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怎样一个人

楼上的大篇幅是在描述她的作品，请参考一下我的这个。

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

鲁迅和萧红之间没有男女之情，两人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亦师亦友，萧红是鲁迅非常欣赏的才女，而鲁迅是萧红灰暗人生的“明灯”和最尊敬的人。因为萧红对于鲁迅过于精神上面的依赖而引起鲁迅太太许广平的不满。鲁迅和萧红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至今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自从言论自由之后，曾经并没有人谈论的鲁迅和萧红之间的关系，也被一些人当作议论的焦点，鲁迅认识萧红之前就已经是当代文坛的****，而萧红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人物，两人之间有差距还是非常大，再加上两人的年龄相差30岁的差距，更是遥不可及。可是看上去两个完全不同地位、身份、年龄的人为什么会被人们认为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呢？

主要因为萧红与鲁迅走的非常近，几乎每天都要去鲁迅家，而鲁迅有许多学生，却对萧红格外照顾。因为两人的关系“亲密”有关两人的闲言碎语自然就流传出来。

为什么鲁迅对萧红特别的照顾，因为萧红和鲁迅是同类人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鲁迅看到萧红的稿件，惊讶这个人的才华的同时将萧红的作品推荐给了出版社，这个时候的鲁迅身患重病，但是萧红才二十岁刚出头，大好年华。萧红一生十分凄惨，幼年丧母又得不到足够的父爱，同时又饱受感情的伤害，在与鲁迅的相处当中，萧红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亲情，就如父亲一样的关爱让萧红的心里非常踏实。

而鲁迅对萧红非常照顾，因为两人无论是写作特点，还是在思想上都非常有共鸣。当时萧红和萧军在一起，鲁迅给了这对恋人生活和工作上非常大的帮助，因此鲁红和鲁迅之间像是亲人一样的关系。

鲁迅喜欢萧红的天真率直，对于萧红的才华非常欣赏

可以说鲁迅是萧红人生的贵人，如果没有鲁迅不遗余力的照顾萧红，在中国文坛史上将不会有萧红的名字，当时鲁迅看了萧红的《生死场》，于是下定决心自己自费也要帮助萧红出版，鲁迅曾经表示萧红是“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可惜这句话没有成为现实，萧红31岁的时候就过早的离世，不过可以看出鲁迅对萧红的文化功底是非常认可和欣赏的。

鲁迅之所以如此看重萧红，是因为萧红的作品针砭时弊，可以推去和改造这个社会，虽然两人的关系是师生，但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可以说精神上“心意相通。”

鲁迅不仅帮助萧红，同时也帮助萧军奠定了文坛位置

萧红在认识鲁迅之前有过几次悲惨的感情经历，后来找到与自己有共同语言、有相同文学爱好的萧军，萧军同样是非常有才华的青年，有传说萧红和萧军的名字都是鲁迅起的，两人的名字加在一起是“小小红军”。因为鲁迅是一位左翼作家，对于有才华的年轻人非常支持，在得知萧红和萧军各自写了《生死场》和《8月乡村》，于是决定出钱资助这对有才华的年轻人。

两人也的确通过这两部作品一炮而红，尤其是萧军的《8月乡村》，如果没有这部作品奠定不了萧军的文学上地位。所以说鲁迅帮助年轻人慷慨解囊，帮俩人出了这本书在市场上取得非常大反响，一下子在文坛的地位就确立了，可以说两人的成功和这个伯是分不开的。

许广平对萧红有意见，并不是因为嫉妒而是萧红不懂事

正因为鲁迅对萧红如此好，萧红将鲁迅当成亲人一样，甚至移到了鲁迅家附近居住，有一段时间天天跑鲁迅家里，对于这件事，鲁迅的妻子许广平也颇有微词。对此有一些史学家、文学家猜测萧红和鲁迅之间是不是有爱情，对于两人的关系，萧红曾经解释说鲁迅是做自己祖父的年纪，两人之间不可能。

