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潜移默化的诗句

1即描写风又形容对人潜移默化影响的古诗

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

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

译文

我虽然胸怀匡国之志，也有郭元振《宝剑篇》那样充满豪气的诗篇，但却不遇明主，长期羁旅在外虚度著华年。黄叶已经衰枯，风雨仍在摧毁，豪门贵族的高楼里，阔人们正在轻歌曼舞，演奏着急管繁弦。新交的朋友遭到浇薄世俗的非难，故旧的老友又因层层阻隔而疏远无缘。心中想要断绝这些苦恼焦烦，要用新丰美酒来消愁解闷，管它价钱是十千还是八千。

注释

1此诗张《笺》编于大中十一年（857），云："'新知遭薄俗'谓郑亚李回辈；'旧好隔良缘'谓子直（令狐绹）不能久居京师，翻使穷年羁泊。自断此生已无郭震、马周之奇遇，诗之所以叹也。味其意致，似在游江东时。

2《宝剑篇》：张说《郭代公行状》："公少倜傥，廓落有大志，十八擢进士第，判入高等，授梓州通泉尉。则天闻其名，驿征引见，令录旧文，上《古剑篇》，览而喜之。"郭忠恕《汗简》云："《郭元振文集序》：'昔于故邺城下得异剑，上有古文四字云：请俟薛烛。因作《古剑歌》。'"按《古剑歌》借古剑尘埋寓怀才不遇之意，有句云："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杜甫《过郭代公故宅》："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商隐此引郭元振事，自叹怀才不遇。

3羁泊欲穷年：卢思道《为高仆射与司马消难书》："羁泊水乡，无乃穷悴。"庾信《哀江南赋》："下亭飘泊，高桥羁旅。"穷年：终生。

4黄叶句：自喻飘零如风雨中的黄叶。

2行容潜移默化的影响,杜甫的诗句

春夜喜雨

唐-杜甫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注释：这是原诗的前四句，主要刻画春夜雨景和抒写喜悦的心情。好雨似知适应季节，大地回春，下得及时，宝贵如油，怎能不叫人高兴。夜幕降临，那细细的雨丝淅淅飘洒，点点滴滴地奉献给大地，悄然无声地滋润着万物。

乃

:

就。

发生

:

促使植物生长。

潜

:

悄悄地。

润物

:

使万物受到水分得滋养。

3人们常用杜甫的什么诗句来形容老师对学生默默无闻的培育潜移默化的

对应诗句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句诗的意思是好雨伴随和风，悄悄进入夜幕。细细密密，滋润大地万物。赞美老师对学生的教育体贴入微，但是却是潜移默化的，让你默默地受益。

该诗句出自唐代杜甫的《春夜喜雨》，全诗原文如下：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白话文释义：好雨似乎会挑选时辰，降临在万物萌生之春。伴随和风，悄悄进入夜幕。细细密密，滋润大地万物。浓浓乌云，笼罩田野小路，点点灯火，闪烁江上渔船。明早再看带露的鲜花，成都满城必将繁花盛开。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这首诗写于761年（上元二年）春。杜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离转徙的生活后，终因陕西旱灾而来到四川成都定居。作此诗时，他已在成都草堂定居两年。他亲自耕作，种菜养花，与农民交往，对春雨之情很深，因而写下了这首描写春夜降雨、润泽万物的美景诗作。

此诗以极大的喜悦之情细致地描绘了春雨的特点和成都夜雨的景象，热情地讴歌了来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诗人运用拟人手法，对春雨的描写，体物精微，细腻生动，绘声绘形。全诗意境淡雅，意蕴清幽，诗境与画境浑然一体，是一首传神入化、别具风韵的咏雨诗。

这是描绘春夜雨景，表现喜悦心情的名作。一开头就用一个“好”字赞美“雨”把雨拟人化，说它“知时节”，懂得满足客观需要。其中“知”字用得传神，简直把雨给写活了。春天是万物萌芽生长的季节，正需要下雨，雨就下起来了。

颔联写雨的“发生”，进一步表现雨的“好”，其中“潜”、“润”、“细”等字生动地写出了雨“好”的特点。雨之所以“好”，好就好在适时，好在“润物”。春天的雨，一般是伴随着和风细雨地滋润万物的。

颈联这两句写出了夜雨的美丽景象，“黑”与“明”相互映衬，不仅点明了云厚雨足，而且给人以强烈的美感。尾联是想象中的情景，紧扣题中的“喜”字写想象中的雨后之晨锦官城的迷人景象。

4用杜甫的诗句来形容老师对学生默默无闻的培育,潜移默化的熏陶

对应诗句是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春夜喜雨》中颈联：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句诗的意思是好雨在春天来到的时候就伴着春风在夜晚悄悄地下起来，无声地滋润着万物。赞美老师对学生的教育体贴入微，但是却是潜移默化的，让你默默地受益。

《春夜喜雨》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诗，全诗原文如下：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白话文释义：及时的雨好像知道时节似的，在春天来到的时候就伴着春风在夜晚悄悄地下起来，无声地滋润着万物。田野小径的天空一片昏黑，唯有江边渔船上的一点渔火放射出一线光芒，显得格外明亮。等天亮的时候，那潮湿的泥土上必定布满了红色的花瓣，锦官城的大街小巷也一定是一片万紫千红的景象。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这首诗写于761年（上元二年）春。杜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离转徙的生活后，终因陕西旱灾而来到四川成都定居。作此诗时，他已在成都草堂定居两年。他亲自耕作，种菜养花，与农民交往，对春雨之情很深，因而写下了这首描写春夜降雨、润泽万物的美景诗作。

诗一开头，杜甫就赞美春夜所下的雨是“好雨”，由于成都地处“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气候温和，雨量充足，一到春天虽然常常晚上下雨，但次日却又有明媚的阳光。在正需要雨水之时，雨就降下来了，它是“知时节”的，所以“当春乃发生”。

这种为万物生长所必须的“及时雨”，真是难得的好雨！这两句诗，是采取拟人化的手法进行描绘的。把无情作有情，把无知当有知，杜甫作诗常常如此。这里把春雨当作有知觉的，故它能根据需要，应时而降。诗中的“知”字和“乃”字，一呼一应，极为传神，诗人喜雨的心情跃然纸上。

接着，第三、四两句既描写了春雨的动态，又传出了它的润物之神。因为好雨下在夜里，故诗人着重是从“听觉”上去描绘雨景的。雨细而不能骤，随夜色而逐渐隐没。它悄悄而来，默默无声，不为人们所觉察，故称为“潜入夜”。这样不声不响地下的雨，当然是滋润万物的细雨。“细无声”，正好恰当地表现了它的可贵精神。这里的“潜”字和“细”字都用得准确、贴切，前者透露出风很微，后者说明了雨极小

