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相》后四句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全诗八句，前四写景，后四论事。《蜀相》这一标题，就在显示作者是以十分尊敬的心情，把诸葛亮生平地位与事业规模，作了概括的揭示。

　　开头二句，诗人运用带有咏叹情调的自问自答句式，把一种追思缅想情意，作了极为深微的表达。“丞相”这一称呼，则较《蜀相》递进一步，自然仍是表示尊仰之意（仇兆鳌说：“直书丞相，尊正统名臣也。”这倒未必。作为唐帝国盛、中时期人物的杜甫，能否像南宋偏安年代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大书“丞相亮出师”那样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称呼诸葛亮，是大可置疑的）。“何处寻”三字设问，自然是以叙述追寻古人踪迹之义来表自己登临凭吊之情。这个首联一句，就已奠下全诗“沈挚悲壮”的风格基础，并且洋溢着一种蕴借哀凉气氛。

　　第二句，是为首句作答。给首句找出着落，明确了祠堂地点，也勾勒了自远眺望的祠堂风貌。“柏森森”，主要是指传系孔明手植的“新枝耸云”的古柏来写祠堂历史的悠久。

　　三、四句一联，是借对祠堂庭宇景色的描写，进一步抒发凭吊情怀。是因景抒情的千古名句。诗人看到那照映阶除的碧草，仍自呈现怡性的春色，听到那身藏密叶的黄鹂，徒然啭弄着悦耳的佳音。院落似此荒凉，门庭如彼阗寂。一种“感物怀人之意，即在言外。”碧草盈阶，黄莺隔叶，本来是极可赏心娱目的景象，然而一用“自”“空”两字周旋，抒情状态，便翻然改异。这里正是杜甫“一字为工”极“变化开阖”之致之处。比起诗人另篇《春望》中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来，尤为耐人吟味。当然，决定诗人所以如此使用“自”“空”二字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诗人当时的思想。

《蜀相》尾联抒发的情感：“尾联”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道出千古失意英雄的同感。是全诗的“诗眼”。诸葛亮为兴复汉室，六出祁山终病死五丈原，可谓壮志未酬而身先亡，诗人饱经丧乱而屡失意，也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激起失意英雄的仰慕和叹惋之情。

《蜀相》尾联结构作用：以实写虚，情景交融，叙议结合，结构起承转合、层次波澜，又有炼字琢句、音调和谐的语言魅力，使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

杜甫的《蜀相》原诗如下：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陆游《书愤》如下：

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这两首诗主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杜甫为诸葛亮鸣不平，尤其是诸葛出师未捷，这也暗示当时杜甫迫切的希望有诸葛孔明这样的将相良才镇压安史之乱，还百姓以和平安宁的愿望；后者是为自己感到羞愧，说自己和诸葛根本没法相提并论！

至于艺术手法，前一首诗歌，是采用了借景抒情的手法，设问的修辞是情感表达更加真切，后者则是采用对比的手法表达自己壮志难抒的情感，让人印象深刻！

《蜀相》是杜甫在成都游武侯祠之后写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游成都武侯祠，却为什么要题作《蜀相》？写蜀相的“两朝开济”，为什么要先提到刘备的“三顾茅庐”？

古人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妨寻踪觅迹，来探寻一下“诗圣”的心迹。

为什么要题作《蜀相》？

一种解释是：因为诗的主旨是歌颂诸葛亮的才智和功业，同时惋惜他的壮志未酬（见人教版《教师用书》）。这似乎有些道理。但游记也可以涉及到有关的人物，游武侯祠歌颂诸葛亮的才智和功业，也是顺理成章，这种解释当然有些牵强。所以，这其中，应该还有些其他原因。

大唐自“贞观之治”，中间经过高宗、武后朝，至玄宗当政迎来了“开元盛世”，人口至“安史之乱”前增至五千余万，国力空前强盛。但是，随着玄宗的老迈，李林甫、杨国忠两位奸相先后把持朝政，将一个好端端的“开元盛世”葬送了。随着安禄山起兵，各种矛盾突然如决堤泄洪，奔涌狂突，形势急转直下。兵连祸结，哀鸿遍野。杜甫舍妻弃子，亲历了战乱，其间耳闻目睹了国家的动荡、人民的痛苦，能不忧心如焚吗？痛定思痛，他对治国贤相倍加思念，渴望能有一位诸葛亮式的人物横空出世，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救黎民于水火。于是，在成都刚刚安定下来，他就寻来了：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首联写专程寻访武侯祠，这是“起”。开篇一问一答，一个“寻”字，迫不及待之情毕现。而“柏森森”三字，一言祠堂清冷寂寞，一言诸葛亮没世已久。五百多年过去了，诸葛武侯已经托体山阿，到哪里去找这能安邦定国的奇才大贤呢？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颔联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杜甫参谒武侯祠，一不写殿宇，二不写塑像，却写什么碧草和黄鹂，虽然一植物一动物，一碧一黄，一静一动，一视觉一听觉，对仗极是工稳，但这未免有些偏题——捡芝麻漏西瓜了。前四句，以一半的篇幅，写老柏，写碧草，写黄鹂，是何道理？

