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与文学评论派争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自由主义文人的分歧是一个不可绕过的焦点。自由主义文人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群体，这里主要指20世纪20年代留学英美归来的知识分子，以胡适、陈西滢、林语堂、梁实秋等为代表。鲁迅与这些自由主义文人可以说是素无深交也无过节，但是思想和观念的不同使他们走向分歧。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是鲁迅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公开论战与决裂，之前与胡适的分歧，之后与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论战都是这种分歧的前奏和延续。

一、与胡适的分歧和论争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和鲁迅在五四时期同属《新青年》团体，同是文学革命倡导人，又同在北京大学执教，曾经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相互交流，相互欣赏，在学术上彼此尊重。现存的鲁迅日记、书信及《胡适的日记》里，还留下了他们互相通信、访问、互赠书籍、文稿等许多交往的情况，虽不一定说是文坛的什么佳话，却也颇有意趣。但两人的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之一，终其一生倡导自由主义理念，可惜这种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并不被鲁迅所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两人终因思想脉系不同而分道扬镳，从此再也没有走到一起，这从两件事可见一斑。

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发表。这个主张吁请政治改革、要求建立一个“好人政府”（因而被称之为“好政府主义”），并提出三个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治”。“好人政府”主张表明胡适等人力图从政治制度途径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他们试图把英美自由主义的宪政内容移植到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来，这对反对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主共和思想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它是在不触动军阀统治的前提下，只作某些政治的改良，这无疑反映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军阀的幻想和妥协。

鲁迅对“好人政府”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好的政府反而容易倒”，“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同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8年之后的1930年，鲁迅写了《“好政府主义”》一文，对“好政府主义”冷嘲热讽：“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他认为“好政府主义”其实就是“咬住牙关”的主义，并没有信仰的内容，等于药方上开的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字样，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所以是“好药料主义”。

1928年，胡适在5月19日全国教育会议第四次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政府“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这个讲话表明胡适与他的朋友们已经接受了这个新政府——国民政府，知识和权力也达成了结盟关系。好景不长，这种暧昧的关系出现了危机与冲突。首先向政府发难的是胡适本人，1929年，他在《新月》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本人，从而引发了“人权运动”。接着，又陆续发表了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梁实秋的《论思想统-》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提出了法治、宪法及思想言论自由等许多重大问题，对国民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指责。这场运动最终以当局的全力打压结束。

经过与现代评论派的争论，鲁迅对这批英美自由文人非常有看法。所以在他冷眼旁观了这场运动之时，陆续写出了几篇文章，并指出所谓“人权”言论引发的风波，不过是主人与奴才之间的一场误会。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中，谈到这批人在“人权运动”的小闹剧中，扮演的惟是“刽子手和皂隶”的角色；他们同时也是不满于现状者，是不满于“现在竟有不满现状者”的现状，本意帮忙主子“维持治安”，却为“别一种治安法”所不许，于是不免对现状生出又一种不满来，所有目的却不过是一点点的“思想自由”。在几年之后发表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里又对此讽刺说：“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

以上所见，鲁迅并不着眼于对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排拒和批判，而是质疑和批评自由主义者们公开的言论主张与实际所为的大相径庭以及与现实环境的严重脱节。

二、与梁实秋的分歧和论争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一方是文学界、思想界公认的权威，一方是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青年人，按余光中所比喻的：“颇有幼犊对老虎之势”。这场虽发轫文学却带有政治色彩的论战震撼了整个文坛。

1926年底，从美国归来不久的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修改后又登载于《复旦旬刊》。在文中，他批驳了卢梭的某些观点，并认为：“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惟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卢梭论女子教育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

其时，鲁迅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对卢梭大为敬仰的鲁迅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颇为不满，因而于1927年12月发表《卢梭与胃口》予以反驳，由此拉开了二人论战的序幕。二人论战的主要原因源于信仰、思想文化观念的不同，他们的论战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翻译问题前文已经谈过，此处不再详述）：

第一，人性和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文学，梁实秋主张人性论，反对阶级论。梁实秋师从白璧德，他的人性论也是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而来。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他谈到：“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在梁实秋看来，世界上的人性是一样的，并没有阶级的区别。“文学是从人心中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因而“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所以他提出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进而提出无产者文学理论“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是完全错误的。

鲁迅就梁实秋的观点发表了《文学和出汗》，他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出人性不是永久不变的，且在文中谈到：“‘弱不禁风’的**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借以说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他承认“喜怒哀乐，人之情也”，但同时认为人的性格“都带着阶级性”。他还针对梁实秋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就文学和人性本身来看，鲁迅的观点无疑要高明一些。梁实秋最大的失误就是将复杂的人性问题简单化了，否定了人的阶级性，也就否定了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的阶级性。

