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日本一些作家会有自杀倾向的现象？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20世纪日本“四大文豪”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太宰治、芥川龙之介，全都死于自杀。我先概述一下这四位文豪为什么自杀，然后进行扼要评价。因为，只有先叙述他们的死，我才能进行评价。

1972年4月16日晚，在风光明媚的日本神奈川县镰仓海岸边，一幢10层楼高的公寓的417号房间的门缝里，渗出一阵浓烈的煤气味，受雇于房间主人的一个女佣连忙找来公寓管理员打开房门，只见一位身着茶色夹克衫和灰色西裤的老人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棉被，身边有一瓶刚启封的威士忌，嘴里含着煤气罐，两眼微微睁开，脸颊泛着一氧化碳中毒特有的玫瑰色。 现场无任何打斗痕迹， 死者无外伤。闻讯赶来的警察经过勘测，认定死者死于自杀。消息传出，举世关注。因为，这位死去的老人，就是写下《伊豆的舞女》，《雪国》，《千羽鹤》等不朽名著的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他为什么自杀，迄今依然是个未解之谜。有说和他爱情受挫和性压抑有关。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可信，但川端康成确实存在心理障碍，长期依赖安眠药以致成瘾，并曾因此住院治疗。研究数据显示，不少性压抑者都选择用煤气中毒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1976年11月25日，因发表《鲜花盛开的森林》而引起文坛关注，以《假面的告白》而成为著名作家，被认为“日本现代文学代表人物”的平冈公威，在为连载于《周刊新潮》的《天人五衰》写完最终章后，跑到东部日本陆上自卫队总部发表演讲，希望唤起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但是，他的演讲遭到自卫队官兵的嘲笑。于是，他愤而切腹自杀。说是切腹自杀，其实是被他的“介错”斩首。只是这位介错刀法实在差劲，连砍三刀才使他身首异处。“平冈公威”这个名字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听过，但他的“笔名”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三岛由纪夫。

1984年6月19日，在《朝日新闻》正连载日本“无赖派”作家太宰治的小说《再见》时，人们在玉川发现了太宰治和他的情人、一个叫山崎富荣的美容师殉情的尸体。那天正好是太宰治40岁生日。在此之前，他已自杀过4次。

在他们之前，1927年7月24日，原名新原、被舅舅收为养子而改姓的芥川龙之介，在寓所服用大量安眠药，长眠不起。他的枕边放着《圣经》和写给妻子冢本文及好友菊池宽的遗书。在此之前，4月7日，芥川龙之介与他的妻子冢本文的发小、后来成为他情人的平松麻素子在东京帝国饭店自杀，但没有死成。

芥川龙之介患有严重的胃肠病、痔疮、神经衰弱、经常失眠， 健康 状况很差，对 社会 现实相当不满，精神很压抑。评论认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特有的压抑感，和他的精神状态不无关联。1935年，35岁的芥川龙之介去世8年后，菊池寛设立了“芥川龙之介奖”。那是青年文学家的最高奖项，和“植木枝盛奖”、“菊池宽”并列为日本文学三大奖。这三大奖均为菊池宽所设。

应该如何评价他们的自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自杀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理想和现实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德国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认为，“死”和“亡”的本质是不同的。死是一个过程，人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在走向死。亡是一种结果，是走向死的过程的结束。按照这种观点，我认为对4位文豪的死是否可以作如此评价：在世界上，有的人竭力延长“死”的过程，有的人则希望缩短“死”的过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如果竭力延长“死”的过程无可厚非，那么希望缩短“死”的过程就应该受到指责吗？那四位作家是否应该有“选择”缩短死的过程的自由？

图：黑泽明根据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和《罗生门》改编的**：《罗生门》剧照。

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自然灾害就不断发生，因此日本人也早就对大自然产生了深深的敬畏感和无奈感，而通过后世观樱花骤开骤落升华出的对生命的感悟，领会武士们对自杀身死的认识。千百年来，就已使得日本人“忧伤成疾”，而且对死亡怀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对自杀也抱有一种异常宽容的心态。

这在日本文化人的自杀现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出生于 1909 年的太宰治，一生可谓波澜壮阔， 19 岁进东大，不久中退，之后的经历就是自杀未遂、结婚、与父母、家庭断绝关系、文学创作，然后又是自杀未遂、殉情未成、离婚、再婚，可以说太宰治一生都是玩任性的，不过，最后终于在 39 岁时与他的粉丝兼情人一起跳水殉情，总算自杀成功了。他的经典的两句话是最具冲击力的，一句是：“对不起，我出生了”，另一句是：“仅仅一句‘再见’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一位不负责任的人，后世的日本人对他的尊崇和宽容却是无以复加的了。不仅被尊为大文豪，而且还归纳其自杀原因为患有“境界型人格障害”，其实，太宰治不仅是大文豪，他还是一位大酒豪，据说一次能喝一升酒，所以说，他的自杀，谁又知道有没有酒精成分从中作祟呢？

芥川龙之介不用介绍了，仅是芥川奖的影响就让人们根本不用脑补也明白他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芥川龙之介自己曾说过： 决定他的命运的“四分之一是遗传，四分之一是境遇，四分之一是偶然——我的责任只是四分之一”。由此也隐隐透射出了他的人生应该算是不幸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在他临死前，个人、家庭、 社会 三方面的境况已使他陷入人生苦恼的深渊，导致神经严重衰弱，这也致使他早已产生的厌世思想日益严重，并逐渐形成了“周围是丑恶的，自己也是丑恶的。人凝视眼前这些东西而活是痛苦的。然而，人又强迫自己这样活着“的认识。从这几句话里，也隐隐透出了在他的内心深处已经开始滋生出了对彼岸的一丝向往，于是，在完成了《续西方之人》后，他选择了吞药自杀。

三岛由纪夫，被尊为小说家、剧作家、随笔家、评论家，政治活动家、皇国主义者，看看他所获得的这些称号就大致知道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了。三岛由纪夫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海外都是大名鼎鼎，感觉这倒不光是他的文学地位使然，更重要的应该是他在 1970 年 11 月 25 日占领了日本自卫队驻某地总监室，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后选择了剖腹自杀这个轰动事件让他更名声在外的。看 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死亡。可以说死亡意识贯穿三岛的整个创作生涯。对于他来说，死不代表恐惧，而是一种美丽的、使人向往的东西。而且他认为， 在死亡的美中，美的极至就是完美的男性肉体的死亡。三岛由纪夫欣赏美的肉体被毁坏的瞬间美，这从他的《假面自白》中的塞巴斯蒂昂殉教之美到《丰饶之海》中阿勋的武士之举，无不体现了三岛这种极至之美的美学观。而他自己最后的剖腹死谏，感觉得出他是想把 “自杀美学”演绎到一种极致的艺术美层面，以警世人，可惜，功夫没练到家，只落了个空留悲壮在人间了。

川端康成，他的自杀被日本人誉为“美的升华”。这位 1968 年就成为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豪，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说是集人生一切成功与快乐的大成者，但川端康成却如流星一逝，给世间留下了无穷余味。不过，从其平时最喜欢的一休大师的一句“佛界易入，魔界难入”和他所认为的“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以及他最持同感的芥川龙之介在遗书中写的“所谓自然的美，是在我‘临终的眼’里映现出来的”等有关川端康成的资料来看，川端康成应是难以等待要在“临终的眼”里才能看到真正的自然之美而主动跳入魔界，以求早些看到这临死的自然瞬间之美，才于 1972 年选择了口含煤气管自杀的。

上述几位大作家的自杀可以算作代表，当然， 20 世纪自杀的日本文人还有多多，但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混到了穷途末路非死不可的地步，相反，却大都是在正值大展才华达事业顶峰时选择自杀的，分析其原因，这固然有自然、宗教等因素在起着作用，也与自古传承下来的武士自杀丰骨之影响和日本人普遍抱有的“以死而生”的宽容自杀的传统有关。但这些作家而且是名作家的自杀，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来看，似乎已突破了这些传统文化、宗教、习俗等对普通日本人“死意识”的影响，可以说是成就了我们难以理解的所谓的日本“自杀美学”。

