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后的德国掺状

众所周知，二战后联邦德国（指1949—1989年间的西德与1990年后的统一德国）对纳粹德国的罪恶历史作出了彻底的反省，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0年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已成为德国悔过自新的经典象征。但是，除此以外，国内对德国反思历史的情况的了解就很少了。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倾向于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这一结论虽然没错，但不可忽视的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沉默与回避阶段

与我们今天的德国形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数起联邦建国后15年里的历史态度。在这个阶段的西德，反思与清算纳粹历史只是点滴现象，没有形成规模。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纳粹历史的无视、沉默与回避。

这里我们应该从1945开始讲起。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哀鸿遍地。普通的德国人丢魂失魄，流离失所，每日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对纳粹历史的清算，是西方占领当局的事情。恶贯满盈的纳粹头目在纽伦堡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审判。纳粹官员被驱逐出政府机关。对普通德国人，美军在美占区以表格登记审查的方式进行了的“非纳粹化”措施。但是，因与纳粹政权有关的人数太多，德国民众的抵触情绪强烈，不得不交由德国地方政府设立的特别法院处理。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让无数的纳粹分子过关，“非纳粹化”运动因此半途而废。

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也没有积极进行对纳粹历史的清算。相反，1949年12月联邦众议院便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1951年，又通过了恢复1945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的职位的法律。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占领国也失去了彻底清洗纳粹分子的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为西方阵营的实力成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斯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阿登纳又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其余纳粹将领，而且还邀请曼斯泰因到总理府座谈。阿登纳本人属于保守派，自己也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他主张与西方交战国，特别是与法国和解，也支持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对犹太人作出赔偿。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尽快从西方战胜国手里获得西德的国家主权。为此他需要许多专业人才，这些人的纳粹历史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没有一个纳粹时期的法官受到起诉或丢掉职位。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纳粹主义在西德虽然没有复辟，但因冷战的掩护与阿登纳本人的保守倾向，许多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幸运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转折与突破阶段

在50与60年代初期的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清算无从谈起。到6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此时，西方国家与西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当时离二战结束只有二十余年，在政府、军队与教育机构占有要位的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这些人相对安稳地度过了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无情清算。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非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下台。

1969年秋天，在学生运动的大力推动下，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勃兰特上任后，对内实行民主自由改革，对外谋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解（“东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联邦德国与波兰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就在当天，他吊唁了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举世闻名的谢罪举动。在西德国内，他因此受到了右翼的攻击与非议。但是他伟大的举措感动了世界舆论。1971年底，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了勃兰特诺贝尔和平奖。他赢得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他也为联邦德国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从此以后，世界舆论对德国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

应该提及的是，西德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出现了极左潮流。少数大学生深信“资本主义导致法西斯主义”，组成了所谓的“红军团”，试图以暴力的方式推翻西德的社会制度，因此走上了恐怖主义的歧途。1977年秋天，极左的恐怖主义达到了高峰。在施密特政府的强硬打击下，“红军团”失败并走入低谷。

但是，学生运动引发的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对原纳粹分子的清洗却在继续进行。1978年，原纳粹海军法官、时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宾格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战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还继续判决士兵死刑。而且在战后坚持认为，“如果当年是合法的话，那么现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1979年，西德各州地方电视台在四个晚上连续转播了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电视片中一个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家庭的悲惨命运深深地震撼了观众的心灵。据统计，当时共有仅两千万人收看了该节目。对于只有六千万人口的西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该节目的成功使得新纳粹分子恼羞成怒，他们试图通过迫害电视设备来进行干扰，但也未成功。

三、80年代：反复与争论阶段

进入8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态度又出现了波动。这与在1982年底以科尔为首的保守派的再次上台很有关系。保守派对60年代中期以来左派对纳粹历史以及德国保守传统的批判一直耿耿于怀。科尔上台之后，宣布要实现“政治与道德上的转折”。科尔本人并不想给纳粹历史翻案，但其他保守分子却认为重新评论德国历史的时候来到了。

1983年，西德出现了所谓的“希特勒日记丑闻”。著名的《明星》杂志推出了所谓的“被发现的”“希特勒日记”。德国舆论一片震撼。保守势力欣喜若狂，叫嚣 “应该改写纳粹德国历史了”。但是，“希特勒日记”很快被证实是伪造的。“日记”虽然是假的，但是保守派因此暴露出来的篡改历史的心愿却是真实的。

