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片《我在伊朗长大》用非常简洁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正如在玛嘉•莎塔琵的原著图画中一样,**也是主要由一系列的单调的图画构成,黑白双色,只是偶尔在灰度上有些细微差别。这个用自传体方式讲述的伊朗小姑娘的“成长的烦恼”,如此优雅、机智,让人难以抗拒。
**看上去固然简朴,却充满温馨和惊奇,才女莎塔琵把那些非常激烈的独立精神和幽默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对于德黑兰和维也纳城市道路和建筑的描绘,艺术性地将普通地貌变成了一首诗歌。这注定不会是一部平庸之作,如若不然,影片也不可能吸引基娅拉•马斯楚安尼、凯瑟琳•德纳芙以及丹妮儿•达西儿这仨重量级的演员为它配音——三代女星分别为主角小女孩、女孩的妈妈和女孩的祖母配音。巧的是,德纳芙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基娅拉的母亲,而达西儿则在影片《柳媚花娇》中扮演过德纳芙的母亲,尽管那已是40年前的事了。如此三人对角色的诠释可谓又自然又完美。
故事里的祖母是个坚定的、女家长式的人物,这个角色也是影片幽默的源泉之一。同时,这个角色也是影片女权倾向的具体化身。继承了祖母的意志,小姑娘玛嘉的骨血里也流淌着反叛精神,她将自由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并充满勇气地随时准备着挑战社会。
玛嘉生长的家族曾遭受迫害,后来随着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他们又得生活在毛拉的统治下。这段充满战争、酷刑以及死亡的历史,却被莎塔琵以一种清新、谐趣的视觉形象表达。男人的胡须和女人的披巾就像黑洞一样,吸噬了所有光亮。
玛嘉遵循了她祖母的榜样,立场始终强硬。不过,莎塔琵本人并没有被“英雄主义”所限制,影片在思想尺度上的把握如同她的绘画一样简洁而大胆,这个冷静女子追求的是在情感上向观众寻共鸣,而非单纯用标语的形式来获得大家认同。
随着故事的进展,出于安全考虑,玛嘉被双亲送到了奥地利,她在异国被孤立的无望感是对她之前在德黑兰时那股子焦躁的呼应,两者同样让人心生悲伤。她几乎在欧洲的朋克摇滚中迷失自我。在维也纳的经历,真正意义上让她的痛楚显现无遗——她独自面对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展现这个难题的时候,影片并没有让问题变得过分容易或感性,片中人或多或少是导演莎塔琵自己年轻时候的写照,他们时常出现的或沮丧或活泼的举动,亦是她偶尔流露的自怜情绪的折射。而生活艰辛、资历丰富的祖母则没有太多时间作出左右为难,她必须快刀斩乱麻地做出抉择,她已经老了。尚且年轻的孙女儿玛嘉的选择,则归根结底是在延续她祖母的心愿,或许,也是导演本人的心愿。
在这部欢喜与哀愁交织着的影片中,色调经常是阴郁的,但同时又显得大胆而反复无常。我想,对那些坚持世界完全可以用黑白两色来表达的人们来说,这**确是一次完美的诠释。
与其说这是绘本,莫不如说是多格漫画。黑白的色调,版画般的质感,很有风格。作者玛赞•莎塔碧生于伊朗,后来到欧洲求学并在世界范围内发表漫画作品,她在书中将自己对于伊朗这一神秘而古老国度的个人记忆描绘出来,表达方式是轻松幽默的,画面内涵却涉及成长、亲情、宗教、政治等主题。 ——中华读书报
人们谈起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为一个在伊朗长大的伊朗人,知道这个形象远非真实。
正因为此,创作《Persepolis:我在伊朗长大》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我认为,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我也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在两伊战争中丧生、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
人可以原谅,但绝不应该忘记。 ——玛赞•莎塔碧
今天很兴奋,因为我看到了近年来唯一触动我心灵的影片。感谢还有玛嘉•莎塔琵这样执着的**人给我带来一部久违的、美妙的影片——《我在伊朗长大》。结构紧凑,很懂得镜头语言的运用,一部貌似简单的平面动画**竟然让我在电脑前老老实实地看了一个半小时。
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祖国的历史,描绘的是个人的成长:童年,少年,成年。一部看似沉重的历史诉说却不乏诙谐幽默的意味。黑白的回忆,彩色的现实。,独裁与专制,革命与暴力,成长的快乐与哀伤掺杂着伊朗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就这样在个体的体验中消解了。影片通过一个早熟而且直言的9岁女孩玛嘉的眼睛,揭示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人民希望的破灭,女性被迫戴上面纱,数以万计的人被投进监狱。聪明而大胆的玛嘉,设法瞒过官方的爪牙,认识了朋克、ABBA和 IronMaiden乐队,两伊战争的爆发,让人们的生活陷入无边的恐惧中。随着玛嘉年龄的增长,她的大胆让父母对她的安全越来越担忧,她14岁那年,他们终于做出艰难决定,把她送往奥地利上学。
