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鲁迅最大的对手的梁实秋，有怎样的爱情经历？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浪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他们结合毕生的学识和亲身的参悟，对封建思想进行了口诛笔伐。这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鲁迅先生了，他的文章至今依然出现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为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传诵。

在今天看来，起码大多数人认可鲁迅的观点；但在上世纪初，驳斥他的人不在少数，比如散文大家梁实秋。

你都认识谁

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一直持续不断，是当时文学圈子中的一大爆点。鲁迅是思想家卢梭的拥护者，而梁实秋却对卢梭的教育理念持怀疑态度。之后二人便如势同水火、难以相容。

梁实秋彼时刚从哈佛留学归来，对鲁迅翻译的文章进行了多次指摘；鲁迅则称其为"资本家的走狗"，许多敬仰鲁迅的左翼文学家也都纷纷对梁实秋发起了攻击。

社会是包容的，这类"笔墨官司"也不存在胜负问题，无论是鲁迅还是梁实秋都是先进思想的追求者。

我没说过

值得一提的是，这二人在感情问题上都深受封建包办婚姻的影响，可妻子的结局却大相庭径：

鲁迅弃朱安如敝履，是受害者；梁实秋和程季淑携手走过47年，是受益者。

媒妁之言成就的完美爱情

1921年，梁实秋刚满18岁，虽然还只是清华大学里的一名普通学生，但已经到了成婚的年纪，所以家里人一直在为他寻找相亲对象。

经朋友黄淑贞牵线，梁实秋认识了程季淑，而这位程姑娘也早就得到了梁母和梁姐的认可。她们觉得程季淑出身名门，又知书达理，更重要的是年纪轻轻就在北京女子职业学院任教，是一名妥妥的现代进步女青年，和梁实秋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果不其然，第一次见面时，梁实秋就对程季淑一眼钟情，虽然这个过程仅持续了30多分钟，但是梁实秋确信程季淑是他命中注定的爱人。

很标准的民国文化人

之后，二人像情侣一样出来约会、看**，爱情的萌芽也在他们心中萌发。终于，2年后，梁实秋决心赴美留学，临走前正式向程季淑提出婚约，约定3年后学成归国将她娶进家门。

婚后十余天，北平爆发了战乱，于是梁实秋便带着妻子来到了上海。

在这里，他们的大女儿和儿子都相继出生，梁实秋也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并正式决定潜心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把这位文豪带进国人的视野中。

当梁实秋在辞海中奋战，因为一字一句而苦心斟酌时，程季淑依然选择做他"背后的女人"，默默帮他扛下了许多。

梁实秋

她不仅要照顾三个孩子和两家老人的生活起居，还得时刻关心梁实秋的健康状况，防止他过度疲劳。

之后，国内爆发大规模的战乱，他们一家老小在北平、四川、广东等多地辗转。其中还有6年，夫妻二人属于分居状态：梁实秋为了躲避日军的暗杀而独自一人前往内陆，程季淑待在北平维护着一家老小的安全。

直到1949年，他们一家老小才在台湾定居。

这样平静的生活持续了24年，在美国探望女儿期间，程季淑无意中被超市的梯子砸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梁实秋悲痛不已，提笔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祭奠和自己相濡以沫47年的亡妻。

一直在一起

古稀之年的黄昏恋情

程季淑走后半年，梁实秋受邀从美国回到台湾，经好友介绍，他认识了比自己小28岁的女歌手韩菁清。

不同于一般的娱乐圈明星，韩菁清对中西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小就能将《孟子》倒背如流，同时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她非常喜欢梁实秋编写的《英汉大词典》，对这位文学泰斗仰慕已久。梁实秋也很欣赏韩菁清的才华，觉得她不同于一般的"花瓶"，非常难得。

很台湾很古典

在相识后的40天里，梁实秋断断续续给韩菁清写了40多封情书，坚持每天和她相见，并决心要和她结婚。

这场"黄昏恋"在当时的台湾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梁实秋身边的亲友都对这段婚姻持反对态度，甚至还有学生自发组成"护师团"，目的就是为了拆散这对情侣。

舆论觉得，身为明星的韩菁清配不上梁实秋这样的文学大家。可是，梁实秋却力排众议，在和对方交往2个月后，和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民国文人的爱情，新鲜最重要

事实证明，韩菁清是梁实秋晚年的精神支柱。在她的细心照料下，梁实秋安详地走完了人生中最后的4000个日夜，每天都吃着爱人精心烹制的饭菜，并在闲暇的时间里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

爱情面前，每个人都是年轻人。无论在什么年龄段，都能保持对爱情的追求和渴望，这是难能可贵的勇气。

今天小编辑给各位分享梁实秋的知识，其中也会对梁实秋和梁秋实是一个人吗分析解答，如果能解决你想了解的问题，关注本站哦。

梁实秋简介梁实秋简介是什么

1、梁实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浙江杭县（今杭州）人，出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

2、1923年8月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前身）、国立青岛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大学共同前身）并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

梁实秋简介

梁实秋（1903－1987），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北京。

他是国家社会党党员，否认文学有阶级性。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从1927年到1936年，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但是，这场论战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远。它不因鲁梁论战的结束而结束。论战所产生的影响实体己超出鲁梁本身，论战性质也己逾越了文学范畴，其余波扩涟到后来年代，以至于今。抗战年间，发生在重庆的那场“与抗战无关”的论争，虽不能说与这场论战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

生平概况

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

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

1923年8月毕业后赴美留学。

1924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

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

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

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

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

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后回任北平师大教授。

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

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梁实秋先生在台湾

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他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年，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1975年同韩菁清结婚。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梁实秋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梁实秋生平简介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浙江省杭县（今杭州）人，出生于北京，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我精心为你整理了梁实秋生平简介，希望对你有所借鉴作用哟。

1、美满的婚姻

原配夫人程季淑（1901年——1974年4月30日），祖籍安徽绩溪，1927年2月与梁实秋结婚。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梁文茜；次女（夭折）；长子梁文骐；四女梁文蔷。

