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岁月

人生若没有艰辛与痛苦

生命不过是一缕风，一片云，

让逝去的青春，成为我们生活的奠基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雨历程，它虽平淡，但那独特的生命之旅在我们心中却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造就了五零后这代人吃苦耐劳，不畏艰辛的个性。1971年我们这批新三届的初中生，被称为“知识青年”，安排动员到云南边陲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我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分别读初中和小学的妹妹，母亲已经下放到西昌“五七”干校锻炼，父亲身体欠佳，家里决定不让我去云南支边，而是跟随父亲单位的安排到广汉县连山公社前哨大队插队落户，那一年我17岁，还正处在一个多梦的年龄，就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开启了我人生的第一步——离开大城市，到一个陌生的农村新天地，去干一番从未经历的劳动锻炼。

记得下乡的那一天，正值成都隆冬季节，寒风料峭，所有下乡的 汽车 都统一从人民南路广场出发，卡车上拉起鲜红的横幅，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十七个醒目的大字，广场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来送行的人很多，我站在卡车的前面，泪眼朦胧着向人群里张望，看到父亲牵着三个年幼的妹妹向我不停的招手，我心里想喊：再见了爸爸！再见了妹妹！但嗓子一阵哽咽，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寒风掀起爸爸的头发，一双大手和三双高高低低的小手一直在人群中不停招手，是分别似牵手，我不停的想擦干眼泪，因为泪水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想把他们看的清楚些，再清楚些，直到四个小黑点完全消失在我眼前，哭红眼的我，大脑一片空白，农村是什么样子？我要在那里做什么？

到了生产队集合后，才知道队里还没有腾出给我们知青住的房屋，女生暂时就安排在队里相对条件好的五婶家（她儿子在县政府工作）当天我们就领到了与农村土地亲密接触的生产工具，扁担、粪桶、锄头、镰刀，如同战士领到了钢枪，战场就是脚下这片广袤的土地，看着这些只是在**和小人书里看到过的“武器”知青们都有些激动，恨不得马上就奔赴到田间地头，垄地插苗，和农民打成一片。

生产队长看出了我们的心情，说：大家不要急，你们首要的任务是要立场坚定，坚决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划清界限，牢牢分清身边的“敌人”，高声告诉我们队里哪些人是地主？哪些人是右派分子？我感到一下子如临大敌，没想到“敌人”就在身边，心中默默的下定决心，一定要有阶级立场，牢记那些“敌人”的名字，认清他们的面目，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广阔的天地好好锻炼，做 社会 主义的接班人！

来到农村的第一个夜晚，我记忆犹新，夜幕降临，四周一片漆黑，只有一盏油灯跳跃着，发出昏黄的亮光，大家挤在一张又硬又冷的大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隔壁猪圈的猪儿不时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房间里弥漫着猪屎猪食混杂的气味，不知是谁发出了嘤嘤的哭声，由此引来哭声一片，一发不可收拾，直哭的睡在隔壁的五婶隔着土墙喊“学生些，莫哭了，习惯了就好了，明天还要出工哦”在朦朦胧胧中大家昏昏入睡了。

第二天拂晓，一声声响亮的哨声打破了乡村的寂静，队长吹哨出工了，那哨声悠长而婉转，前音低沉缓慢后音高亢短促，似集合似催促，知青们争先恐后的起床，来不及洗漱，拿着锄头上工去了

特殊的哨音让时隔四十多年一想起，心里还阵阵发紧，这也许是那时留在心灵中的阴影吧！

初学干农活，真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谷不分，韭菜和秧子混淆不清，出尽了洋相。担挑子肩上压起血包，挖泥巴，手上打起血泡，下秧田薅秧子，蚂蟥爬到腿上，拽都拽不脱。

记得第一次挑粪水到田间，要跨过几条水沟，由于摆动的姿势不协调，连人带桶一起掉到水沟，全身被粪水浸透，从沟里爬起来，顾不得擦掉溅到脸上和一对长辫子发梢上往下滴着粪水，挑上空桶，马上回去再装满，继续往田里去，打湿了的衣服和头发被太阳晒干，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要让贫下中农看不起我，褪掉城里人的娇气，融入他们之中。