第二，“乏走狗”问题。论争如果仅限以上的范围，双方虽动了肝火，但却还在学术范畴之内。然而，随着论争的深入，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最后，不同思想观念的论争演变成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论战，其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

针对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左联”的冯乃超也在1930年2月《拓荒者》第1卷第2期发表《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予以批驳，并毫不客气地称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这一说法深深刺痛了梁实秋，他在1929年11月《新月》第2卷第9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说：“《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虽说得俏皮，却寓意深刻。鲁迅看到之后，气愤不过，提笔写下经典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并对梁实秋的问题答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到这里，论争内容已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范围，两人都在文章中极尽讽刺和挖苦，给鲁迅和梁实秋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除了人性和翻译问题，鲁迅和梁实秋还就“好政府主义”、文学批评及“第三种人”展开了论战，但那只能看做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三、与林语堂的分歧与论争

林语堂是鲁迅的朋友，也是鲁迅的论敌。《语丝》时期，鲁迅和林语堂曾是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文坛挚友，随着对政治和文艺追求的差异，二人逐渐走向了分歧。

第一，关于“费厄泼赖”的争论。1925年林语堂在《语丝》第57期上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提倡温和、折中的“费厄泼赖”精神，反对打“落水狗”，对失败者应予同情，不应再施攻击。对此，鲁迅很是不满。他于1926年1月10日，在《莽原》上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深刻地揭发了“费厄泼赖”精神便是中庸之道的实质，以历史和现实血的教训指出：“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体现了彻底的革命的精神。随后，林语堂写了《讨狗檄文》和《打狗释疑》两文，虽然表示赞同鲁迅打落水狗的主张，但他的根本立场并没有改变。因此鲁迅在1935年3月的《论俗人应避雅人》-文中，进一步批驳了林语堂。

第二，小品文之争。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与《宇宙风》半月刊，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一时间幽默闲适之风盛行文坛。小品文创作还寻根问祖，经周作人、林语堂的提倡介绍，明末公安、竟陵派所谓“独抒性灵”的小品尺牍，纷纷标点出版，历来为正统古文家所轻视的“信腕信口”的晚明小品，成了争相模仿的范文。鲁迅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国难当头，没有幽默可言，这些小品文会成为“麻醉性的”“小摆设”。“生存的小品文”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怒向刀丛，刺向敌人。因而他竭力提倡科学和战斗的小品文与林语堂“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相对立。

除此之外，二人还就“语录体”、“文人相轻”、“西崽相”等问题进行了争论。1934年以后，鲁迅和林语堂已没有来往的记载了，这两位先前的朋友在前进的路上已分道扬镳了。但林语堂对鲁迅还是始终怀有敬意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远在美国的林语堂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真诚地谈到：“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梁实秋，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他的作品广受欢迎，语言优美，思想深刻。他的语录也同样充满哲理，让人深思。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通过梁实秋的语录，思考人生，感悟人情。

一、人生的意义

梁实秋曾说过：“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有价值。”这句话告诉我们，人生并不是为了活得长久而存在的，而是为了创造价值、实现自我价值而存在的。

那么，如何才能让人生有价值呢？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为之努力奋斗。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会感恩，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和素质，为社会、为他人做出贡献。

二、人情的真谛

梁实秋曾说过：“人情是一种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东西。”这句话告诉我们，人情是一种无价之宝，是人与人之间最为重要的联系。

那么，如何才能体现人情的真谛呢？首先，我们需要学会关心他人，理解他人，体谅他人。无论是家人、朋友、同事还是陌生人，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感受，关心他们的需求，给予他们爱和关怀。

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会感恩，珍惜他人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不断回馈社会、回报他人。

三、思考人生的意义

梁实秋曾说过：“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得到什么，而在于做出什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追求物质上的得到，而在于追求精神上的成长和进步。

那么，如何才能思考人生的意义呢？首先，我们需要学会自我反思，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不断完善自己。

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会放下过去，珍惜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应该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为之奋斗终身。

四、感悟人情的真谛

梁实秋曾说过：“人情是一种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这句话告诉我们，人情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人与人之间最为珍贵的情感。

那么，如何才能感悟人情的真谛呢？首先，我们需要学会用心倾听他人，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体会他人的感受和情感。

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会用心表达自己的情感，让他人感受到我们的关怀和爱。我们应该用真诚的心去对待他人，不断提升自己的情感素质，让人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结尾

梁实秋的语录，让我们在思考人生、感悟人情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启示。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一切，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为之奋斗终身。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用心关心他人，用心表达自己的情感，让人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最后，让我们再次引用梁实秋的名言：“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有价值。”让我们一起为之努力，让自己的人生充满价值，让人情之间的联系更加珍贵。

这场文学论争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突出现象。积极展开文艺思想斗争正是左翼革命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除了语言上的文白论争外，论争基本上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与所谓自由主义者的人文主义文学派别之间展开。本时期的重要论争有：①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②“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③“文艺自由”的论争。④“大众语文论争”。

