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吧,就发生在我们村,
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发小家出现了分裂,发小爸爸领回来一位阿姨,年轻漂亮。
当天,发小妈妈就和他爸爸大闹了一场,在村里传的沸沸扬扬,村里人都看不起发小爸爸。发小爷爷奶奶更是气的拿锄头抡他爸爸,孩子都读初中了,还搞外遇,把他家的脸都丢尽了。
发小他爸爸当晚就买票走了,一分钱都没留下,发小他妈妈哭着回娘家了,向娘家人哭诉了一番,发小他舅舅更是气的直跺脚,说非砍死他个鳖孙玩意。
就这样,发小妈妈在娘家人住了几天就回去了,说是要离婚,把孩子都带走,那发小爷爷奶奶当然不让啊,求发小妈妈给他儿子一个机会,发小妈妈也不忍心自己的孩子跟着自己离异,于是答应只要发小爸爸不再胡搞,和那个女人撇清关系,就为了孩子选择原谅。
发小爷爷奶奶更是以死相逼,发小爸爸这才答应不再胡搞。
突然有一天,发小爸爸又半夜回来了,身边又领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发小妈妈当时就崩溃了,拿起刀要砍那个女人,被发小爸爸拦住了,发小爸爸还动手打了发小妈妈,然后拿走家里的八千块钱连夜走了。
第二天,发小爷爷奶奶起来,发现发小妈妈不见了,打电话也没人接,但锅里还留着早饭。
其实,发小妈妈去看望发小和他妹妹了,又在妹妹宿舍住了几天,给她说了好多话,让她以后好好学习,听爷爷奶奶的话。
当时,发小和妹妹都还是孩子,哪懂得妈妈的心思啊,要是知道家里发生了啥事,肯定会拦住妈妈啊,也不至于发生后面的事。
发小妈妈回到家里,爷爷奶奶就发现了不对劲,拼命劝她千万别想不开啊,把家里的农药安眠药全藏了起来,就怕出意外。可再怎么防,还是出事了,原来发小妈妈回来时就又买了农药,半夜喝了,等旁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发小和妹妹赶紧回来,搂着妈妈的尸体大声哭了起来,发小的爸爸也回来了,刚到家门口,发小的爷爷奶奶就棍子打他,发小的舅舅们更是拿刀抡他,想为自己妹妹报仇。
可人死不能复生,杀了他也没用啊,后来发小舅舅们把发小和妹妹接了过去,发小爷爷奶奶气的大病一场,与发小爸爸断绝了关系,从那以后,发小的爸爸不知所向,再也没有回来过。
其实,夫妻打架喝农药的很多,都是一时气愤,寻死觅活,被发现了及时救治还好,可万一救不过来,对亲人尤其是孩子,造成的伤害都是巨大的。
生命真的很脆弱,希望我们能够爱惜身体,珍惜生命!
大家好我是老王。在农村生活了一年多了,见到了太多的农村人和事,对农村有了深刻的理解,有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我们知道人的素质虽然和学问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学历高的人的素质往往要学历低的高了一些,这与人掌握一定知识之后,看待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农村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多数文化程度不高,加上农村没有什么 娱乐 的活动很容易说三道四,挑拨别人的是非。也有一些人为了很小的事情撕扯吵架,有时候感觉是一件非常不值当的事情。
更有甚者,在吵架之后爱钻牛角尖气不过直接喝农药死掉,更是让人感到可悲可叹。毕竟你喝农药死掉,只会给自己的家人带来痛苦,而对方却没有太大的损失。即使给你家赔偿一些费用,那又能如何?