其实许广平不满萧红经常来家里，是因为鲁迅的身体不好，如果萧红来到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许广平自然要陪着萧红聊天，这样会对鲁迅的照顾不能兼顾，但是许广平一直出于礼貌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不耐烦，但内心还是希望可愉更好的照顾自己的丈夫。可是这个时候的萧红过的非常苦闷只能在鲁迅这里面寻找精神上的寄托而忽略了这个细节，只能说萧红还像个孩子一样天真。

萧红在鲁迅的帮助之下发表自己的成名作《生死场》而一鸣惊人，鲁迅的照顾和扶持让萧红与鲁迅之间的关系不止像师生这么简单，可以说是两人是相互理解，同样敏感，萧红在压抑苦闷的人生找到了精神上的依靠，也让两人的故事也成为人们的谈资。

文/贾冬婷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的，也因此被长期忽略。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也被人长久窥视。如香港作家小思所说，“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也认为，萧红的情感和作品不可分割。他说，“萧红确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人；她这些感情，在她生活上，固然是她的悲剧根源之一，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竟是最具撼动力的一面。”

1930年，19岁的萧红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选择，她逃离了家庭，逃离了婚姻，也逃离了既有的生活轨道。从此，“漂泊”成了她短暂人生戏剧的主题。

时光拉回到1930年夏天，萧红即将初中毕业——那个时代，女孩子能读到中学已属少见，于是，家人希望她像周围同龄女孩子一样，尽早把婚结了。

早在1925年，14岁的萧红在家里的安排下，与哈尔滨西郊顾乡屯的汪家定了亲。汪家是当地的一户地主，与张家也算门当户对。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学做过代课教员。据见过他的萧红的长辈亲属回忆，汪恩甲个子挺高，长得也不错。虽然当时萧红还在读初一，但定亲的事情在同学中也比较普遍。萧红的中学同学徐淑娟回忆：“我们哈女中学生的未婚夫大都在哈工大、法大读书，按那时的社会风气，这叫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两人交往期间，汪恩甲又报名进入法政大学的预科班读书，而且两人的关系起初似乎还不错，汪家经常派人去学校把萧红接到家里去过星期天或节假日。萧红的同学回忆，汪恩甲来过女中，“乃莹还给他织过毛衣”。

然而，萧红从小城呼兰进入华洋杂处的大都市哈尔滨，在哈尔滨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求学三年后，其眼界和目标已经不同了。当时的东省特别区首届行政长官朱庆澜，就是“东特女一中”的创办人。他的办学理念十分现代，聘请了不少有理念、有见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教书。从萧红和同学们后来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些渴望新知识的少女们产生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影响。这样一所学校，学费也不是一般人家承担得起的，萧红所在的班上，就有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督办的女儿，还有缠过足又放足的大家闺秀。据萧红的一位同学回忆，萧红那时开始在校报上发表一些散文和诗，用了笔名“悄吟”，她解释，“悄悄地吟咏嘛”。另一方面，在读书期间，萧红参加过几次校外学生运动，也结识了不少新派的知识男性，其中多数是在北京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启发了萧红到北京求学深造的愿望。她慢慢感知到与以往不同的一个未知世界的魅力，那个世界也许并不明朗，但充满诱惑。

于是，1930年的夏天，萧红逃婚去了北平，做了“出走的娜拉”。萧红和她们当时已经在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鲁迅《伤逝》一类作品了，她们也都怂恿她出走。

关于萧红第一次去北京的情形，后来也有很多说法。在萧红生命最后阶段朝夕陪伴于左右的骆宾基，1946年出版了一本《萧红小传》。书中所写，萧红提到她当年出走的勇气，来自于一位“李姓青年”——一个“豪气而充满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那个青年在爱慕她，也是当时她所感到的”。据《萧红小传》，也是这个“李姓青年”带她到的北京，她当时似乎还做着与“李姓青年”未来的梦，甚至把自己当成他未来的妻子。可是等她到了北京李姓青年的家，发现一位抱着孩子的妇人时，才知道真实的状况。

