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将流失

来源：新华社

好莱坞来了，留给我们最大的悬念就是：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题材会被美国人演绎成什么样子？他们将会“戏说”还是“正说”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其实，欲望也好，想象也好，说到底好莱坞是一个文化工厂，他们挖掘新题材的冲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利润的追求和攫取，是为了分食世界**市场的大蛋糕，并不是在从事文化保护计划，他们是好莱坞，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将会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标准来打量和改造传统的民族题材，并按照他们娴熟的商业逻辑来进行运作，推向世界。首先，他们不会“正说”，其次他们也不会“戏说”——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想象，不符合他们的文化理解——但他们会“西说”，将一个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文化题材处理成一个西方的、美国的、好莱坞的和后现代的**文本。这其中，最大的可能是，传统文化元素的流失和故事逻辑的更改。

以此前运作的《花木兰》（见图）为例，动画片《花木兰》并不是一个充分尊重中国人印象中那个传统“替父从军”的民间传说的模式和版本，而是进行了大胆的符合西方人接受心理和习惯的艺术夸张和改编，片中花木兰成了一个典型言谈举止大胆率直、情感表露直白主动的西方女子，而全然没有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女子的矜持和谨慎。这样的花木兰是典型的西化的花木兰，而非传说中的花木兰。是用自己的文化想象和演绎装进了这个名叫“花木兰”的瓶子里，然后大声吆喝着，出口到中国来大赚其钱。这将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孩子们对这一中国历史上经典的女性形象的认同和接受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而当好莱坞陆续对《杨家将》、《西游记》、《孙子兵法》等一系列中国经典完成“西说”时，中国的孩子心目中的文化版图将会是怎样的图景？

与好莱坞咄咄逼人的文化扩张相比，国内影视人还沉迷在“戏说”版的宫廷戏、模式化的“警匪剧”等的制作中，被票房和效益的重负挤压得喘不过气来，艺术想像力苍白无力，进取心和创造力也大大削弱。面对这些已经融入我们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资源，我们守着金山过穷日子，与国外艺术家们对中国传说题材的热衷的态度相比，着实令我们的艺术家们汗颜。

此外，与国外同类的艺术作品相比，国内的历史传说影视作品，大多流于机械和呆板，在思想深度和创意力度方面明显有缺失。如《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孙膑与庞涓之间的斗智并没有很浓的“兵法”味，倒是在其中穿插了不少香艳的爱情故事，波澜壮阔、波谲云诡的智勇谋略淹没在浓厚现代味的情感纠葛中，令人失望。创作思维的落后和想像力的缺失，以及对待历史题材的创作态度，这些应该是好莱坞抢拍中国题材影视剧带给国内同行们的一个重要警示和启迪。

好莱坞挖掘的虽然是中国的历史题材，但着意的却是未来的市场和文化传播。明白了好莱坞的真相，我们才能把握现在，为自己赢得可能和希望。

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这是时代的现实图景，但是如何让延续了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如何接续传统文化传承的这根千年文脉，增进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国国民的文化认同，让中华民族向世界亮出自己独特的民族旗帜，这将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生中的缺失

在一份关于传统文化的问卷调查中，对“传统文化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影响”一题，50%的大学生认为“很重要”，有40%的同学认为“有作用”。对“世界华人对中国的认同”中，585%的同学选择了“文化”。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要，很多大学生都能认识得到，可以对于传统文化，又有多少真正的了解呢？

对于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京剧或者其他地方剧种”，居然有512%的“不感兴趣”，397%的人认为可以去看看，还有21%的人“非常讨厌”，只有8%的人表示喜欢。

对于古典的文学书籍，754%的大学生“偶尔翻阅”，164%的学生“敬而远之”，58％的同学表示“深恶痛绝”，只有04％的同学“爱不释手”。

虽然绝大部分同学对传统文化持认同态度，自身却对它知之甚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很低，认识也很肤浅，传统文化意识淡薄。

