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良不惜是什么意思

宿松人物，是我们祖先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对宿松做出过突出贡献，为宿松赢得过享世声誉，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景仰的先哲。

安邦良吏——张何丹、闾丘

提起宿松人物，第一个当属宿松首任县长张何丹。史书上关于张氏的记载非常少，只知道他是西汉时期（公元初）四川人，曾做过“中散大夫”。这本是一个专门侍候皇帝、顾问应对的闲职，但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祸从天降。张何丹就是“以忤莽摘松兹令”，翻译成现代言语，就是“因为敢讲真话，触怒皇上，被贬到宿松做县长。”从这里不难看出，我们的首任父母官是一位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铮铮汉子！他上任后，将县治从凉亭河旁的仙田铺迁至水量更为丰沛的二郎河边的鲤鱼山南麓，一举奠定了我宿松2000多年基业。更让我们宿松子民千百年来一直缅怀的是，这位异乡汉子最后竟死在为民求雨的求雨坛上，葬于现新兴徐岭村庙垅屋旁。

宿松历史上最有名的县官，当属闾丘县长了。他因收容落难中的诗仙李白而名传千古。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皇帝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上演了一出抢班夺权的闹剧。玄宗第十六子永王见状也按捺不住，以抗敌为号召，在江陵起兵，引水师东进，沿长江直奔金陵，想控制长江中下一带的富庶地区，伺机与肃宗一争高下。当时李白正在庐山隐居，永王途经九江时，看重李白的才气和名声，一再邀他下山。李白不知真相，欣然接受邀请，加入了永王幕府。永王的举动遭到肃宗的猜忌，被重兵剿杀，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二月，兵败身死。李白逃往彭泽，后被捕，押解九江监狱。时年李白56岁，其子在山东，其妻在南昌，孤苦伶丁之身，病魔缠身之体，身陷囹圄之灾，其情其景，极为凄惨。幸得宣慰大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清明，认为李白“罪薄宜赦”，最终得以释放。出狱之后，李白四顾茫茫，无处安身。就在此时，闾丘县长代表宿松人民向诗仙伸出了热情之手，将其迎至宿松避难。为了盛情款待这位诗坛才子，闾丘县长还专门在县城南门外三里许的南台山南台寺里筑了一个“读书台”，供其居住和呤诗。此处依山傍水，桃柳夹岸，风景绝佳，给苦难中的诗仙极大安慰。为表示感谢，他专门写了《赠闾丘宿松》、《赠闾丘处士》等诗句，更留下了《山中与幽人对酌》等传诵至今的名篇：“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落难异乡，依然保持着那份潇洒和率真，真无愧于“诗仙”之美誉！不久后，李白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此后三年，李白颠沛流离，于62岁时长眠采石矶。岁月流逝，斗转星移，南台寺早就化为一堆黄土，但太白书台留存至今，成为我宿松名胜，更成为千古相传的佳话。

杰出英豪——周本、石良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在群雄割据、烽烟四起的战争年代，我宿松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其中最杰出的军事家当属五代十国时期的周本，最著名的将军当属元末明初的石良。

周本的祖先就是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东吴名将周瑜，他秉承祖先的军事才能，年轻的时候就“勇冠军中”，深得吴王杨行密的赏识。周的军事才能主要体现在两次战役中。一是象牙潭之战。吴天佑六年（公元909年），抚州刺史危全讽反叛，自称镇南节度使，率军十万，进攻洪州(今南昌市)。时年48岁的周本临危受命，率兵七千救援。经过洪州，守将想犒劳军队，周本不肯停留，说：“贼众比我多十倍，我军听说这情况一定畏惧，不如乘他们锐气旺盛使用他们。”于是，急奔象牙潭。危全讽在象牙潭临溪营建栅栏，连绵数十里。周本隔溪水列阵，先派老弱士兵挑战，以试探虚实；危全讽当即下令渡溪追赶，周本乘其半渡之际，发兵攻击，危军大败而逃，自相践踏，众多士兵溺水而亡。周本又分兵截断其归路，危全讽及其将士五千人被俘，周本乘胜平定江西。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役，被历代军事家奉为典范，周本也因此被现代日本人列为最受崇拜的军事家之一。二是信州保卫战。象牙潭之战后，周本升为信州（今江西上饶）剌史。公元918年，吴越将军钱传球率领二万大军围攻信州，而信州驻军只有数百人。周本打开城门，在城门里面支起空帐篷，叫手下的官吏登上城楼，在音乐声中摆开宴席作乐饮宴。吴越军向城楼上射出的箭如雨一般密集，但信州官吏们安坐不动。吴越人疑有伏兵，到了半夜，悄悄撤走了。这是历史上又一出著名的“空城计”，周本的胆识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吴被后唐取代，周本被后唐皇帝李升封为西平王、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可谓位高权重。李升顾虑周本威望太高，难以控制，想诛杀周。一次，李倒了一杯“鸩酒”赐给周本，企图毒杀。周察觉后，用御杯分出一半酒说：奉给皇上，以表明君臣一心。李升当即色变，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为李演戏奏乐的优伶申渐高见此情景，边舞戏边走了上来，接过周本的酒说：请皇上把它赐给我吧。说毕，一饮而尽。李升立即暗遣人带着解药去给申渐高，未等药到，申渐高“脑裂”而死。公元937年，李升正式下令废吴，周本专门到金陵劝阻未果。回来时，自叹道：“我不能声讨逆臣，报杨氏德，老而无用，还有何颜事二姓呢？”不久，“愧恨而卒”，享年77岁。周本的事迹，多载于《资治通鉴》中。一代英豪，最后魂归故里，葬于县城西北的潘家冲凤形山，俗称王坟。可惜其墓毁于1958年那个疯狂的年代。