程季淑出身名门，她的祖父曾官至直隶省大名府知府，父亲是家中长子，在北京经营笔墨店。1921年冬，梁实秋与程季淑初次约会。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已深深为对方吸引，北平的一些优雅场所几乎都印下了两人的足迹。1923年，梁实秋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按照学校的要求打点行李准备赴美留学。

1927年2月11日，学成回国的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梁实秋觉得自己早先的政论很可能招致灾祸，而且有朋友暗示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上上之策是逃离北平。可岳母已是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权衡几日，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当她和孩子们带着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程季淑时年43岁，眼角已见皱纹，耳旁已有白发。梁实秋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热忱为国事奔走，又不忘著译耕耘，眉宇间也露沧桑。

1974年，美国西雅图，梁实秋和程季淑幸福地安度晚年，然而，4月30日，梁实秋和妻子到市场购物，临街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落在程季淑身上。她因伤势过重，离开人世。老伴的死，对梁实秋是个沉重打击，他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最新版《槐园梦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2、古稀突发忘年恋

续弦韩菁清（1931-1994），生于1931年10月，父亲是一位巨贾，后移居上海。7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荣登“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上海滩光彩夺目的新星。1949年，韩菁清随父去了香港。她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我的爱人就是你》使她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

71岁的梁实秋在妻子故去半年后应邀来台，于偶然中认识小他28岁的韩菁清。见面第二天，他就按她头天提供的住址，

梁实秋的散文特色

梁实秋散文在台港及海外文学界影响颇大，近些年在国内也备受欢迎。接下来我搜集了梁实秋的散文特色，仅供大家参考，希望帮助到大家。

梁实秋写散文别具一格，堪称散文界一代宗师，其散文写的炉火纯青，艺术造诣颇高。梁实秋非常注意散文的语言艺术，尤其注重发扬本民族的语言传统。欧美文学的刚直严密、雍容幽默，汉文学的古朴凝练、铿锵顿挫，北京方言的亲切、平白风趣，经过他的熔炼，成为一种新的生命。《雅舍小品》中很明显的流露出他的清新自然、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

一、梁实秋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深厚，极具特色的语言成为其散文一个突出风格

⑴行文雅洁，用语精练。真正的散文语言，绝不容忍多余的文字，古近中外的散文大家无不以语言的节约性作为衡量语言表现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梁实秋创作散文追求一种“绚烂之极趋于平淡”的境界，故此，他在篇幅上力求浓缩，删掉枝蔓；在语言上摅词滤藻，斯于至当。正是由于梁实秋深黯“割爱”的艺术原则，所以他的散文没有废话，以简洁取胜。他曾以“尽去枝节，少说废话”自励，认为散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简单”，“简单二字，是很高的理想”，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单薄粗简，而是一种有博返约的境界。他在《文学讲话》中谈及散文时说：“文章要深，要远，要高，就是不要长。描写要深刻，意思要远大，格调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长。”他自己的散文，也大都篇幅简约，语言精练，字数多在两千左右，如《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这篇短文不满千字，却栩栩如生的刻画出梁启超的神采风貌，笔墨生花地写出了他的渊博学识，一位国学大师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叙写精致，行文雅洁是梁实秋散文艺术的一大特色，他的文章，几乎都是开篇切题，简洁了当，极少渲染铺排，转弯抹角。他最看不惯的是官场。在《握手》中，他描写了种种握手的场面，其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他以厌恶的情绪描绘了那种“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握手的姿态：这种人“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即使你主动伸出手，“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让人没趣。凡官场人物的形形色色，梁实秋历来憎恶有加，对那种自称“公仆”者流，借握手这样一个小题目，他也毫不客气地奚落一通。

⑵梁实秋散文的语言具有一种典丽之美。这种美就是一种“国文的味道”，他通过文言文的语体化，达到古今融化的境界。

在《汽车》中，他对势利的世风多有嘲讪，对那种以是否拥有汽车来划分等级的社会现象他很不以为然。在讲到了许多女子以对方是否拥有汽车作为择偶的基本条件时，他写道：“为了汽车而牺牲其他条件，也是值得的交易。至于婚姻的对方是怎样的一块材料，那是次要的事，一个丈夫顶多重到二百磅，一辆汽车可以重到一吨，小疵大醇，轻重若判。”出语谐趣，分明有弦外之音。对那些在婚姻条件问题上本末倒置的女子，是善意的告诫。

二、梁实秋散文具有一种包容性

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中西方文化的兼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劣，因此他既反对妄自尊大，又反对妄自菲薄，主张虚心接受外来文化，使之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溶解在一起。他的散文创作就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具有了一种包容性：如在写作技巧上，梁实秋对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以及杜诗极为熟悉。他经常揣摩这些诗文的章法、句法、声调辞藻的特点及行文技巧，使自己的白话散文能符合“文”的要求，而不仅仅是白话；他的散文崇尚简洁，重视文调，追求文调洁雅与感情渗入的有机统一，显然又受到西方古典主义的影响。由于梁实秋学贯中西，能够博才众取，因此，他的散文在内容上往往也是谈古说今，中外逢源，随手引征，文才斐然，具有一种包容性。他的广征博引，往往信手拈来，与通篇文章浑然融成一片，显得妥帖自然，了无痕迹。容并蓄上。

三、梁实秋散文的闲适与幽默

这是梁实秋散文的又一突出特点。梁实秋的散文起笔很早，但真正奠定他散文家地位的，是他入蜀以后的《雅舍小品》，因此，《雅舍小品》中体现出的闲适与幽默就代表了他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风格。梁实秋之所以追求这样一种风格，与他的思想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雅舍小品》中梁实秋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闲适的幽默，作者在此类幽默中，闲庭信步，在独抒胸臆中来段幽默，天马行空中显露其修养。如雅舍中的一系列散文中，作者把一些生活琐事写得有生有色，趣味无穷，把一所破房写成了人人想参观的雅舍，在幽默中显露其深厚的语言的叙述能力。