与此同时，一份题为“还有多少中国味的”调查问卷到小学生的手中，结果更是让人担忧。

在关于节日的调查中，除了儿童节，孩子们最喜欢过的是圣诞节，只有33％的孩子喜欢过春节，14％的孩子喜欢过中秋节，12％的孩子喜欢过国庆节。

在对“最喜欢的一首歌”的选择上，37％的人选了英文歌曲，占的人数最多，只有20％的人选择大陆老歌，只有28％的人知道国歌的原名是什么。38％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座右铭”，31％的人没有座右铭。仅25％的人知道文房四宝是什么，只有39％的人会写毛笔字。

小学生的文化品位如此西洋化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享誉海外，使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热爱了解的知识。 教师们要教育小学生关注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爱好，更多的了解传统文化知识。

大学生们应该有意识的多看传统文化书籍，吸取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营养。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知识结构中不再缺失。

1、传统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它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但是，不少人错误地把传统在时间上等同于“过去”甚至“陈旧”，在形式上视作“静态”甚至“僵化”，割裂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逻辑联系。他们无法正确把握传统的历史承袭性，更难以找到它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割裂了传统内涵与当代风采的有机统一性。

传统是过去的现代，现代是将来的传统。德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雅斯贝斯指出：“在继承中，人拥有一点实际能力，那是不可摧毁的东西；在传统中，则拥有一点绝对的东西，那是不会遗失的”。传统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死寂的历史沉积物，而是一道生命洋溢的、永远流动的、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就膨胀得愈大的洪流。

“君不见传统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传统之河源远流长，亘古绵延，于九曲回环中浩然荡进，不断丰富其形式，充实其内容，拓展其领域，使每一时代的人们所创获的成果，都作为传统的神圣链子中的一环保存下来，并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

因此，传统的运演与时代俱进，每一时代的人们都必须促进历史意识与当代精神的融合，继承、创造和发展优秀的传统。

2、传统，是现代人的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而是滋养现代人精神的源头，是培育现代人格的养料，是走向未来的依托。

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它无处不在地制约和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使投身于创造新生活的人们无不感到这负荷的沉重。

因此，在传统的洪流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有泥沙和珠玉齐沉、糟粕和精华共存；它既包含着促进现代化的契机，又滋长着影响现代化建设的毒瘤。因此，既不能把传统当作神圣的偶像供奉起来，也不能把传统当作历史的垃圾，简单地予以抛弃。

遗憾的是，面对当代生活泥沙俱下的紊乱现象，不少人表现出茫然失措的价值尺度，他们难以分清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更难以分清精华中混杂的糟粕、糟粕中包裹的精华，找不到“白玉之瑕”，也淘不出“沙里之金”，真正做到取之有度，舍之有节，分寸适宜，恰如其份，而显得良莠不辩，囫囵吞枣，或人云亦云，盲目反叛。

3、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文化发展演变所围绕的中心。文化的发展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其一定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艺术、风尚、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对国土、同胞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对亵读民族感情行为的厌恶、仇视等，表现出自己的传统以及民族的自毫感、尊严感。

我们不应借口更新传统，借口继承西方社会的文化成果而否认、丧失传统的民族性。更新传统，必须强调民族的主体性。任何个人都不能回避民族的利益和命运，侈谈自我的观念更新。

只有充分发挥民族传统的独立性（肯定自己的独立存在）、自觉性（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主动性（积极改造环境的能动力量），社会文化才有勃发的活力和坚固的凝聚力。

因此，深入传统肥沃的底层，淘金般获得许许多多闪光的金沙，并熔铸成闪耀着时代光彩的金塔。

4、超越是对传统的一种否定和不满足，它追求并实现着向未来挺进的崭新层次和境界。“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正是由于在继承中超越，在超越中继承，才形成了无法遏制的人类历史长河，既不可能断裂，也不可能干涸。

但超越又是艰难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的艰辛之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灵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样，当代人的骨髓和血液中也顽固地浸入了历史因袭的沉重，虽然身着髦得合时的现代服装却并没有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现代人。

超越不是超脱。超越是立足大地而又直插霄汉般昂然挺起，是继承传统又从传统中脱颖而出，是在继承中追求发展；超脱则是双脚悬空如浮云飘移，是抛弃传统建构虚幻的海市蜃楼，是在虚无中滑向毁灭。超越，这是客观的规律；超脱，则是幻想的花朵。