就像那道“易卜生难题”——娜拉出走是容易的，但是，她走后怎样？鲁迅曾对此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说娜拉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寒冷、饥饿和穷困中的萧红也注定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她回来了。回到家的萧红立即被家里软禁起来，她再一次找机会逃到哈尔滨，但这一次，她彻底与家庭决裂了，跨出了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与家庭决裂的萧红在哈尔滨贫困交加，曾和父亲张廷举在街头相遇，但双方冷眼相对而过。很多资料都证实，萧红在哈尔滨流浪的时候，实在饥冻难耐，便到哈尔滨的亲姑姑家求援。可当他们打开门一看是萧红时，就立即关上门，把她拒绝在寒天冻地的街头。

后来，萧红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向现实低了头。在走投无路下，萧红又与汪恩甲联系上，住在东兴顺旅馆同居。现在仍保留的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筑，在当时应算得上是一家有档次的旅馆。“九一八”以后，商客锐减，住宿业很不景气，加之汪家与张家在当地都算是有一定名望的家族，这样萧红和汪恩甲才有可能以赊账的形式住进来。住了半年多时间，他们欠下食宿费达400多块钱。

▲萧红与汪恩甲同居的东兴顺旅馆

有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取钱，离开了东兴顺。最初，已经怀孕的萧红还天真地盼望着他再次出现，可是一直不见他踪影。一个多月后，萧红渐渐绝望，而旅馆老板也失去耐心，把她换到走廊尽头装杂物的黑屋子，严加看管。

这群青年人中，有一位刚到哈尔滨不久的25岁青年刘鸿霖，他后来的笔名是我们所熟悉的“萧军”。这一年，萧军为《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一次，老斐委托萧军跑一趟，给求救的萧红送几本文学书。于是，萧军在一个接近黄昏的时刻，来到了东兴顺旅馆。这是1932年7月13日，萧军后来用文字很详细记述了他们第一面的情况：房间里霉气冲鼻，当时被软禁在小旅馆里的萧红惊恐不安，面色苍白，而且看上去不久就要临产了。萧军本来要送完几本书就走的，直到他“无意间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上面的画和字，以及旁边萧红随手写的小诗把他吸引住了。

若干年后，萧军坦率地跟女儿萧耘谈起了这段感情。萧军把两人的相识归结为“偶然”，诸多的偶然中，最重要的偶然便是读了这首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就是这一首小诗，让眼前落魄的萧红成了他眼里“最美丽的女人”，他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来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这年8月的哈尔滨，雨水格外多。8日夜间，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道外十几条街道水高四尺，成了可以行船的人工运河。人们纷纷逃难。东兴顺旅馆也一片狼藉。旅馆老板忙于逃命，自然无暇顾及这个欠下巨额费用的女人了。

萧红等不及老斐他们要趁乱来营救的安排，挺着大肚子，从窗台跨了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最后找到了萧军临时借住的老斐的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或许倾覆了一个城池只为成就一个人的爱情。萧军与萧红的爱情故事，也有几分类似的味道。松花江的一场大水，淹没了一个城市，却成就了萧红、萧军的恋情。

▲萧红与萧军

从东兴顺旅馆逃出来的萧红，在裴家客厅里安置下来。1932年8月底，萧红在市立医院的三等产妇室生下了一个女孩儿。这个小生命注定是不被欢迎的，她很快被送给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在别人家住久了，裴家开始对萧红有了意见，1932年11月，萧红拖着产后孱弱的身体，与萧军住进俄国人开的欧罗巴旅馆顶层的一间狭小房屋，后来又搬到道里中央大街西侧的商市街25号，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萧红后来在《商市街》中，不厌其烦地记下来这些时光，有共患难的快乐。“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宇 摄）

二萧在哈尔滨的这段日子，像是普契尼《波西米亚人》里那群流浪艺术家一样，贫苦、快乐。他们有时去游泳，有时去划船，有时去溜冰……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杨范后来回忆，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她见到了二萧。“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

