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的人物经历

一九三六年五月，为壮大铁血军，增强抗敌力量，赵侗在赵老太太的支持下

赴北平争取关内各界爱国团体和人士支援，筹集武器、弹药，由海道运往东北。然而，由于日寇封锁进入东北水陆交通，加之当时全民抗战尚未开始，筹集军火的计划多次受挫。

一九三七年一月，赵老太太与赵侗和战友得知日寇准备进犯热河，侵占河北，决定在北平组织武装起义，抗击日寇。义举得到杜月笙、史笙赓、沈鸿烈、马占山、张学良诸位先生的热心捐助，以及东北救亡总会的支持。随后从东北调来的优秀军事干部汇聚赵老太太北平寓所，分布到晋察冀各地进行秘密活动，考察地形，调查民情，联络平西民团，发展群众基础。初步计划起义部队由河北向热河推进，杀回东北家乡与少年铁血军会师。赵老太太开始了紧张的购买运输军火、招募运送游击队员等等准备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赵老太太与赵侗和战友二十四人在北平临时寓所焚香发誓，而后分两路于深夜出城，在城郊西南白羊城起义，组织建立“华北国民抗日军”。打响了华北民众抗日的第一枪，攻破北平第二模范监狱，解救包括著名******在内的千余名犯人，在全国首次击落日机一架，激起国内外震动。队伍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基本部队九个支队、外围六个支队的游击队伍，分别驻防在平郊、灵源、怀涞、热河等地，总共计二万五千人左右。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自书信邀请，将国民抗日军收编为第八集团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赵侗任司令。但赵侗（他当时已是由张君劢任党首的国社党党员）始终未加入***，也未加入国民党，一九三八年九月脱离队伍赴香港投母，1939年又赴重庆。 一九三七年九月，赵老太太南下武汉，一面宣传抗战，争取后方各界给予军火支援，一面率领东北青年和两个女儿去河南太行山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筹建抗日光复军，当时太行山百姓响应者上万之众。经过整编后，赵老太太派遣光复军先遣队北上，准备打通敌后通道，与河北国民抗日军和东北少年铁血军联络，形成贯穿南北的敌后游击战线。

一九三八年“保卫大武汉”非常时期，赵老太太发表《对于目前局势的几点意见》，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吁，身体力行收复国土，声名动于国内外。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爱泼斯坦以及反战同盟成员绿川英子等多次采访赵洪文国，合影留念并多次发表文章，向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宣传赵老太太，专门介绍其抗战事迹。其中爱波斯坦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人民之战》中再次披露了赵洪文国为游击队购买运输军火和赵侗将军在河北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历史。

一九三八年九月间，赵老太太应邀去广州、香港、南洋各地，从事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受到著名爱国实业家陈嘉庚等东南亚华侨的热烈欢迎，为抗战募集到巨额经费和大批物资。在香港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界名流组织火炬游行，宣传抗战，激发了海外华侨的抗日爱国热情，其场面壮观感人。

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赵侗由北平取道天津，乘船南下到香港与赵老太太会面。翌年一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邀请赵老太太和赵侗抵达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一时间重庆市万人空巷，欢迎场面空前热烈。在重庆，赵洪文国及赵侗受到极高的礼遇，赵侗被誉为“当代岳飞”，国民政府授予其少将军衔。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以赵侗和战友苗可秀举义旗抗日为题材创作的处女作《凤凰城》，由此而轰动大后方。赵氏一家奋勇抗战的纪录片开始拍摄。

