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部香港电影

　　是**《阳性反应》！

　　外文名称 I Shoot myself

　　编 剧；陈 汗（Chan Khan）

　　导 演：陈 汗（Chan Khan）

　　监 制：杨逸德（Takkie Yeung）

　　主 演：

　　彭镇南（Victor Pang）

　　张 虹（May Law）

　　倪 星（Cheung Hung）

　　罗冠兰（Collin Chou）

　　原产地：香港

　　上映 1998年

　　简介

　　本片一开始便是「我」在家中面对镜头，说出自己得悉在爱滋病测试中验出阳性反应，政府迅即赔了二十一万，他花钱买了录像器材要纪录有限的生命！整部片是以黑色幽默手法拍摄「我」的死亡实录。

　　阿成来港十年，任杂工，勤恳但收入微薄，老板同事皆看不起他。大陆来的女友因他穷而分手，做了妓女。他自卑，没朋友，唯一嗜好是看录像带，重复看罗拔狄尼路的《的士司机》，潜意识也想成为一位暴力英雄。房子由五六户人家分租，大多数是新移民。每天进出，从未碰见任何邻居，只“听见”他们的存在:孩子哭声、夫妇吵架、电视声……他在社会压力下病情恶化，终而爆发，成为极度危险人物，处处想利用自己的爱滋病毒去“报仇”。

　　剧情

　　影片以爱滋病为题材。

　　男主角阿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受伤了，在抢救过程中医生为他输血又不幸地输进了带有爱滋病的血，阿成车祸的伤治好了，可却带着有爱滋病的病毒出院了。医生说：他也可能再活七、八年，也可能就活一、二年，总之，早晚也底死。医院对此造成的医疗事故，只好说声“对不起”啦，为阻止阿成上告，医院赔了阿成21万元。

　　阿成回到家，自知来日无多， 愤恨、报怨、无奈、失望，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他无助地四处给他的亲戚、朋友没完没了的打电话，诉说着自己的种种不幸，和别人说说话，为的是自己能在心灵上减少一些惧怕，但他的愿望只能是愿望，他找他们时，他的亲戚、朋友都视他为洪水猛兽，将他摒堵门外。

　　以前，阿成很喜欢看**，梦想自己也能拍**，可现在，当他终于拿起了摄像机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却是他要留给人世间的唯一的个人经历的影像记录了。他找到了多年前因嫌他穷而离他去的女友，他的女友以前是读戏剧的，现在做了妓女，他给她十二万，要她陪他一个月。他的前女友欣然地接受了。他们在野外拍MTV、吃大餐、在屋里跳探戈，极尽欢乐，到了夜晚她纠缠着阿成要与她发生关系，阿成对她躲之又躲，惹得前女友很不高兴，正在这时，阿成又犯病住进了医院，当她得知阿成的病是爱滋病时，精神一下子就崩溃了，她在医院里大哭大闹，接下来的日子她便消失在阿成的生活里，医院里患爱滋病的病友一个接着一个死去，阿成的心反而多了几分平静，他决定出院，马上走向社会，去寻找自我生存的还有那么一点儿的价值，他到他过去曾工作过的工厂，结果老板见他，非常非常客气，跟见了爷爷似地供着他，阿成感受到了一种被

　　社会承认的从未有的自尊感。他坐公共汽车，见有人抽烟，他去劝阻，抽烟的人却不与他理会，当阿成告诉抽烟的人自己是爱滋病人时，那人吓得连忙掐灭烟头，落荒而逃。阿成来到教堂，吓得修女连连后退轰他。神都不要他了——阿成对这个人类社会彻底地绝望了，他爬上了一个最高最高的楼顶上，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飞翔。

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一些娱乐明星，他们通过精彩的表演和自己独特的风格，把欢乐带给了观众，让很多人从中体会到了休闲时光的乐趣，特别是小品，一说到小品，很多人都能够想到一个经典人物赵本山，其中还有一位小品界的大咖，他就是郭达。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明星曾经是赵本山老师的梦中情人也是郭达老师最爱的人，他就是倪萍，说到倪萍，可能很多人对她都有印象，她是很多娱乐节目的着名主持人，通过她独有的气质和精致的五官，再加上她幽默的主持风格吸引了无数的粉丝。