30年代的哈尔滨，有着日本统治、俄化社会、中国土地的背景，也让萧红受到有形无形的压迫。可以说，这也是萧红对自己、对世界最迷惑的阶段，身份未明，位置未定。而“九一八”是一个契机，给东北造成了苦难，改变了东北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些作家的命运。后来形成了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东北作家群”，就是因为他们在东北亲眼目睹了灾难，亲身感受到做亡国奴的痛苦，在哈尔滨或者沈阳起步，到了以鲁迅为中心的上海发表了相关题材的作品，使内地的人知道了东北的生活。

萧红和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典型代表。在哈尔滨，因为和一些热爱文学的青年接触，萧红在文学上的能力得到挖掘，她开始在报纸发表文章，这对当时在写作上还缺乏自信的萧红是个极大鼓舞。1933年底，在舒群等友人的帮助下，她和萧军共同出版了《跋涉》，初露锋芒。

不久，带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跋涉》被查禁。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中共党员舒群“与组织恢复关系”，落户青岛，向二萧发出邀请。1934年6月11日，萧红与萧军去往青岛。这一次告别，萧红再也没能踏上自己故乡的这片黑土地。

二萧到青岛后，在山顶上住的一幢公寓，可透过窗子观赏两边海洋的景色，到报社走路只要一刻钟。此段生活比在哈尔滨悠闲得多，乐观的气氛逐渐取代了昔日沮丧的情绪。美国学者葛浩文写道：““比较起来，萧红只有在青岛的短短五六个月中享受到了一点人生乐趣。”这句话令人心酸，也是实情。也就是在青岛这段短暂的安宁，萧红在操持家务之余，写了她第一部小说《麦场》——即后来在胡风的建议下改成的《生死场》：“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一年她仅仅23岁。

在青岛的安定是短暂的。不久，舒群与其爱人先后被捕，报社也停办。两人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漂泊处。在朋友建议下，1934年10月初，像当时很多崇拜大师的文学青年一样，萧军也试着写了封信给鲁迅。比其他文学青年运气好的是，这样一个几乎是冒昩的举动，竟然打动了鲁迅先生。10月9日，他们就收到鲁迅的回信，继而和朋友们陷入到一片狂喜中。信里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能倒背如流，正如萧军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里所说，这一封信于他们有如“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意义。

1934年11月2日，萧红、萧军与梅林一行三人到达上海，租住在拉都路北端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里。在萧军的不断要求下，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北四川路的一咖啡室内，第一次见到了鲁迅与许广平。许广平后来回忆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

▲萧红与许广平（右）

随着与鲁迅一家交往的增多，他们的家搬得离鲁迅越来越近。1936年，索性搬到了鲁迅在大陆新村居所附近的北四川路。萧红自己说，从那时起，一连好几个月“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萧红几乎成了鲁迅家人一样，而根本不是客人。在文坛上，二萧与鲁迅“同仇敌忾”，也深得鲁迅的信任——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鲁迅先生此时已是生命的最后阶段。

为什么鲁迅和这两个贸然投奔的青年走得这么近？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分析，有几个原因。“首先是鲁迅对于青年的态度，总是做着‘愿英俊出于中国’的梦。他对从沦陷区来的遭难的人，第一时间先有一个同情的反应。所以萧军、萧红写信向鲁迅求援的时候，鲁迅的反应是很积极的。作为东北人的二萧，是特别愿意把心掏出来给你的那种，这跟南方青年那种书生气甚至有点矫揉造作是不一样的。鲁迅就喜欢这种坦诚的，他说哪怕你是魑魅魍魉，也把自己的灵魂露出来好。还有一个原因当然是二萧本身的才气，他们展露出写作上的才能。

