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发生争执，爸妈都同时那我当出气筒和传话筒，我该怎么办？

  你就默默听他们说就好，因为你什么都解决不了，他们也不期待你解决问题。

当好传话筒，不要试图调节矛盾

      父母会因为赡养老人发生争执，主要就是站的角度不同。你是他们的小孩，他们觉得你能够站在最公平的角度看问题，两个人因为争执不想直接沟通，把你放中间当传话筒，你就当好这个传话筒就好，因为他们对你也没有更多的期待，你千万不要试图调节矛盾，其实他们清楚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只是都不愿意退步而已，除非他们主动表达想要一个台阶，你就除了传话，一件多余的事情都别做。

2、听他们的抱怨，有时候他们对你生气，你就尽量无视

    父母发生争执用小孩做出气筒确实很不对，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在指责你，只是在寻找一个情绪的出口，这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们对着来，只要忍忍就好了，谁让你是他们的小孩呢。但如果父母有时候无理取闹了，你可以选择漠视，直接走开回自己房间，他们冷静以后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并不会再指责你，但是如果你当时就反驳，一定会有更多的指责针对你。

      遇到父母因为赡养问题发生争执的时候，我的意见就是缩小自己的存在感，不要试图依靠自己化解矛盾，因为这完全是观念问题，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问题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你能解决的事。

这种情况大多数存在农村，主要原因也很简单，都是为了家产金钱，你争我占，黄鼠狼给鸡拜年，操心不善，瞒怨父母亲分的不公平，什么一碗水没端平，手心手背都是肉，遇砖何厚，遇瓦何薄，怪家人心腑不正，生下个侄儿女没有勾门子，绝德狠，农村老人一生病，兄弟姐妹就开始闹矛盾，这种情况该如何调解？

农村老人一生病，兄弟姐妹就开始闹矛盾

在农村，当老人身体好，能自己照顾自己，还能帮着子女看看家、带带小孩时，自然是老人、儿女“你好，我好，大家好”，平时说说笑笑，皆大欢喜。然而，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特别是老人又上了年纪。所以一旦老人生病，麻烦就来了，为了出钱，为了照顾病人，兄弟姐妹就开始闹矛盾这个时候，兄弟姐妹就开始在心里“嘀咕、盘算”：住院费用要怎么分摊，医院照管要怎么安排一旦安排不妥或分摊不均，兄弟姐妹轻则“你埋我怨”，重则打架吵闹，甚至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这种情况该如何调解？

调解，首要的是要使他们明白，赡养孝敬父母，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法律赋于子女必尽的责任与义务。父母养儿育女不容易，要有感恩之心，他们需要之日，正是我们报恩之时。虽然子女在赡养老人和继承遗产上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但各自情况不同，不能斤斤计较、争多论少。要多念手足之情，能者多劳、互谅互让，既能使老人得到很好的照顾，又能密切兄弟姐妹的关系、增进彼此情感，还能为下一代树立好的榜样，使良好家风代代相传。

农村老人真的不容易，希望子女们遇到父母生病的时候，大家商量着来，不要攀比兄妹谁该出多少钱，伤了兄妹之间的情谊，善待父母就是善待自己，父母养了我们小，我们就该养父母的老。愿天下父母都能安度晚年。

那么有些朋友就不适合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我认为具体原因可能是因为以下几点：

1、意见不合

首先是他们对于家里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不太统一的意见，比如说有一些生活琐事，媳妇说认为这样做对，可是老年人却认为那样做对，这样的意见不统一，很有可能让他们吵起架来，严重的甚至可能大打出手，试想一下，经常遇见不和的一家人，有可能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意见不合的朋友，我也建议尽量不要住在一起。

2、习惯不同

有很多老年人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就拿我奶奶来说吧，我奶奶已经快90岁了，她每天早上4:00就已经起来了，而且她的听力不太好，所以会把听的广播声音放的非常大，如果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话，那这很可能会干扰我们的休息，而有一些年轻人的习惯，她也会看不惯的，所以说习惯不同的两代人生活在一起也是比较不现实的。

3、不太方便

很多时候，年轻的小两口如果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很多事情是不太方便的，比如说，现在家家都有热水器，如果在家里洗澡的话，那么碰上自己的家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尴尬，或者说小两口在夫妻生活的时候，也会让他们感觉非常受拘束，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不太方便的。

这并不是不孝，而是不必用孝道去绑架。本身就仅仅只是两个人生活久了，生活习惯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已。

最好的状态是，不长期住一起，偶尔小聚，彼此有心灵的联结。然后即便住在一起，那么也不要总想着干涉别人的生活，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要去改变别人的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认知，求同存异，互相包容。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第一，你父母和姑姑一样，都有责任处理奶奶的后事。

第二，你父母现在不接回你奶奶，人年老体弱，说不定就有个好歹。百年后去找姑姑们吵架，闹事。属于你父母理亏，不但受法律的追究。还要受社会舆论、邻里道德的谴责。对你以后的生活很不利（就是农村那句话：谁家也不冲天开门）。

第三，在这件事情上，你父母做的肯定不是孝顺的事情。首先你要跟他俩讲清道理，他们不接受，你就要承担做孙子的责任！告诉他们，我是大人男子汉了，有权赡养奶奶。他们明白了以后，你再去跟奶奶和姑姑商量怎么赡养，利用春节期间去看奶奶和姑姑，体现你的孝顺和诚意。最后，把他们叫到奶奶面前协商，奶奶的最后赡养事宜。

根据法律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就民事赔偿责任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 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四十三条 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

（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60周岁以上的人的；

（三）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

吵架导致死亡!如果没有任何肢体上的冲突那就是纯粹气死的，这种多少还是要承担一定的民事法律责任的，要是吵架过程中有肢体的接触，比如推搡拉扯等行为还有可能上升到刑事犯罪，比如过失致人死亡罪。

法实践中，法官一般会综合考虑事件起因、双方过错程度、因果关系等因素，酌情予以考虑。一般人只要死了，另一方多少还是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的，只是看具体比例怎么分配的问题。

比如死亡的老人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情况下，另一老人如果知情或者不知情，都将影响自身承担法律责任的比例，肯定知情的情况下承担的责任比例要比不知情的情况多。毕竟争吵是构成老人死亡的诱因，偶然造成了死亡结果的发生，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

所以平日里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

如果说村里的别人家的老人主动找你吵架，从两方面我们处理这件事情，一种是心平气和的，和他说清楚，到底和我吵架的原因在哪里？如果老人是一个明智的老人，他一定会告诉你原因，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对于他这种行为，我们睁只眼闭着眼等她的孩子们回来了之后，我们详细的说清楚，把事情解决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