第五、六两句是进一步从“视觉”上描绘夜雨景色。“野径”指田野间的小路，是指地上；“云”是指天空。由于晚上正在下雨，所以浓云密布，群星潜藏，月色无光，天空和地上都是一团漆黑，正说明雨意正浓。而一片墨黑的世界里，唯有江边船上放射出一线光芒，并且显得格外明亮。这是一幅极其生动的雨中夜景图。而在这种景象之中，也包含了诗人自己惊喜的感情。

最后两句是写雨后晓景。是第二天的事。天明雨霁，整个成都城都是耀眼的繁花，花朵沉甸甸地抬不起头来。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

这首诗描写细腻、动人。诗的情节从概括的叙述到形象的描绘，由耳闻到目睹，自当晚到次晨，结构谨严。用词讲究。颇为难写的夜雨景色，却写得十分耀眼突出，使人从字里行间。呼吸到一股令人喜悦的春天气息。

江湖诗派开创者——

刘克庄（1187～1269）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

戴复古（1167～1248？）性喜漫游，以诗闻名于公卿间。

南宋时代的江湖诗派，是一个以当时的江湖游士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属于这一诗派的江湖游士，是由下层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阶层。江湖诗派的出现，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江湖诗派大约兴起于13世纪初叶，即南宋中期。当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风开始衰落，代表着南宋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也相继谢世。一向热闹的诗坛，开始寂寞起来。最早打破这种寂寞的是“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寒砧注：徐照，字道晖，又字灵晖，号山民；徐玑，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赵师秀，字紫芝，又字灵秀，亦称灵芝，号天乐。四人同为南宋永嘉（今温州）人，因其字号中皆有灵字，人称“永嘉四灵”。这四位永嘉诗人，在大儒叶适的揄扬、鼓励下，提倡姚、贾寒砧注：贾岛、姚合，诗以境界狭仄而语言工巧为特点，世称“姚贾”，反对“江西”，为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四灵”的创作，受到了同时一大批江湖诗人的推崇和效法。宝庆元年（1225），钱塘书肆陈起把以当时江湖诗人的作品为主体的一些诗作汇辑起来，刻成《江湖集》，客观上总结了宝庆前江湖诗歌的创作成果。在他的周围，吸引了一批江湖诗人，进一步促进了江湖诗风的普及。而在江湖诗人不断扩展活动规模之时，更出现了一位领袖人物——刘克庄。在江湖诗人中，刘克庄不仅创作成就最高，而且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理论。他喜欢指导青年，奖掖后进，因而受到许多人的追随。同时，他又不满足于对“四灵”亦步亦趋，而是带动一批江湖诗人，开拓创作领域，使得江湖诗风不断得到了深化。这样，以“四灵”为先驱，以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刘克庄为领袖的江湖诗派，便正式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成为笼罩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要力量。

江湖诗派的成员，计有138人之多。这样一大批诗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在文化史上，也常被称为江湖游士或江湖谒客。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跋玉融林鏻诗》说：“今世之诗盛矣，不用之场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为游谒之具者。少则成卷，多则成集，长而序，短而跋。虽其间诸老亦有密寓箴讽者，而人人不自觉。”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评戴复古《寄寻梅》说：“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其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塘湖山，此曹什佰为群。”赵文《青山集·诗人堂记》说：“近世士……为诗者益众。……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鲜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尘于城东车马队之间者，鲜矣，”从这些出自晚宋或宋元之际作家之手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谒客已形成了一个较广泛的群体；其二，谒客的主要干谒手段是诗；其三，行谒的主要对象是达官权贵；其四，行谒的目的是求乞钱财。所有这些，构成了江湖谒客的基本特征。对此，以往的学者每认为反映了这些文人人品之卑污；而换一个角度看，实则也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所发生的变化。

仕与隐，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自魏晋以来，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已经并行不悖，不再存在什么矛盾了，王康琚提出的“大隐隐陵薮，小隐隐朝市”（《反招隐诗》），就为那些真正的或号称为市朝形迹、山林心肠的文人找到了最好的依托，从此可以堂而皇之的出仕，而不必有任何心理障碍了。但南宋江湖谒客游谒权门，丐私书，求俸余，既不愿走科举之道，也不愿枯守山林，从而成为一个既非“大隐”，也非“小隐”的非官非隐的群体的现象，使得这一传统发生了倾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一生都在漫游江湖，行谒贵门，追求物质享受是他们主要的甚至是全部的生活内容。这种情形，反映出日渐发达的商品经济对读书人的影响。如果与许多反映市民意识的话本小说中鼓吹发财致富，追逐物质享受的描写比观，真是若合符契。再者，江湖谒客以诗游谒江湖，靠投献诗作来换得达官贵人的资助，使得原来被孔子认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诗变成了具体的谋生手段，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意味着诗歌由对政治的依附，转为兼对经济的依附；诗歌在客观上进入了市场，也就出现了诗人有作为一个职业而独立存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传播可以经过艺术市场的中介来实现，受到艺术市场的价值规律的支配，来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艺术的商品化，便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表现独立人格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一现象所出现的意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对其商品化的不充分性和相应出现的弊病也应该有所认识。

江湖诗派的出现尽管在文学上有着种种必然性，但其中书商陈起（字宗之，号芸居）的作用明显是极其重要的。就其出版活动而言，他刊刻了许多中晚唐诗人的集子，不仅迎合了当时盛行的晚唐诗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他的贡献更主要地表现在通过开书铺与江湖诗人的联系上。

首先，他为同时江湖诗人刊诗，常常兼有选家的身分。黄文雷《看云小集》自序说：“芸居见索，倒箧出之，料简仅止此。自《昭君曲》而上，盖经先生印正云。”许棐《梅屋四稿》自跋说：“甲辰一春诗，诗共四、五十篇，录求芸居吟友即可。”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说：“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为摘为小编，特不过十四之一耳。……予遂再浼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绝各数首，名曰《删余》。”陈起将这三位诗人的作品选为小集，当然带有使其易售的目的，但也不可否认，其中还有艺术上的考虑。陈起的审美观即对晚唐诗的偏嗜，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对所刊之书的选择。由于陈起为江湖诗人刊诗是常见而且多见的，因此，他的影响便自然反映在其中。

其次，他往往直接向诗人索诗，有类于现在出版社的组稿。黄文雷的例子已见上。又如危稹《巽斋小集·赠书肆陈解元》二首之一说：“巽斋幸自少人知，饭饱官闲睡转宜。刚被旁人去饶舌，刺桐花下客求诗。”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说：“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这说明陈起经常关注着同时江湖诗人的创作情况，并与他们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江湖诗人作为陈宅书铺的基本作者队伍，其创作自然得到了陈起的鼓励和扶持。