身在他乡、孤独脆弱的玛嘉经受了青少年惯常的苦难折磨,而且经常被等同于她所逃离的宗教基要主义和极端主义,对此她毫不退缩,极力辩白,最终赢得了认可,甚至有了爱情的体验,但是高中毕业后,玛嘉又恢复到孑然一身,而且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尽管这意味着她要重新戴起面纱,生活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玛嘉还是决定回到伊朗家人的身边。经过一个艰难的调整期,玛嘉进入艺术学校并嫁作人妇,她仍然没有改变自己仗义执言的个性,继续针砭时弊。24岁时她意识到,尽管自己是个道道地地的伊朗人,却无法在这个国家生活,于是她做出了痛苦的决定,离开家乡前往法国,尽管过去被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她却要追求一个乐观光明的未来。
对于伊朗政府打压这部**,这是专制国家的一贯做法,**就是**,不是什么政治宣言,请不要用肮脏的政治来玷污**艺术,记得姜文曾经说过,**就是表达个人体验的东西,如果要强制他符合主流的口味,请你去看历史书。因此《鬼子来了》被广电总局禁了,但这部影片也成了中国抗日题材**无法逾越的高峰!《我在伊朗长大》也符合这个规律,我敢断言:这部影片是十年之内成长题材**的巅峰之作,很希望不久以后也会出现一部《我在中国长大》,这部**里没有什么主旋律,没有花儿朵朵向太阳,也不会突出社会主义阳光下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唯一表现的就是在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个体的成长体验,表达的是一双纯洁的眼睛中的真实的中国,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在港台地区的翻译名字是“茉莉人生”,这个译名别有一番韵味,仿佛玛嘉祖母胸前的茉莉花香一样伴随着玛嘉表里如一地生活,在巴黎,维也纳,还有……德黑兰。
伊朗**最大的特点是纪实性。大多启用非职业演员,露天拍摄,自然光照,不矫情,不雕琢,真实得像生活本身,不掩饰生活的阴暗与悲伤。我们在看**时好像不是在看**,而是亲临伊朗社会本身。其次是开放式的结尾。伊朗**不是那种封闭式的大团圆结局,也不把结论告诉观众,而是留下思考想像的余地,令观众去建构银幕外的现实。如《生命在继续》中的汽车冲上山坡,《天堂的颜色》中莫曼那只被阳光沐浴成金**的手,《当我成为女人时》中的老太太坐在婚床上向波涛汹涌的大海驶去。尤其是《橄榄树下的爱情》最后胡笙追赶塔荷,穿过橄榄树林,翻过山坳,奔走在远处青葱的田野上。在长达四分多钟的长镜头(从全景到大远景)中,只看见一前一后两个白点渐渐靠近,合为一起,激越而浪漫的音乐声响起。但突然后面那个白点却折身返回,而且不走正路,长焦镜头那么耐心地紧跟着他,我们不知道胡笙是得到满意的回答还是失望而归。
当代伊朗**以其独特的影像风格而独树一帜。在世风喧嚣浮躁,在我们的感官被充满暴力、色情的**刺激得迟钝麻木的今天,伊朗**却返璞归真,以近乎手工作坊式的制作,以清新质朴、恬淡温暖又充满哲理的影像风格,以友谊、宽容、爱、和睦相处这些久违的主题重新拨动我们的心弦。它的兴起印证了一句名言: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
印度**之所以多传奇性质的题材和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是因为印度人收入水平低下,**是他们唯一的消遣方式,是他们摆脱生活重压寻求心灵慰籍的工具。印度各地影院林立,票价极其便宜,在大城市里一般是1—2美元,而在许多农村地区只有10美分。**在印度是穷人都能够承担得起的大众化的消费。在许多**里那些传奇故事,有浪漫的爱情而没有现实的残酷,有歌舞升平的幻像而没有追求生存的竞争,为普通大众带来的娱乐,也带来了暂时的逃避之所。
而且,印度是个教育水平尚且落后的国家,民众接受和理解的能力较为欠缺。**里多采用歌舞的表现形式与印度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接近,因此更容易为普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不象中国也不象许多西方国家,歌舞只是节庆或娱乐的形式,在印度,歌舞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印度人随时随地都以唱歌跳舞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绪。然而,诸如西方大片《芝加哥》这类的歌舞片在印度是没有市场的,因为它纯粹地是表达歌舞的艺术魅力。印度**则用歌舞表达情节和人物情感,歌舞的艺术魅力在这里不是终极目的,而只是用以表达情节的一种手段。
我喜欢在压抑或悲哀的整体氛围中寻找创作者心底的温柔,让我觉得世界并不那么难。为将温暖了我的这份柔情分享给更多人,这里介绍一部伊朗**《小鞋子》。
导演兼编剧:马基德马基迪
英文名:Children Of Heaven
语言:波斯语(特别好听!)