记得大战红五月那段时间，抢种抢收，一天劳动10个多小时，要赶着割麦子，又要急着插秧子，生性要强的我，同农民比着干，他们割五排麦子我也割五排麦子，他们割八排我也咬牙割八排，汗水顺着发梢滴到眼睛里，刺痛的睁不开眼，看看身边俯身割麦的农民，我继续弯下腰，握镰刀的手更加快了节奏，干的正欢，不小心镰刀把小指头割破了，而且指甲也被削掉了一大块，鲜血直流，那时，农村医疗条件差，生产队没有医疗点，要到10公里以外的大队部才有，身旁一嬢嬢忙着在她衣服的布缝中找到一点“布屎”实际就是落在衣缝中的棉纤维和灰尘，放在我的伤口上，再在她的破衣服上扯下一条布条，帮我包扎起了伤口，继续割麦子，说来也怪，那伤口也慢慢的愈合了，还没有被感染。

当时知青下乡，国家只有少量补贴，对我们这些正处于长身体的十七的小青年，经常只能是上半月吃“干”，下半月吃“稀”没有菜油就吃“辣锅菜”，想改善伙食，就自己养鸡，可鸡还没有长大，又误食毒耗子的谷子，全部死光，看着长到一斤左右的死鸡子，很是心痛，不知谁说，可以吃吧，没有人反对，知青们于是三下五除二，拔毛破腹，洗净后切成小块，和青椒同炒，味道真是一个香，一上桌风卷残云，全部吃光。

那些年，广汉农村生产力很低，实行工分制，全劳动一天才挣一角多钱，妇女最高才8分钱，粮食紧缺，记得母亲在西昌“五七”干校时，来信说发现当地有一种稻子亩产量较高，回成都探亲时就带了一些种子给我，返回队里时，我把种子交给了队长，队长如获至宝，大会小会表扬我思想觉悟高，心系农村建设，其实我只是想能多增加一点产量，让大家多吃点米饭，不至于劳动时，饿的双脚打闪闪。队里特别腾出一块地，精心施肥灌水，那苗儿的确长势喜人，比其它秧苗都粗壮些，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笑容，期待着有个好收成。当稻子长穗儿时，由于西昌和成都平原日照时间的差异，最终产量没有西昌高，但还是比本地要略高些。由此，队长把我调到科研小组，做“五四零六”菌肥的生产。

夏季给棉花打农药，棉花在要结桃时，有一道工序必不可少，就是打农药，我们背上背起一个大药箱，药箱里药水有几十斤，背在身上，咣当咣当响，左手握住一个手把不停的加压打气，右手拿着喷头，向棉花喷洒农药，农药的主要成为是“六六粉”，那时没有防护用具，不戴口罩，不戴手套，有时风向变化，迎着风喷洒农药，水雾扑面而来，一天下来，直打的头昏眼花，现在想起也算命大，没有发生落下什么病来。

这些点点滴滴的经历，带给了我与现在年青人不一样的十七岁，那些略带苦涩的回忆，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随着年龄的增长反倒越来越清晰，我时常想，如果没有十七岁的艰辛了和磨炼，就没有今天面对困难的淡定和冷静。

知青生活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里程碑，为以后的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支柱，“不论生活有多难，咬咬牙就会挺过”这种信念我时常与年青人一起分享，成为我的精神财富！

长子知青 许仲英 半个世纪的回望 12/12

从1970年5月，到1972年8月，作为一个天津知青，我在万村度过了800多天的时光。也许，在漫漫的人生长河里，800天算不了什么，然而于我，却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多少次魂牵梦绕重回万村，多少次往事回放老泪沾襟……只因为，它是我所有经历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我最宝贵的青春记忆，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性格的形成、命运的走向……都带来了重大影响。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豆寇年华的我早已垂垂老矣，然而，关于万村的记忆却从未远去，像满天的星星似的，始终在我记忆的夜空里闪烁着、闪烁着……