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5月8日是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40周年纪念日。随着这一历史日子的逼近，欧美各国都在准备隆重的纪念活动。联邦德国也因此再次兴起了反思纳粹历史的高潮。但这次反思却变了调。有人认为，5月8日对于战胜国来说是一个“胜利与解放的日子”，而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天却意味着战败与灾难。难道德国人还能与战胜国一起把它作为“胜利与解放的日子”来庆祝吗？5月初，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来到西德，要与西德总理科尔一起在纪念二战结束的同时，表示德美两国人民的和解。科尔为此安排了到比特堡二战德国阵亡士兵墓地吊唁。但媒体很快披露，该墓地还埋葬着几十个纳粹党核心组织“武装党卫队”成员。犹太人组织因此呼吁里根与科尔放弃该吊唁计划。但科尔还是坚持与里根一起去了比特堡。联邦德国与纳粹历史一刀两断的光辉形象被抹上了一层阴影。

5月8日，联邦德国在众议院举行庄严的二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活动。面对西德舆论中对这一历史日子的性质的疑惑，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5月8日”，对于德国人来说首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解放之日”，因为它把所有德国人都从纳粹的暴力统治中解放出来了。德国人不应该把战争结束时自己承受的灾难与这个日子，而应该与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上台的日子联系在一起。德国人不应该记恨于当年的战胜国，而应该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结于罪恶的纳粹统治。魏茨泽克的精彩演讲不仅赢得了德国众议院的热烈掌声，澄清了德国公众的历史疑惑，而且受到了西方舆论的一片赞赏，除去了德国国际形象上的阴影。

但是，西德对纳粹历史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终结。1986年又出现了所谓的“历史学家争论”。这场争论源于右翼历史学家诺尔特。他在一篇报刊文章中抱怨，纳粹德国已经灭亡40年了，但这段历史却仍然不能“过去”。他认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的类似的大屠杀事件。而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很有可能是对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种“亚洲式的酷刑”的回应，犹如一种正当防卫。对诺尔特的进攻，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与左翼历史学家一起作出了及时而有力的回击。他们认为，之所以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是因为纳粹国家利用现代工厂化的方式对一个种族不分男女老少地进行了整体性灭绝性大屠杀，而且这种罪行又发生在属于欧洲文明国家的德国。如果有意寻找，总能找到一个与其他国家的大屠杀的“可比性”。但这种“可比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德国人降低自我道德标准的理由。关键要看德国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释重负，是否愿意把自己与落后国家一样看待，逃避良心的谴责。至于诺尔特的第二个观点，则完全属于无稽之谈，是挖空心思为希特勒开脱罪责。

四、90年代以来：深入与多面化阶段。

1990年10月，分裂40年之久的东西德国统一了。统一德国沿袭了原西德的国名，也继承了其反思纳粹历史的优良传统。统一后，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更加深入了。在以前，清算纳粹历史的矛头主要对准前纳粹政权的重要人物与机构组织或者联邦德国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纳粹历史。而现在，进入批判视野的是纳粹时期的普通人物与组织。

90年代初期，美国历史学家格德哈根出版了其题为《希特勒心甘情愿的侩子手——大屠杀中的普通德国人》的博士论文。在此书中，格德哈根通过对纳粹时期参加大屠杀的德国协助警察的研究，得出了纳粹时期普通德国人都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自愿帮凶的结论。该书翻译成德文后，在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所谓的“格德哈根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年轻一代大多支持格德哈根的观点，而他们的父亲一代，即那些已经成为大学教授的60年代的大学生却显得有些落后了，因为他们过于挑剔格德哈根著作的专业缺陷。

随着辩论的深入，纳粹德国军队在二战与大屠杀中的角色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在此以前，德国流传着“国防军是干净的” 的粉饰性说法，认为他们只是“服从了命令”，参加了“正常的”战役，没有参加纳粹大屠杀等罪恶行为。对此，属于左翼自由派的德国烟草商富豪林茨玛及其社会研究所组织了一个题为《灭绝战争——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5》的历史摄影展览，展出了成百上千幅戳穿“国防军是干净的”的谎言。展览在德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巨大震撼。不过，它也引起了极右翼的攻击。他们在其中找出了一些技术错误，试图推翻整个展览的结论，但未能得逞。

