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者，生产者均衡的理论出发，分析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研究经济学的人都熟悉亚当·斯密（Adam Smith），而他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更是经济学经典中的经典，一提起《国富论》就会想到“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认为斯密主张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市场经济，并以次作为经济学上的《圣经》，反对政府对市场必要的干预。其实，这是对“看不见的手”的片面认识，是对斯密经济学思想的歪曲。“看不见的手”并非自由放任，斯密在特定的历史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提出“看不见的手”，主要是为了解放但是手奴役和压迫的平民阶级，让道德、法律来确保平民阶级进入市场公平竞争的自由。

一、 何为“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是斯密《国富论》的精髓，而《国富论》是斯密在完成了对法国的考察后写就的，当然受法国“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当时英国正出于产业革命的前夜，18世纪的启蒙运动正在抬头，要求推翻封建专制、进行理性主义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平民阶级对中世纪的特权阶级、豪门贵族、大地主进行顽强的抵制和反抗。斯密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深深地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状况。他认为社会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是由于经济活动中的不自由产生的，这种不自由是对中下等阶层而言，而官僚地主和行业主在享受着为所欲为的自由，他们束缚劳动人民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限制劳动人民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力，而他们自己却疯狂掠取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于是，自由竞争的思想便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萌发了。

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应利用好自己的资本，使之产生最大的价值。从主观上讲，这个人并不想增进公共福利，更不知道他实际上增加了多少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所得，但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而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想追求的东西。通过追求个人利益，却无意识地增进的社会利益，其效果比真地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要好。斯密之所以提出了这一论断，认为人们都有“利己心”，是“利己心”驱使着人们去获得最大利益，每个人都得到了利益，那么社会也就得到了，因为财富是所有国民对必需品和享用品的消费。这就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实质。

二、 斯密让“看不见的手”去解放平民阶层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针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一现实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让广大的平民、工匠从封建社会和领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摆脱被奴役的地位。

当时的城镇行会规定，如果一个人想按照自己的看法去织布，则应该首先取得行会中最年长的4位组织者的同意，另外还要经过法官准许。之所以制定这些规定，无疑是想限制平民进入市场的自由，剥夺平民进入市场的权力，保护产业主和行业主的既得利益。由此看来，“看不见的手”不仅是一个经济理论，更是一个政治宣，它强调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道德和法制的社会。斯密认为，社会应是一个“共同体”（common wealth），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地位平等，待遇也平等，任何人在这个共同体内不能高特权，要使社会共同繁荣。人们不但要有仁爱，还要有正义，要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安宁与和平。

为了埋葬官僚统治，金钱统治，他还提出法制的思想，要建立一个政治和法的世界，执法要严格，而这种认真严格是正义之德的根本。很明显，斯密想以法制代替封建贵族的统治，并用法来保护广大平民免受贵族、官僚的压迫和欺凌，为平民的彻底解放提供理论支撑。他反对重商主义者只把金银财宝当作财富的观念，他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上，指出财富的概念是指“一国国民每年所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享用品，构成这些必需品和享用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这类产物从国外交换进来的产品。”显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富人不劳动而占有大量金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一个国家的少数富人拥有的金银财宝不是一个国家所追求的财富，这样国家也不会富强，只有应让这一国的国民生活在有足够的物品何以消费之中，这样国家才叫富有。这正是现代意义上的走“共同富裕”之路。

可以看出，斯密想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来推翻领主和行业主对平民的束缚和压迫，这在当时并不显得幼稚，因为他把经济问题和政治、法律和道德联系在一起，他号召人民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以确保“看不见的手”在这种新的社会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提出，也是为了保障国民最基本的权利——生存权，少数达官贵人的糜烂生活不能建立在平民大众的饥饿和痛苦之上，要人人有消费生活必需品和享用品的权利，彻底铲除剥削和压迫。所以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代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代表了最广大平民阶层的利益。

三、 斯密让“看不见的手”来创造一个道德的社会

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除了想以此来解放劳苦大众外，还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有道德的社会秩序。斯密在提倡自由竞争的同时，强调要用道德和法律来规范每个经济人的行为，竞争要遵守同一法则，要公平竞争，不能为获取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

