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阿阿胶用开水泡还是温水 东阿阿胶的用法和用量

买了些东阿阿胶想要给自己补补气血的，结果在泡水的时候就难到了，这个阿胶应该是是开水泡比较好还是用温水泡比较好？每次用阿胶的时候用多少量是比较合适的

东阿阿胶用开水泡还是温水

阿胶建议用温水冲泡服,水温太高的话容易破坏阿胶内部的营养成分,平时一般女生建议正常饮食,最好是在医生建议服用阿胶按量服用,一般来说阿胶的日常用量为3到9克,可以根据个人体质来加减食用量,最多不要超过12克。

东阿阿胶的用法和用量

阿胶的用量来说成年人每天每次3－9克。服用时间没有特殊要求。阿胶可以作为食材加入到汤粥之中，这就是说进餐时可以服用；早晨、晚上空腹服用利于肠胃吸收，如果肠胃感觉不舒服，也可半饥半饱时服用。

东阿阿胶用的是什么驴皮

阿胶是用驴皮做的。

阿胶的形状为长方形的块状，颜色分为棕黑色或者是乌黑色，并且伴有光泽，在光照下呈现出略透明的效果。

并且根据国家药典的明确规定，在制作阿胶的时候只能采用驴皮来熬制，其他动物的皮毛煎熬出来的胶功效不一样，其中如果使用马皮熬制阿胶的话，则会导致孕妇流产。

东阿阿胶怎么吃比较好

1：东阿阿胶蜂蜜饮

配方东阿阿胶粉6g，蜂蜜8g

做法取6g东阿阿胶粉，加开水100ml，搅拌融化，待降至适口温度时，加入8g蜂蜜混合均匀。饭前温服即可，每日一剂。

2：东阿阿胶酒

将东阿阿胶80g切成小块（或砸碎），置小坛内，倒入适量黄酒，将坛放在文火上煮沸，边煮边向坛内续添黄酒，直至阿胶化完，药酒约有500ml时可取下放冷，收入瓶中。每日早、中、晚各1次，每次空腹温饮20～30ml。

3：东阿阿胶糕

配方东阿阿胶250克，核桃仁250克，黑芝麻250g克，冰糖200克，黄酒250毫升。

做法

（1）用打粉机将东阿阿胶、冰糖粉碎备用。黑芝麻、核桃仁炒香备用；

（2）将阿胶粉、冰糖粉倒入不锈钢锅内，加入黄酒，用文火加热，边加热边搅拌，熬至胶液由原来的几条线变成一条线；

（3）加入炒香的黑芝麻、核桃仁，加速搅拌使之均匀，停止加热；

（4）把熬好的阿胶糕倒在事先已涂上香油的不锈钢盘上，木铲压平、冷却、切块，冰箱4℃存放。

4：阿胶炖花胶

配方花胶30克、东阿阿胶、西洋参各10克、陈皮6克、鸡蛋1个、冰糖适量。

做法花胶温水浸发2-3小时，切段；西洋参洗净，东阿阿胶打碎，陈皮洗净，一起与冰糖放进炖盅内，加入冷开水350毫升（约1碗半量），加盖隔水炖2小时，打入鸡蛋（去壳后蛋清蛋黄一起下）片刻即可。此量为1~2人量。作为滋补品宜隔日饮1次，连饮数日。

整句话是：当此之时，饥者过半矣，君乃反迎而贺。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这时候，挨饿的百姓已超过半数了，国君您反倒迎接我、祝贺我。

"却"的意思 在这里应该表转折

⑴于是，就。例：①乃取一葫芦置于地。②乃入见。③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④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乃罢会。⑤良乃入，具告沛公。⑥怀王乃悉发国中兵。

⑵才，这才。例：①虽理想派之作，亦先有所本，乃增损而润色之。（乃：然后才。）②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③悉使蠃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④度我至军中，公乃入。⑤泛彭蠡口，四望无际，乃知太白“开帆入天境”之句为妙。

⑶却。例：①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②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③今君乃亡赵走燕。④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⑷是，就是，原来是。例：①视之，乃庞德也，②当立者乃公子扶苏。③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乃：一说这里有“在”的意思）④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⑤诸葛亮真乃神人。⑥路旁一歧东上，乃昔所未至者。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⑧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⑨是乃仁术也。

⑸竟然。例：①问今是何世，乃不知不汉。②今其智乃反不能及。③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⑹他的。例：是芋视乃妇也。⑺乃至，甚至。例：蒙冲斗舰乃以千数。（乃：一说竟然。）