▲鲁迅博物馆馆长王锡荣（黄宇 摄）

萧红说：“只有鲁迅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鲁迅去世后，萧红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回忆鲁迅先生》，写了两人交往的很多细节。萧红这篇文章当时遭到萧军的嘲笑，在他看来，这篇文字过于平淡和琐碎，和鲁迅先生的伟大不相称。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所有回忆鲁迅文字中最感人的。比如开头即是这样的鲜活：“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在祖父带走了童年的“温暖”和“爱”之后，萧红又在鲁迅先生这里找回了。她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她多年寻求的梦想特质——睿智和热忱，这是一个理想父亲的典型，鲁迅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这个角色。

在萧红31岁即将病逝香港时，她不要求埋葬在任何一个和她相爱过的男人身边，也不要求回到家乡，唯愿葬在鲁迅先生坟墓旁。她说：“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

如果你是文化爱好者，想要提升文化鉴赏力，积累创作素材；如果你是困惑的青年人，想要从名人的故事中，获得人生启示；如果你喜欢钱钟书，沈从文，萧红，张爱玲，并且愿意和王劲松，宋佳，海清一起来解读大师的思想，那么欢迎你来收听《中国群星闪耀时 成为大师第一季》

萧红与鲁迅先生有怎样隐秘而不为人知的情感？

也就因为二人都是文化名人，这个猜测和流传一直都存在，也许真有，也许没有，但可能正因为这种不确定，二人惺惺相惜的桥段一直未停止，关注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情感故事才更会引发大家好奇心吧！

萧红，是民国的女作家，悲剧色彩浓烈，同时与作家萧军、端木蕻良的坎坷的婚姻，为她蒙上了更加令人心痛、悲悯的彩色，仅活31岁就与世界告别，但她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她一直坚守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不忘初心，对文字的痴迷和坚守，令人尊敬！1935年的萧红出版了《生死场》一书，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即可引发文坛上巨大轰动，萧红更是一举成名，创造了属于自己写作生涯的黄金时代，这种秒冲文坛的节奏，怎么引发大众的关注呢？鲁迅先生，文坛大师，众人仰慕的大作家，他独特的个性，他不畏强暴的执笔对战文风，大民族精神，在文坛的地位至今都是屈指可数，1936年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萧红发表《海外的悲悼》等诸多作品用以怀念鲁迅先生，读者确实能从这些公开的交往中，也能看出点端倪！他们不仅是老师与学生，大师与作者的普通关系，他们彼此赏识和敬重应该是存在的。鲁迅先生喜欢萧红，应该从道理上存在合理性，仅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鲁迅能为其写序，那就说明对萧红这位女作家，鲁迅先生是欣赏的，爱慕的。

萧红一直体弱多病、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生活状态，让萧红一直都有一种被悲剧的笼罩的色彩，忧郁、病态、疾苦，最容易引发大家的林敏知心；鲁迅先生，文坛大师，众人敬仰，的能够得到鲁迅先生的专业指点和青睐，那对一位专业作者来讲是莫大的荣耀，而萧红的大胆、勇敢和个性，她勇敢给鲁迅先生写信，鲁迅先生还回复她；他生活窘迫，他和萧军一起去鲁迅家，鲁迅先生和夫人许广平还请他们吃饭，临走时，还送他们细软；萧红和萧军出现问题，多次一人跑到鲁迅家去倾诉，鲁迅先生身体也不好，有时她去也见不到，许广平先生就陪她聊天；看着鲁迅先生走后，萧红先后下下的几年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在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时，萧红还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鲁迅先生对萧红的评价是：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这种评价，这种交往，怎么能抵挡她对鲁迅先生的崇拜？更何况那难忘的恩情和情谊？

无论读者怎么去理解他们之间的交往，但萧红对鲁迅这样的大师一定是爱慕的、羡慕的、向往的，他遇到的那些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男性，都与鲁迅无法相比，萧红本人是一个执着、倔强、有追求、有理想的人，鲁迅先生的出现，对他的创作和生活都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暂且不要去说他们的隐秘情感真伪的诗情，萧红尽管也是为悲剧人物，但一生能遇到并得到鲁迅大师这样的认可和赏识，足矣！

