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安事变”后1949年杨虎城遇害，而“少将”张学良逃过一劫？

主要就两点，舆论和现实，张学良西安事变的口号就是逼蒋联共抗日，如果蒋介石杀了他，就作实了降日内乱的罪名，蒋介石不是傻子，对于他来说***才是对于他权利最大的威胁，中国人就讲究个名正言顺，他不可能因为这件事而失民心。

从现实来讲，说蒋介石是因为结拜之情心软放过了张学良真是太天真了，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学良，对于蒋介石来说无非就是利益结合，这是古今枭雄最常用的手段。张学良身为东北王，手下几十万兵马，还是奉系派阀的掌门人，完全具备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实力，而且奉系实力不小，许多要人都会直接或间接的扯些关系，蒋介石在国民党里并不是一言堂，还有许多人觑觎他的位子，杀了张学良势必内部大乱，很可能被人取而代之，更何况还有他认为的***这个潜在的大敌。

说穿了，杨虎城死，张学良活，根本原因就是地位和实力的差别，杨虎城只是个兵，或者好听点称为将，但是张学良是帅甚或君，杀一个兵无关紧要，而且杀鸡儆猴，给反对者一个警告。软禁张学良就是挟天子以令诸候，既牵制了东北军，又让内部有心人不敢轻举妄动，一举数得

———由张学良先生谈“西安事变”想到的

许多朋友常常问起，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张学良先生在访谈中谈到，如果没有宋美龄的力保，他早没命了。这已经表明了西安事变中作为担保人的宋氏兄妹与张学良所具有的特殊关系，而与杨虎城的关系则很一般了。张学良还谈到对蒋介石为何要杀掉杨虎城感到困惑。其实原因应当是很清楚的。

一是历史上蒋介石与杨虎城一直是有较深的矛盾，但这还不是主要的。

二是在1936年10月间，蒋介石在前往西北布置剿共前，要杨虎城去奉化晋见。蒋在这次谈话中对杨张的关系进行了挑拨，蒋介石表示：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不堪重用。你是同盟会时期的老党员了，有革命的历史，与张学良不同，将来西北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你。从而对杨虎城给予了表面上的极大信任。或者说蒋介石把到西安的安全押在了张杨不和的前提下以及对杨虎城的收买上。因此，西安事变中，当杨虎城去见他的时候，他曾满怀希望地问道，你事先知道不知道？得知真相后他大失所望，一言不发，其怨恨之情可以想象。

三是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杨虎城与张学良产生严重分歧，他坚持在蒋介石应当有个文字表示之后再释放蒋介石。这其实也是参与事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多数将领，包括中共中央的意见，但在张学良坚持己见的情况下，杨虎城仍然以大局为重作出让步。而这一过程蒋介石是很清楚的。

四是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之后，杨虎城主持西安的大局。他为了逼迫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的承诺，不顾蒋介石好面子的心理，在致各县长书中，将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公布于众。特别是为了营救张学良，他不惜多次向蒋介石抗争，并不顾一切地表示不惜兵戎相见。这种示威，更令蒋介石愤怒。对于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来说，很难宽恕部下这种忤逆。杨虎城在欧美的考察中，还不断发表激烈的抗战言论，更招致了蒋介石的不满。

因此，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一再要求回国参战，但是蒋介石回电要他“继续考察”。之后就始终不予答复，反而通过驻外的外交人员要杨虎城注意自己的抗日言论。这期间，杨虎城与蒋介石的联系只能通过宋子文进行。宋子文也一直向杨通报着抗战的消息。最重要的是1937年9月28日的一封电报，这实际是对杨虎城第三次要求归国抗日的一个回复。电报原文是这样的：“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报，弟意宜自动返国。”我认为这应当不是宋子文个人的意见，很可能是获得了蒋介石的默许。否则，宋子文在张学良还被扣押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难以理解的。

当时，杨的一些部下希望他能取道苏联回国，但是苏联拒绝他过境。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了，此外蒋介石始终不予正面答复的背后，肯定就有一定的文章。然而，为促成全民抗战而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实在是不能坐视日寇的暴行。杨虎城这样说：“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至，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明知多有风险，杨虎城还是在收到宋子文的这封电报后起身回国了。