⑻可是。例：①零落难堪，似成弃物；乃摘而藏之，双备经年裹物之用。②时夫仆俱阴险行后，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觉引余独往。（乃：一说只是，表示轻微的转折。）

⑼而，又。例：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⑽这样。例：夫我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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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聊城火车站至东阿汽车站：

乘坐K601路城际公交，经过24个站点，单程距离为40公里。票价执行每人次2元、3元阶梯票价政策，20公里（含）以内每人次2元，20公里以上每人次3元。

2 聊城汽车总站至东阿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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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聊城东阿县各街道防疫办公室联系电话如下：

回答：2022聊城东阿县刘集镇返乡报备咨询电话是：0635-3514032。

东阿县及镇、开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名称联系电话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0635-3276083经济开发区0635-3266132铜城街道0635-3296997新城街道0635-3297671牛角店0635-6029813大桥0635-3584024高集0635-3324054刘集0635-3514032鱼山0635-3554009姚寨0635-3414001姜楼0635-3544038陈集0635-3454326

袁宏道

(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人。

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本文（《满井游记》）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湖广公安（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

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 ，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 。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 ；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 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 。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 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你，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 ，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 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沈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 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怒之，故 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 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 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 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钞录，今未至。余所见 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 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闲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 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 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 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西湖杂记

初至西湖记

从武林门而西，望保俶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桌小入 舟入湖。山色如蛾，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 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 也。晚同子公渡净寺，觅阿宾旧住僧房。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塘而归。草草领略，未及偏赏 。次早得陶石篑帖子，至十九日，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叙陈正甫会心集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 者不能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 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 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 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 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 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 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 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然声伎； 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 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 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余友陈正甫，深于趣者也，故所述《会心集》若干人， 趣居其多。不然，虽介若伯夷，高若严光，不录也。噫！孰谓有品如君，官如君， 年之壮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一、习禅——由精猛到稳实

袁氏三兄弟中，宗道研习佛教较早，宗道为太史时，就以性命之学启教宏道，其后休沐归里，又与宏道一起朝夕商榷，研习华梵诸典。根据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及《石浦先生传》所载，伯仲三人虽“亡食亡寝”地“极力参究”佛典，也仅“时有所解”，直到读过张子韶《格物论》后，才对佛意有较多的理解。万历十九年，宏道闻李贽“冥会教外之旨”（1），造访李贽，两人相谈甚洽，李贽以诗相赠，且留住“三月余”。（2）他们相互商证也是以佛禅为契的，李贽“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3）宏道的佛学造诣主要在于净土，但是，深为李贽推赞的《金屑编》就是一部禅学著作，可见其对禅学有所体悟，他在《金屑编自叙》中自谓曾“遍参知识，博观教乘，都无所得，后因参杨岐公案，有所发明。”于是拈出经文、语录，而加以颂古或评倡，共七十二则，是宏道的参禅心得。在其对前代宿德的推奉之中，亦可见其对禅学的基本态度。他对《坛经》也颇有研究，曾作《六祖坛经节录》、《坛经节录引》等。其倡求文学新论，也与受佛禅的濡染有关。

一“白首庞公是我师”

虽然袁宏道对李贽十分崇奉，以至抠衣称弟子，但在致李贽的尺牍之中，论及佛禅的内容寥寥。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禅门居士庞蕴曾屡屡提及。这或许与李贽有关，李贽亦推崇庞蕴，曾云：“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4）因此，师习李贽与称引庞蕴是一致的。通过宏道论庞蕴，我们可以看到其论禅的特色。

庞蕴，字道玄，唐衡阳人。“世本儒业，少悟尘劳，志求真谛。”（5）贞元初与石头和尚、丹霞禅师为友。举家入道，信佛而不剃染。随马祖参承二年，其后机辩迅捷，声名远播。《五灯会元·庞蕴居士传》曰：“有诗偈三百余篇传于世”，但《全唐诗》中仅收其诗偈七首。