第三，陈起的书铺是当时江湖诗人的一个活动中心。在他这里可以借到书，如张弋《秋江烟草·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最感书烧尽，时容借检寻。”这样，他的书铺便兼有了图书馆的性质。另外，对一些无力购书的贫士，他还赠送书籍，允许他们赊书。如许棐《梅屋四稿·陈宗之叠寄书籍小诗为谢》：“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黄简《秋怀寄陈宗之》：“惭愧陈征士，赊书不问金。”这样，他的书铺就并不完全是商业性经营；而一大群江湖诗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也不完全是功利性交往。题为陈起所编的《南宋六十家小集》，60位诗人中，有18位和他有唱酬，足见他在当时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当然，最能反映出陈起的影响的，是他在宝庆元年（1225）所刊刻的《江湖集》。 这部主要收录当时江湖诗人作品的集子，标志着江湖诗派开始左右诗坛，管领一代风骚。书一刊出，即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名家韩淲写诗赞云：“雕残沈谢陶居首，披剥韦陈杜不卑。谁把中兴后收拾？自应江左久参差。”《〈江湖集〉钱塘刊近人诗》）应该说，江湖诗人能够作为一个群体在诗坛上出现，陈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流派的产生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以一个书商之力就能促使一个流派的形成，却还是不多见的。尽管后世书商并没有像陈起那样与一个文学流派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但他们的作用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明、清两代，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其间书商的活动往往起了迎合或推动作用。如明代嘉靖年间，翻刻旧籍之风甚盛，显然与复古运动有关；清代乾嘉之际的刻书业，似乎与乾嘉学派的出现互相配合；一直到现代，茅盾、叶圣陶等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等刊物，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主编《创造》诸刊，在当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组织后来形成两个流派，当与他们的出版活动不无关系。站在整个学术文化史的高度，反观陈起的诸项活动，就更能看出其独特意义了。

在诗歌主题上，江湖诗派也有自己的特色。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一是对于江湖诗中的政治现实内容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不能像过去有些学者那样，不加分析地就说这个流派“在内容上琐屑、细碎，不敢接触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在收诗5340首的《南宋六十家小集》中，体现忧国忧民之怀即具有政治内涵的诗便有180首以上。而通过具体考察，我们发现，当时所有的与国家安危有关的重大时事，在江湖诗人的作品中几乎都有反映。如赵汝鐩《野谷诗稿》卷二《古剑歌》、黄大受《露香拾稿·老寋行》、毛珝《吾竹小稿·甲午江行》等，或借写“开禧北伐”，表示对恢复大业的期待；或写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的叛变给南宋政权造成的危害；或对宋蒙联合灭金发表自己的见解，无不浸透着深刻的现实感。江湖诗人揭露南宋租赋之重，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写得比较出色。如赵汝鐩的《耕织叹二首》，将农民生活的悲惨与统治阶级的剥削加以对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被钱钟书先生评为“是把这个不合理现象（即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写得最畅达的宋代诗篇”（《宋诗选注》）。其实，放在整个古代诗歌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完全可以说，这类作品是南宋政治社会的形象的反映。二是应该看到江湖诗人对于羁旅生涯的体验有着独到之处。如我们所熟知，古人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向往安宁，留恋故土，对于行役有着本能的排斥。但是，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都有不容自由选择的情况，人们由于种种需求，不得不离乡背井，跋涉风尘。于是，乡愁羁恨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永恒的主题。但同样的主题，在不同的人身上，感受的层次和表现的方式都有不同。拿江湖诗人和南渡诗人比较，后者虽然也写乡愁羁恨，但总是同时含蕴着国难的内涵。在他们的羁旅诗中，我们较难找到对个人生活的精心刻画。深沉的感喟冲淡了他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内省，导致了他们对乡愁羁恨的粗线条勾勒。江湖诗人则不然，行役的生活方式虽然是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处境所作的选择，但这条道路也往往导向不可知的未来。因此，自然的变化，人情的冷暖，使他们加倍的敏感；而客路的艰难，羁旅的悲苦，更使他们有着入微的感受。这样，在他们的笔下，飘泊的生活往往更带有纪实性，表现得更加切近，更加细腻。比如说，他们的作品中总爱写清晨和深夜，因为这两段时间对他们的心灵刺激特别深。又比如说，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友谊题材，也与他们飘泊在外的心灵感受有关。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这个群体的独特之处。

江湖诗从整体上来说，艺术水准是不高的。但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那个特定群体的心灵活动，却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对于江湖诗，前人经常加以讥评的，一是“小”，二是“粗”，三是“俗”。如果不戴有色眼睛，这能否理解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审美情趣呢？这就要涉及江湖诗人的审美情趣。首先，江湖诗中有一种纤巧之美，包括小、巧、纤、细四个方面。江湖诗的气象确实小，体制也小，但这并不一定是他们的失败之处。生活是多侧面的，文学作为表现生活的一种手段，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峻岭奇峰固然壮观，小桥流水也同样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江湖诗人不擅大篇，只能说明他们的才力较小和爱好较偏，因而未能全面地掌握各种体裁。况且，他们之所以能够领数十年风骚，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相反，如果他们抹杀了自己的这一特点，强不能以为能，则等待着他们的只有失败。其次，江湖诗中有一种真率之美，具体表现为真率放任，无所拘检，特别是在对个人欲望的表白上，几乎毫无遮掩。如危稙《上隆兴赵帅》和刘过《上袁文昌知平江》诸诗，都是如此。这种感情形态对诗风有着一定的影响。江湖诗往往或一气呵成，不假修饰；或在近体诗中多用流水对和复辞对仗，都与此有关。第三，江湖诗中有一种平俗之美。这是因为江湖诗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生活与一般市民较为接近，能够观察到市民阶层的生活层面，也能够体味到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先说题材。在江湖诗中，或写书商卖书，如陈起《〈史记〉送后村刘秘监兼致欲见之悰》；或写村儿学字，如宋伯仁《嘲不识字》； 或写乡人接客，如危稹《接客篇》；或写塑偶求子，如许棐《泥孩儿》，都是前人不写或少写的。再说表现手法。江湖诗在情感上是露而尽，在描写上是切而近，在对仗上是工而巧，固不待言。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江湖诗中句意求熟的倾向。江湖诗或字句陈熟，或命意凡熟，影响了其创造性。如徐玑《山居》中“开门惊燕子，汲水得鱼儿”二句，不失清新，实则出自杜甫《水槛遣心》“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朱继芳《听雪》：“瓦沟初瑟瑟，隐几坐虚日。良久却无声，门前深几尺。”也还不错，但句意则全自陶潜《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来。陈陈相因，缺乏新意，当然是不值得称赏的。但是，江湖诗人迹近市民，而江湖诗歌亦在市民中很有市场。当时的市民阶层虽已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但受其身分和地位的制约，不可能太博学，也不可能大量地接触前代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看，江湖诗人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固然是熟句、熟意，但对那些具体的读者来说，却仍然能够引起新的感受。因此，我们不妨把江湖诗人的许多作品，视为古代若干优秀作品在较低层次上的再现，因而这些诗虽无很高的审美价值，却仍然被许多人所接受，甚至喜爱。