四、个性鲜明，倡导真诚

看梁实秋的散文不难发现，正是由于他沉稳、朗健、通达的性格酿成了他散文的凝练、雅洁、韵味浓郁的风格；正是由于他丰富广泛的阅世和幽默风趣的脾性又使他的散文在稳达健朗中透出了几分老辣深刻和机智俏皮；正是由于他率直的为人，使他的散文总是开门见山，直接切入主题，不矫揉造作，议论也是快言快语，绝不吞吞吐吐。梁实秋以学者的睿智，作家的灵感，大笔抒怀，直面人生，在散文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分个性，一分真诚，这就使他的散文具有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细细品味梁实秋的散文，无一不浸透着作者的那份真诚与个性，因此，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他散文中充满的那种鲜活灵动的气息。

简单介绍一下梁实秋的生平

他是翻译家，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持续了长达40年。到70年代，梁实秋才完成了对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共计剧本37册，诗3册。

他是学者，少时在清华大学求学八年，后远走重洋，取得了哈佛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国海洋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任教。

他是文学批评家，曾因“文学有没有阶级性”观点不同和鲁迅掀起骂战，被鲁迅称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家独身到后方。

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后回任北平师大教授。

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

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

1975年同韩菁清结婚。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扩展资料

经典语录

1、我不愿送人，亦不愿人送我。对于自己真正舍不得离开的人，离别的那一刹那像是开刀，凡是开刀的场合照例是应该先用麻醉剂，使病人在迷蒙中度过那场痛苦，所以离别的苦痛最好避免。一个朋友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我最赏识那种心情。——《雅舍小品·送别》

2、没有人不爱惜他的生命，但很少人珍视他的时间。——《时间与生命》

3、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雅舍小品》

4、禅家形容人之开悟的三阶段：初看山是山、水是水，继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终乃山还是山、水还是水。——《雅舍小品》

5、“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笋煮肉”。——《雅舍谈吃》

有人说女人喜欢说谎；假如女人所捏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便很容易致富。这总是在什么叫做说谎。若是运用小小的机智，打破眼前小小的窘僵，获取精神上的小小胜利，因而牺牲一点点真理，这也可以算是说谎，那么，女人确是比较的富于说谎的天才。有具体的例证。你没有陪过女人买东西吗？尤其是买衣料，她从不干干脆脆的说要做什么衣，要买什么料，准备出多少钱。她必定要东挑西拣，翻天覆地，同时口中念念有词，不是嫌这匹料子太薄，就是怪那匹料子花样太旧，这个不禁洗，那个不禁晒，这个缩头大，那个门面窄，批评得人家一文不值。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只是嫌价码太贵而已！如果价钱便宜，其他的缺点全都不成问题，而且本来不要买的也要购储起来。一个女人若是因为炭贵而不升炭盆，她必定对人解释说：“冬天升炭盆最不卫生，到春天容易喉咙痛！”屋顶渗漏，塌下盆大的灰泥，在未修补之前，女人便会这样解释：“我准备在这地方安装电灯。”自己上街买菜的女人，常常只承认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是她上市的唯一理由。艳羡汽车的女人常常表示最厌恶汽车的臭味。坐在中排看戏的女人常常说前排的头等座位最不舒适。一个女人馈赠别人，必说：“实在买不到什么好的……”其实这东西根本不是她买的，是别人送给她的。一个女人表示愿意陪你去上街走走，其实是她顺便要买东西。总之，女人总欢喜拐弯抹角的，放一个小小的烟幕，无伤大雅，颇占体面。这也是艺术，王尔德不是说过“艺术即是说谎”么？这些例证还只是一些并无版权的谎话而已。　　女人善变，多少总有些哈姆雷特式，拿不定主意；问题大者如离婚结婚，问题小者如换衣换鞋，都往往在心中经过一读二读三读，决议之后再复议，复议之后再否决，女人决定一件事之后，还能随时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做出那与决定完全相反的事，使人无法追随。因为变得急速，所以容易给人以“脆弱”的印象。莎士比亚有一名句：“‘脆弱’呀，你的名字叫做‘女人’！”但这脆弱, 并不永远使女人吃亏。越是柔韧的东西越不容易摧折。女人不仅在决断上善变，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别针，位置也常变，午前在领扣上，午后就许移到了头发上。三张沙发，能摆出若干阵势；几根头发，能梳出无数花头。讲到服装，其变化之多，常达到荒谬的程度。外国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鸡毛，可以是半只铁锅，或是一个畚箕。中国女人的袍子，变化也就够多，领子高的时候可以使她像一只长颈鹿，袖子短的时候恨不得两腋生风，至于钮扣盘花，滚边镶绣，则更加是变幻莫测。“上帝给她一张脸，她能另造一张出来。”“女人是水做的”，是活水，不是止水。　　女人善哭。从一方面看，哭常是女人的武器，很少人能抵抗她这泪的洗礼。俗语说：“一哭二睡三上吊。”这一哭确实其势难挡。但从另一方面看，哭也常是女人内心的“安全瓣”。女人的忍耐的力量是伟大的，她为了男人，为了小孩，能忍受难堪的委曲。女人对于自己的享受方面，总是属于“斯多亚派”的居多。男人不在家时，她能立刻变成为素食主义者，火炉里能爬出老鼠，开电灯怕费电，再关上又怕费开关。平素既已极端刻苦，一量精神上再受刺激，便忍无可忍，一腔悲怨天然的化做一把把的鼻涕眼泪，从“安全瓣”中汩汩而出，腾出空虚的心房，再来接受更多的委屈。女人很少破口骂人（骂街便成泼妇，其实甚少），很少揎袖挥拳，但泪腺就比较发达。善哭的也就常常善笑，迷迷的笑，吃吃的笑，格格的笑，哈哈的笑，笑是常驻在女人脸上的，这笑脸常常成为最有效的护照。女人最像小孩，她能为了一个滑稽的姿态而笑得前仰后合，肚皮痛，淌眼泪，以至于翻筋斗！哀与乐都像是常川有备，一触即发。　　女人的嘴，大概是用在说话方面的时候多。女孩子从小就口齿伶俐，就是学外国语也容易琅琅上口，不像嘴里含着一个大舍头。等到长大之后，三五成群，说长道短，声音脆，嗓门高，如蝉噪，如蛙鸣，真当得好几部鼓吹！等到年事再长，万一堕入“长舌”型，则东家长，西家短，飞短流长，搬弄多少是非，惹出无数口舌；万一堕入“喷壶嘴”型，则琐碎繁杂，絮聒唠叨，一件事要说多少回，一句话要说多少遍，如喷壶下注，万流齐发，当者披靡，不可向迩！一个人给他的妻子买一件皮大衣，朋友问他：“你是为使她舒适吗？”那人回答说：“不是，为使她少说些话！”　　女人胆小，看见一只老鼠而当场昏厥，在外国不算是奇闻。中国女人胆小不至如此，但是一声霹雷使她拉紧两个老妈子的手而仍战栗不止，倒是确有其事。这并不是做作，并不是故意在男人面前做态，使他有机会挺起胸脯说：“不要怕，有我在！”她是真怕。在黑暗中或荒僻处，没有人，她怕；万一有人，她更怕！屠牛宰羊，固然不是女人的事，杀鸡宰鱼，也不是不费手脚。胆小的缘故，大概主要的是体力不济。女人的体温似乎较低一些，有许多女人怕发胖而食无求饱，营养不足，再加上怕臃肿而衣裳单薄，到冬天瑟瑟打战，袜薄如蝉翼，把小腿冻得作“浆米藕”色，两只脚放在被里一夜也暖不过来，双手捧热水袋，从八月捧起，捧到明年五月，还不忍释手。抵抗饥寒之不暇，焉能望其胆大。　　女人的聪明，有许多不可及处，一根棉线，一下子就能穿入针孔，然后一下就能在线的尽头处打上一个结子，然后扯直了线在牙齿上砰砰两声，针尖在头发上擦抹两下，便能开始解决许多在人生中并不算小的苦恼，例如缝上衬衣的扣子，补上袜子的破洞之类。至于几根篾棍，一上一下的编出多少样物事，更是令人叫绝。有学问的女人，创辟“沙龙”，对任何问题能继续谈论至半小时以上，不但不令人入睡，而且令人疑心她是内行。