5、创造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它是迷人的呼唤，前进的动力、精神不竭的支撑点。完整的人是为传统所创造并创造传统的人。人总是站在双重的历史意识中，一方面，他是过去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未来文化的创造者，他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濡染、镂刻，同时又主动地选择、吸收、激浊扬清，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赋于新的特征、意义和功能，使其得到发育、成长、拓展。

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

要在扬弃地继承先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以新的成果来充实其内容、丰富其内涵、增加其要素，甚至重组传统的功能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崭新形态的、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应并反映历史走向的新传统，从而把传世之宝与现代新观念聚合，并转化、升华为现实的巨大凝聚力和内驱力，使深厚的历史底蕴挥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6、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没有对传统的继承，个体就不会拥有创造的智慧，社会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基础，人类永远只能滞留在茹毛饮血的洪荒之中。因此，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认为：“只有在文化包裹的气氛中，人才能呼吸”。所以，“个体必须吸取文化传统，必须登上他所出生时代的文化顶峰”。离开对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智慧、品质、作风的继承，是不可能健全发展的。

科学的求异精神是旧思想的“爆破手”，是新思想的“助燃气”，是新传统的“设计师”。但必须是在继承传统精髓基础上的标新立异，而不是一味盲目地贪新骛奇。

因为，新奇之物并非都有生命力，浅薄无聊的东西也常有新奇的面孔。但有些人甚至热衷于“反其道而行之”，把过去否定的传统一概肯定，把过去肯定的传统一概否定，今日倒过来，明日颠过去，结果未获现代化，已患现代病。

7、必须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既植根于浓厚的民族土壤上，又置身于宏大的世界背景；既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又具备气度恢弘、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

也就是说，首先必须立足于五千年的中国传统，以鲜明的时代责任感，以深厚真挚的民族情感和品质，为创造更合理的文化模型而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这样，也才能获得洞悉现实和预见未来的透视力，否则，只能在“一无所有”之中“跟着感觉”做无根的、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

同时，应使这种深沉的民族历史感与开放的世界眼光相结合，在使中国走向世界，也使世界走向中国的交相辉映中，最大限度地吸收外来传统的营养成分以滋补自身。

要最大限度地汲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汲取现代社会的一切科学文明，“洋为中用”，即采外来文化之长，固民族文化之根。在继承中吸收，在开放中筛选，在批判中提高，不断摒弃保守、封闭、落后，高擎起民族传统的旗帜，绽放出一簇簇古今贯通、中西合壁的绚丽火花。

8、在历史的渐进时期，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按照传统的习惯方式来思维、生活、活动，并不觉传统有一种异己的压迫感。

但在历史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变时期，人们就强烈地感到传统负荷的沉重，也强烈地渴望从无形的纠缠中解脱，因而，使得个人情感的偶发性、不稳定性加剧，极易被不可名状的下意识所驱使，为感情所冲动，导致破坏性思维的泛滥。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突出心态。

因此，剔除情绪化的思想和情绪化的行为，具备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建设性意识，这对于发展和创新传统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

9、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其可贵的民族文化，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着本民族的精神。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基本的民族精神，无疑是一个民族生命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蓬勃生长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

因为独特，所以存在；因为独特，所以不可替代。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化智慧和精神奇葩，是一束承载传统、映照现代并昭示未来的人类文明的鲜花。它既为本民族代代传承，并为其它民族所欣赏。

欣赏是一种由衷的赞美，不是低下的恭维；欣赏是一种理性的深刻审视，不是一种观光式肤浅的浏览；欣赏更是一种洋溢着科学精神和民族气节的批判性借鉴，而不是奉若神明般的顶礼膜拜。所以，对外来文化的欣赏或称之为“赏花”，体现着一个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和厚德载物的宽广胸怀，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自信的开放与坦然的抉择，也是一个民族永葆发展活力之必需。

但吸收外来民族文化是一个辩证扬弃和自觉内化的过程，是其它民族文化的绚烂火花与本民族璀璨文化交相辉映、融为一体的过程。因此，博采外来民族文化不能采取“插花”的方式，不能生吞活剥地折下一枝插进花瓶，并摆在文化的花架上供奉礼赞。如果这样，那枯萎的不仅是外来文化的精华，还有本民族的精神。