我们看日本文学尤其是近现代文学，确实是有许多非常出名的作家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稍远一些的比如北村透谷、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等作家，稍近一些的有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小林美代子…

他们为什么选择了自杀，放之在个人身上可能都拥有不同的原因，比如三岛由纪夫是因为政治理念而自杀。

但将这些作家视为一个整体，我们还是试图从宏观的、文化的、心理的角度去进行分析。

1日本传统文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生存空间有限，又常受火山、海啸等自然灾害的打击，因此对于“转瞬即逝”这一点有着独特的感受，这也是他们“物哀”文化的一个基础，到了平安时期，“物哀”就已非常清晰的审美意趣，也就是说死亡本身也是可以被审美的，死亡是一种极致，所以在部分人眼里，死亡于是就拥有了一种极致的——美。

这种传统的观念到今天也刻在日本的文化基因里。

2作家独特的心理感受

作家是一群对世界感知非常细腻的一群人，尤其是这些杰出的作家，他们的感知能力更是远超常人，于是对于痛苦的感受也分外的强烈。

以川端康成为例，他的作品充满着凄绝、寂灭的味道，而他本人的自杀，就是对他自己作品的注解。大多数作家或者说天才的自杀都是缘于此。

再次强调，这些作家自杀具体下来都有各自具体的原因，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背负不同，但是痛苦这一点是相通的、日本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多少都无法避免的。

日本一直是个很有忧患意识，哀伤感的民族。自然资源的严重匮乏使整个国家都处在深深的忧虑之中，哪怕是一丁点的不符合现实情况的都会被视为不详的预兆。这种情况造就了今天的日本，也就有我们知道的日本人对‘‘明治维新’’、‘‘黑船事件’’的态度。日本人的鬼神很多，我想和此也不无关系吧。作为在这种环境之下的作家群体由为明显。

1太宰治

1909年，太宰治出生，津岛家是津轻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主富豪之家。太宰治出生之后，是津岛家那一辈里面的第六个男孩，上有五哥四姐，其中两个哥哥不幸夭折，只剩下文治、英治、圭治三人。

1916年，至市立金木普通小学就读，成绩杰出。192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普通小学毕业，后至离家两公里远的明治高等小学就读。

1923年，三月，父亲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四月，至青森县立青森中学就读，寄宿该市寺町的远亲丰田家檐下。中学期间，开始创作小说、杂文、戏剧，对泉镜花、芥川龙之介的文学相当倾倒。

1928年五月，独自编辑的同人杂志《文艺细胞》创刊，以“焉岛众二”之名发表《无间奈落》，思想上渐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对出身苦恼而有服安眠药自杀的意图。

1929年，四月，以“小菅银吉”之名，在文艺杂志《猎骑兵》发表《虎彻宵话》等文章。十二月十日夜，自杀未遂。

1937年，三月与初代至水上温泉，企图吃安眠药自杀，但未成功。回东京后与初代离别。发表《虚构的彷徨》、《灯笼》。1938年九月，发表《姥舍》、《满愿》。十一月，移居至甲府市西坚町，发表多篇随笔。

1948年，再次以《如是我闻》震惊文坛，并着手创作《人间失格（No Longer Human）》。完成了《第二手札》的一部分。此时，随着肺结核的恶化，身体极度虚弱，时常吐血。六月十三日深夜，与山崎富荣一齐在玉川上水投水自尽。三十九岁生日当天，遗体被发现。二十一日，丰岛与志雄、井伏鳟二主持至其家中举行告别仪式，葬于三鹰町禅林寺。

2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生于东京，本姓新原，父经营牛奶业。生后9个月，母精神失常，乃送舅父芥川家为养子。芥川家为旧式封建家族。龙之介在中小学时代喜读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等，也喜欢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1913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期间与久米正雄、菊池宽等先后两次复刊《新思潮》，使文学新潮流进入文坛。其间，芥川发表短篇小说《罗生门》（1915）、《鼻》（1916）、《芋粥》（1916）、《手帕》（1916），确立起作家新星的地位。1916年大学毕业后，曾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任教，旋辞职。1919年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任职，但并不上班。1921年以大阪每日新闻视察员身份来中国旅行，先后游览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汉口、洞庭湖、长沙、郑州、洛阳、龙门、北京等地，回国后发表《上海游记》（1921）和《江南游记》（1922）等。自1917年至1923年，龙之介所写短篇小说先后六次结集出版，分别以《罗生门》、《烟草与魔鬼》、《傀儡师》、《影灯笼》、《夜来花》和《春服》6个短篇为书名。 1927年发表短篇《河童》，对资本主义 社会 及其制度作了尖锐的嘲讽。同年7月由于 健康 和思想情绪上的原因，服毒自杀，享年35岁。其中，昭和二年（1927年）1月，从鹄沼返回。新年伊始，姐姐家失火，住宅全被烧毁，因该宅入有巨额保险金，姐夫西川丰被怀疑为自己放火，苦恼中的他卧轨自杀。姐夫死后，芥川为姐姐家欠人的高利贷四处奔波，致使神经衰弱更加严重。4月开始，在《改造》上连载《文艺的，过于文艺的》（至7月）一文，同时，他与谷崎润一郎就小说的思想这一问题展开论战。4月7日，与平松麻素子相约在帝国饭店自杀未遂。6月，第八部短篇集《湖南扇》（文艺春秋社）刊行。7月23日，《续西方人》完稿，24日，天尚未明，芥川在他田端的卧室里服下致死量的巴比妥自杀。枕边放着圣经。他给妻子、小穴隆一、菊池宽、葛卷义敏、姨妈及亲戚竹内先生留有遗书，此外，还留下一篇《给老朋友的信》。“自杀者也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我们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但是，我却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呢”（《给老朋友的信》）。27日，在谷中火葬场，大家为芥川举行了葬礼，然后把骨灰存放在染井法华宗慈眼寺。

3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的名字早已记录在菊池奖（1944）、艺术院奖（1952）、野间文艺奖（1954）、每日出版文化奖（1961）的花名册上。1953年被选为日本文学艺术最高的荣誉机关——艺术院的会员。1961年，日本政府即“以独自的样式和浓重的感情，描写了日本美的象征，完成了前人没有过的创造”，授予他最高的奖赏——第21届文化勋章，成为日本文化功臣。1957年，获西德政府颁发的“歌德金牌”。1960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艺术文化勋章。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口含煤气管的自杀方式离开了人世，未留下只字遗书。他早在1962年就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4三岛由纪夫

1925年，三岛由纪夫出生于日本东京，6岁时进入学习院初等科，1938年在学习院杂志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酸模》。16岁，他以三岛由纪夫的笔名在杂志上连载中篇小说《花儿怒放的森林》。1944年，毕业于学习院高等科，由于成绩优异，天皇曾亲手奖赏给他一块银表。同年10月正式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次年2月应征入伍，但因军医检查有误，当天就被遣送回乡。1946年6月，经川端康成推荐，三岛在《人间》杂志上发表小说《烟草》，遂登上文坛。1946年，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大藏省银行局，不出一年就辞职，从此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49年出版长篇小说《假面自白》，文坛地位确立。1970年11月25日写完《丰饶之海》第四卷《天上五衰》后自杀。

他一生著有21部长篇小说，80余篇短篇小说，33个剧本，以及大量的散文。其中有10部曾被改编成**，36部被搬上舞台，7部得过各种文学奖。他是著作被翻译成英文等外语版本最多的日本当代作家。