一头栽进村

1970年春天，作为天津市合江路中学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我被分配到山西省晋东南地区的长子县插队落户。

5月10日上午10点，天津东站人山人海，挤满了即将启程的知青们以及前来送行的亲友们。高音喇叭里的语录声、口号声、歌曲声，伴随着站台上的锣鼓声响彻云天。然而，当列车启动的那个瞬间，上万人发出的哭嚎呐喊声顿时盖过了其它所有的喧嚣，震天动天！17岁的我，在泪眼模糊中告别了爹娘，告别了家乡。

第二天上午10点，整整跑了一天一夜的火车终于停靠在长子县境内一个叫东田良的小站上。我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也带着疲惫、迷茫、忧伤和一点点好奇，随着近800名天津知青一起下了车。

大概，这个小小的东田良车站，从来都没有这么热闹过吧——县里在车站背后的一大片空地上办了一场颇为隆重的欢迎仪式，搭起了临时戏台，架上了高音喇叭，请来了县剧团。全县29个被指定为知青安置点的大队，也都派人来迎接了，各式各样的驴车、马车、大卡车挤得满满当当。

显然，县里是下了一番功夫，尽可能做得周到和体面一些的，可知青们还是被眼前的陌生、荒凉和偏远吓住了，不少人眼里汪上了泪，一些泪窝子浅的女生们干脆抱头大哭。

合江路中学一共来了50个学生，其中36个分到了南陈公社东峪大队，我和另外13个则被分到了万村大队。同时分到万村的，还有吴家窑中学的6人。那时候“全国学解放军”，动不动就按“连”、“排”建置，所以各村的知青点不叫知青点，而是叫“知青排”。

欢迎大会结束后，我们随着万村来接的人上了车。那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20个知青，20个大箱子，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旅行包、背包、网兜、提篮……全都挤在敞篷的车斗里。不记得我是怎么被选为万村知青排排长的，倒是记得挤在车斗里的我，手里比别人多了一面红旗。

柏油路先是很快变成了疙疙瘩瘩的砂石路，又很快变成了坑坑洼洼的泥土路。 汽车 扭秧歌似的驶过，扬起漫天的尘烟。车斗里的我们，不停地东倒西歪、前拥后抢。我手里的红旗，开始还举得挺高，后来不知不觉的就成了“拐扙”。

下午四点，万村终于到了。 汽车 在村西口的知青大院前停了下来。空地上，已经挤满了来瞧稀罕的乡亲们。

还是男生们利索，不等车帮子打开，已经纷纷跳下了车。我一看，连忙举着红旗靠向车帮，想让他们先把旗子接过去，却不知道车帮的插销正巧刚被打开。我刚一靠上，立刻大头朝下、失去了重心……

就这样，在一片惊呼声中，我一头栽了下去！

初到万村

嘿嘿，还真得用一下“说时迟那时快”这句俗套子：话说听到惊呼声，几乎是同时，有两个离得最近的人抢前一步，一把接住了正栽下来的我。像腾云驾雾似的，我在他俩的手里重新变成大头朝上，稳稳当当地被放在地上，就这么晕晕乎乎地踏上了万村的土地。

接住我的两个人中，左边那个是男知青岑焕明，右边那个是个陌生的庄稼汉，我只记得自己手里的旗竿子还硌了人家的胳膊一下，只记得自己礼貌性地说了声“谢谢”，却没能记住他是谁。现在想想，我可真够不懂事的。

定了定神，我举目四望：密密匝匝的，一大群乡亲立刻拥进我的眼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满脸的好奇，那叽叽喳喳的议论声灌进我的耳朵，却是一句也听不懂。挤在前头的是孩子们，他们仰起淌着鼻涕的小脸憨笑着，毫不掩饰那直直盯着我们的目光。胆子大一点的，还会瞅冷子跑过来在我们身上摸一把，然后在小伙伴们的哄笑声中飞快跑回去，几分羞涩，几分得意。