江湖诗派是宋代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活动时间也很长，达半个多世纪，而且是当时诗坛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个流派，还有许多问题，如江湖诗祸、诗派成员的共性与个性以及他们的时空观念等，也都是饶有意味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都涉及。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拙著《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1月版）。

三世纪的诗坛劲军——谈南宋江湖诗派

作者：张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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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代的江湖诗派，是一个以当时的江湖游士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属于这一诗派的江湖游士，是由下层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阶层。江湖诗派的出现，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江湖诗派大约兴起于13世纪初叶，即南宋中期。当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风开始衰落，代表着南宋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也相继谢世。一向热闹的诗坛，开始寂寞起来。最早打破这种寂寞的是“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寒砧注：徐照，字道晖，又字灵晖，号山民；徐玑，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赵师秀，字紫芝，又字灵秀，亦称灵芝，号天乐。四人同为南宋永嘉（今温州）人，因其字号中皆有灵字，人称“永嘉四灵”。这四位永嘉诗人，在大儒叶适的揄扬、鼓励下，提倡姚、贾寒砧注：贾岛、姚合，诗以境界狭仄而语言工巧为特点，世称“姚贾”，反对“江西”，为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四灵”的创作，受到了同时一大批江湖诗人的推崇和效法。宝庆元年（1225），钱塘书肆陈起把以当时江湖诗人的作品为主体的一些诗作汇辑起来，刻成《江湖集》，客观上总结了宝庆前江湖诗歌的创作成果。在他的周围，吸引了一批江湖诗人，进一步促进了江湖诗风的普及。而在江湖诗人不断扩展活动规模之时，更出现了一位领袖人物——刘克庄。在江湖诗人中，刘克庄不仅创作成就最高，而且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理论。他喜欢指导青年，奖掖后进，因而受到许多人的追随。同时，他又不满足于对“四灵”亦步亦趋，而是带动一批江湖诗人，开拓创作领域，使得江湖诗风不断得到了深化。这样，以“四灵”为先驱，以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刘克庄为领袖的江湖诗派，便正式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成为笼罩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要力量。

江湖诗派的成员，计有138人之多。这样一大批诗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在文化史上，也常被称为江湖游士或江湖谒客。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跋玉融林鏻诗》说：“今世之诗盛矣，不用之场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为游谒之具者。少则成卷，多则成集，长而序，短而跋。虽其间诸老亦有密寓箴讽者，而人人不自觉。”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评戴复古《寄寻梅》说：“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其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塘湖山，此曹什佰为群。”赵文《青山集·诗人堂记》说：“近世士……为诗者益众。……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鲜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尘于城东车马队之间者，鲜矣，”从这些出自晚宋或宋元之际作家之手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谒客已形成了一个较广泛的群体；其二，谒客的主要干谒手段是诗；其三，行谒的主要对象是达官权贵；其四，行谒的目的是求乞钱财。所有这些，构成了江湖谒客的基本特征。对此，以往的学者每认为反映了这些文人人品之卑污；而换一个角度看，实则也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所发生的变化。

仕与隐，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自魏晋以来，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已经并行不悖，不再存在什么矛盾了，王康琚提出的“大隐隐陵薮，小隐隐朝市”（《反招隐诗》），就为那些真正的或号称为市朝形迹、山林心肠的文人找到了最好的依托，从此可以堂而皇之的出仕，而不必有任何心理障碍了。但南宋江湖谒客游谒权门，丐私书，求俸余，既不愿走科举之道，也不愿枯守山林，从而成为一个既非“大隐”，也非“小隐”的非官非隐的群体的现象，使得这一传统发生了倾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一生都在漫游江湖，行谒贵门，追求物质享受是他们主要的甚至是全部的生活内容。这种情形，反映出日渐发达的商品经济对读书人的影响。如果与许多反映市民意识的话本小说中鼓吹发财致富，追逐物质享受的描写比观，真是若合符契。再者，江湖谒客以诗游谒江湖，靠投献诗作来换得达官贵人的资助，使得原来被孔子认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诗变成了具体的谋生手段，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意味着诗歌由对政治的依附，转为兼对经济的依附；诗歌在客观上进入了市场，也就出现了诗人有作为一个职业而独立存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传播可以经过艺术市场的中介来实现，受到艺术市场的价值规律的支配，来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艺术的商品化，便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表现独立人格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一现象所出现的意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对其商品化的不充分性和相应出现的弊病也应该有所认识。

江湖诗派的出现尽管在文学上有着种种必然性，但其中书商陈起（字宗之，号芸居）的作用明显是极其重要的。就其出版活动而言，他刊刻了许多中晚唐诗人的集子，不仅迎合了当时盛行的晚唐诗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他的贡献更主要地表现在通过开书铺与江湖诗人的联系上。

首先，他为同时江湖诗人刊诗，常常兼有选家的身分。黄文雷《看云小集》自序说：“芸居见索，倒箧出之，料简仅止此。自《昭君曲》而上，盖经先生印正云。”许棐《梅屋四稿》自跋说：“甲辰一春诗，诗共四、五十篇，录求芸居吟友即可。”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说：“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为摘为小编，特不过十四之一耳。……予遂再浼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绝各数首，名曰《删余》。”陈起将这三位诗人的作品选为小集，当然带有使其易售的目的，但也不可否认，其中还有艺术上的考虑。陈起的审美观即对晚唐诗的偏嗜，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对所刊之书的选择。由于陈起为江湖诗人刊诗是常见而且多见的，因此，他的影响便自然反映在其中。

其次，他往往直接向诗人索诗，有类于现在出版社的组稿。黄文雷的例子已见上。又如危稹《巽斋小集·赠书肆陈解元》二首之一说：“巽斋幸自少人知，饭饱官闲睡转宜。刚被旁人去饶舌，刺桐花下客求诗。”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说：“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这说明陈起经常关注着同时江湖诗人的创作情况，并与他们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江湖诗人作为陈宅书铺的基本作者队伍，其创作自然得到了陈起的鼓励和扶持。

