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和周作人闹矛盾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像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自拔，切肤之痛，难以忘怀。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33。因为周家是一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他直接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每天的生活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方式34，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她太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家里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我们想想，上个世纪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是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35。所以他觉得自己拼命做，却总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1924年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36。想像一下，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真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也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人和睦地来往，打架的结果就是周作人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37，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加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不用再看也知道他的态度了，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知识分子表面虽然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其实还是一个谜，很多的说法也只是猜测而已，更有甚者说羽太信子原是鲁迅的情人之类的．我见过不少于三种的说法，我觉得以上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客观． 但是从周作人的绝交信看来，我觉得周作人认为鲁迅有对其妻有不轨行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要不这么好的亲兄弟为何就会反目成仇．只有这件事才是可能的，金钱也不会导致老死不相往来啊． 当然这很大可能是一场误会，或者是羽太信子对鲁迅的诬蔑．我个人认为这肯定还是跟这个女人有关，但鲁迅成为伟人之后，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鲁迅朋友的一些说法，另一些说法就看不大到了． 当然鲁迅也是我最尊敬的作家，我是不会带着恶意去推测他，但对于这件事，我觉得现在的一些传统的说法总是不能让人信服．

鲁迅先生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代骁将，中国新文化的奠基人之一。毛主席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的当时，虽有"左"的右的以及自称"中间"的各方势力夹击，进步青年却一直奉他为精神领袖。现在我们知道了，领袖也是人不是神。探讨鲁迅先生的缺点与不足，也是可以的。但鲁迅的精神决不容亵渎。 最近几年陆续看到一些出版物，说鲁迅爱骂人，明里暗里为被鲁迅痛骂过的人平反，对此我心里总有点不太舒服。被鲁迅骂过的人，不一定都错，更不一定都坏，比如郭沫若、成仿吾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周扬、田汉等"四条汉子"，都是好样的革命家，包括章士钊老先生和梁实秋老先生，依然德高望重。被鲁迅所喜欢的人，解放以后好象都倒过一点霉。胡风成了反革命，丁玲、冯雪峰是右派，而被鲁迅引以为战友的瞿秋白，文革中从烈士一下子变成了"不足为训"的叛徒。当然后来这些人也都平反了。也有被鲁迅骂过现在真成了坏人的如迪克即张春桥。但鲁迅在骂他时只是痛恨他为虎作伥，并不知道他后来充当特务或者想篡党夺权。平心而论，鲁迅骂人，常常对事不对人，骂过就算，并不记仇。他骂的，常常是深及国家存亡、民族文化存亡的大事，而形态上却是与个人论战。不在那个时代，难以体会其苦心，难以理解那是在国民党反动高压政策下与反动派斗争的不得已的巧妙战法，目的是保存自己。所以，他也有骂错人、骂过火的时候。我们今天看来，就觉得他好象有点过分。

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从鲁迅的日记看，是始于1918年，而来往较多的是在1923年和1924年。1924年以前，他们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1924年以后，他们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又因了胡适的“高升”，他们日见疏远，关系日趋恶化。此后，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胡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

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

鲁迅与胡适分歧的第一次具体表现，是对《新青年》“双簧信”的不同看法。当时，《新青年》同人“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刘半农语），他们从斗争策略着眼，导演了一出“双簧戏”，激怒了封建卫道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封建主义守旧派短兵相接的斗争由是展开。胡适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对“双簧信”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但很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并以为“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并不值得辩论。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也没有发生冲突，属于各说各的。

鲁迅和胡适之间，还有一个关于“整理国故”的不同见解。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胡适更系统地宣传了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劝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到了1925年，胡适走到了爱国学生的对立面，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

1922年5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溥仪召见胡适这件事的当时，鲁迅并没有什么评论。到了1931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等见诸报端时，鲁迅才旧事重提，予以挖苦。

鲁迅“骂”胡适，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对日本入侵的态度问题，而所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一直成为胡适“卖身投靠”的一条罪状。

此后，鲁迅在多篇文章中，以此为根据，臭骂了胡适，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比如，1933年3月26日《申报·自由谈》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此文乃瞿秋白所作，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将其收入《伪自由书》）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此外，在《花边文学》的《算帐》一文，《且介亭杂文》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一文，都提到了“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问题，鲁迅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抨击。

1933年3月15日，鲁迅写了后来被收入《伪自由书）的《“光明所到……”》一文，批评胡适为国民党监狱涂脂抹粉的行为。

鲁迅逝世后，胡适多次谈到了鲁迅。这些评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政治偏见，即便这样，也还有一些客观的内容。