石良，新安杜溪村人，“天资果勇，智略老成”。在元末明初动乱之时，他率众组成一支队伍，制遏众寇，保境安民。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南部中国在鄱阳湖进行决战，历时37天，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舰支之多、战斗之激烈都是空前的。此时，石良作出了一生中非常正确的选择，他率援军携粮草加入了朱元璋的部队。此后，石良“通道于圻春，引兵于黄岗，直抵阳罗，夹攻湖广”，为朱元璋平定南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石良取得同安、舒城大捷之后，朱元璋极为高兴，据说曾许诺待平定天下之后封其为宰相。定都南京之后，朱元璋不仅没有兑现诺言，仅封石良为武德将军，而且滥杀功臣。石良“知天命而识时务”，毅然上表请求引退。这正合朱元璋的心意，他对石良说：你回家做个田园宰相吧。石宰相屋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比起那些最后被朱元璋一一诛杀灭族的功臣来说，尽享田园之乐的石良可谓幸运之极。他死后，朱元璋特赐了一块诰敕碑，记叙了石良一生的功绩。此外，石良还有一大贡献，正是他造就了宿松名产——马陵打瓜子。石良当年率众参加鄱阳湖水战时，正值酷暑季节，据说石良所带“打瓜”（即西瓜）深受将士欢迎，朱元璋之妻马氏娘娘品之亦赞不绝口。南京建都后，马氏亲口将打瓜命名马陵瓜，打瓜子定为贡品。此后，马陵打瓜子名扬天下。时至今日，还是我们馈赠外地亲友的宿松特产。

书香门第——石氏、贺氏

中举人，考进士，点状元，是千百年来读书人的梦想。一个读书人要考取功名，必须经过乡试、会试和殿试。所谓“连中三元”，指的就是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均取得第一名。儿童开蒙读书，熟读四书五经，学习八股文，通过考试，成为县学的生员，习称秀才，经过岁试及格者，方可参加乡试。乡试的考试地点在省会，录取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取得举人这一“职称”后，方可参加会试。会试的地点在京城，目的在于向朝廷进贡人才参加殿试，故合格者称为贡士，贡士的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亦称廷试，由皇帝对会试录取的贡士在殿廷上亲自面试。殿试成绩分为三甲，一甲录取3名，赐“进士及第”，即俗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三者均称为“进士”。此可谓读书人最高境界了。

自隋代开科举考试的1500多年间，我宿松在史册上有记载的进士共40名。这些人全都被朝廷重用为官，最小的是县长，最大的是省长。他们大都在异乡任职，绝大多数政绩突出，清正廉洁，为宿松赢得了声誉。如明代嘉靖年间进士杨春芳，九姑牌楼村人，曾任监察御史和七省巡按（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一生“治顽清腐”，清名长存；明末崇祯进士张凤翥，历任浙江嘉兴县令、四川仁寿县令，“所官之处，人皆称其德”，后在与李自成的战斗中战死，为国尽忠；清代道光进士罗遵殿，二郎项家冲人，历任直隶知州、浙江巡抚，当太平天国李秀成率军攻破杭州时，罗及夫人、长女皆自尽殉国，忠义壮烈。

