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与口语表达

1 文言文词语、口语、长短句的表达效果

论。

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

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曰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

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铭。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刻在碑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

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

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游记。

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游记的取材范围极广，可以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可以记录风土人情的诡异阜盛，可以反映一人一家的日常生活面貌，也可以记下一国的重大事件，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文笔轻松，描写生动，记述翔实，给人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美的感觉。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的，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 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原。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

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较强。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

赠序。文体名。

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

其后凡是惜别赠立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祭文。在告祭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所诵读的文章。

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是追念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主要品德和业迹，寄托哀思，激励生者。

如袁枚的《祭妹文》。 童话。

儿童文学的一种。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

童话的语言通俗、生动、形象，情节离奇曲折，富于趣味性，对自然景物往往作拟人化的描写，能适应儿童的心理、情趣，激发人们的想象，便于他们接受和转化。选入教材的童话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

序跋。序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

是说明书籍著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

“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

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我们学过的“序言”有：《〈呐喊〉自序》、《〈农村调查〉序言》、《〈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辩。“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

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 杂记。

包括： （1）山川、景物、人事杂记。描写山川、景物和人事的，如《小石潭记》、《登泰山记》。

（2）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五花八门。

《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种文体。 奏议。

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

《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民间故事。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经过很多人不断地修改加工而形成的文学形式。

民间故事的特点：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口语化，朴素明快；想象奇特丰富；常用夸张、比喻，艺术感染力强。内容上它来自民间，反映的多是民间生活。

有的民间故事常有神化式的幻想情节，充满神奇色彩。例如：《渔夫的故事》、《牛郎织女》等。

说。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

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文章辨析序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

我们学过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 赠序文：文体一种。

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称为赠序。例如《送东阳马生序》。

这类文多为颂赞勉励之辞。 书说文：“书”指一般书信。

“说”指阐明事物、问题的义理文。把二者归为一类里，是因为“书”在内容上往往同“说”相同，辨析事物，解释义理，二者常常在叙述中表明观点、见解的，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例如《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答李翊书》、《报刘一丈书》等。 传状文：记述个人生平事迹的文章。

一般来说多为记述那些在历史上较有影响而事迹突出的已的人物生平事迹。多采取叙述、描写等手法，展示人物的生平风貌。

这种文体，贯用于史书。诸如《苏武传》、《张衡传》、《海瑞传》等。

论辩文：是古代的一种论文文体。有“原……”、“……论”、“……辩”等文题。

2 有没有文言文是来形容 用书面语就是：人越多我就越开心 用口头语就

古代人口语是口语，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能按照文言文进行交流沟通的文言文其实是一种书面语言任何语言都有口语与书面语之分古代的文言就是古代的书面语文言文最初与口语较为接近，后来同口语逐渐脱节，并形成一套较为定型的词汇，语法系统口语在不断发展变化，而文言则处于相对凝固的状态，但它又不是一尘不变的尤其是秦汉以后的作家在模仿先秦经典作品进行写作时，他们不能不受当时口语和民间创作的影响，不断给文言增加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从而使文言也有所发展和变化补充一点：咱们现在的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而古人——尤其是唐宋以前的人，所说的话在语音上更接近南方的一些方言，与现在的普通话听起来是有天渊之别的这种差别是由于北方战乱不断，中原人民南迁，经济重心南移而造成的现在的闽南话、客家话、广州话，其实比普通话更接近唐宋口语最直接的例证就是：请你把那些现在看起来不押韵的唐诗用广州话或闽南话读一下，就会发现大多数的诗都押韵了古人不仅在语汇和语法上不同于现在——用的是古白话，而且在语音上也与现在有很大差别吕叔湘先生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古今语言的差别之大：宋朝的朱熹给《论语》做过注解，可谓是孔子研究专家了然而，要是在孔子正和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来，那么他们在讲些什么，朱熹保管是一句也听不懂的文言文是古人的书面语言古白话是唐宋以后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书面语如唐代的变文，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宋人话本，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等都是古白话的代表古白话虽说是白话文，但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话文，一般都是以口头语为基础而夹杂一些文言成分即使是口语，由于区域性和时代性的差异，今天读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因此，我们称之为“古白话”（学术界一般把从晚唐五代开始直至“五四”时期形成的古白话称作近代汉语）。