第三，陈起的书铺是当时江湖诗人的一个活动中心。在他这里可以借到书，如张弋《秋江烟草·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最感书烧尽，时容借检寻。”这样，他的书铺便兼有了图书馆的性质。另外，对一些无力购书的贫士，他还赠送书籍，允许他们赊书。如许棐《梅屋四稿·陈宗之叠寄书籍小诗为谢》：“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黄简《秋怀寄陈宗之》：“惭愧陈征士，赊书不问金。”这样，他的书铺就并不完全是商业性经营；而一大群江湖诗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也不完全是功利性交往。题为陈起所编的《南宋六十家小集》，60位诗人中，有18位和他有唱酬，足见他在当时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当然，最能反映出陈起的影响的，是他在宝庆元年（1225）所刊刻的《江湖集》。 这部主要收录当时江湖诗人作品的集子，标志着江湖诗派开始左右诗坛，管领一代风骚。书一刊出，即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名家韩淲写诗赞云：“雕残沈谢陶居首，披剥韦陈杜不卑。谁把中兴后收拾？自应江左久参差。”《〈江湖集〉钱塘刊近人诗》）应该说，江湖诗人能够作为一个群体在诗坛上出现，陈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流派的产生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以一个书商之力就能促使一个流派的形成，却还是不多见的。尽管后世书商并没有像陈起那样与一个文学流派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但他们的作用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明、清两代，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其间书商的活动往往起了迎合或推动作用。如明代嘉靖年间，翻刻旧籍之风甚盛，显然与复古运动有关；清代乾嘉之际的刻书业，似乎与乾嘉学派的出现互相配合；一直到现代，茅盾、叶圣陶等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等刊物，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主编《创造》诸刊，在当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组织后来形成两个流派，当与他们的出版活动不无关系。站在整个学术文化史的高度，反观陈起的诸项活动，就更能看出其独特意义了。

在诗歌主题上，江湖诗派也有自己的特色。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一是对于江湖诗中的政治现实内容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不能像过去有些学者那样，不加分析地就说这个流派“在内容上琐屑、细碎，不敢接触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在收诗5340首的《南宋六十家小集》中，体现忧国忧民之怀即具有政治内涵的诗便有180首以上。而通过具体考察，我们发现，当时所有的与国家安危有关的重大时事，在江湖诗人的作品中几乎都有反映。如赵汝鐩《野谷诗稿》卷二《古剑歌》、黄大受《露香拾稿·老寋行》、毛珝《吾竹小稿·甲午江行》等，或借写“开禧北伐”，表示对恢复大业的期待；或写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的叛变给南宋政权造成的危害；或对宋蒙联合灭金发表自己的见解，无不浸透着深刻的现实感。江湖诗人揭露南宋租赋之重，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写得比较出色。如赵汝鐩的《耕织叹二首》，将农民生活的悲惨与统治阶级的剥削加以对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被钱钟书先生评为“是把这个不合理现象（即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写得最畅达的宋代诗篇”（《宋诗选注》）。其实，放在整个古代诗歌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完全可以说，这类作品是南宋政治社会的形象的反映。二是应该看到江湖诗人对于羁旅生涯的体验有着独到之处。如我们所熟知，古人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向往安宁，留恋故土，对于行役有着本能的排斥。但是，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都有不容自由选择的情况，人们由于种种需求，不得不离乡背井，跋涉风尘。于是，乡愁羁恨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永恒的主题。但同样的主题，在不同的人身上，感受的层次和表现的方式都有不同。拿江湖诗人和南渡诗人比较，后者虽然也写乡愁羁恨，但总是同时含蕴着国难的内涵。在他们的羁旅诗中，我们较难找到对个人生活的精心刻画。深沉的感喟冲淡了他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内省，导致了他们对乡愁羁恨的粗线条勾勒。江湖诗人则不然，行役的生活方式虽然是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处境所作的选择，但这条道路也往往导向不可知的未来。因此，自然的变化，人情的冷暖，使他们加倍的敏感；而客路的艰难，羁旅的悲苦，更使他们有着入微的感受。这样，在他们的笔下，飘泊的生活往往更带有纪实性，表现得更加切近，更加细腻。比如说，他们的作品中总爱写清晨和深夜，因为这两段时间对他们的心灵刺激特别深。又比如说，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友谊题材，也与他们飘泊在外的心灵感受有关。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这个群体的独特之处。

江湖诗从整体上来说，艺术水准是不高的。但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那个特定群体的心灵活动，却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对于江湖诗，前人经常加以讥评的，一是“小”，二是“粗”，三是“俗”。如果不戴有色眼睛，这能否理解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审美情趣呢？这就要涉及江湖诗人的审美情趣。首先，江湖诗中有一种纤巧之美，包括小、巧、纤、细四个方面。江湖诗的气象确实小，体制也小，但这并不一定是他们的失败之处。生活是多侧面的，文学作为表现生活的一种手段，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峻岭奇峰固然壮观，小桥流水也同样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江湖诗人不擅大篇，只能说明他们的才力较小和爱好较偏，因而未能全面地掌握各种体裁。况且，他们之所以能够领数十年风骚，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相反，如果他们抹杀了自己的这一特点，强不能以为能，则等待着他们的只有失败。其次，江湖诗中有一种真率之美，具体表现为真率放任，无所拘检，特别是在对个人欲望的表白上，几乎毫无遮掩。如危稙《上隆兴赵帅》和刘过《上袁文昌知平江》诸诗，都是如此。这种感情形态对诗风有着一定的影响。江湖诗往往或一气呵成，不假修饰；或在近体诗中多用流水对和复辞对仗，都与此有关。第三，江湖诗中有一种平俗之美。这是因为江湖诗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生活与一般市民较为接近，能够观察到市民阶层的生活层面，也能够体味到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先说题材。在江湖诗中，或写书商卖书，如陈起《〈史记〉送后村刘秘监兼致欲见之悰》；或写村儿学字，如宋伯仁《嘲不识字》； 或写乡人接客，如危稹《接客篇》；或写塑偶求子，如许棐《泥孩儿》，都是前人不写或少写的。再说表现手法。江湖诗在情感上是露而尽，在描写上是切而近，在对仗上是工而巧，固不待言。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江湖诗中句意求熟的倾向。江湖诗或字句陈熟，或命意凡熟，影响了其创造性。如徐玑《山居》中“开门惊燕子，汲水得鱼儿”二句，不失清新，实则出自杜甫《水槛遣心》“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朱继芳《听雪》：“瓦沟初瑟瑟，隐几坐虚日。良久却无声，门前深几尺。”也还不错，但句意则全自陶潜《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来。陈陈相因，缺乏新意，当然是不值得称赏的。但是，江湖诗人迹近市民，而江湖诗歌亦在市民中很有市场。当时的市民阶层虽已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但受其身分和地位的制约，不可能太博学，也不可能大量地接触前代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看，江湖诗人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固然是熟句、熟意，但对那些具体的读者来说，却仍然能够引起新的感受。因此，我们不妨把江湖诗人的许多作品，视为古代若干优秀作品在较低层次上的再现，因而这些诗虽无很高的审美价值，却仍然被许多人所接受，甚至喜爱。

江湖诗派是宋代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活动时间也很长，达半个多世纪，而且是当时诗坛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个流派，还有许多问题，如江湖诗祸、诗派成员的共性与个性以及他们的时空观念等，也都是饶有意味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都涉及。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拙著《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1月版）。

　　明天给你行么，这个有点难度，明天下午给你弄弄看，好的话大概傍晚就能完工。如果到时候还没有给的话就是我不行了，你也就不要等了，等别人的吧

　　现在我来作修改试着给你写写吧，看能不能到达一千字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要追溯到秦代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在这之前的夏商，并不是空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诗歌，没有流传下来。而那个时候所谓的诗歌，其实就是指民间的人们所作。只是到了周的时候，才开始注重诗歌，于是专门派人去民间采集，整理。下面，介绍下这部中国诗歌史上有创纪元意义的作品。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前1100年到前600年，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