外来的文化成果只有和固有的深层基础结合起来，才能重新开出鲜艳的花朵。还是象“栽花”一样对待外来文化吧，把外来文化的花枝深深地植入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才能使民族文化的家园鲜花竟放。

10、虽然新事物不全是有生命力的，但当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就热衷于求新猎奇时，那就叫“过激”；我们对新事物不感兴趣，也不研究、不分析的时候，那就叫“落伍”；当我们对新事物看不惯的时候，那就叫“失衡”；而当我们对有生命力的新事物冷嘲热讽甚至阻碍的时候，那就叫“顽固”。

过激”可以矫正，“落伍”可以赶上，“失衡”也可以求得平衡，“顽固”却是一种必须排除的阻力。

11、虽然新的不一定有生命力，但追求新事物始终是人类进步的永恒动力。

12、传统是过去的时尚，时尚是将来的传统。

传统是流传的，时尚是流行的。

传统在流传中更新为时尚，时尚在流行中沉淀为传统。

13、开拓者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没有抄袭别人，更在于没有抄袭自己。

第二，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规律。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说：“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适。”祖辈改造环境的文化创造，以符号或物化形式遗存下来，后辈则掌握前辈创造的文化成果，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通过层层积淀而不断积累，这种垂直式的文化传递积累，形成民族或区域的文化传统，对现存文化保持长期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还有水平式的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系统通过接触交流，可以互相渗透、吸收和融合，引起文化变迁与重构。要使文化正常、健康地发展，既需要垂直式的文化传递积累，又需要水平式的文化交流融合。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的编辑规律，正是文化正常、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 传播已有文化成果，是文化传递积累的要求。其中有经过长期积淀、成为传统文化精华的部分，如历代整理出版的文化典籍；也有当代人新的文化创造，包括新的理论，新的知识，新的科学技术，新的文艺作品等。有些重大的文化创造会引起文化变迁，即文化内容和结构的重大变化。文化变迁的原因除了本民族的重大文化创造外，还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也是编辑活动的一项基本任务。

� 这样，在文化传播中就会出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碰撞，需要发挥编辑活动的策划组织和选择优化功能，进行文化整合与重构，以实现文化的整体创新。在整合重构中，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被保留下来，并得到新的解读和意义，在现代文化中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特质。外来文化的精华部分也被民族文化所摄取，成为民族文化新的特质。这种文化体系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 有的论者提出，创造性是编辑活动的规律。这种论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创造性的规律适用于人类的许多活动，因此需要揭示编辑活动的创造性的特点。编辑活动的创造性不仅指具体文化产品的创造(准确地说，是再创造)，尤其是指通过文化整合与重构所发挥的文化整体建构作用。编辑活动的产品，也不仅是具体的文化产品，还有由各种文化产品建构的出版文化体系，以及其中反映的理想信念、社会风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

� 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规律，反映编辑活动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传承积累和创新重构，都是文化发展的要求。没有文化的传承积累，文化就没有基础和灵魂；没有文化的创新重构，文化就没有活力和生命。而文化的发展又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它受经济、政治、科技诸因素的推动和制约。因此，这条编辑规律不仅反映编辑活动与文化的关系，也反映编辑活动与经济、政治、科技的关系。编辑活动不仅要适应文化发展的要求，还要适应经济、政治、科技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

第三，保证文化产品质量与掌握最佳传播时机相统一规律。

在编辑活动中，产品质量与最佳传播时机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制约文化传播的效果。徐柏容提出的质量与社会效益同步规律，是就质量与传播效果的一致性说的。逸士提出的最佳运行规律，则在质量之外，增加了时效性和编辑周期的因素，认为在最短的编辑周期内，完成高质量的定稿品，并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传播，才能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本文综合他们的意见，将文化产品质量、传播时机与传播效果作为编辑活动的基本目标，分析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

浅谈在声乐教学中体现民族传统的重要性（桃江七中 胡雪飞）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理论，也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春秋战国“声震林木，响遏行云”的具有高超水平的歌唱，到汉乐府的“相和歌”，唐诗宋词的“吟诵”，从宋代的说唱、元代的散曲、戏剧、杂剧，到明清的民歌、戏曲等，形成了丰富的声乐演唱形式和多样的声乐艺术风格，祖先们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文化遗产。