3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用文言文表达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用文言文表达为“汝勿谓吾不知尔”。

文言文的由来：

1、汉语史上大致以东汉为分界线，将古代汉语分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上古汉语基本上文言一致，即文章里写的和口语中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当然存在口语和书面语的语体区别，一如今天的现代汉语）

2、而中古汉语则出现了明显的文言分离，口语已经向前发展演进了，而写文章还沿用着上古时期的语言。于是人们将口语的语言称为白话，将模仿上古汉语写文章的语言称为文言。

3、文言文不是谁发明的，而是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书面语与口语走上不同道路的产物。这种语言分裂的状态，最终以“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而终结。

4、语言及其组成要素都不是谁能发明得了的，而是整个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识，即约定俗成的。所以在语言学中，讨论语言现象的“发明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4 中国古代人口语是文言文还是普通话啊

肯定不是普通话啊，普通话是解放后规定的，应该是半白话半文言文！ 古人说的是文言文，还记得史记上的记的陈胜说的那句话吗？“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里是引用陈胜做平民时的原话。越是古老的时候平民说的话越是难懂，《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三国》和《水浒》就是明时的白话文，就跟现在的语言差不多了。 其实，现在所说的文言文，是远古时期人们说话，成文当然与口语稍有不同，但差别应该不大。后来，在文章中沿用下来，而口语变化较大。到唐宋时代，文言与白话的差别就比较大了。后来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就用了当时的白话。白话文的普遍使用是在近现代。 其实现在还有一此地方方言中残留古人说话的影子，以厦门话为例，“吃了没有？”，厦门话只说“食未？”。“有没有？”只需说“有无？”如果问得详细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厦门话则说“到底有抑无？”

希望采纳

5 古代人说话都说文言文吗

、先秦时文言和口语基本一致中古汉语口语研究尚不足 大约在先秦时期，文言文还是和当时的口语一致的，与现在倾向使用双音节词不同，当时的汉语里单音节词占据上风。

《论语》《孟子》这类，可以说就是当时口语的实录。“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当时说话，就是这么个腔调。

但是由于书面语本身的保守性，加之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儒家著作经典地位的确立，以及汉字对于汉语的巨大影响，文言文和口语很快就进入了漫长的双轨发展时期。大约在两汉时期，口语和文言文就有了一定的距离。

中国第一部方言著作、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除了以通语解释方言以外，还注重以今语解释古语。《方言》卷一就记录：假、炽、怀、摧、詹、戾、艐，至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

[3] （大意为：假、炽、怀、摧、詹、戾、艐这些词，都是“至”的意思……是从古语分化出来的不同说法，现在有些地方已经通用了。） 虽然文言文和口语都在发展，但前者远远跟不上后者的速度，距离越拉越大。

可惜由于反映当时口语文献远没有文言文献那么丰富，中古时期汉语口语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2、唐代出现白话文宋代文言彻底脱节 这种情况在唐朝出现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的大发展。

由于潜在教徒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出于方便传播佛教、吸引教徒的目的，大量翻译的佛经和佛教故事多使用当时的口语，成为早期白话的重要来源。到了宋朝，文言文和口语已经完全脱节。

当时的读书人，未必能用文言文表达一般口语要说的意思。宋吕本中《轩渠录》记述了这么个故事：族婶陈氏顷寓岩州，诸子宦游未归。

偶族侄大琮过州。陈婶令作代书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儿要劣你子，以阋阋霍霍地，且买一把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出儿胳胝儿也。”

（应为开封地区方言，大意为：要给孩子买把小剪刀，剪去脚上的硬皮和老茧。） 大琮迟疑不能下笔。

婶笑云：“元来这厮儿也不识字！”[4] 宋朝的文人和学者们有时也使用白话文。譬如苏轼最爱用“呵呵”，在给挚友兼亲家文与可写信时、在给同事和文友鲜于子骏写信时、在给“河东狮吼”男主角陈季常写信时，都在末尾加上一句：“呵呵。”

[5]大儒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点评史书时也是一口白话：“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6]宋人的日常对话，就是这么通俗。