我们这里,去年有一个婶,因为离婚之后也是气不过,直接上吊死亡了。时间过了一年,别人还过别人的日子,毕竟,地球离了谁依然会转圈,太阳依然每天升起。所以说,大家凡是遇到事情,三思而后行,在生气的时候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如果你按照这个做法,你就会经常感到庆幸。
关于老王的见解,大家怎么看呢?欢迎一起来说说吧。
那些年农村确实有这种因为跟别人吵架,最终觉得自己委屈索性自杀的事件,事件中的主人公多是农村结了婚的女人,她们一般选择的自杀方式有:喝农药、跳井、上吊。
村里比我小两三岁的阿松,他的娘就是在他才七八岁的时候跟邻居吵架,因为气不过喝了农药自杀,最终导致阿松从小没了亲娘,一辈子活在后妈手里。
那时候阿松的娘是个个头不大,却非常要强的农村三十出头岁的女人,家里只有阿松一个孩子,阿松的父亲老实本分,从不与别人脸红闹别扭,有事也总是忍让一下就过去了,因此经常被媳妇骂熊样子。
那年夏天也不知道为啥下了很多很多雨,阿松家门前积水太多,于是就根据地势把邻居门前挖了浅浅水渠,让水顺着水渠排到了大街上,然而邻居看到后立马回家拿了铁锨把渠给填死,不让阿松娘在自家门前动土。
其实邻居刘嫂和阿松娘之间关系不好,阿松娘太强势,什么时候都是个不吃亏的主,因此不知道为了啥小事,两人闹了别扭,若是没有之前的矛盾,刘嫂自然是会让阿松家从门前挖渠排水的,俗话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如今人家不给行方便了。
阿松娘一如既往的强势,跟刘嫂在大街上吵吵起来,刘嫂指着阿松娘骂道:你窝里横也就罢了,欺负你男人老实,别人可不让着你,泼妇德性,本来冲你家男人是可以从门前挖渠排水,但就因为看不惯你总占便宜的性格,就不让你挖我家门前,爱咋咋地。
阿松娘到底没能把门前水排出去,她嫌弃阿松爹太老实,不给她争口气,自己媳妇跟别人吵架他都不管,于是一气之下喝了敌敌畏,被发现时已经晚了三秋,最终让阿松没了亲娘。
当年人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是,阿松娘不至于因为和刘嫂吵架就自杀了,可能更大原因是嫌弃老公不帮忙吵,不能给她撑起一片天来,吵架在当年不是什么大事,农村女人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只不过自杀的不多而已,没有人太过指责刘嫂,倒是说阿松娘的多。
这事搁在现在,估计因为吵架而自杀的。也没法定吵架人的错,如果是吵架过程中发生心肌梗塞死亡,那就另当别论了,但跑回家喝药,这个就没办法让跟死者吵架的人负责什么了吧?
这种事在这农村还真是见的不少。前两年,我们这儿一对夫妻闹矛盾,妻子给丈夫洗衣发现衣兜里一张纸条,说“XX没有你的日子我好难过”。妻子便觉得丈夫肯定又和前女友藕断丝连了,和丈夫大吵了一顿,丈夫再三解释,老婆倔个脸听不进去,一直使性子。半夜时分,听见外面有动静,丈夫醒来不见了老婆,赶紧出来寻找,原来老婆气不过跑到厕所寻死,跟前一瓶百草枯已经打开,身上也有刺鼻的农药味,赶紧喊醒父母,连夜开车去了医院,经过一番洗胃折腾,算是把老婆命救了回来。不过从此彼此心里有了心理阴影。
还有对夫妻,两人共在村里帮人盖房子,下午天气很热,妻子发了句牢骚说热死人的天也不能歇,丈夫回敬一句,你咋不嫁给XXX(我们村一个很有钱的人),妻子受不了啦,晚上收工回家比丈夫早回家一会,妻子钻到一个自家废弃的屋喝药了,这次没l那么幸运没救过来,两个女孩十四五岁和一个男孩11岁多成了没妈的孩子,性格由此发生了改变,丈夫半年内头发全白,一年后又找了一个外乡的女人。
农药在农村很常见,傻女人才会办那傻事,精明点的不去做这样的蠢事,你喝药了,去医院抢救花大笔钱,这个不在合作医疗报销范围之内,抢救过来了是你命大,有些身体还会因此留下些小毛病。抢救不过来,家里白白损失了笔钱,可怜的孩子从此没了亲妈,家境不好的男人可能从此只能和孩子相依为命,但没妈的孩子似根草,没有了母爱就会失掉很多的欢乐。家境好的男子过两年重会续弦,你会永远被人遗忘。但可能会苦了你的娃。
别做那不值钱的命。那怕是根稻草,也要勇敢地抓住。你若自轻自茧,老天爷都救不了你。奉劝你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女人不管身何哪种环境,一定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价值,不要动不动就寻死觅活,人要不地学习`,凡事看得开,看得明白。
我是说实话的阿岩老师,愿与你共勉
说起喝农药这件事,在我们村里还真的发生过,最后人是救回来了,但女方也是没脸在村里待了,夫妻二人以离婚收场。那么,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夫妻两人过日子,原本生活就过得紧巴巴的,而丈夫平日又喜欢赌博,两个人少不了争吵上几句。那天原本是过年前一天,妻子给了丈夫1万块钱,让他去把之前的债务给还了。没想到丈夫刚走到村口,就被一群人拉着去赌博了。
一开始,玩的还是1块2块的小牌,不知道是有托还是上头了,突然变成一百两百的赌博了。更是有人放出豪言说,要过年了给大家发发红包,有能耐尽管赢钱。丈夫一时没忍住,小赌输掉了快1000块。这下丈夫也急眼了,成百成百的往上压,最后自然是落得个分文不剩。
这时候,妻子久等丈夫不归,就出来找人,在村头便看见丈夫在赌博。此时有人还跟她说,你老公输了快有一万了,快去拦着一点。妻子顿时就急眼了,冲上去就拽着丈夫往回走,嘴里还不住地骂着:“你个龟儿子的,让你还钱去,倒是在这里赌博,有多少钱能给你输?上次跪得还不够吗?”