鲁迅一生树敌无数，其中不少都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并非他本人与之有什么个人恩怨。但在与这些论战的过程中，难免有误伤或者偏激之处，而他对于“怨敌”的态度始终是冷漠而无情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或许正是刘文典觉得应该批评鲁迅的依据之一。他觉得，“鲁迅的笔战都是多余的，战到精疲力倦是不合算的”，没有必要被狗咬了，就非得要咬狗一口，做人不需要这样睚眦必报。　其二，关于鲁迅的人品。　在1949年7月24日的《正义报》上，一位署名为“晓风”的作者写了篇《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反驳刘文典关于鲁迅“私德不好”的言论：“鲁迅和周作人之间情感的分裂，除他们自己和生活问题上的私事不说外，主要的是由于那位苦雨斋老人和他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所形成，这在以后事实的考验中已经显示得很清楚，周作人以后不是做了汉奸吗？”　鲁迅与周作人为何“反目成仇”？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是众多“鲁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大难题。鲁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年龄相近，学识相仿，曾一起合作编书，一起在北大任教，甚至互相通用笔名。但是，1923年7月，两人却突然失和，连与他们同住在一起的周老太太都感到奇怪：“老大和老二突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老大决定找房子搬出去。”　更为奇怪的是，两人都对失和的原因保持沉默。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大约知道了鲁迅的什么‘恶劣行为’。就是他们之间矛盾的起因，在日记上写了十几个字。但他解放后在生活极为穷迫不得不将日记卖给国家设立的鲁迅研究机构时，又将这十几个字用剪刀剪去了”6。周作人剪去的，是一个真相。由于没有了真相，人们只能根据蛛丝马迹进行猜测。　现在流传最多的说法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鲁迅因为受不了她随意挥霍而与之产生矛盾，以致决裂。但在文人的小圈子里，也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原因在流传，这见于郁达夫的《回忆鲁迅》：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刘文典在演讲中说鲁迅“私德不好”，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种说法。当然，由于当事人一直没有表态，这只是一种猜测，一切只能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了。总归一点，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并非是如同“晓风”文章所说的“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而纯粹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带一些强烈的个人隐秘色彩。　其三，关于鲁迅的小说。　说来很有意思，对鲁迅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出最深刻批判的，又是一个安徽人--钱杏邨。钱杏邨，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批评家，参与发起组织太阳社。他1928年3月发表的长篇评论《死去了的阿Q时代》，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评。他写道：　无论那一国的文学去看，真正的时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然而，鲁迅的著作如何呢？自然，他没有超越时代：不但不曾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胡适之追逐不上时代，跑到故纸堆里去了，鲁迅呢？在他创作中所显示的精神，是创作的精神不一定要顾及时代，他没有法跟上时代，他创作的动机大概是在和子君“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彷徨》一八七页）一样的回忆的情趣下面写成的。在这样思想底下写成的创造，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造，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　钱杏邨未必不能洞见鲁迅文学创作背后的思想深意，但他的这番话可以说全面推翻了后来人“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的论断。　关于没有长篇小说，鲁迅的辩护者纷纷认为，那是因为鲁迅忙于战斗，没有时间去写。鲁迅生前也曾说过，“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据说，鲁迅曾计划创作《唐玄宗与杨贵妃》、《飘落的红云》等长篇小说，但最终都因故作罢。　1985年，文学评论家邢孔荣说，“很多人为鲁迅先生没有写出长篇而惋惜，但是，这种惋惜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便写出来也不会成功”。这也算是对于钱杏邨、刘文典当年言论的一种间接回应吧！　其四，关于鲁迅的抄袭。　最早公开这个问题的是陈源，即陈西滢。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曾长期与鲁迅论战，是鲁迅的“铁杆反对派”之一。1926年1月，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里说：　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陈西滢“揭露”的，正是顾颉刚提到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很快，鲁迅就写了《不是信》一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作为回应：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的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　从鲁迅的这篇文章看，刘文典并没有完全冤枉他，只是有点责之过严。1936年年底，胡适写信给苏雪林，就曾说过：“通伯先生（即陈西滢）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秉公而论，鲁迅的行为固然谈不上是“抄袭”、“剽窃”，但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说，他确实应该在书中注明参考书目来源，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再说得远一点，当下许多所谓的学者搞“学术腐败”，最常用的手段不正是“引而不注”吗，有的甚至还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说“过多引用不是抄袭”。

我们知道鲁迅一生也就只有许寿裳、齐寿山、郁达夫、瞿秋白这几个人，而他之前相交的朋友或老师要么和他闹掰了，要么就是和鲁迅来回嘲讽。造成鲁迅很难交到朋友的原因，我认为一共有两点，一是鲁迅基本都是宅在家里闷头写作，与人交谈起来也是简单几句话，二是鲁迅性格比较暴躁，经常对朋友不明不白的进行嘲讽。

都知道鲁迅是一个大作家，所以他为了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用我们现在的词语“宅男”形容鲁迅最为适合不过了。鲁迅的生活过得非常简单，一天无非全是写书和上班，然后他最多出门买几本书。即使在鲁迅后来有了老婆之后，他的生活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变，只是一年里和老婆出门看几次**。

这样的生活不仅让他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也导致鲁迅的交际能力严重不足。如果只是交际能力不足也没什么大问题，怪就怪在鲁迅天生的脾气也不好。他与朋友们交谈的时候，鲁迅经常毫无理由的痛骂身边的好友，这些无故被骂的朋友自然会选择远离鲁迅这个人，当然也会有人和鲁迅反目成仇。

总的来说，鲁迅就是因为性格上的缺陷和生活上很少与人交流造成他一生都没有几个好友。但鲁迅也是无奈的，他的性格就是如此，本身又没有什么交际能力，不可避免的会无辜伤害身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