我个人见解：日本文学有其独到的风格,其中不少优秀作品都体现了极高的人文价值。20世纪初,许多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曾赴日留学,例如:周恩来,鲁迅,郭沫若,李大钊,陈独秀,王国维,李叔同等等，都是我国的大文豪。不得不承认我国文学也深受这位原来是‘‘学生’’的文章影响过。而之后由于中日之间爆发战争,文化交流逐渐中断至今甚至出现了无数民族激进主义,刻意丑化日本这种行为似乎大可不必,至少在文学上不必如此日本有过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仅此一点,应该引发我们的某些思考。作家作为一个围城似的敏感群体，他们的思路和创作也来自于自己那不落窠臼的头脑。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来为我们带来好精彩的好作品，我前面说了，更何况是在日本忧虑的环境下，他们所受的压力恐怕只有他们最清楚吧。

总之，生命给予每一个人，只有一次，我们都应该热爱他，而不是随随便便结束他。他们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好作品，奇思妙想，但他们以亲生来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个人以为不可取。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独到的见解，不喜勿喷。谢谢！

日本作家自杀率之高在各国各民族文学中都算排前的，当然其中也有宣传因素影响存在，因名气大而越觉得作家自杀之有名，尤其如太宰治这样多次自杀、且殉情独活而被捕刑拘，不断被报道宣传的例子。但作家们只是因自杀而被联系在一起，好像他自杀了、他也自杀了，他们就有了某种一致性，成了自杀盟友般，我很不赞同这种看法，实则作家们的自杀原因、心理和追求都不相同，甚至自杀作家和自杀作家也文人相轻互相看不起。就拿芥川、太宰、川端、三岛几个来说。

芥川和太宰是一条线索的，这俩人的自杀确有关系。太宰治在初中时就迷恋上了芥川的作品，高中时期太宰曾参加过芥川在太宰家所在的青森市举办的《夏目漱石》的演讲大受震撼与感动，更加迷恋芥川。当时是1927年5月，仅仅两个月之后，7月，芥川就因“对未来抱有模模糊糊的不安”，服用大量药物自杀，太宰治受到巨大冲击。两年后12月，太宰治第一次自杀，和芥川一样服用大量安眠药，未遂。

1935年菊池宽为了缅怀好友芥川而设立了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这个奖项如今当然已经是日本文学界的最高代表之一，但在当年设立之初根本没啥人在乎，而芥川的迷弟太宰治却疯狂地渴望这个奖项，并且也因此和另一位自杀者结下了梁子。

（太宰治最终身亡的玉川上水）

第一届时太宰治的《逆行》曾入围，但却落败，太宰坚定地认为没有获奖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成名，是评委之一的川端康成对自己的私生活的批判，川端表示“以我之见，作者对眼下生活的厌恶之情，使得作者不能将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太宰治愤怒地写下了《致川端康成》:“你以为我和你一样过着养鸟、参加舞会的悠哉生活吗？我在你的文章里只感到你对 社会 的冷酷，闻到了你身上的铜臭味。”第二届芥川奖时，太宰治特意用了西方的现代手法创作，并写信给评委佐藤春夫，表示自己如果能得到芥川奖，会为人们的情谊而感动得落泪，与所有的苦难作斗争并战胜困苦。“求求您帮帮我，不要取笑我”，太宰治这样说，这读起来已经完全超越了对一个文学奖项的渴望，而是一个抑郁恐惧的人发出的求救，如果获得肯定，就能帮他活下去。结果因为“二二六事件”，这届芥川奖并没进行下去，无人获奖，太宰治大受打击，在镰仓上吊自杀却因绳子断了未遂，又因使用过量麻药而中毒，并且因此恨起来佐藤春夫。第三届芥川奖的时候，太宰又舍下脸皮，给川端写信，“请给我希望，虽然我死皮赖脸地活下来了，也请夸奖我一下，快点！快点！不要对我见死不救！”太宰已经直接指出了芥川奖是自己活着的希望，能给自己活下去的动力，迷弟做到这个份儿上，结果评委会的新规定是往届候选者不得再候选，太宰彻底无望。次年又和自己的妻子服用安眠药准备殉情，未成。可以看出芥川在太宰的五次自杀中有三次有直接影响，而芥川的作品和自杀，在太宰的一生中更是有精神层面的深刻影响。但太宰的好友，无赖三杰之一的坂口安吾认为，芥川在中国感染了梅毒，使得他的精神极其恐惧，自杀和他的虚弱有关。（芥川本人有严重洁癖，高中曾因无法接受住宿而离开）而太宰则是决意要自杀的。

（芥川龙之介离世照片）

三岛则明显和芥川太宰不是一卦的，三岛第一次见太宰的时候，张口就是一句“我不喜欢太宰先生的作品”。当时太宰37岁，三岛21岁刚刚崭露头角，太宰颤抖了一下，“表情仿佛被人捅了一下子似的……喃喃自语‘尽管如此可你还是来了呀，所以还是喜欢的呀，对不对，还是喜欢的呀！”——三岛记述道。

（三岛由纪夫对自己的体魄十分自信）

三岛和他们仨有着根本的不同，芥川患有梅毒，太宰患有肺结核，川端体重不到90斤，还和友人打赌谁先到90斤谁请客，晚年肝炎严重、盲肠炎手术之类，可以说三人的死都含有对疾病带来的身体虚弱和痛苦的解脱心理，尤其是川端在刚刚做完盲肠炎手术后几天选择自杀。而三岛骑马、击剑五段、空手道黑带、坐超音速飞机，以自己的强健体魄为美，在细江英公拍摄他时，拍摄的动作、角度全部由三岛自己决定如何展示自己的躯体之美，甚至自杀也是采用传统武士道的切腹，并且原因是无法接受战败而选择殉国。在战争的态度上，三岛与川端截然相反。

川端自小性格严谨内敛，很少表现出对事物的态度，但是在战前和战时对政府大肆压制文学自由、逼迫作家转向、笼络御用文人的行为非常震惊，在政府搜捕一些不肯转向的文人时愤怒地反对，并且帮助作家们避难或逃跑，坚持呼吁文学自由，对战争和强权表现出厌恶。

（莫言到访川端康成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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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亨利（O Henry, 1862-1910）

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曾被评论界誉 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他出身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师家庭。 他的一生富于传奇性，当过药房学徒、牧牛人、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银行出纳员。当银行出 纳员时，因银行短缺了一笔现金，为避免审讯，离家流亡中美的洪都拉斯。后因回家探视病危的妻子被捕入 狱，并在监狱医务室任药剂师。他在银行工作时，曾有过写作的经历，担任监狱医务室的药剂师后开始认真 写作。1901年提前获释后，迁居纽约，专门从事写作。 欧·亨利善于描写美国社会尤其是纽约百姓的生活。他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结局常常出人意 外；又因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代表作有小说集《白菜 与国王》、《四百万》、《命运之路》等。其中一些名篇如《爱的牺牲》、《警察与赞美诗》、《带家具出 租的房间》、《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藤叶》等使他获得了世界声誉。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也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放下第一块基石，巴尔扎克将《朱安党人》和计划要写的一百四五十部小说总命名为《人间喜剧》，并为之写了《前言》，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基本原则，从理论上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巴尔扎克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在小说结构方面匠心独运，小说结构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并善于将集中概括与精确描摹相结合，以外形反映内心本质等手法来塑造人物，他还善于以精细人微、生动逼真的环境描写再现时代风貌。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吹阶时局饕迳缁嶂刂孛埽也坏较鹕缁嶙锒竦耐揪叮缓煤粲跞嗣前凑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吹阶时局饕迳缁嶂刂孛埽也坏较鹕缁嶙锒竦耐揪叮缓煤粲跞嗣前凑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年-1852年)，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和奠基人。

果戈理主要的作品有：《五月之夜》(或：女落水鬼)(1831)、《圣诞节前夜》(1832)、《伊凡·费多罗维奇·什邦卡和他的姨妈》(1832)《旧式地主》(1835)《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1834)《涅瓦大街》(1835)、《鼻子》(1836)、《画像》(1842)、《外套》(1842)、《马车》(1836)等等。

1831年至1832年间，果戈理以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步入文坛，年仅22岁。这部小说集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作品笔调幽默、清新，结合了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