一九三九年三月，赵洪文国谢绝了国府赠送的汽车洋房，同时也谢绝了一些社会名流奉劝赵侗将军和战友们留在后方休养生息或出国深造。赵氏母子二人与东北抗战的老战友再次招募选拔东北爱国知识青年，组织晋察冀游击纵队。赵侗被国府任命为总司令，再度率领骨干二百人分两批由重庆赴黄河再度北上，计划与河北、辽南抗日军旧部会合，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九月，国府军政两部的部长何应钦和张治中以及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导长宋美龄联合聘请赵老太太为全国义务兵役宣传指导员。赵洪文国并先川北的南充、达县等十几个县的约请，前往宣传抗日，开始了历时两年，奔波百余市县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地群众在赵老太太一家抗战七年的英勇事迹影响下，掀起自愿报名参军抗日的热潮。 中国首都南京1937年12月沦陷后，蒋介石在陪都重庆抨击***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游而不击”。为了向大后方人民介绍华北抗日军民在长城内外的浴血奋战业绩，中共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推举赵洪文国到重庆作抗日讲演。起初，国民政府认为此乃“异党爪牙”，派特务混入演讲地捣乱。后因国府方面认为赵洪文国可以“争取”，蒋介石为示笼络，在重庆举行隆重仪式接见赵洪文国，并授予“游击之母”的称号，将其故事编入童子军教材。赵桐在七七事变后于平西正式创建“华北国民抗日军”，活动于河北昌平、涞源、阜平一带。不久，赵侗所部与八路军杨成武部会合，被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任支队司令。1938年赵侗脱离八路军赴香港，1939年春蒋介石电邀赵侗赴重庆。由于双方沟通不充分等原因，1939年6月29日赵侗所率200余人组成的“抗日挺进队”在北进途中，在河北新富、灵寿两县交界处的陈庄，被贺龙和聂荣臻所部的八路军冀中部队伏击围歼，赵侗被击毙，时年二十八岁，所部除一人逃出外全部阵亡。殁后国府追授赵侗中将军衔。

赵侗被伏击事件，只是抗战时期本应合力共同抗日的国共双方武装力量，由于相互不信任等引起的诸多“摩擦”中的一件事而已。

赵老太太在痛失爱子爱女极度悲伤之际，依然奔波四川百余市县，致力于彻底杜绝强行征兵、强抓壮丁等恶习，向国府争取应征抗日青年的荣誉和待遇，呼吁国府注重优抚抗日军烈属，推动全国掀起了自下而上的优抚军烈属爱国运动。赵老太太又将子女（如四子赵连中）和侥幸生还的战友送往军事院校培训，为重新组织东北和华北抗日旧部继续抗战做准备。

一九四三年三月，赵老太太与东北同乡国军中将王达，向国府申请批准挑选部分智勇双全、熟悉游击战术的得力干部，深入湖北武汉一代的敌人心脏，使敌人腹背受敌，牵制业已攻到贵州独山、进而围困四川的日寇主力部队。赵老太太再次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敌后战场。 一九四九年四月，赵洪文国由北平再次南下，受蒋介石委托，组织冀热辽边区游击第二路绥靖纵队，其四子赵连中任总司令，驻扎重庆。建立大陆游击区，阻止国民党第十六兵团起义，枪杀解放军谈判代表，围攻占领川西的温江、崇庆、郫县、金堂、新都及川东的秀山等多座县城。实际上此时赵洪文国的队伍已经变成了土匪。他们秘密策划“反征粮”暴动，一次就杀害了300多名解放军和老百姓。

此时的赵洪文国已经由抗日女英雄沦落为罪大恶极的女匪首。从1950年2月，赵洪文国在率领土匪攻打什邡县城时被179师537团战士活捉，但她气焰嚣张，拒不投降。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特意出面，为之说情。但是，被赵洪文国杀害的200多人的家属坚决不答应，西南军区军法处因她民愤太大，仍判处她死刑，时年70岁。赵连中也被处决，时年25岁。赵连中之妻被捕后，在军法处关押期间生了一个男孩。毛泽东闻讯后亲自批示，释放遣回原籍，使其将赵连中之子抚育成人。

何应钦简介

提到何应钦简介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他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一级上将，出生在贵州，小时候的他就特别的勤奋好学，身体素质也特别的好。

何应钦将军

他的努力勤奋让他在1908年清政府陆军部招收去日本振武学校留学的学生考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功应选。在此期间，除了军事方面的学习外，何应钦也开始接受反封建反清政府的革命思想，并加入了由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何应钦随着得到消息后的同盟会成员一同回国，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行动。在讨伐袁世凯的行动失败之后，何应钦再次回到了日本振武学校继续学习，在完成了振武学校的学业之后，何应钦又到了日本士官学校继续学习。1916年何应钦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便回到了中国，起先在刘显世创办的讲武学堂从黔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兼学生营长，后来一度升任到讲武学堂校长兼黔军参谋长。