斯密深入考察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境况，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有许多不平等的行为，而在一个不平等的环境下，要平民阶层取得利益是不可能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重商主义制度所奖励的产业，都是为了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至于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而经营的产业，却经常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压迫。”他认为，在文明的社会里，虽然有分工，但这种分工是不平等的，因为有的人不劳而获，而有的人却劳而不获。对产品的分配也不公平，不是按照他们的劳动量，而是按照他们的地位和金钱，商人所得的部分，比他们雇佣的工人要多得多，可这些商人的工作却少得多。为此他为“负担社会重负的人却享用最少的利益”而愤慨。

斯密认识到了社会的不公正的存在，觉得必须用一种新的经济理念来约束、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以使人们平等地竞争。他所提出的“利己心” （注意是self-interest，而不是selfishness）绝非是让人们去为了利益而损人利己，惟利是图，自私自利，而是要人们追求自己通过劳动应该获得的合法合乎道德的利益，一方面防止雇主为了攫取暴力而残酷地对雇员进行剥削，另一方面，鼓舞平民要维护自己的应得利益。这同我国古代的道德思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一致的。

斯密所处的时代是上流阶层的社会，他们的行为准则就是道德标准，他们认为自己享受荣华富贵是当然，因为他们的出身好，他们有智慧，他们瞧不起平民的辛勤劳作，认为那是卑贱的事情，他们把劳动和利益隔离开来，企图完全剥夺劳动人民获得利益的权利，即便分给劳动人民的微薄的利益，也是为了让他们活着，好为贵族创造更多的利益。斯密批判说，贵族们不但自己不劳动，还雇佣大批奴仆来侍侯他们，来消耗从别的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利益。他们的浪费、懒惰、*荡、虚伪的道德品质却让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利益，让他们享福作乐；而勤劳、善良、质朴、诚实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却让他们忍饥受饿，生活在苦难之中。可见，一个社会里如果道德沦丧，是不可能让每个经济人得到利益的。为此，他认为，从事生产性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的人，如果让他们的“利己心”得到尊重，有自由行动，自由竞争的权利，那么，人们就可以普遍得到利益，社会就可以增加财富，并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实现社会经济秩序的协调。

斯密的道德意识是他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根基，在《国富论》发表之前，他于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国富论》可以看作是《道德情感论》姊妹篇，他自己在《道德情感论》第六版的说明中，也提出要写一系列的著作，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不仅涉及正义，而且涉及警察、国家、税收、军备以及其他任何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因此，我们说，《国富论》研究的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和法律问题。由于当时受压迫的平民的经济活动的自由被社会上的有势力的人给剥夺了，要想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必须调整社会道德秩序，把自由竞争限制在严格的“正义的许可范围之内”，让社会上的任何人都遵守相同的道德规范，进行平等的自由竞争。

四、 “看不见的手”不是自由放任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初衷不是要让经济活动自由放任，而是为了解放平民阶层，让社会更有道德。可是，一些经济学家片面地理解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他们不是在斯密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去领会，不考察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只从字面上去理解。如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萨谬尔森(Paul A Samuelson)就认为，“看不见的手”就是完全的市场竞争，不要政府的干预，“看不见的手”也会失灵，造成垄断和负面的市场外溢（negative spillover）。事实上，斯密从为提出过“放任”这个词，而他所讲的自由是18世纪被压迫平民的自由，是让他们从行业主、封建主的束缚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以获得自由，而不是统治者剥削、压迫贫苦人民、浪费社会资源、败坏社会道德的自由。

我们虽然告别了计划经济，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防止对市场的放任，减少和防止那些靠投机取巧、偷漏骗税、靠高官保护而成为暴发户的现象。市场经济就像体育比赛，必须有科学的规则，有公正的裁判。只有在道德、在法律的约束下，经济才能健康发展。我国目前正在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正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实践，让自由竞争处于一个有道德的、法制的环境中，用各种法规规范经济行为，确保每个参与竞争者的自由，避免这种自由竞争给社会和人民造成危害。