除了写作以外，1834年果戈理还曾在圣圣彼得堡大学任教职，不过为了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一年多后随即弃职。在此期间，他相继出版了《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后来又称为《圣彼得堡故事》)两部小说集，这些作品标志着他创作上的一个新阶段。果戈理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果戈理的文学成就除了小说以外还有讽刺喜剧。1836年4月，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成为闻名世界的文学作品。

1835年起，果戈理开始《死魂灵》的创作，这部没有完成的作品是果戈理他作达到顶峰的标志。《死魂灵》的第一部终于在1842年问世。这是一部卷帙浩繁、人物众多的宏篇巨制，通过对形形 的官僚、地主群像的真切、生动的描绘，有力地揭露了俄国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吃人本质，极大地震撼了整个的俄罗斯。后来，他在极度的苦闷中将先后两次写成的《死魂灵》的第二部手稿，也先后两度付之一炬，

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贯穿他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他的创作期长达60年以上，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其代表作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长篇小说。

雨果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他从小崇拜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1827），“序言”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是雨果极为重要的文艺论著。1830年他据序言中的理论写成第一个浪漫主义剧本《爱尔那尼》，它的演出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

《巴黎圣母院》（1831）是雨果第一部大型浪漫主义小说。它以离奇和对比手法写了一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蛇蝎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尔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悲惨世界》最能代表雨果的思想艺术风格，他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残酷的现实。然而，作家深信唯有道德感化是医治社会灾难的良方。小说虽不乏现实主义因素，但就人物形象的塑造、环境的描写，象征和对比手法的运用等方面而言，仍然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

《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多次被拍成**，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成为经典之作。

埃塞尔·伏尼契因《牛虻》一书蜚声全球。然而她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却鲜为人知。俄罗斯《环球月刊》最近介绍了伏尼契夫人的传奇人生：

她写了众多小说，但仅有一部流传后世。她在英美读者中并无多少拥趸者，但她娴静外表下澎湃的革命 ，却在千里之外的俄罗斯找到了知音。人们争相阅读她的作品，将主人公奉为偶像。而她，直到垂暮之年，才知道自己的书在俄罗斯受到如此膜拜，甚至被奉为自由的旗帜。她就是《牛虻》的作者埃塞尔·伏尼契夫人。

埃塞尔1864年出生在爱尔兰的科克市。

结识偶像

1882年，埃塞尔继承了一笔遗产，前往德国学习钢琴。毕业后，她患上了严重的手指痉挛，不得不忍痛放弃成为职业钢琴家的理想。

她非常沮丧，决定用支付学费后余下的钱做路费，游历欧洲。她的足迹遍布德国、波兰、瑞士，并在巴黎居住了一年。

参观卢浮宫时，一位无名画家于16世纪创作的肖像作品深深吸引了她。画中的意大利小伙，黑衣黑帽，目光忧郁，但却异常高傲。凝望这位与自己不同时代的青年，埃塞尔心中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觉得自己的失意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离开巴黎时，埃塞尔买下了那幅无名肖像的复制品，并终身携带它。

1881年春，英国报纸上处处是沙皇遇刺的消息，埃塞尔在阅读了《俄罗斯的地下革命》一书后，非常崇拜其作者斯捷普尼亚克。终于，在《自由》杂志出版人夏洛特的帮助下，英国女子结识了她的俄罗斯偶像。

斯捷普尼亚克与妻子芬妮非常喜欢埃塞尔，昵称她为“小面包”，并教会她俄语。埃塞尔萌生了游历俄罗斯的念头。两年间，她在圣彼得堡居住过，又到沃罗涅日的大贵族韦涅维季诺夫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并参加了当地革命组织的活动。两年后，她返回了英国。

收获爱情

当时，流亡英国的俄罗斯革命者生活窘困，而埃塞尔能言善辩，一直努力帮助他们募集资金。她向英国富商们讲述了她在俄罗斯的见闻、俄罗斯革命者的大义凛然，每次都能引得对方慷慨解囊。她总是分文不留，将支票或是现金转交给斯捷普尼亚克。

在帮助俄罗斯革命者的同时，埃塞尔也收获了爱情。1890年秋，埃塞尔在斯捷普尼亚克家中喝茶时，忽然闯进来一位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他叫米哈伊尔·伏尼契，是从俄罗斯辗转来到英国的流浪者。伏尼契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他参加过俄罗斯和波兰的革命，曾被流放西伯利亚。突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埃塞尔：“你1887年的复活节是在华沙过的吗？”

埃塞尔点点头。

“你去过城堡对面的街心花园吗？”埃塞尔有些吃惊。

“当时我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捕，被囚禁在城堡里。天天望着花园发呆，有一天偶然发现了你。后来，你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没想到能在这里再见到你。”

1892年夏天，埃塞尔成了伏尼契夫人。

创作生涯

斯捷普尼亚克建议埃塞尔以那幅她所挚爱的肖像为原型，写一部小说，她欣然同意了。

在《自由俄罗斯》杂志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的同时，埃塞尔开始构思她的小说。她把肖像画中意大利青年的忧郁眼神与斯捷普尼亚克的传奇经历结合在一起，又回忆起被她家所收容过的意大利革命者。

考虑再三，最终，主人公被起名为亚瑟，一半英国血统，一半意大利血统，他“个子不高、软弱，很像那幅意大利肖像画中的男子……”

正在她筹备出版此书时，她的偶像斯捷普尼亚克突然去世了。她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终于病倒了。但她挣扎着站了起来，她要出版这本书，献给这位拥有“雄狮一样坚强的心脏和婴孩一般友善心灵”的友人。

埃塞尔非常希望《牛虻》被译成俄文。直到1898年，该书才开始在俄罗斯的一家杂志上连载，部分章节被强令删节。

始为人知

1920年，伏尼契夫妇前往美国定居，有两件行李被她视若珍宝：意大利青年肖像的复制品和挚友斯捷普尼亚克的照片。

在大洋彼岸的俄罗斯，《牛虻》成为最抢手的书籍。1960年底，96岁高龄的埃塞尔平静地合上了双眼。她留下遗言，希望将骨灰撒在纽约中央公园，让它们随风飘散……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

歌德是德国古典文学最主要的代表，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经历了德国文学史上狂飙突进运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三个阶段，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作家。歌德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无须多言，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都特别喜欢他的著作外，列宁在流放时携带的仅有的两部文学作品中，就有一部是《浮士德》。哲学家谢林说：“歌德活着的时候，德国就不是孤苦伶仟的、不是一贫如洗的，尽管它虚弱、破碎，它精神上依然是伟大的、富有的和坚强的。”

1749年歌德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歌德是皇家顾问、法律博士，母亲是当时法兰克福市长泰克斯托尔的女儿。童年的歌德已显出惊人的理解力。8岁时，他把文科中学最高学年的拉丁文练习题译成德文，并开始学习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以及希伯来语。10岁时他广读伊索、荷马等人的作品，11岁时又博览拉辛和莫里哀的名著。1765年8月，在父亲的坚持下，歌德违背自己学习古典文学的意愿，到莱比锡学习法律。1770年4月前往斯特拉斯堡继续完成学业。歌德的写作生涯是从10岁开始的。1774年秋，《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1775年11月，歌德来到魏玛，次年进入魏玛公国宫廷参政，开始了他近10年的官宦生涯，曾任枢密顾问官、军事长官，主持过税务署，等等。1786年9月，他开始为期数年的意大利之游，这为他日后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1794年，歌德与席勒相遇，开辟了“以歌德和席勒的友谊为特征”的德国古典文学全盛时期。在10年时间里，他们在创作上互相帮助，各自写出了他们的名作。在席勒的促进下，歌德创作了他的毕生巨著《浮士德》。两位文学巨人10年的相处与合作把德国古典文学推向了高峰，并使魏玛这座小小的公园都城一跃成为当时德国与欧洲的文化中心。