其实，好奇的何止是乡亲们呀，我们这20个年轻的天津娃子，也在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们呢！

在我眼里，他们都好土好土哟。衣裳虽然谈不上褴褛，却也谈不上齐整，更谈不上干净。对襟袄、缅裆裤，上衣短得简直盖不住肚脐，裤子却肥大到臃肿的地步。衣料大都是黑白两色，只有闺女们身上才能看到一些半新不旧的碎花洋布衫。都五月天了，年纪大一点的还穿着黑色棉衣裤，拦腰系一条白粗布腰带。裹着小脚的老婆婆们头上顶着一块白粗布帕子，齐额包住，把两边抿到耳后。低头看，无论男女，脚上一律都是家做布鞋，圆口的、方口的、尖足的、牛鼻梁子的、灰头土脸的、半新不旧的、露着脚趾头脚后跟的……

大队干部领我们进了知青大院。身后，乡亲们也都推推攘攘地挤了进来。东墙根下，临时盘起的大灶上，一口大锅正冒着热气，地上有几摞粗瓷大碗。见知青们进来，有人忙张罗着，把锅里的饭食盛进粗瓷大碗，再逐一端到我们面前。

那是一碗撅片汤。除了面片和汤水，没有菜叶，没有油花，只有盐和醋调出来的咸味和酸味。

没吃几口，知青们就放下了碗筷，不光是因为这饭没滋没味、寡淡难咽，还因为各种的不习惯：不习惯没有饭桌、没有椅凳，不习惯沉甸甸压得手腕酸困的粗瓷大碗，不习惯身边那些不错眼珠盯着我们吃饭的目光……

看着我们满不在乎放下的大碗和碗里一多半的剩饭，乡亲们的眼神有些复杂，我们却并没当回事。直到不久后，在真正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之后，我们才回想起当初，那碗撅片汤——纯白面的撅片汤啊——是多么的珍贵！以当时万村的条件而言，那应该是所能端出的最好、最体面的饭食了呀！

一碗撅片汤，宛如一面镜子，映出了太多太多的内容，也包括我们的不谙世事！

知青大院

知青大院是万村知青的共同记忆，或许也是永久的记忆 。

只需稍稍留意，就不难看出这座大院曾经的气派：门楼两侧的石头立柱和石雕柱座，门楣上笔力苍劲的“瑞气临”三个大字，门楼斗拱上精致的木雕纹饰、两侧院墙上的砖雕……

大院最早的主人叫王仕达，是个地主。当知青时，我从没见过他，对他的一切也一无所知。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倒是陆续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传闻。比如，说他曾是个开明乡绅，积极办学，县里有所学校就是他创办的；说他为人儒雅、饱读诗书，“双手能写梅花篆”，是全县有名的文化人；说他是在土改时被分光家财逐出家门从此以乞讨为生的；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竟然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会偷偷施舍与他……听我教过的一个学生说，当年王仕达偶尔也会行乞到万村来，她就曾和一帮不懂事的小孩子扔石头驱赶过这个“邋遢死了的讨吃鬼”，王仕达一边逃，一边恨恨地骂“猪毛土匪……猪毛土匪……”

扯远了，回过头来还说这个知青大院。

土改后，大院成了村里的公有财产，曾经是村里的牲口院，后来因为知青要来了，村里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安排，才在大院南边盖了牲口棚，牵出牲口。再垫地、盘炕、垒灶、糊了窗户纸，又置办了灶具、油灯……弄成了能住人的地方。

其实，国家给每个下乡知青都拨了安家费，5里外的东峪村和十多里外的崇仁村就用这笔专款盖起了知青房，明堂瓦舍的，羡煞人。但全县29个知青点村里，也只有这两个村盖了知青房，大多数都没了下文。万村属于大多数——一直到最后一名知青离开，知青房始终没盖起来。

我们入住时，大院已经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门楼子塌了一角，门扇裂着指头粗的缝，东屋和西间屋已经塌没了，只剩下堂屋、西屋和东间屋。