宏道对古代佛教中人称引最多的当数庞蕴，且无论前期的论禅还是后期的持净，对庞蕴都极为推崇，时间跨度达十一年之久。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十六次称引，除一次（6）之外，都在诗中。二、直接以“庞公”称代“禅”，如《闲居杂题》其二“酒障诗魔都不减，何曾参得老庞禅。”（7）《述内》：“陶潜未了乞儿缘，庞公不是治家宝。”（8）《乙已初度口占》：“蛮歌社酒时时醉，不学庞家独跳禅。”（9）或以“庞公”自况，如《和散木韵》其二“禅锋示妻子，输我作庞公。”（10）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从《景德传灯录》及《唐诗纪事》中有关对庞蕴的记载来看，除留下了一些机敏的机锋偈颂外，并无专门的佛学著作。这与同时的希迁有《参同契》、道一有《大寂禅师语录》、《马祖道一禅师广录》传世不同，可论的仅是他的出、处态度（11），对其佛学思想很难详论。因此，文中论述很少而不象对马祖那样列为接武先秦儒学，下启王学的关键人物。另一方面，对庞蕴又是极其推崇的。这主要是因为袁宏道的立身态度、佛学观点与庞蕴一致。首先，庞蕴传世著作并不多，但与希迁论对问答之后，写下了一首著名的禅偈：“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北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12）最后两句几乎成了祖师禅随缘任运宗风的典型表述。这与马祖所谓“平常心是道”完全同一。他将人的自然、现实的生活要求与玄妙的佛理统一起来，人的欲求被合理化、中国佛教被人化了。这对深受明代启蒙思潮沐染，习禅而又任运，“一帙《维摩》三斗酒，孤灯寒雨亦欢欣”的袁宏道来说，不啻是隔世知音。其次，庞蕴是一居士：不剃染，（13）不出家（14），袁宏道也“是释长鬓须”（15），认为“佛不舍太子乎？达磨不舍太子乎？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头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16）因此，对于袁宏道来说：“庞家别有一枝灯”，对其推崇备至，以师尊之：“白首庞公是我师。”再次，庞蕴诗偈虽现存不多，但宋代时还有三百余篇，（17）明代时数量也许相当可观。同时，从现存的七首来看，虽然不无枯燥之憾，但直白浅显的风格与袁宏道诗作的浅露有相似之处。其中第七首写得还不无情趣：“焰水无鱼下底钩，觅鱼无处笑君悉，可怜谷隐老禅伯，被唾如何亦见羞。”（18）因此，袁宏道将庞蕴的偈颂与白居易的诗视为同类，曰：“销心白傅诗，遣老庞公偈。”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响很明显（且有摹拟之作），对庞蕴的推崇之理自可推绎。

以上所述主要是袁宏道前期思想与庞蕴的契合点，而后期的学术、文学思想有所变化，佛学思想以修净为主，但仍推崇看话禅，贬斥的仅是所谓“默照邪禅”。对庞蕴的态度一仍其旧，个中原因与看话禅有关。看话禅始于宗杲，一般认为溯其源可直至赵州从谂。其实从谂之前的庞蕴则首先揭橥了看话禅的端绪。《五灯会元·庞蕴居士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庞蕴）尝游讲肆，随喜《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处致问曰‘座主！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主无对。”明代秀天端禅师主要参“谁”字，明清之际莲池之后，净土念佛之风大盛，清代以参“念佛是谁”为最普遍。这明显可溯源于庞蕴。因此，推崇看话禅是袁宏道后期仍然推举庞蕴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斥默照禅而崇看话禅