自古以来，我宿松讲究的是诗书传家，出过不少书香门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毛坝万元墩石氏“祖孙三进士”和趾凤贺氏“兄弟两大夫”了。在有记载的40名进士中，石姓的共有9人，独占鳌头，其中万元墩石葆元一家，可谓风光无限。石葆元本人是清代嘉庆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他的儿子石广均是道光进士，曾任兵部主事；他的孙子石绳干是举人，曾任内阁候补中书；他的曾孙石长佑是光绪进士，曾任直隶知州。难能可贵的是，石绳干的女儿、石长佑的妹妹石云英因从小熏陶，能诗善文，是宿松有名的才女，著有《妙香阁遗草》；石长佑的夫人李宜人的文采不输小姑，留有《菇香阁诗稿》。趾凤贺颀、贺欣兄弟，光绪年间同榜得中进士，一时传为美谈。后来兄弟二人，一个任工部主事，一个任吏部主事，被世人称之为“兄弟两大夫”。特别是贺欣，于光绪二十六年捐款重修和扩建了白崖寨，光绪三十三年，在听雨门内的时岭修建了九曲居。现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大都系贺欣所修，“听雨门”等字还是贺欣所题。只可惜九曲居已毁，仅留下石基，依稀可辨当年的宏伟。现趾凤乡政府所在的办公场所，即是贺氏后人留下的巨宅。就是拿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也够得上一个浩大的工程了。

清初才子——朱书

提起宿松的文人，名气最响、影响最大的当属朱书。朱书，字字绿，清代康熙年间宿松杜溪人。幼时家境贫寒，但他自学苦读，聪明过人，在乡试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中了“解元”。小时候，从村里大人们那里听说了不少朱解元的故事。朱家在村子里最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朱书小时候蓬头垢面，破缕烂衫，简直就是个穷叫花。当时，朱家所在的村子分为东西两片，朱家正位于分界线上，所以，他能中“解（界）元”，全是命中注定。朱书后来在会试中又考取进士，并被取为“庶吉士”。清沿明制，凡进士再经朝考，可录取为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优秀者则选入翰林院任编修、检讨等官。朱书最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这对读书人来说，是最高的荣耀了。朱书之所以在文学史上能占有一席之地，其贡献主要有三： 一是“桐城派”的重要开创者之一。朱书与比他大一岁的戴名世偶然相遇于繁昌县江边，一番交谈，高山流水，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之交。至皖江乡试，又与比他小14岁的方苞相识，二人情同手足。从此，三人你唱我和，开桐城文派一代新风，时人称之为“清初三才子”。朱书的文章，名重一时，有“脱称铅华始见真，萧疏淡宕杜溪文”之誉。朱书出身贫苦，即使身登龙门之后，依然粗衣布履，甘于清贫，为人率真，深得同辈敬重，被称之为“字绿之为人，天下无有出其侧”。朱书卒于1707年，享年54岁，葬于碎石鸡公咀，原墓毁于1958年，现重修。在他去世四年后，其好友戴名世因所刊行的《南山集》中有南明年号而遭劾下狱，两年后以“大逆”罪被杀。这就是清初著名文字狱“南山冤案”。此案牵连数百人，朱书的另一位好友方苞也牵连入狱，后经上书房大臣李光地营救，才得以保命。就是朱书也死后受累，其文集被禁。尽管如此，朱书所著《杜溪文集》、《游历记存》等仍传之后世。

二是倡导皖江文化第一人。朱书世居宿松，生于潜山，又隶属桐城派，这些经历使朱书的视野更容易遍布古皖大地，并逐渐形成强烈的皖江地域意识。在其倡导皖江文化的纲领性文章《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一文中，朱书开篇即道：“吾安庆，古皖国也。其岳曰皖山，其渎曰大江，其川曰寻潜，其浸曰雷池，其镇曰大龙。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在朱书眼中，皖江文化的地理范围即安庆府六邑，皖江文化即安庆文化。为此，朱书亲撰对联“怀宁猛虎铜城不入潜山去（一作走），宿松白鹤太湖无鱼望江飞”，将安庆府六邑巧妙嵌入对中。更难能可贵的是，早在300多年前，朱书以元末明初的洪武大移民为限，提出了“皖人”和“古皖人”的概念，区分了土著文化（古皖文化）和移民文化，认为正是它们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才形成了皖江文化。这种从地理、人文、历史等角度研究文化的方法，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先进性。

三是参加了《佩文韵府》、《渊鉴类涵》等工具书的编纂。朱书在任翰林院编修期间，被康熙诏入武英殿，参加了当时著名的两部工具书的编纂工作。《佩文韵府》，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韵典，是研究古文时查找词语和典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全书依韵分为106卷，收10252字，近50条词汇。“佩文”为康熙帝的书斋名之一，“韵府”有韵书之库含义，故命名曰《佩文韵府》。参加编书的共70余人，都是当时优中选优的宿儒，历时八年始成。《渊鉴类涵》是一部类似今天的百科全书，它把散见于各种典籍中同一种事物的资料，分门别类地集中在一起，便于查找。此书由张廷玉父亲张英任总裁，康熙在畅春园的书房有渊鉴斋，他便以此为书命名。这些书的编纂，虽非朱书一人之功，但参予的本身，就是对其才华最好的褒奖。

