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析杜甫的《蜀相》一诗?

如何解析杜甫的《蜀相》一诗?,第1张

这首七律《蜀相》,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才智品德的崇敬和功业未遂的感慨。全诗熔情、景、议于一炉,既有对历史的评说,又有现实的寓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中,堪称绝唱。

古典诗歌中常以问答起句,突出感情的起伏不平。这首诗的首联也是如此。“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一问一答,一开始就形成浓重的感情氛围,笼罩全篇。

上句“丞相祠堂”直切题意,语意亲切而又饱含崇敬。“何处寻”,不疑而问,加强语势,并非到哪里去寻找的意思。诸葛亮在历史上颇受人民爱戴,尤其在四川成都,祭祀他的庙宇很容易找到。“寻”字之妙在于它刻画出诗人那追慕先贤的执著感情和虔诚造谒的悠悠我思。

下句“锦官城外柏森森”,指出诗人凭吊的是成都郊外的武侯祠。这里柏树成荫,高大茂密,呈现出一派静谧肃穆的气氛。柏树生命长久,常年不凋,高大挺拔,有象征意义,常被用作祠庙中的观赏树木。

作者抓住武侯祠的这一景物,展现出柏树那伟岸、葱郁、苍劲、朴质的形象特征,使人联想到诸葛亮的精神,不禁肃然起敬。接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茵茵春草,铺展到石阶之下,映现出一片绿色;只只黄莺,在林叶之间穿行,发出宛转清脆的叫声。

1原文

《蜀相》

唐·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频烦 一作:频繁)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2译文

何处去寻找武侯诸葛亮的祠堂?在成都城外那柏树茂密的地方。

碧草照映台阶自当显露春色,树上的黄鹂隔枝空对婉转鸣唱。

定夺天下先主曾三顾茅庐拜访,辅佐两朝开国与继业忠诚满腔。

可惜出师伐魏未捷而病亡军中,常使历代英雄们对此涕泪满裳!

杜甫的《蜀相》原诗如下: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陆游《书愤》如下:

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这两首诗主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杜甫为诸葛亮鸣不平,尤其是诸葛出师未捷,这也暗示当时杜甫迫切的希望有诸葛孔明这样的将相良才镇压安史之乱,还百姓以和平安宁的愿望;后者是为自己感到羞愧,说自己和诸葛根本没法相提并论!

至于艺术手法,前一首诗歌,是采用了借景抒情的手法,设问的修辞是情感表达更加真切,后者则是采用对比的手法表达自己壮志难抒的情感,让人印象深刻!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出自盛唐诗人杜甫的《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赏析

《蜀相》是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蜀相的意思是蜀汉国的丞相,诗题「蜀相」,写的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为刘备制定了一系列统一天下的方针、策略,辅佐刘备振兴汉室,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赢得了后世人们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汉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映阶」,映照着台阶。古代的祠庙都有庭院和殿堂。人们要进入殿堂,要拾级而上。「好音」,悦耳的声音,形容鸟的叫声好听,这里指鸟鸣。

这颔联两句,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呕心沥血所缔造的,已被后人遗忘。这两句诗衬托出了祠堂的荒凉冷落,并含有诗人感物思人、追怀先哲的情味。它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特别是诗句中的「空」和「自」两个字的巧妙运用,使这一联的含义更加丰富。对于这两句,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正如宋代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一书中所说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著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时,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搞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汉,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仇兆鳌说这两句诗写得「沉挚悲壮」;浦起龙认为这个联语「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开侯;亦如镕金浑化。」都是很有见地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澿。

「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

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渔洋曾经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沈德潜也认为「宕出远神」是诗歌结尾的一种好方法。所有这些妙处,都在本诗的结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人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好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前半首写景,后半首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 「空」字为纽带。诗人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伟人的祠庙竟变得如此破落,荒凉,从而引起种种感慨。此诗看似抒发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简析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自安史之乱以来就一直颠沛流离的诗人杜甫到了成都。第二年春天,他满怀时事兴衰之感和对三国时诸葛武侯的景仰之情,到“锦官城”(成都)西北郊拜谒了始建于晋代的武侯祠庙。祠庙前那株相传为“孔明手植”的巨柏,历经沧桑,遒劲挺拔;绿树丛中的黄鹂百转千啼,自鸣得意。诗人面对年久失修,颓圮破败的祠堂,追念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贵精神和赫赫业绩,不由得触景生情,热泪满襟,于是写下了这样一首流传千古的七律《蜀相》。