万历二十七年以后，袁宏道对佛教以修净为主，而反对所谓“禅学之弊”。首先反对“狂禅之滥”，万历三十一年前后，又转向对“小根魔子”的否定，认为“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禅。”（19）“小根”原是指受小乘教的根性，虽然宏道云：“此等比之默照邪禅，尚隔天渊。”（20）但据“日间挨得两餐饥，夜间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21）及“若遇杲公，岂独唾骂呵叱而已。”（22）可知，“小根”，在袁宏道看来原本于默照禅。默照禅的倡导者正觉强调寂然静坐，息虑静缘，处于无思虑的直觉状态之中。与此相对立的大慧宗杲则攻击其为“闭眉合眼，做死模样” ，是“鬼家活计”。（23）宗杲倡导的看话禅则要求从古德话头中参悟，视古德话头为“工夫”曰：“承日用不辍做工夫，工夫熟则撞发关捩子矣”（24）袁宏道称宗杲为“杲公”，称引宗杲的次数仅次于庞蕴，且都在文中，将宗杲所论视为不刊之论：“妙喜（即大慧宗杲）与李参政书，初入门人不可不观。书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为魔所摄。’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经论中可证者甚多。”同样，在《珊瑚林》中也常有推崇看话禅和大慧宗杲之论，如他云：“参禅将彻时，惟守定一个话头，便是真工夫，若舍话头而别求路，必难透脱矣。”宏道后期于禅学尚稳实，他认为参禅需是利根人所为，钝根人入不得，但是，聪明过人者一般少有所得，这是因为这些人稍稍有悟，便为自得，因此，他们的所得并不能满足他们聪明的分量，而宏道认为，大慧宗杲则是不断参悟，以满其聪明分量的典范，他在与众人同时颖悟以后，“大慧自以为未得，又参三十余年，方大彻。”（25）宏道认为，这才是大慧的聪明过人处。大慧宗杲的看话禅在明末甚为流行，云栖、紫柏、德清这些高僧或推敬，或以之作为修行方法，士林中人也多受大慧的禅法所影响，看话禅成为晚明期间的禅法主流。大慧参“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话头，实质即是要激发疑情，对此，宏道也基本承绪了前人的参禅路径，是一种摒除知解的一种体悟方式。他与石篑的尺牍中云：“世岂有参得明白的禅？” 即是此意。他乃至这样描述了参禅与道理的互碍：“参禅人须将从前所知所能的道理及所偏重习气、所偏执工夫，一一抛弃，略上心来，即与斩绝，如遇仇人相似！”（26）当向其问及参禅三要时，云：“参禅的无别法，只是一些道理不上心来，一毫意见学问不生此，即有六七分了。”（27）这些都是禅宗传统的直觉体悟、言语道断的宗风。禅家由达摩的“安心无为，形随运转”和慧能“但行直心，不着法相”等人生态度发展成了随缘任运的禅风，而宏道也认为道本平常，“别无奇特，唯平常行去便是。”对当时的参禅者“或行苦行，或习静定，或修福德”（28）的求道行为不以为然。由此可见，宏道于禅学并无多少新见，值得注意的是，宏道自万历二十七年以后，基本的学术取向是禅净合一，但他谈禅时更多地透示出对前期思想的回归，论净时，则常常是对早期思想的悔悟。在后期论禅之时，仍可见到一个英姿卓荦的宏道，可见其前后思想的连贯与顾盼。我们在其作于万历三十二年的《珊瑚林》中，既可见其对道理闻见的不屑一仍其旧，即使是尚求狂狷的人格取向也在谈禅之时再次表现了出来，云：“今之慕禅者其方寸洁净，戒行精严，义学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得个英灵汉担当此事耳，夫心行根本岂不要净？但单只有此总没干耳。此孔子所以不取乡愿而取狂狷也。”显然，他得于禅学的是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他那说得破、道得出，字句之中“有一段逸气挟之而行，一种灵心托之而出”（29）的作品以及诗文理论，与其对禅学的独特体悟正相符称，因此，他认为禅当是利根之聪明人所为，而敢于担当的“胆气”对于禅法更为重要，云：“有聪明而无胆气，则承当不得；有胆气而无聪明，则透悟不得。胆胜者，只五分识可当十分用；胆弱者，纵有十分识只当五分用。”（30）而这些后期的谈禅之论，了无“稳实”、修持的痕迹。

宏道之崇尚净土，主要表现在《西方合论》之中，而《宗镜摄录》、《珊瑚林》都作于《西方合论》之后，延寿的《宗镜录》是一部广延天台、贤首、慈恩教义以证明禅理深妙的著作，宏道作《宗镜摄录》也可见其在《西方合论》之后，又有一个向禅学复归的过程，对此，《珊瑚林》中有这样一段明白无误的记述：

问：“先生往年修净土是何见？”

答：“大凡参禅而寻别路者皆系见未稳故。”（31）

不难看出，宏道在作《西方合论》，“寻别路”而推信净土之后，又生“见未稳”的悔悟，“往年修净”即含有当下复归禅学的潜台词。在《西方合论》之后所作的《珊瑚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谈论净土的内容，而一以谈禅为务，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万历三十一年给陶周望的尺牍中也有所流露，他对“狂禅之滥，偶有所排，非是妄议宗门诸老宿。”而主要是认为李贽的禅法偏重悟理，尽废修持，不够稳实而已，宏道对狂禅的不满，也是以救宗门之弊的姿态出现的。而当时的“小根魔子”，则是目无古宿，“日间挨得两餐饥，夜间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乃至大慧、中峰等人也受其疑谤，在宏道看来，这无异于背弃禅门宗风，宏道重又护卫禅学当与此不无关系。诚如他与陶周望所言：“弟学问屡变，然毕竟初入门者，更不可易。”（32）对于佛学，宏道“少志参禅，根性猛利，十年之内洞有所入”（33），恰恰是首先自禅门而入的。而宏道在主张持修净土之后，又作《宗境摄录》，这也足可见宏道修净而不废禅。《宗镜摄录》虽然与《西方合论》的立论基点稍有不同，一是以禅为主，一是以净为要，但是，两者都是因为当时“专逞聪明，惟寻见解”，“轻狂傲慢，贡高恣睢，口无择言，身无择行”（34）的禅风而发的。