张爱玲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女人，她对人、事、物经常有独到的见解，她以女性的视角看女人，其评语振聋发聩。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不轻易取悦别人。一个男子真正动了感情的时候，他的爱较女人的爱伟大得多。可是从另一方面观看，女人恨起一个人来，倒比男人持久得多。妇人与狗唯一的分别就是：狗不像女人一般地被宠坏了，它们不戴珠宝，而且——谢天谢地！——

《谈女人》它们不会说话！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男子喜欢爱女人，但是有时候他也喜欢她爱他。如果你答应帮一个女人的忙，随便什么事她都肯替你做：但是如果你已经帮了她一个忙了，她就不忙着帮你的忙了。所以你应当时时刻刻答应帮不同的女人的忙，那么你多少能够得到一点酬报，一点好处——因为女人的报恩只有一种：预先的报恩。由男子看来，也许这女人的衣服是美妙悦目的——但是由另一个女人看来，它不过是“一先令三便士一码”的货色，所以就谈不上美。时间即是金钱，所以女人多花时间在镜子前面，就得多花钱在时装店里。

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男子夸耀他的胜利——女子夸耀她的退避。可是敌方之所以进攻，往往全是她自己招惹出来的。女人不喜欢善良的男子，可是她们拿自己当做神速的感化院，一嫁了人之后，就以为丈夫立刻会变成圣人。女人往往忘记这一点：她们全部的教育无非是教她们意志坚强，抵抗外界的诱惑——但是她们耗费毕生的精力去挑拨外界的诱惑。若是女人信口编了故事之后就可以抽版税，所有的女人全都发财了。你向女人猛然提出一个问句，她的第一个回答大约是正史，第二个就是小说了。女人往往和丈夫苦苦辩论，务必驳倒他，然而向第三者她又引用他的话，当做至理名言。可怜的丈夫……女人与女人交朋友，不像男人与男人那么快，她们有较多的瞒人的事。女人们真是幸运——外科医生无法解剖她们的良心。女人品评男子，仅仅以他对她的待遇为依归，女人会说：“我不相信那人是凶手——他从来也没有谋杀过我！”

如果一个女人告诉了你一个秘密，千万别转告另一个女人——一定有别的女人告诉过她了。多数的女人说话之前从来不想一想。男人想一想——就不说了！你的女人建造空中楼阁——如果它们不存在，那全得怪你！叫一个女人说：“我错了”，比男人说全套的急口令还要难些。你疑心你的妻子，她就欺骗你。你不疑心你的妻子，她就

《谈女人》疑心你。有人说，男子统治世界，成绩很糟，不如让位给女人，准可以一新耳目。这话乍听很像是病急乱投医。如果是君主政治，武则天是个英主，唐太宗也是个英主，碰上个把好皇帝，不拘男女，一样天下太平。君主政治的毛病就在好皇帝太难得。若是民主政治呢，大多数的女人的自治能力水准较男子更低。而且国际间闹是非，本来就有点像老妈子吵架，再换了货真价实的女人，更是不堪设想。

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时，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事实是如此。有些生意人完全不顾商业道德而私生活无懈可击。反之，对女人没良心的人尽有在他方面认真尽职的。而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得无孔不入。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女人取悦于人的方法有许多种。单单看中她的身体的人，失去许多可珍贵的生活情趣。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别一种风范 ——梁实秋散文创作论 于今

