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农村土地纠纷，有哪些合理合法的解决途径？

寿宁新闻网讯钟国平近日，在寿宁县鳌阳镇大同社区大会议室里，随着社区调解主任把调解委员会的印章逐一加盖在一式七份调解协议书上，这起因土地权属纠纷在持续近半年之后终于得到了的化解。

据了解，今年2月初，寿宁县三峰公园征地鳌阳镇大同社区第二小组村民陈某招、卢某通、刘某芳、范某荣、富某辉、范某春等六户农地测量后公示期间，该组村民叶某瑞向社区提出异议，其表示以上六户已丈量所涉及的农地中有属于其家自留地的部分，要求归还，同时要求社区暂停补偿款的发放。社区在了解这个情况后，当即暂停了土地补偿款的发放，不日就召集所在第二小组六户村民及叶某瑞进行了解协调。

“1976年第一次承包自留地，我父亲是第二生产队队长，我们家以7口人参与分地，1978年5月我从部队复员回家，就在家里种地，所以我对我们家自留地的地界面记得很清楚，1980年后期因为参加卫生系统工作，对田地慢慢失去了监管，被他人种植，最后被人瓜分。”叶某瑞陈述道。

“生产队农地都是八十年代初分到户的，不能说七几年谁种过，农地就是谁的，当时分地按土地肥沃状况去分，肥沃的农地会少分，贫瘠的地会多分点，还有的农地是其他地方不够拿这里的农地去补。”刘某芳、范某荣、富某辉、范某春等其他六户也提出了异议。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让谁，但因年代久远，双方都无法提供有效的书面证据来佐证，调解一时陷入了僵局。社区两委与当事人进行交谈，做思想工作。随后，当事人范某荣提议大家都是一个生产队，为了不伤和气，六户每户退800元，其多出200元，凑足5000给叶某瑞，其他几户表示同意，叶某瑞也表示同意。可是第二天，叶某瑞表示反悔，认为其所涉及地块应该有600平方米左右，征地款不可能那么少，不同意之前的调解结果，不同意签协议书。

而后几个月，大同社区调解未能达到双方要求，且征地补偿款的暂停发放，争议双方扬言要去镇政府、县政府集体上访。大同社区认为案情复杂，上报鳌阳镇政府，请求出面协调。鳌阳镇政府接到请求后，联合鳌阳司法所、鳌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及其他相关成员单位进行调解。鳌阳司法所对双方及可能了解情况的其他生产队队员都做了调查笔录。同时，向林业、国土部门了解当时的一些分地情况并组织人员前往实地查看。

在此基础上，秉承当事人自愿以及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和公正的原则，8月2日晚由大同社区主持召集，鳌阳司法所、鳌阳镇包村领导、三峰公园征地组、国土所、社区两委、包括争议双方在内的全部第二生产队成员代表及部分村民代表40余人在社区大会议室进行联合协商调解，同时利用司法所的视频记录仪对全程进行录音录像。调解人员首先听取了纠纷双方的意见及其余生产队成员代表，村民代表的意见，随后，对双方当事人逐个进行谈话的方式，做思想工作。调解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在调解人员，有理有据，情理相结合的调解下，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即由所涉及地块第二生产队成员按比例让出部分地块共计300平方米给叶某瑞。

近年来，在寿宁县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动频繁的背景下，鳌阳司法所作为在县城内的司法所，以往单一调解已经无法满足面广量大的社会矛盾纠纷，联合调解作为司法机关与政府有关部门及调解组织共同参与调解、处理民间纠纷的形式，迅速、有效的化解了基层矛盾纠纷，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武帝登基初期，西汉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土地问题，此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地主豪强手握着巨大的财富，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而诸多失去田地的农民成为流民，朝廷因需救济他们而出现“县官大空”的局面，所以此时武帝朝的土地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而导致武帝初期出现如此严重的土地问题，主要有以下二点原因:

一、人口大幅度增加。汉初，汉因“接秦之弊”，所以出现“作业剧而财匮”的窘迫局面。此时面对着天下民生凋零、经济凋敝的形势，西汉的统治者们清晰的认识到应放弃秦所实行的暴政，采用全新的治国措施，以此避免重蹈秦历二世而亡的结局。

为此，自高祖立国以来，西汉的统治者们就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为治国理念，开始实施“扫除苛烦，与民休息”的国策。如此，西汉在惠帝、吕后、文帝、景帝70余年的励精图治下，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与发展，国家人口更是大增，“自孝惠至文景，与民休息，六十余岁，民众大增”(《后汉书郡国志》)，至武帝即位初期，全国人口约3800万，相对于西汉初期刚建立时的约1500万人，此时的人口已增长2倍有余。