与中国先秦诸子几乎完全一致（荀子除外）的“崇俭黜奢”观念（见解放日报2007年10月30日第6版《出于什么反对奢侈》）不同，西方学者对奢侈品消费的看法要丰富多彩得多，也宽容得多。 何谓奢侈？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说：“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但他随即指出：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人来说，“必要开支”是不同的，因而奢侈很难定义。假使一定要定义，那只能说：“所有个人的奢侈都是从纯粹的感官快乐中生发的。任何使眼、耳、鼻、舌、身愉悦的东西都趋向于在日常用品中找到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而恰恰是在这些物品上的消费构成了奢侈。” 那么，奢侈是善的，还是恶的？———试想，在不损害美德与道义的情况下，在财富允许的情况下，又有谁会不喜欢享用舒适的房子、精致的食物、优雅的衣饰，以及一切能使感官愉悦的东西？———这可不是板着脸的说教能起一丁点儿作用的事情。天才的曼德维尔（17-18世纪荷兰裔英国社会学家）早就用这样一番让人捧腹的妙语作了回应：“喂饱的猫有时亦不但不捉老鼠，反而在屋中四处寻找老鼠，还让幼鼠吃它的奶；一只鹞鹰有时亦可能……坐在那里哺育雏鸡，而不是将它们吞进肚子里。”———就连著名的道德哲学家休谟也说：“奢侈是一个含义不确定的词。各种程度的奢侈既可以是无害的，也可以是受人指责的……在这一方面，美德与恶行的界限无法严格划定，甚于其他的种种道德问题。” 那么，奢侈品除了更能愉悦感官外，似还有其他特性吧？例如：高价，那种让一般人无力经常消费的高昂价格。换言之，奢侈品是“性价比”普遍低于一般消费品的商品，甚至价格越高，需求量反而上升。这是如何形成的？美国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一书中，用“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解释了奢侈品的这一特性。他指出，历史地看,“高价”在美感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廉价，在人们的观念中，总是与粗俗联系在一起。在金钱上占优势的阶级会从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和荣誉的心理出发从事对财产的浪费性消费。在公众都知道需要高昂价格才能买到的情况下，他们购买了那些奢侈品，无疑想传递给大众有关于他们的身份、地位、财富、品位、个性的信息，并在他们的交际圈中获得一种尊敬和认同感。特别地，在个人接触面广、人口流动性大的现代社会，个人要使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能力。事实上，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也早已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奢侈品能有效地满足对人们来说是那样自然的对盛名的爱好。 奢侈品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总体说来，西方学者中有许多人相信奢侈有益于资本主义工业，有创造新市场的功能，而他们唯一担心的似乎只是奢侈品的过度消费会损害资本积累。“奢侈绝对有必要，”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如是说：“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而就奢侈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重要意义，柯耶教士认为：“奢侈犹如火……它吞没挥霍者的遗产，却使工人有口饭吃。它削减少数人的财产，却使多数人走向富裕。”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则感叹：“那恶德虽说是格外荒唐万分，却在推动着贸易的车轮前进。” 在此，不能不着重提及桑巴特的观点。他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以其一贯的极端主义论调宣称：资本主义，乃是奢侈的产物。他回顾了欧洲各国在1200-1800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各种奢侈行为，指出：自文艺复兴始，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肉欲（奢侈欲）骚动就隐藏在了《十日谈》与提香、波提切利等人的画作中；而地理大发现后，殖民地金矿与黑奴贸易为欧洲各国宫廷带来了大量财富，王室的奢侈欲因而得到了切实的满足。他们大肆挥霍，无节制地购置精工细作的奢侈品。桑巴特注意到，欧洲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与这一过程在时间上是契合的；此外，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型城市，“在首都我们看到，男人们终身为孩子们制作玩具；整整一大群工人忙于涂清漆、镀金、植绒；10万人夜以继日地混和甜食，或者制作装饰性的酥皮糕点……”他认为，正是这种集中的、穷奢极侈的消费，带动了城市的早期发展，并进而带动了一国的贸易、工业与农业的发展。他在全书结尾处说：“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 我相信，就是桑巴特多年的论敌韦伯，看了这种别出心裁的高论，也会忘记了辩论而拊掌大笑的。要知道，韦伯最著名的文章之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禀持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观点。在韦伯看来，新教，辛辛苦苦地驱逐着罪恶的亵渎、对快乐的追逐以及感官的冲动。这种神学，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伦理，不允许清教徒挥霍财富，反而促使他们努力工作、积累资本，并进行投资，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换句话说，他认为是“节俭”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