妻子的一席话,也是让一众赌友哄堂大笑,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貌。随后,丈夫也是下不了台了,当场给了妻子一个巴掌,也开始数落她各种不是。
可谓是看热闹不怕事情大,一旁围观的人非倒没有拦着,还开始起哄。最后妻子悲愤交加,冲回了家里。等丈夫回家的时候,正看见妻子喝下了半瓶农药。他一阵呼唤下,村里人这才回过神来,开始叫医生的叫医生,去厕所的去厕所。
几个汉子一齐冲了过来,按住了妻子的四肢,丈夫拖着头,而邻居阿姨也是从厕所取来了一瓢子大粪,掰开嘴就往里灌。就那样,一条命救了回来,而一个人的尊严脸面,全没了。
农村里吵个架是常事,但是上升到喝农药的地步实在不应该。特别是敌敌畏这样的农药,喝一口基本上就救不回来了。所以,有话好好说,不要太冲动。
对于这种事情,只能说一时冲动,在我老家农村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是10年前,我们村一对夫妻都有40多岁了,但是丈夫的脾气一直不太好,经常和老婆吵架,这些年他们的生活都是吵着过来的,有一个儿子已经外出工作了,家庭生活上好过得去。
但是那年夏天两口子吵架之后,老婆气不过就喝农药了,最后因为没抢救过来就去世了,后来他儿子赶回来看到这样的场景,硬是要揍他父亲,后来被村里人亲戚给拦住了,因为父亲的脾气不好导致母亲喝农药死掉。
在当时村里人看来真是一场不幸,因为这些年丈夫的脾气一直不好,经常打骂自己的妻子,而妻子这些年因为孩子还没有长大所以一直隐忍,现在儿子都长大结婚工作了,最后可能就是对丈夫忍无可忍了,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对于家庭来说是很不幸的,如果丈夫的脾气好一点,那么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小时候我的父母也是经常吵架,那时候父母只要一吵架就非常的害怕,至少现在来看父亲的脾气已经没有年轻时那么刚烈了,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可能是因为子女们都大了,父母现在吵架还有,但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
其实很多家庭都是如此,我记得我隔壁的叔叔也是,小时候他们吵架都是砸东西,发小们看了很害怕,但大了之后孩子成家立业了,两夫妻就很少吵架了,现在都是帮着子女照看小孩子,性格方面没有年轻时那么冲动了。
这样的事情,前年我们这也发生了一例。
老王和老伴过了三十年,儿子都已娶妻成家另过。平时两口子平平淡淡,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老王爱喝酒贪杯,酒后和老伴吵架。为这两口子不知吵了多少回。曾有一次,老王又喝醉了,别人把老王送回到门口,老伴就是不开门。生生让老王在门口躺到天亮。自此两口子更别上了劲。
现在儿子成家另过,老王觉着家庭负担小了,更爱喝两口。
时逢正月初六,老王和兄弟二人走亲回来。觉得没喝尽兴,回到家中兄弟二人摆起杯盘,边喝边侃。天擦黑,老伴从外边回来。看见二人喝酒,心里有气。老王也别着劲,说话不免生硬。最后吵得不可开觉。邻居们连拉带劝,虽然不吵了,两人都憋着气。
时间不长,人们发现老伴倒在卫生间里。赶紧送往医院抢救,因喝农药太多,没能抢救过来,当夜死亡。
老王那个后悔,几天不吃不喝。从此滴酒不治。
两口子过日子,难免都有点磕磕绊绊。彼此既要劝解对方,也要理解对方。一旦失去了,才知道对方对自己有多珍贵。
痛惜!遗憾!痛惜一条生命就这样没了,遗憾人死不能复生。
在农村,矛盾纠纷相对城市要多一些,不过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谁家的鸡吃了别人家的谷子,耕牛啃了人家的蔬菜或者庄稼,灌进稻田的水被别人放走了,等等,哪一样是能够夺命的事呢?当事双方各退一步,事情就会打住,干戈就能化为玉帛。
坏事一般就坏在不依不饶上,你骂我一句我非得还上两句不可,啥恶毒的话语都能用上,生怕吃亏,最终导致矛盾升级,大打出手,发生流血事件。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必呢?