进入9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了，影视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如前所述，早在70年代末，美国电视系列剧《大屠杀》就为西德社会反思纳粹历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90年代，美国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也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德国中小学都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并举行讨论。在这方面，德国影视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瞩目的工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德国影片都是以纳粹历史及其影响为主题的。早在1980年，以著名作家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为脚本的德国同名故事片在好莱坞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非英语故事片奖。2002年，一部叙述一个在纳粹时期流亡非洲的犹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获得了这一殊荣。在90年代中期，讽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记丑闻”的德国故事片《施东克》曾获得该奖项的提名奖。去年，德国**界又推出了反映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灭亡》，在德国引起轰动，又于今年在好莱坞获得了提名奖。另外，德国国家电视二台自9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纳粹历史的纪实性电视片，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与正面的历史教育不同，影视作品能够使战后出生的年轻人更为直觉地接触纳粹历史。以犹太人命运为主题的影片更能使他们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以希特勒为主角的影片则能使他们通过“一场与魔鬼的约会”对其幽灵产生更大的免疫力，后一种影片的成功不仅表现了德国**界的艺术水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

到新旧世纪之交，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历程又取得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经过二三十年的反复讨论，联邦众议院于1999年6月25日通过在柏林建造纪念六百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受害者的大规模纪念碑的决议。众议院采用了美国建筑师埃森曼的碑林设计。碑林建造在处于柏林统一后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广场，面积约为150米见方，包括2711个从30厘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纪念碑林将告诫世世代代的德国人牢记纳粹时期的罪恶，永远不让黑暗的历史重复。今年5月10日，大屠杀纪念碑林正式揭幕。

五、结语

但是，即便进入新世纪后，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仍然充满了波折，2002年，德国历史学家约格·弗里德里希推出了《大火》一书。该书详细叙述了二战期间战胜国对德国城市的空袭以及德国民众遭受的灾难。作者把战胜国对德国的狂轰滥炸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议。新纳粹分子又借机挑拨德国与战胜国的关系，他们称战争国1945年2月13日对德雷斯顿的大轰炸为“炸弹大屠杀”，并且扬言要在今年5月8日到柏林的象征建筑勃兰登堡门示威游行。

那天，全世界人民通过电视看到了来自德国首都的动人一幕：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手持火烛默立在勃兰登堡门周围的街道上。他们在为永久的和平祈祷，同时他们也以此行动阻挡在周边街道上挑衅的新纳粹分子前往勃兰登堡大门，不让他们玷污德国的国际形象。

这一幅画面可以作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与现状的象征。德国的反思是彻底的，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它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进行。让我们为它祝福吧！

（观察者网 讯）据美联社1月21日报道，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当天的采访中称，如果波兰决定向乌克兰运送“豹-2”主战坦克，德国政府将不会反对。而稍早之前，德国新任防长皮斯托留斯明确表示，德国没有对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或批准他国对乌提供“豹-2”坦克一事做出决定。

德国控制着所有豹2坦克的出口许可证，因此德国可以最终决定任何国家是否可以出售或捐赠坦克。

德国外交部长称：德国不会阻挠波兰给乌克兰坦克

贝尔伯克21日对法国新闻台（LCI）说，波兰还没有正式要求德国批准波方向乌克兰提供“豹-2”坦克，但她补充说：“如果被这样要求了，我们不会阻拦”。

她表示，德国官员“知道这些坦克有多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正和其他合作国家“讨论这个问题”。

几个月来，乌克兰官员一直呼吁西方盟友向其提供德国制造的“豹-2”主战坦克，但德国并不支持。德国总理朔尔茨的社民党传统上对军事介入持怀疑态度，并因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而对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持谨慎态度。

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就此事对德国表达不满。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说，如果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不同意向乌克兰转让“豹-2”坦克，波兰准备建立一个 "较小的国家联盟"，无论如何都要送出自己的坦克。

莫拉维茨基在接受波兰国家通讯社21日发表的采访时说：“德国还需要什么来睁开眼睛，并开始按照德国的潜力采取行动？”

但在此前一天的北约防长会议上，刚上任仅一天的德国新任防长皮斯托留斯明确，德国没有对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或批准他国对乌提“豹-2”坦克一事做出决定。