我们不妨臆测一下：

老柏森森，终岁不凋，成为武侯祠的忠实守望者；碧草无情，年年逐春风而绿；黄鹂无心，日日隐深林而自得其乐。它们寄身在武侯祠，知道武侯何许人也？一个绿得满阶满院，一个唱得婉转悠扬。但这些在满腹心事的少陵野老眼里，都是些无知无心的东西。只有我杜甫才可以和武侯谈一谈。“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老杜也是知道的。但武侯祠的荒凉、落寞还是令他惊心。

诸葛亮不但忠心耿耿，而且多智多谋，未出茅庐已定天下三分，联吴拒曹，入川建国，之后，把个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只有贤相，就能成就大业吗？想那诸葛亮，结庐于隆中，躬耕于垄亩，是谁三顾草庐之中，请他出山？诸葛亮当时不过二十余岁的小青年，白面书生，乳臭未干，是谁力排众议，给他施展才能的空间？又是谁，给了他无限信任，使他敢于尽心竭力？历代历朝，缺过能臣良将吗？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玄宗一朝可谓人才济济，但一个李林甫，口蜜腹剑，取得玄宗信任后，弄权使诈，闭塞言路，同时的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等皆被他排挤罢相。从而使得玄宗与贤臣阻隔，其后杨氏姐妹，权倾朝野，杨国忠胡作非为，搞得天昏地暗。纵使诸葛亮再世，又能有何作为呢？所以杜甫接下来说：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颈联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一般认为上句看起来是说刘备，其实是从侧面烘托诸葛亮的才智和抱负。（见人教版《教师用书》）。但笔者认为，杜甫的意思是：必先有君王的“三顾频烦”，后才能有老臣的“两朝开济”。这种观点的背后，流露出一丝委屈和对肃宗的失望。

想当初，杜甫舍身弃家，追随肃宗，可谓忠矣。杜甫至凤翔后，于至德二载(757)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拜为左拾遗。对肃宗感激涕零，立志要庶竭驽钝，尽忠报国。但不久就因为上疏救房琯，深深地惹恼了肃宗。当年闰八月初一日，杜甫便被放还鄜州省家。此后便被肃宗逐渐冷淡，可谓报国无门矣。而当时的一些贤才，又有多少机会？所以杜甫来到武侯祠，一则以哭，一则以告。诸葛大名垂宇宙，固然与才高智广有很大关系，但与其他人相比，得遇先主，士能为知己者死，又何其幸也！！

肃宗对杜甫有知遇之恩，而且君为臣纲，杜甫当然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宣之于口。但，有些东西是掩饰不住的，特别是在他倍加推崇的武侯祠前。

肃宗啊，你能体谅一位老臣的拳拳之心吗？

直到大历三年(768)，杜甫已五十六岁，还在《江汉》中哀怨地吟道：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真是痴心不改啊！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尾联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合”。

以诸葛之伟才，得先主托孤之重，后主言听计从，本可以一统河山，建千秋伟业。无奈天不从人愿，诸葛亮正当盛年之时，即在五丈原病逝军中，苦心经营的兴复大业也付之东流。确实让人痛惜不已。但杜甫此刻的泪满襟，却又多了一层含义：大唐多难，贤相何在？纵有贤相，圣主何在？这泪水背后，千言万语，能向谁诉？这泪水，不洒在武侯祠，又能洒落在何处呢？

《蜀相》一诗，前四句由思人而谒祠，后四句由谒祠而及人。第五句写先主，第六句写诸葛，第七句写出师未捷，第八句写泪满襟。正是因先主三顾，而为蜀相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由蜀相的出师未捷引出杜甫的泪满襟，环环相扣，思路清晰，正与前四句相呼应。祠长存而人已逝，怎不令人唏嘘？而此时泪满襟的杜甫，却有千言万语，永远无法对人说出。长安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悲辛；肃宗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上疏救房琯时的满腔忠诚；肃宗“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的冷酷决绝；朝廷的危机四伏和自己的报国无门……都化作汩汩的泪，洒啊，洒啊。

国难当头，人心动摇，乱世“思”英雄，乱世“思”良相。杜甫对国家的忧患，对时局的牵挂，是那么深切。而由于自己的亲身感受，他痛切地认识到：只有良相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那个以皇帝为中心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良相离开了明君的信任、支持，毫无作为。这正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在武侯祠的呼告，正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在武侯祠的哭诉。