三 重经教、尚义学而作《宗镜摄录》

袁宏道高卧柳浪期间，闲静悠然，曾以较长的时间“于贝叶内研究至理。”（35）研习永明延寿所著《宗镜录》，“逐句丹铅，稍汰其烦复，摄其精髓”，（36）成《宗镜摄录》一书。由此可见，宏道在著《西方合论》，意欲修持净土之后，并未舍弃禅学，期间还“日课《宗镜》数卷，暇即策蹇至二圣寺宝所禅室晏坐，率以为常。”（37）同时也可见重经教、重义学，沉潜内敛是宏道这一时期基本的学术取向。这与延寿撰著《宗镜录》的旨趣正相契合。

延寿是法眼文益的法孙，法眼曾作颂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这是针对当时和禅师们轻视义学，落于空疏而发的。延寿也承绪了这一思想并以之作为《宗镜录》的创作缘起。《宗镜录》卷四十三云：“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专己见，不合圆诠”（38）便是对不重经教的禅风而言。宏道此时也反对游谈无根的空疏之学，他与延寿为救宗门极弊而作《宗镜录》、《万善同归》一样，也通过《宗镜摄录》求“稳实”之学。他在回答他人“看《宗镜》便觉快活，至参话头便冷谈，又觉费力，奈何看？”的问题时，将《宗镜》与参禅视为绝然不同的两种参悟方式，云：“《宗镜》乃顺事，如放下水舟，顺快无量，然示免有障悟门，若参话头乃逆事，如百丈滩，溯流而上，其间高橹 笮又不用，故参禅者，才隔丝毫犹属费力，决无快活省力之理。”（39）不但如此，《宗镜录》还与参禅互碍，云：“《宗镜录》乃参禅之忌，祖师公案及语录乃参禅之药。”（40）但袁宏道对《宗镜录》并不满意，对延寿亦时有贬词，以至认为永明延寿“见地未真”（41），“道眼未明”，这并不是说袁宏道反对延寿救宗门之弊、标举“一心为宗”的意旨，而只是不满于《宗镜摄录》卷帙浩繁而“愈讲愈支，愈明愈晦”（42）而已。《宗镜录》共达一百卷之多，通读全书的人并不多见，因此，雍正时又“录其纲骨，刊十存二”，编为《宗镜大纲》一书以便阅读。宏道作《摄录》缀摄其要，以明“道眼”。该书虽然今已遗佚，但是，据《明史·艺文志》载，凡十二卷。中道在《宗镜摄录序》中谓之：“词约义该”，较之延寿原作“爪甲粗删，血脉自如。”寒灰等人从吴中到柳浪，因爱其书，曾手抄一过携去，可见宏道摄录甚精，篇制不宏。由此也可见宏道作此书的意趣所在。

宏道平生共节录过两部经论，一部是《六祖坛经》、一部是《宗镜录》，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怀疑有人增伪而删削，一是因烦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经论中可堪疑问的甚多，宏道唯独对这两部用功甚勤， 这当然反映了他的学术所尚。而重视延寿，除了与以义学补当时空疏不实的禅风有关而外，还与禅、净合一有关。延寿提出有名的四料简：“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当来作佛祖。”继承了慈愍的禅净兼修之风。袁宏道推举延寿也基于此，云：“永明既悟达磨直指之禅，又能致身于极乐上品，以此解禅者之执情，以此为末法之劝信，是真大有功于宗教者。”（43）“极乐上品”即指净土法门。他作《西方合论》，与延寿的思想正相顾盼，云：“《西方合论》一书，乃借净土以发明宗乘，因谈宗者不屑净土，修净者不务禅宗，故合而论之。”（44）

究竟宏道对禅宗自觉是否有得？这是论及宏道佛学思想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宏道于净业有自撰的《西方合论》。于禅宗虽然也有《金屑编》、《六祖坛经节录》、《宗镜录》，但是，前者是“拈出古宿”