而随着人口的增长，西汉开始形成了一些人口特别集中的区域。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武帝初期，西汉人口最集中的区域在“三河地区”（今山西、河南交界处及黄河以南的一些地区）和“山东地区”，这两个地区形成了“地小人众”的局面。

人口大量的增加，势必就会导致西汉土地的需求开始急剧的增加。可此时，西汉的可耕种地仍然只限于长江以北的地区，其余的地区有地但却并不肥沃，大多是“差田”，所以在当时西汉真正能种田的田地基本就只局限在长江以北地区。可就算是这里，西汉也是面临着严重的土缺乏的问题，如关中、关东地区就有着大量的无地可耕之贫民。想想看，连长江以北这样拥有富庶田地的地区都是如此，你就更别说其他地区了。

如此在土地数量几乎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大量的增加，自然就让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开始变得严峻了起来，而不可能避免的也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土地问题。

二、王公大臣，地主豪强疯狂的土地兼并行为。武帝时期面临着严重的土地问题，除了人口的增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王公大臣、地主豪强无休止的土地兼并行为。

封建时代，最值钱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切。因此那时候的王公大臣们，在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之后就开始了疯狂的土地兼并，如董仲舒所说:“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禄厚，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 ”(《汉书董仲舒传》)，这些王公大臣身居高位，家境殷实，在权力和财富都已达到一个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利用着手中的财富和权力去“与民争利”，逐渐就演变成了“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的局面。

如高祖时期丞相萧何“强贱买民田宅数千万”(《汉书萧何传》)。文帝时期衡山王刘赐“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汉书衡山王传》)，淮南王刘安子女“擅国权，夺民田宅”(《汉书淮南王传》)。景帝时期代国国相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汉书灌夫传》)。

当然最初“与民争利”的就只是那些权贵阶级，只是到了武帝初期，又增加了一股“与民争利”的全新势力，那就是历经70余年发展起来的“地主豪强集团”。

随着西汉数十年的“无为而治”，再加上当时西汉又是放开了如铸钱、冶铁、采矿、煮盐等原属国有的暴利行业，这些行业都允许民间的自主经营，因此这些地主豪强手握的财富那是急剧的增加。而在财富达到了一个点之后，他们也开始加入到了对于土地的兼并行列中。《汉书食货志》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这些人依靠着自己手中富可敌国的财富，与地方贪官污吏相互勾结，欺行霸市，横行乡里，然后肆意侵占着百姓的土地，逼迫着农民将朝廷赐予的田地贱卖于他们（《汉书贡禹传》载:“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

如此，武帝登基之初，在人口、土地兼并等种种诱因下，西汉土地问题也就是开始变得日益的严峻。而后随着土地多被王公大臣、地主豪强的家族所霸占，西汉的自耕农们开始纷纷破产，随之流民问题也就变得严重了起来，西汉的统治也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土地兼并之风大盛，诸多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更是大增，它们已经直接影响到了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当然，此时武帝朝的一些有识之臣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们开始纷纷上书武帝向其阐述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如董仲舒就曾向武帝建议“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曰：“名田，占田也。名为立限 ，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显然这个“限民名田”的政策就是针对王公大臣和地主豪强的兼并行为。

但是因此时武帝的心思却并非在国家内部事务上，而是在“广事四夷”。当时的武帝唯一的心思就是进行开疆扩土的对外战争，特别是对匈奴的战争，所以对于此时国内所面对的问题，武帝并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应对。

当然很多人都会问，为何武帝明明没有精力去应对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明明已经很严重，但它却似乎并没有给武帝朝造成多大的威胁，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武帝虽把精力放在对外战争上，但恰恰就是这些战争在无形中帮助汉武帝大大缓和了国内的土地危机。

首先，长时期的对外战争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且武帝的对外战争规模大多都是动辄数十万的战役，如前133年“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汉书武帝纪》），这一年武帝为了偷袭匈奴，就派了三十万的大军屯兵马邑谷；前119年“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汉书武帝纪》)，漠北战役汉军派遣10万骑兵，数十万步兵与匈奴决战。

可以说当时汉廷所需要的士兵量是巨大的，如此当时大量的精壮劳动力，或主动，或被动的加入到对外征战的队伍中，而随着大量劳动力的被征调，百姓对于土地的需求也就降低了很多。

再是武帝的每次作战并非是一无所获的，相反战争让西汉获得了广阔的疆域，且其中大部分多为富庶之地，如前127年“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汉书武帝纪》)；前121年“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汉书武帝纪》)；前111年“南越破後，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厓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厓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史记西南夷列传》)。