东间屋大约有八九平米大，做了灶房。灶房里靠西用青砖盘个一米多高，二米多宽的煤火大灶。炉膛好大，据说鉴别炉灶好烧不好烧，先要看它够不够大，“炉膛里能不能卧下条狗”。添煤用大铁锨，捅火用大火柱——一寸来粗、三尺来长。靠东墙用砖支起个台子，上面放一块大案板，墙上钉了个木头架子，放菜刀擀杖。靠北墙立着一口大缸，叫八担缸，意思是能盛八担水。这缸放置得有点怪：一少半埋在地下，一多半露出地面。据说这样不光稳当，而且无论向里倒水还是向外舀水，都容易了许多，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缸里的水夏天不易坏，冬天不易冻。

堂屋靠东墙原来就有一盘小炕，是供饲养员住的，现在又在西墙那边盘起一个大炕，与原来的小炕相对。住进9名男知青。

西屋，曾经的女生宿舍。2003年时，这里住着王仁达的后人。

西屋原本是圈牲口的，牲口迁走后，队里在这屋一南一北盘起两个大炕。11名女知青住了进来。

迈进西屋门槛儿，布局一目了然。迎面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地上放个条桌，桌上一盏崭新的煤油灯。一左一右两个铺着篾席的大通炕，屋中间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空地了。两扇老式木头门，歪歪斜斜杵在门枢石臼里。一南一北两个木窗格上，糊着崭新的麻头纸。

11个女生相帮着，把各自带来的木箱、皮箱、柳条箱之类分列大炕两旁，拿出被褥并排铺在剩下的大炕上，拉两道绳子晾衣裳、毛巾，暖瓶、牙缸排列在条桌上，脸盆脚盆摞在桌子下头……队里发给每人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副扁担箩筐，还有一顶草帽和一副垫肩。大家各自写上自己的名字，也都堆在门后。这就算安了家。

我的铺位是南边那盘大炕从东数第2个。这木沿、砖脸、土芯、不烧火的大炕我是第一次见，这头朝外、脚朝里、头挨头、脚并脚的睡法我也是第一次体验。睡在这样的大土炕上，我觉得像演**似的新鲜、好玩。

可是很快就不好玩了——新盘的大炕实在是太潮了，没过多长时间，知青身上都生满了红红的疖疮，我小腿上的那个更厉害，烂得流了脓，露出白色的腿骨，怎么都长不住口。一直到了那年的冬天，疖疮上渗出的脓血还常把绒裤粘住，走起路来一撕一扯地疼。开始我以为是水土不服，后来有一次偶然一掀炕席，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篾席背面竟然沁满了细密的水珠，湿漉漉的炕面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没牙婆”！

那年我17岁，年纪太小，不懂得睡湿炕的厉害。这段睡湿炕的经历到底给我坐下了病根——从此腰腿痛伴随了我一生。

从住进大院开始，无论饮食、起居、劳动、语言、习俗……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又都必须是尽快适应的。20个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年轻人无数次地哭过、笑过、疯过、闹过、争吵过、亲昵过、困惑过、思考过。在巨大的物质落差和精神落差面前，我们承受着艰苦的考验和思乡的折磨，承受着青春的躁动和前途的迷茫。

这是个不断长大、不断成熟的过程，一直到若干年后知青们陆续离开。

知青大院见证了这个过程。

1990年，在阔别了18年之后，我第一次回村，专程到知青大院去追寻我逝去了的青春足迹。那时，知青们已经走光了，大院越发苍老不堪。到了2003年初春，我再次重返万村，重寻知青大院。堂屋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只留下破烂不堪的西屋和摇摇欲坠的门楼，还有门前的两块青石，像历经沧桑的老人一样，默默地守候在那里。

2003年春，堂屋，曾经的男生宿舍，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此后的数年里，我记不清自己多少次返回万村，知青大院是我每次必去之处。