研究经济学的人都熟悉亚当·斯密（AdamSmith），而他的《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1776年)更是经济学经典中的经典，一提起《国富论》就会想到“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认为斯密主张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市场经济，并以次作为经济学上的《圣经》，反对政府对市场必要的干预。其实，这是对“看不见的手”的片面认识，是对斯密经济学思想的歪曲。“看不见的手”并非自由放任，斯密在特定的历史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提出“看不见的手”，主要是为了解放但是手奴役和压迫的平民阶级，让道德、法律来确保平民阶级进入市场公平竞争的自由。一、何为“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是斯密《国富论》的精髓，而《国富论》是斯密在完成了对法国的考察后写就的，当然受法国“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当时英国正出于产业革命的前夜，18世纪的启蒙运动正在抬头，要求推翻封建专制、进行理性主义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平民阶级对中世纪的特权阶级、豪门贵族、大地主进行顽强的抵制和反抗。斯密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深深地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状况。他认为社会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是由于经济活动中的不自由产生的，这种不自由是对中下等阶层而言，而官僚地主和行业主在享受着为所欲为的自由，他们束缚劳动人民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限制劳动人民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力，而他们自己却疯狂掠取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于是，自由竞争的思想便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萌发了。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应利用好自己的资本，使之产生最大的价值。从主观上讲，这个人并不想增进公共福利，更不知道他实际上增加了多少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所得，但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而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想追求的东西。通过追求个人利益，却无意识地增进的社会利益，其效果比真地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要好。斯密之所以提出了这一论断，认为人们都有“利己心”，是“利己心”驱使着人们去获得最大利益，每个人都得到了利益，那么社会也就得到了，因为财富是所有国民对必需品和享用品的消费。这就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实质。二、斯密让“看不见的手”去解放平民阶层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针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一现实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让广大的平民、工匠从封建社会和领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当时的城镇行会规定，如果一个人想按照自己的看法去织布，则应该首先取得行会中最年长的4位组织者的同意，另外还要经过法官准许。之所以制定这些规定，无疑是想限制平民进入市场的自由，剥夺平民进入市场的权力，保护产业主和行业主的既得利益。由此看来，“看不见的手”不仅是一个经济理论，更是一个政治宣，它强调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道德和法制的社会。斯密认为，社会应是一个“共同体”（commonwealth），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地位平等，待遇也平等，任何人在这个共同体内不能高特权，要使社会共同繁荣。人们不但要有仁爱，还要有正义，要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安宁与和平。为了埋葬官僚统治，金钱统治，他还提出法制的思想，要建立一个政治和法的世界，执法要严格，而这种认真严格是正义之德的根本。很明显，斯密想以法制代替封建贵族的统治，并用法来保护广大平民免受贵族、官僚的压迫和欺凌，为平民的彻底解放提供理论支撑。他反对重商主义者只把金银财宝当作财富的观念，他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上，指出财富的概念是指“一国国民每年所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享用品，构成这些必需品和享用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这类产物从国外交换进来的产品。”显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富人不劳动而占有大量金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一个国家的少数富人拥有的金银财宝不是一个国家所追求的财富，这样国家也不会富强，只有应让这一国的国民生活在有足够的物品何以消费之中，这样国家才叫富有。这正是现代意义上的走“共同富裕”之路。可以看出，斯密想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来推翻领主和行业主对平民的束缚和压迫，这在当时并不显得幼稚，因为他把经济问题和政治、法律和道德联系在一起，他号召人民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以确保“看不见的手”在这种新的社会里为国家创造的财富。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提出，也是为了保障国民最基本的权利——生存权，少数达官贵人的糜烂生活不能建立在平民大众的饥饿和痛苦之上，要人人有消费生活必需品和享用品的权利，彻底铲除剥削和压迫。所以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代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代表了最广大平民阶层的利益。三、斯密让“看不见的手”来创造一个道德的社会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除了想以此来解放劳苦大众外，还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有道德的社会秩序。斯密在提倡自由竞争的同时，强调要用道德和法律来规范每个经济人的行为，竞争要遵守同一法则，要公平竞争，不能为获取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斯密深入考察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境况，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有许多不平等的行为，而在一个不平等的环境下，要平民阶层取得利益是不可能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重商主义制度所奖励的产业，都是为了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至于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而经营的产业，却经常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压迫。”他认为，在文明的社会里，虽然有分工，但这种分工是不平等的，因为有的人不劳而获，而有的人却劳而不获。对产品的分配也不公平，不是按照他们的劳动量，而是按照他们的地位和金钱，商人所得的部分，比他们雇佣的工人要多得多，可这些商人的工作却少得多。为此他为“负担社会重负的人却享用最少的利益”而愤慨。斯密认识到了社会的不公正的存在，觉得必须用一种新的经济理念来约束、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以使人们平等地竞争。他所提出的“利己心”（注意是self-interest，而不是selfishness）绝非是让人们去为了利益而损人利己，惟利是图，自私自利，而是要人们追求自己通过劳动应该获得的合法合乎道德的利益，一方面防止雇主为了攫取暴力而残酷地对雇员进行剥削，另一方面，鼓舞平民要维护自己的应得利益。这同我国古代的道德思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一致的。斯密所处的时代是上流阶层的社会，他们的行为准则就是道德标准，他们认为自己享受荣华富贵是当然，因为他们的出身好，他们有智慧，他们瞧不起平民的辛勤劳作，认为那是卑贱的事情，他们把劳动和利益隔离开来，企图完全剥夺劳动人民获得利益的权利，即便分给劳动人民的微薄的利益，也是为了让他们活着，好为贵族创造的利益。斯密批判说，贵族们不但自己不劳动，还雇佣大批奴仆来侍侯他们，来消耗从别的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利益。他们的浪费、懒惰、*荡、虚伪的道德品质却让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利益，让他们享福作乐；而勤劳、善良、质朴、诚实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却让他们忍饥受饿，生活在苦难之中。可见，一个社会里如果道德沦丧，是不可能让每个经济人得到利益的。为此，他认为，从事生产性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的人，如果让他们的“利己心”得到尊重，有自由行动，自由竞争的权利，那么，人们就可以普遍得到利益，社会就可以增加财富，并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实现社会经济秩序的协调。斯密的道德意识是他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根基，在《国富论》发表之前，他于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感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国富论》可以看作是《道德情感论》姊妹篇，他自己在《道德情感论》第六版的说明中，也提出要写一系列的著作，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不仅涉及正义，而且涉及警察、国家、税收、军备以及其他任何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因此，我们说，《国富论》研究的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和法律问题。由于当时受压迫的平民的经济活动的自由被社会上的有势力的人给剥夺了，要想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必须调整社会道德秩序，把自由竞争限制在严格的“正义的许可范围之内”，让社会上的任何人都遵守相同的道德规范，进行平等的自由竞争。四、“看不见的手”不是自由放任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初衷不是要让经济活动自由放任，而是为了解放平民阶层，让社会更有道德。可是，一些经济学家片面地理解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他们不是在斯密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去领会，不考察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只从字面上去理解。如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萨谬尔森(PaulASamuelson)就认为，“看不见的手”就是完全的市场竞争，不要政府的干预，“看不见的手”也会失灵，造成垄断和负面的市场外溢（negativespillover）。事实上，斯密从为提出过“放任”这个词，而他所讲的自由是18世纪被压迫平民的自由，是让他们从行业主、封建主的束缚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以获得自由，而不是统治者剥削、压迫贫苦人民、浪费社会资源、败坏社会道德的自由。我们虽然告别了计划经济，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防止对市场的放任，减少和防止那些靠投机取巧、偷漏骗税、靠高官保护而成为暴发户的现象。市场经济就像体育比赛，必须有科学的规则，有公正的裁判。只有在道德、在法律的约束下，经济才能健康发展。我国目前正在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正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实践，让自由竞争处于一个有道德的、法制的环境中，用各种法规规范经济行为，确保每个参与竞争者的自由，避免这种自由竞争给社会和人民造成危害。