1924年，在孙中山先生命人四处揽才时，何应钦奔赴广州，并在孙中山先生的元帅府任参议。因何应钦与蒋介石同为日本振武学校的学生，且何应钦在贵州讲武学校时在外是颇有名气的，被蒋介石看中，并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创立，后来何应钦随着蒋介石东征西奔，深得蒋介石的倚重。在国民党内部逼蒋介石下野时，何应钦判断失误，暗中支持蒋介石下野，遂两人之间生了隔阂。虽然后来何应钦再次得到了蒋介石的重任，但在国民党逃到中国台湾后，何应钦被排挤出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从政事业上备受冷落。1987年，享年98岁的何应钦病逝。

何应钦和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关系

何应钦、冈村宁次，一个是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一个是日军侵华总司令。他们两个人在中国抗战史上有着重要的篇幅。然而令人哭笑不得是，何应钦、冈村宁次他们两个还是私交不错的同学。

晚年何应钦的签名照

何应钦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巧的是冈村宁次跟何应钦被分配到了同一班。因为两个人脾气志向等有着有着共同的特点，因此这两个人就结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两都没想到，这样的结交，会给会改变中日之间的历史进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何应钦回国参战。冈村宁次与之依然有着书信的来往。由于何应钦在蒋介石麾下越战越勇，逐渐成为了国民政府权力中心的成员。到了1933年，日军进攻长城沿线，爆发了著名的长城抗战。何应钦奉蒋介石的命令，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两年后，何应钦又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了更加不平等的《何梅协定》，签订这一协定前，何应钦与冈村宁次私下有过接触。

1935年秋天，冈村宁次来南京出差，何应钦不顾反日活动的影响，依然设宴招待冈村宁次，这让冈村宁次非常感动。

也这是因为这样一层关系，在日本投降时刻，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作为国民政府的受降代表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何应钦、冈村宁次一对老同学，就这样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再次相遇了。

西安事变的何应钦

何应钦是国民党内部的高官，曾经在日本留过学的他后来还曾经在军校做过教官，本来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十分的崇高，一直跟在蒋介石什么深受他的信任，可是西安事变何应钦却主张攻打讨伐，其实这样的行为已经对蒋介石造成威胁了，可是蒋介石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让他的地位更加重要，那么西安事变何应钦做了什么呢？

何应钦

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职位已经很高了，甚至可以说只在蒋介石之下。当时蒋介石被扣押在西安，不仅是国际上就是国民党内部都是一片混乱，各种主张纷乱错杂，而面对西安事变何应钦的态度非常的强硬，他主张一定要对西安事变进行讨伐战争，可是宋美龄等人却是偏向于和平解决的，并且认为何应钦的行为会威胁到蒋介石的生命，于是一直和他商量希望可以软化他的态度。

为了这件事争吵了几天几夜仍旧没有定论，最后宋美龄秘密遣人到了西安，而这时候何应钦却在内部逼迫通过了讨伐这个决策，并且由他替代蒋介石的地位和职务，另外还和日军有所联系。对待西安事变何应钦几乎马上就要实行攻打，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何应钦这才不得不放弃这次行动。

西安事变后何应钦和蒋介石的关系表面上看依旧十分亲热，甚至在很多事情上更加重用他，蒋介石的说法是西安事变何应钦如果不是主张攻打，那么张学良等人不会迫于压力将他释放，可以说西安事变中何应钦是给了蒋介石一个可以找回面子的台阶。

亲日派是指当时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他们也有很大的实力，他背后通着汪精卫。

蒋介石虽然消极抗日但是比起汪精卫他还是有抗日的需要可意愿的。如我们看到的枣庄战役第十九路军，很多都抗日。国民党的战场是抗日的主战场。凭***当时的力量根本呢不可能和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抗。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很有号召力，是比较抗日的派，如果他倒下了，让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派当权，中国必然大乱，甚至不战而投向。

