、热烈、抒情,有浓厚孤乡土气息和田野山歌风味,表演形式贴近生活。 衡州花鼓戏的音乐以活泼、开朗、高亢和粗犷著称,热情奔放,山歌风味非常浓厚。
早期的“两小戏”以“呐子牌子”为主,演唱时唱腔、伴奏、锣鼓同时进行,气氛热烈活泼欢乐,“呐子牌子”共有六十多支。后来传入戏曲化程度较高的声腔“川子调”,发展了板式,更加适合表现各种情绪的变化。“川子调”使用灵活,可用呐子或胡琴伴奏。小调有民间小调和丝弦小调两种,民间小调字多腔少,丝弦小调字少腔多。
清末民初,衡州花鼓戏出现“半灯半戏”局面,即引进了衡阳湘剧的南北路。艺人叫“雨夹雪”,老百姓叫“半灯半戏”,即小生、小旦、小丑唱花鼓调,老生、花脸唱南北路。这种状况持续到建国初期才逐渐改变。 衡州花鼓戏的伴奏,分文、武场。文场以管弦乐伴奏,新中国成立前仅有“竹筒子”(胡琴)、唢呐两种乐器,后来逐步增加了二胡、三弦、扬琴、笛子、琵琶、提琴等,但主奏器仍为唢呐与“竹筒子”。老人说:“不会唢呐不算左场(文场)”。唢呐有五种,即大唢呐、二堂、三呐子、四呐子、满呐子(竹引子)。“竹筒子”的筒、杆均为竹制,与长沙花鼓戏所用“大筒”比较,筒较细长,定弦有东(2/6),西(4/1),南(5/2),北(6/3)调之分。
另有一种四度定弦(3/6),称广调手,专作配调用。武场以打击乐伴奏。在早期六至八人班时,仅有两人运作,打鼓兼小钹,打大锣兼大钹,小锣多由检场的学徒兼任,鼓点也较简单。新中国成立后才有较大发展。 唱词也多方言土语,唱出来在当地人听来就特别有意思。比如《蓝继子打砖》里“爷老倌子看出其中情,他要我回家来照应”,“爷老倌子”就是典型的衡阳方言,这样的例子在衡州花鼓戏中俯拾皆是。可以说衡州花鼓戏的舞台语言是以衡州方言为基础提炼而成的,大致可依蒸水流域、沐河流域、耒水流域分为衡阳、衡山、安仁三派,其源流沿革和剧目、音乐、表演艺术大致相差不远。
衡州花鼓戏早期的传统剧目多无固定脚本,小戏只有小调唱词是固定的,白口全凭演员即兴创作。大戏只有故事梗概,艺人叫“乔路”。每晚演出之前,先由有声望的老艺人讲“乔”,即分配角色、讲述故事梗概、出场先后、包袱扣子。然后由艺人到台上即兴编奏,叫“水词”;借用或固定的关键性台词叫“钉子”。因此同一出戏,因演员而异,伸缩性很大,艺人把这种情况叫“江湖十八根路,路路相通。”经过长期的演出实践,历代艺人主要运用口头创作方式,互相取长补短,才逐步使剧本趋于定型。
衡州花鼓戏的剧本通俗易懂,杂用土语乡音,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厚。但由于杂用土语乡音,舞台语言也具有各流行地域的方音,如衡山一带使用衡山官话,安江、永兴一带接近郴州官话,但丑行仍然使用衡阳方言。 衡州花鼓戏行当的划分,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老生、老旦、花脸无专行演员。早期的花鼓戏艺人,“三小”分工也不甚明了,大多能满台转,缺什么角就顶什么。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才开始有较明确的行当划分。在“三小”行当中,以丑为首,表演技术要求较高,要有手、眼、身、步、鼻须、扇子、手巾等各种基本功,会讲各种官话乡谈,还要掌握一些民间武术。
旦行则以表现农村妇女为主,如《对子调》、《过江》、《打钱鞭》、《抖碓》、《磨豆腐》等剧。同时讲究幽默,风趣,夸张。如《山伯访友》中,插入书童四九从梁山伯手中取碗偷酒喝的细节,《满姑吵嫁》中李玉连与满姑一见钟情,二人相对的视线能被书童从中牵动使其身体随之摇晃。 中、晚期的剧目多为“三小戏”,题材更为丰富。除了取材自农村生活的之外,还有取材于汉族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与傩坛活动密切相关的剧目。
从整体来看,衡州花鼓戏的剧目具有通俗易懂的特色。剧本大多取材自日常生活,表演普通人物,并杂用土语乡音,生动形象,生活气息很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创作、改编、整理了一批现代剧目,如《婆媳比武》、《补锅》、《春山坳》、《重相遇》、《两锅汤》等。 衡州花鼓戏保留下来的传统剧目有165出。其中小戏104出,中型剧目35出,大戏26出。从声腔分,则川调戏126出,锣鼓班子戏27出,小调戏12出。