3、皇帝也爱说大白话：成吉思汗和朱元璋的圣旨 到了元代，由于汉语并非统治者的母语，很多时候连皇帝的诏书也直录当时的口语。《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一篇成吉思汗写给丘处机的诏书，全文如下：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你起身心里好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其实“么”这个现当代汉语常用的语气词，早在唐就出现了，来源是“无”。敦煌写本中写作与“无”语音相近的“磨”“摩”，宋代以后写作“麽”“末”，慢慢地演化成“么”。

至于“么”变成现代更常用的“吗”，那是清代的事情了。明清，白话小说诸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等等，不胜枚举。

皇帝批复奏章用大白话也不是稀奇事。明太祖朱元璋，听说沿海有倭寇来犯，怒而下诏：“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

钦此。” 相比之下，雍正对年羹尧的那一份表白，是不是显得柔肠百折了许多。

4、五四白话文运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书面语和口语发展的双轨发展，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立的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终结。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等，吹响“白话文运动”的号角，终于让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了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这里有个段子：胡适和黄侃打赌文言文和白话文谁更简洁。胡适对学生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

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学生们绞尽脑汁拟定了电报，挑出字数最少的一份，写的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

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 二、对古人的误解源于重文言、轻白话 梳理了从先秦到五四，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最早在唐宋时，当时古人的口语就和我们现在的差不多了。

为什么我们总有一种错觉，觉得古人说话都是那么佶屈聱牙呢？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白话文出现时间晚，且被传统社会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虽然使用先秦口语的“十三经”到了后世已经成了难懂的文言，连汉人的批注对唐宋人来说也很古奥。

可是，儒家经典是士子必修，要想参加科举就不得不学。除了功利的需要，正史、正式的文章、书信，也都必须使用文言文。

语录体的《朱子语类》里，朱。

6 古代人对话时说白话文还是文言文

一般生活中说白话文

白话文就是口语，日常说的话

文言文就是书面语，写作用的话。 留存于世的都是书籍，用的大多都是书面语。古时候根本没有音像资料存于世，但我们可以参考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与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除此而外，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光绪皇帝留下来的朱批中就有从白话到文言的的修改。光绪十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批阅奏折。其中有一份朱批原来写着“你们作督抚的”应如何如何，后来又在旁边用小字注着“尔等身膺疆寄……”，这就是从所谓活生生的口语变成文绉绉的文言的典型材料。再看元朝的白话碑，明太祖朱元璋立于孔府的碑石，都是皇帝官府的命令，但都是彻底的白话。

我们再反过来想，如果平时生活中也说文言文，那么全社会的书面与生活都一样。写书的文人不是谁都可以做，读书人和一般人一样，读书人会答应吗？不是说读书人酸吗？读书人的酸就体现在咬文嚼字上。

综上所述，古人生活中说白话文，只有在著书时用文言文。

7 古文表达方式有哪几种

有以下五种：记叙（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说明 

一、记叙：

记叙是写作中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作者对人物的经历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场景、空间的转换所作的叙说和交代，在写事文章中应用较为广泛，作用也比较多。

二、描写：

描写是把描写对象的状貌、情态描绘出来（包括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外貌描写、环境描写等），再现给读者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记叙文，特别是文学创作中的主要表达方式之一。在一般的抒情、议论、说明文中，有时也把它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描写的手法运用得好，能逼真传神、生动形象，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从中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 

三、抒情：

抒情就是抒发和表现作者的感情。具体指以形式化的话语组织，象征性地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一类文学活动，它与叙事相对，具有主观性、个性化和诗意化等特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反映方式，抒情主要反映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并通过在意识中对现实的审美改造，达到心灵的自由。

抒情是个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情感释放与情感构造、审美创造的辩证统一。它是抒情文体中的主要表达方式，在一般的文学作品和记叙文中，也常常把它作为重要的辅助表达手段。 

四、议论：

议论就是作者对某个议论对象发表见解，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它的作用在于使文章鲜明、深刻，具有较强的哲理性和理论深度。在议论文中，它是主要表达方式；在一般记叙文、说明文或文学作品中，也常被当作辅助表达手段。 