历代的民族声乐艺术家、理论家，对民族声乐艺术的唱法特点和表现规律都有精辟的研究、独创的论述和比较全面的总结。早在公元前春秋战国暑期的《礼论·乐记》中，就对歌唱的呼吸方法有“上如抗、下如坠”的呼吸支托感，对旋律的吐字和行腔要求“如贯珠”一样清晰流畅与精湛准确的论述。特别是到了元朝、明朝、清朝，声乐理论研究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诸多有代表性的优秀论著相继而世，有元朝南芝庵著的《唱论》，明朝朱权著的《词林须知》，明朝魏良辅著的《曲律》等，都是我国历代声乐理论著作中的精华。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全面地论述了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歌唱的技巧，咬字吐词的方法，作品的情感表现与风格特征，显示了对我国民族声乐演唱艺术独到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要求，对现今的民族声乐演唱艺术，无论科学性、实用性都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而作为肩负传播音乐文化与普及音乐教育重要使命的音乐专业教师们，重视和加强民族声乐教学，对声乐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声乐作为一门文化蕴涵极为丰富的表演艺术，不仅要展示出演唱者的技能，还要表现出作品中的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内涵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所以，声乐艺术又是一种民族文化。而说到对声乐传统文化的继承，其实质就是通过一定的声音技巧，去表现蕴涵在作品中的民族文化。众所周知，声音的技巧是以科学的发声理论作为指导，并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严格系统的训练才能获得。说到发声方法，多年以来，声乐比赛中对唱法作“美声”与“民族”的划分，好像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有很大区别，这一思想也曾渗入我们的声乐教学中，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似乎一定要区分好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才是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我们的声乐教学观念，特别是民族声乐教学观念，使我们的民族声乐教学被束缚在某种教学模式中，导致培养人才的单一性和“千人一声”的局面。但其实，科学的方法是由人声各器官及其在发声过程中的工作原理决定的，是符合人体发声生理运动规律的方法，根据人类发声器官的构造与发声运动原理的同一性，人类发声的科学方法是大体相同的。“美声”与“民族”应是在同一科学方法基础上的，不同的仅仅是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声乐艺术风格，而不应是唱法的分类。“Belcanto”原意指“美歌”，而并不是指唱法。纵观中西两声乐理论，美声唱法与我国传统的声乐演唱，在呼吸、共鸣等的要求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这些是歌唱发声的科学共性。美声唱法强调气息、腔体等，我国民族传统唱法中，早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关于气息、腔体、咬字等的论述，如：清朝的王德晖、徐沅徵《顾误录》中写道：“气由声也，声由气也。气劲而声发，声发则气振。……”唐朝的段安节《乐府杂录》一书中记载：“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吸乃噫其调，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所以把发声方法冠以“美声”与“民族”之分，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尊重人类歌唱在发声上的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而且，把两者作为唱法而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也并非根本意义上的对声乐民族传统的继承，且对声乐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具有积极意义。对于音乐专业学生来讲，不应被框定的某种“唱法”之中，这样将不利于他们的歌唱潜能的全面开发，其结果是声音表现单一，演唱曲目与不同风格表现的适应性不强。所以，声乐教师在上声乐课时，对学生尤其是初学者，不要冠以民族与美声之分，这样不符合音乐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然而，在尊重了客观规律、用好了科学方法的前提下，作为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还要体现其独有的艺术性。因为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形态与内容的传统。我国民族声乐艺术传统是建立在传统的民歌、说唱、戏曲和歌舞的基础之上。在声音上要求甜、脆、圆、亮等；在演唱上讲究以字行腔，声随字发；在表现上要求润色，讲究意境和韵味，并以情感表现为核心。这些在传统声乐艺术表现中的要求，构筑了我国传统声乐艺术的审美特征。由于语言是形成歌唱艺术风格的核心因素，在传统声乐艺术的审美中，“依字行腔，字正腔圆”是其重要的特征。所以传统的歌唱，历来比较重视咬字，对语言要求相当严格。在历代声乐理论中，对唱歌语言的论述也十分丰富，如清朝徐大椿的《乐府传声》中就写道：“凡曲以清朗为主，欲令人人所知唱之为何曲，必须字字响亮。然有声极响亮，而人仍不能知为何语者，何也？此交代不明也。何为交代？一字之音，必有首腹尾，必首腹尾音已尽，然后再出一字，则字字清楚。”传统声乐在演唱时除了要求“字清”以外，还要求正确地运用语气、语势、语法、语调等语言表现手段，并把它们同唱歌发声结合起来，把歌词的意境完整表达出来。所以，民族声乐传统的核心应是以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把语言与发声完美结合，并由语音音调特征而形成的歌唱韵味与风格。教学中对声乐民族传统的继承也应体现在科学的发声方法与丰富的民族语言的结合上。在对学生的训练中需解决好的歌唱技术问题，同样也应是在科学的发声方法基础上，掌握和运用传统和吐字、咬字技巧，并使两者有机、完美地统一在民族声乐审美特征的规范之中，从而赋予声乐民族传统以新的生命力，再现声乐民族传统的风采。也就是说，既要做到语言的吐字、咬字不影响喉咙的打开，气息的通畅和音色的统一，又做到声音的贯通与圆润，不破坏吐字的清晰与语言特色的表现，做到字声统一，声情并茂。