“今天，我们无法说出（派遣“豹-2”坦克的）决定何时会做出，以及决定的内容将会如何。”

豹2坦克 资料图

会议间隙，皮斯托留斯表示，德国政府没有就“豹-2”坦克问题做出决定，且“没有一致的意见”。他说，德国政府内部“有很好的理由支持，也有很好的理由反对”。考虑到俄乌冲突的复杂性，所有的利弊都必须非常仔细地权衡，“很多盟国都明确地认同这一点”。

但他补充说，他已指示国防部官员审计德国的“豹-2”库存，以便该国未来在做出“积极决定”时能够“迅速采取行动”。

“豹-2”主战坦克由联邦德国于20世纪70年代研制，目前数量约为3600辆左右，在各欧洲国家服役。得益于德方一系列升级，豹2坦克性能一直处于“装甲战车的前沿”，被广泛认为至少与美国M1坦克相仿。德国控制着所有豹2坦克的出口许可证，只有德国才能最终决定任何国家可否出售或捐赠坦克。

21日早些时候，俄罗斯议会下院议长、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说，向乌克兰提供更强大武器的政府有可能造成 “全球悲剧，摧毁他们的国家”。

“向乌克兰政权提供进攻性武器将导致一场全球灾难，”沃洛金说。“如果华盛顿和北约提供的武器将用于打击和平的城市，并像他们威胁的那样试图夺取我们的领土，这将引发更强大的武器的报复。”

1938年底，前苏联驻德大使开始与德国官员在柏林就改善两国经济关系进行谈判。双方都知道，经济贸3谈判将为两国改善政治关系铺平道路。1939年春，英法苏在莫斯科举行缔结反法西斯联盟的谈判，尽管谈判迟迟没有取得进展，但仍5起希特勒的焦虑。希特勒知道，这一联盟一旦形成，德国将再次面临两面受敌的困境。希特勒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以阻止这一反德联盟的形成。随后，德国开始频频1前苏联伸出橄榄枝。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表示，德国愿意为前苏联提供一笔条件优惠的长期贷款。德国报纸也表示，德国谋求生存空间不意味着1前苏联扩张。前苏联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斯大林需要德国采取改善苏德关系的进一步行动，他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英法苏莫斯科谈判的进展。希特勒决定采取新的行动。1939年6月，他通过意大利外相齐亚诺转告前苏联驻罗马的外交官，德国愿意帮助改善日苏关系，并希望与前苏联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几天后，意大利驻苏大使又1前苏联政府表示，德国愿意为改善德苏关系作出更大的让步。斯大林清楚希特勒此举用意在于破坏莫斯科谈判，但他仍同意恢复在柏林进行的“贸3谈判”。为了迫使德国作出实质性的、更大的让步，前苏联有意放慢谈判节奏。希特勒的“白色方案”将进攻波兰的最后期限定为9月1日，离这一日期已不到40天了。希特勒心急如焚，频频致电驻苏大使舒伦堡，要求他立即采取行动，会见莫洛托夫，立即将贸3谈判转入政治谈判。8月3日晚，舒伦堡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前苏联外交人1委员莫洛托夫，双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莫洛托夫有意对德国的“热情”保持冷淡态度，指出，前苏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德国态度改变的迹象，并继续谴责德国过去的反苏行动。他列举了德日订立《反共产国际协定》、德国支持日本1前苏联寻衅、德国反对前苏联参加慕尼黑会议等事实。8月14日，舒伦堡再次与莫洛托夫会谈。在会谈中，他告诉莫洛托夫，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将以希特勒的名义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他暗示德国愿意与前苏联划定两国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势力范围。莫洛托夫表示，欢迎里宾特洛甫访苏，但建议在来访之前，双方应先达成原9性的协议。8月16日，舒伦堡正式提出，德国准备与前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期限可为25年，并准备与前苏联一起为波罗的海各国做担保，它还愿意发挥它的影响，说服日本改善日苏关系。斯大林不急于同德国达成协议，有意继续采取拖延策略，迫使希特勒进一步作出让步。8月18日，希特勒明确表示，愿意与前苏联签订协定，划定各自在东欧和波罗的海的势力范围。翌日，前苏联表示，同意邀请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日期为8月26日或27日。希特勒不能等到8月26日，他放下架子，亲自致电斯大林，请求斯大林同意立即邀请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电文称：