作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歌德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呼唤自由，歌颂反抗。《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立即轰动了全德和全欧，它表现了觉醒的市民阶级知识分子在当时封建社会环境里的精神苦闷。小说对封建道德、等级观念的激烈反抗以及对个性解放、发展“天才”的强烈要求，喊出了当时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呼声，因此进步人士对之欢呼喝彩。这部书信体小说使多少人爱不释手，就连一生戎马倥偬的拿破仑也随身携带，先后读过七遍。恩格斯说它绝不是“一部平凡感伤的爱情小说”，而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

歌德花了58年时间完成的诗剧《浮土德》则是其一生丰富思想的总结与艺术探索的结晶，是堪与荷马的史诗、莎土比亚的戏剧媲美的伟大诗篇。当歌德于1831年最终完成此书时，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主要的事业已经完成”，“我以后的生命我可以当做是纯粹的赐予了。我是否做什么或将做什么现在已经完全无所谓了。”《浮士德》塑造了一个不断探索人生真谛、不断进取的形象。主人公浮士德博士年届百岁、双目失明时，仍然认为，人生应当“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作自由和生活的享受”，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追求真理、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德意志民族优秀传统的反映。

歌德一生的恋爱生活丰富而曲折，充满浪漫主义色彩。1775年，他在法兰克福与16岁的莉莉·斯温曼订婚，使他度过一段“一生中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光”，但终因家长反对，两人未能结成连理。1806年10月，经过多次恋爱挫折之后，歌德与克里斯蒂涅结婚，10年后妻子先他去世。歌德在晚年又经历了一次传奇式的爱情—74岁时爱上了19岁的莱维佐夫。社会舆论的反对，使他的最后一次爱情遭到失败。歌德生活的最后20年是相对平静的，他竭尽全力从事创作和自然科学研究。这位文学伟人在完成他的巨著《浮土德》的第二部后，于1832年3月22日与世长辞。

歌德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除了不朽的文学作品外，他在美学、哲学、历史以及地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发现。他发现了人的颚间骨，对解剖学做出过贡献；他的《颜色学》向牛顿的机械观提出了挑战；他提出的生物进化学说比达尔文早了近百年。

歌德没有到过亚洲，更未来过中国，但他与中国却有着不解之缘。他在晚年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从丰富的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创作营养。他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十四首诗是中德文化相互影响的范例。笔者的老师、著名诗人冯至生前讲解《浮土德》时说，《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好概括了浮土德的一生。他还认为，歌德《阔夫塔之歌》中“你必须上升或下沉／……／你必须是锤或是铁砧／”，与《盂子》里“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是多么相似。

歌德作品传入中国大概是在戊戌前后。1922年，郭沫若全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正式出版，其后他又陆续译出《浮士德》。值得一提的是，歌德的作品对中国启蒙运动发挥过积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德文化交流的发展，歌德及其作品像一颗闪烁的明星，在中国放射出愈加灿烂的光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汇集我国三代歌德研究者和翻译家学术成果的十卷本《歌德文集》，成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事。

莫泊桑是19世纪后半期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356多篇中短篇小说，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 莫泊桑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之家，母亲醉心文艺。他受老师、诗人路易·布那影响，开始多种体裁的文学习作，后在福楼拜亲自指导下练习写作，参加了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集团的活动。他以《羊脂球》（1880）入选《梅塘晚会》短篇小说集，一跃登上法国文坛，其创作盛期是80年代。10年间，他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一生》（1883）、《俊友》（1885）、《温泉》（1886）、《皮埃尔和若望》（1887）、《像死一般坚强》（1889）、《我们的心》（1890）。这些作品揭露了第三共和国的黑暗内幕：内阁要员从金融巨头的利益出发，欺骗议会和民众，发动掠夺非洲殖民地摩洛哥的帝国主义战争；抨击了统治集团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的荒* 。莫泊桑还创作了350多部中短篇小说，在揭露上层统治者及其毒化下的社会风气盼同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寄予深切同情。短篇的主题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讽刺虚荣心和拜金主义，如《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第二是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赞颂其正直、淳朴、宽厚的品格，如《归来》；第三是描写普法战争，反映法国人民爱国情绪，如《羊脂球》。 莫泊桑短篇小说布局结构的精巧。典型细节的选用、叙事抒情的手法以及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文笔，都给后世作家提供了楷模

这句话似乎没有出处，一般占据的是视频下热评的回复，但是大抵的意思很好理解——即热评做出了一句很不错的发言，而此句便用于赞扬前者的发言有“文人风范”，或是“堪称至理”。

退出文坛我是极力反对的，这句话火起来是常常能在各大平台的评论区看到这句话。 退出文坛我是极力反对的，该梗指的是夸赞某人很会说话，堪比文学大师。

经常会在微博热评中看到这么一条回复，每当有网友针对某件事发出了十分贴切或者很有趣的评论时，就会有其他网友来吹彩虹屁：您当年退出文坛的时候我就不同意，其实是在夸赞对方言论很亮眼，说出了大伙儿的心声。

1、钱钟书

钱钟书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

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

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

2、李敖

“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而救世”，有《北京法源寺》、《阳痿美国》、《李敖有话说》、《红色11》等100多本著作，前后共有九十六本被禁，创下历史纪录，被西方传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大全集》是他大部分著作的合集，共80册，凡3000万字。2005年9月访问大陆，在北大、清华、复旦三所顶尖高校发表了名为“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尼姑思凡”的系列演讲。

《北京法源寺》是2004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李敖。该小说以北京宣武区的法源寺为故事背景，描述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等一批中国志士为中国的振兴所做出的努力和活动。

3、鲁迅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坟》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包括《论雷峰塔的倒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娜拉走后怎样》《论“他妈的！”》《文化偏至论》《从胡须说到牙齿》《寡妇主义》等二十四篇。

这些杂文写于1907年到1925年间，在这些杂文中，鲁迅突出地运用史笔，生动形象地引据事实，表达自己的是非爱憎，指陈时弊，论证古今，显现他不屈不挠与旧势力战斗到底的革命形象。

4、康有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同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

另一部是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据日本学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阅读日本书籍的过程中，他对明治维新的史实进行不少改动和捏造，借以适合中国当时变法改制的需要。这些改动大都和作者所建议的具体变法措施有着密切关系。”

次年一月，光绪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四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

《日本变政考》是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康有为。本书记日本明治元年（1868）至明治二十三年（1890）间维新改革过程，于日本议会、宪法、官制、选举等叙述尤详。

5、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饮冰室合集》是在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梁启超。本书主要内容是分《文集》、《专集》两部分，其中《文集》包括文700余篇，诗话1种，诗词300余首，《专集》包括《戊戌政变记》、《自由书》、《新民说》等104种。

张嘉佳，看过他的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开篇就不喜欢，写的像流水账干巴巴的，只会用几个二类词搪塞自己的文笔罢了，讲故事，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让听故事的人能够身临其境，理解作者当时的想法/感受，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而这种毫无感情的叙述，看了半本，我感叹的是他写了爱情，我没有感到爱情的悲凉，他写了生活，我没有感到生活的辛苦，我只知道谁喝了酒，谁哭了，谁后悔了，故事情节大众化，就是颓废的小日子，低分！差评！再也不看张嘉佳的书了浪费我好二十几

写作背景： 

《老人与海》这部小说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乘的船在暴风雨中遇难，富恩特斯搭救了海明威。从此，海明威与富恩特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 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了一副骨架。海明威在《老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通讯《在蓝色的海洋上》报道这件事。当时这件事就给了海明威很深的触动，并觉察到它是很好的小说素材，但却一直也没有机会动笔写它。

作者简介：

海明威 ，美国小说家。1899年7月21日生于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父亲是医生和体育爱好者，母亲从事音乐教育。6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二，从小酷爱体育、捕鱼和狩猎。中学毕业后曾去法国等地旅行，回国后当过见习记者。 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他志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18年夏在前线被炮弹炸成重伤，回国休养◇来去加拿大多伦多市星报任记者。1921年重返巴黎，结识美国女作家斯坦因、青年作家安德森和诗人庞德等。 