五、说明：

说明是用简明扼要的文字，把事物的形状、性质、特征、成因、关系、功用等解说清楚的表达方式。这种被解说的对象，有的是实体的事物，如山川、江河、植物、文具、建筑、器物等；有的是抽象的道理，如思想、意识、修养、观点、概念、原理、技术等。

扩展资料：

五种表达方式，作为文章的形式要素，一定要为内容表达服务。一定的内容采用不同的表达来写作，可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表达功能。 

1、表达方式分为叙述（记叙）、描写、说明、抒情、议论的表达方式的分类解释；

2、一篇文章可以以一种表达方式为主，兼用其它表达方式； 

3、现在流行的话题作文的要求里也有相关表述——可任选一种表达方式为主并综合运用其它各种表达方式。 

4 、表现手法是指把形象思维的成果用一定的手段表现出来时所运用的各种具体方法，又称艺术手法。 

5、表达方式只有五种，表现手法却有很多种，例如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等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一、“《广陵散》（注）于今已绝矣！”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渔父》

　　数百年以来，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描绘着竹林七贤的魏晋风度，称颂着他们在那外有五胡入侵，内有曹魏集团与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至经济凋敝，民怨沸腾的动荡社会中所保有的那份遗世独立与闲情雅致，但人们也一遍又一遍地为了一个人而扼腕浩叹，以示感慨之意，以抒悲悼之情。

　　因了嵇康，《广陵散》万古流芳；因了《广陵散》，嵇康得以唱出了他生命里最后的一曲挽歌！

　　聆听《广陵散》，有一种在金戈铁马的杀戮与征伐声中体悟生命的感受，喧嚣而寂寞，压抑而忧幽。但人们可曾知道这作为旷世遗韵的《广陵散》究竟响在了何方？！

　　《世说新语·雅量》中这样写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悲则悲矣，壮则壮矣！“广陵一曲终遗世，三尺瑶琴不复弹。”！

　　我看见……

　　凄风苦雨。

　　仅仅几尺的断头台上，几个魅影，显得阴森而狰狞。

　　嵇康要来了他心爱的古琴，置于台上。

　　宫商角羽徽，整齐地排列着。此刻，琴弦仿佛也弥漫着某种忧郁的气质，如临大敌般的肃穆。

　　它没曾想到，在主人的挥洒之间，自己竟成了衡量万物与寂静，往昔与未来；衡量人类内心真实与生活着的这份现实的一杆标尺！

　　它没曾想到，琴声嘎止之刻，就是主人从容赴死之时。

　　那铮铮的琴韵声，伴随着昏黄瑟索的苍穹，骤然响起……。激越昂扬，悱恻侘傺。在那一弹一拨之间，我分明看见了他正忘情其中，恍若于山水之间般的诗意与沉醉。琴家（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倾其毕生之余力演绎了音乐，而音乐高亢的唱吟也完整地为这个濒临绝境命若悬丝的生命阐释了它应有的高度！

　　“斯人已远逝，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当刽子手刀落之前，和着这不散的悠扬余韵，嵇康的灵魂早已循身遁离，冲破尘嚣，旋伴在纯净而湛蓝的天宇，让生命回归到了它本该回归的原初穹窿。《广陵散》因此也就成了嵇康的“安魂进行曲”与生命的杳杳之音。

　　绝响也响在了生命的尽头，响给了永恒的死神。也许，这是一种对死亡的献祭与嘲讽，也许这也是一种以“肯定之死”让“否定之生”彻底输掉的向死而生的决绝。

　　唉，一切悲剧性的抵抗都源于这“耻与魑魅争光。”的天性！与这“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的超然。（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

　　出于对自身人格的守望与对理想的执着，在魑魅魍魉的“浊世”中，嵇康“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至死不妥协于统治集团，而终致灭顶之灾；嵇康才华横溢，儒雅、清高与孤傲，但又有着“士人”所共有的强烈 “入世”情怀，“振朝纲，兴百姓”。只可惜的是，到头来却落了个弦断曲残的歌者行吟，令不少文人雅士几多惆怅，几多痛惜。这种自身命运与现实政治的疏离与悖返，这种骨子里充斥着的反主流的个体人格，不可避免地具有极大的毁灭性，从而也决定了他无力成为主流又必然被淘汰出局的悲剧命运。