“鉴于1们两国都有建立彼此间新关系的愿望，最好不要丧失任何时间，1因此再次建议你在星期二(8月22日)接见1的外交部长，最迟星期三(8月23日)。德国外交部长有最充分的权力来拟定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议定书。”在发出这份电报后，希特勒寝食难安，他无法判断斯大林会作出何种反应，离发动战争的最后时刻只有11天了。直到午夜，他还打电话给戈林，问戈林如何判断斯大林的反应。希特勒的担忧是多余的。8月19日，斯大林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已表示，他决定中断与英法的谈判，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看到希特勒的电文后，他在回电中表示，同意里宾特洛甫在8月23日访问，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1日晚上10时30分，度日如年的希特勒终于收到斯大林的回电。看完电文后，他欣喜若狂，立即下令戈培尔通知德国电台，以最快的速度1世界播出这条消息。他担心斯大林会反悔，想先造成既成事实。其实这是多虑了。8月23日中午，里宾特洛甫飞抵莫斯科，在机场上受到前苏联副外交人1委员波将金的欢迎。在德国大使馆吃完午饭后，里宾特洛甫立即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门口迎接里宾特洛甫。会谈随即开始，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希特勒同意作出的让步甚至超过了他的想象。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的条款取得一致意见。

为官清正廉洁，办事公平公正

——提高警惕，把好廉正第一关

翻阅时下报刊，一些徇私枉法，疯狂敛财而沦为阶下囚的贪官污吏，在被审查期间往往不约而同地如此反思：本来是想做清官的，但经不住诱惑接受了第一次贿赂后，也就放松了警惕，一步步走向了堕落。

显然，那些受党教育多年，身居显赫高位去胆敢以身试法的贪官，断不是东窗事发后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可以轻飘飘搪塞过关的。然而究其蜕化变质的轨迹，倒也确是由那第一次的思想松懈起步的。很多私欲膨胀而毁于贪欲的“人民公仆”在铁窗内回首自我毁灭的过程时，常常因“一个不慎，满盘皆输”而泪涕横流，痛不欲生。这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宋代哲学家王廷相讲过这样一个寓言：轿夫穿着新鞋进城，始而小心翼翼，生怕弄脏新鞋，后来一分心踩进水塘，由此便高一脚低一脚地踩过去，再也无所顾忌了。轿夫行路有个警惕第一脚的问题，为官行政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有些领导干部上任伊始抱负尚存，口碑尚可，一旦下水湿了第一脚后，便“进臭久闻不知其臭”，甚至“破罐破摔”，在毁灭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此类教训举不胜举，是足以令每一个有职有权者惊醒的。

谨防“湿第一脚”，除了各级干部从严自律，洁身自好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建立健全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惟有如此，方能真正震慑那些心存邪念和侥幸的意志薄弱者，使其“有此贼心，无此贼胆”；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绝大多数执掌权力者清正廉洁，“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而公平公正跟廉洁是有连带关系的。公平是大家都明白的，无非是指办事无私心，处理事件不偏心，以规章制度为准则，坚决按照规章制度的要求办事，不徇私舞弊，即所谓的“公道自在人心”；但是一个人必须要有廉洁，才会公平；反过来说，如果心存贪污，那什么公平都没有了。

例如一个做官的人，如果能够做到廉洁不贪污，当然他处事就能够公平；要是换一个贪污的人，所谓“有钱得生，无钱得死”，那里会公平？说到贪污，其实并不是只有“吃钱”叫贪污，凭自己的感情用事，也是贪污；比方说：我有权力，对于跟我有感情我喜欢的人，我可以利用我的权力，随便给他好处；要是跟我没有感情或者我所讨厌的人，我就对他刻薄，吹毛求疵，应该给的也不给他；这虽然不是金钱的贪污，却是感情的贪污。一个廉洁的官员，必须摒除内外的污点，才能做到清清白白，公公正正。

无欲则刚，只有廉洁才能秉公办事，秉公办事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廉洁奉公最主要的收益就是赢得民心。民心不可违，百姓不可欺，不如此，何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官之道在于廉洁奉公。“公生明，廉生威”是为殷鉴。对于做官的人而言，廉洁奉公是为官之道中极其重要的谋略。