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随后游历欧洲各国。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巨著《永别了，武器》的问世给作家带来了声誉。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猎。1935年写成《非洲的青山》和一些短篇小说。1937年发表了描写美国与古巴之间海上走私活动的小说《有的和无的》。

西班牙内战期间，他3次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在炮火中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并创作了以美国人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他曾与许多美国知名作家和学者捐款支援西班牙人民正义斗争。1941年偕夫人玛莎访问中国，支持我国抗日战争◇又以战地记者身份重赴欧洲，并多次参加战斗。战后客居古巴，潜心写作。

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深受好评，翌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卡斯特罗掌权后，他离开古巴返美定居。因身上多处旧伤，百病缠身，精神忧郁， 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杀。明威去世后发表的遗作，主要有《海流中的岛屿》（1970）和《伊甸园》（1986）。他那独特的风格和塑造的硬汉子形象对现代欧美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生于乡村医生家庭，从小喜欢钓鱼、打猎、音乐和绘画，曾作为红十字会车队司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长期担任驻欧记者，并曾以记者身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晚年患多种疾病，精神十分抑郁，经多次医疗无效，终用猎枪自杀。他的早期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27）、《永别了，武器》（1927）成为表现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作。

30、40年代他转而塑造摆脱迷惘、悲观，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战斗和无畏牺牲的反法西斯战士形象（剧本《第五纵队》1938），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50年代后，他继续发展20年代短篇小说《打不败的人》和《五万大洋》的宁折不弯主题，塑造了以桑提亚哥为代表的可以把他消灭，但就是打不败他”的硬汉性格”（代表作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0）。

在艺术上，他那简约有力的文体和多种现代派手法的出色运用，在美国文学中曾引起过一场文学革命”，许多欧美作家都明显受到了他的影响。1950年圣诞节后不久，海明威产生了极强的创作欲，在古巴哈瓦那郊区的别墅“观景社”，他开始动笔写《老人与海》(起初名为《现有的海》)。

到1951年2月23日就完成了初稿，前后仅用了八周。4月份海明威把手稿送给去古巴访问他的友人们传阅，博得了一致的赞美。海明威本人也认为这是他“这一辈子所能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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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老人与海》故事的背景是在20世纪中叶的古巴。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配角是一个叫马诺林的小孩。风烛残年的老渔夫一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但他仍不肯认输，而是充满着奋斗的精神，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身长十八尺，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大鱼拖着船往海里走，老人依然死拉着不放，即使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左手抽筋，他也丝毫不灰心。经过两天两夜之后，他终于杀死大鱼，把它拴在船边。但许多鲨鱼立刻前来抢夺他的战利品。他一一地杀死它们，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折断的舵柄作为武器。结果，大鱼仍难逃被吃光的命运，最终，老人筋疲力尽地拖回一副鱼骨头。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只好从梦中去寻回那往日美好的岁月，以忘却残酷的现实。

语境中的90年代文学转型

　　⊙ 张 霖

　　90年代文学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与它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口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启动,「现代化」以丰富的物质形式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发生在90年代的「现代化」现实却与80年代知识份子的想象之间存在巨大的偏差这个偏差迫使知识界开始重新思考许多在80年代已经提出的问题,同时,90年代文学也积极投入了对80年代文学乃至思想的重新认识,并由此发生了文学的转型

　　鉴于90年代文学转型与80年代文学间的密切关系,本文将以80年代文学作为参照系,通过比较的方法,从文学发生语境、作家身份和文学核心问题三个方面,展现90年代中国文学变化的路径为了能够体现这种变化的连续性,本文中所涉及的作家、作品和文学论争并不以1990年为上限,因为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开始,文坛内部就已经传达出文学转型的信息

　　一 文学发生语境的变迁：从想象的「现代化」到现实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与80、90年代文学的发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而,在这两个十年中,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80年代初,「现代化」一词具有神圣的号召力,它不仅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整体性方案,又是中国人未来生活的理想形态,并且成为衡量中国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步程度的指标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领域,同样要搭上「现代化」的快车,当时的作家们都热衷于思考「文学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由于现代化的推进,「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1 与此同时,流行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30年代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被作为「现代化」的美学代言引进了中国文坛,并借助「现代化」的光环占据了非常有利的理论高地以至于在80年代初,「现代派」、「现代主义」和「现代化」这几个概念往往被当作可以相互涵盖的术语来看待即使是对西方现代派的文艺主张持谨慎态度的学者也认为,「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有我们现代派思想情感的文学艺术」也就是「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2而冯骥才就直接将「现代派」与「现代化」并举,他兴高采烈地呼吁：「社会要现代化,文学何妨出现『现代派』」3

　　然而,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80年代中国文坛对现代主义和现代化关系的理解存在严重的误读实际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发生是以人类对工业化（也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激烈反抗为前提的但在80年代,当人们在谈论「现代派」或「现代主义」时,往往单方面强调它是现代化的历史产物,却忽略了现代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存在深刻的文化矛盾也就是说,8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非但无意于反抗现代化,反而是以现代化的名义取得其合法地位,并使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开创了独立的审美空间

　　有趣的是,中国文坛虽然臣服于「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但是它从现代主义思潮中吸取的怀疑精神却对包括「现代化」在内的一切具有神圣性的权威话语保持了某种直觉的警惕80年代后期,莫言创作了构思相当精巧的中篇小说《筑路》（1986年）和短篇小说《飞艇》（1987年）但它们却一直没有引起批评界足够的注意

　　《筑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文革中的故事,一群犯有过失的农民被集合在一起,以革命的名义日复一日地参加惩罚性的筑路劳动他们既不知道这条路通向何方,也不知道要修到何时终于,在小说的结尾,一辆轰鸣的压路机在厌烦与绝望的农民面前停下来,一个青年人跳下驾驶舱,带来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的消息,并宣布他将作为新一任队长领导他们继续筑路

　　《飞艇》是一个颇具荒诞色彩的作品它的内容很简单,是说一艘装载炸药的军用飞艇在一个以讨饭为生的村子里坠毁,这给贫穷的农民以强烈的心理震撼他们头一次见识了飞艇爆炸的威力,头一次吃到了空军的免费大餐,头一次为一颗未清理的炸弹而感到恐惧和亢奋莫言用一种激动的语调描写出农民内心的焦虑,「这一夜全村里都响着一种类似钟表跑动的 嚓声,大家都忐忑不安、又是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一声巨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作品被忽略并非偶然在《飞艇》中,作者让代表「现代文明」的飞艇突然从天而降,以绝对出人意料的方式闯入仍然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在叫花子眼中,「飞艇爆炸」既给他们的卑微的讨饭生活带来了不同凡响的美感,也给他们的饥饿处境带来了切实的物质利益飞艇的巨大威力和空军的富足与村民的愚昧、贫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它将飞艇所象征的「现代文明」在前现代中国的异质性暴露无遗正如小说结尾所暗示的,「现代文明」就是那颗遗留在村子里的「美国定时炸弹」,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始终对它怀有某种恐惧而《筑路》则是一篇寓意更为深刻的小说,在故事的结尾处,那几个农民的命运并没有因为历史的变革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借助文学的隐喻,作家辨认出「现代化」与「革命」一样,不过是某种神话和想象,并以独特的文学方式向读者传达出他对「文化革命的金光大道」与「现代化的金光大道」的双重质疑因此,在80年代文学对现代化的热烈向往中,这种对「现代化」的恐惧和疑虑则很难引起评论家的重视和认同

　　直到90年代初,商品社会的残酷现实打破了知识份子关于「现代化」的美好幻想人们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公正和平等,反而引起了更多难以克服的社会矛盾面对想象与现实的严重偏差,启蒙知识份子开始意识到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恶果,更是「现代化」的产物