平民英雄——汪革、吴仕杰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引述了一个清代道光年间发生在宿松的真实故事：晚清社会，一旦出现盗案，警察便让盗贼诬陷平民窝赃，借机敲诈，谓之“贼开花”，往往弄得平民倾家荡产。为对付这种敲诈，宿松县的一些平民联合起来，定期送警察一笔“辛苦钱”，很好地达到了“破财消灾”的目的。“我看到了安徽宿松县民间用来对付这种敲诈的高招，不禁被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所折服。”吴先生如是说。吴先生的故事来自《镜湖自撰年谱》，这是一本我们宿松人写的关于宿松故事的书籍，作者是清光绪年间宿松举人段光清，官至浙江按察使。其实，史书中关于我宿松平民百姓的记载还有不少，最让我感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南宋乾道年间的汪革，一个是元末明初的吴仕杰。 汪革的故事最早载于《全像古今小说》，后被冯梦龙整理为《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收入他的不朽名著《三言两拍》之中，得以广为流传。汪革，字信之，本是严州遂安人（今浙江淳安一带，古遂安县城已被千岛湖湮没），因同哥哥酒后吵架，一怒之下，只身来到宿松麻地坡（今许岭一带），烧炭冶铁，制酒开湖，白手起家，闯出一片天地，竟成一方事业。就在如日中天之际，不料横遭小人程彪、程虎暗算，捏造“聚众谋叛”罪名向官府告发。汪革在官府不问青红皂白、举兵围捕之际，先是率众直扑县城，想当众申辩明白；后见误会越来越深，从容安排好后事，只身到临安自首，承担起一起责任。汪革最后在狱中自杀身亡，以一己之身，换得家人及众人幸福平安。

汪革虽然不是地道的宿松人，但他身上充分体现出我宿松儿女自古相传的三种精神：一是敢试敢闯的开拓精神。汪革早年只身从家中出走，全部财产只有一把雨伞，一路靠表演武艺，收几个唱彩钱，才来到有“耕冶可业”的宿松。他吃苦耐劳，在山上伐木，在庙中安身，纠合无业游民，烧炭冶铁，出市发卖。后来又开酒坊，办渔场。他经营灵活，当打听到望江有个天荒湖，即承包开垦，然后租给渔民。他管理有方，“使所用之人，各有职掌，恩威并著”，“以致湖内渔民、四方穷民，归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愿出死力。”这些可贵的品质，使得汪革白手起家，成为一方富豪。二是胸怀天下的全局精神。汪革虽然是一介平民，但他始终心忧天下，怀抱报国之志。发家致富后，他想得最多不是个人的苟且富安，而是如何收复江北的失地。为此，他专程去杭州投书皇帝，坚决反对同金议和，“国家虽安，忘战必危。”“臣虽不才，愿倡率两淮忠勇，为国家前驱，恢复中原，以报积世之仇，方表微臣之志。” 在民族矛盾危深的年代，这是多么可贵的英雄气概。三是仗义疏财的侠义精神。他对敌人无情打击，为朋友两肋插刀，可谓恩爱分明。他遭官兵围困，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发起惊天动地的暴动，在天荒湖巧设迷魂阵，俨然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可谓有胆有识。在生死关头，及时判明形势，果断作出决策，巧妙布置安排，最后牺牲自己，保全朋友和全家，可谓忠孝两全。就是刘青、龚四八、董三、董四等人，身上无不体现出忠义侠骨。写到这里，突然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有情有义、敢作敢为的萧峰，汪革，不正是这么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么？难怪冯梦龙先生对其赞赏有加，将其收入《喻世明言》，传之后世。

提到吴仕杰，知道的人肯定少之又少，但说到白崖寨，在宿松恐怕无人不晓了。吴仕杰，就是白崖寨的创建人。元末之际，烽烟四起，贼寇横行，民不聊生。吴本是趾凤的一介平民，但为了保境安民，他“率众垒寨御寇”。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个施工难度大和造价非常高的工程，但在700多年前，吴仕杰却做到了。其中的艰辛，史书没有记载，只有留待我们想象了。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与吴仕杰同时聚众结寨的石良、陈汉先后归顺朱元璋，换来功名利禄，只有吴仕杰不图富贵，甘居山林，始终一介布衣，但他留给后人的却是最为丰厚的遗产——我宿松唯一的国家级保护文物。吴仕杰死后，乡民感其恩，将其葬于白崖寨东南山麓，让其与青山为伴，飞瀑为邻。吴仕杰这个名字，是我们宿松人不应该忘记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以上所述，都是历史人物，限于才学和篇幅，只能挂一漏万。我宿松更为辉煌的历史，留待我们及我们的后人去创造。