Thanksgiving is the common treasure of all times and noble quality, Thanksgiving is a kind of identity, a love and a positive moral feelings and attitudes toward life As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pluralistic society, people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interests, but have neglected the succession of excellent moral qualities, "vote for me to wooden peach, quoted by Chiung Yao", "dripping grace, Yongquan phase report "and so on with the gratitude of the epigrams owe motto in their daily lives are often overlooked Coupled with school education, emphasis on intellectual light of mor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methods, family education, pamper spoil the training methods, making the community there are some selfish, cold, do not understand kindness, ungrateful people, so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to enhance Thanksgiving , Thanksgiving, th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is currently used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moral education by the widespread concern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 authorities have begun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anksgiving educatio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Circular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opinions", where "Thanksgiving education" will be used as a point In 2007 in Beijing to attend the two sessions of the representatives and members in examining and discussing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that to enhance young people's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should include the Thanksgiving education Thanksgiving, the schoo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ral educa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a good guide Thanksgiving education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moral philosophy, moral emotion sublimation; Thanksgiving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sense of life, so that they cherish life a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life, cherish right relatives, friends and career to assum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understand the real meaning of our own lives and life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personalit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living height; Thanksgiving education can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the gift of nature to form the concept of frugal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live in harmony; Thanksgiving education is also beneficial to build a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o promote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society In this paper, combining reading-related academic works and carrying out actual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so as to equip the current status of Sino-foreign Thanksgiving education studies to understand the level of awareness of the statu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anksgiving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on the current Thanksgiving education research:

Part I: Introduction part of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of Thanksgiving education, research education, the need for Thanksgiving and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value, summed up the current set of education and foreign Thanksgiving Research, analyzed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anksgiving to clarify the This concept of ideas and innovations

Part II: an overview of Thanksgiving relevance of education to define the theory and related concepts One ancient Chinese theory of Thanksgiving relevance of education, mainly from the loyalty, filial piety, fraternal duty, benevolence, Nature and Humanity has done a five-point discussion; the West Thanksgiving, education-related theories, mainly from the moral emotion theory,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understanding patterns and Su -霍姆林斯基4:00 to do the education theory is discussed

Part III: by actual survey studi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ense of gratitude, thanksgiving students raised awareness of the level of impact factors In which the quality of the educator's own level of gratitude that affect the level of students in the primary factor in thanksgiving

Part IV: a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part analysis, from education, school, socia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ur point proposal for strength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anksgiving education policies and measures OK希望你能满意

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是继古希腊之后西方伦理思想发展过程中最活跃、最富于生命力的阶段。它批判继承了前两个历史时期伦理思想发展的成果，注意到主体德行和客观法则的统一，比较自觉地理解和探讨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建立了更加完整的伦理体系。F培根对前人的道德理论作了批判性考察，试图把道德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上，使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理性和情感、道德和科学结合起来，起了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T霍布斯、J洛克、B孟德维尔(1670～1733)等，从经验论方面发展了利己主义伦理思想，强调理性和功利，并试图通过理性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B斯宾诺莎和GW莱布尼茨等人则从唯理论方面强调理性和功利，达到了与经验论同样的所谓合理利已主义的结论。AAC沙夫茨伯里、F哈奇森、D休谟和亚当·斯密等英国伦理学家，把人的心理活动所具有的特殊情感看作道德善恶的根源，用道德感解释道德的本质和起源，并用以确定评价行为的标准，形成了道德情感说。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把理性、经验和情感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功利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伦理思想，把被正确理解的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强调社会环境和教育对道德的决定作用，并把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作为政治和伦理原则，表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和力求从人的本性出发解释道德现象的倾向。后来，J边沁、JS密尔等功利主义者，虽然对道德情感论和自然权利说（见自然状态说）进行了有价值的批判，但他们却把对利益的正确理解变成了追求快乐的正确计算，从而使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功利主义思想庸俗化。德国古典哲学家I康德，在反对经验论和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律伦理学（见自律与他律）。康德从善良意志、先验理性出发，强调纯粹道德义务、绝对命令和人的绝对价值，力图论证并确立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从而使其伦理学说具有完全不同于近代功利主义的严肃主义或至善论的特色，并对近现代伦理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GWF黑格尔总结了当时资产阶级伦理思想所达到的成就，把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他力图突破从抽象人性出发的伦理学说的肤浅性和局限性，强调道德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利益要求，认为道德义务的实质就是“行法之所是，并关怀福利，──不仅自己的福利,而且普遍性质的福利,即他人的福利”（《法哲学原理》，第 136页）。在他看来，道德的善或绝对价值，只有在伦理的普遍关系中，在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理智与情感、权利与义务、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中才能实现。L费尔巴哈否定了康德的纯粹理性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强调道德应与个人的经验和对幸福的追求相联系，在其人本学基础上论证了合理利己主义幸福论伦理学说。