年轻时的她长着一双大眼睛，高高的鼻梁，樱桃般的小嘴巴，精致的五官吸引了多少男女，赵本山还曾在专访中谈起她说：她是我自己的梦中情人，赵忠祥还曾说她富有书香气质，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主持人，她还曾与郭达有段谈婚论嫁的感情，可惜已成为过往。

倪萍的成名史

倪萍1959年出生于山东威海，其实倪萍小时候跟着父亲姓刘，名叫刘萍，但是从倪萍记事起，父母的关系就不好，两人经常吵架，10岁那年，父母正式离婚，从此倪萍跟着姥姥长大，1979年，20岁的倪萍考入了山东艺术学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父亲的怨恨，在上大学时，倪萍将自己的名字从刘萍改成了倪萍，跟着妈妈一起姓。

上了大学之后的倪萍非常的争气，因为长相清纯，身材高挑，所以在上大学的第一年就出演了**《山菊花》，之后又出演了故事片《女兵》，而且出演的还是女主角。

1991年，倪萍开始搭档赵忠祥主持央视春晚，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倪萍连续主持了13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凭借深厚的主持功力，先后获得了星光奖最佳主持人奖，主持人金话筒奖等众多奖项。就像赵本山说的，此时的倪萍，几乎是全国人民的偶像，更是很多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有人说，如此不可方物的女神，想必也一定有一个疼爱自己的老公和一群听话懂事的孩子，一家人幸福地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事实上，倪萍的感情生活并不顺利，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便是——曲折。

倪萍的感情史

首先要说的便是倪萍的初恋，着名小品演员郭达，那时的倪萍还是一个初入社会的青涩少女，两人互相喜欢，情谊浓浓，但这份感情并不被倪萍的家人赞同，在母亲的强烈阻挠，这份感情也被迫画上了句号。

后来倪萍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当时的她将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以此来抚平情感生活上的伤痛，工作的繁忙和家人的催促让她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和第一任丈夫步入了婚姻，不久之后他们便分道扬镳了。

再后来，倪萍就遇到了她人生中的第二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这段爱情的男主角便是我们的着名的大导演陈凯歌。

可能许多人都不知道，倪萍除了是央视着名主持人外，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国家二级演员。倪萍对于演员这份职业十分的热爱和尽职，常常为了演好一个一个角色而反复沉浸其中。倪萍与陈凯歌在一档综艺节目中相识，两人一见如故，互相被对方的才华所吸引，很快便坠入爱河。在之后五年里，两人一直同居在一起，虽然没有结婚，但也和夫妻没有区别

但好景不长，陈凯歌在外录制节目时，遇到了大美人陈红，对她一见钟情，之后，两人关系发展迅速，并且发生了关系，陈红怀了陈凯歌的孩子，之后，陈红挺着大肚子来到倪萍和陈凯歌同居的家中宣示主权，倪萍看到陈红的大肚子后，没有哭闹，没有争吵，她选择沉默，选择退出，选择离开，这段长达五年的感情就这么不了了之，对倪萍的打击非常大，但倪萍没有因此消沉，她是个敢爱敢恨，拿得起放的下的女人。

和陈凯歌分手之后已经37岁的倪萍，急切地想要找寻一个彼岸，想着少让母亲操心，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太想做一个母亲了，在别人介绍下认识了着名摄影家王文澜，满身的伤痛终于有人抚慰，大她几岁的王文澜给了倪萍想要的生活和安全感。

在大家的祝福中，她成了王太太，过起了自己美满的小日子，并且在40岁的高龄为家庭增添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儿子，王文澜高兴为儿子起名叫虎子，正当全家人都沉浸在孩子到来的喜悦中时，老天又再一次把不幸降临到倪萍身，虎子被检查出先天性白内障并且错过了最佳治疗期，比儿子的病更打击她的就是丈夫的放弃和离开，王文澜终于支持不住了，他选择了退缩，2005年倪萍和王文澜平静地离婚了。

倪萍和王文澜离婚之后，就和第三任丈夫杨亚洲结了婚，两个人一直陪伴到今天，两个人不仅是心理上的慰藉更是精神上的支柱，就是这样的一段感情让55岁的倪萍，重新回到央视的舞台上，这时候的倪萍已经没有的当年美丽的模样了，但是她的气质和风采不减当年，甚至比当年更出彩。