律诗由“起”、“颔”、“颈”、“结”四联组成。这首诗的“起联”两句一问一答,貌似平常,实则不然。这里,诗人以近乎口语化的诗句点出了武侯祠堂的地理位置和古柏森森的自然环境,其间一个“寻”字妙笔天成,使得一问一答两相连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诗人急欲瞻仰武侯祠堂的情不可耐的心绪,这一方面暗示出杜甫与诸葛亮虽不同世却思想相通,另一方面也替后面的赞颂、痛惜之辞预为伏笔,使得全诗和谐统一,首尾相衔。李重华《贞一斋诗话》说:“作诗善用赋笔,惟杜老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杜甫的这首《蜀相》的开头,可以说是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善用赋笔而又切忌平直的特点。

如果说,“起联”两句还是从总领通篇的角度由全貌着笔作概括叙写的话,那么,“颔联”两句则进而把“镜头”转向武侯祠庙周围景物的细部。“映阶碧草”、“隔叶黄鹏”仿佛是两个特写镜头,一在渲染“春色”之怡目,一在强调“好音”之悦耳。然而,诗人用了一个“自”字,一个“空”字,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这些景物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感受——盎然春意固然是美好诱人的,可是,丞相祠庙却是如此寂寥冷清,悄然而无人迹,只有诗人形只影单而来,孤寂伤怀而返。难道说,武侯已经被世人遗忘了吗?不难看出,在“颔联”两句里,诗人句句写景,却字字含情,诗行中寓静于动,寄情于景,婉转地流露出因国家分裂而悲怆伤怀以及亟盼早日平叛实现统一的情绪。真可谓“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远且大”(谢榛《四溟诗话》)。

“颈联”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胸臆直泄,以高度凝炼、警策的语言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生活际遇、政治理想和辅国功业。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樊城西)时,刘备三顾茅庐,于公元207年,同他商讨天下大计。出山后,诸葛亮先是辅佐刘备开创基业;刘备死后,他又匡济危难,扶佐后主刘禅。这就是所谓“两朝开济”。诸葛亮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忠贞不渝,尽了“老臣”之心。当然,艺术的概括是不能同科学的、历史的评价相提并论的。但是,透过诗人的饱含深情的诗句,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诸葛亮这位“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丞相的一生的事业,以及他对后人的感召力量,而且能够感知诗人对他的钦羡仰慕之情。这一联与前一联一样,属对工致,沉郁顿挫。遣辞虽不藻丽,却行文壮阔,潇洒飘逸,可与诗人另一首写诸葛亮的诗《八阵图》中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二句联璧生辉。

假若诗意仅此而已,或许还难以收到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和取得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前人说,“诗贵有眼”。“结联”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可谓《蜀相》的“诗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岂止是一般的凭吊和拜谒之辞啊!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春,出兵伐魏,在渭水南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与魏军相持百余日后,于当年八月在军中抱憾病逝。武侯壮志未酬而身先亡,诗人饱经丧乱而屡失意,经历虽各有不同,可是就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点来说,他们个人的命运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诗人落笔沉挚,力透纸背,写得苍凉悲壮,催人下泪。可见,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用这警句一般的诗行对赍志而殁的仁人志士寄予痛惜与同情是不无道理的。

《蜀相》是杜甫的名篇之一,对于壮志未酬者,它既是颂辞,又是挽歌。唐代诗人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蜀相》一诗囊括历史,融汇古今,语言凝炼而内涵丰富。如果把刘禹锡的话用来评《蜀相》,杜甫是当之无愧的。

《蜀相》是杜甫在成都游武侯祠之后写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游成都武侯祠,却为什么要题作《蜀相》?写蜀相的“两朝开济”,为什么要先提到刘备的“三顾茅庐”?

古人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妨寻踪觅迹,来探寻一下“诗圣”的心迹。

为什么要题作《蜀相》?

一种解释是:因为诗的主旨是歌颂诸葛亮的才智和功业,同时惋惜他的壮志未酬(见人教版《教师用书》)。这似乎有些道理。但游记也可以涉及到有关的人物,游武侯祠歌颂诸葛亮的才智和功业,也是顺理成章,这种解释当然有些牵强。所以,这其中,应该还有些其他原因。

大唐自“贞观之治”,中间经过高宗、武后朝,至玄宗当政迎来了“开元盛世”,人口至“安史之乱”前增至五千余万,国力空前强盛。但是,随着玄宗的老迈,李林甫、杨国忠两位奸相先后把持朝政,将一个好端端的“开元盛世”葬送了。随着安禄山起兵,各种矛盾突然如决堤泄洪,奔涌狂突,形势急转直下。兵连祸结,哀鸿遍野。杜甫舍妻弃子,亲历了战乱,其间耳闻目睹了国家的动荡、人民的痛苦,能不忧心如焚吗?痛定思痛,他对治国贤相倍加思念,渴望能有一位诸葛亮式的人物横空出世,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救黎民于水火。于是,在成都刚刚安定下来,他就寻来了: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首联写专程寻访武侯祠,这是“起”。开篇一问一答,一个“寻”字,迫不及待之情毕现。而“柏森森”三字,一言祠堂清冷寂寞,一言诸葛亮没世已久。五百多年过去了,诸葛武侯已经托体山阿,到哪里去找这能安邦定国的奇才大贤呢?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颔联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杜甫参谒武侯祠,一不写殿宇,二不写塑像,却写什么碧草和黄鹂,虽然一植物一动物,一碧一黄,一静一动,一视觉一听觉,对仗极是工稳,但这未免有些偏题——捡芝麻漏西瓜了。前四句,以一半的篇幅,写老柏,写碧草,写黄鹂,是何道理?