　　宿松人物，是我们祖先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对宿松做出过突出贡献，为宿松赢得过享世声誉，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景仰的先哲。

　　安邦良吏——张何丹、闾丘

　　提起宿松人物，第一个当属宿松首任县长张何丹。史书上关于张氏的记载非常少，只知道他是西汉时期（公元初）四川人，曾做过“中散大夫”。这本是一个专门侍候皇帝、顾问应对的闲职，但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祸从天降。张何丹就是“以忤莽摘松兹令”，翻译成现代言语，就是“因为敢讲真话，触怒皇上，被贬到宿松做县长。”从这里不难看出，我们的首任父母官是一位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铮铮汉子！他上任后，将县治从凉亭河旁的仙田铺迁至水量更为丰沛的二郎河边的鲤鱼山南麓，一举奠定了我宿松2000多年基业。更让我们宿松子民千百年来一直缅怀的是，这位异乡汉子最后竟死在为民求雨的求雨坛上，葬于现新兴徐岭村庙垅屋旁。

　　宿松历史上最有名的县官，当属闾丘县长了。他因收容落难中的诗仙李白而名传千古。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皇帝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上演了一出抢班夺权的闹剧。玄宗第十六子永王见状也按捺不住，以抗敌为号召，在江陵起兵，引水师东进，沿长江直奔金陵，想控制长江中下一带的富庶地区，伺机与肃宗一争高下。当时李白正在庐山隐居，永王途经九江时，看重李白的才气和名声，一再邀他下山。李白不知真相，欣然接受邀请，加入了永王幕府。永王的举动遭到肃宗的猜忌，被重兵剿杀，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二月，兵败身死。李白逃往彭泽，后被捕，押解九江监狱。时年李白56岁，其子在山东，其妻在南昌，孤苦伶丁之身，病魔缠身之体，身陷囹圄之灾，其情其景，极为凄惨。幸得宣慰大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清明，认为李白“罪薄宜赦”，最终得以释放。出狱之后，李白四顾茫茫，无处安身。就在此时，闾丘县长代表宿松人民向诗仙伸出了热情之手，将其迎至宿松避难。为了盛情款待这位诗坛才子，闾丘县长还专门在县城南门外三里许的南台山南台寺里筑了一个“读书台”，供其居住和呤诗。此处依山傍水，桃柳夹岸，风景绝佳，给苦难中的诗仙极大安慰。为表示感谢，他专门写了《赠闾丘宿松》、《赠闾丘处士》等诗句，更留下了《山中与幽人对酌》等传诵至今的名篇：“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落难异乡，依然保持着那份潇洒和率真，真无愧于“诗仙”之美誉！不久后，李白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此后三年，李白颠沛流离，于62岁时长眠采石矶。岁月流逝，斗转星移，南台寺早就化为一堆黄土，但太白书台留存至今，成为我宿松名胜，更成为千古相传的佳话。

　　杰出英豪——周本、石良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在群雄割据、烽烟四起的战争年代，我宿松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其中最杰出的军事家当属五代十国时期的周本，最著名的将军当属元末明初的石良。

　　周本的祖先就是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东吴名将周瑜，他秉承祖先的军事才能，年轻的时候就“勇冠军中”，深得吴王杨行密的赏识。周的军事才能主要体现在两次战役中。一是象牙潭之战。吴天佑六年（公元909年），抚州刺史危全讽反叛，自称镇南节度使，率军十万，进攻洪州(今南昌市)。时年48岁的周本临危受命，率兵七千救援。经过洪州，守将想犒劳军队，周本不肯停留，说：“贼众比我多十倍，我军听说这情况一定畏惧，不如乘他们锐气旺盛使用他们。”于是，急奔象牙潭。危全讽在象牙潭临溪营建栅栏，连绵数十里。周本隔溪水列阵，先派老弱士兵挑战，以试探虚实；危全讽当即下令渡溪追赶，周本乘其半渡之际，发兵攻击，危军大败而逃，自相践踏，众多士兵溺水而亡。周本又分兵截断其归路，危全讽及其将士五千人被俘，周本乘胜平定江西。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役，被历代军事家奉为典范，周本也因此被现代日本人列为最受崇拜的军事家之一。二是信州保卫战。象牙潭之战后，周本升为信州（今江西上饶）剌史。公元918年，吴越将军钱传球率领二万大军围攻信州，而信州驻军只有数百人。周本打开城门，在城门里面支起空帐篷，叫手下的官吏登上城楼，在音乐声中摆开宴席作乐饮宴。吴越军向城楼上射出的箭如雨一般密集，但信州官吏们安坐不动。吴越人疑有伏兵，到了半夜，悄悄撤走了。这是历史上又一出著名的“空城计”，周本的胆识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吴被后唐取代，周本被后唐皇帝李升封为西平王、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可谓位高权重。李升顾虑周本威望太高，难以控制，想诛杀周。一次，李倒了一杯“鸩酒”赐给周本，企图毒杀。周察觉后，用御杯分出一半酒说：奉给皇上，以表明君臣一心。李升当即色变，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为李演戏奏乐的优伶申渐高见此情景，边舞戏边走了上来，接过周本的酒说：请皇上把它赐给我吧。说毕，一饮而尽。李升立即暗遣人带着解药去给申渐高，未等药到，申渐高“脑裂”而死。公元937年，李升正式下令废吴，周本专门到金陵劝阻未果。回来时，自叹道：“我不能声讨逆臣，报杨氏德，老而无用，还有何颜事二姓呢？”不久，“愧恨而卒”，享年77岁。周本的事迹，多载于《资治通鉴》中。一代英豪，最后魂归故里，葬于县城西北的潘家冲凤形山，俗称王坟。可惜其墓毁于1958年那个疯狂的年代。