（45）语录，“一一提唱，聊示鞭影”（46）而已，宏道往往以一些简括形象的文字加以评唱，如他举“云门因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日里看山。”宏道评唱道：“垛生招箭”。“看山好，莫被白云瞒了。平芜尽处晓烟攒，天涯一点青山小。”如此等等，其中虽然多机敏的智趣，但并无多少系统的理论，这与《西方合论》明显有别。而《六祖坛经节录》、《宗镜摄录》则均为删节前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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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作为皇帝，他一直非常重视江山社稷。当然也有个别的。顺治皇帝爱美甚于江山，甚至在心爱的妃子病逝后出家为僧。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世祖属董贵妃，所谓君主非姬氏，而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者也。是个美人短命，世祖，忽然郁郁寡欢，没几个月，便弃世，入五台山，剪了头发，穿上衣服，皈依佛土”还有一种说法是，顺治十七年八月，皇贵妃董鄂氏因丧子悲痛而死，顺治皇帝在爱妻死后，茶饭不思，很快就驾着鹤西行了。且不说顺治皇帝是出家了还是死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顺治的死或者逃入空门都和他心爱的妃子董鄂氏有关。这个董鄂氏是何等尤物，竟然能让掌管天下的清帝在这一点上殉情。

顺治皇帝入京后，一共三位皇后。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王子的女儿，也是萧庄皇后的侄女。顺治十四岁时，在博尔济吉特氏家结了婚。并授予博尔济吉特女王称号。但因为被宠坏了，极其任性，天生嫉妒心强，不能容忍，顺治并不喜欢这个来自蒙古的美女。两个人经常吵架，一起生气。两年后，顺治不顾朝臣反对，废除了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职位，降为静妃。顺治的第二位皇后也是蒙古人。原来是顺治的一个妃子。顺治废除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后，为了平衡蒙古与蒙古的同盟关系，不得不再次任命一位来自蒙古的妃子为皇后。也就是后来的萧。但是，顺治也不喜欢这个没有人情味的皇后。他真正喜欢的是贵妃董鄂氏。

董鄂飞是顺治一生中最喜欢的女人。顺治十年前，年仅十六岁的董鄂妃在女修大选中被顺治皇帝看中。但是，为了平衡王子之间的关系，孝庄把他许配给顺治的弟弟，向伯母茂物亲王。太子项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顺治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选秀后的第二年，嫁给了太子项。但是，顺治一直对这个属于自己的美女念念不忘。慈禧太后经常召他入宫侍候，他居然和自己订了幽会。时间久了，顺治和董鄂氏仿佛燃着干柴，不知不觉间，爱情的火花萌发了。然而，这件事后来被顺治的弟弟发现，他严厉斥责了董鄂氏。顺治知道后，又斥责茂物。波尔怕皇帝脸色不好，却咽不下这口气。没过多久，他就一怒之下死了。他死时只有16岁。波尔死后不久，顺治皇帝宣布授予董鄂氏公主称号。让礼部选个吉日举行宫廷仪式。这种说法在与顺治关系密切的外国传教士汤若望的笔记中也有记载：“顺治皇帝暗恋一个满洲兵的妻子，后来被这个兵知道了。这个士兵为了这件事训斥妻子的时候，顺治听说了，打了他一耳光。这个士兵死于愤怒。顺治皇帝把兵士的妻子接进宫，立为贵妃。”后来据历史学家陈垣考证，这个满洲兵应该是指顺治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项茂物亲王。

董鄂氏从小接受了很多教育，所以他对象棋、书法和绘画了如指掌。可谓顺治后宫第一才女。正是这种后宫女性少有的才华和气质，深深吸引着顺治。他们经常在一起下棋，聊禅。有时它整夜不睡。不久，顺治皇帝又加董鄂氏为“皇妃”，地位仅次于皇后。顺治和董鄂飞的关系那么好，顺治的日常饮食也是董鄂飞自己安排的。顺治十四年四月七日，董鄂妃为顺治生下一个小弟弟。但是这个刚出生的弟弟没活多久就突然去世了。这对董鄂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无法承受失去儿子的痛苦，她再也没有生病。不久，她因悲伤而死。东阿公主死后，顺治皇帝痛不欲生，亲自监督在东陵为她修建了一座陵墓，命名为“孝、孝村、至德、任绪安、文惠端、荣皇后”，并以史无前例的隆重葬礼安葬了她。从此，我在极度抑郁中神秘地走下了历史舞台。至于神秘的东阿公主的身世，一直存在争议。