　　“英雄无奈是多情”亦是“英雄穷途是末路”。

　　嵇康，这位“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救世英雄，受“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士大夫精神久沐，企以一身绝学而报之于天下，但可悲的是他所面对的竟是另一条荒芜英雄路？！

　　叹只叹，在中国的历史与政治长河中又何尝鲜有这方面的先例？无非是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矣！”

　　史书也曾记载下过关于他的这样一个故事：

　　当嵇康到太行山问道时 ，很可惜道人什么话也没跟他说。嵇康很失望，当天就从太行山之颠下山，黄昏时，日薄西山，山间林木沐浴在晚霞之中，倦鸟劳作一天，从远处归巢……嵇康再也忍不住了，就对着远方的大山大叫了一声，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忽然他听到了一阵长啸，从远处传来，犹如天籁之音 。那声音穿越山涧 、溪流、丛林，从远处而来，从道长那里而来 ，延绵不绝，嵇康的心灵就在此时皈依，他悟出了生命本身的意义。那是道人给他的回答。

　　参透了生死，就本不该引来血光杀戮。但人间的烟火与情怀啊，太令他痴迷，太令他执着。终身研学老庄的他至死也没弄懂的却是“天有道，则仕；天无道，则隐。”的儒家道理，终不免有“《广陵散》于今已绝矣！”的慨叹与血溅断头台的结局……

　　是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波诡云谲的历史又怎么会被人们所看清呢？生死可以了悟，惟历史不似如此……

　　我无从看透这诡异的历史，也不想去看透它。但我看清了嵇康与《广陵散》的故事给我所昭示的一个人生命题——

　　有一种价值，

　　一种毁灭价值的价值。

　　它揭示的是生命的存在并不是完全估价一切的前提！

　　嗟乎！“凤兮凤兮，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楚狂接舆歌》）。

　　魂兮归来兮！嵇康不死，广陵长吟！

　　注：1、《广陵散》，古琴曲，又名《广陵止息》。其有两种源出，其一：据《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宰相侠累有宿仇，而聂政与严仲子交好，他为严仲子而刺杀韩相，体现了一种“士为知已者死”的情操。其二：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谈到：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因为韩王铸剑，违了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父报仇行刺失败，但他知道韩王好乐后，遂毁容，入深山，苦学琴艺10余年。身怀绝技返韩时，已无人相识。于是，找机会进宫为韩王弹琴时，从琴腹内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他自已当然也是壮烈身亡了。（现一般是采用这个认知。）

　　《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四十五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主要是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正声之后则表现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地刻划了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复仇意志。全曲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和发展、变化。一个是见于“正声”第二段的正声主调：另一个是先出现在大序尾声的乱声主调： 正声主调多在乐段开始处，突出了它的主导体用。乱声主调则多用于乐段的结束，它使各种变化了的曲调归结到一个共同的音调之中，具有标志段落，统一全曲的作用。《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

　　2、“魏晋时期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的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注：司马昭的亲信吕馔奸污其弟吕安之妻，反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吕安辩，钟会便借机怂恿昭，以不孝之名杀之。）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的关系》）

　　二、“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注）”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渔父》

　　在竹林七贤中，惟一可与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视为“命世大贤”（靳於中《阮嗣宗诗序》）“芳馨百代，领袖诸贤”（李京《重建阮嗣宗庙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剧哲学家尼采这样说到：“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悲剧的诞生》）

　　《晋书·阮籍传》对此有颇为生动的说明：

　　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获免！

　　也许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癫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实写照呢？也许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样，阮籍的醉酒会不会另有他最为癫狂的含义呢？

　　有别于对嵇康的肯定，历史之于阮籍多有争论。

　　史家对阮籍最为深恶痛绝的“罪状”有两点：一、阮籍撰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二、因有废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马昭之命沦为间谍（定策间谍之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叶梦得说：“（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自应杖死。”

　　历史总是以主流的姿态来盖棺定论，而从不问其源发的究竟！

　　黄侃在《咏怀诗补注·自序》中这样告诉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达情，咏怀之作，故得包罗万象……。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发于诗歌。