19世纪中叶出现的以H斯宾塞为代表的进化论伦理学，把生存竞争作为普遍法则，认为道德就是生物为求得自己生存和延续的行为进化的一个阶段，道德价值的标准就在于生命的保存和延续。这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发展，以A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FW尼采的权力意志伦理价值观为标志，开始了资产阶级伦理思想从发展走向衰落的转折。在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时期，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日益深化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鲜明地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以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社会道德现象及其历史发展，批判、继承了以往人类伦理思想中有价值的成果，第一次把伦理学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成为西方伦理思想的巨大的批判力量，为人类伦理思想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

19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的伦理思想派别繁多，演变期短。在理论形态上，主要继承了自苏格拉底开始的分析道德概念的传统和近代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统。从而表现出两种基本的伦理学倾向或思潮：①注重研究道德概念的性质、意义及用法的各种元伦理学，其中包括直觉主义和感情主义、语言分析（见新实证主义伦理学等流派；②着重探讨人的本质、价值和命运的所谓存在主义伦理学，宗教存在主义和境遇伦理学也属于这种思潮。（见西方现代伦理学）

康德的知识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解决知识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康德颠覆了世俗：人们常常觉得知识是日常生活、习俗的积累，或者就是人类心灵的产物，经验论与唯理论展开了热烈而似乎无法停止的争论，康德说，我们的知识开始于经验，却绝不来自于经验。人能够为自然立法，知识的形成先天地决定于我们的理性。康德将这场哥白尼式革命的战火延续到了他的道德哲学的领域。日常的道德意识以及我们的道德直觉，或是以快乐幸福作为最终指向，或是将神的意志当作行为之决定根据，道德也就因此而成为或是对经验的总结，或者就是神的命令。康德则把道德的基础从经验的外在对象（物）转移到先验的主体（人）的意志中来，先确定先验的善良意志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律令，然后再推至可能的道德现象。康德寻求着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准则，该准则向最终定言命令的转化和实现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呢？康德经历了三个过程：对情感的恰当区分；由尊重决定人类行为；由自由确立定言命令。

一． 性情感

康德道德领域里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不亚于他的知识论。L·W·贝克教授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也能找到一种类似于哥白尼似的革命。我使用现代人中研究康德而深受欢迎的作家的话，把它称之为‘卢梭主义的革命’，因为正是卢梭，他写道：‘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就是自由’。卢梭从政治意义上理解这种行动原则，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他对平民参与立法的辩护。只有平民的主动参加，而不是被动的同意，国家权力才是合法的。康德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萌芽，卢梭的政治原则，完全变成了康德道德的论据，在康德之前，道德法则的起源，要到神的意志或者自然界的秩序或者人对幸福的追求中去寻找。康德反驳说，在这些之中只能建立明智的准则，而不能建立道德的法则。……因此之故，康德把道德法则的起源称之为意志的自主。”[1]康德绝不是单纯的唯心论者，因为他并不拒斥经验；康德亦不是单纯的唯物论者，因为他也肯定人类意志的作用。于是这场道德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条康德称之为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的定言命令：“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2]（P421，38页）这条定言命令于理论、于人的行为要能够成为可能，康德首先要排除掉人类情感中感性的成分。