　　「现代化」的危机对90年代文学的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普遍失望的情绪下,90年代文学一扫乐观明朗的基调,不得不重新思考它所面对的现实和80年代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厂长乔光朴从集体和国家利益出发对「现代化」的强烈渴望不同,90年代文学对「现代化」的质疑是从个人欲望的满足开始的在年轻的作家笔下,「现代化」的面目逐渐暧昧起来,它不再是国家昌盛和民族富强的代名词,反而指向对欲望的无止境的追求于是,以王朔为开路先锋,一批书写欲望的城市故事涌现出来,比如他的《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浮出海面》,刘恒的《黑的雪》,贾平凹的《废都》,格非的《欲望的旗帜》,何顿的《生活无罪》等等「欲望」作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全面进入文学和生活,成为90年代中国最普遍的梦想在此类欲望追逐的作品中,丘华栋和他雄心勃勃的城市奋斗故事逐渐凸现出来他喜欢把他的人物比作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外省青年他们和乔厂长一样对未来充满焦虑,但是,这焦虑与国家的远大目标毫无关系,它只和个人奋斗的成败紧密相连在邱华栋的叙事中,「城市」是欲望的真实载体,对他充满强烈诱惑和震撼因此,壮丽的城市景观在他的小说中几乎俯拾皆是：

　　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来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一一闪过眼帘,汽车旋即又拐入东三环高速路,随即,那幢类似于一个巨大的幽蓝色三面体多棱镜的京城最高的大厦京广中心,以及长城饭店、昆仑饭店、京城大厦、发展大厦、渔阳饭店、亮马河大厦、燕莎购物中心、京信大厦、东方艺术大厦和希尔顿大酒店等再次一一在身边掠过,你会疑心自己在这一刻置身于美国的底特律、休斯敦或纽约的某个局部地区,从而在一阵惊叹中暂时忘却了自己（《手上的星光》）

　　在当代中国,从未有作家像丘华栋这样如此准确详实地复现城市的街道当他把北京真实的地名和建筑罗列在纸上的时候,读者和作者一样感到激动和震惊,那曾经鞭策过乔厂长的现代化之梦已然变成现实面对可怕而伟大的城市,面对陌生而真实的现代化,丘华栋并没有崇高的胜利感,物质的强烈刺激使他激动万分,而严重的贫富悬殊又让他感到自己极端的无助和渺小因此,他的人物与莫言笔下惊恐的农民有几分相似：「我们俩多少都有些担心和恐惧,害怕被这座像老虎机般的城市吞吃了我们,把我们变成硬币一般更为简单的物质,然后无情地消耗」很显然, 80、90年代作家对现代化的焦虑并不相同这充分说明,以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现代化」已经被以个人幸福为最终价值的「现代化」所取代

　　二 作家身份的改变：从启蒙知识份子到民间人物

　　随着中国「现代化」神圣性的瓦解,中国知识份子不得不反思自己依托于这一进程的「启蒙者」和「代言人」角色的合法性早在1988年王蒙就看到,文学热的降温并非坏事,这种变化说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历史的变化社会心态也在变,……不喜欢目前的种种文学现象是可以的,但谁也无法不让它变化」4正如他指出,政治乌托邦不再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而发展经济、追求利益则成为驱动社会运转的第一推动力正是在此历史情境中,文学对社会、人生的指导意义和训诫作用土崩瓦解了,90年代文学开始发生历史的转型

　　当学术界还在为商业大潮对人文精神的冲击而大发感慨的时候,作家已经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知识份子内部1990年,王安忆连续发表了《叔叔的故事》、《歌星日本来》和《乌托邦诗篇》三部中篇小说,深入思考80、90年代知识份子身份转变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叔叔的故事》在这个文本中,王安忆首次站在个人立场,对80年代知识份子的群体身份认同提出质询她用集体记忆中「叔叔的故事」与「我」的个人记忆中的「叔叔的故事」相互冲撞,最终完成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质疑王安忆反复使用两个同样的句式强调她所感受到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根本矛盾：「叔叔」的警句是,「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而「我」从「叔叔」的感慨里联想到自己,「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这里,王安忆已经向读者暗示出她写作的主题：这是一个关于失败和幻灭的故事为了进一步证明这种挫折感,作者又安排了一个「叔叔」试图征服德国女孩的故事当女孩用德语喊叫着拒绝「叔叔」的要求的一瞬间,她恢复了第一世界的身份；而恼羞成怒的「叔叔」也操着小镇的粗话俚语破口大骂国际化的旅行和演讲既没有改变「叔叔」的第三世界身份,也没有使他成为真正的启蒙者王安忆将《叔叔的故事》看作「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它使我发现,我重新又回到了我的个人经验世界里,这个经验世界是比以前更深层的,所以,其中有一些疼痛」5而她的疼痛正是对80年代的集体幻觉的严肃质疑

　　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启蒙知识份子的退场,作家的身份迅速分化相当一部分作家放弃了发言权,向小市民价值观靠拢「新写实小说」 正是在此风气下异军突起,赢得文坛的广泛注意无论是自命清高的「小林」（《一地鸡毛》）、勤勤恳恳的「印家厚」（《烦恼人生》）、还是野心勃勃的「七哥」（《风景》）,他们的愤懑和反抗终究归于驯服和顺从主人公的无奈和叙述人的沉默传达出「新写实」作家的世界观方方认为,「一个人面对一个庞大的社会,他是一个极小极小的生物他十分地软弱,十分地卑微……你唯一要做的便是：人家怎么活,你便怎么活；叫你怎么过,你就怎么过」6很显然,在90年代初,生存重压超过了80年代形而上的哲思先锋作家余华的论调与方方并无二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一时间「苟活」成为中国人生存状况的基本写照,甚至被称为「高尚」7

　　由于作家对下层民众生活图景的重新关注,作家以甚么身份进行写作的问题再次提出对此,莫言有一个非常简明的提法他将为人民的写作分为「为老百姓写作」和「作为老百姓写作」两个方面他认为,前者是作家把自己摆在比老百姓高明、也比人物高明的位置上来写作,这实质上是一种伪民间的写作、一种准庙堂的写作；而后者才是「真正的民间写作」,因为作家与老百姓和人物间是一种平等关系的写作8莫言的话表明,「民间人物」的身份代替了知识份子的启蒙者、代言人的角色,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可而正是「民间」这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及时地缓解了知识份子的失落感,帮助他们在体制之外,在意识形态之外重新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随着学术界对「白洋淀诗歌群」和《今天》等民间刊物的重提,大批体制外的青年诗人、作家开始自觉地区别于王朔轻松而投机的小市民写作方式,有意识地承担起与中国固有的文学体制（杂志、出版、组织等）相对抗的历史使命1998年5月,南京的三位青年作家朱文、韩东和鲁羊共同策划,并以朱文的名义发起了「断裂」行为这一旨在挑战文学秩序的问卷调查活动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韩东声明他们的动机：「我们想做的只是放弃权力」9然而,他却很难找到实践其文学主张的「民间人物」虽然他认为食指、王小波可以充当这一代表,但是,有留学背景的王小波素以信仰「理性」、爱读翻译小说著称,让他来对抗西方话语显然不甚恰当；而用食指朴素的真诚来抵抗强大的意识形态则显得过分孱弱尽管如此,仍然有人认为「断裂是带有某种革命性的行为」10因为,「断裂」行为至少表明了知识份子拒绝不合理的利益的良知和勇气韩东发现,正是现行的文学秩序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残留形式——比如权威杂志、各级作协——控制和异化了中坚知识份子只有冲破这一物质罗网,知识份子才有可能保持精神独立当然,韩东的「民间」设想和他的「断裂」行为有着相当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使得「断裂」的精神很难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因而它对体制的对抗力量也就非常有限