　　一

　　梁实秋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艺术才华，应该说确是从《雅舍小品》才开始焕发出光彩来的。其后他孜孜不倦地耕耘，终至成为大家。他从1923年就开始写作散文，1927年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不过佳构无多，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而在《雅舍小品》中，韵味十足的篇章却比比皆是，且与其他作家的散文风格、情调迥然相异，别具一种风范。这部不同凡响的集子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席地位不是偶然的。

　　不过，《雅舍小品》获得人们的交口称誉，并不是在它发表的当时。其时国难当头，兵荒马乱，人们对它鲜有雅兴。《雅舍小品》的核心精神是享受生活、珍惜人生，兼以描摹形形色色的世相与人性，在人们的连生活都不安定的年月里，有多少人有心思来听这种侈谈？它是到了生活安定的经济发展时期才行时起来的。它在台湾广受欢迎，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时，由于当局的策动，岛上反共文学甚嚣尘上，此类作品怎能称为艺术？再就是为了商业利益而炮制的低俗之作泛滥，以迎合一些低层次的市民的口胃，这路货色哪有什么审美价值？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又基本上被当局所禁，在这种情况下，格调高雅、切人人生的《雅舍小品》的面世（该书于1947年编定，因战事未能印行，1949年底才由台北正中书局推出）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就散文而言，达到“雅舍”系列境界的毕竟还是寥寥，而此时梁实秋已文名甚盛，在台湾被尊为一代宗师，他的各种散文集的艺术品位都相当高，持续畅销不衰也就势在必然。大陆的读者重新接触到久违了的梁实秋散文，是在80年代后期的事情。自新中国建立直至70年代末，闲适一路的小品在大陆几近绝迹，人们读到的作品几乎都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教训意味甚浓。进入80年代，赏心悦目的小品篇章才渐渐多起来，不过似乎还没有谁被公认为大家。尘封甚久的周作人散文开始重印，但这位苦茶老人的作品，其味甚苦，喜好这种苦味的人毕竟有限，而更多的读者更偏爱梁实秋：因为他既执著人生，处世态度悠然洒脱，文品又高雅幽默。而充盈在他作品中的那种珍惜有限人生、随缘享受生活的精神特点也颇合时尚。梁实秋的名字很快就家喻户晓了。

　　二

　　自《雅舍小品》开始的梁实秋散文，其创作特色有几点是很突出的：他的不少作品有着分明的民族意识，表现着他的爱国情怀；到晚年，时常表现为强烈的家国之恋。此其一。第二，与此相联系，这位有绅士之风的作家，常常以调侃、幽默的笔调来针砭时弊。第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他注重追求精神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努力为社会做事，也来自于淡泊名利，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的处世态度。第四，他关注人性，表现人性，并倾注心力于人性的抑恶扬善。

　　读粱实秋的散文，无论是怀人篇章，还是状物写景之作，我们都常常被他那动情的爱国情思所感染。粱实秋的“无为”仅限于政治方面。他对政治现实是失望了。定居台湾后亦复如此。1987年春，他在反顾自己赴台后的生活与创作时曾直言自己的心境：“避地海曲，万念俱灰。”〔7〕但他毕竟热爱生活，因而在改善世态人心方面，仍是抱积极态度的。

　　自《雅舍小品》开始的梁实秋散文，其创作特色有几点是很突出的：他的不少作品有着分明的民族意识，表现着他的爱国情怀；到晚年，时常表现为强烈的家国之恋。此其一。第二，与此相联系，这位有绅士之风的作家，常常以调侃、幽默的笔调来针砭时弊。第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他注重追求精神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努力为社会做事，也来自于淡泊名利，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的处世态度。第四，他关注人性，表现人性，并倾注心力于人性的抑恶扬善。

　　梁实秋的人品与文品是一致的。在民族矛盾骤然尖锐化的1937年，他被日寇侦缉队列人黑名单，无疑是他热心于抗日救亡宣传所致；1940年1月，他随国民参政会赴前线慰问将士；应救亡急需，他主持过战时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参与编写“以宣扬中国文化及鼓励打击日寇为主旨”的鼓词、相声等通俗文艺作品，所费精力也不少。他在年迈体力衰弱之后，因在台湾无膝下照料，女儿文蔷请他们到美国定居，他申请的是长期居留，而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别人问起缘由，他说：“人美国籍必须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8〕

　　读粱实秋的散文，无论是怀人篇章，还是状物写景之作，我们都常常被他那动情的爱国情思所感染。梁实秋在青岛生活过四年，他对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很是留恋。青岛曾被殖民主义者占领过，他在提到那座“有俯瞰全市傲观群山之势”的前德国总督府时写道：“反正这座建筑物，尽管相当雄伟，不给人以愉快的印象，因为它带给我们耻辱的回忆。”在写北平的街道时，他对古城的民风着意地写了这么一笔：那些提着笼子架着鸟的“地道的北平人”，对马路格外平整、清洁的洋人租界，几乎都抱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不肯踱进那块瞧着令人生气的地方”。在似乎平静的叙述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对民族自尊心强烈的“地道的北平人”的敬佩之情。《观光》抒写他在台北接待外国友人来此旅游而触发的感慨。面对那些对我们的落后事物抱着浓厚猎奇兴趣的外国旅游者，他十分反感。《西雅图杂记》中有一篇《豆腐干风波》，文中提到有位美国人在一本讲各地风俗习惯的著作中竞信口开河：“他说中国人吃猿猴的嘴唇，燕子的尾巴，鸟舌汤，炸狼肉。”粱实秋以不屑置辩的口吻揶揄道：“海外奇谈这样离谱，我只好自惭孤陋寡闻了。”这些地方也同样表现着他的民族自尊心。