书愤 陆游 蜀相 杜甫

一、在抒发个人感情方面：杜甫主要是表达对诸葛亮的追慕、惋惜以及自己壮志未酬的痛苦；而陆游则以诸葛亮自况，渴望北征复国，建功立业。

二、在表现手法上，《蜀相》先写景，在景中融情，然后抒发感慨，写景与抒情融合无间；而《书愤》先回忆自己的过去，然后写自己现在，最后以诸葛亮自况。

是否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简析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自安史之乱以来就一直颠沛流离的诗人杜甫到了成都。第二年春天，他满怀时事兴衰之感和对三国时诸葛武侯的景仰之情，到“锦官城”（成都）西北郊拜谒了始建于晋代的武侯祠庙。祠庙前那株相传为“孔明手植”的巨柏，历经沧桑，遒劲挺拔；绿树丛中的黄鹂百转千啼，自鸣得意。诗人面对年久失修，颓圮破败的祠堂，追念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贵精神和赫赫业绩，不由得触景生情，热泪满襟，于是写下了这样一首流传千古的七律《蜀相》。

律诗由“起”、“颔”、“颈”、“结”四联组成。这首诗的“起联”两句一问一答，貌似平常，实则不然。这里，诗人以近乎口语化的诗句点出了武侯祠堂的地理位置和古柏森森的自然环境，其间一个“寻”字妙笔天成，使得一问一答两相连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诗人急欲瞻仰武侯祠堂的情不可耐的心绪，这一方面暗示出杜甫与诸葛亮虽不同世却思想相通，另一方面也替后面的赞颂、痛惜之辞预为伏笔，使得全诗和谐统一，首尾相衔。李重华《贞一斋诗话》说：“作诗善用赋笔，惟杜老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杜甫的这首《蜀相》的开头，可以说是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善用赋笔而又切忌平直的特点。

如果说，“起联”两句还是从总领通篇的角度由全貌着笔作概括叙写的话，那么，“颔联”两句则进而把“镜头”转向武侯祠庙周围景物的细部。“映阶碧草”、“隔叶黄鹏”仿佛是两个特写镜头，一在渲染“春色”之怡目，一在强调“好音”之悦耳。然而，诗人用了一个“自”字，一个“空”字，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这些景物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感受——盎然春意固然是美好诱人的，可是，丞相祠庙却是如此寂寥冷清，悄然而无人迹，只有诗人形只影单而来，孤寂伤怀而返。难道说，武侯已经被世人遗忘了吗？不难看出，在“颔联”两句里，诗人句句写景，却字字含情，诗行中寓静于动，寄情于景，婉转地流露出因国家分裂而悲怆伤怀以及亟盼早日平叛实现统一的情绪。真可谓“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远且大”（谢榛《四溟诗话》）。

“颈联”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胸臆直泄，以高度凝炼、警策的语言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生活际遇、政治理想和辅国功业。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樊城西）时，刘备三顾茅庐，于公元207年，同他商讨天下大计。出山后，诸葛亮先是辅佐刘备开创基业；刘备死后，他又匡济危难，扶佐后主刘禅。这就是所谓“两朝开济”。诸葛亮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忠贞不渝，尽了“老臣”之心。当然，艺术的概括是不能同科学的、历史的评价相提并论的。但是，透过诗人的饱含深情的诗句，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诸葛亮这位“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丞相的一生的事业，以及他对后人的感召力量，而且能够感知诗人对他的钦羡仰慕之情。这一联与前一联一样，属对工致，沉郁顿挫。遣辞虽不藻丽，却行文壮阔，潇洒飘逸，可与诗人另一首写诸葛亮的诗《八阵图》中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二句联璧生辉。

假若诗意仅此而已，或许还难以收到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和取得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前人说，“诗贵有眼”。“结联”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可谓《蜀相》的“诗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岂止是一般的凭吊和拜谒之辞啊！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春，出兵伐魏，在渭水南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与魏军相持百余日后，于当年八月在军中抱憾病逝。武侯壮志未酬而身先亡，诗人饱经丧乱而屡失意，经历虽各有不同，可是就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点来说，他们个人的命运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诗人落笔沉挚，力透纸背，写得苍凉悲壮，催人下泪。可见，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用这警句一般的诗行对赍志而殁的仁人志士寄予痛惜与同情是不无道理的。

《蜀相》是杜甫的名篇之一，对于壮志未酬者，它既是颂辞，又是挽歌。唐代诗人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蜀相》一诗囊括历史，融汇古今，语言凝炼而内涵丰富。如果把刘禹锡的话用来评《蜀相》，杜甫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