整个剧目中,1/3为“二小戏”,60%是“三小戏”,大本戏较少。早期剧目为“二小戏”题材主要来源于农村。这一时期剧目情节简单,思想倾向积极健康,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浓厚。 张廷玉(1910-1966)艺名雪伢子。衡州花鼓戏演员。衡阳县人。六岁时,父死母嫁,孤苦无依,九里渡巫师汤成足怜而收为义子。九岁从邓金生学唱衡州花鼓戏。以演《安安送米》之安安而名噪乡里,甚得其师喜爱,常背负他辗转演出于各地。稍长,习旦行,因倒嗓,又改学场面(乐师)。民国十九年(1930),廷玉嗓音渐复,得胜班班主王春和劝他从屈荣卿习小生。首次在《金钏会》中饰张金生,以扮相俊美、眼大有神、表演细腻,获得了满堂彩声。从此“雪伢子”声名风靡衡州花鼓艺坛三十余年。张廷玉擅演穷秀才戏,《杨春龙》、《朱买臣》为其代表作。他演杨春龙,在“东阁相会”一场中,一段(四川哭皮),唱得缠绵悱恻,催人泪下。他的唱腔很有特色,喷口有力、字字入耳,腔随字行,婉转动听。杨春龙打渔鼓更精彩,揭露嫌贫爱富的刘洪吉的卑劣行为于嬉笑怒骂中,痛快淋漓,百看不厌。他饰朱买臣,在“吵嫁”一场中,以憨厚反衬崔氏之刁蛮,把朱买臣穷而不俗、憨而非蠢的性格表演得恰到好处。演崔氏的周恩兰说:“和张老师演戏,他能把他拉到戏中去,不会演戏也能演好戏”。他剪步走圆场,腰微弓,左手提衣下摆,右手成斜线摆动水袖,身段非常优美,至今犹为小生行所效法。1955年,张廷玉参加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在折子戏《水漫蓝桥》中饰魏奎元。这是小生独角戏,唱做并重。他演技精湛,特别是演到水漫桥上时,人物心情、水势层次分明,得到中国戏曲研究院罗合如、郭汉城、胡沙等专家的赞许,获演员一等奖。他戏路广,饰《追鱼》中披发仗剑之张天师、《刘海砍樵》中幽默诙谐之大姐、《生死牌》中老成持重之黄伯希、《柯山红日》中正气凛然之军政委,皆能传神、各臻其妙。所创新腔(西湖二流)、(西湖滚皮)、(三川调数板)已成为衡州花鼓戏的保留腔调。(来源:中国戏曲志-湖南卷)。
张廷玉六岁父亡母嫁,师公汤成足怜而收为义子。汤有徒邓金生、邓明善兼习花鼓,遂教张。九岁即随师参加得胜班,与同班艺徒演出《磨豆腐》、《过江》等小戏。在《安安送米》中饰安安,演至“庵堂见母”时情真意真,母子难舍难分,催人泪下。稍长,工旦,逢倒嗓失音,受人轻视欺凌,又改习场面(乐师),从师王朝喜。民国十九年(1930),得胜班主王春和(名小生)同情廷玉身世和遭遇,以十爪全薪聘之,并劝改习小生,教以《访友-会文》、《杨春龙写退婚》等小生戏数出。后嗓音恢复,柔和有韵。同年,在衡阳“怡园”演出《金钏会》,饰张金生,因有旦行功底,剧中男扮女装一折,演来驾轻就熟、细腻传神,一时名声大震。他不以为足,再拜荣华班屈荣卿为师,学习《反情》、《蓝桥会》、《大盘洞》、《抢亲失妹》等传统戏中之文武小生,常年演出于衡阳、耒阳、常宁、郴州、衡山等地,功艺日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政府组建衡阳市衡剧工作队,张廷玉担任副队长。1955年,他参加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在折子戏《蓝桥会》中饰演魏奎元,受到中国戏曲研究院罗汉如、郭汉城等专家的一至赞许,获演员一等奖。1956年参加中央文化部举办的戏曲演员讲习会学习,受到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大师的教益。1950年被选为衡阳市花鼓戏剧团团长,虽行政工作繁重,但仍不断参加演出,无论扮演主角或配角,都很认真、一丝不苟。他先后饰演过《孟丽君》中的元成宗、《刘海戏金蟾》中的狐大姐、《生死牌》中的黄伯希、《金鳞记》中的张天师,生、旦、净、丑,演来性格迥异。戏路之宽,无论内行、外行均表叹服。扮演现代戏中的角色,也很有成就。他在《年青一代》中饰退休干部,《红星高照》中饰老农,《血肉相连》中饰董医生,《柯山红日》中饰军政委,无论工、农、商、学、兵都能创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张廷玉文化不高,但善于吸收,勇于创新。五十年代初期,从长沙学来(西湖调),经与乐师研究改进,发展板式,取代了南、北路,结束了花鼓戏夹用湘戏声腔的历史。排演《生死牌—别女》一折时,有一段长唱词,一时无适用曲牌。他自创(三川调)数板,如泣如诉,很有特色,现已成为衡州花鼓戏保留腔调之一。
张廷玉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湖南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衡阳市委员会委员。(1950—1966年)衡阳市花鼓戏剧团团长。1966年因病逝世,留下《蓝桥会》一张唱片。(来源: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三)衡州花鼓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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