　　石良，新安杜溪村人，“天资果勇，智略老成”。在元末明初动乱之时，他率众组成一支队伍，制遏众寇，保境安民。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南部中国在鄱阳湖进行决战，历时37天，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舰支之多、战斗之激烈都是空前的。此时，石良作出了一生中非常正确的选择，他率援军携粮草加入了朱元璋的部队。此后，石良“通道于圻春，引兵于黄岗，直抵阳罗，夹攻湖广”，为朱元璋平定南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石良取得同安、舒城大捷之后，朱元璋极为高兴，据说曾许诺待平定天下之后封其为宰相。定都南京之后，朱元璋不仅没有兑现诺言，仅封石良为武德将军，而且滥杀功臣。石良“知天命而识时务”，毅然上表请求引退。这正合朱元璋的心意，他对石良说：你回家做个田园宰相吧。石宰相屋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比起那些最后被朱元璋一一诛杀灭族的功臣来说，尽享田园之乐的石良可谓幸运之极。他死后，朱元璋特赐了一块诰敕碑，记叙了石良一生的功绩。此外，石良还有一大贡献，正是他造就了宿松名产——马陵打瓜子。石良当年率众参加鄱阳湖水战时，正值酷暑季节，据说石良所带“打瓜”（即西瓜）深受将士欢迎，朱元璋之妻马氏娘娘品之亦赞不绝口。南京建都后，马氏亲口将打瓜命名马陵瓜，打瓜子定为贡品。此后，马陵打瓜子名扬天下。时至今日，还是我们馈赠外地亲友的宿松特产。

　　书香门第——石氏、贺氏

　　中举人，考进士，点状元，是千百年来读书人的梦想。一个读书人要考取功名，必须经过乡试、会试和殿试。所谓“连中三元”，指的就是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均取得第一名。儿童开蒙读书，熟读四书五经，学习八股文，通过考试，成为县学的生员，习称秀才，经过岁试及格者，方可参加乡试。乡试的考试地点在省会，录取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取得举人这一“职称”后，方可参加会试。会试的地点在京城，目的在于向朝廷进贡人才参加殿试，故合格者称为贡士，贡士的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亦称廷试，由皇帝对会试录取的贡士在殿廷上亲自面试。殿试成绩分为三甲，一甲录取3名，赐“进士及第”，即俗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三者均称为“进士”。此可谓读书人最高境界了。

　　自隋代开科举考试的1500多年间，我宿松在史册上有记载的进士共40名。这些人全都被朝廷重用为官，最小的是县长，最大的是省长。他们大都在异乡任职，绝大多数政绩突出，清正廉洁，为宿松赢得了声誉。如明代嘉靖年间进士杨春芳，九姑牌楼村人，曾任监察御史和七省巡按（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一生“治顽清腐”，清名长存；明末崇祯进士张凤翥，历任浙江嘉兴县令、四川仁寿县令，“所官之处，人皆称其德”，后在与李自成的战斗中战死，为国尽忠；清代道光进士罗遵殿，二郎项家冲人，历任直隶知州、浙江巡抚，当太平天国李秀成率军攻破杭州时，罗及夫人、长女皆自尽殉国，忠义壮烈。