宋子文始终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说明。他的个人档案以后交给了胡佛研究所，原本有一部分要在1994年解密，据说宋家的后人要求延期解密，这可能会有些涉及到他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担保的资料。之所以会要求延期解密，我想恐怕与张学良、宋美龄还健在不无关系。无论如何，宋氏兄妹在西安事变中所担保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惨遭杀害，一位被剥夺自由半个世纪，我想他们在晚年扪心忆旧之时，不能不为他们的失职而愧疚。

看了《世纪行过》，我们不能不为产生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伟大民族而骄傲。西安事变以两位将军及其家庭、以及两个庞大的地方实力集团的自我牺牲促成了全民族的团结御辱，结果使中华民族在日本亡国灭种和长期奴役的威胁下，以牺牲三千万人民的代价，艰难地从灭顶之灾中走了出来。没有全民族的共同奋力，没有各党派集团的共同牺牲，抗战的胜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中华民族经过那场血的洗礼后，民族强大了，中国强大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时至今日，人们为什么依然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团结和解放而牺牲的志士仁人，无论他们具有何种政治身份，他们都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简单而说就俩字：兵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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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过程

事件序幕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10月22日，蒋中正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中正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中正，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中正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2月4日，蒋中正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 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中正，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2月9日，中国***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中正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1]

事件经过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日本报道西安事变

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中正的好友。 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原执意杀蒋的中共，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中正。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中正。经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指示，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1]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

12月22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

12月23日，双方在张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3]

据周恩来报告，12月24日，蒋中正针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作了如下口头答复，即：1，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2，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3，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4，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5，蒋意开国民大会。6，他主张联俄联英美。[4]但蒋介石的回忆和国民党史料中并无这六点答复的记录。

蒋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

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对。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却意外地得知，张学良已经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机场。[5]

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事件尾声

12月26日蒋介石平安抵达洛阳后，《大公报》称：“全国民众听到这个喜讯，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疯了。昨天晚间，全国自都市至城关，自成人以至儿童，都热烈庆祝，欢声彻夜，这种情形，真是揭开了历史的新页”。

事变解决后南京市民自发放鞭炮到机场迎蒋

影响

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东北少帅张学良的人生堪称传奇，他年少得志，不可一世，所到之处，光芒四射。当然，这一切都源于他有一个好父亲——一代枭雄张作霖。

张学良同时位列“民国四公子”与“民国四美男”，家世与颜值齐飞，堪称人生赢家。

从张学良的一些真实照片来看，他确实是英俊潇洒，风度翩翩。

比如这张，玉树临风，神采斐然，颇有美男之仪。

再比如这张，英姿焕发，仪表堂堂，兼具将帅之气。

但是，在张学良的另一些照片里，他却呈现出五官凹陷、面容猥琐、眼神黯淡、未老先衰的丑态，完全与“美男子”一词南辕北辙。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吸毒让他判若两人。

在清末民国时期，吸食鸦片是上流社会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张学良的毒瘾，却大到令人咋舌的地步。

张学良在1924年直奉战争期间开始吸食鸦片，1933年在上海戒毒成功，毒龄9年。

张学良的毒瘾有多大？据他本人回忆，后来鸦片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他改为注射吗啡，每隔2小时就要注射一次，最多的一天注射过几十针。

1933年热河战役时，张学良到前线视察，他每30里路就要停车打上一针，这让同行的宋子文惊异不已。

热河失守后，张学良计划出国考察，宋子文劝他戒毒，原因很简单：“一是为了个人健康，二是为了国家观瞻。”

当时的张学良真是毫无形象可言，常常与宾客谈话到一半就得上楼打针。

张学良深感宋子文言之有理，他不能让外国人认为中国人真是东亚病夫！这是他戒毒的最大动力。

同时，张学良也深深感受到毒瘾给他带来的伤害，他说：“活人不能被死物奴役，我必须戒掉这东西。”

坊间传言，是杜月笙给张学良找的戒毒医生，但据他本人回忆外国医生是宋子文推荐给他的，名叫米勒，是一个德国籍的美国人。

张学良是个狠人，对自己也够狠。他深知戒毒很难，更何况他的毒瘾这么大。他对米勒说，开始之后，无论我怎么痛苦怎么要求都不能中止，死了算我自己的，跟你无关。实在不行，就把我绑起来。