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风俗多样，语种丰富，各民族和地区都有其语言音调及发音的特殊性，由语言音韵的不同而产生的演唱风格也不尽相同。所以，声乐民族传统中的艺术风格应是丰富多彩的。在教学中，继承传统、发展民族声乐，仅用国语演唱好具有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还不够，还须用不同方言演唱好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民歌等。相比之后，后者比前者更为必要，因为它是我们声乐民族传统的重要体现。正是由于多地方、多民族的民歌演唱，才汇聚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绚丽多姿的声乐艺术风格。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民族文化离开了传统，其文化就会因无根基而枯竭，甚至消亡。但是民族传统也应是变化发展的，它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民族审美意识及观念的更新和审美水平的提高而变化的，它的变化发展体现的是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而且，传统的并非都是最优秀的，继承不是为了还原，而是为了发展。意大利“Belcanto”之所以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歌唱艺术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在几百年的历史中，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使其在继承与发展中逐步走向完善。它不仅拥有科学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和一整套丰富的演唱曲目，而且它与各国的语言相结合，并在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不同国家和民族声乐美学特征的“Belcanto”歌唱艺术风格。如今，它早已走出国界，成为人类共同的世界性歌唱艺术。而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要发展，走走向世界，则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唱歌艺术经验，不断有所创新和发展，并在继承中学习其精华，完善其不足。由于我国传统的民族声乐艺术中，存在着声部划分不细，歌唱时喉咙不够打开，声音支点较浅，造成声音线条过细，缺乏浑厚与力度，在表演风格磅礴的歌曲时，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没有气势。这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提高的当代民族声乐审美的要求，也不能满足现代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所以，在教学中，应当地民族声乐发声方法中的精华为基础，学习和借鉴当今世界科学的发声方法，结合我们传统的吐字、咬字技巧以及声音的润色与民族情感的表现方法，既充分体现出民族性，又体现出科学性与时代性，与时俱进，才会让我们民族声乐艺术永远立于世界之林。

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是要实现国家的统一。诸侯国之间必须拥有和谐的关系，明确诸侯国与中央的关系，重新建立礼乐制度，这样才能使得国家一切活动都步入正常的轨道上来。

 大一统思想的现代价值：

1、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被提出。从此，各民族间的团结就变得有理有据——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理应相互尊重，平等互助，各民族间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血肉相连的。

2、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中央政府依据大一统思想，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各种权利，以此打破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上的隔阂，维护民族团结。比如，在新疆，中国政府普及少数民族的教育，推进汉语教学，鼓励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姻，有效地保障了新疆的稳定。

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这种“大一统”观念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进去，这种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在民族心理的深层所建构起来的，这种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是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所积淀和形成的。

这是时刻凝聚和团结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这是华夏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得以增强的一种生动体现。

孙中山游历西方各国，对西方的政治民主、人权平等深为向往。戊戌维新失败后，他深感改良主义在中国不可行，于是力倡以暴力推翻清政府以达到政治革命的成功。为此，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以排满革命为己任，主张通过政治排满来达到民族革命的目的，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共和国家，达到保国保种之目的。在孙中山看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民族复兴必须以国家振兴为基础，而国家振兴则要依靠民族革命与民族运动。