周恩来正是从民族大义出发做出了和平解决的千古明举。

可以介绍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拘捕了正在西安督师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当时，何等主张打，孔祥熙、宋美龄等主张和，冯玉祥、李烈钧等国民党元老出于国家民族安危，支持主和派政治解决，一连几个昼夜争吵不休。宋美龄害怕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杀掉，一再央求何答应张、杨部分要求和平解决。可是何态度坚决，失声骂道：“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只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你不要管！”宋美龄还从没见谁这样对她说话的，当下就哭闹起来：“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边哭边低声骂道：“以后我要你这个姓何的瞧瞧，到底是女人家懂得什么，还是你这个臭男人懂得什么！”12月14日，端纳带着宋美龄、孔祥熙的秘密使命飞抵西安，会见了蒋介石，并向蒋递交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宋美龄在信中意味深长地写了一句“南京城内戏中有戏”，建议蒋下令何应钦停战。在何等的挟持下，国民党通过了“讨伐”张、杨的决定，授何负责军事，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何一方面与日本驻华使馆及桂系、四川联系，促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对人事作出内定，一方面出任讨伐总司令，调动两个集团军向西安推进，令空军轰炸张、杨部队。18日上午，蒋鼎文由西安飞抵南京，向何应钦出示了蒋介石停战手谕。何应钦这才罢手。

西安事变之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

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反应。

忽略掉由于1935年年底遭遇刺杀而在欧洲将养身体的汪精卫，南京方面主要分为两派——蒋夫人宋美龄要“和平解决，带回委员长”，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救回委员长”。

宋美龄的“和平解决”派，主要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亲友，譬如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显得有些势单力孤。

好在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

但问题是，此时除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那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军事通讯设施、广播电台、电报局和报社控制住，基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而且，由于此次兵变并未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叛迹不彰，事起突然，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的全部机构，包括军统，都没有来得及向外部发出示警信号，便已就范。

就在蒋介石生死未卜，宋美龄心急如焚的时刻，张学良专门发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解释电报到了，保证“决不妄加危害”蒋介石，这才让宋美龄把心放下了几分。

张学良的电报，让宋美龄一方觉得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和平解决”派做了一个稳妥的决策：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在了宋美龄身边，他就是戴笠。没办法不站出来，一来保卫领袖本就是军统的天职，二来此次领袖“失陷”西安，跟军统在西北的糟糕情报工作很有关系，戴笠难辞其咎。所以若不想下岗失业甚至被砍头的话，就必须站出来亡羊补牢，将功补过。

再来说说势力强大的“武力讨伐”派。

其头面人物是老资格的黄埔系领袖何应钦。十几年过去了，新人换旧颜，当年的黄埔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已不声不响地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现在眼见老领导立于危崖，要是再推上一把，自己不就能接班了吗？

因此，何应钦是一心要武力解决“西安事变”。

很多资料都说何应钦是亲日派，是为了投降日本才要武力解决蒋介石，这种说法倒也不算空穴来风。

长城抗战之后，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这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

新上任的国民政府华北军政长官何应钦本着“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的原则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日本军队（所谓华北驻屯军）合法地进驻平津。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因此成立，虽然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但在日本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华北驻屯军的威慑下，他说话的分量能有多重？！

一句话，“华北自治”因此协定成为事实。在背后策划此事的又是土肥原贤二那个该死的倭寇。

《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就爆发了由***人胡服在北京发起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胡服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刘少奇。结果何应钦动用军警镇压了学生运动。

你何应钦不拿枪打日本人，却在这里打学生！这应该就是何应钦亲日的由来。

不单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他背后还有两个厉害角色推波助澜。

他们是蓝衣社的中坚骨干贺衷寒、邓文仪，算是青年一代的政治领袖。这两位老兄的想法是这样的：蒋校长万一被释放，自己可得“勤王”之功；若蒋校长“驾崩”，自己也可成为拥立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反正黄埔系的老大哥何应钦也是自己人。

看起来很完美的投机方案！

其实，这两位老兄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遗憾的是，这次两人跟错了。

贺衷寒、邓文仪以黄埔同学会、蓝衣社的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这还不算，两人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准备开赴潼关，武力救出校长。

“武力讨伐”派在确定策略之后，于“西安事变”当日就宣布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原来的中央“剿匪军”迅速转换角色变成“讨逆军”，分两路开向潼关和咸阳，围攻西安，武力营救领袖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讨逆军来势凶猛，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