实际过程比他想象中更痛苦，他嘶吼，挣扎，甚至想杀人，后来真的就被米勒绑在床上，痛苦到极致时昏死了三天。

但张学良都扛过来了，没有死，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半个月后，他走下了楼，随后戒毒成功。

曾经毒瘾那么大，张学良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戒毒成功，靠的就是意志。

戒毒后的张学良重回颜值巅峰，精神也更加焕发，此后余生，他再也没有碰过毒品，这是他得以长寿的关键。

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说起自己的长寿秘诀，他自我调侃道：“别人是吃喝嫖赌，我是吃喝嫖赌抽，抽鸦片。”

后来张学良之所以能活到101岁，这还得益于他懂得悬崖勒马，戒毒成功，否则按照他当时的毒瘾程度，别说百岁，连四十岁都活不过去。

张学良那句话说得很对，活人不能让死物奴役了，戒掉毒瘾他重获的不仅是颜值，更是自尊和新生。

第一个就是她的哥哥宋子文，因为蒋介石的原因，宋美龄为了爱情抛弃了亲情，甚至在后来哥哥因为意外而去世宋美龄都没有去参加哥哥的葬礼，这让宋美龄肯定感到亏对于哥哥。第二个就是张学良，宋美龄与张学良算是郎才女貌可惜有缘无分，当时蒋介石出事宋美龄去求张学良帮忙，张学良也确实答应了她帮忙救出了蒋介石，可他却忘恩负义出来之后就将张学良给捉了起来囚禁了几十年。最后一个就是蒋介石，宋美龄为了蒋介石放弃了很多，蒋介石为了能与她在一起甚至也与发妻离了婚，在一起这么多年，宋美龄很遗憾没有给他生一个孩子。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历史的功臣。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解除了杨虎城的兵权，又强迫改编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张学良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前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1990年，张学良面对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提问，回首往事，曾说及了自己西安事变后送蒋的心态：“我过去说过多次，我是一个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去南京是为了请罪，请罪包括把我枪决。临走我把家都交给了我的一名学生，他是一个军长。父亲就教导我，做军人后我就真是随时预备死。不过后来我对内战非常厌恶。”

关于张学良为什么亲自陪蒋介石回南京？除了张学良自己所说的缘由外，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也使张学良不得不陪蒋介石回南京：

为了平息纷乱的局面，有利于国家民族。国内动荡，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剿共”，内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但局势还不明朗。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后，又积极备战，准备全面侵华。张学良身负国恨家仇，更肩负民族大义，在此国家存亡之刻，舍生取义，为国家民族大义。

避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分化。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欲置蒋介石于死地，陈兵陕西周边地区。以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积极周旋，并促成和平解决。张学良为避免再生枝节，决定亲自护送蒋回南京，以表谢罪诚意并期盼蒋的承诺能如时兑现。

回击共产国际及苏联对张学良本人与杨虎城的责难。事变发生后，日本《韩日新闻》指责西安事变是莫斯科魔手在背后操纵张学良。苏联马上予以表态。《真理报》载：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之叛变纯为日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乃日益普遍的抗日运动。苏联对事变是谴责态度，是为了避免给日本以口实不得已而言之，但共产国际乃斯大林本人确定对事变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无助于抗日。张学良面对苏联的指责，想以此行来表其心志，证其清白，因而亲自陪同。

张学良自认为能够返回西安。张学良认为蒋介石不会将其扣压，对蒋抱着极大的幻想。幻想在蒋的旗帜下，经过蒋介石振臂一呼，全国民众会万众一心来抗击日本侵略者，收复东北三省，打回老家去。对蒋介石的个人品行认识不够，殊不知蒋其人有文斗而不斗武斗，邓演达的前车之鉴没有吸取教训。

宋氏兄妹和蒋介石的担保。张学良跟宋子文、宋美玲兄妹私交甚笃，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得益于此二人。二人也向张承诺，蒋介石不会以此为借口向张报复，并将亲自送张返回西安。蒋介石也曾私下向张透露，张此次事变，使其面子上下不了台，暗示张能否让蒋下台阶，保全面子。并承诺以后将通力合作，共同抗日。

为国家民族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张学良在NHK电视台的记者问中也回答了此观点。张学良的高尚节操和品行是他护送蒋回宁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