　　晚年的梁实秋，由于思乡之情甚炽，写下了一系列怀念故土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以“谈吃”为名目。《火腿》是其中的一篇。他回忆了往昔在大陆时与友人同食火腿的况味后，末了写自己在台湾有幸得到了一只虽瘦小坚硬但却是来自金华的真品（其时两岸尚未开放“三通”），妻子将其携往店铺，请相熟的老板劈开。那老板在将它“劈成两截”后不觉发出了喜悦的惊叫：“数十年不闻此味矣！”并“嗅了又嗅不忍释手”。这些描写传神、动人地展现了台湾百姓的怀乡之情。梁实秋夫妇将火腿的蹄爪送给他，他喜出望外，“说回家去要好好炖一锅汤吃”。这位老板怀乡甚殷的心情，引起了梁实秋深深的共鸣。梁实秋并非浙人，却称金华火腿为“家乡肉”，他借渲染老板的乡思，实际上正突出地表现看自己的家国之恋。

　　三

　　在梁实秋的散文中，有相当数量是描摹社会世相的，其中不乏针砭时弊之作。这表明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不满意之处颇多。不过从作品的内容来看，他并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想法，他只是希望这个社会能不断地有所改良。

　　他最看不惯的是官场。在《握手》中，他描写了种种握手的场面，其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他以厌恶的情绪描绘了那种“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握手的姿态：这种人“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即使你主动伸出手，“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让人没趣。凡官场人物的形形色色，梁实秋历来憎恶有加，对那种自称“公仆”者流，借握手这样一个小题目，他也毫不客气地奚落一通。在《脸谱》中，他称做官的人是“误人仕途”。并说这种人的脸是“卷帘”脸：“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这种人对下司道貌岸然，往往面无表情，“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有时他却把“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几尺”；可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他挖苦说，这种善变的脸是官场上傲下媚上的必备工具。社会环境污浊，官场犹然。从梁实秋对官场人物握手姿势和脸面善变的描写中，读者对仕途中人际关系的冷漠、虚伪，恐怕都会产生一种反感的情绪。

　　《送礼》描述的是梁实秋在台北亲历过的一件事：政府机关某局的梁先生与他住在同一条街上，送礼者只知其姓不知其名，于是屡屡把本欲送至彼“梁寓”之礼品误送达此“梁寓”。被诘问时，他说“我们行里的事要不是梁先生在局里替我们做主，那是不得了的。”原来这里在台湾社会很普通的行贿事例中的一桩。作者揶揄道：“猪喂肥了没有不宰的。”剔肤见骨地揭露了送礼者右着不可告人的图谋。这篇小品，作者是从原始人狩猎归来将猎物分赠众人起笔的，那时的赠礼者与收受者，双方都十分光明磊落．与当今的行贿受贿者的鬼鬼祟祟、心怀鬼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借这样的对比来否定“人心不古”的当今世风。

　　梁实秋对时弊的针砭从社会的方方面面切入，而且每每漾出新意，由于得体而幽默，人们读之，不觉会时而会心地一笑，乃至忍俊不禁。他的幽默常常包含着讽刺。不过，即使是讽刺，在针对一般世风时，在态度上也与针对官场的那些篇章有所不同。官场太污浊，离他所希望的“好政府”相去太远，他时常投去蔑视的一瞥，用语也不免刻薄；而在对其他世相进行针砭时，总是比较委婉、温和，表现出一种绅士之风。

　　在《汽车》中，他对势利的世风多有嘲讪，对那种以是否拥有汽车来划分等级的社会现象他很不以为然。在讲到了许多女子以对方是否拥有汽车作为择偶的基本条件时，他写道：“为了汽车而牺牲其他条件，也是值得的交易。……至于婚姻的对方是怎样的一块材料，那是次要的事，一个丈夫顶多重到二百磅，一辆汽车可以重到一吨，小疵大醇，轻重若判。”出语谐趣，分明有弦外之音。对那些在婚姻条件问题上本末倒置的女子，是善意的告诫。《谦让》从宴会上的让座之风写起，宾客们每遇到这种场合就谁也不肯坐首席，以示谦让；接着他调转笔头去写长途公共汽车站，在那里，只见人们“杀进杀出”，如果售票处没有木栅栏，秩序就不堪设想。在强烈的对比中，梁实秋说他有所“发现”：人们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来确定是否谦让的。出席宴会，坐在末席上其实“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不妨谦让；而长途汽车站上的情形就不同了，一谦让就没有好座位甚至无座位了。那种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带有虚伪性质的“谦让”一经他道破，确有点振聋发聩。幽默的行文中，蕴涵着他对建立真正谦让美德的社会文明的期盼。《钟》因有感于台北市政府“重阳敬老”赠送每位年老市民“时钟一具”遭到诸多非议而作。非议者的理由是“钟”与“终”同音。而市政府并不以科学道理进行疏导，却可笑地否认它是“钟”，改以“计时器”名之。这触发作者想起了种种弥漫于社会的迷信现象并委婉地加以嘲讽：如有人不许孩子在麻将桌旁读书（“书”与“输”同音），虽然读书是好事；又说起有位熟人家道富有，门上贴“一个特大号的倒挂着的福字”（“倒”与“到”同音），不想时过不久，“这位福人驾鹤而去了！”文中还举出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实例，辅以幽默的评说，妙趣横生。作者对迷信风气的针砭，尽包孕于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了，读者是不难领悟到的。

　　四

　　读梁实秋的散文，我们时常为他淡泊名利、达观进取的精神所感染。他注重的是精神愉悦。在怀人之作《悼齐如山先生》一文中，他在回顾往事后这样抒写道：“我觉得先生治学、为人最足令人心折处有二：一是专精的研究精神，一是悠闲的艺术生活。”关于第二点，粱实秋作了一些阐述：“齐老先生是一个真知道生活艺术的人，对于人生有一份极深挚的爱”；“齐先生心胸开阔，了无执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还讲一步解释了齐如山是如何“享受生活”的：“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声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地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其实梁实秋自己也正是这样的。所谓“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就是在生活中，不仅作为一个生活者，而且能超脱地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它，并借以丰富自己的精神、情趣，从中获得心境上的愉悦。梁实秋的许多散文，都突出地体现着这样的特点．从他对外界事物或自身经历的叙述、抒写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