　　〈诗经〉在先秦叫做〈诗〉，或者取诗的数目整数叫《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但是，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首。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 按当初所配乐曲的性质，分成风、雅、颂三类。

　　“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括了十五个诸候国的民歌，即“十五国风”，共160篇。占了诗经的一半以上。与《雅》、《颂》相比，《风》显得活泼，生活气息更浓，如开篇《关雎》写初涉爱河的青年。《氓》写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哀怨。《静女》写恋爱时的微妙心理。

　　“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一共有105篇。“大雅”是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小雅”则是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

　　“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赞颂神明，现存共四十篇。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这是诗歌一种形式的发展。算是民间诗词的发展，还有士大夫文人的，诗经里面也有这方面的诗歌，但是主要成就还是民间诗歌，他如实的反应了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各方面。这是现实主义的开端。而另一种就是浪漫主义了，屈原，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的名字。

　　楚辞，也有必要介绍下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因为这两本书的影响，诗歌开始发展了，先是汉代，秦朝太短，加上秦帝王的暴虐无道，对文化的坑杀，基本没有怎么发展。到了汉代，诗歌开了一个新纪元。乐府诗开始出现，这其实和诗经本质上是一样的。个人认为，是诗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 。尤其是汉乐府的出现，使得诗经的内涵得意继续发扬下去。汉代还有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把以前的诗歌做了总结，诗经和楚辞就是因为汉代得意妥善整理的才有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汉代司马相如的赋，我觉得，是楚辞中一种新的继承，尽管他不是诗。后来三国的建安七子，曹操三父子，尤其是曹操，他的诗非常好。是那个时代的旗帜。

　　接下来，因为政治动荡，社会不安的西晋，出现了一批诗人，谢安啊，鲍照，谢灵运啊等南北朝的。这些人的诗，体现了一代人的风骨，体现了诗歌的新形式，新内容，新方向。

　　当然，还有个必须要单独拿出来说，就是陶渊明，这是诗歌第三种形式的出现，开创了山水田园派。也作些介绍。

　　陶渊明的创作，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渊明之评质而自然”，古代许多诗论均谈及此点，这就是人们概括陶诗艺术风格的“平淡”、“自然”。但是，“平淡”并非平庸和谈而无味。我们读陶诗，大都在平淡中蕴含着无限风采，在简练中具有深厚的情味。正如苏拭所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在陶渊明的创作中，丝毫不见晋以来的尚雕琢、讲华丽的文风。他力求创新，摆脱摹仿，这是形成他创作风 格的重要原因。陶诗的“平淡”、“自然”风格，似乎看来毫不费 力，“胸中自然流出”，但其中包含着高度的艺术匠心。正如刘{分攵}在《中山诗话》中所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 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陶诗正反映了这一鲜明特陶渊明所开创的“自然”“平淡”的田园诗，可说自为一体，为中国传统诗歌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他的重要功绩。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史上，熏陶和影响了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

　　之后是主要诗歌成就在盛唐了，也是中国诗歌成就最高的时代。诗人多的数不过来。每个都是家喻户晓的，那个不是响当当的名号？这个要重点说下

　　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 、晚唐等4个阶段。

　　①初唐诗歌。初唐诗歌仍处于陈隋时期余光返照中。太宗李世民及周围的文人诗作浮艳柔丽。上官体绮错婉媚。只有魏徵、王绩、王梵志等少数人能自拔于流俗。直到初唐四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才有所开拓。但他们仍未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廓清梁陈诗风影响的，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与他略同时而不同流派的，有沈佺期、宋之问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的作品多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但他们其他题材诗中，也有一些佳作。尤其是杜审言的诗。但他们的主要贡献在律体完成方面。沈、宋、杜三人被后世称为五、七言律诗定型的奠基人。

　　②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在陈子昂和沈、宋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正确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玄宗开元、天宝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 、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比六朝人前进了一大步。其中以王维成就最高。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李白的名作，以安史之乱前为多。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唐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心理。杜甫的诗则是动乱时代的诗史，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地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多途径。另外，元结、沈千运、孟云卿等人也是此期较有特色的诗人。

　　③中唐诗歌。中唐之初，国家衰落，诗坛也不景气。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诗学王维，精致秀润，但内容多浮浅。卢纶、李益有部分苍凉伤感、意境雄浑的边塞绝句。此期较杰出者是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而其乐府歌行则于婉丽流美中颇寄讽喻。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永贞革新和元和中兴使诗坛重新活跃 。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一派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广泛反映现实、批评时政的政治讽喻诗，风格舒徐坦易。而韩愈、孟郊、李贺、贾岛一派则以奇险峭刻见长。但韩诗气豪，孟诗思深，李诗幽丽，贾诗清苦。此外，姚合诗清奇僻苦，卢仝、刘叉等人以奇崛见长。两大派之外，柳宗元的诗或澹泊雅丽，或哀怨激越。刘禹锡的诗精练含蓄，意境优美，韵律和谐。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风格是异常突出的。

　　④晚唐诗歌。晚唐五代诗风渐趋纤巧。虽有过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者和作品，但总的来说，缺少盛、中唐的阔大气魄与浑融境界。杰出诗人李商隐、杜牧在诗歌艺术上有独特的贡献。其诗声情流美，翰藻醲郁，但伤时忧国 ，哀怨深沉，有种没落感。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但格调低。他也是有佳篇秀句而总体风格轻浅纤微。此后诗家多是效法前人，艺术上无重大突破。较有名的诗人有皮日休 、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韩偓等人。

　　唐代的诗歌，其地位，价值，作用，都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继承的前人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陶渊明的山水田园。晚唐又为词的繁荣作了开头。

　　词五代十国开始兴盛，到了宋代才到巅峰。宋以前的词，李煜的词才算的上价值。内容伤感凄悲，寄托了亡国之叹，至今读起来依然让人能感受到里面莫大的哀伤哀愁。接下去，北宋，北宋前期最高成就算是柳永。他是典型的婉约词人。雨霖铃一曲，蝶恋花一阙。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繁荣了。和他同类的有晏殊和欧阳修。当然，欧阳修成就明显高出一筹。还有个超级无敌人物，苏轼。因为感觉自己收笔不住了，这里不敢多作什么介绍了。其实中国人苏轼根本不用介绍。反正诗词文赋，在他手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人间词话对他的诗歌作了一个总结，一句话，东坡之词在神。