1928年

鲁迅、茅盾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同时批评创造社作家的文艺思想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鲁迅指出他们夸大文艺作用是"爬进唯心的城堡"；反对他们轻视生活和文学技巧；强调文艺特征不可忽视；认为作家世界观的转换不可能突变。茅盾在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主张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闷，也批评了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中的严重缺点。

由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基本上是一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认识还相当幼稚和肤浅，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引发了一场错误地将矛头指向鲁迅的革命文学论争。

最先向鲁迅发动攻击的是冯乃超。他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称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搂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李初梨则攻击鲁迅搞“趣味文学”，并责问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写的是“第几阶级的文学”，对此，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进行反驳，这标志着论争的开始。论争开展之后，《太阳》，《我们》以及其他刊物都纷纷加入创造社这一边，集中攻击鲁迅是“时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对这些无端攻击，鲁迅都义正词严地给予了反击，并从1928年起，大量购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书籍并结合论争认真攻读，表现出实事求是、严于自我解剖并不断追求真理与进步的崇高精神。对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鲁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答辩和论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批评者的错误。譬如，针对创造社太阳社只注重革命文学的宣传作用，鲁迅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针对倡导者们夸大革命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说法，鲁迅则说，他是不相信文艺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他认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之说是唯心之谈。还有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转变问题，鲁迅也认为倡导者们看的过于简单化，阶级根性的转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茅盾因为写了《蚀》三部曲，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的幻灭、动摇、追求的过程，而遭到来自创造社、太阳社的批判，从而引发了无产阶级文学能不能描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茅盾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一方面肯定文学描写劳苦大众是对的，一方面也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他们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及斗争，他们的痛苦也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方向的。

发生在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之间。

从1928年到“左联”成立前后，正当左翼文学运动蓬勃兴起时，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陆续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十多篇文章，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兜售资产阶级人性论，攻击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批评界对此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鲁迅以一系列犀利的杂文，剖析了梁实秋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他指出世界上并没有完全相同、永久不变的人性。他形象地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 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认为，人性是人类社会文化、文学艺术活动的普遍存在，但是，在阶级冲突激烈时代，人的阶级性又异常明显地表现出来。

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主张"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提出"文学 是没有阶级性的"；主张"天才"创造文学，认为文学与"大多数"不发生关系。目的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但他批评革命文学倡导者"把文学当做阶 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指出"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又带有一定的合理性。鲁迅、冯乃超等予以反批评。鲁迅指出，梁实秋提出文学就是表现喜、怒、哀、乐、爱等"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是"矛盾而空虚的"。文学只有通过人，才能表现"人性"；然而"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同时，鲁迅也批评了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与阶级性的关系，是"都带"，而非"只有"。

这些辩驳，既击中了梁实秋论点的错误，也显示出鲁迅对马克思主义人性与阶级性的深刻理解。

“文艺自由”的论争

论争发生在胡秋原、苏汶和左翼作家之间，争论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0月，以自由人自诩的胡秋原，连续发表《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叫嚷政治“勿侵略文艺”。反对“某一种文学把 持文坛”等等。正当“左联”批评界开始同胡秋原论战时，又有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连续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等多篇文章，指责“左联”霸占文坛，“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观，实质上体现出某些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超阶级文艺立场，它与“左 联”所张扬的阶级论观点是相悖的。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等纷纷撰文，全面展开了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鲁迅认 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自由人”、“第三种人”究其实质，是处于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缝隙地带的“自由”文人作家，鲁迅指出对他们要区别对待，“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苏汶等反对政治"干涉"文学，态度偏激，文艺思想理论多有错误；但强调文学真实性的独立地位，是正确和必要的。左翼作家于反批评中，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所阐发，但提出"文艺永远是政治的留声机"，理论上片面、错误。歌特（张闻天）维护 了文学真实性标准的独立价值，对真实性与党性、政治倾向性作了较为辩证的分析。

通过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斗争，“左联”的批评界对文学的阶级性有了更深入的阐发，对团结“同路人”和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作家有了初步认识，这些都成为左翼批评界的重要成果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大众语文论争”

这场论争是因为1934年5月汪懋祖、许梦因等发动“文言复兴运动”引起的。6月，进步作家陈望道、胡愈之、夏丐尊、傅东华、黎烈文、陈子展、赵元任、沈雁冰等集会，决定掀起反对文言、保卫白话的运动，展开大众语文的讨论。

论争的焦点集中于文学语言问题。它上承"左联"内部两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参加人员涉及整个文化界，发表文章数百篇。论争总结了"五四""文白之争"以后 文学语言发展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欧化"与"半文半白"的倾向，纠正了一些"左联"作家否定白话、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等"左"的错误，探讨了现代文学语言的 特点及其发展的方向。这是继"文白之争"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文学语言论争，对此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