　　《雅舍》这篇小品写作者自己国难时期的陋屋。他在这座地处僻远、“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的住所里日子过得很愉快，虽说此处有“聚蚊成雷”之类的现象，他也善于自我化解：“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何况明夏“谁知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这里透出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飘零感，同时显示着他那随遇而安的达观态度。这种态度在国难期间，应该说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需知当时有多少苦难同胞流离失所！比之那些舒舒服服地在琼楼玉字里享福的达官显贵，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大学教授的梁实秋，他能如此安贫乐道，尤显可贵。但梁实秋在这简陋的环境里并不虚度时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文中说：“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他的日子过得自在而有相当的价值。四川多雨。雨既然来了，他坦然相对。文中写道：“滂沱大雨时，屋顶湿印到处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笔下颇有诗意。对“聚雷成阵”之类现象安之若素，又视屋顶灰泥崩裂“如奇葩初绽”，并饶有兴致地品味个中酸甜苦辣，不正说明着他超然地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洒脱、欣赏的态度来看待身旁发生的种种事态吗！作者在个人凼顿中确乎表现得十分豁达，但他竟然一点也没有表露出忧国忧民的心绪，毕竟不大合乎世情（何况他的个人困苦正因国难所致）。梁实秋写于抗战时期的小品，几乎全然如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梁实秋说，“雅舍”虽是陋屋，却“自有它的个性。”《雅舍》作者也是自有个性的。在“雅舍”居住期间，梁实秋曾写过一篇题目叫《穷》的散文颇有助于我们对他的个性的了解。文中说，人在穷时尤不可志短；结尾则云：“典型的穷人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接着他引了孔子的话：“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这话出自《论语》，紧跟着还有两句他没有引：“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后来他在一首赠作家琦君的《金缕曲》中加以点化：“富与贵，浮云耳。”重义轻利、穷而不改其乐正是梁实秋个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他的许多散文中都有突出的体现。他享受生活而又不逾矩。鉴于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已成泡影，政治现实令他十分失望，生活在污浊社会里的梁实秋为了摆脱烦恼而疏离政治，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其消极的一面是毋庸讳言的，但他藐视权贵，不为名缰利索所绊毕竟还是可贵的；而追求不逾矩的怡然恬适的人世情趣，又何尝不是对滚滚红尘中那种为谋求高官厚禄而不惜尔虞我诈的世风的一种反拨。

　　梁实秋有种说法：“一切只要随缘”，那就“自有它的情趣”（《散步》）；在《快乐》中他则说：“内心湛然，则无往而不乐”；又说惟“心无挂碍”方能快乐。因而他工作时专心致志地工作，享受生活乐趣时也心不旁骛。接着他抒写切身体会道：“在工作过程中，有苦恼也有快乐，等到大功告成，那一份‘如愿以偿’的快乐便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他的生活乐趣范围极广，散步、随缘观景、欣赏尘世中人生的形形色色，无不包罗在内：“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雨有雨的趣，晴有晴的妙，小鸟跳跃啄食，猫狗饱食酣睡，哪一样不令人看了觉得快乐？……偶尔遇到一张笑容可掬的脸，能不令人快乐半天？”在他看来，人世间到处都能享受到生活乐趣。这是内心湛然的梁实秋的一种人生体味。

　　梁实秋既然视工作的大功告成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那么他的生活乐趣确实多多也。他一生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工作努力是他著作等身、卓然成家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十分欣赏曾国藩的一句格言：“作人从早起起。”他年老时写过一篇《早起》，它中忆起青年时代翻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情形：“趁太阳没有出的时候搬竹椅在廊檐下动笔，等到太阳晒满半个院子，人声嘈杂，我便收笔。这样在一个月内译成了那本书，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愉快的。”

　　粱实秋写作《中年》时自己适逢中年，他直抒胸臆道：“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并颇为豪迈地说：惟有“中年才能担得起大出轴子戏，只因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他借抒写自己的感受所表现的这种人生精神，至今仍值得称道。

　　五

　　在人性论方面，梁实秋前后期的见解保持了明显的一致性。1928年他在《新月》杂志著文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一的标准”（《文学与革命》）。〔9〕在台湾他写过一篇长文：《文学讲话》〔10〕，他在该文中仍坚持“文学是人性的描写”的主张，又说，人“比兽高明的地方”在于“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他还重申几十年前表述过的观点：“人性乃一向所共有的，元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人性的探讨与写照，便是文学的领域，其间的资料好像是很简单，不过是一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但其实是无穷尽的宝藏。”他特别强凋：“如果以真善美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文学当是最注重‘善’。”他的注重“善”与二元人性论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惟“以理制欲”，方能达到“善”。在文学上，就是要用人的理性，用人的高尚情感与道德来克服人性的弱点，陶冶、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他的散文创作，的确在努力实践这样的主张，其作品鞭挞丑恶、颂扬美好情操的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但人性论并不能解释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的阶级分野与对立现象，在文学上仅用人性论去排拒或者调和阶级的差异与矛盾，那是行不通的。我们对渗透在梁实秋散文中的人性论，要作具体分析。

　　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各色人等都有，但内在意蕴事实上并不相同。鲁迅当年在与梁实秋论战中，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中，把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已说得既形象又明晰、中肯了。在《早起》、《快乐》等作品中，清心寡欲的“我”，为各种多姿多彩、生命力蓬勃的事物所感染，并因此油然而生欢愉情绪，但那种超脱的心态，显然表现着绅士阶层悠然的情致，是打着阶级烙印的。在《快乐》中梁实秋形象地告诉人们怎样才能享受到快乐，不过，享乐观毕竟也有阶级性，人们对享乐的追求，各有各的内容与方式。

　　《脸谱》、《握手》、《送礼》诸文中都涉笔对于官场和仕途中人的鄙夷，语多讥讽。所表现的，那是“好政府主义”者梁实秋的一种由失望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若说他与政权的执掌者互相敌对，则是谈不上的。