　　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国家的责任，就在于屏障民族，使民族有着强力的保障与安全。“一种族与他种族之争，必有国力为之后援，乃能有济。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除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故曰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而最关切于人人一己之事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441页。后引该书简称《全集》，不再注明版本)孙中山将建立汉民族的国家与每个汉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主张民族兴亡乃是政治国家必须担负的责任，没有政治国家，就没有民族的复兴与安全。这种国家与民族的辩证关系，是孙中山对古代华夏民族观念中国家、民族认同一致性的继承和发展。

　　应当说，孙中山的这种以国家为民族保卫的屏障，以此来“卫国保种”的认识，是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思想基础。在他看来，要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就必须解决专制政治制度问题，实行政治民主、共和与民族平等、和睦。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推翻清政权，建立共和政府，来维护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平等、和睦与团结。为此，孙中山主张高扬种族与国家的旗帜，作为排满救亡的政治与民族解放的双重口号。

　　从政治革命的角度说，孙中山反对满清政权；从民族主义看，他又继承了传统中国的各民族淡化血缘而族种兼容的观念，认为只要是不妨碍政治民主革命的进程，不论何族都是朋友、兄弟。因此，他在主张要将满洲贵族与人民、满洲王室与平民相区别时，强调了民族主义价值观，但是这种价值观并不排除实行同一共和国家内的多民族认同、平等。而当时为什么要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提并论，就是要倡扬一种新的民族革命观，这就是要将民族平等作为政治革命的另一目标，将国家的共和革命作为民族革命的手段，达到国家与民族的共荣，而不是族类的相互排斥与迫害。“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这样，孙中山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平等、共和，是通过民族情感、种族认同，来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并不是单纯的“夷夏之别”种族主义。在孙中山的心灵深处，并不排斥满清的大众、百姓。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华民国建立前，孙中山的种族认同，实质是在满汉对立、汉民族情感激烈时的一种倡兴政治革命的手段与舆论。而他正是通过这一民族革命的纲领，才在革命派内部取得了高度共识，对凝聚反清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成立后，高扬“中华民族”的旗帜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掌握了政权，形势的变化促使孙中山进一步思考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一体化的问题。从民族革命到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将国家认同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多元一体化认同相结合，这正是孙中山建国后的思路。

　　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主张中华民国应当是一个新的、由大中华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亦同此。”(《全集》第二卷，第2页)五大族内部，尤其是与汉族之间实行平等原则，不仅是“为一人”，而且要“成一家”，“满、蒙、回、藏之待遇，与汉人平等”(《全集》第二卷，29页)，“今者民国成立，政尚共和，合汉、满、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犹是一族”(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56页。后引简称《集外集》，不再注明版本)。孙中山还将之付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全集》第二卷，220页)，这说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已经延申到了法律与制度层面。

孙中山还主张消除国内各族间的名称与界限，认同于融合各族的中华民族。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和明确的过程，即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一体化发展，过渡到超血缘、种族而以国家为范围的民族多元一体化，也即将民族认同与新的共和国家认同相结合。在建国之初，孙中山曾主张以汉族为主体实行超血缘的种族同化政策，以达到民族与国家的同一。如1912年3月，由孙中山起草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实行种族同化”(《全集》第二卷，160页)。其种族同化的办法是民族间杂居和推行文化政策。尽管以后孙中山仍然坚持五族共和的主张，但以汉族为中心实行种族同化政策，与他一直坚持的五族平等并非没有矛盾，并且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难以达到民族国家认同的实际效果。

　　在吸纳世界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后，孙中山于1919年提出了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一中华民族的思想，“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欧而为世界之冠。”(《全集》第五卷，第187—188页)1921年，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集外集》，29页)如果以1919年为分界线，那么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的目标发生了一大转化，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个强大、繁盛的中华民族的积极目标转化。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全集》第五卷，527页)。但统一国家内民族融合与相互认同又是其存在的前提，其思想基础就是一种新的中华民族的共和精神。这种民族的共和精神应当抛弃过去华夏民族狭隘的家族、宗法团体与小血缘思想，以国家和大民族精神为重。他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全集》第九卷，188—189页)所以，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来振兴国家，并强化对民族、国家认同性的认识，是解除亡国灭种之忧的最佳途径，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法宝。