率先垂范守清廉 廉洁奉公显本色

林则徐拒贿拾遗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他到澎湖群岛寓所刚歇下，有个自称“花农”的人献上一盆玫瑰花，还说是要请林大人换个大盆栽花。林则徐心知有异，一脚踢翻花盆，盆里现出一个红包。包里是一只足有半斤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笺上写着：“林大人亲收，张保敬献。”林则徐当场将张保行贿的金老鼠没收，上缴国库。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5月间，英国商务代表义律请林则徐到他的私邸参加宴会，并将一只精致方盒捧送给林则徐：“请大人笑纳我们的小小见面礼。”林则徐接过来打开一看，大红软缎衬垫上放着一套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烟嘴，钻石烟斗，旁边是一盏巧雅孔明灯和一把金簪，光彩夺目，起码值10万英镑。林则徐道：“义律先生，本部堂奉皇上旨意，到广州肃清烟毒。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义律被讽刺得无地自容，只好将礼品收回。

林则徐1820年赴湖北接任时，由襄阳发出《传牌》，云：“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1830年他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从良乡县向广东省发出《传牌》，云：“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

从《传牌》令可看出，林则徐升任出差途中，一不准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林则徐这种廉洁正派的作风，确实值得称道。他是一位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而他那种堂堂正正做人的品格和廉洁正派的作风，更值得后人久久怀念。

海瑞巧治胡公子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人，回族。明嘉靖举人，历任淳安、兴国知县，户部主事、吏部右侍郎、应天府巡抚、南京右佥都御史等职。

明朝嘉靖年间，社会风气腐败。达官贵人经州过县，除了酒肉招待之外，还要送上厚礼。那礼帖上写的是“白米多少石”、“黄米多少石”。但其实，这“白米”、“黄米”都是隐语，指的是白银多少两、黄金多少两。这样的风气蔓延开来，连一些公子衙内路过，地方也要隆重接待。

一天，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着一队人马来到淳安。驿站官员不知道来者是谁，接待上稍有怠慢，惹得胡公子大怒，当场命令家丁，把驿吏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皮鞭狠狠抽打。淳安知县海瑞听说后，马上赶到驿站，见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无法无天之举，顿时义愤填膺。他大喝一声：“住手！”立即命令给驿吏松绑。胡公子的手下见“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呼啦一下把海瑞团团围了起来。胡公子趾高气扬，挥着马鞭，说：“你知道大爷是谁吗”

海瑞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指斥道：“不管你是谁，都不准在我管辖的地方胡作非为!”

胡公子手下的家丁威吓说：“狗官，你瞎了眼！这是胡总督胡大人的公子!”

海瑞一听，心中早已有谱。他冷冷一笑，说：“哼，以往胡大人来此巡查，命令所有地方一律不得铺张。今天看你们如此行装威盛，如此胡作非为，显然不是什么胡大人的公子，定是假冒的!”说时迟那时快，海瑞挥手喝令将胡公子捉下，驱逐出境，并把他沿途勒索的金银财物统统充公。

事后，海瑞马上给胡宗宪修书一封，一本正经地禀告说：“有人自称胡家公子沿途仗势欺民。海瑞想胡公必无此子，显系假冒。为免其败坏总督清名，我已没收其金银，并将之驱逐出境。”

胡宗宪是一代抗倭名将，他收到信后并不怪罪海瑞。就这样，海瑞巧妙地制服了胡公子的巧取豪夺。

海瑞一生刚正不阿，在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一段称颂他的歌谣：

“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

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

“不吐刚茹柔”，意思是不吐出硬的、吃下软的。它高度评价了海瑞不吃软怕硬的硬骨头精神。

包拯三谏宋仁宗

包拯（999-1062），字希仁，安徽庐州人。北宋天圣进士，先后任天长县令、权开封府、监察御史、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等职。人称“包青天”。

事情发生在北宋皇佑二年闰十一月。宋仁宗下诏以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张尧佐是张贵妃之父张尧封的堂兄。张贵妃受到宋仁宗宠爱，张尧佐也就青云直上。

包拯时任监察御史，负责对皇帝百官的纠弹。他认为宋仁宗一再超擢张尧佐，任人唯亲，不合大宋法度。他上疏指出宋仁宗提拔张尧佐是错误的，并分析其背景是后宫干政、个别大臣曲意奉迎。包拯此举如天惊石破，激起了一片称赞，大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任命张尧佐。面对强大的舆论，宋仁宗只好收回成命。