前不久听说，知青大院终于塌完了，这个记载着我们青春年华的苦与乐、血与泪、希望与绝望的大院彻底消失了。

但是，存在我心中的知青大院，鲜活如故。

待续

陈建国和李秀梅两个人已经结婚46年时间了，现在两个人都已经退休了，现在每个月的退休金有一万多，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已经足够他们生活了。

陈建国和李秀梅有两个孩子，女儿陈晓霞是一名高中老师，儿子陈斌是一名律师，两个孩子都非常有出息，这也是陈建国最值得骄傲的地方，陈建国和李秀梅两个人是在插队的时候认识的，陈建国比李秀梅大一岁，两个人是初恋，回想起当年插队的往事，陈建国心里难免有些伤心，因为和他一起插队的很多知青都留在了农村，陈建国也是为数不多回城的知青，相比其他知青，陈建国要幸运很多。

1968年，陈建国高中毕业之后，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当时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陈建国就在这个时候下乡来到了陕北米脂县一个名叫刘家沟的偏僻小山村。

和陈建国一起插队的知青总共有三十二人 陈建国是第一批北京来陕北插队的知青，这次来插队的都是男知青，刘家沟是在一个山沟沟里面，四面环山，进出村里的路只有一条，因为交通不便，村里一直没有通上电，陈建国来陕北插队第一年，刚好赶上县里要为刘家沟拉电线，队里的男女老少加上知青都参加了劳动，因为对刘家沟村民来说，没有什么比通上电更重要的事情了。

在拉电线之前，首先就要修好进出村里的路，队长刘爱民把全队人分成了三组，年纪大的和妇女负责后勤保障，专门给大家生活做饭，有体力的年轻人负责开凿通路，插队知青被分成了一组，专门负责拉土，陈建国是知青小队队长，负责组织大家干活。

因为当时没有先进工具，知青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起床干活，老乡是五点就已经开始干活了，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活，即便是这样，修路的工作进展依然很慢，知青忙了一年时候，才向前推进了不到10公里，还有一半的活没有干完，因为陕北冬天的天气很冷，这一年下了好几场大雪，进出村里的路都被大雪堵了，队长刘爱民只好组织知青铲雪通路，总之来陕北第一年，根本就没休息几天，都是在干活。

陈建国来陕北第二年，刘家沟又来了一批插队知青，这次人数很少，只有五人，两名女知青，三名男知青，看到有女知青来，男知青都显得非常激动，大家都抢着给女知青拿行李，陈建国抢在了其他知青前面，帮李秀梅拿起了行李，这是陈建国和李秀梅第一次见面，李秀梅对陈建国第一印象很好，刘秀梅穿了一双红皮鞋，穿着一身连衣裙，扎着马尾辫，走在人群中显得格外耀眼，其他男知青也是看得目瞪口呆，陈建国护在李秀梅身边，其他知青见状对陈建国露出了鄙视的目光。

在安排住宿的时候，给两个女生单独安排了一间屋子，其他知青都是住窑洞，女知青也是跟着老乡负责后勤工作，1969年通往村里的路，终于修好了，这一年过大年，队长专门给大家伙宰了一头猪，这也是知青来陕北第一次吃到肉。

自从陈建国和李秀梅认识之后，陈建国没事的时候，总是跑去女生宿舍找李秀梅，每次都是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有一次陈建国故意把自己的衣服搞破，让李秀梅给自己缝，好在李秀梅也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就这样两个人的关系也亲近了很多。

1971年，刘家沟终于通上电，老乡之前一直都是点煤油灯，很多知青都激动地哭了，这是他们和老乡努力三年的成果，这三年他们吃了太多的哭，陈建国心里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有些想家了，来陕北以后，自己也只给家里写过两封信。

自从修好路，通上电之后，老乡的生活也改善了很多，陈建国和李秀梅就商量着给队里建一所学校，这个想法得到了队长李爱国和老乡的支持，因为原来队里是有一所小学的，只是因为刘家沟太偏僻了，条件又不好，所以一直没有老师来刘家沟任教，后来学校也没有再办了。