笔者有个文学老师曾这样说过：萧红的书，适合在某个深凉的夜里，一个人，点起一盏孤灯，寂寂而读。多年以后，当笔者翻开萧红的《呼兰河传》，细细读进去时，深以为然。

　　这位曾得到鲁迅指点、推荐，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20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的坎坷女作家，在她的绝作《呼兰河传》中，将她童年记忆里的东北小城呼兰中的种种人和事，人性里的荒唐及愚昧，寂寞而书。萧红的一生，亦如她那本《呼兰河传》，坎坷，寂寞，荒凉。

作家的作品，才是被关注的主要因素。萧红的作品，决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某个年代热起来的文学作品，过了这个年代就失去了被读者怀着敬畏心品读的热情，可能就是热在年代的局限（不好说其他因素）。真正的文学应该是没有国界没有年代的，在精神上是为人类的存在。

比如《红楼梦》，读起来也可以说通俗易懂，但是越是品读就越深刻；它不是一个朝代的，它属于中国文学史，什么时候都不会让你觉得说的是遥远的年代。

萧红也有一部红楼，那是她没有走到的一个梦想，但是从她留下的作品，我们看到了她希望达到的用文字萧红留下的遗憾，在她以后的时代里，每个读她的人，在精神上和她都是没有代沟，并且愿意在她的作品里寻找支撑和答案。

不过相爱是有代价的，尽管萧军爱萧红，甚至是发自肺腑的深爱，可惜因为有脾气，难免有时候对待萧红不够友好，当心绪烦闷的时候，打老婆也是有的，而且这家伙不知道轻重，甚至让萧红也带了伤痛。

可惜经过此劫，萧红的心思彻底乱了，她不知道爱情有时也是争吵，甚至争执。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可惜一切都是错误，萧军给不了的幸福，端木也给不了，不仅给不了，而且连当年萧军给予的幸福，现在回想起来都弥足珍贵。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

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2年，结识萧军。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

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扩展资料：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系列散文《商市街》在发表时曾遭到“看不明白”的议论，因为萧红使用了不少小说的技巧，这样的写作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异常新颖，从文体上看，它更接近小说，不过它又是“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萧军《商市街·读后记》）。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商市街》、《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

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诗化、直率而自然。萧红的创作多有自叙传的色彩，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作，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

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人物风景并不受旧的形式束缚。

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 她写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自然成为一体。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性作家，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和对行文结构的处理，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爱折腾，不愿守本分，她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只辗转回去过一次。

一、最主要的原因是萧军脾气太坏，经常沾花惹草。在萧红怀着孩子的时候，萧军会踢萧军，这让萧红对萧军彻底失望，没想到萧军会是这样的男人。萧军经常在外面和一些女人调情，尤其是萧红怀孕后，萧军也整天在外面闲逛，有时会整夜不呆在家里。

起初萧军和萧红都是进步的年轻人。见面后，他们发现他们对文学和社会的看法非常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越来越了解对方，并逐渐有了良好的印象。

二、相识萧军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天才青年。当时，他已经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作品。中学时期，萧红经常在校刊上发表作品，积极参加抗日示威活动。这两个进步的年轻人在思想上非常相似，在文学上同样热情，并且有许多共同语言

来到上海后，萧红经常去鲁迅家，因为她有很多问题要问鲁迅。不管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在不在，萧俊乐是否不甘心，单纯任性的萧红很快就在圈子里对鲁迅有了越来越多的猜测。萧军迅速爆发，一天到晚嘲笑萧红。这种咄咄逼人的局面让萧红很生气，有几天没有回家。而萧军经常在外面通宵。肖红从八卦中了解到，萧军喜欢已婚女子。情况正在变得更糟。

三、两人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萧红觉得，她和萧军已经没有爱情了，与其留在痛苦中，不如分开。虽然这影响了她的创作，但萧红意志坚定，她的文字和生活一起脱轨。萧红始终坚持用文字独立表达她对人性和社会的看法，不以任何力量转移。当时，萧红没有像萧军那样去当时的革命总部延安，而是来到了香港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注定与萧军不是一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