　　自古以来，我宿松讲究的是诗书传家，出过不少书香门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毛坝万元墩石氏“祖孙三进士”和趾凤贺氏“兄弟两大夫”了。在有记载的40名进士中，石姓的共有9人，独占鳌头，其中万元墩石葆元一家，可谓风光无限。石葆元本人是清代嘉庆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他的儿子石广均是道光进士，曾任兵部主事；他的孙子石绳干是举人，曾任内阁候补中书；他的曾孙石长佑是光绪进士，曾任直隶知州。难能可贵的是，石绳干的女儿、石长佑的妹妹石云英因从小熏陶，能诗善文，是宿松有名的才女，著有《妙香阁遗草》；石长佑的夫人李宜人的文采不输小姑，留有《菇香阁诗稿》。趾凤贺颀、贺欣兄弟，光绪年间同榜得中进士，一时传为美谈。后来兄弟二人，一个任工部主事，一个任吏部主事，被世人称之为“兄弟两大夫”。特别是贺欣，于光绪二十六年捐款重修和扩建了白崖寨，光绪三十三年，在听雨门内的时岭修建了九曲居。现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大都系贺欣所修，“听雨门”等字还是贺欣所题。只可惜九曲居已毁，仅留下石基，依稀可辨当年的宏伟。现趾凤乡政府所在的办公场所，即是贺氏后人留下的巨宅。就是拿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也够得上一个浩大的工程了。

　　清初才子——朱书

　　提起宿松的文人，名气最响、影响最大的当属朱书。朱书，字字绿，清代康熙年间宿松杜溪人。幼时家境贫寒，但他自学苦读，聪明过人，在乡试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中了“解元”。小时候，从村里大人们那里听说了不少朱解元的故事。朱家在村子里最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朱书小时候蓬头垢面，破缕烂衫，简直就是个穷叫花。当时，朱家所在的村子分为东西两片，朱家正位于分界线上，所以，他能中“解（界）元”，全是命中注定。朱书后来在会试中又考取进士，并被取为“庶吉士”。清沿明制，凡进士再经朝考，可录取为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优秀者则选入翰林院任编修、检讨等官。朱书最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这对读书人来说，是最高的荣耀了。朱书之所以在文学史上能占有一席之地，其贡献主要有三： 一是“桐城派”的重要开创者之一。朱书与比他大一岁的戴名世偶然相遇于繁昌县江边，一番交谈，高山流水，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之交。至皖江乡试，又与比他小14岁的方苞相识，二人情同手足。从此，三人你唱我和，开桐城文派一代新风，时人称之为“清初三才子”。朱书的文章，名重一时，有“脱称铅华始见真，萧疏淡宕杜溪文”之誉。朱书出身贫苦，即使身登龙门之后，依然粗衣布履，甘于清贫，为人率真，深得同辈敬重，被称之为“字绿之为人，天下无有出其侧”。朱书卒于1707年，享年54岁，葬于碎石鸡公咀，原墓毁于1958年，现重修。在他去世四年后，其好友戴名世因所刊行的《南山集》中有南明年号而遭劾下狱，两年后以“大逆”罪被杀。这就是清初著名文字狱“南山冤案”。此案牵连数百人，朱书的另一位好友方苞也牵连入狱，后经上书房大臣李光地营救，才得以保命。就是朱书也死后受累，其文集被禁。尽管如此，朱书所著《杜溪文集》、《游历记存》等仍传之后世。

　　二是倡导皖江文化第一人。朱书世居宿松，生于潜山，又隶属桐城派，这些经历使朱书的视野更容易遍布古皖大地，并逐渐形成强烈的皖江地域意识。在其倡导皖江文化的纲领性文章《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一文中，朱书开篇即道：“吾安庆，古皖国也。其岳曰皖山，其渎曰大江，其川曰寻潜，其浸曰雷池，其镇曰大龙。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在朱书眼中，皖江文化的地理范围即安庆府六邑，皖江文化即安庆文化。为此，朱书亲撰对联“怀宁猛虎铜城不入潜山去（一作走），宿松白鹤太湖无鱼望江飞”，将安庆府六邑巧妙嵌入对中。更难能可贵的是，早在300多年前，朱书以元末明初的洪武大移民为限，提出了“皖人”和“古皖人”的概念，区分了土著文化（古皖文化）和移民文化，认为正是它们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才形成了皖江文化。这种从地理、人文、历史等角度研究文化的方法，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先进性。

　　三是参加了《佩文韵府》、《渊鉴类涵》等工具书的编纂。朱书在任翰林院编修期间，被康熙诏入武英殿，参加了当时著名的两部工具书的编纂工作。《佩文韵府》，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韵典，是研究古文时查找词语和典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全书依韵分为106卷，收10252字，近50条词汇。“佩文”为康熙帝的书斋名之一，“韵府”有韵书之库含义，故命名曰《佩文韵府》。参加编书的共70余人，都是当时优中选优的宿儒，历时八年始成。《渊鉴类涵》是一部类似今天的百科全书，它把散见于各种典籍中同一种事物的资料，分门别类地集中在一起，便于查找。此书由张廷玉父亲张英任总裁，康熙在畅春园的书房有渊鉴斋，他便以此为书命名。这些书的编纂，虽非朱书一人之功，但参予的本身，就是对其才华最好的褒奖。