在队长刘爱民的帮助下，老乡都自发参与，盖学校所用的木头都是老乡从自己家里拿来的，学校盖好之后，老乡又拿来了自家的板凳和桌子，就这样学校很快就建好了，学校建好之后，陈建国和李秀梅便成了刘家沟小学第一任老师，而且还有其他两名知青也自发愿意当老师。

因为上学的孩子年龄参差不齐，年龄大的单独由陈建国来教，年龄小的都是按照班级来负责教学，课本都是陈建国他们自己写的，后来县里知道了刘家沟的事情之后，非常重视，给陈建国他们添置了一些印刷设备，陈建国和秀梅还受到了表扬，被评选为“优秀知青”，也因为这件事情陈建国和李秀梅提前结束了插队生活，返回了城里。

1974年陈建国和李秀梅通过招工招干提前回到了城里，陈建国进了一家钢铁厂当了工人，李秀梅也进了一家纺织厂当了工人，两个人回城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到了1977年，李秀梅和陈建国同时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陈建国进了外贸部，李秀梅则选择当了一名老师，因为当老师一直是李秀梅的愿望。

毕业第二年陈建国和李秀梅两个人就结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陈建国和李秀梅一直都非常恩爱，在2012年的时候，两个人还专门去了一趟陕北，回到了他们曾经插队的地方，陈建国说陕北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如果没有插队的经历，他也不会认识李秀梅，对陕北，陈建国心里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之前有很多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会选择下乡为农村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都是城市中娇生惯养的孩子，都自愿去到穷乡僻壤中去建设农村，因为他们心中有对祖国的热爱，当年，高知识女知青因“开不得玩笑”执意嫁给农民，大家一定很好奇后来怎么样了，我们接着往下看。

执意嫁给毕振远

1968年白启娴大学毕业之后，就到河北省去上山下乡，到了这农村，她才发现农村的生活确实挺苦的，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是很破旧的，一开始很多知青都不适应农村艰苦的生活，但是白启娴是一个很坚强的女生，她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生活，而且还经常和农村里的人聊天，因为白启娴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女生，通过聊天知道她是一个大学生刚毕业，还没有结婚，甚至有很多热心的人说要给她介绍对象，看她文文气气的和大队里的记工员毕振远性格很相似，所以就开他们的玩笑，而白启娴多少还是有女生的羞涩，就是开不得玩笑，后来还真是嫁给了毕振远，不过因为两家的条件相差太悬殊了，所以他们的婚事遭到了父母的反对，觉得白启娴嫁过去之后，不会幸福的，但是白启娴执意要嫁给毕振远，父母没有办法只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丈夫害怕她离婚

婚后的白启娴就是一个很贤惠的妻子，丈夫家里人一开始很喜欢这个媳妇，毕竟这个媳妇可以堂堂正正的大学生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觉得这个媳妇哪里都好就是太柔弱了，农村里的活都是需要力气的，但是白启娴只是有一肚子的墨水和文化，在干农活上可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很快婆家就有点嫌弃这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媳妇，不过很快白启娴有了一个入校当老师的机会，这才算在婆家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丈夫却变得性格古怪，他害怕白启娴有了好工作就和自己离婚，所以经常开始打白启娴，就是为了让她心甘情愿留在这个家，白启娴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家，毕竟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可以上学了，但是农村并不重视教育，所以这才是白启娴苦恼的地方。

后来白启娴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她和婆家的观念不同造成分歧很大，而且丈夫说理都是简单粗暴的，直接就用拳头说话，白启娴开始害怕丈夫，生活的苦难把她的身体压垮了，她患上很严重的肾炎，重病缠身的她反而想清楚一些事情，既然这个婚姻不幸福，她决定结束这段婚姻，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说不定哪一天就离开了人世，她希望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白启娴就开始和丈夫协议离婚，后来她的婚姻还是没有结束，就是因为孩子的羁绊，没有办法还是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吧，对此，荧幕前的你是如何看待的呢，欢迎下方留言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