人类很有理由为自己的道德情感而感到骄傲，因为他们除了会为生理欲望得到满足而高兴、为体皮发肤之失而感到疼痛之外，还有悲悯、同情、义愤之情，这是动物不具有的。人类会倾向于赞叹那道德的、善的事情，也会不齿于那些不道德的、恶的行为。我们常常会觉得正是这些情感制约着我们的行为，但由此所彰显出来的是，我们为了得到他人的称赞而行善，因为怕为人不耻而不行恶。但究竟是我们称之为“善”、“恶”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情感，还是我们的情感之好恶决定了我们称什么样的行为为善，其余的为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否是勇敢、坚毅的品质就必然意味着善，撒谎、放弃就一定是恶？我们又怎样去解释杀人者的勇敢和善意的谎言？我们陷入了困顿，也可能为自己行为的摇摆不定找到了辩解的借口。善恶之界定在情感的羁绊下显得如此模糊不清，它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着变化，情感的制约力量便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善恶的飘忽不定表达着行为的无法确定，行为法则的不可能。因此如若我们还希望发现能够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的道德规律，就决计不能从人类普通的自然情感中去寻找。按照康德的说法，我们的情感是有区别的，一种是与欲求对象密不可分的，一种仅仅与观念相关联。前者是欲望、偏好的原因，由之而来的愉悦就仅是出于对偏好的关切，感性的东西会左右它；后者是出于理性的关切，它将与感性无关。[3]（第320-324页）我们的困顿就来源于感性的情感。道德感应该是理性对道德观念的关切康德是这样来定义 “道德感”的，“然而，他们对道德规律确实感到关切，我们把这种关切的内在基础称为道德感。”[2]（ P460 ，85页）道德感不同于由欲望对象或厌恶对象而来的自然的愉悦和不悦之情，它体现为一种关切，一种对道德律的关切，也就是服从道德法则的直觉。如果我们说人皆有道德感，在康德那里就不单指的是羞耻善恶之心，还指的是服从道德律的倾向。因此纯粹的道德感先天地决定于道德律，而不取决于主体的任何经验状态。同情、愤怒皆可能为偶然，而道德感只可能为必然，如若我们的道德律能够成为普遍有效的。与此同时，道德律以命令的形式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追求的对象，什么是应该憎恶的对象，道德感便是促使我们去追求、去憎恶的一种主体的内在感受，而那依据道德法则能够成为必然追求的对象的，康德称之为善，依据道德法则会成为必然憎恶对象的，康德称之为恶。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谈到的，善恶概念不在道德律之前，而是由我们那能够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的道德律决定我们的善恶概念，决定行为的善或恶的依据就是先天的道德法则。[4]〔P63，68页〕善恶不仅与人的苦乐感受、与人的利益无关，也与外部事物、与人的意志无关。道德感亦与外部事物以及个体的利益倾向无关，与主体的经验无关，它仅是道德律所激发的一种主体的内心感受。但道德感并不能够因此就成为道德律的决定依据。“不能把这种道德感错误地当作道德判断的标准，而必须把它看作是规律对意志产生的主观效果，而只有理性才对它提供客观根据。”[2]（P460，85页）

通过人类情感中感性成分的排除以及理性成分的介入，康德找到了可能具备普遍必然有效性的道德律与主体感受之间的桥梁，或者说是满足了主体的情感需求。因此可以将道德感看作是道德律的结果，理性才是原因。“所以，对于我们人来说，作为规律的准则普遍性，我们为什么对道德感到关切，这是完全不可解释的。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之对我们有效，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它感到关切，因为关切是他律的，是实践理性对感觉，对一种基本情感的依赖。” [2]（P460，85页）也就是说，退一步来看，即便道德感之体现出来的关切能够作为意志的决定性因素，但关切本身已指明了主体情感的倾向，它同主体欲望及外部因素的决定一样，只能够成为他律而不能实现自律。在康德那里，他律就意味着强迫以及该法则本身的不必然。康德其实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能够使得行动必然地具有道德性，显然，由情感而来的关切是不能够的；什么能够实现道德律的普遍必然有效性？这是理性的职责。道德感的提出，兼有沟联这两个问题的可能。自然情感不仅不能保证道德准则的普遍必然有效性，亦不能实现行为之必然道德；道德感不能够决定道德律，但它体现了行为的必然道德。

18世纪的欧洲伦理学领域，盛行的是以洛克、休谟以及亚当·斯密为代表的道德情感论。事实上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伦理学，其基本性质是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是以愉快和幸福为唯一目标的。康德从根本上否定了经验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他在《关于美和崇高情感的观察》中写到，“情感绝非只有一种声音。”[5]（第226页）既然情感本身都不能够一致，它又如何能够提供判别善恶的唯一标准呢？

因此，仅仅将道德感这一概念提供给我们是不够的，关切不能够使我们的意志成为善良意志。换而言之，关切并不能决定行为的道德价值。其实， “关切”一词我们仍然可以作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对对象的关切，这就包括了经验的对象、主体欲望，而对道德律的关切亦属于其中，只是较特殊的一类，它更接近于让行为体现出道德性，因此将它作为过渡性的第二层次亦未尝不可；第三层次，虽然康德还是使用了“关切”一词，但纯粹唯理性具有，由准则的普遍有效性直接规定意志，却已经脱离了感性层面上的“关切”的含义。我们毋宁可以使用另一个词来代替——“尊重”。尊重一词才真正不成为经验意义上的情感，而由那所谓准则的普遍有效性直接规定意志，按照康德的说法，也就是对道德律的尊重。尊重道德规律的同时，也有着对人的尊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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