上映时间:1997年(伊朗)
这是一部剧情片。三年级的伊朗男孩,名叫阿里,出场时正看着鞋匠修补妹妹那双破旧的粉红色带蝴蝶结的小鞋子,鞋底和鞋帮在脚掌内侧开了。修完后,去蔬菜店帮妈妈买土豆,由于长期赊账,老板只卖他被当作残品而丢在地上的丸子大小的土豆。买好后发现,小鞋子不见了。
阿里弄丢了妹妹唯一的小鞋子,家里有的只是欠款,没有鞋子的妹妹无法上学。
生在温饱有余的家庭的人,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贫穷带来的难言的无助和绝望。
兄妹俩成了残酷现实的体认者。他们默契地选择将丢鞋一事对家长隐瞒,让妹妹穿着哥哥的运动鞋去上学;一下学,妹妹需分秒必争地迈开大步奔跑回家,把鞋子换给哥哥,哥哥又得奔跑到学校以免迟到被开除。三四条街的距离,对孩子来说特别远;五六分钟的时间,对孩子来说特别长。如果你小时候有过忘带作业本而深感恐惧和焦急的经历,那你或许能些许体会兄妹俩拼命奔跑时的心情。
从现实角度看这部影片的立意,在于呼唤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对第三世界贫穷现状的同情和怜悯。但是导演马基迪的精妙在于,他用更柔和的手法将现实包裹在伊朗干燥而温暖的阳光中了,使它并不尖锐或沉重,使它充满了温柔与善良。
个人最喜欢的桥段之一,是妹妹莎丽在一次奔跑回家的过程中,由于鞋子太大不合脚的缘故,一只鞋子不巧掉进下水道里。导演用了一组快切镜头——随着湍急水流快速远去的运动鞋和追着鞋子踉跄着奔跑的莎丽,以表现莎丽的无助、慌张、恐惧。当导演成功将观众带入这个小女孩的情感,他安排这只小鞋子被一堆干草挡住,但干草和鞋子都淹在石板下,莎丽无论如何也无法将鞋子捞回来,趴在下水道边绝望哭泣。这时,化身成一个陌生老爷爷的上帝来帮她了,很简单——取出一支长棍捅开了干草堆,鞋子顺流漂了几米。他对站在不远处的另一人喊道:“嘿,帮忙停住那只鞋子!”
影片中,这样的上帝还有几位。阿里因为连续迟到而被恶里恶气的教导主任要求退学,正巧被阿里的老师碰见,老师则向主任保证阿里是一个好学的好学生,希望他能再给阿里一个机会;送汤给阿里一家的邻居妈妈,阿里将汤转送给另一户老夫妇时,爷爷硬是塞了一把豆子给他作为谢礼;捡到了莎拉的金色自动铅的女孩儿,虽然对这支笔爱不释手,但仍毫不犹豫地把笔还给莎拉。撑起了兄妹俩的童年的,除了这些善人,还有他们的父母,多病但温柔美丽的母亲,严厉但为家庭竭心付出的父亲。没有这些善意,影片就只剩无穷尽的窘迫困苦和兄妹俩的心酸委屈。这就是我所谓创作者心底的温柔。
这份温柔还可见于阿里和父亲到富人区打工的冒险。这是影片惟一两处把贫富差距问题直接摆上台面的描写之一。阿里家所在的社区还是上个时代的建筑,而就在狭窄的小巷和掉漆的木门旁边,是现代化的都市高楼。父亲带着阿里为富人的院子做园丁工作,阿里和富人家的小公子无分贵贱地一起玩耍,为他排解了无人陪伴的寂寞;阿里的父亲也因为工作努力而得到了慷慨的酬金,受房屋主人平等的对待。我们有理由猜测真实情况并不这么和谐。
撇开过程中的细节,这是影片的结局:原本的小鞋子永远地丢失,阿里承诺莎丽的新鞋子没有出现,阿里自己的运动鞋也在最后彻底报废,事情没有好转,也看不到好转的希望。这是发生在第三世界和其他贫困地方的每一天的事实。
我认识的从贫穷里走来的人,无论看起来多么自如,其实心底里都藏着深深的自卑和哀苦;他不会愿意看这部《小鞋子》,因为那会勾起某些回忆,太苦了。他写的日记,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励志小说。《小鞋子》很温柔地讲了一个苦涩的故事,将它柔化成美好的样子,但它的美好是假的,那是无可奈何的苦中作乐。影片中的一个小桥段:莎拉和阿里玩吹泡泡时露出了美丽的笑容。但是,吹泡泡的快乐回忆不能成为她早晨醒来时,在脑中浮现的第一件事情,不会的;她在小小的房子里醒来,首先袭来的苦恼终究是鞋子的问题。真正快乐的孩子不应该像莎拉一样成天帮母亲做家务,而是像《One Day》中唱的那样——“Our Children will play”。世界上有人在这样那样地活着,本身无可指摘,但我想,如果我们心里有一个想要成为的样子,那就应该去做。好出身的人,经常忘了要努力的理由,或原本也没有。但如果我们心里有一个想要成为的样子,那就去做,可能或不可能的,请都去做,难的或不难的,请都去做。因为这里有个孩子,双脚被困在消失的小鞋子中,渴望而无法迈出家门。可见有鞋子是一件多么重要,多么值得珍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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