我们不妨臆测一下:

老柏森森,终岁不凋,成为武侯祠的忠实守望者;碧草无情,年年逐春风而绿;黄鹂无心,日日隐深林而自得其乐。它们寄身在武侯祠,知道武侯何许人也?一个绿得满阶满院,一个唱得婉转悠扬。但这些在满腹心事的少陵野老眼里,都是些无知无心的东西。只有我杜甫才可以和武侯谈一谈。“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老杜也是知道的。但武侯祠的荒凉、落寞还是令他惊心。

诸葛亮不但忠心耿耿,而且多智多谋,未出茅庐已定天下三分,联吴拒曹,入川建国,之后,把个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只有贤相,就能成就大业吗?想那诸葛亮,结庐于隆中,躬耕于垄亩,是谁三顾草庐之中,请他出山?诸葛亮当时不过二十余岁的小青年,白面书生,乳臭未干,是谁力排众议,给他施展才能的空间?又是谁,给了他无限信任,使他敢于尽心竭力?历代历朝,缺过能臣良将吗?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玄宗一朝可谓人才济济,但一个李林甫,口蜜腹剑,取得玄宗信任后,弄权使诈,闭塞言路,同时的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等皆被他排挤罢相。从而使得玄宗与贤臣阻隔,其后杨氏姐妹,权倾朝野,杨国忠胡作非为,搞得天昏地暗。纵使诸葛亮再世,又能有何作为呢?所以杜甫接下来说: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颈联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一般认为上句看起来是说刘备,其实是从侧面烘托诸葛亮的才智和抱负。(见人教版《教师用书》)。但笔者认为,杜甫的意思是:必先有君王的“三顾频烦”,后才能有老臣的“两朝开济”。这种观点的背后,流露出一丝委屈和对肃宗的失望。

想当初,杜甫舍身弃家,追随肃宗,可谓忠矣。杜甫至凤翔后,于至德二载(757)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拜为左拾遗。对肃宗感激涕零,立志要庶竭驽钝,尽忠报国。但不久就因为上疏救房琯,深深地惹恼了肃宗。当年闰八月初一日,杜甫便被放还鄜州省家。此后便被肃宗逐渐冷淡,可谓报国无门矣。而当时的一些贤才,又有多少机会?所以杜甫来到武侯祠,一则以哭,一则以告。诸葛大名垂宇宙,固然与才高智广有很大关系,但与其他人相比,得遇先主,士能为知己者死,又何其幸也!!

肃宗对杜甫有知遇之恩,而且君为臣纲,杜甫当然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宣之于口。但,有些东西是掩饰不住的,特别是在他倍加推崇的武侯祠前。

肃宗啊,你能体谅一位老臣的拳拳之心吗?

直到大历三年(768),杜甫已五十六岁,还在《江汉》中哀怨地吟道: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真是痴心不改啊!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尾联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合”。

以诸葛之伟才,得先主托孤之重,后主言听计从,本可以一统河山,建千秋伟业。无奈天不从人愿,诸葛亮正当盛年之时,即在五丈原病逝军中,苦心经营的兴复大业也付之东流。确实让人痛惜不已。但杜甫此刻的泪满襟,却又多了一层含义:大唐多难,贤相何在?纵有贤相,圣主何在?这泪水背后,千言万语,能向谁诉?这泪水,不洒在武侯祠,又能洒落在何处呢?

《蜀相》一诗,前四句由思人而谒祠,后四句由谒祠而及人。第五句写先主,第六句写诸葛,第七句写出师未捷,第八句写泪满襟。正是因先主三顾,而为蜀相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由蜀相的出师未捷引出杜甫的泪满襟,环环相扣,思路清晰,正与前四句相呼应。祠长存而人已逝,怎不令人唏嘘?而此时泪满襟的杜甫,却有千言万语,永远无法对人说出。长安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悲辛;肃宗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上疏救房琯时的满腔忠诚;肃宗“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的冷酷决绝;朝廷的危机四伏和自己的报国无门……都化作汩汩的泪,洒啊,洒啊。

国难当头,人心动摇,乱世“思”英雄,乱世“思”良相。杜甫对国家的忧患,对时局的牵挂,是那么深切。而由于自己的亲身感受,他痛切地认识到:只有良相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那个以皇帝为中心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良相离开了明君的信任、支持,毫无作为。这正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在武侯祠的呼告,正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在武侯祠的哭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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