　　平民英雄——汪革、吴仕杰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引述了一个清代道光年间发生在宿松的真实故事：晚清社会，一旦出现盗案，警察便让盗贼诬陷平民窝赃，借机敲诈，谓之“贼开花”，往往弄得平民倾家荡产。为对付这种敲诈，宿松县的一些平民联合起来，定期送警察一笔“辛苦钱”，很好地达到了“破财消灾”的目的。“我看到了安徽宿松县民间用来对付这种敲诈的高招，不禁被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所折服。”吴先生如是说。吴先生的故事来自《镜湖自撰年谱》，这是一本我们宿松人写的关于宿松故事的书籍，作者是清光绪年间宿松举人段光清，官至浙江按察使。其实，史书中关于我宿松平民百姓的记载还有不少，最让我感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南宋乾道年间的汪革，一个是元末明初的吴仕杰。 汪革的故事最早载于《全像古今小说》，后被冯梦龙整理为《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收入他的不朽名著《三言两拍》之中，得以广为流传。汪革，字信之，本是严州遂安人（今浙江淳安一带，古遂安县城已被千岛湖湮没），因同哥哥酒后吵架，一怒之下，只身来到宿松麻地坡（今许岭一带），烧炭冶铁，制酒开湖，白手起家，闯出一片天地，竟成一方事业。就在如日中天之际，不料横遭小人程彪、程虎暗算，捏造“聚众谋叛”罪名向官府告发。汪革在官府不问青红皂白、举兵围捕之际，先是率众直扑县城，想当众申辩明白；后见误会越来越深，从容安排好后事，只身到临安自首，承担起一起责任。汪革最后在狱中自杀身亡，以一己之身，换得家人及众人幸福平安。

　　汪革虽然不是地道的宿松人，但他身上充分体现出我宿松儿女自古相传的三种精神：一是敢试敢闯的开拓精神。汪革早年只身从家中出走，全部财产只有一把雨伞，一路靠表演武艺，收几个唱彩钱，才来到有“耕冶可业”的宿松。他吃苦耐劳，在山上伐木，在庙中安身，纠合无业游民，烧炭冶铁，出市发卖。后来又开酒坊，办渔场。他经营灵活，当打听到望江有个天荒湖，即承包开垦，然后租给渔民。他管理有方，“使所用之人，各有职掌，恩威并著”，“以致湖内渔民、四方穷民，归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愿出死力。”这些可贵的品质，使得汪革白手起家，成为一方富豪。二是胸怀天下的全局精神。汪革虽然是一介平民，但他始终心忧天下，怀抱报国之志。发家致富后，他想得最多不是个人的苟且富安，而是如何收复江北的失地。为此，他专程去杭州投书皇帝，坚决反对同金议和，“国家虽安，忘战必危。”“臣虽不才，愿倡率两淮忠勇，为国家前驱，恢复中原，以报积世之仇，方表微臣之志。” 在民族矛盾危深的年代，这是多么可贵的英雄气概。三是仗义疏财的侠义精神。他对敌人无情打击，为朋友两肋插刀，可谓恩爱分明。他遭官兵围困，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发起惊天动地的暴动，在天荒湖巧设迷魂阵，俨然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可谓有胆有识。在生死关头，及时判明形势，果断作出决策，巧妙布置安排，最后牺牲自己，保全朋友和全家，可谓忠孝两全。就是刘青、龚四八、董三、董四等人，身上无不体现出忠义侠骨。写到这里，突然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有情有义、敢作敢为的萧峰，汪革，不正是这么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么？难怪冯梦龙先生对其赞赏有加，将其收入《喻世明言》，传之后世。

　　提到吴仕杰，知道的人肯定少之又少，但说到白崖寨，在宿松恐怕无人不晓了。吴仕杰，就是白崖寨的创建人。元末之际，烽烟四起，贼寇横行，民不聊生。吴本是趾凤的一介平民，但为了保境安民，他“率众垒寨御寇”。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个施工难度大和造价非常高的工程，但在700多年前，吴仕杰却做到了。其中的艰辛，史书没有记载，只有留待我们想象了。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与吴仕杰同时聚众结寨的石良、陈汉先后归顺朱元璋，换来功名利禄，只有吴仕杰不图富贵，甘居山林，始终一介布衣，但他留给后人的却是最为丰厚的遗产——我宿松唯一的国家级保护文物。吴仕杰死后，乡民感其恩，将其葬于白崖寨东南山麓，让其与青山为伴，飞瀑为邻。吴仕杰这个名字，是我们宿松人不应该忘记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以上所述，都是历史人物，限于才学和篇幅，只能挂一漏万。我宿松更为辉煌的历史，留待我们及我们的后人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