　　然后是南宋，南宋词人，唯有幼安，也就是辛弃疾。他继承了东坡豪放的特点，发扬光大，当然，诗人方面，有陆游，范大成，杨万里，北宋也是一个繁荣的时期。

　　之后，中国的诗歌就没有什么发展了，写来写去，根本追不上前人的步伐，也创新不出什么有格调的，式微矣。然而，一度，我们再次看见了希望，就是清朝的纳兰性德，好像是给中国古代诗歌唱了一曲经典的闭幕曲。然后白话文出现。其实民国时期，还是有些人物的，王国维，人间词话，诉说了诗歌的历史，尤其是词。可是他的自杀也宣告了古代诗歌的落幕了。

　　写完了，会不会多了？？如果觉得多了，你把每个时期写一段，我写着写着就忘记字数了。本来还想鉴赏几首的，怕字太多了。渊源我写了，趋向，写在文中了，文中写了诗歌在不同时代内容的走向，其实也就是诗歌的趋向了。1点多了，实在困了。我也实在不能了。对不起了，楼主

南宋时代的江湖诗派，是一个以当时的江湖游士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属于这一诗派的江湖游士，是由下层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阶层。江湖诗派的出现，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江湖诗派大约兴起于13世纪初叶，即南宋中期。当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风开始衰落，代表着南宋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也相继谢世。一向热闹的诗坛，开始寂寞起来。最早打破这种寂寞的是“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寒砧注：徐照，字道晖，又字灵晖，号山民；徐玑，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赵师秀，字紫芝，又字灵秀，亦称灵芝，号天乐。四人同为南宋永嘉（今温州）人，因其字号中皆有灵字，人称“永嘉四灵”。这四位永嘉诗人，在大儒叶适的揄扬、鼓励下，提倡姚、贾寒砧注：贾岛、姚合，诗以境界狭仄而语言工巧为特点，世称“姚贾”，反对“江西”，为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四灵”的创作，受到了同时一大批江湖诗人的推崇和效法。宝庆元年（1225），钱塘书肆陈起把以当时江湖诗人的作品为主体的一些诗作汇辑起来，刻成《江湖集》，客观上总结了宝庆前江湖诗歌的创作成果。在他的周围，吸引了一批江湖诗人，进一步促进了江湖诗风的普及。而在江湖诗人不断扩展活动规模之时，更出现了一位领袖人物——刘克庄。在江湖诗人中，刘克庄不仅创作成就最高，而且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理论。他喜欢指导青年，奖掖后进，因而受到许多人的追随。同时，他又不满足于对“四灵”亦步亦趋，而是带动一批江湖诗人，开拓创作领域，使得江湖诗风不断得到了深化。这样，以“四灵”为先驱，以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刘克庄为领袖的江湖诗派，便正式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成为笼罩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要力量。

江湖诗派的成员，计有138人之多。这样一大批诗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在文化史上，也常被称为江湖游士或江湖谒客。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跋玉融林鏻诗》说：“今世之诗盛矣，不用之场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为游谒之具者。少则成卷，多则成集，长而序，短而跋。虽其间诸老亦有密寓箴讽者，而人人不自觉。”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评戴复古《寄寻梅》说：“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其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塘湖山，此曹什佰为群。”赵文《青山集·诗人堂记》说：“近世士……为诗者益众。……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鲜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尘于城东车马队之间者，鲜矣，”从这些出自晚宋或宋元之际作家之手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谒客已形成了一个较广泛的群体；其二，谒客的主要干谒手段是诗；其三，行谒的主要对象是达官权贵；其四，行谒的目的是求乞钱财。所有这些，构成了江湖谒客的基本特征。对此，以往的学者每认为反映了这些文人人品之卑污；而换一个角度看，实则也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所发生的变化。

仕与隐，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自魏晋以来，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已经并行不悖，不再存在什么矛盾了，王康琚提出的“大隐隐陵薮，小隐隐朝市”（《反招隐诗》），就为那些真正的或号称为市朝形迹、山林心肠的文人找到了最好的依托，从此可以堂而皇之的出仕，而不必有任何心理障碍了。但南宋江湖谒客游谒权门，丐私书，求俸余，既不愿走科举之道，也不愿枯守山林，从而成为一个既非“大隐”，也非“小隐”的非官非隐的群体的现象，使得这一传统发生了倾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一生都在漫游江湖，行谒贵门，追求物质享受是他们主要的甚至是全部的生活内容。这种情形，反映出日渐发达的商品经济对读书人的影响。如果与许多反映市民意识的话本小说中鼓吹发财致富，追逐物质享受的描写比观，真是若合符契。再者，江湖谒客以诗游谒江湖，靠投献诗作来换得达官贵人的资助，使得原来被孔子认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诗变成了具体的谋生手段，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意味着诗歌由对政治的依附，转为兼对经济的依附；诗歌在客观上进入了市场，也就出现了诗人有作为一个职业而独立存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传播可以经过艺术市场的中介来实现，受到艺术市场的价值规律的支配，来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艺术的商品化，便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表现独立人格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一现象所出现的意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对其商品化的不充分性和相应出现的弊病也应该有所认识。

江湖诗派的出现尽管在文学上有着种种必然性，但其中书商陈起（字宗之，号芸居）的作用明显是极其重要的。就其出版活动而言，他刊刻了许多中晚唐诗人的集子，不仅迎合了当时盛行的晚唐诗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他的贡献更主要地表现在通过开书铺与江湖诗人的联系上。

首先，他为同时江湖诗人刊诗，常常兼有选家的身分。黄文雷《看云小集》自序说：“芸居见索，倒箧出之，料简仅止此。自《昭君曲》而上，盖经先生印正云。”许棐《梅屋四稿》自跋说：“甲辰一春诗，诗共四、五十篇，录求芸居吟友即可。”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说：“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为摘为小编，特不过十四之一耳。……予遂再浼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绝各数首，名曰《删余》。”陈起将这三位诗人的作品选为小集，当然带有使其易售的目的，但也不可否认，其中还有艺术上的考虑。陈起的审美观即对晚唐诗的偏嗜，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对所刊之书的选择。由于陈起为江湖诗人刊诗是常见而且多见的，因此，他的影响便自然反映在其中。

其次，他往往直接向诗人索诗，有类于现在出版社的组稿。黄文雷的例子已见上。又如危稹《巽斋小集·赠书肆陈解元》二首之一说：“巽斋幸自少人知，饭饱官闲睡转宜。刚被旁人去饶舌，刺桐花下客求诗。”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说：“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这说明陈起经常关注着同时江湖诗人的创作情况，并与他们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江湖诗人作为陈宅书铺的基本作者队伍，其创作自然得到了陈起的鼓励和扶持。