转眼到了第二年正月，宋仁宗经不住张贵妃的一再请求，再次下旨擢升张尧佐。包拯不顾再次触犯宋仁宗和张贵妃，又一次挺身直谏。

张尧佐见包拯等人言辞激烈，感到众怒难犯，当即表示不接受委任。于是，宋仁宗也就顺势下台了。

可是张贵妃却老大不高兴，一再在仁宗耳边吹风。这年八月，宋仁宗金殿早朝，张贵妃特意送到宫门口，抚着仁宗的后背，柔声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封宣徽使之事啊。”

金殿之上，宋仁宗果然又一次降旨。可御旨一下，包拯马上上奏。这一回，宋仁宗打定主意，坚持己见，说：“张尧佐并无大过，可以擢升。”

包拯谏驳道：“各地官吏违法征收赋税，闹得民怨纷纷。张尧佐身为主管，怎说是无大过呢？”

宋仁宗叹了口气，婉转说道：“这已是第三次下旨任命了。朕既贵为天子，难道擢任一个人就这么不容易？”

包拯闻言直趋御座，高声说道：“难道陛下愿意不顾民心向背么？臣既为谏官，岂能自顾安危而不据理力争！”张尧佐站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

宋仁宗见包拯这么执着，众大臣又纷纷襄赞，而自己又没有合适的理由反驳，心里非常生气，一甩手回到宫里。

张贵妃早已派人在打探消息，知道又是包拯犯颜直谏，惹得仁宗下不了台，所以等仁宗一回来，她马上迎上前去谢罪。

宋仁宗余怒未消，举袖擦脸，说：“包拯说话，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包拯写过一首名为《书端州郡斋壁》的诗：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悲。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人格精神的写照。

实际上，法国才是非洲的太上皇---非洲宪兵。德国只是个配角。

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报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基本上是袖手旁观，还将大屠杀解释为部落战争。

2006年，德国警方是根据法国下达的一份逮捕令将这位名叫罗斯·卡布耶的卢旺达官员扣押的。她被控与1994年卢旺达总统座机被击落，导致总统身亡有关联。那一事件被视为后来引发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导火索。

2006年11月12日，德国法兰克福最高地方法院裁定，将把其9日逮捕的卢旺达礼宾司司长罗斯卡布耶夫人（Rose Kabuye）引渡给法国。9日，德国警方依据法国请求，在法兰克福机场拘捕了随同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é）出访的卡布耶，卢旺达方面随即作出强烈反应，于11日驱逐德国大使，并同时召回本国驻德大使。

正常看待，这没什么可说的，这是受到某国的影响才这么做的，这种情况在国际上很正常，没什么可说的。

其实不止德国的孔子学院被要求关闭，许多西方国家和北美国家都被要求关闭孔子学院了。德国还好，还只是有个别官员要求关闭所有孔子学院，还是处于提案的步骤，还没落地。不像某些国家，直接就要求全国孔子学院关闭，这个国家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是哪个国家。对了，科普一下，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墙上有三个人像，其中一个就是孔子。

一：孔子学院是什么？用来做什么？

孔子学院说白了就是外国人学中文的地方，也算是一种机构。全球的孔子学院，基本上都是双方合作开设的，就是说是我国和有意向的学校一起开设的，孔子学院在全球的汉语教育是最专业，教材、考核标准等都是以最高的标准来制定的，当然，孔子学院除了教汉语，还提供文化传授、汉语考试、汉语等级认定等服务的。其实孔子学院的主要作用除了教汉语，更深层的就是传播我国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文化，让全世界的人能够跟好的认识到中国。

二：为什么那么多国家要关闭孔子学院？

很简单，因为竞争，这几年，我国的外部环境越来越紧张，因为我们发展太快了，影响到了一些“小人”。就这么说吧，就是有人嫉妒你进步比他快，他要故意搞你。我国目前在国际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因为孔子学院是传播文化的，所以那些“小人”就要求关闭孔子学院。

三：我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这几年，我国发展迅速，以至于惹到了“小人”，但是，风雨过后是彩虹，我相信我们国家挺过这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迎来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