如此，随着大量原属异国的土地并入到汉朝的疆域中，为了稳固这些新占领的疆域，汉武帝不但在这些新占领的地区设郡，还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就是将在中原没有土地的百姓迁移到这些新占领的地区，然后免费分发土地，如前127年，武帝在新占领的河南地区，置朔方、五原郡后就“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汉书武帝纪》)，也就是如此，将中原无地的百姓迁往边疆拥有大量无主之地的新郡，这在无形中缓和了国内的土地危机。

当然以上这种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并非是出自于汉武帝的本意，它们只是在无形中缓和了下国内的土地危机，而并未从根本上阻止土地兼并趋势的恶化，所以也就无法彻底的解决西汉失去土地而流民遍地这样的严重社会问题。

不过国内如此严重的土地问题，武帝始终是要解决的。而后在119年结束对匈奴的战争之后，武帝遂开始认真处理国内的土地问题。此时因汉朝已傲视周边各国，边境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这个时候少数民族对于中原再也造成不了任何的威胁，所以武帝也就有了足够的精力去专心处理国内事务。

再是长时间的对外征战，虽让汉朝获益良多，但同样也是受害匪浅，此时西汉面临的是“ 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的窘迫局面，人心思定，西汉已经快到达崩溃的边缘，所以武帝急需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经济，从而稳定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

而要想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经济，首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只有百姓手中有田地，他们才会安定，流民问题才不会出现，而百姓安定，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如此，当时解决土地的问题是武帝朝的当务之急。

要想解决土地问题，首要做的就是抑制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行为。对于这个问题，武帝主要采用了以下几个措施:1）设立监察官员。前106年，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此时汉武帝就赋予了刺史监察地主豪强土地兼并的职责，其刺史“六条问事”中的第一条就说到“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逾制”就是违反朝廷规定的每家所能拥有田地数量，显然刺史被赋予的这条职责就是限制豪强地主土地的兼并。

2）大量采用酷吏来打压地主豪强。《后汉书酷吏传》载："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所以为对付这些“豪猾之民”，武帝就开始“以恶制恶”，用酷吏来镇压这些“刁民”。正所谓酷吏“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后汉书酷吏传》)，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时就“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汉书张汤传》)，如此在酷吏的威慑下，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行为得到一定的抑制。

3）徙豪强于茂陵，就是将地主豪强从祖居地迁徙到茂陵（武帝的陵墓）附近。这条建议是中大夫主父偃提出的：“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汉书主父偃传》)，其实主父偃提出的“徙豪强于茂陵”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收为国有。毕竟让他们迁徙，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他们就只能带走自己的动产，而对于土地这样的不动产他们是带不走的，如此最后就只能归国家所有。

而后武帝在采纳了主父偃“徙豪强于茂陵”的建议后，就相继进行了四次“徙茂陵”的行动。第一次是在建元二年四月，武帝“初置茂陵邑”(《汉书武帝纪》)。第二次是在建元三年，武帝“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汉书武帝纪》)。第三次是在元朔二年，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帝纪》)。第四次是在太始元年，武帝“徙郡、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汉书武帝纪》)。

如此，在大量的地主豪强被迫迁徙到茂陵后，他们之前所在的地区就空出了大量的无主之地，而这些田地最后大多数就被朝廷分配给了无地的农民。

当然，解决西汉的土地问题不单单是靠抑制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行为就能够彻底解决的。汉武帝此时最需要做的还是解决土地与流民的问题。

而对于这个问题汉武帝也相应的推出了几个解决的措施：1）将原国有土地放开与百姓使用。众所周知，封建时代“山林池泽”是属于国有的，平民是无权使用的。如此在武帝时期，为了解决土地缺少的问题，建元元年汉武帝就“罢苑马，以赐贫民”，即允许无地的百姓前往朝廷的养马之地以为谋生资地 ，以此来缓解土地缺少的问题。

而后在元鼎元年，武帝又下诏“ 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即放开山林、池泽不准平民进入的限制，此时无地的百姓可以自由进入，并以此谋生。如此，武帝将失去土地的部分百姓转移到属于国家的公田上，这等做法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无地的问题。

2）实行“假民公田”法，就是将原属于国有的土地以租借的形式，借给无地的农民耕种，而朝廷就只是从中征收少量的“假税”。当然在耕种的过程中，农民如无种子，无耕地的工具，朝廷也都会以借贷的方式，将其给予百姓。

3）开垦新的土地。刚才我们也说了西汉原可耕种的土地是不变的，可人口却是多变的，所以无论武帝怎么分，原有的土地总有分光的时候，那之后该怎么办呢？很简单，武帝也早就想到了这种情况，而他的解决方法就是开垦出更多可耕种的土地。此时为了开垦出更多的土地，武帝开始在关中地区兴建了不少的水利工程，如元鼎六年，武帝批准左内史的提议，在原秦国所修建的郑国渠的基础上，在上游新修建了六条辅助小渠，借此来灌溉地势较高的田地，因此得肥沃土地千顷。