第三，陈起的书铺是当时江湖诗人的一个活动中心。在他这里可以借到书，如张弋《秋江烟草·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最感书烧尽，时容借检寻。”这样，他的书铺便兼有了图书馆的性质。另外，对一些无力购书的贫士，他还赠送书籍，允许他们赊书。如许棐《梅屋四稿·陈宗之叠寄书籍小诗为谢》：“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黄简《秋怀寄陈宗之》：“惭愧陈征士，赊书不问金。”这样，他的书铺就并不完全是商业性经营；而一大群江湖诗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也不完全是功利性交往。题为陈起所编的《南宋六十家小集》，60位诗人中，有18位和他有唱酬，足见他在当时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当然，最能反映出陈起的影响的，是他在宝庆元年（1225）所刊刻的《江湖集》。 这部主要收录当时江湖诗人作品的集子，标志着江湖诗派开始左右诗坛，管领一代风骚。书一刊出，即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名家韩淲写诗赞云：“雕残沈谢陶居首，披剥韦陈杜不卑。谁把中兴后收拾？自应江左久参差。”《〈江湖集〉钱塘刊近人诗》）应该说，江湖诗人能够作为一个群体在诗坛上出现，陈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流派的产生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以一个书商之力就能促使一个流派的形成，却还是不多见的。尽管后世书商并没有像陈起那样与一个文学流派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但他们的作用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明、清两代，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其间书商的活动往往起了迎合或推动作用。如明代嘉靖年间，翻刻旧籍之风甚盛，显然与复古运动有关；清代乾嘉之际的刻书业，似乎与乾嘉学派的出现互相配合；一直到现代，茅盾、叶圣陶等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等刊物，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主编《创造》诸刊，在当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组织后来形成两个流派，当与他们的出版活动不无关系。站在整个学术文化史的高度，反观陈起的诸项活动，就更能看出其独特意义了。

在诗歌主题上，江湖诗派也有自己的特色。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一是对于江湖诗中的政治现实内容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不能像过去有些学者那样，不加分析地就说这个流派“在内容上琐屑、细碎，不敢接触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在收诗5340首的《南宋六十家小集》中，体现忧国忧民之怀即具有政治内涵的诗便有180首以上。而通过具体考察，我们发现，当时所有的与国家安危有关的重大时事，在江湖诗人的作品中几乎都有反映。如赵汝鐩《野谷诗稿》卷二《古剑歌》、黄大受《露香拾稿·老寋行》、毛珝《吾竹小稿·甲午江行》等，或借写“开禧北伐”，表示对恢复大业的期待；或写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的叛变给南宋政权造成的危害；或对宋蒙联合灭金发表自己的见解，无不浸透着深刻的现实感。江湖诗人揭露南宋租赋之重，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写得比较出色。如赵汝鐩的《耕织叹二首》，将农民生活的悲惨与统治阶级的剥削加以对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被钱钟书先生评为“是把这个不合理现象（即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写得最畅达的宋代诗篇”（《宋诗选注》）。其实，放在整个古代诗歌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完全可以说，这类作品是南宋政治社会的形象的反映。二是应该看到江湖诗人对于羁旅生涯的体验有着独到之处。如我们所熟知，古人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向往安宁，留恋故土，对于行役有着本能的排斥。但是，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都有不容自由选择的情况，人们由于种种需求，不得不离乡背井，跋涉风尘。于是，乡愁羁恨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永恒的主题。但同样的主题，在不同的人身上，感受的层次和表现的方式都有不同。拿江湖诗人和南渡诗人比较，后者虽然也写乡愁羁恨，但总是同时含蕴着国难的内涵。在他们的羁旅诗中，我们较难找到对个人生活的精心刻画。深沉的感喟冲淡了他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内省，导致了他们对乡愁羁恨的粗线条勾勒。江湖诗人则不然，行役的生活方式虽然是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处境所作的选择，但这条道路也往往导向不可知的未来。因此，自然的变化，人情的冷暖，使他们加倍的敏感；而客路的艰难，羁旅的悲苦，更使他们有着入微的感受。这样，在他们的笔下，飘泊的生活往往更带有纪实性，表现得更加切近，更加细腻。比如说，他们的作品中总爱写清晨和深夜，因为这两段时间对他们的心灵刺激特别深。又比如说，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友谊题材，也与他们飘泊在外的心灵感受有关。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这个群体的独特之处。

江湖诗从整体上来说，艺术水准是不高的。但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那个特定群体的心灵活动，却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对于江湖诗，前人经常加以讥评的，一是“小”，二是“粗”，三是“俗”。如果不戴有色眼睛，这能否理解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审美情趣呢？这就要涉及江湖诗人的审美情趣。首先，江湖诗中有一种纤巧之美，包括小、巧、纤、细四个方面。江湖诗的气象确实小，体制也小，但这并不一定是他们的失败之处。生活是多侧面的，文学作为表现生活的一种手段，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峻岭奇峰固然壮观，小桥流水也同样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江湖诗人不擅大篇，只能说明他们的才力较小和爱好较偏，因而未能全面地掌握各种体裁。况且，他们之所以能够领数十年风骚，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相反，如果他们抹杀了自己的这一特点，强不能以为能，则等待着他们的只有失败。其次，江湖诗中有一种真率之美，具体表现为真率放任，无所拘检，特别是在对个人欲望的表白上，几乎毫无遮掩。如危稙《上隆兴赵帅》和刘过《上袁文昌知平江》诸诗，都是如此。这种感情形态对诗风有着一定的影响。江湖诗往往或一气呵成，不假修饰；或在近体诗中多用流水对和复辞对仗，都与此有关。第三，江湖诗中有一种平俗之美。这是因为江湖诗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生活与一般市民较为接近，能够观察到市民阶层的生活层面，也能够体味到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先说题材。在江湖诗中，或写书商卖书，如陈起《〈史记〉送后村刘秘监兼致欲见之悰》；或写村儿学字，如宋伯仁《嘲不识字》； 或写乡人接客，如危稹《接客篇》；或写塑偶求子，如许棐《泥孩儿》，都是前人不写或少写的。再说表现手法。江湖诗在情感上是露而尽，在描写上是切而近，在对仗上是工而巧，固不待言。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江湖诗中句意求熟的倾向。江湖诗或字句陈熟，或命意凡熟，影响了其创造性。如徐玑《山居》中“开门惊燕子，汲水得鱼儿”二句，不失清新，实则出自杜甫《水槛遣心》“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朱继芳《听雪》：“瓦沟初瑟瑟，隐几坐虚日。良久却无声，门前深几尺。”也还不错，但句意则全自陶潜《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来。陈陈相因，缺乏新意，当然是不值得称赏的。但是，江湖诗人迹近市民，而江湖诗歌亦在市民中很有市场。当时的市民阶层虽已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但受其身分和地位的制约，不可能太博学，也不可能大量地接触前代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看，江湖诗人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固然是熟句、熟意，但对那些具体的读者来说，却仍然能够引起新的感受。因此，我们不妨把江湖诗人的许多作品，视为古代若干优秀作品在较低层次上的再现，因而这些诗虽无很高的审美价值，却仍然被许多人所接受，甚至喜爱。

江湖诗派是宋代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活动时间也很长，达半个多世纪，而且是当时诗坛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个流派，还有许多问题，如江湖诗祸、诗派成员的共性与个性以及他们的时空观念等，也都是饶有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