有人说，东阿公主就是秦淮八大名妓之一的董小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官员野史和民间传说。据《清朝野史大观》年的记载，顺治十七年八月，贵妃董鄂氏病逝。几个月后，顺治入五台山，皈依佛门。冒险越境的妃子董妃，是秦淮边上的名妓董小宛。她在明朝弘光末年被带到北京。她入宫后，被赐姓董鄂氏，受到皇帝的宠爱。闯关东新疆邪，是《影梅庵忆语》，假设小万死了。另外，有人认为清初著名诗人写的《清凉山赞佛诗》的诗也是董小宛写的。“陛下一生万年，我一生如尘。愿南山山与西宫杯共举。”当时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故事传开，人们都以为陛下是顺治皇帝。和“可怜的没有颜色的枯萎的千里光”。千里草下，是董的一句话。诗中的虞姬指的是董小宛。

董小宛，明末江南名妓，与刘、李、陈圆圆等人并称“秦淮八绝”。明朝灭亡后，清军大举南下。董小宛被清军江南统帅洪承畴看中，将她劫入府中。后来，她作为侍女被作为礼物送给了孝庄皇后。孝庄皇后见她聪明伶俐，就把她留在身边，给她起了满语姓氏董鄂氏。后来顺治迎娶皇太后进宫，对董小宛一见钟情。我经常约她出去幽会。在与董小宛接触的过程中，顺治完全被她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后来这件事被孝庄发现，孝庄皇后怕顺治浪费政务，在没有告诉顺治的情况下，把董小宛许配给了香坊的波戈尔王子。然后，就出现了抢走哥哥老婆的一幕。就这样，一代名妓在皇宫大院里成了东阿公主。据说后来孝庄皇太后还怕顺治耽误国事。我设法把董小宛送到了西山的玉泉寺。后来顺治想尽一切办法找到玉泉寺，见到了董小宛。孝庄太后为了铲除杂草，派人放火烧了玉泉寺，并称董小宛已被烧死。我听了之后痛苦万分，自己出家了。

当然，这只是后人的传说。其实根据专家的考证，董小宛不可能是董公主。其实董小宛是江南“四大公子”的妃子。明朝崇祯十二年，他冒险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通过方以智和侯方域的介绍，我认识了董小宛，他的才华一度是最棒的。我对她一见钟情，用三千两银子赎回了董小宛。后来董小宛娶了茅碧江，成了妾。明朝以后，清军南下，董小宛随家人逃亡漂泊。终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他在水绘园梅颖寺的家中去世，年仅28岁。根据董小宛的丈夫毛笔江所写的《影梅庵忆语》的记载，毛笔江与董小宛相识于崇德四年，当时董小宛已经16岁。与此同时，顺治皇帝才两岁。但《清史稿》慈禧太后传》中记载：“孝皇后，董鄂氏，内大臣鄂硕之女，十八岁为仆。极厚，是后宫之宠。”也就是说，顺治嫁给董鄂妃的时候19岁，董鄂妃18岁。和董小宛的年龄完全不符。同时，《影梅庵忆语》这本书完整地记录了茅碧江在董小宛的生活。董小宛说，他在崇德六年遇见他。崇德八年被收为妾。顺治八年，董小宛病逝，时年28岁。据说现在还有当时文人为董小宛写的悼念诗。从另一个角度看，董小宛是一个民间女子，也是一个妓女，是江南四大名妓之一。皇帝娶妓女是不现实的。因此，董小宛是董鄂氏的理论是不成立的。

历史上确实有董鄂妃，但没有董小宛。历史上，董鄂妃出生于满族家庭，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18岁时，她凭借美德被选入叶挺，受到皇帝的宠爱。顺治十四年，东阿公主生下了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次年，这个孩子不幸夭折。董鄂氏心碎了，不能生病。他死于顺治十七年八月，时年22岁。治痛下令“休学五天，传圣旨，王子以下，满汉官员以上，公主、公主夫人以下等。都聚集在京云门吊唁，转送自贡时，这些人还要陪护。顺治自己穿了十二天丧服，朝廷官员和明府要穿二十七天丧服。百日追悼之时，诸君以下，文武百官以上，公主以下，官员妻妾以上，皆聚而悼念。”顺治还破例立董鄂氏为皇后，并加了“孝顺孝”和“仁敬皇后”的称号。我亲自写了“董鄂妃行为”的悼词，命大学士金志军写《孝献皇后传》。可见，东阿公主其实是顺治皇帝最宠爱的妃子。不是董小宛，也不是小庄设计害死的。事实上，董鄂妃的死是因为她的孩子过早死去，她悲痛过度，病倒了。历史上董鄂妃和董小宛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只是因为种种历史巧合，才被后人解读为一个人。