　　梁实秋表现人性向善的题旨，有时采用曲折迂回的手法，如借物喻人的《鸟》、《猪》等篇皆是。在《鸟》中，他把林中快活自由的鸟儿，从鸣啭之声到形体的可爱，结合自己的感受，抒写很有诗意；同时，作为对比，他又反复述及在看到提笼架鸟的人清早蹈踺于街边时的内心感触：“我感觉兴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闲，却是那鸟的苦闷。”“鸟儿到了这种地步，它的快乐，大概是仅优于在标本室里住着罢？”他对鸟的际遇感同身受。生存于社会的人，谁不乐于自由自在地生活？谁也不愿失去自由。向往自由确是一种普遍的共同人性。他落笔于鸟，是由于在向往自由方面，“鸟性”与“人性”是共同的。他所感受到的林中群鸟的喜悦，与囚居于笼中的鸟儿的悲哀，分明是注入了自己在人间所获得的感怀的。很少有人去写猪。梁实秋之所以写《猪》，也隐含着对人性向善的期望。此篇与他另一作品《懒》的题旨相近。《懒》开篇第一句是“人没有不懒的。”他认为懒是一种人性的弱点。猪大约是最懒的一种动物了。它的生活内容仅限于…吃、喝、拉、撒、睡’，此外便没有什么”了，一生甚是“无聊”。文中用调侃的口吻写道：猪“不用劳力，它有的是闲暇”；“除了它最后不得善终好像是不无遗憾以外，一生的经过比起任何养尊处优的高级动物也并无愧色。”又云：“可惜它只能四脚着地，辜负了那一身肉”，“如果它能竖起来行走，大腹便便也并不妨事，脑满肠肥的一副相说不定还许能赢得许多人的尊敬”。这里除了对世态的机巧的嘲讽外，也显然含蕴着他对以懒为乐的人性的一种向善的劝戒。

　　梁实秋在散文中致力于描写形形色色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性毕竟与阶级性无法割裂开来。他在81岁高龄时写过一篇《故都乡情》（载台北《联合报》1983年11月1日），文中情真意切地说：“……一个人远离家乡，无论是何种缘故，日久必有一股乡愁。”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共同的普遍人性。此言不能说错，但“共同”的只是表面，不同的人，其乡愁的内容千差万别。各种乡愁其实是各有其阶级内涵的。我们只要粗粗翻阅一下七八十年代台湾的一些怀乡之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昔日的显贯富豪所怀念的，与被抓壮丁入伍赴台的老兵，他们的所思所念几无共同之处；以前在大陆显赫一时的权要人物，与梁实秋这样的书生，他们的所思所念也迥然各异。

　　40年代，梁实秋在他的小品《孩子》里一反习惯上称孩子为未来世界的主人公的说法，却道他们“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公。”又云：“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原来他是针对趼_龙、纵容、溺爱孩子的社会风气而言的。其出发点，自然是为了矫正世风，以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父母爱子女是人之天性；但视孩子为“一家之主”却并不见得自古而然，即使在40年代，也并非社会各阶层的家庭中都这样。中国的封建礼教中历来就有“父为子纲”之说，那时的实际生活中也正如此，至少那时的孩子并无“一家之主”的地位吧。《孩子》不失为针砭时弊之作，却很难认定此文所揭示的就是一种“无分古今，无间中外”的人性现象。

　　自称以人性论来观照“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的梁实秋，他在审视生活时所表露出来的观念，事实上往往并不能超脱阶级性，他的有些作品，虽也张扬人性论，主调其实是阶级调和论，《第六伦》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伦关系有五，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梁实秋提出的第六伦是主仆关系。他从生活中切实地感受到主仆关系很难协调，因为仆人是被主人“用钱雇买人的劳力供其驱使的人”。在梁实秋生活的那个社会里，这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主人因为自己花了钱，所以总是“惟恐仆人少做了事”，并有“仆人总是懒的”之类的偏见；既然仆人干的是体力劳动，饭量自然大些，“很少主人（尤其是主妇）看着不皱眉的，心痛。”如何消解这种矛盾呢？梁实秋提出了一个“忍”字：“需双方相当的忍”，并且强调“在仆人一方面，更需要忍”！何以“更需要忍”？他找出了一些实在算不得理由的理由来：“主人发脾气，那是因为赌输了钱，或是受了上司的气无处发泄，或是夜里没有睡好觉，或是肠胃消化不良。”难道主人在这类情况下向仆人发脾气，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合乎情理的？文中又感叹：“现在人心不古，仆人的风度合于古法的已经不多”。“古法”对仆人要求更苛，仆人的处境岂不更糟？梁实秋同时也劝导当主人的要认识到，自己真实的本领可能还不如仆人；又说“驾驭仆人之道，是有秘诀的，那就是，把他当做人，这样一来，凡是人所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也就不苛责于他，凡是人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也可加以曲宥。”“他也是父母养育的，所以也受过一点发展个性的教育，因此总还有一点人性的遗留。”似乎有点平等意识。不过他那善待仆人的规劝实际上又是与他竭力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主张相柢牾：他说主仆关系在文明世界里才有，“我们固不必主张反抗文明”。在文中，他一方面的确给了仆人相当的同情；但他更用心良苦地为主人的无理作了种种开脱。他所列述的主人向仆人发脾气的原因（自然是打比方说说而已），没有一项是正当、合理的，他对主人显然没有用理性和较高尚的情感、较严肃的道德观念来要求（梁实秋自己说过这三项“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以这样的人性论来调和“第六伦”的关系，真能化解矛盾吗？恐怕是并无作用的，因为他在“纸上谈兵”时就不那么有说服力，其自相矛盾处已很显然。早年鲁迅在与梁实秋论争时，就指出过他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矛盾而空虚”，〔11〕从《第六伦》来看，又何尝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