不管曾经有过多少光辉岁月，也不管经历过怎样的感情和婚姻，如今，倪萍已经是60+的年纪，没有了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好在也没有太多被生活消磨的疲惫，现在的倪萍常常受到各大节目组邀约，生活平淡又幸福，经历了半生坎坷心酸的倪萍，终于苦尽甘来，幸福虽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教案事件

教案

义和团运动

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国境内牵涉基督宗教教会的社会事件(常引起争讼、暴力甚或演变为外交事件)。义和拳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华北的山东和河北，正是教案频繁的地区，。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汤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　仔细观　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　仙发怒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　非白莲　念咒语　法真言

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　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　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　定灭洋人一扫平

—右传云山东圣府抄传

原因

教案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①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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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

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②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③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④守旧势力煽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⑤教会自身问题

这些国家的政府曾经侵略中国，传教士自然不受欢迎了。一般来说，这些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传教士是在侵略条约的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外国政府用保护传教士为借口，挑起争端。其实传教士来中国，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基督的爱带给中国人，这是传教士们积极传福音、翻译圣经、办学校、开医院从事社会服务等活动的唯一目的，可惜中国人还是不能饶恕传教士。1897年，在山东曹州教案中，就是德国首相命令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设立教堂，藉此引起中国乡民滋事，杀了两个传教士，造成德国政府威胁中国的借口。传教士就这么可怜的被利用了。以达到外国政府的卑鄙目的，

义和团运动老照片(14张)

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保持自己的利益。

有一些流氓假装信主加入了教会，宣教士因为不了解底蕴，于是接受了他们，并为他们施洗。后来这些流氓打架，滋事还得到宣教士的保护，使中国人大大反感。后来传教士明白了，不再甘心为虎作伥，但已经惹起中国人不少误会，难以解除。此外，基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吵架一事，也带来很坏的影响。在中国人眼中根本不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这实在是很不好的见证。

⑥民族主义的刺激

从1860至1899年间，共有三次的反教高潮：光绪十年(1884)有48宗，光绪廿一年(1895)有60宗，光绪廿四年(1898)有77宗。主要是受当时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列强瓜分等事件的影响[3] 。

3运动过程编辑

扶清灭洋

1897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次年（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0月11日，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镇压，被义和拳打败。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后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洋教斗争比较同情。他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但毓贤对义和拳也进行了镇压，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4] 。

转入直隶

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列强介入

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他在后来的任期内先后亲自下令诱杀、捕杀了超过150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参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国近代史》）。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

建于聂士成殉难处的聂士成像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1900年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在1900年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在1900年6月3日抵京。

1900年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1900年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

1900年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 ，被开腹剖心。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1900年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1900年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一说四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屠杀奸*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1900年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5]

对外宣战

天津的义和拳民众

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 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1900年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6] 。

义和团运动时的各国军队(8张)

八国联军侵华

紫禁城内的八国联军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1900年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人General Linevitch 。

1900年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1900年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被清廷处死。

1900年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德皇威廉2世为德军中国远征军践行[6]

1900年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

1900年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经两天的激战，到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

1900年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到西安。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日军绘本：八国联军[6]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坚持下，瓦德西(Count Waldersee)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1900年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四处掳掠，而备受批评。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奴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不久之后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7] 。

东南互保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

义和团团民在天津被美军骑6师俘虏

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1900年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余部抵抗

慈禧在出走时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上，并命令各地清军予以剿杀。义和团迅猛的发展部分得益于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态度变化后，许多义和团组织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义和团坚持抵抗。刘呈祥

清廷巡铺逮捕的义和团员

带领义和团在天津郊区抵抗侵略军，保定义和团首领周老昆率部在山区坚持战斗，义和团首领郭逢春在广昌与侵略军和官军战斗。侵略军在华北的其它许多地区都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只得不停分兵前往镇压。

义和团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1900年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内蒙古，1900年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1900年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八国联军暴行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军、俄军、法军有滥杀、强奸、抢劫、纵火等非人道暴行。

在北京，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公然发出“布告”下令天主教徒抢劫，规定抢劫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归公集中均分。从8月18月开始，教徒连续抢劫了8天。法国媒体曾刊登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

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仅在河北任丘县一处，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Ament)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68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