东阿置邑，始见《春秋》，名柯；原属卫国，后属齐国。战国改称阿，仍隶齐国。秦始称东阿，属东郡。旧志称：“东阿，古之名邑也，会盟征战，废垒遗墟，见于经史者不一而足。”

　　汉置东阿县，属东郡。三国时期为魏地，隶属同汉。西晋属济北国，东晋改国为郡，东阿属之。南北朝时期，因南北分裂，政权迭易，457年东阿并入谷城县。

　　后魏，恢复东阿县；北齐省谷城，入东阿，属济州。隋朝，东阿属兖州济北郡。621年（唐武德四年），属济州，隶河南道。742年（天宝元年）更州为郡，隶济阳郡，同年恢复谷城县；754年改属郓州东平郡；766年（大历元年），郓州改为淄青道，东阿属之；819年，郓州属天平郡，东阿随之改隶。五代十国时期，东阿属郓州天平节度使。宋初，属京东路；1041年（庆历元年）置西路安抚使，东阿随郡改隶；1115年郡升为大都督府，1127年改为东平府，东阿均属之。金代，隶山东西路东平府。元初，隶东平路。1272年，东平改为下路总管府，司六县，东阿属之。明初属于东平府，1375年（洪武八年）隶济宁府东平州，1385年改属兖州，隶山东布政使司。清初，属兖州府东平州；1735年（雍正十三年）改属泰安府。

　　1912年（民国元年），东阿隶山东东临道，1928年废道直隶山东省府，1936年隶山东省第六督察专员公署。1940年县人民政权建立后，隶鲁西行署运东专署（第四专署）；1941年7月，鲁西行署和冀鲁豫行署合并，成立冀鲁豫行署，下辖7个专署，东阿隶第四专署；1942年12月，冀鲁豫行署一、四专署合并为一专署，东阿属之。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隶冀鲁豫行署第六专署。1949年8月，隶平原省聊城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52年11月平原省撤消，东阿随聊城专署该隶山东省。1958年12月，东阿建制撤消，各公社分别并入寿长、茌平两县；1961年7月恢复东阿县，其隶属未变。1967年专区改为地区，东阿属山东省聊城地区行政公署。

境域沿变 东阿始置县时，县治在今阳谷县境内，其管辖境含阳谷县大部分。东以济水为界，与谷城县相分；东南及南部为须昌、寿良地，西南及西部为今莘县、聊城，北及东北为茌平、临邑县地。

　　南北朝时期，东阿、谷城两县曾出现合分、分合局面。刘宋孝武大明元年，东阿并入谷城；后魏，恢复东阿县；北齐，谷城并入东阿。此后，谷城县不复存在，县城亦随之废弃。东阿境域扩大。东及东南遂与肥城、东平相连。

　　隋朝置阳谷县，东阿西南部划出属之。《续山东考古录》载有“隋置阳谷县，约得汉东阿地十之六、七”及“阳谷县，后魏东阿地”的记述。《阳谷县志》也有明确记载：“城东五十里有阿井，此井旧属阿邑，今并属阳谷县。”

　 北宋太平兴国后，因黄河冲积，北部邻边县卢县（今铜城西部）废，部分划归东阿。铜城镇自宋为东阿地。

　　明初，县治迁至东阿镇（今属平阴县）。时县境南北长50公里，东西宽325公里；东至平阴县界75公里，西至阳谷县界25公里，南至东平州界175公里，北至茌平县界30公里。

　　清代，境域略有变动，县境南北长45公里，东西宽275公里。县城至边界县距离，除西至阳谷县界缩短5公里外，其余与明代同；东北至平阴县界75公里，东南至东平县界15公里，西南至寿张县界30公里，西北至聊城县界225公里。

　　民国初期，境域与清同。1932年，东阿与阳谷邻界的部分村庄作了调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东阿周边地区曾归属平阿、张秋、徐翼、河西等县。1947年冬，县机关迁驻铜城。

　　1949年8月，东阿境域界定。原属东阿黄河以东村镇及西南张秋一带划出，原属平阴、聊城的部分地域并入东阿，茌平与东阿交错为邻的村庄，以赵牛河为界北归茌平、南属东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