发生口角在所难免,退一步海阔天空。希望农村朋友理智看待和处置矛盾纠纷,小事可以找邻居或者村干部调解,大事可以求助司法干部,没有办不成的事,没有过不去的坎。
为吵架而喝农药自杀八十年代我们这边被戏称为不怕死的地方。那时刚刚分田到户,由生产队到个人,千头万绪。虽然解放三十年,但妇女很少上学缺欠文化与教育,许多解放前不良风气沉渣泛起。心胸狭窄情绪化自杀又抬头了。特别是农忙季节,因男人外出干农民工,妇女碰到收成与种植忙活一起。身体的劳累体温剧热。这个时候,无论婆媳或乡邻总之一吵架就上火。个别急性子自制力差的会想去自杀。如果这个临界点能想开一点,就不会拿命开玩笑。现在个别愚昧无知,遇事无法冷静。不懂放开心怀还是会自杀。奉劝一句,调整好心态,备好费用,在想不开时选择去宾馆,去 旅游 ,好好享受一番生活消气吧!
女人的气量有点小,好死不如赖活着,自己一死了之,撇下老公、孩子怎么办?这个绝对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们邻居有一男孩,因为谈对象的事儿和父母争吵了几句,然后就关起门来喝毒药。喝之前他还跟他娘说他不想活了,要喝毒药死了,他母亲也在气头上,不但没有及时劝阻,还对着儿子破口大骂,说你今天不喝你就不是老娘生的,结果孩子一气之下服毒了,等进屋了母亲不但不去抢救,还对着儿子又打又骂,儿子哭着说你打吧、骂吧,以后想打想骂都没有机会了。当邻里邻居过来,把孩子扶上架子车往医院送,没有到地方就断气了。
其实这个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要是娘不咒骂儿子,要是娘不打骂儿子耽误时间,或许孩子不会走上不归路。儿子没有了,娘寻死觅活、哭的天昏地暗,可是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十几年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儿子,就这样没了。
农村妇女因吵架气不过寻短见,应该会有征兆,只是家人太过疏忽,没有及时发现、及时制止,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一点点小事就寻短见,说明平时她脾气也不会怎么好,家庭关系也不怎么和睦。
所以,一个人不能太自私,活着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还要为自己扮演的角色而活,想死很简单,可死的要有意义,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开,是对家庭、对 社会 的不负责任啊!
因为在农村盖房,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土地面积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家里土地多,有的人家里土地少,没有明显的界限,只是依靠自己的记忆来判断的,所以在农村要将自己的房子重新盖的时候,就会有邻居过来说占了他们的土地,然后产生争论。
而且现在农村人太在乎自己的利益,如果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会什么都不顾的去找回,比如现在农村大部分人家要拆迁,会给农村人一笔拆迁款,但是都会给到老人那里,然后自己家的孩子就会找回来,给老人要钱。要是一个孩子还好,但是如果是两个,就会产生争论,为了钱而打架。
而且现在农村实行将自己的房子盖成城市里边的样子,然后很多打工人员就去城里打工,回来之后就将自己的房子翻盖,这在全村里都被成为好事,但是会因为地的问题大打出手。一夜之间变成仇人。
但是同在一个村里住的人,何必这样呢,弄的村里毫无规矩可言,对于村风、村貌影响很大,而且激化邻里间的矛盾,不利于邻里间的和睦共处。就必须有合理的规划,可以在一定程度减少摩擦,维持了村貌,拉近新农村的脚步,而且又不是不在一起呆了,不要为了一件小事而伤了和气,另外还有就是远亲不如近邻。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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