　　孙中山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思想的特点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思想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1、主张民族间血缘、族别的兼容性以及与政治国家在外延、内涵上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各民族都不能局限在自己民族狭隘的血缘族种、种姓范围内，而应当在一个国家的大范围内形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这就是应当泯灭过去汉族宗法制度中的“小血缘”家族、宗族思想意识，而以超越血缘种族的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合小族为大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只有树立了这样的民族思想与意识，才能合各族力量于一体，振兴与保持国家与民族的繁荣、团结、稳定。

　　2、强调国家在民族发展中的屏障与安全作用。在孙中山看来，“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所以，新的中华民国应当是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外在保障，是“卫国”与“保种”相联系的主权国家。而防卫帝国主义的侵犯，保持国家领土的完整、民族的团结，是国家应当承担的职责。所以，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在认识上应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应当在一个层面上统一起来。

　　3、重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看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不是汉族自己的单一文化传统，而是融合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集合而成。因此，民族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要在民众的思想中持久地建立起来，就必须要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培养优秀的道德文明。同时，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道德文明是远远超越西洋文明的，“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高若干倍”。所以，他期望通过继承中华四千余年的礼义仁爱诚等道德规范，来提高民族精神素质，提高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自信，由此凝炼出一种民族精神，形成一个共同的超种族文化理念的文明。

行吗

1、中国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共同生产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特别是外来民族的汉化

2、各民族之间的互通婚姻，互相帮助

3、在对抗外来侵略时，特别是对抗欧美列强和日本侵略时同仇敌忾，全民族抗战

4、各民族大众在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即封建统治阶级时形成的感情

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发展历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正是这种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的中华民族精神,才使中华民族能饱经沧桑而不倒,历经磨难而不亡,才使中华民族始终以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只有正确理解民族精神，才能更好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正确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发展历程，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更好地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

一、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千百年实践中形成的对自己的祖国最诚挚最深厚的情感。它是民族凝聚的强大力量，是动员和鼓舞人们为自己的祖国生存和发展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一面旗帜。爱国的内容十分广泛，热爱祖国的山河，热爱民族历史和文化，关心祖国的命运，在祖国和民族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在民族精神这个统一体中，爱国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它渗透在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贯穿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始终。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长期相互交流、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民族心理，凝聚成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不仅表现在各民族之间平等交往、共同发展，而且表现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上。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不仅是陶冶性情、磨砺人格的重要环节，而且是立身、持家、治国的根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独立自主、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精神的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是激励中国人民不断开拓创新的不竭精神力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四者相辅相成

陆游是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他一生的抱负和理想都献给了国家。他的大部分诗歌也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陆游，浙江绍兴人，出身官家，生活贫困，学习刻苦。他出生在宋金战争的烽火年代。他从小被流放，受父亲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思想。

29岁时，他去临安参加考试，但由于某些原因，他激怒了秦桧，被免职。直到秦桧死后三年，他才被使用。

他始终坚持拒金，1158年任宁德县县长。根据记录，他善于管理政治，热爱人民。浙江绍兴建湖村还有一尊陆游雕像。

在政治上，陆游主张进行坚决的抗战和补充军备，但他总是被投降派镇压。

48岁时，他被调到宋金对峙的前线。虽然他只是一名文职人员，但他也负责检查军事局势，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和恢复做准备。

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当时的朝廷放松了警惕，不太关心军备问题。这时，陆游也被调离了前线。

但这与他为国家服务的热情无关。陆游在极度悲痛和愤慨之下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古诗《金错刀行》。

金错刀行

南宋·陆游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

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

呜呼！

楚虽三户能亡秦，

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从诗句中“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写的铿锵有力。

能看出陆游一腔的抱负和热血因朝廷的软弱而无处安放。 只得回归田园生活的无奈和悲愤。

陆游的一生是为国为民的一生，是有着不屈傲骨的一生。

可惜当时时局动荡，朝廷软弱，陆游最后也没能施展他最大的力量。也算是历史上唏嘘的一笔。