　　阮籍为人在“竹林七贤”中最为复杂，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他不隐不仕，又隐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谨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全身远祸”之三昧。

　　这是历史的障眼法！

　　魏晋时期，正是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辩难与分合的时代，竹林七贤大多信奉玄学。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到：“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希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得到某种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从意识形态的范畴上说他们无疑是边缘者与异己者，因此，怀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间，酣畅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们抒发个体情怀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鹏展翅难高飞。”是不言而喻的，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呢？其实，“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者，汉魏时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潜都是如此。生逢乱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道家的一种“大悲无泪，大音稀声”的无奈，一种痛彻肺腑的酸楚，这又哪能是诟病之后人所能领会得来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这个惆怅不已的末路英雄！

　　纷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人必然作出两难的选择，要么沉默，要么抵抗。嵇康选择了后者，而阮籍则选择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开始了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阴谋，仕途的险恶构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忧患意识。“但怨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其真实的写照。（《咏怀·三十三》）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每日必饮，饮而必醉地“生活在别处”。

　　这里再讲一则关于阮籍喝酒的故事：

　　心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以诀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盹，饮二斗酒，然后吟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

　　愈是对生活失去意义的人，愈是对生命乃至对世界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最容易转化为对生活特有的一种审美对待。

　　阮籍何其痛苦从吐血中可见一斑。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划清界限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或许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因此，他骨子里的那种苦闷所展现的颓废人生或许也是他最为深刻的人生，而这种矛盾偏偏又加深着他的痛苦，周而复始，煎熬不已。他身虽在司马氏集团，但却依旧留恋曹魏政权，依旧体恤天下的苍生与社稷，他是个“游世者”，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游世者”。一般地，有别于淑世者的忧国忧民，负荷担道，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天下的宏大抱负，游世者对于现实，对于人生持一种游戏的态度。汉末魏晋的游世者之作均源于士人对生死的参悟和对生命意识的“自觉”。阮籍是这样，但又不同于这样。他不乏真情流露，在旷达的外表之下，目睹浊世的浑噩不堪，面对好友的身首异处，内心痛苦至极，除了放声大笑，泪眼问天，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历史是不是太苛求于他了？

　　如果说《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带来了身后的殊荣，那么因《为郑冲劝晋王笺》阮籍遭到了最大地误解，这是阮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他为何要留下这样的墨迹呢？不写岂不是无凭，而全节自身？但一切都与设想相反，历史如能为人们所设计它就不再成其为历史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亡的讯息。据史书载，本该因书信而获宠的他，竟在此信写成一二月后亡故？！这样短的时间距离，不能不让我把死亡与书信连接起来。或许，他是因为自己的违心话语，而深感自责也未为不可猜测；或许《为郑冲劝晋王笺》成为了他生命的暂时保护神，又同时是促使其最后走向死亡的催命符。这是命数，还是造物捉弄？历史的逻辑有时也会在强权的威逼下失去它的缜密。暂且不必皓首穷经地去考证我这无由的历史猜想，一死而白了，人一死而万事皆空。终因郁闷成疾，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

　　士为天下担当者！誓为天下者担当！这是历代文士的最高宗旨，也是现实社会对于士人的基本理解。而阮籍没有这样？这里有的只是他自己所能体会到的悲哀和凄凉。一如我为嵇康的死而感到叹息一样，扼腕慨叹的也应该包括阮籍。含蓄隐晦的人生轨迹，随其波而不浊其流的孤独与落寞，只能使阮籍酒醉一生，咏怀一世，轻叹着“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诗章。”以终老。

　　我想到……

　　阮籍因醉酒以明志，嵇康由绝响而致远；阮籍因醉酒以避祸栖身，嵇康由绝响而横遭屠戮。殊途同归者的遭遇竟是这样的迥异！

　　生命若从阮籍的醉酒向前迈一步则为嵇康的《广陵散》，生命若从嵇康的《广陵散》向后退一步则就是阮籍的醉酒。这退进之间竟是生死的歧路！

　　可惜了！都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一代风流人物也就这样风流云散了。生者隐入迷幻，死者融进苍穹，留给后人的总是无尽的怅惘……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