　　三 文学核心问题的转移：从形式实验到道德探险

　　前文提到, 80年代文学对「现代化」的推崇催生了中国现代主义的本土实践在80年代中后期,文学的现代化冲动表现为对文学独立性的不断探求一种对政治、历史和现实持疏离态度的「纯文学」观念逐渐形成,而先锋作家花样翻新的形式试验正是其典型代表早在1984年,马原发表了他的《拉萨河女神》,将「个人」从现实、历史、集体中分离出来,通过叙述人夸张地技巧表演来强调自我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冲决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钳制而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一文中声称,「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先锋作家对「真实」的质疑原本是要揭露历史决定论的虚妄,然而,无论是马原的《虚构》还是格非的《青黄》,他们不仅否定了「必然如何」的认识方式,而且连「真实」本身也化为乌有,个人对「意义」的探寻只剩下一个徘徊不前的踌躇姿态,而价值判断自然落入虚无既然「意义」和「价值」都不存在,那么,先锋作家标榜的个人经验的独特性也只能局限在天才的白日梦之内,它与现实失去了联系,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遂不复存在

　　90年代初,不少作家仍然希望用80年代的「纯文学」理念抵御商业大潮的冲击然而,在意识形态真空的90年代,「纯文学」所标榜的疏离政治的态度已经逐渐失去了现实意义；而且,随着意识形态「不争论」理论的提出,文学对现实的解释功能被进一步限制在这个特殊的历史、经济环境中,「纯文学」退守艺术圣殿的自卫姿态非但没有加强文学的现实批判功能,反而使其不及物性空前加强,「文学危机」也就在所难免

　　90年代初的「文学危机」一方面表明以「现代化」为轴心的80年代文学秩序的解体,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新的文学观念的生成特别要指出的是,90年代初关于文学危机的检讨是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思路中进行的,因此,90年代对文学问题的思考不可避免地由回避价值判断转向了对知识份子道德责任的重新关注而那些曾经引起争论的作家,如王朔、陈染、朱文、卫慧、棉棉等人,他（她）们对文学观念的最大冲击都是从「道德问题」开始的

　　当然,80、90年代文学核心问题的转移并不是突然完成的在80年代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物质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价值危机初露端倪苏童对「物欲对人的围困」这一主题有着相当的敏感,这使他成为80、90年代文学转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人物在苏童的小说中,「物欲」总是「恶」的代名词从他80年代的「枫杨树故事」到90年代的「香椿树街故事」,对于物欲的严厉谴责一直贯穿着苏童的文学世界他的人物总是因为极其简单的物质欲望而相互仇恨,或者是一双鞋（《回力牌球鞋》）,或者是两片齿轮（《稻草人》）,或者是一篮桂花（《桂花树之歌》、《桂花连锁集团》）在其作品中,富有者往往出身赤贫,他们对物质的占有欲也就特别难于满足在《**之家》中,地主刘老侠的白痴儿子演义继承了饿鬼祖先的好胃口,不停的偷馍吃,一边吃一边说：「我饿我杀了你」在《米》的结尾处,苏童明确地表达出对物质的迷恋和仇恨对城市充满仇恨的五龙拖着残败之躯,带着整整一车皮的米,衣锦还乡「可是除了这些米我还剩下甚么」这是五龙最后的感慨和疑问,也是农业中国对「商品社会」的价值批判

　　在前卫形式的包装下,苏童对物欲的否定并没有越过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然而,在90年代,这一价值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物欲」代替了终极关怀和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一种以满足个人欲望、实现个人幸福为前提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迅速形成

　　价值观的嬗替,正是80、90年代文学转型的重要部分而对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激烈否定始于王朔他以冷嘲热讽的方式揭露出革命、权威、知识、爱情、青春、人生、理想等等神圣概念的虚伪本质但是,靠通俗文学、大众文化起家的王朔既不会得罪老百姓,也不会肆无忌惮地挖苦老干部,与意识形态发生公开的正面冲突他将批评矛头对准启蒙知识份子,因为他和他们一样,都是现行制度的受制者尽管王朔严重地破坏了启蒙知识份子价值重建的努力,但他的出现毕竟却除去了笼罩在革命、现代化、启蒙等权威话语头上的道德面纱

　　在90年代文学中,女作家以更引人瞩目的方式加入到道德探险中来在陈染对女性私人生活的大胆剖白中,她试图通过「黑衣」、「秃头」、「隐居」、「同性恋」等等特立独行的行为摆脱公共道德对个人,特别是女性的控制在小说《私人生活》中,女主人公倪拗拗最终躲进了浴缸,她和镜子相伴,试图以自闭的方式达到肉体与精神的自由然而,由于放弃了女性对历史、政治的发言权,过度「私人化」的「女性写作」很快就耗尽了对公共道德的批判力,逐渐沦为商业的筹码

　　90年代后期,女性写作的商业化趋势被一批更为年轻的「美女作家」推向高潮卫慧、棉棉打着「身体写作」招牌,以别致的语言和放纵享乐的价值观迅速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虽然卫慧、棉棉同样暴露了大量女性私生活的内容,但她们并不特别为某一性别抗争,而是为维护「新新人类」的生活方式抗争在她们笔下,除了代表道德秩序的「父亲」往往面目可憎之外,作为情爱对象的男人并不是压迫者的化身相反,男人是她们美好身体的伴侣、残酷青春的证人和进入世界的门票而且,她们对爱情、青春、和世界不抱任何幻想卫慧说：「日常生活就是毫无意义的繁琐」（《像卫慧那样疯狂》）棉棉说：「有人喜欢把青春和幸福混为一谈,那天我却把青春和失控混为一谈,我觉得我的青春是一场残酷的青春」她甚至表示「要用最无聊的方式操现在操未来」（《九个目标的愿望》）卫慧、棉棉希望通过冲破「性」禁忌来实现自我遗憾的是,写作对于她们来说不过是一件前卫的艳装,有明显的自我标榜意味因此,卫慧会经常提到她写作时的装扮：「很多时候我戴着我漂亮的墨镜坐在电脑前发呆」11尽管她们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商业文化所吞噬,但是,和王朔、陈染一样,她们的叛逆行为反映出一个价值漂移的时代里青年人寻找新的道德基准的历险过程

　　对道德底线最具价值的探索来自一位年轻的作家——朱文他以一个拜金主义者的面目发出「我爱美元」的呼喊,第一次赤裸裸地表达出90年代中国人对金钱和性的热切渴望虽然我们已经在苏童的小说中见识过欲望的可怕力量,但它并没有破坏善、恶的二元对立,因此不会对伦理价值构成消解而朱文则不同,他公然宣称,「金钱」是纯洁的媒介,它帮助我们换取自由和尊严；「性」是生活的必需品,它让人们保持身、心的平静和健康而「物质的满足」是精神自由的基础阶段「欲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它,积极地解决它,「压抑」只会导致疯狂和变态因此,在《我爱美元》中,作为儿子的「我」为父亲制造各种各样的机会,希望他能够承认「性」的发生是自然合理的但是,无论儿子怎样唆使,父亲总能在关键时刻适可而止在这个故事中,「性」成为两代人不同价值观的检测器「我」和父亲都承认「性」是成人世界的现实,只不过在父亲看来那是罪恶,应该被严格限制；而「我」认为那是需要,应该被充分满足非常荒诞的是,最终「我」没有能够诚实地满足自己的欲望,父亲也没有真的破坏他的体面,并不是出于所谓的「善」的固执,而是因为贫穷的限制：「我」和父亲凑不够妓女的嫖资,只得选择放弃

　　朱文正是通过金钱对人的行为的控制揭露出公共道德背后所掩藏的谎言与王朔不同,朱文并不认为底层民众在道德上更优越,在《五毛钱的旅程》中,「贫穷」不再天然产生美德,乘客和售票员对车费的争夺只意味着贪婪；在《胡老师,今天下午打篮球吗》中,老实的教员对命运的「忍受」不再具有余华所谓的高尚感,欲望的压抑激发出的竟是**的疯狂 在90年代文学中,朱文对道德的否定真正触及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石他不但承认「物欲」的合理性,而且撕毁了「穷人」的道德神话在他看来,「一个不正视性的人,是一个不诚实的人」12这就是朱文为我们的时代制定的道德底线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