元光时期，武帝又批准大农令郑当时的建议，“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史记河渠书》)，后用了三年的时间打通了漕渠，自此“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太史二年，武帝再次批准中大夫百公的建议，引泾水入渭中，建成白渠，因此“受益农田四千五百余顷”，“民得其饶”（《汉书沟洫志》）,而后因泾河多泥沙，白渠在灌溉田地的过程中就为农田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关中平原的地区多被灌溉成肥沃的土地，时人赞其“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如此在武帝兴建的诸多水利设施的帮助下，西汉不但得到了大量的新的可耕种土地，同时原有的土地也变得更加的肥沃，此时土地问题也就得到了较大的缓解。

4）实行“代田法”。“代田法”具体的实施方法这里我不多介绍，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之前写的《代田法:让西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得到重生，并间接促成“孝宣中兴”》这里有着详细的介绍。简单的说“代田法”是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一个可以“地尽其用”的耕作方法，它的优点就是“用力少而得谷多”，农民依靠这种耕种方法，就可用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回报。

史载实行“代田法”的田地“ 课得谷皆多旁田亩一斛以上”(《汉书食货志》)，就是获得的粮食要比没有实行“代田法”的田地每亩多出斛以上。因此随着“代田法”的推行，原有地区的土地数量即使在不变的情况下，粮食的产量却是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朝廷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假设原需分配给一户人家2亩的土地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而现在却只需要分配1亩的土地即可保证生存，就这样朝廷手中可分配的土地无形中就变得越变越多，随之能被分到田地的百姓也就越来越多。如此这也在无形中帮助武帝降低了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

如此，在武帝所实行的以上几种措施的帮助下，武帝朝严重的土地问题得到了较大的缓解，最终它并未能影响到武帝朝对于天下的统治。

当然，此时西汉严重的土地问题只是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但却也未得到彻底的根治。

首先，武帝在抑制土地兼并的过程中，对于权贵的土地兼并行为却是十分的宽容，甚至武帝还数次主动赐田于王公大臣，如卜式为中郎时，武帝就曾赐田十顷。而作为权贵阶级，这些权贵本身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就占了全国的一大半，因此要想解决西汉的土地问题，就必须解决这些权贵，可显然武帝不会这么做，他们是武帝统治天下的根基，武帝不可能去自己毁掉自己的根基，所以就是如此，汉武帝根本就不可能从根上去解决西汉存在的严重的土地问题。

同时汉武帝本身就是一个封建大地主，所以他在解决土地问题上虽会尝试着做出一些改变，比如抑制地主豪强的兼并行为等，但是他的改变绝对是不会伤害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为西汉对于天下人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这些人的基础上的，如果连地主阶级都反对武帝的统治的话，西汉必亡，因此武帝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绝对是带有局限性的，也绝对不会是彻底的。

所以就是这样，武帝朝的土地问题虽得到缓解，但却未得到根治。如此，直到武帝死后，随着武帝朝实行的一些抑制土地兼并问题的政策都相继被废除，西汉的土地问题开始愈演愈烈，并最终成为了西汉灭亡的一大根本原因。

农村人确实会为了争几公分的土地吵架，因为这并不是一点土地的事情，而是涉及到了家中的尊严以及面子。如果你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和对方争吵，农村人就会感觉你很好欺负，然后都来占你家的地，最后你家的地就会越来越少。毕竟农村人不懂很多的法律，他们只知道你能占，那我也能占，有便宜不占就是傻子。所以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立场，不能忍让，不然就有可能让家人被全村人欺负，这种事情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村里的人也不会让你们两家人吵个不停，肯定会请村长来进行调和，这个时候对方可能会给予一些赔偿，你也不会落下面子，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有的时候你不生活在农村，对于某些事情就是不了解的，比如说征几公分土地的事情。对于城里面人来说几公分的土地是比较少的，但对于农村人来说，这一点土地可能能够多种一点粮食，也能让家中的收入多一点。再加上如今的土地已经完成了分配，如果被别人占了几公分，就会让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根本没有办法在分配到几公分的土地了。在自己的利益被侵害的时候，当然是要进行反抗的，不可以那么的忍气吞声，这就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已经不会出现了，因为农村人大部分都来到了城市发展，比如说进厂打工或者去工地，但体力活大部分的土地都处于荒废的情况，根本就没有人种，你当然是可以和对方说好，然后种这一块地。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可以把地种的粮食给一点对方，相信对方也是很愿意的。因为地不种就会长满杂草，之后再重新耕种，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时代也是在进步的，曾经的土地如今也变得不那么吃香了。

农村人是非常好面子的，如果家中的男性总是缩头缩脑的，就会被大部分人嘲笑和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